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空氣中醞釀著什麼，那多數不是好事。」這個約定俗成的說法暗含恐懼，讓人嗅到危險的氣息。我們提及空中之物時，指向其實是自身的感覺。一直在腦中盤旋的東西突然曝形於外，且形體超大，無所不在，讓人無處躲藏。那是人們用空氣來表達的個人感覺，說自己卻不必提到自己。
空中不會有什麼，最多隻有空氣。空氣流動形成風，風鑽進它一路遇到的物體，物體的擺動讓我們看到風對它們的佔有。風本無形，我們只能看見被風抓到的物體抽打或飛舞，它們或無聲或嘈雜地「隨風飄」。狡黠的人，我們也用「隨風飄」來形容他們。由此形成一個封閉的圈：如果空中有什麼，那一定意味著危險，而危險是「人」為的。
對我而言，談論天空以及天空的複數——如詩歌中常見的——和談論他人帶來的恐懼，一向是有區別的。如果恐懼也有複數就好了，因為壓迫天天有，或公開或隱蔽的手段不斷翻新花樣，讓恐懼佔領了一天當中的每一個小時、一個月的每週、一年的所有時間。它佔領了鐘錶的嘀嗒、街道日間的嘈雜，和夜晚的寧靜。或許我們應該把恐懼分為兩種：一種是短暫的、無法預測的，當恐懼的因由消失後了無痕跡；另一種是持久的、滲入骨髓的恐懼，只有每天翻新的花樣會令人意外。政治迫害屬於持久型，它已經成為個體的一部分，潛入所有瞬間，淫蕩地張開四肢伴隨人們的所有思想。持久型恐懼是一種基本恐懼，由許多具有共性的恐懼組成：製造恐懼的總是隨風飄們，這些傢伙挖空心思運用各種手段，讓持久的恐懼沒有空隙，比人更大，讓人屬於它。人不再是感到害怕的人，而是成為被恐懼帶走的人。
恐懼在變為複數的過程中不會嗡嗡作響，對我來說是語言並非萬能的一個佐證。與「天空」們不同，「恐懼」們沒有詩意，只有沉悶，它們什麼都打不開，只將視野關閉。外部冰冷到凝結，內裡則匆匆忙忙，狂躁地摩擦自己，直至火熱得要燃燒起來。我瞭解我的恐懼，也瞭解那些生活在齊奧塞斯庫陰影下的其他人的恐懼。「隨風飄」們為我「備妥」了恐懼，「備妥」在這裡可以狹義地理解為：書面計劃，下達委託，然後由專業人員實施。也許持久的恐懼就像空氣，看不見蹤影，卻可以四處延伸播散。我成了「恐懼啃齧者」——記不得幾年前在哪裡看到過這個貼切的詞。與此相對應，「隨風飄」就是「恐懼製造者」，他們工作賣力，得到的報酬自然不錯。
我知道，現如今，許多隨風飄們都把自己打扮成無辜的平民。這對我是幸事，對他們也是。他們不是因個人理性而更平民，而是因為進入了一個更平民的時代，儘管他們曾試圖阻止這個時代的到來。他們現在的任務也更平民化了。恐懼製造者平時散落各處，只在工作需要時才聚到一起。如果任務更人道，他們不會更審慎，只是不再那麼危險：秘密警察、警察、軍職人員、監獄工作人員、律師、醫生、記者、教師、教授、牧師、工程師、郵局職員，我可以不斷羅列下去，直到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員。隨風飄們有自己的等級，通過無線監控、策劃交通事故，甚至假扮密友為他人制造恐懼，其手段不勝列舉。今天，和其他所有涼下來的東歐集權統治一樣，他們也在自己的國家等著被批准進入「資本主義泥潭」——獨裁倒臺前他們就是如此充滿惡意和妒忌地稱謂西方世界。曾經讓他們失去所有權利，給他們帶來致命毀滅的歐盟，如今成為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重又振作起來，只要「歐洲」這個名字需要，可以為之付出一切努力。他們像被放置到另一條軌道上的火車，又開始重新運轉。終於，他們可以在自己家裡，和已經「深陷資本主義泥潭」幾十年的敵人一樣，和被他們扔到監獄、帶著殘破的神經、出於厭惡離開或者被趕出疆土的國家敵人一樣，過上好日子了。
現在恐懼製造者和我處於同樣境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是失敗，而進入歐盟是對失敗的一種物質補償。我和他們一樣感到內心分裂：一方面，我不願看到幾十年來被他們視作罪行，以威脅、搜家、審問、精神壓迫、射殺、逮捕、刑訊、謀殺手段極端禁止的東西，現在也成為他們的需要。他們威脅我的朋友，逼迫他們與我脫離關係，有的甚至被謀殺。他們宣佈我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最終將我逼出國境。這一切當然令我氣憤，我至今都在自問，這些傢伙就從來沒有怕過自己嗎？他們應該知道自己毀掉了多少人，他們憑什麼將成千上萬的人流放，這腳下的土地也屬於他們，這裡也是他們的家園。被永久驅逐的人，將永遠無法迴歸從前。另一方面，他們期待按照昔日敵人的方式，在被自己毀壞的家園生活，這一點又讓我心安，因為他們現在努力的方向不會給我帶來新的恐懼。我在登上離開羅馬尼亞的列車時，一個警察對我說：「無論走到哪兒，我們都找得到你。」到德國後的頭三年，我多次接到死亡威脅的匿名電話和信件，索套跟到了德國，而我卻無力抗拒。現在我對他們依然懷疑，但不再害怕。他們的索套隨我流亡以來，我從未想過會有這麼一天。能夠擺脫恐懼是我會思考以來最得益的地方。
自我記事以來，我家房子過道的牆上一直掛著一把怪異的鑰匙。用塗了黑漆的木頭做的，鑲了圈金邊，叫天堂鑰匙。我學走路時，它亦步亦趨地跟著我。不是鑰匙的形狀、而是它的質料發出的微光，有點像棺木或鑰匙形狀的祭壇。有人從旁邊經過時，它會偷聽。看到金邊黑漆在我身後乜斜，我想，它是否會咬住我，把我送到天上去。天上都是死人，和自行篩選的自殺者。村子不大，村人彼此相熟，不是出於好感而是因為比鄰而居走得很近。村裡的死亡很少與醫生確診的疾病有關，常常是因為行為的好壞，道德與恥辱，還有迷信。灌木一樣叢生的「依據」證明每個人的死罪有應得。死者激怒了上帝，使得上帝終於動手把他帶到死亡之地。天主教的上帝將所有失足轉化為疾病。他是主證人，也是村民，和那些將他的話視為經典引證的人一樣。他住在窮鄉僻壤的天堂，分配著他的生命模型，像村中的長老，對居民們施展著他的權威，心安理得地進行獎懲。村莊上帝為謊言、偷盜、妒忌、私通分配了結石、哮喘、腹股溝疝、青光眼、中風或癌症作為懲罰。
因為過道有把天堂鑰匙，不論有沒有他人在家，疏忽都會帶來風險。「別總去照鏡子，」外婆說，「別太驕傲，天堂鑰匙掛在那兒呢。」她的話有道理，因為家裡所有的鏡子上都有油汙，核桃大的雲在裡面游來蕩去。我在鏡中照自己時，雲會進來吃我的臉。我讓它飄過我的頭髮，掠過我的臉頰，沾到鼻子和脖子，但留意不讓它碰眼睛和嘴。母親會更囉唆些：「你就沒聽我的話，把地板先打溼，擦到半乾，再擦乾。你看你擦得盡是道道，幹活總馬虎，就想著早點了事。你以為別人看不見嗎？不想想還有天堂鑰匙呢！」其實我想它來著，尤其在幹活的時候。但我還是要敷衍了事，因為我想，我不能事事順著上帝，否則會死不了。我反正幹什麼都馬虎，再添幾件罪責也無所謂。即便我認真擦地板，上帝也會做他的篩選，趁他選好之前，我還是抓緊時間玩會兒吧。
我相信天堂鑰匙會講話。到了晚上，當外面和它一樣漆黑一片時，它會報告人們一天的錯誤。天空披著黑衣覆蓋大地，和大人們私下密談，因為村子是屬於大人的，村裡的一切，從街上的塵土一直到樹梢，都是他們的。房子、牲畜、井、車站、飯館、舞廳、教堂、墓地，所有的一切，包括孩子。知道自己有父母，意味著我屬於他們（這也許和長大後，我屬於恐懼是一樣的）。我從未嘗試把天堂鑰匙拉到我這一邊。在家裡那麼多年，我只有兩次把椅子靠在牆上，站上去夠鑰匙。我想看看黑漆下面是否只有木頭。我太陽穴輕輕叩動，脈搏和心跳傳到腳趾。房間裡，寂靜在跳動，鑰匙摸上去像小狗的皮膚。把小狗從窩裡舉起時，它們的心臟在肚子裡跳動。這一番檢查驗證了我的擔憂，鑰匙是活的。
我進城上高中後，過道不能總跟在我身後了。我週末像個過客回家看父母。他們異樣地看著我，我身上散發陌生的氣息，不再無條件地聽他們指揮了。天堂鑰匙對我來說只是個小小的裝飾，一件廉價的手工藝品。我問起天堂鑰匙的來歷，問得真及時，因為我發現它的出處竟然愚蠢之至，我為自己先前對它的敬畏感到羞恥。它那被無恥地策劃出來的獨特出身終於被拆穿：天堂鑰匙是維也納商會送給外公的禮物。二戰前他是糧商，在維也納做生意。鑰匙怎麼到的他手，他自己也記不大清了。我問他，既然都記不得它的來歷，為什麼天堂鑰匙在家裡這麼重要呢。他回答說：「一開始它並不是天堂鑰匙，只是把莊稼鑰匙。有一次，鄰居大叔打完牌喝多了，回家的路上他衝著牆說：‘嘿，這可是把天堂鑰匙啊！」它原本是把莊稼鑰匙，大概是為了祈求好收成吧，外公說。
這把鑰匙沒什麼好的，因為天堂沒什麼好的。它被它的佔有者想當然地佔有著。儘管卑微，它還是被賦予了這樣的角色。莊稼鑰匙沒有任何一種莊稼的樣子，它的大小、帶金邊的黑漆，讓它看上去似乎是為了卡住門而造的。它能成為天堂鑰匙，全仗一個醉鬼迷離的目光。它在我眼裡好可憐，它的身世是我見過的最愚蠢的一個。過了很久我才承認，其實隨便換個別的來歷也一樣可笑，因為世界上沒有哪一塊木頭，更別說如此裝扮的一塊木頭，能夠扮演命運的角色。這個村莊生活在可怕的簡單中，不僅通過迷信和上帝間接預設了自身的毫無意義，甚至卑躬屈膝與土地達成一種結盟——一種屈服於命運的自大，不僅接受每一次死亡，甚至在祈求死亡。
村裡人常說：「天空在走。」天空在每一天的的確確不同。它把死者趕來趕去，讓他們小步快跑，像部隊的中士訓練新兵。我想，死者也不能失去對天空的畏懼，他們不能忘記，死是對他們生前錯誤總和的懲罰。他們在天堂不能過得太好，否則死就不再是懲罰，還不如讓他們在炎熱和寒冷中，在難以駕馭的土地上辛苦勞作。
來到城市的頭些年，我沒有為天上之事煩惱。它過於零星散落，我為自己能從孩提時的幻想中走出來感到高興。我沒有一本童話書，代替它的是一把冷酷的天堂鑰匙，它無法進駐非現實的世界，沒有能力在現實與非現實的差異中獲得好處。我的童話從未在紙上存在過，它只存在於房子裡，住在每天的生活裡。恐懼製造者碾過整個村莊。後來，我在城市生活了十一年，住在所謂的「塔樓」，城邊水泥盒子的五層樓。從臥房的窗戶望出去是體育館，從廚房的窗子能看到專區醫院，那裡常常有人因厭倦了生活直接從窗戶跳出去。體育館和醫院之間，農田沿著最後一條柏油路蜿蜒，寂寥的天空籠罩田野，被工廠的煙囪染成橘灰色。窗戶比天高。熟悉了平原的眼睛，看窗外的風景是顛倒的，我望著天空感覺它是個水坑。房間在中點交叉，天空恰好倚在窗戶上，吃飯時落在盤子裡。如果不是隨風飄的鄰居、同事、秘密警察給我製造恐懼，我或許無法看到這些景象。那不是天空，而是不安。我在天空的肚子上開啟冰箱、關上冰箱，開合衣櫃，梳洗，吃飯，睡覺。我感覺自己高高掛在空中，因為回家後，經常發現房間來了個大變樣。我不在家時，安全域性的人來造訪過，牆上的畫掉到床上，椅子換了地方，櫃門上海報的一角被撕掉，廁所有菸頭。當年對於天堂鑰匙的恐懼，在塔樓重新回到我心裡，成為對日後生活的一種演練。唯一不同的是，我不能期望秘密警察其實只是萬能的莊稼警察。他們不是木頭做的，沒有掛在牆上。被牢牢釘住的是我。
「密碼、關鍵場景、關鍵經歷」，這些詞聽起來更適合「詞、場景、經歷」，它們才是決定性的，能夠帶來結果的。所有帶「鑰匙」的詞並沒有什麼象徵意義，我知道，它們知道，是天堂鑰匙的自大給它們帶來諸多負擔。我儘量避免使用帶鑰匙的詞。當我第一次聽到「鑰匙孩子（意指父母不在家需自己帶家門鑰匙的孩子）」時嚇了一跳，好像自己被抓住一樣。在另外一種意義上，應該說是我屬於天堂鑰匙，而不是它屬於我。我還在村裡時真需要「鑰匙孩子」這個詞，但那時還不知道它的存在。
每每碰到「露天（在自由的天空下）」這個固定用法，我也要在腦子裡立刻將它糾正為「在開放的(offen)天空下」。村裡從來不把露天說成自由天空(freierhimmel)。幹活兒都是在室外，勞作是辛苦的，談不上自由或不自由。村裡人說起天空時是實用性的，往往用來判斷天氣，聽起來具有一種漫不經心的美：天空在行走；天空在旋轉；天縮成一團；天壓了下來；天上雲層翻卷；老天爺口渴了。城裡人才說「在自由的天空下」，但天空沒有一天是自由的，它只是開放著。我直到今天都只說「在開放的天空下」。
一次審問中，秘密警察低聲對我說：「衣著乾淨的人不會髒著進天堂。」那時正值夏天，我穿著一件新上衣，精心化過妝。在接到前去受辱的命令時，我總是這樣，希望自己看起來有精神。現在我只能去假設這一點當初為什麼對我如此重要。我長時間站在鏡前整理妝容，彷彿在給自己打一劑強心針，因為審問時人很容易垮掉，就像行李很容易被偷走。和令人厭倦的軟弱相比，衣著得體出現在審問現場是一種優勢。當審我的人說「衣著乾淨的人不會髒著進天堂」時，我甚至感覺很驕傲，那是他能說出的最美的死亡威脅。至少他在我身上發現了一點價值，至少他在承認，儘管他們努力製造恐懼，我還有能力整理儀容。我一下子就理解了這句話隱藏的每個角落。我認識的一些人，幾經折磨後變得十分脆弱，牢騷滿腹，外表邋遢。這樣的例子審問者見得太多了，他看到無數人在自己的折磨下無力優雅，優雅已經離他們遠去。
出境的車站離匈牙利很近，是一個小小的邊境火車站。我們一行二十人，在光線暗淡的候車室等著，沒得到命令不準離開，在警察的監視下，等著上站臺。登上列車時收到的最後一次威脅是：不論走到哪兒，我們都找得到你。然後我像一件無人大衣一樣坐在火車上，感覺又一次走進他們佈置好的圈套。火車嗚嗚叫著，那是二月，夜幕早早落下的傍晚。雪花順著鐵軌悄悄地將白光向前推進。火車的確是火車，我們的確坐在火車上，但我還是不能完全相信，不能相信它真的會將我帶離這個國家。
列車駛入匈牙利。鐵路兩旁是匈牙利的越冬草，是匈牙利的雪花，和匈牙利的街燈。天亮以後，是奧地利的天空，奧地利的雞鳴，奧地利的籬笆和楊樹。和列車一起行進的周圍的一切，似乎還沒有進入自由之地，一切還在羅馬尼亞式毫無想象力地生長著。火車開走了，景色依舊，它感受不到獨裁與自由的分別。邊境使人們違逆風景，違逆頭腦和自然理性。但首先，有它就很好，否則我無法在延續的風景中到達另一個國度。這是否有什麼用我不知道。已然是奧地利的楊樹掠過我的雙眼，用它的小提琴為我大腦的第一站自由演奏一曲風之歌：無論你走到哪裡，我們都找得到你。
在柏林居住了一年後，有一天我被國家庇護部門傳喚。他們提到一個我不認識的羅馬尼亞人的名字，給我看他的照片和手記，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國家庇護部門懷疑此人受羅馬尼亞安全部門委派來柏林搞暗殺。他們告誡我不要出入有可疑羅馬尼亞人的小酒館。在羅馬尼亞的蒂莫什瓦，我離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有一個果汁廠。現在的工廠主曾因涉嫌暗殺在柏林被捕。當年的隨風飄成為當今的企業家、銀行家、政治家、教授，獨裁時代的職位為他們今天的財富和影響創造了機會，在市場經濟時代佔得先機。是當年的恐懼製造者把這個國家帶到了歐洲。
蒂莫什瓦的果汁，我聽說，很好喝。但我不會去品嚐，否則我會喝到恐懼。這恐懼我現在已經沒有了。
作者「赫塔·米勒」的其他小說
《呼吸鞦韆》《今天我不願面對自己》《國王鞠躬，國王殺人》《人是世上的大野雞》《鏡中惡魔》《心獸》《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低地》《狐狸那時已是獵人》《獨腿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