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早就閃爍霓虹慘白。
一隻踢向嘴將它封殺，
另一隻將肋骨踢軟。
霓虹的鞋在清晨熄滅，
野蘋果風趣，槭樹羞紅了臉，
天邊的星星像爆米花一樣行駛。
國王鞠躬國王殺人。
方言中的韻律很早就將我引向國王：allein-wenig-koenig（獨自-少-國王），我在山裡放牛時學會了把玩韻律與祖父象棋裡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韻的牆報、經文和天氣諺語，小時候我對它們很認真。進城後，少年的我開始嘲笑這些玩意兒。高中歲月都消耗在了歌德、席勒的長篇敘事詩，重音總放在最後一個音節，像敲地毯一樣沒頭沒腦打著節拍：「穿過夜和風？/父親與孩子」或「雷諾迎著朝霞出發/從沉沉的夢境醒來：/‘威廉，你是不忠，還是死了？/你還要猶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頌歌：「我愛這片土地，它託付給了我/託付給了你，還有你，和所有的勞動人民/她的話語親如母親/為著和平，為著社會主義，為著幸福和力量。」韻律在這裡磕磕絆絆，敲地毯也敲不出節奏來。如果連續朗誦六七段，聽起來頭上像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種難以忍受的韻律噁心。後來接觸到特奧多·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詩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種小心翼翼的、敏感的節奏，彷彿詩人在創作時，呼吸在太陽穴的盒子裡輕叩。我沉迷於其中，沒費多少力氣就能倒背如流。這些詩句注視著我的生活，它們就是我的生活，和我說話，自行走進我的大腦。我太愛這些詩了，以至於我不敢去探究它們是如何產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認為，無論怎樣下功夫都無法使我們接近二位作家的獨到之處。後來，我開始從報紙剪下需要的詞，起初並沒想到拼湊成詩，只是因為我經常出門旅行，想給朋友們捎個信兒，信封裡塞點自己的東西，而不是本位主義攝影師鏡頭下的明信片。在火車上看報時，我把殘缺的圖片和詞語粘在一張白色卡片上，或拼成一兩個句子，比如：「由此可見這個執拗的詞」或「如果一個地方是真實的，它就會輕觸渴望」。我先是驚異於報紙上零散的詞也能有所作為，接著韻律就自然流淌出來。我在家剪報的習慣由來已久，我把它們隨意鋪在桌子上，看著看著，它們自己就組成了詩。基於對特奧多爾·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詩句的信任，我接納了那些未經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組成的詩句。這些詞互相認識，因為它們必須分享一塊不大的地方。我無法把它們趕走，詩興漸次濃厚起來。
從一開始我就會剪下所有見到的「國王」字樣，絕不會把它留在報紙上。有一次，在拼貼之前，我數了一下，桌上並排擺著二十四個「國王」。我把第一個「國王」放進句子裡，韻律隨之飄然而至。這說明，通過詩歌能夠接近國王，我們可以請他出場，詩韻將國王逼到他引發的心跳節奏，然後劃一條光滑的弧線進入他製造的驚惶。韻律盤旋而起，整齊劃一。整個詩句換步行進，與其他詩行協同一體。我們也可以逆向梳理韻律，把它們藏在句子中間，然後看它們如何將丟掉的又吞回去。句末的韻律可以濃墨重彩，立體展現，但閱讀時不宜強調，要隱藏在聲音裡。
「國王」在小時候就已植根於我的腦海。他隱身於事物中，即便我一個字不寫，他也存在著，以一個家喻戶曉的惡人形象出現，為著掌控生活中出現的新的錯綜複雜。國王現身之處，不會見到仁慈。然而，在生活遠離可表達的範疇時，他可以整理生活，無須詞語就能對付其雜亂無章。國王一向是需要被經歷的，而不是被說出的詞，靠說話無法與他接近。我和他一起度過了很多時光。在那些時日，恐懼或多或少一直伴隨著我。
「心獸」與被經歷的「國王」不同，是一個被寫下來的詞。它在紙上誕生，寫作時用來代替國王，因為我在死亡恐懼中必須為生命渴望找一個詞，一個我當年在恐懼之中無法擁有的詞。我需要一個像國王一樣的雙刃詞，膽怯而專橫，能進入身體，成為一個特殊的內臟，一個可以承載周圍一切的內在器官。我想與住在每人身體裡的無常對話，那住在我心裡也同樣住在那些強勢人物心裡的無常。它不認識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著。隨著偶然的程式與內心願望對我們的改變，它有時馴順，有時狂野。
到德國後的第一個除夕夜，午夜時分，國王突然出現在派對上。當時，客人們都在鑄鉛。我注視著勺子裡熔化的鉛在涼水中滋滋冒氣，凝固後成為一個全新的模樣。我心裡清楚，國王也是這麼出來的，心獸亦然。大家讓我也來鑄一個自己的新年幽靈鉛，我不敢，笑著抽身離開，我怕他們看出破綻：神經極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鑄鉛。別人心裡充滿明亮的幻想，而我顧慮太多，我怕幽靈鉛會封鎖我的心獸，讓它整整一年都來煩我，在我想抓它時捆住我的手腳。還有——這恐怕是同一問題的延伸——我擔心大家從我的匙子裡爬出來的東西上，看出我內心的殘破，看我如何努力用「心獸」來定義我的內心狀況。
弗裡茨·朗令人壓抑的電影《綠窗豔影》中有一句臺詞：「你進入了一個幾分鐘前還完全無法預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這鑄鉛遊戲會暴露一些我不願意料之事。
國王追趕著我，從鄉村來到城市，又從羅馬尼亞來到德國。他是一些我永遠無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當大腦迷失、詞語失靈時，它就成為這些事物的代言人。所以，每每遇到這種情況，我都喜歡說：啊，國王來了！
我到德國後，朋友被發現吊死在自己的住所。我離開而親友們留下的地方，國王又在鞠躬殺人了。他叫羅蘭德·基施，年僅二十八歲的建築工程師，寡言少語，話音輕柔，不事張揚，喜歡詩歌創作和攝影。我被宣佈為國家公敵後，不論我在羅馬尼亞還是在德國期間，他從未像別人一樣宣佈與我斷交。我定居柏林時，他不顧自己安危依然不斷給我寫明信片。出於擔心，我希望他和我斷交，同時又盼望收到他的來信，因為這意味著他還活著。他最後的訊息，是他死前幾個星期寄來的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們經常散步的一條街，在我走後變化很大：街上新鋪了有軌電車道，軌道上長滿半人高的野胡蘿蔔，開著金邊白傘花，似乎在預示某種危險的訊號。我抬腳離開之後，我們之間的距離拉大了，隨性的交往被沒收，無法直抒胸臆，閱讀來信時需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尋找隱蔽的含義。野胡蘿蔔是我們分離的意象，我想，也許所有必須注視著人類無望的植物，都可能變成野胡蘿蔔。卡片背面只寫著一行字，字型很小，彷彿沒打算填滿紙上的空白：「有時我只有啃齧手指，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以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人世。這句話的分量，比它所有的詞加起來表達的內容都要重得多。它引領我們走到詞語無法自我忍受之處，包括我們引用它時需要使用的詞語。不是因為這句話，而是因為這個人，人不應該像他一樣，待在這樣的一句話裡，但他也是逼不得已。他死去的日子很貼合這句話的境況，是五一勞動節，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節日。在勞動節這天，熱衷於草菅人命和立紀念碑的獨裁者幹掉了一個建築工程師。聽到這個訊息時，我感覺國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試想，你晚上獨坐家中，有人敲門，你開了門，然後就被吊死。鄰居們回憶說，當晚他們不只聽到一個人的喊叫，但沒人去幫忙。屍檢的要求也被拒絕了，因為國王不允許別人看他的牌。官方的結論是自殺，餘下的問題只是：他們原本就計劃吊死他呢，還是他反抗時頭被套進了繩索，抑或是審訊和拷打致死，劊子手們不知該如何處理屍體，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事先預謀的，還是因事情沒有按計劃進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輕蔑裡，或僅僅是為了好玩兒，臨時的一個處理辦法。殺人者是職業特工，還是被僱傭或是被脅迫的罪犯？
朋友的死帶給我的震驚，屍檢被拒絕的事實，使我想起童年時經歷的另外一件事——村裡的桑葚國王。那是毫無爭議的自殺，卻不得不做屍檢。他患癌症晚期的最後日子裡，醫生沒有足夠的嗎啡，只能給他盤尼西林。他實在疼得無法忍受，與死亡定了個約會。他的後院有一棵桑樹，上面靠著一把梯子。每年，他的雞都學會在樹上睡覺，一到晚上，它們順著梯子爬上樹冠，一排排蹲在樹枝上睡，天亮以後，再順著梯子下到院子裡。死者的女兒說，通過幾個星期的訓練，他讓雞們熟悉了他，這樣他在上吊的時候，雞不會因受到驚嚇飛起來，也沒叫一聲。那天夜裡，院子非常安靜，悄無聲息。她三點醒來，起身去看看父親。床上只有睡衣褲，人卻不見了，櫃門開著，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也不見了。她當時的念頭是，他可能想到院子裡走走，減輕一點痛苦，可是那也不需要穿禮拜天的正裝啊。她大著膽子來到院子。月光如洗，庭院從黑暗中浮出，雞們像往常一樣蹲在桑樹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雞，她強調說，像陳列櫃裡的白瓷餐具一樣泛著光澤。他就在雞的下面，吊在一根樹枝上。他是我的鄰居。事情發生後，我再看那棵樹時，腦子裡經常發生錯覺，我不斷對自己說：他們用的是同一個梯子，他和他的雞。
盤尼西林醫生並不自責，他竟敢懷疑這不是自殺，堅持要做屍檢。他把衣著整齊的死者的尊嚴從他最好的西裝上扒下來，在一個炎熱的夏天，在院子正中央，靠著桑樹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屍檢專家。死者被解剖並放進他房子裡最漂亮的房間後，棺木的蓋子立刻被蓋上。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看見了他脖子上深藍色的勒痕，像樹上桑葚一樣的靛藍。正如雞的頭上有冠，他脖子上的條紋就是他的冠。死者辭掉了肉身的陪伴，走進另外一種寧靜的物質，逃進果肉裡。帶著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裝，他把自己變成了樹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顆桑葚。他是走入地下的桑葚王。
在亞歷山大·沃納的小說《牆中窗》裡，出乎意料地，桑葚王也穿行在字裡行間。他變身女人，脖子上的藍色條紋換作首飾。女人脖子上蹲著我童年時的桑葚王。「她接過父親遞給她的玻璃杯，一飲而盡時，我注意到她粗壯的脖子上有一根黑絲絨帶，上面掛著塊獎牌。一個月後我們終於明白，父親沒錯。我問他母親是如何殺死自己的，這問題純粹是個形式，因為我知道，殺死她的是這根黑絲帶……恐怕這勒緊的頸帶（手指稍微往裡一鉤，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直地躺著不動的原因吧。」
朋友死後，再看見繩子總讓我感覺異樣，我一直避免接觸它們。公車上的懸掛把手我不會去碰，大衣掛到立式衣架上，好像腦子裡響指一打，腳在裡面停留片刻，便會離地而去。我在車站的書報亭買了張明信片，講解各式領結的打法。領結是衣領下、環繞脖頸的再明顯不過的繩套。這東西買得太輕率，我以為自己能坦然面對這領結的大閱兵。為了驅走恐慌，我長久地盯著它看，直到它不再讓我心煩意亂。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屜的最下面，一放就是好幾年，我不會把它寄給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謀殺常常被導演成自殺。反過來，輪到自己人時，自殺也可能被說成是意外。所有中層以上幹部都效仿齊奧塞斯庫打獵的愛好，有人出於自願，有的則是不得已。打獵成了幹部們的一項體育運動，森林裡的黨員活動，連最偏僻的小地方官員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個幹部，因為厭倦了生活，獵鹿時趁人不注意，將一顆子彈射進自己嘴裡。報紙的「紙房子」說，他在打獵時意外身亡。我認識的一位學生的父親當時在場，所以瞭解真實的情況。我們生活在死亡威脅下，生命的短長全由國家定奪，看到這種報道時往往會生出許多苦澀的幽默。那位四五年後被吊死，卻被偽裝成自殺的建築工程師朋友，聽說了這「狩獵事故」時說：「獵人原本的目標是鹿，但鹿卻穿透了他的上顎。」我們就「上顎之鹿」編起了笑話，笑話又引出新的笑話，成了連環笑話：「寧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寧要村中教堂也不要櫃下臭蟲，寧要櫃下臭蟲不要棺上蓋子」。每個人添點油加點醋，編出一篇即興童話，一個由零星影像拼成的馬賽克。一個壓過一個，成了小組的一種詩歌練習，通過諷刺挖苦掩飾每個人心中的恐懼。遊戲帶出了一種活力，每人都把前面的句子進一步推向荒謬。我們的作品像德國童話一樣中規中矩地開始：「從前啊，」緊接著一個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端：「從前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這樣一個經典羅馬尼亞式童話的開端，直指政府蹩腳的謊言，已經足夠大家爆笑一場。我們還可以如此種種不斷滾動下去：「從前啊，和從前一樣，當時啊，和從未發生過一樣。從前啊，也無所謂怎麼樣。從前的某一次啊，數不清是第幾次，和從未發生過一樣。從前啊，從前的最後一次，打獵時啊，一個獵人，和別的獵人一起，不知道啊，總共是多少人。當四周啊，不知道方圓多少裡，再沒有第二個獵人的時候啊，除了這一個，也不知道那是幾個獵人當中的第幾個……」這種比對要不斷升級直到頂峰，句子則變成迷宮。在縱橫交錯之中的某一個地方，獵人柔軟的粉紅上顎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堅硬的土地上，它必須碰到一隻鹿，它得長大，長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夠以假亂真的程度，最後被自己的主人一槍打死。具體如下：「上顎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樹和樹枝和樹葉和別的樹和樹枝和樹葉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別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一個同志和另一個同志相像。」我們有個句子迷宮一覽表，很長，那是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把無數路徑和彎道放進去，直到腦子裡亂成一團。
上面的內容是我自己新編的，原來的早已淡忘，大致意思是一樣的。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國王。習詩使我們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飾的幽默笑話是對現政權解體的一種想象，同時也是給自己打氣，因為我們嘲諷的物件隨時可能終結我們的生命。與其說集體創作笑話給我們帶來了愉悅，毋寧說那是我們偷來的一點歡樂。房間裡的確有我們嘲弄的臭蟲——竊聽器。有時，我們已經記不得哪些內容是自己或朋友編的，在天知道第幾次的審訊中，審問者倒回到這段已被遺忘的時間，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們的「反動觀點」個別對質，一字一句和我們清算。有時，他們還把整個故事翻譯成蹩腳的羅馬尼亞語，文字經他們翻譯後幽默感蕩然無存。審訊往往持續大半天，直到腦袋都不知道屬於誰了。終於可以離開以後，我們坐在一起商量對策，如何在否認自己言行的同時不牽連別人。我們的故事被翻成羅語之後，政治風險沒有降低，文學性卻被嚴重歪曲，詩意喪失殆盡，這是我十分不願看到的結果。審問時，連續幾個小時的反芻讓我漸漸憶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復原文中的詩意，但我必須忍住，否則豈不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當訊問者認為把我將死的時候，都會以一種勝利者的口吻說：「你瞧，事物總是相互關聯的。」他說得對。但他不瞭解，在我頭腦裡，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關聯在一起是針對他的。他坐在一個拋光的大號寫字檯前，我面前是一張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這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關聯。「你瞧」，是的，我瞧見了，桌面上的許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審的人——對他們我們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著——刻的。連續幾小時的審問，我必須一直盯著審問者，這讓他成了國王。他的光頭恐怕需要我祖父在戰俘營的理髮師來處理，他褲腳和襪邊之間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沒有，泛著難看的白光。是的，在他頭腦中，所有事情都聯絡在一起對我很不利，但我腦子裡聯絡的是其他東西：如象棋子中站著一個王，微微鞠躬，審問者體內也有個王，是殺人的王。那是我剛剛開始受審的一次，一個夏日午後，刨子幽靈也來了。窗玻璃在陽光下泛著波浪形微光，在地板灑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環。在審問者橫穿房間時，這光環爬上他的褲腿。我暗自希望他蹣跚一下，讓光環爬進他的鞋，穿過腳掌將他殺死。
幾個星期後，國王不僅走進他光頭上消失了的頭髮，也走進我依然存在的發中。我們倆的桌子中間，明亮的光環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樣盤旋著，比平時更長。外面風很大，光環飄忽不定。審問者一忽兒站起來，一忽兒又坐下，顯得神經兮兮。刨子幽靈很不安，審問者一直看著它。我一動不動坐在那兒，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刨子幽靈只是個影子，像小丑一樣跳來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靈之間失去了控制。他走過來走過去，在我桌邊大聲咆哮著，我感覺耳光就要上來了。但他舉起的手，卻從我肩膀上捏起一根頭髮，準備讓它在兩指之間落到地板上。我不知為什麼突然對他說：「請把頭髮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鏡頭一樣——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搖搖頭，穿過光環走到窗邊，望著外面的樹笑起來。他的笑帶著回聲，趁他笑的時候，我順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頭，他真把頭髮按原樣放回去了。這一回，國王之笑也沒用，他對頭髮插曲沒有思想準備，從馬鞍上被甩出去太遠，落得個出醜。我感到一陣愚蠢的滿足，好像我從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一樣。他的摧毀練習只在程式正常時起作用，除了按部就班，即興發揮對他來說是一種冒險。這一切並不真實，是純粹的臆想，但對我有用。
頭髮和理髮師總是和國王有關。我和朋友們離開住所前，會把頭髮放在門把手上、櫃子把手上、抽屜裡的手稿上、書架的書上，機警而不為人注意的標誌，能告訴主人他不在家時是否有過不速之客。「差之毫髮」「髮絲般纖細」「髮絲一樣精確」，對我們來說不只是固定用法，已經成為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在小說《心獸》中寫道：「我們的心獸像小鼠一樣溜走。它們將皮毛扔到身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我們事後談論，它們會更長久地滯留在空氣中。寫信時不要忘記寫日期，永遠記著往信封裡放一根頭髮，埃德加說。如果頭髮不見了，就說明信被開啟過。我心想，一根根頭髮，會隨著火車走遍整個國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淺色的是我的，庫爾特和喬治的是紅色的。」
我的朋友羅爾夫·波塞特，離開羅馬尼亞去德國之前，一隊秘密警察將他的家徹底翻了個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帶走了。他們走後，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走到盥洗室的鏡子前，剪下一縷頭髮和一撮鬍子。七個星期之後，人們才明白這瘋狂剪刀是一次自殺演習。到德國六個星期後，他從收容所的窗戶跳了出去。
男人的髮型較之女人的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徵，它顯示國家對個人生活的干預，象徵壓迫的程度。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屬於國家後，都會被剃光頭，比如士兵、囚犯、孤兒院的孩子，還有犯了錯誤的學生。學校每天都會監督孩子們頭髮的長度——脖子到頭頂的下半部分不準留頭髮，耳垂要有一指寬不能被遮擋。不只小學生如此，在中學甚至大學，頭髮的長度也沿用這個標準。理髮館按性別分開，男男女女在同一間髮廊理髮是不可想象的。國王要求男女有別，好讓他能夠一覽無餘。
我在翻看童年的照片時，國王也在鞠躬。我從自己每張照片的髮型上，能看出母親當天早上的心情。攝影師很少上村子來。我已經記不得當年的自己，是在什麼情況下，站到村中間的一面牆前，或者院子裡的一畦花前，或是教堂邊鋪滿雪的路上，讓人給我照相。照片上關於我的資訊很少，更多是關於母親的。從照片可以推斷出以下三種狀況。第一種：頭髮的中縫是歪的，兩條辮子在耳後高低一樣。說明父親在前一天晚上只是微醉，母親給我編辮子時心境淡泊，想著自己的事，手指習慣性地動作。婚姻總體可以，生活還能夠忍受。第二種情況：頭縫和辮子歪歪扭扭，我的頭看上去像被擠過，臉頰錯位。這說明父親頭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母親一邊梳頭一邊流眼淚。我成了一塊多餘的木頭，像她常說的，如果不是因為我，她早就離婚了。第三種狀況：頭縫和辮子都很正，左右腦和臉完全對稱。說明父親前一天晚上回家時是清醒的，母親心情輕鬆愉快，也能喜歡我了。不過顯示第三種情況的照片很少。因為攝影師只在節假日來，平日裡，我父親在工作時間也會喝點酒，但節假日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大醉一場。他沒有別的愛好，不像別的男人那樣喜歡下棋、打牌、玩保齡球，他也不會跳舞，只是端著酒瓶站在一邊看別人玩，直喝到眼睛臃腫，舌頭變大，雙腿發軟。從我的相片也能倒推出他的三種狀況，第二天通過梳齒鑽進我的髮型裡。
母親的情緒從我的頭髮上顯現，或許也是因為她在之前的幾年中，被流放到蘇聯強制勞動的緣故。她在殺人國王的勞動營裡待了五年，這五年一直處於飢餓狀態。她十九歲被流放時，和所有同村的女孩一樣梳著兩根大辮子，在勞動營卻常常被剃光頭。剃光頭不外兩種原因，一是因為長了蝨子，二是實在餓得受不住了，從地裡偷了幾個土豆或是甜菜。有時，頭髮因為蝨子已經被剃光，又被抓住偷東西，這讓監管很犯難，因為光頭之上沒法再剃光頭，這和被抽過的脊背上再抽鞭子不一樣。光頭長時間長不出頭髮，頭髮因不像皮膚那麼笨，她說。有一張照片上，還是姑娘的母親頭髮被剃光，身上瘦得皮包骨，懷裡抱一隻貓。貓也是皮包骨，和她一樣，因飢餓而撕裂的深沉眼睛露出尖銳的光芒。每次看到這張照片，我總會問自己：人類對貓咪的愛何以使得正在捱餓的她與其分享食物？是因為動物擁有她自己沒有的毛髮嗎？貓毛雜亂無章，頭髮長而怪異，好像部分肉體犧牲了自己用於毛髮的生長，它疏離了自己的本質，走進另外一種非自然的物質中。
在德國，新納粹分子為何無故將頭髮剃光？他們扛著變了形的頭顱，像扛著乾涸的或已消失的河床上的一塊卵石，四處展示，意識不到這是自我扭曲，自我貶損，自以為是地扮演冷酷的兵痞。在他們野蠻的世界觀裡，光頭成為一種高尚，給身體打上這種烙印以確立自己的歸屬。在這些鵝卵石腦袋裡，個性被剔除，光頭下的骨縫裡坐著可憐的大腦，憑權力慾的心血來潮調動身體。把身體交給本能，成為攻擊他人的工具。
我找到的有關國王的最早的剪報詩中，有一首這樣寫道：
一隻手中，
站著國王。
坐在雨中，
就是這樣。
我走進去，
不為遇到。
另一隻手中，
站著國王。
他失敗了，
就是這樣。
我走進去，
頭被剃光。
還有兩件重要的事與國王有關：
一、祖父不再理髮。他帶著一頭濃密的白髮走進棺木。
二、祖父費了好大的力氣，也沒教會我下象棋。他懷疑我的理解力，我也懶得解釋。我從未對他說過，我是多麼害怕又多麼喜歡國王。我知道大家會說：我的腦子裝得太滿，已經沒有空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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