過去的一個個瞬間，如果我在當時就已參透，便不會鮮明而煥然一新地穿過我的當下。或許我當時應該不斷重複經歷，或者乾脆避免讓它們發生。每個事件都會有一段空隙，在這段空隙裡我們絞盡腦汁思量，何時何地在誰面前應該說什麼，還是應當保持沉默。在高壓監督之下，大家開動腦筋想出一些不可能被禁止的方法：工廠開會時，或在審訊中，用沉默來表達自己的厭惡，這是一種可見但無從證明的態度；被逼無奈時，說話卻不回答，只把對方的問題拾起，不斷重複其中的詞句，帶著它們在曲折的小路上奔跑，以達到欺瞞和迷惑的目的。或許我應當本能地與這紛亂保持距離，防止它完全到達大腦，在我所有熟悉的恐懼之上平添一份無知，伴隨我的感官，讓我對後果無法瞭然。我想，我們的大腦中有一個保護裝置，像鐵路道口的欄杆，在火車疾速駛來之時可以關上。我至今仍為當時對事物的片面理解深感羞愧。當下在經過我時為未來交運的行李，我很少能夠辨認。事後並不關心過去與當下，記憶中的當時和現在，轉天也成為記憶。它們不會按時間順序穿行在記憶中，而是以事物的多面體顯現。不斷變化的細節相遇後，重新結成對子，在每一個新組合中面貌各異。大腦中留存的最少許的記憶大肆搶劫，事後借人們想象中對事物的瞭解，恬不知恥地成為新事物。這少量的記憶為著當時不必去做不值一說的東西，與當下討價還價。與當下的結合體陰險地將過往的第三、第五或者第二十個立面暴露出來，它們曾藏匿在眼睛後面太近或眼睛前面太遠的地方。記憶有自己的日曆：過去很久的事情，在記憶中可能像昨天剛剛發生的一樣。我要說：在觸控與釋放的不斷反覆中，我在當下遇到了我的過去當下(vergangenwart)。關於這一點我需要舉例說明。
剛到德國不久，在開往馬爾堡的火車上，我遇到「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我住在馬爾堡大學的招待所，它位於蘭河河畔的一個公園裡。我望著河水，不斷重複著啦——啦——拖著長音，直到河的名字啦啦像一首歌，在上顎水一般清涼。河中的礫石不深，墨綠色的公園裡，房子白得發亮。在一個剛從貧窮國度跑來的神形疲憊的女人眼中，這景色之美讓人害怕。我一個人坐在那兒，玩著啦啦遊戲，嘗試接近這暴露了我煩亂的完好地點。我強迫自己信任此地，讓目光平靜下來，重新適應美的事物，不去想那些仍被獨裁政權摧殘的親友。若不是眼前出現了三隻白鴨子，我或許真的可以暫時忘掉一切：空洞的水流進鴨子黃色的嘴，它們搖晃著腦袋，划著蛋黃色腳蹼，嘗一嘗水滴，又吐出來。它們在吃水而不是喝水。鴨子的嘴成了黃金餐具，腳蹼變成金制的混水器。我長時間沉浸在這樣的幻象中。當時獨裁者還在位。我在羅馬尼亞時，人們盛傳齊奧塞斯庫用金子做的餐具吃飯，浴室用的是金制水龍頭。
現在和過去的細節就這樣彼此相聯絡，過去當下突如其來、毫無道理、未經許可就出現在當下。我以前並不相信苦難國家黃金國王的傳說。馬爾堡之行後過了很久，人們在盤點他的財產時證實了這些，我才不得不信。為什麼恰恰在蘭河的鴨子身上，我看見了以前從未想過的獨裁者的黃金餐具和水龍頭。我想起工廠的午休時間，工人們在酷熱難當或冷冰冰的車間裡，在一汪汪機油坑之間，就著報紙包的變了味的豬油，神情黯然地啃著硬麵包，白酒瓶從一個人手裡傳到下一個。我一直以為黃金餐具的傳聞是人們瞎編的，是窮人對富人生活的一種愚昧想象。然而在馬爾堡，白鴨子金色的咂巴嘴兒和渾水讓我感覺噁心。我對暴發戶獨裁者的鄙視由來已久，我瞭解他，也瞭解幾十號工人，他們每天——包括在我看鴨子的時候——在油坑之間吃著變味的豬油。在德國的餐廳裡，食物端上來之後，我不止一次忍不住流淚，想起工人們吃飯的情景，我很餓卻沒有胃口，想到那麼多我愛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被剝奪了的東西有多少。
蘭河畔的三隻白鴨子作為過往向我走來，它們吃水的樣子令我反胃，讓我頭暈。河面波光粼粼，河水上漲。在距離苦難千里之外的完好地點，令人厭惡的獨裁者把他的金子一點一點塞進別人的五臟六腑，這不也是一種傷害嗎？
當下與過往相互交叉，彼此剝離了意義，把對方拉到無以想象的規模。這時的人既癲狂又極端正常，神情恍惚，一邊接受攻擊一邊保護自己，愚蠢的話語進進出出，內容卻都一樣。我對自己說，一個滿身皺紋一臉憂鬱的苦難國王不應當是三隻鴨子的同謀，他犯下的罪行與它們毫無關係。也許關鍵就在這裡：正因為無關，它才開啟了蘭河邊反常的共謀關係。你可以閒逛，蘭河可以流淌，幾天後你可以對別人說，蘭河之濱很美。但你在鴨子吃飯與渾水時看到金馬桶的事卻不能說，否則你會讓人厭煩，讓人懷疑你有神經病。關於馬爾堡，關於蘭河邊自找的噁心一個字都不能提，甚至和女友在冷飲店喝著蘭河蘇打水時，當她問你：去過蘭河邊了？你也只能簡單地說句：是啊……聽起來像啦啦。你趕緊換個話題，好像蘭河是水，是街道，還是疾病，對你來說都無所謂。你保護著自己為蘭河做的標記，沉默著，讓別人以為你並沒有特別留意這塊美麗的地方，這個國家的當下。
在蘭河的鴨子之前，我還提到過，我在去馬爾堡的路上認識了「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我不認為她在睡覺，她只是好幾個小時閉著眼睛，那是她的工作。你認識英格·文策嗎？她三十出頭，金色捲髮，臉頰瘦削，修長的脖子上掛著金項鍊，斜掛在她睡覺的方向，也就是白色睡衣的左肩帶邊。我不知道她眼睛的顏色，因為她始終沒有睜開過眼睛。枕頭和被子是暗黃色的。我走進車廂，順著行駛方向靠窗坐下時，吸引我眼球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她的白色睡衣，有三指寬的肩帶，它和我到城裡上女子中學前的那個冬天，外婆為我縫製的睡衣一樣。英格的睡衣，就在我當年從村子坐火車走向世界時揹著的大塑膠口袋裡。我還記得它從裁剪、縫製到成衣的全過程：料子不太夠，上肩後睡衣顯得太短。為了保證衣長，外婆決定給它上個肩帶。肩帶把睡衣加長了二十公分，但裸露的肩膀也不好看，外婆說，肩帶有三指寬比較好，這樣看起來像個有教養的四方領口。可是料子只夠一指寬的帶子，這樣倒是更漂亮，她說，但穿著睡覺恐怕不大舒服。不過城裡的水泥房不會像鄉下的房子這麼冷，而且在村裡看著不大合宜的東西，在城裡恐怕倒是合適的。反反覆覆試了幾次，她終於把略窄的肩帶縫上，滿意地取下大頭針，拿走剪刀和線，蓋上縫紉機的蓋子，把睡衣熨好，放進我裝滿了「城裡衣服」的手提箱。可是幾天以後，她又把它取出來，開始在肩帶上鉤花邊，一種橢圓的孔形圖案。蕾絲花邊使睡衣看起來更「不規矩」，我相信她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我永遠不會知道，她用這橢圓花邊把肩帶加寬，配上更多的金銀絲線，是想讓睡衣顯得更規矩還是更不羈。或許她只是因為閒著沒事，就用鉤花邊來打發冬天漫長的時光。做針線時一定有一股吸力經過，因為蕾絲在她手下一排比一排更接近漂亮的雪花圖案。耕地在冬眠，不再有腳印出現，露水與霜凍脆弱的美交相呼應。田埂的最外沿，雪是最美的覆蓋。太陽和月亮像咬玻璃杯一樣啃齧著雪地，讓它長出鋸齒形手指和腳趾。在當時看來，我的睡衣是扦著鄉村冬日花邊的城市睡衣，今天，如果穿在英格身上，那就是一件在城市穿的鄉下睡衣：在面料短缺和對城市女子充滿偏見的窮鄉僻壤，睡衣成了有蕾絲花邊的露肩低領衫。外婆做衣服最在意舒適度，總要比正常尺寸寬鬆一倍。這件短睡衣依然很寬大，我還以為料子很富餘，只不過外婆在裁剪的時候把寬度當長度了。
英格·文策就這樣身著一件巴納特施瓦本睡衣睡在穿行於德國各城市間的列車上。那件睡衣我一直沒穿過，我把它放在了櫃子的最底層。從蒂莫什瓦到布加勒斯特的一個冬夜，行程八小時的臥鋪車廂裡，我在陌生人身上又與它相遇。那是一趟死亡之旅：我走進候車室，三個警察等在那裡，一個穿制服，兩個著便裝。制服警察沒收了我的車票和證件後就消失了，留下我和兩個便衣。他們要查我的旅行袋，我指著其他旅客堆成山的箱子、口袋和行李，拒絕搜查。我去布加勒斯特是和西柏林的編輯會面，電話里約的，肯定是被監聽了。我家沒電話，去郵局要的西柏林電話，填表後等了三個小時，這段時間足夠通知到他們了。況且，國際長途視窗原本就是獨立的，電話亭和國內的不在一起。我估計所有的國際長途都被監聽，儘管多數都是表姐妹、長筒襪和問候之類的內容。便衣是情報人員，很清楚我去布加勒斯特做什麼，他們是想沒收我的手稿。其實手稿不在包裡，早已經到目的地了，是一個朋友在前一天坐夜車帶走的。但我包裡的東西更危險，是一封給國際人權組織的信，是列著被監禁人員的名單。我包裡裝的不僅是我自己的幾年徒刑，還有那些完全信賴我的人的。便衣告訴我哪兒也不能去，除非去見鬼，「睡牢房比車廂更好，因為床不會晃來晃去，除非地震……」，說到這裡，兩人哈哈大笑起來。旅客們提起自己的行李，從候車室漸次走向月臺。他倆嘀咕了一陣，其中一個伸出食指在地板上畫了個圈，告訴我不能出圈，一步一釐米都不行，然後也離開了。旅客都到了外面的站臺上，候車室高大、寬敞、空曠，空氣中散發著跳蚤粉和氯的氣味。我兩腳間挪著旅行包，抬頭看牆上的畫。一幅是聯合收割機的油畫，農婦天真地笑著，小腿肚像粗壯的黃瓜。晚秋的園圃中總能看到這樣的黃瓜，因為太苦，無人採摘。旁邊是一幅工業主題畫，工人階級站在高爐前如沐浴在紅色的晨霧之中，手拿長長的鋼釺，臉骨呈幾何形狀，下巴被畫成難看硬朗的三角形，像一個長著狗嘴的男人。我臉靠在牆上，閉上眼睛緩解一下緊張情緒。等我睜開眼時，鼻子前面有個蟑螂順牆在爬，在角落的牆根處沒抓牢踢腳板，摔到了地上。我看著它，沒有好奇，沒有所謂，我對自己也無所謂了。我的腦袋是個死角，在看到蟑螂後不再顧慮什麼了。我拎起旅行袋，挎到胳膊上，離開了他們為我劃定的圈兒，既沒有車票也沒有證件，徑直向大門走去。我的腳在行動，腦子卻沒有動。便衣就在站臺那兒等著，那瞬間我明白了他們的計劃，那骯髒、陰險的設計。他們只是在試驗，看我沒有得到指令前，在沒有證件和車票的情況下，敢不敢離開。他們以為我會像木頭一樣在候車室傻站著，等列車開走後，再回來告訴我，我本來可以上車的，沒人攔著我，是我自己在候車室裡耽誤了，和他們沒關係，他們壓根兒就沒在這兒。另外一種可能是：列車開走後他們回到候車室，「驚訝」地發現我又有別的事，不打算去了。他們明明白白告訴過我，他們會在站臺上等我，但我太笨，誤會了他們的意思，連這麼簡單的話都理解不了。這兩種設想對他們來說都是好玩的遊戲，威脅中含著詛咒、粗俗的挖苦和傲慢的下流想法。現在我來到站臺上，他們為這第三種可能性也做好了準備：兩人把我夾在中間，胳膊肘來回撞我，用腳踩我。我在他們倆中間晃來晃去。他們不說話，我也沉默著，緊閉雙唇。我不會給他們可乘之機，以防禍從口出，被扣下來。我們的身體無聲地衝撞，彷彿誰都不會說話。雪鋪在地上宛若麵粉，月臺上沒有燈，漆黑一片。所有旅客都上了車，車站上空蕩蕩的。我聽到自己踉蹌和摔倒的聲音，彷彿來自別人。我一次又一次爬起來，趔趄著，彷彿便衣根本不存在，在夾縫中順著列車一直走到臥鋪車廂，走到月臺的最末端。他們分站在車廂入口的兩邊，左邊的把車票遞給我，右邊的把身份證遞給我，獰笑著說「旅途愉快」，聽著卻像是「最後的旅途」。我上了車，他們也跟著上來。上車也在第三種版本的設計中。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們也許會趁夜深人靜，把我扔到車輪下，類似這樣的「自殺」不勝列舉。我看著他們從車廂尾部向下一節車廂晃過去。他們在執勤，沒有行李。我想，這也許是我一生最後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失誤。我不該上車，在這荒無人煙的地區行駛好幾個小時的列車上，為他們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我睡的是下鋪，這也是一個可能被連夜帶走的徵兆。上鋪是個五十歲左右梳著高高發髻的女人，她的髮型看上去像一隻帶蘑菇傘的茶壺。女人站在車廂敞開的門前走廊上，透過窗玻璃看茫茫夜色。茶壺髮髻女人會不會是便衣安插的同謀？我向列車員出示車票和身份證的時候，希望從他的眼神和嘴角判斷出他是否知道秘密警察的計劃。我發現他在茶壺髮髻女人那兒停留的時間和在我這兒一樣。列車員走後，雖然門敞著，我還是脫掉衣服，睡褲裡穿著褲襪，上床，蓋上被子，在被子下把信塞到長筒襪裡。躺了一小會兒，起身匆匆走向洗手間。我把信封撕碎，扔進便盆，沖水，把信順牆塞進一根生鏽的管子下。回來時，茶壺髮髻還站在窗邊。我鑽進被子，一遍遍地數髮髻女人套頭毛衣背後的條紋，是二十一道，沒錯，一直數到她走進車廂開始換衣服。我臉衝牆。等我再回頭時，只見她淺藍色休閒裝上套了件有蕾絲肩帶的白睡衣。她把細細的淺藍色肩帶從肩上褪去，輕晃幾下，淺藍色落到地上。她高高抬起腿，好像在邁一個水坑，然後拾起淺藍爬上床。脫衣時她有點不好意思，但我必須盯著她，判斷她是否和兩個便衣有瓜葛。淺藍色，尤其是有肩帶的白色睡衣，讓她看起來是清白的。她不必一起動手，只需在設定的時間，那兩人到來之前，將我麻醉。等我失去了意識，和那兩人一起坐到下一站，或者，等到了早晨再回家睡覺。她可以休一天假用來補覺。車廂的燈還開著，她已經睡著了，發出深沉的呼嚕聲。真這麼快，還是她在假裝打呼，為了迷惑我？穿著白色睡衣的人也會假裝嗎？我不敢睡。車廂裡完全暗了下來，暖氣燒得過熱，我感覺整個車廂都被裹進了茶壺髮髻。空氣凝滯沉重，眼睛脹痛，像呱呱叫的青蛙的白色尿泡。我開始捂著嘴無聲地哭泣，枕頭也被浸溼。我覺得自己像個可憐又可悲的蠢婦，自己往圈套裡鑽。我把枕頭換到乾的一面，腦子裡開始默誦詩歌，嘴裡哼著歌兒：雪是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雪是白色的，我想躺著躺著躺著，躺在雪下面看。我在心裡把它唱了上百遍，火車搖晃著為我伴奏。直到天亮，茶壺髮髻還在打鼾。我這時才敢相信，便衣不會來了。他們錯過了黑暗的保護。我溜進廁所，把信取出來。
因為「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的白色睡衣，我在去馬爾堡的火車上憶起了這趟黑暗中的死亡之旅。後來我在車上經常能看到英格·文策，她躺在所有路段上，穿著我熟悉的三種睡衣：一種是與村莊告別的雪地齒形吸力睡衣，第二種是茶壺髮髻女人的睡衣，第三種是毛皮師傅的禮物。我被鐵絲廠開除後，冰箱、地毯、傢俱和房子都沒還完款，失去了經濟來源，就去做家教，給蒂莫什瓦的一個皮毛廠大師傅的兩個孩子教德語。我沒打算和這些人有什麼私交，能付得起學費的都是隨遇而安的人，或是中產階級。我可以在他們家裡吃飯，可以和孩子單獨在一起，但前提是他們不知道我是國家敵人。但事情到了末了幾乎都一樣：雖然他們很滿意我的工作，但幹了幾個星期之後，迫於秘密警察的壓力，他們只好勉強找藉口把我辭退。他們也為自己一貫的服從感覺羞愧。
毛皮師傅經常出國，成箱成箱地帶回便宜的化妝品和衣服，回來能賣個好價錢。一天，他送我一頂從廠裡偷的海狸皮帽子，這是他第三次偷帽子。當時正值春天，他在帽子的絲綢襯裡塞了一件花邊睡衣。因為有白色襯裡，我把帽子轉送朋友了。睡衣的面料是透明的尼龍，穿起來抖抖簌簌，產自匈牙利。居民樓冬天凍得人牙齒打戰，夏天熱得像桑拿房，不適合睡眠。睡衣像一件長及小腿肚的沒有掛鉤的賽璐玢窗簾，匈牙利人甚至把短短的袖口做成了喇叭形。貧困的東方如何想象西方資本主義的奢靡，看看皮毛師傅的塑膠衣服就可略見一斑。和外婆的雪地齒形睡衣相比，它的性感嘗試徹底失敗，淪落為粗俗的模仿。這粗俗，和感覺低人一等的秘密警察在審問時，把西方說成娼妓遍地的粗俗是一樣的。他的論據來自剽竊，這睡衣則是嫉妒和鄙夷結合的產物。賽璐玢睡衣在莊嚴地舉行著一場感性損失儀式，是羅馬尼亞貧困的日常生活還無法企及的。這件睡衣也被我壓在箱底，出國前我和朋友一起在跳蚤市場把兩件一起賣了。為了招徠顧客，朋友揮舞著那件雪地齒形睡衣，他了解它的來歷，所以這樣大聲張羅著：「穿上這件睡衣，會像冬日風景一樣睡個安穩的好覺！」一個滿臉雀斑的年輕女人上鉤了，把它買了下來。然後他開始揮舞匈牙利仿品，管它叫「淫蕩小衫」，喊道：「這可像是海水泡沫一樣的溫柔夢鄉！」身邊沒人的時候，我們笑得直不起腰來。最後，一個鑲金牙的老太太買走了淫蕩小衫。這世界瘋了，朋友斷言，莊重的睡衣被年輕女人買走，而淫蕩小衫則進了白髮老嫗的衣櫃，她大概期待著一場遲來的愛情。殊不知正如社會主義不允許性愛一樣，她的期待註定不會實現。也許她是買給她女兒的，我說。
去馬爾堡的車廂裡看到英格·文策的睡衣時，這個故事也在延伸，橫穿當下。這是睡衣的第四種形式，也是第一種毫無知覺的。因為在這德國的列車上，它不會了解，有人在夜車上只能聽任擺佈。跳蚤市場上叫賣睡衣的朋友，兩年後，也就是齊奧塞斯庫倒臺的前半年，被吊死了。他寄給我的最後一張卡片上寫著：「有時我必須咬齧自己的手指，才能感覺到自身的存在。」他被吊死在家裡的坐便器上方。驗屍不被允許，公開的結論是自殺。受聯邦鐵路的委託，英格·文策在前往裡米尼的路上，在座位上方的臥鋪睡覺。她不曉得人們也會被接受了任務的人從睡夢中叫醒，然後就此死掉。在我的國家，這樣的「自殺」事件經常發生。
我發現，是事物決定著一個人，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在哪裡憶起過去的人或場景。那些由堅不可摧的、沒有生命因而更持久的、與我們自身完全不同的物質組成的事物，決定著它們在大腦的迴歸。事物在出擊之前先撤身，以偶然的露面回望過往，通過當下把過往推向頂點。儘管我在德鐵上是第一次遇見英格·文策，她的白色睡衣卻承載了我的從前，無法避免地擔當起睡衣的第四種形式。多年以來，我幾乎忘記了前面三種睡衣。最後這種形式違揹我的意願，也違揹我的記憶，讓我重新憶起從前。不是英格·文策的睡衣我不會回想以前的睡衣，不是以前的睡衣我也不會在英格的睡衣中看到更深的維度。列車上的一件衣服決定了我頭腦中的車站。總是物品先形成共謀，周圍的人與事便俯首順從。因此這裡的人們大多以為，我們必須與現實打足夠多的交道，才能真正忘記過去。而我的經驗是，人們愈是認真地參與當下，過去就愈加清晰地回到我們身邊。
現在的物品怵然將我的過往拖來。它們之中隱含時空交錯，其耀眼的細節被重新拖回物品之前熠熠發光。我越是仔細觀察當下，它越是急切地想成為過去的範式。我腦子裡如果沒有當下，也就不會擁有過去。
過去與當代的劃分本應交給時間，而德國文學批評界往往要依從空間準則，其實就是屬地關係準則。如果我作品的主題是十年前的羅馬尼亞，那就意味著我（一直還在）書寫過去。然而，如果一個德國作家寫戰後、經濟奇蹟或是1968年的學生運動，人們在閱讀時則認為那是當代題材。這裡的過去，不論需要追溯多少年，依舊是當代，因為是在「這裡」發生的，屬地關係把它們聯絡在一起。像亞歷山大·蒂斯瑪(aleksandartisma)或凱爾泰斯·伊姆雷這樣的作家不會屬於當代範疇，因為他們在空間上不屬於這裡。我來到了這個國家，但我的從屬性需要商榷。哪個時間點是過去與現在的分界，將來從何時開始，明天？下週？明年？還是十年以後？
我從第一本書開始，就在城市描寫距離三十公里外的村莊，就在書寫過去。空間的距離不大，但現實的落差很大。施瓦本村莊的主題，讓我活在自己的過去和父母的當下。他們把我送到城裡上學，本意是為了我的未來，我的未來為他們的當下產生了不少花費。我們家沒有任何藏書，在家人眼裡，讀書是不靠譜、「不正常」的事，所有印刷出來的東西都是用來騙人的。他們很擔心我，因為「寫作比疾病還危險」。母親說，寫作會讓人得精神病的。他們支付我在城裡的房租和伙食，等於也在資助我的寫作，而我寫自己的過去卻傷害了他們的當下。寫作粉碎了他們對我未來的設計，毀掉了一個未來的城裡「女教授」的前程。母親說，我們把你送到城裡可不是為了這個。他們用於支付我的未來的錢，被用來傷害他們自己。和睡衣一樣，我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將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攪成一團。
我只想探討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之路途上的睡者——的時刻，探討身為商店女裝部模特的英格·文策，以及她在男裝部的哥哥雅各布的時刻。但睡衣披著其他時光的外衣，滯延著立體模特的故事。過去的人和事在記憶中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不會走向它的反面，而物品卻相反，它們從過去的事件中時而誘發恐怖的可笑，時而誘發荒謬的憂鬱，事後再為它們披上另外一件皮膚，在描述時可以不加輕視地對它使眼色。
在講述女裝部模特英格和男裝部模特雅各布之前，我想提一個問題：你們知道「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嗎？那是德國鐵路八十年代為臥鋪車廂做的一幅廣告畫，約二十釐米高，三十五釐米寬，配咖啡色的塑膠框貼在所有車廂的牆上。我也注意過這一時期的另一則廣告：一輛微微彎曲的火車像一尾發光的蛇穿過暗夜。但這則廣告根本不是「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的對手。
我被「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深深地吸引。一次我在一家服裝店看見一個櫥窗模特，心想：現在「英格·文策從裡米尼回來了」。英格穿著秋裝，站在離角落一步之遠的滾梯後面、客戶通道的第一個拐彎處。每次換季前，她都會減輕一部分體重——衣服對她來說都會大一手寬，在背部用別針彆著。商店裡的英格和我最好的女朋友一樣，又高又細像一根柳條，身體在衣服的包裹中十分迷人。她每週去裁縫那兒三次。當她身著時髦的新裝漫步在林蔭道時，裁縫已經在趕製下一件了。就是她，這個渴望生命、步履輕盈的城市孩子，眼波會漂亮地流轉、從不鑽詞語牛角尖、像鄙視感官破產一樣鄙視專制的朋友，她死了，和幫我賣睡衣的朋友一樣。是的，我在商店裡看到英格和她哥哥時，彷彿人們把年輕的死者放進商店，委託他們代理新一季的服裝。現在，他們沒有了生命，持久耐用，不再脆弱——他們已經變成了物品。他們穿起新衣，引領下一季的潮流：沒有髒汙，沒有皺紋，沒有汗漬，也沒有了感情，只承擔著委託，留意女人在試裝時，妝容和口紅是否會弄髒衣服，男人在試褲子時是否會把鞋脫掉，留意紐扣不要被弄丟，衣服試完後要重新掛回原處。最重要的是，拿了衣服的顧客要到款臺付款。英格和雅各布，誘惑著，也在監督著。其他客人會怕他們嗎？我會怕。雖然我知道模特就在滾梯後面，但每次都會嚇一跳。英格·文策一定認為我哪兒不大正常。
我在英格和雅各布面前總感覺自己形跡可疑。他們暗中觀察著，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他們是活人，只不過與商店簽了立體模特合同，不能洩露自己活著的秘密。我沒有偷過他倆的東西，但我是有過劣跡的。在羅馬尼亞，小偷被抓住後，要連同贓物一起拍照，像蒙羞的畢業生，標上名字和年齡，張貼在商店的公示欄。二三十張臉上是恐懼的表情，胸前舉著一盒火柴、一塊香皂或是幾根蠟燭。生活無望之時，我也在商店偷過小東西。對我來說，恥辱牌上的臉龐比光榮榜上的優秀員工感覺更親近，那些都是阿諛奉承的馬屁精，為執行別人的計劃——即便是謀殺——而活著。似乎專制政府的道德衛士帶給我的恐懼還不夠，我要讓自己的心臟加倍危險地跳動。我的神經已經崩潰，我不得不偷，至少得偷點國家的衣服夾子和麵條之類，因為它偷走了我的整個生活。因此，我看到立體模特時會深感恐慌。我怕他們看出我曾是個相當老到的店賊，有重犯的可能。如果某一天我順滾梯下到轉角，看見他們正從時髦衣服的口袋裡，掏出葵花籽或南瓜子，像以前的公務員、警察、看門人、守夜者、守田人或牧羊人那樣，我絲毫不會感到意外。剪報時我看到ladendiebin（女店賊）這個詞，裡面有「diebin」字樣，我只需把ich（自己）加進去就行。我給一隻手提袋切開一個口，在上面貼了一句話：dieladendiebindiebinich（女店賊那就是我）。
過去對於我來說是對當下的一種金字塔形升級，它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生活的改變更多要經由雙腳和物體而不是經由手和大腦。在將來也是如此。未來，又是曾經的當下的金字塔形升級。曾經的當下攜帶了多少為未來準備的行李，我現在還不知道。我經常琢磨英格究竟是在哪裡出生和長大？我嘗試用詩歌接近她使用的物品：
她脖子上的金飾適合德特莫爾德/埃姆登更配她的睡衣/亨特查爾頓合適她的旅途/不來梅港適合睡眠/床應當是赫爾姆施泰特的/辛德菲根適合她的所有物品/伊塞隆配她應季的衣服。
每次坐火車，走進車廂後，我先要四下看看，等找到「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才會坐下。我如此依戀她。車廂裡，有緣同行的旅客挨坐在一起，只有我和英格並非不期而遇。如果是遠途旅行，旅客走了來，來了走，我在英格的陪伴下，辨認著火車到達的位置。一個女人上來，吃著牛角麵包夾火腿，麵包屑掉在胸上，她吃一口擦一下，嘴角一直粘著一塊麵包，像白色的羽毛，好像她偽裝成月牙形麵包吃了一隻海鷗。過一會兒，又上來一個拿著長形三明治的女人。麵包屑也掉在衣服上，但她先不理會，等吃完後一起整理。從她們的行為方式上，我無法判斷誰更不自信，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生人面前吃東西會是什麼樣。我仔細觀察她們，是在她們處理麵包屑的動作中尋找意義，還是說明我對自己缺乏瞭解，坐在別人對面缺乏自信，總希望在瑣事中找出對與錯？
在思考鄰座行為的同時，我從沒有忘記我家裡一定要掛一幅「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這樣我隨時都可以看到她。我從未偷過模特英格一件衣服，但我偷了德鐵的「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我等了好幾個月，才碰到單獨和她待在車廂的機會。她被粘得很緊，我用鑰匙才摳下來的。之後不久，聯邦鐵路就換了別的廣告畫。如果當時不及時下手，別人就會把她從我身邊偷走。她現在就掛在我的臥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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