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不是說話過程中的一段停頓，而是一個獨立的過程。我所熟悉的家鄉的農人，沒有把使用詞語變成一種習慣。如果不談自己，就沒什麼可說的。一個人沉默的能力越強，他在場的影響力就越大。我從同室而居的家人身上，學會了用面部的紋路、脖頸上的血管、鼻翼的抽動，或用嘴角、下巴和手指的示意，來代替對詞語的等待。一群沉默的人，彼此注視著他人各懷心事在房子裡走來走去。我們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去傾聽，會產生一種舒適的遲緩，內心的想法被拖長後分量愈加鈍重。這樣的重量詞語無法提供，因為詞語不會停留，它們在話語將完未完之際就已悄無聲息。詞語只能一個一個、一個接一個地說出，前面的一句話走了，才輪到後面的。而在沉默中，它們可以一起到來。那些被我們久已淡忘，甚至從未提起過的話語，都可以依傍其中。這是一種堅固的、自成一體的形態。而說話是一條線，需要將自己逐一咬過，再重新編織。

來到城市，我奇怪城裡人要說那麼多的話，為著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為著彼此成為朋友或敵人，或是為了索取或給予。尤其在談到自己時滿懷抱怨，言談舉止處處體現著傲慢與自憐，渾身上下透出大驚小怪的自戀。無論走到哪兒，嘴邊都掛著被用濫了的「我」。城裡人擅長巧妙地裝腔作勢，他們皮膚下的關節迥異於農民，舌頭成了一個完整的另外的人。我懷揣長期練就的沉默，和天生遲鈍的農人骨頭，沒有任何羅語基礎（後來掌握得也有限）來到城市，無法開口說話。我用不同的自然環境解釋城鄉之間的差異。街道、廣場、河岸、公園——到處是石子街道或柏油馬路，它們不光比村子的馬路平整，甚至比房間的地板還光滑，比黏土地的夏季廚房更適宜居住。一切很簡單：腳踩光滑地板的人們，舌頭也能不假思索地活動。相反，耕地坑坑窪窪，渴望腐爛（自然不便鋪路）。柏油馬路需要用說話來應對，耕地則需要骨骼沉甸甸的遲緩，人們不加設防將時間延長，明知土地貪婪，仍然讓舌頭沉默，讓土地等待。柏油路上則簡單得多，在不停地說話期間，死亡被拋到生活後面，而不是躺在下面。我開始不安並懷念故土，我一個人走出泥塵，卻把他人留在村莊的土地上，那裡盛開著所有死亡形式的陳列館，人們除了等著被吃掉別無他法。在專制政府的死亡威脅觸及我之前，我習慣了在平常生活中看到死亡——我常常想到它，它就會來找我。它在城市的瀝青路消失的地方找我，坐在城市邊緣，那或許也是我的童年漸行漸遠的地方。蔬菜市場的水泥臺子上，山裡來的老婦叫賣核桃般大小的灰毛苦桃。苦桃和老婦臉上的皮膚一樣，那是老嫗桃。當稚嫩的楊樹葉子微微泛紅，散發老人房間的氣味時，死神坐在公園裡；渾黃的灰塵落下，蠟白的死神坐在街邊開放的菩提樹中。村莊也有很多菩提樹，但城市的菩提氣味不一樣，我聞到柏油路上的菩提花香時總會想到「屍糖」這個詞。小街上，門前的花圃裡，大麗花關不住它翻卷的花朵的色彩，死神也在大麗花中找我。城裡的植物，在我陷入威脅之前，都是一般意義上的死亡示範。即便我想到自己的死，也都是自然死亡，是肉體在厚實的柏油路上緩慢的凋零。後來，當我和朋友們生活在秘密警察的威脅之下時，這一切都不一樣了。

被折磨了一整天，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腦子一片混沌，目光石膏一樣呆滯，兩條腿陌生得如同是借來的。此時此刻，植物代替無能的語言向我講述發生的一切。它們用自己生就的香氣、繽紛的色彩和婀娜的體態，連同它們植根的土地，一齊向我講述。它們把剛剛發生的一切放大到無限大，為方便查詢進行必要的壓縮，與先前的經歷整理在一起。大麗花告訴我，審訊是審訊者的職責所在，是他的日常生活和固定程式，小桌上的凹槽是其他受審者留下的痕跡，我只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但又是個案。令我困擾的是，為什麼是大麗花來告訴我這一切。這固定程式在我身上又具有特殊性，因此我必須獨立思考，才能保護好自己。即便在我前後很多人經歷了類似的審訊，我必須有足夠的能力捍衛自己。大麗花了解我在審訊中的經歷；知道我喜愛而不願失去的人，被囚禁在小小的牢房；知道我懷了孩子，卻不想把他生下來，因為不願給他這樣的狗屁生活，雖然墮胎被發現一樣要進監獄。大麗花了解這一切，並給了我面對災難的力量和信念。但我又如何向他人解釋？

女友問我審訊的細節，我想把一切都告訴她，但「一切」只意味著所有能用語言表達的部分。我向她講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可是有關對岸的一切，有關植物在回家路上為我一一詮釋的，我絲毫沒有透露。關於老嫗桃、屍糖和大麗花我也隻字未提。沉默與說話同等重要。沉默可能讓朋友產生誤解的地方，我需要說話，說話將我推向歧途之時，我必須沉默。我不想讓她感到害怕或是感覺可笑。我們是要好的朋友，幾乎天天見面，但我們之間很不相同。差異將我們緊緊聯結在一起，我們都需要對方身上自己所沒有的東西，這種親密無須語言的表白。她不瞭解我的感覺方式，與花草的冒失她也從未遇到過。她是城市孩子，我的感官踉蹌的地方，她的感覺順利滑行；我在遲疑之時，她已經上路了——這正是我喜歡她的原因。如果我告訴她，山谷中開放的百花是死亡形式的陳列館，她會笑死的。她不懂得風景中孤獨的痛苦，不理解對無法承受的瞬間公開的清算，對所有事物保有一種中庸的標準和客觀的目光，永遠不會去苦思冥想什麼詞語問題。她喜愛時裝和首飾，像鄙視感官的破產宣言一樣鄙視政權。政權也從不去理會她。她主修焊接技術，她的專業是建設性的、忠於國家的，我的工作卻是破壞性的。她不懂德語，不知道我在寫些什麼。也許因為這個緣故，當局認為我們之間的友誼是純粹閨密式的，沒有任何政治因素。但她難以捉摸的天性卻高度政治化，身體厭惡和拒絕卑躬屈膝，道德觀念比某些政治理論和顛覆性空話更堅決。我很依賴我的這個朋友，她能將我心裡的碎片修補完好。然而，她自己的身體卻正在被死亡蠶食。她患了癌症，檢查出來已經為時已晚，醫生說還有三年的時間。我移居德國後，她來看過我，給我看她右乳被切掉後留下的疤痕。然後，她承認是秘密警察讓她來的，讓她來告訴我，我的名字在他們的死亡名單上，如果我繼續在西方詆譭齊奧塞斯庫，他們會幹掉我。她在柏林一落地就等於出賣了我。她在承認出賣朋友的同時，卻說自己永遠不會背叛。兩天後，我請她收拾行李離開。我送她去車站，月臺上，我拒絕用手帕向她揮手告別，拒絕用手帕擦眼淚，我也不需要用手帕打結讓自己記住這一切——結已經在脖子上了。

這次分別兩年後，她死於癌症。愛一個人又必須離開她，因為她不瞭解自己的行為，不瞭解她對我的感情被利用來傷及我的生命。她把我們的友誼，借給了對她鞠躬卻要殺死我的國王，以為還能從我這裡得到一如當年的信任。為了對我撒謊，她必須欺騙自己，二者手牽手，彼此無法分開。失去這份友誼，是我至今無法擺脫的心結。我也要為她找到心獸和國王，因為這兩個詞是雙刃劍的兩片刃，出沒於愛與背叛的叢林，忽隱忽現。我的文字已躍然紙上，表達卻依然欠缺，我不得不繼續追問：「維繫彼此的愛，為什麼，在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變成死亡的獵場？」我迫不得已拋棄了這段感情，心中卻是揮之不去的自責，於是我借用一首美麗的羅馬尼亞民歌，來結束我的女友的故事：

那愛過又離棄的人，

上帝應責罰。

上帝應責罰他，

用甲殼蟲的步伐，

用風的呼嘯，

和地上的塵土。

再說什麼都是多餘。這是羅馬尼亞人十分熟悉的一首歌，它給我的安慰一如祈禱之於他人。一個人如果不相信祈禱，就請無聲地歌唱。這首歌是我花圃裡的大麗花，和大麗花一樣將缺失整理到其他傷痛的鏈條。

我在欣賞植物的同時又害怕它們，這些毛茸茸爬行的、伸出細細花莖、舉著深深鋸齒扎人的葉子、扛著人頭一樣碩大果實的植物。南瓜和蜜瓜是沉默的頭顱，刺目的肉臉向內生長。它們期盼重量，卻無力獨自承載，於是張開四肢，在地上匍匐著或爬上籬笆，避開果實的重量。它們身體脆弱，把頭伸進田地粗壯的脖子，或垂直掛在籬笆的木頭上。我在鄉村天天對著這樣的植物看，看得多了，教堂裡的一句經文也變身為植物：「人人承載他人的重負」（加拉太書6.2）。從植物外觀能夠看出，如果掏空裡面一部分會發生什麼。我想在植物身上找些對人有參考價值的東西，但沒有結果。父親必須獨自承擔他酒鬼的生活，母親的眼淚無人可以替代。我也會哭，但我們哭的緣由不同。她哭自己為什麼嫁了這麼一個醉鬼丈夫，稍加理論就舞刀弄棒。我哭是因為我希望母親偶爾也會為我哭泣，為自己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為父的沉迷於酒精，母親沉湎於丈夫酗酒的痛苦，棄自己的女兒於不顧，外公守著他永遠的發票和表格，外婆手裡總是舉著陣亡兒子的照片和經書。

我們祖孫三代同居一所房子，同處一個庭院，沉默著擦肩而過。我們使用共同的物品，心卻孑然離散。如果沒有傾訴的習慣，也就不需要用詞語思考，無須用說話提示自己的存在。這樣的一種內心態度，是城市人不具備的，卻是城市的大麗花所擁有的。習慣了這樣的態度，就會無視人們的沉默。大家根本不想說話，只將自己鎖進沉默中，用目光將他人環抱。

城裡人喜歡問自己親近的人：「你在想什麼？」我小時候沒聽到過這個問題，也沒聽到過有人回答：「什麼也沒想。」這個結果往往不被接受，被人們理解為藉口，試圖轉移發問者的注意力。我們喜歡假定別人總得在想點什麼，假定他肯定知道自己在想什麼。我卻以為，人們可以「什麼都沒想」，也就是說，他不知道他正在想什麼。在不用詞語思考時，他就「什麼都沒在想」，因為他的思想無法用語言表達，不需要詞語的輪廓。思想在腦中佇立，話語卻飛走了。沉默躺著，躺在那裡散發自己的氣味，和我站在別人身旁註視自己的地方一樣。沉默在花園中是金合歡的香味，或是剛剛割下的三葉草的氣味，在房間裡是樟腦或櫃子上的一排榲桲味兒，在廚房則瀰漫著麵粉和肉味兒。每個人腦子裡馱著他的樓梯，沉默順著樓梯上上下下。「你在想什麼」是個突兀的問題。人人都有許多自己的秘密，在談工作或聊天時會無意間透露。秘密的存在能證明我們之間的關聯，也證明著我和家人之間的從屬關係。我注視他們的時間太久了，會使我害怕，對自己發生懷疑。這不怪他們，只怪我自己。構成他們的物質極具韌性，而我的質料卻變得短命，這也證明了我的失敗。

我前面提到過蜜瓜，因為那句「人人承載他人的重負」的經文變身為植物，借蜜瓜向我們昭示，如果思想用於談話是荒謬的，沉默作為一種內心態度則可以異常平靜地在頭腦持續一生。我喜歡週日上午去教堂，這樣可以逃避削土豆。家裡人誰都不去教堂，我去了能夠代表全家，給村裡人看。讓孩子去祈禱，上帝會明白家裡的大人忙碌沒時間。外婆是信神的，每天早晚都在家裡祈禱。自打兒子戰死沙場，她每年只去教堂一次，那就是陣亡將士紀念日。這一天，我總是坐在她身邊，被巨大的瑪麗亞石膏像吸引。我望著她天藍色曳地長裙上的心臟，大大的，深紅色，點綴著一些斑點。聖母用食指指著自己的心，彷彿在提請凡人注意。一顆畫得很差勁的心臟，被鄉村畫家無意中變成了別的。這也是好事。有時，家裡打發我中午去買東西，我會順便去一下教堂。我獨自一人站在那裡，它就不再是教堂了。我不是去畫十字和下跪的，我是去看瑪麗亞的。蟋蟀在清涼的祭壇後面鳴叫，一如它們夜晚在院子裡的叫聲。我徑直走向瑪麗亞，仔細看她的心，舔著用剩下的錢買的糖果，在她的光腳邊也放上一塊。如果買了線、火柴、針，或者髮夾，我也會給她放一點。有一次，我放了個圖釘在她腳邊，半路又返回去把它揣回衣兜裡。我怕她踩到圖釘。我從來沒有向她祈禱過，也沒送過花。/shu分享公眾號晚霞書房

冬去春來，轉眼到了夏天，我看到的瑪麗亞的心總是一顆切開的西瓜。秋天，陣亡將士紀念日的時候，外婆也去教堂。我對著她耳朵說：「你看，瑪麗亞的心是半個西瓜。」她跪在眾人中間，身子前後晃著，輕輕碰一下我的膝蓋，小聲說：「也許吧，但以後別再這麼說。」然後又晃幾晃，好讓人看著她是在祈禱，而不是在告誡我。回家的路上，她一帶而過，好像根本沒說話似的——她把有黑點的心和半個切開的西瓜簡化成「那個」——，她說：「瑪麗亞的那個，不要再跟別人說起。」我很聽話。有關瑪麗亞的心，直到她死後，直到我進了城，直到我開始寫作，都沒再提到過。

表面看來，寫作和說話很類似，但實際上，寫作是一種獨處。落在紙上的文字之於經歷的事件，相當於沉默之於說話。我將經歷轉化為句子時，一個幽靈般的遷徙開始了。事實的內臟被打包進詞語，學著跑步，跑向遷徙開始時還未知的目的地。為了停留於這樣的意象，我在寫作時，彷彿在森林裡支了張床，蘋果中放一把椅子，街上跑來一隻手指。或者相反：手提包變得比城市還大，眼白比牆大，手錶比月亮大。經歷中有地點，頭頂和大地之上有天空，或晴空萬里或烏雲密佈，腳下有柏油路或地板；經歷中有時間環繞，眼前是光明或者暗夜；對面有人或物。事件有開端、過程和結束；皮膚能感覺到時間的長短。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因詞語而發生。經歷作為一個過程嘲弄寫作，與詞語無法相容。實際的發生永遠不會讓詞語一一捕捉，要描述它們，必須將其裁剪成詞語，通過放大、縮小、簡化、繁化、陳述、轉化等一系列獨特的手段進行再創作。經歷最終只是個藉口。寫作時我們將經歷過的事件拖到另外一片天地，試驗每個詞語的能力。不再是白天或黑夜、村莊或城市，而是名詞和動詞、主句和從句、節拍和音響、行列與節奏主宰著一切。被邊緣化的實際的發生堅持認為我們用詞語將一個又一個震驚強加給它，無法再辨認自己時又重新站到中間。我們必須摧毀它的自大，才能去描寫它，從現實的街道拐到臆想的街道，這樣才能與它更相似。

在這一過程裡，我們可以讓喜愛之物在保護下相互碰撞，粉碎在一個壞句子中。我在寫作時也會想到，對我意義重大的一些事情，即便它們已經逝去，尤其當它們逝去時，也在閱讀我的文字。我想通過詞語與它們合作，這是我知道的能擁有它們的唯一方法，我按這一方法界定句子的好壞。這或許是寫作中一種幼稚的、散落各處的小小的道德責任感。它過去是、現在也是超脫於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的對立面，因此也是制約它的最好方法。意識形態統攬全域性，決定著文字被許可或被禁止。為了不跑偏，依傍於意識形態的作家們只在現成的作品中尋找新的形式，而且前提得是整體不被質疑。純個體發自內心的道德感會激怒那些熱衷於意識形態的人，因為它沒有全域性責任感，甚至很清楚自己的每段文字都會離開預定軌道，逃離意識形態領地。忠於內心職責的文字只在意自己是否真實，不在乎是否被允許。

寫作將經歷變成文字，卻永遠不會使它成為一場談話。事件在發生時，無法容忍事後用以記錄它們的詞語。對我來說，寫作就是在洩密與保密之間走鋼絲，並且二者處於不斷變化當中。洩密時現實轉向虛構，虛構中又透出現實的曦光，尤其在文字形成之前。人們閱讀時感受到的一半內容無法訴諸文字，它們在頭腦中引發迷失，開啟詩意的震撼，這震撼我們只能在無語中思考著，或者說，感覺著。

有些東西我從來不去深究，它們不斷變化，視用途不同而不同。有時，母親遞給我一把大刀，讓我到煙囪旁的閣樓裡切一片燻火腿拿到廚房。我上樓梯時心想，她也不怕我拿著刀去幹別的。我有可能摔倒被刀割傷，有可能不留心切到自己的手，也可能用這把刀去自殺。如果我沒用它切肉而是做了別的，刀就成了另外一件物品。我故意拖延時間，在閣樓上耽擱很久才回廚房。把火腿和刀交給母親時，發現母親毫不在意甚至漠然。除了切火腿，她不會想到會有別的事發生。她從來沒問過我為什麼拿著刀去了那麼久。

人們提到「手帕」時，他們指的是哪條手帕呢？哭泣時用的手帕，不是告別時揮舞的手帕，不是包紮傷口的手帕，不是人們傷風時擦鼻子的手帕，不是打結記事的手帕，不是怕丟錢把它們包起來的手帕，也不是在街邊丟失或被扔掉的手帕。手帕永遠不會是同一條。在簡單的一句「那女人把手帕塞進衣袋」中，會潛伏著多少種可能性？

一個夏日的傍晚，鄰家男孩在墓地對我說：對死了的靈魂來說，世界比不上一塊手帕大。晚上，當太陽的火焰熄滅，在黑暗來臨之前，大人派我們去墓地澆花，因為花要在空氣涼下來之後澆。墓地小教堂後面有一方水塘，蛙的鳴叫飛向天邊。我們在水中搖晃著水壺把它們灌滿。拳頭般大小的青蛙從沾滿泥漿的葉子上重重摔進水塘深處，發出沉悶的響聲，像入葬時拍到棺木蓋子上的泥土。人們在自己的葬禮上，在棺木裡，聆聽頭上傳來泥土的最後一聲問候。我們提著灌滿的水壺，望著那些與我們無關的墓地上升起的白色煙靄。花很快就澆完了，土地很渴。我們並肩坐在小教堂的臺階上，發現哪個墓穴有靈魂飛出就互相指給對方看。我們默默地不說一句話，怕驚走了亡靈。我看到一個靈魂從空穴飛出，死者和外婆的兒子一樣，犧牲在遠方的戰場。他的靈魂是一隻瘦雞。墓碑上寫著：輕輕地，請在遠方安息。

回家的路上，我們才敢談論有關靈魂的話題。用動物為每一個靈魂命名，有蜥蜴靈魂、山鶉靈魂、雪雁靈魂、兔子以及仙鶴靈魂。亡者的靈魂飛到四處，鄰家男孩說，他們的世界不會比一塊手帕大。

草地上的屍布，在照片裡為什麼像是一塊手帕？兒子的遺照，為何成為母親祈禱書的書籤？死神是怎樣走進一張比火柴盒小的泛黃的黑白照片，他如何把自己變得那麼小，周圍還留出一指寬的邊兒給草地。外婆在戰爭中被地雷撕成碎片的兒子，像一捧被風吹到一起、已經開始腐爛的樹葉，躺在草地的手帕上。從前線送來的一張照片替代陣亡通知書，它怎敢將屍布與手帕、人與葉子混為一談。外婆失去兒子的傷痛，無人可以代替。正如杏樹讓我記起死去的父親，手風琴會讓她想起自己的兒子，手風琴是兒子留在人世的代表。裝手風琴的盒子，表面雖然凹凸不平，但看上去依然很像棺木。被炸成碎片的兒子埋在莫斯塔附近的一個烈士公墓裡，估計兩個他都可以放進這盒子裡。外婆崇拜這疙疙瘩瘩的手風琴棺木，把它擺在客廳的壁爐和床之間，從門外一眼就能看見。有時，所有人待在花園裡，離開這個房間很遠的時候，我會開啟盒子仔細端詳。白的琴鍵像照片上白色的屍布，黑的琴鍵像黑色的草地。手風琴盒子是外婆的祭品，她天天走進這不住人、只住著手風琴盒子的房間。她默默地看著它，像人們在教堂注視聖賢，在寂靜中祈求幫助。她死去的兒子就在房子中間，她忘了手風琴其實不是人，無所謂誰是他的主人。一個母親怎會把兒子和手風琴混淆起來。一個人的傷痛轉移到物品，物品又將消失的人投影在自己身上，這一切是如何離奇地發生，哪些詞句才能恰如其分地表達？她的丈夫，我的外公，在1945年之前擁有整個村子的土地，同時做糧食和雜貨生意，被社會主義國家沒收了全部財產，只留下一個裝滿發票的小箱子。發票上原來是記載以車為單位的糧食和咖啡豆的，現在，這上面只能記一些他每天採買的可憐的日用品。第一欄：貨物名稱，下面記著「火柴」。第二欄：數量/車/重量，他填上「一包」。第三欄：價值（10萬/百萬），寫著「2列伊/0.5巴尼」。土地、農機、銀行戶頭、金條——他所有的財產統統被沒收，房子和帶樓房的農莊也都充公了，只給他和老婆女兒女婿留下兩個房間，其他都充作糧倉，小麥、大麥和玉米，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每年夏初到晚秋，滿載貨物的運輸車從後門開進去，空車從前門出來。名聲遠播維也納的著名糧商我的外公，作為「剝削階級」被社會主義清算之後，窮得連理髮的錢都沒有了。只剩下還夠他用十年的一摞摞糧食發票，裝滿一個大箱子。

外公承受著恥辱，把生活瑣碎寫進他的發票欄目，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不讓腦子鏽住」。他在記錄自己沒落的過程中尋找著生活的倚靠，在抗拒急轉直下的境遇裡維繫著尊嚴。他從不抱怨，耐心地把每天購買的微不足道的家用填進一個個欄目：一米煤油燈燈芯，三米鬆緊褲帶，一管牙膏，一杯芥末。他把每天的支出加起來，再把每週、每月、每年的加到一起。列印的表格和他筆下的「我一無所有」，無須任何詞語，向他講述的，和審訊後花園裡的大麗花向我講述的一樣多，和我為了支撐下去、每天背誦的詩歌告訴我的一樣多。詩歌一直向我印證，我的人生沒有出路。沒人能說服外公放棄去填充那些表格。直到我進了城，背誦詩歌成了一種習慣，我才終於理解，外公的發票表格不是他的祈禱，而是他的詩歌，或者說是他的大麗花。

在農村長大的我，從小與植物親近。我為城市的植物也賦予了某種用途。金鐘柏和杉樹，像村裡的玉米一樣充滿敵意，它們服務於權力，是環繞政府機關和私人別墅的常青的籬笆。大麗花和楊樹屬於生活支離破碎的人。金鐘柏和杉樹的球果，不管情願與否，其外形就像微型的骨灰罈。這些植物遠離了自己的天性，效忠於國家。唐菖蒲也是貴族植物，在國家慶典上被紮成花束裝飾舞臺，在嬌嫩的早已枯萎的蕨草之上伸展自己的腰肢。唐菖蒲是開放的棍棒，紅石竹像黨徽。動物也有貴賤之分，比如多瑙河上食人肉的海鷗，警察和邊防軍的警犬，都是貴族。成群的螞蟻只將窮人的牆壁挖空，跳蚤和蝨子只會折磨窮人的皮膚。還有蒼蠅。晚上，我和行動小組的朋友們玩蒼蠅遊戲，叫作「蒼蠅的自我批評」。我們開啟廚房燈，在黑暗中坐在房間的桌邊，一個人起身把廚房燈關上，再把房間燈開啟。在房間亮起的一瞬間，我們喊出一個事先約定的秘密警察的名字。蒼蠅追光，不一會兒，那個秘密警察蒼蠅就嗡嗡地飛進房間。每次它都落在桌子上，因為那兒最亮。我們大聲笑著，看著蒼蠅在房間裡來回縈繞，對它的飛行路線評頭品足，但笑聲摻雜著苦澀。有時我們反著玩這個遊戲。給蒼蠅起一個我們當中某人的名字，然後換一個人，再換一個，直到我們所有人都當過蒼蠅飛進房間，直到蒼蠅證明我們都還在，我們還是個完整的集體。那時我們的確都在。後來就不一樣了，暗夜降臨我們頭上。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後來不再玩蒼蠅遊戲了，開始玩剪字拼貼遊戲：

寂靜在可能之處，

穿過蘋果的小屋。

像女士們牽著狗，

像名字在報紙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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