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位作家的寫作方式完全不同，但他們的文字都深深地吸引我，令人歎為觀止。他們讓我跳出自己，用他們的文字重新審視我的生活。人們讚美散文時喜歡說，這一句很有詩意，或許是因為它單獨存在即能達意的緣故，但散文中的好句子只可能與詩中的好句子而非平庸的句子相像。不論在哪裡，只有好的文字才會有相似之處。「鳥兒死去時，它們的肚皮在風中朝向天空」，這樣的句子出現在安圖尼施的散文中再自然不過。它聽上去之所以是好的詩句，只因為它是好的散文句。
在物品及表述行為而非表達思想的詞彙中，已經存在太多的陷阱。而我又離開花邊，走上了鋪著柏油馬路的地毯。十五歲進城，接觸了許多新鮮事物，開始學習羅馬尼亞語。起初很吃力，我豎起耳朵全神貫注，依然什麼都聽不懂。我穿上了蜥蜴頭皮鞋在街上啪嗒啪嗒，卻迷失了自己。走過城市，感覺除了腳尖為高跟鞋存在之外，身上別無他物。我只好儘量少說話。半年後，一切突然改變了，我似乎什麼都沒幹，所有人行道、機關的視窗、電車、商店裡的貨品，一下子都為我學會了這門新的語言。
如果某個地方充斥著你不懂的語言，你就要和它一起去傾聽。日子久了，你在這裡生活的時光會為你學習，這和大腦沒有關係。我一直以為，人們對詞語的傾聽不夠重視。傾聽是在為說話做準備，時候一到，話語會自動從嘴裡湧出。忽然有一天，羅馬尼亞語就變成了我自己的語言。不同的是，當我並非情願不得不用德語詞彙和它們比較時，羅語會睜大了眼睛。它的紛雜具有一種感性、調皮、突如其來的美。
村裡的方言德語說：風在走；學校的標準德語說：風在吹(wehen)，在七歲的我聽來像是風在讓自己痛(wehen)；羅語則說：風在打(vintulbate)，立刻聽到了運動的聲響：風不是讓自己，而是讓別人痛。不同語言對停止颳風的表達也大相徑庭。德語說：風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羅語說：風站住了(vintulastat)，是直立的、垂直的。「風」只是不同語言在表達同一事物時持續換位的一個例子，幾乎每個句子都是另外一種視角。羅語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是因為羅語的詞彙不同，這些詞彙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織入語法的網中。
百合(lilie)，在羅語中是陽性，crin。陰性的lilie和陽性的crin觀察的目光自然不一樣。人們在德語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在羅語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擁有兩種視角的人，二者在頭腦中交織在一起。陰性百合和陽性百合敞開自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蕩著鞦韆，蕩進對方的身體裡。物體內部產生一陣騷亂，因為它無法清晰地辨認自己。百合在兩種同時奔跑的語言中變成了什麼？一個男人臉上的女人鼻子？一個長長的淡綠的上顎，一隻白手套，還是衣領？它散發來和去的氣味，還是讓我們嗅出超越時間之上的停留？兩種語言交匯下的百合，通過兩種百合視角，碰撞出一個神秘而永無終結的過程。雙體百合在大腦中無法停歇，不斷講述著有關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與單語百合比較，人們在雙語百合中看到更為豐富的內涵。
從一種語言走向另一種語言時會發生變樣，這時母語的視角被置於外來語種的審視之下。母語無須作為，它是不經意間產生的一種天賦，在遲來的異國語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語詞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閃現。從此，母語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棲所，母語詞彙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當然，對個體而言，母語仍然是無法撼動的，即便在外語的觀照下物體被相對化，我們終歸還是信任母語的標準。我們知道，它儘管偶然，源於直覺，卻依然是我們擁有的最安全、最基本的標準，它無償地將自己提供給嘴唇，無須有意識學習。母語像皮膚一樣，隨時隨地無條件地存在著，如果被小看、被歧視，甚或被禁止，也會像皮膚一樣受傷。我從羅馬尼亞的一個方言小村走出來，操一口學校裡學到的寒酸的德語普通話，走進城市的官方語言。與我有相似經歷的人，會感到一樣的困頓。進城的最初那兩年，在語言中找一個合適的字眼，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區找路還要困難。羅語就像我口袋裡的零錢，貨架上的商品還沒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經不夠支付了。我要說的話，必須用合適的詞語來支付，可是它們大部分我都不認識，認識的有限幾個到用時卻想不起來。現在我明白了，將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這種漸進、這種遲疑，也給了我時間，讓我驚羨羅語為事物帶來的變樣。我知道這是我的幸運。羅語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是一個全新的視角，其內涵比德語中的燕子要豐富得多。一個鳥的名字，同時為我們描繪出這樣一幅圖景：燕子們黑壓壓地並排坐在鐵絲上。沒有接觸羅語前，每個夏天，我都會看到這樣的風景。我為人們能如此美麗地稱呼燕子而慨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意識到，羅語詞彙較德語更感性，和我的感覺更合拍。不論談話還是寫作，我都不願再失去這變樣的兩端。雖然我的作品中從未出現過一句羅語，但它一直伴隨我的文字，這一點毋庸置疑。它已經走進我的視線，在那裡生了根，發了芽。
母語在外語的審視下，其偶然性變得清晰可辨，但這並不使母語感覺受傷。相反，將母語置於其他語言的目光之下，會產生一種徹底的公證關係，像成全一份無須努力得來的愛情。我愛自己的母語，從來不是因為它更好，而是因為它與我最親密。
遺憾的是，對母語本能的信任有時會遭受徹底的破壞。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行動之後，保羅·策蘭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即他的母語也是殺害他母親的劊子手的語言。策蘭無法抖落身上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學說的第一句話是德語，這種語言在他大腦中根深蒂固，無法剔除，即便散發著集中營煙囪的氣味，策蘭也必須將它當作最親密的言語障礙保留於心。雖然他是在意第緒語、羅馬尼亞語和俄語環境中長大，日後法語成為他日常生活的語言，依然無法撼動德語在他心中的地位。喬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goldschmidt)在猶太人大屠殺之後拒絕再講德語，幾十年只用法語寫作，但他並沒有將德語遺忘，他最後的幾部德語作品水平之高，是許多德國作家都無法超越的。我們可以說，歌德施密特的母語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剝奪了。
許多德語作家微醺於這樣的觀點，即母語在必要時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儘管這必要性在他們身上從未發生，他們依然熱衷於鼓吹「語言即家園」。他們的故鄉觸手可及，從來無須質疑，他們的家園也從未危及過他們的生命，因此從他們嘴裡說出這句話常常會激怒我。這些文人有義務將自己與那些逃脫了希特勒劊子手的魔掌、到處顛沛流離的人相聯絡。在他們身上，「語言即家園」濃縮成簡單的自我肯定，僅僅意味著「我還活著」。對這些流亡者來說，「語言即家園」成為他們在陌生的土地上，用話語表達的自我堅持。那些腳踩安全的土地、可以自由來去故鄉的人大可不必於此費神。從他們嘴裡說出這句話，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讓他們對自己破碎的存在、孤獨和永遠無法重拾的自我認同視而不見，只因母語作為頭顱攜帶的故鄉能彌補一切。母語的攜帶不是可能，而是一種必然，除非死後，母語也隨之消失。但這又與家園有何相干？
我不喜歡「故鄉」這個詞，它在羅馬尼亞被兩種人佔有著。一種是村裡的施瓦本波爾卡男人和道德專家，另一類是政府的機關幹部。村莊故鄉是德意志狂的，國家故鄉是無主見的馴服和對壓制的盲目恐懼。兩種故鄉概念都是偏狹的、懼外（國人）的和傲慢的，四處嗅著背叛的氣息。二者都需要敵人，做出的判斷籠統、敵意、最終有效，錯了也不屑去更改。二者還都擅長株連九族。我的處女作出版後，村裡人在街上遇見我，會朝我臉上吐唾沫，從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給我九十歲的外公颳了幾十年鬍子的理髮師宣稱，以後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員們不再和我母親同坐一輛拖拉機或馬車，在遼闊的玉米地裡用孤立來懲罰她，只為她那個可恥的女兒。母親和女兒，因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樣的孤獨。母親進城來找我，她沒有抱怨，但我從她的眼淚中聽出明明白白的譴責：「別再給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寫點別的。你以後不用回去，但我還得在那裡生活呀。」政府把我帶走審問時，村裡的警察把母親關在辦公室整整一天。我不為家人的勸說所動，我不能讓別人左右我該寫什麼，該說什麼，讓我收回我對他們和政府說的哪怕一個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從不對家裡說，他們也不問，就是希望不牽連他們，他們反正也理解不了。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連政策下，他們不得已被牽涉進來。我欠家人很多，但又無力改變現狀。如果說這就是我的故鄉，那只是因為我會說這個地方的語言。然而，正因為我會他們的語言，我們之間永遠沒有共同語言。在最短的一句話裡，我們要說的內容已經大相徑庭。
我的目光久久地停在豪爾赫·森普倫的一句話上，是出自他的《費德里科·桑切斯的告別》。森普倫曾被關在集中營，後來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移民到這塊陌生的國土。森普倫說：「家園不是語言，而是被說出者。」這說明他了解人們的內心需求與表達的內容有最起碼的認同，以便歸屬它們。在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語之所承載與他的生命格格不入，這時的西語怎能成為他的故鄉？森普倫的「家園即被說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賣弄有關故鄉生存的最悲慘細節。今天，依然有很多伊朗人會因為一句話而鋃鐺入獄。多少中國人、古巴人、朝鮮人、伊拉克人從未在他們的母語中找到家園。薩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時候，他在俄語中還能找到家園嗎？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錯了，詞語也會失落。所有專制政權，不論左派右派，無神論的還是宗教的，都會將語言作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書描寫我在巴納特施瓦本地區一個小村莊的童年生活，羅馬尼亞出版社審查的詞語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國少數族裔移民國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詞。強權將詞語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滅語言的內在理性。被置於監督之下的語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樣充滿敵意，所謂故鄉更加無從談起。
羅馬尼亞語中，上顎被稱作「嘴的天空」(crulgurii)，但其發音並不顯出莊重。羅語的表達總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著它們長長的詛咒。相形之下，德語的嚴謹則中規中矩，紐扣緊鎖。我常想，「上顎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間應該很大，詛咒在這裡成為痛苦無法估量的、充滿惡毒詩意的長篇獨白。我曾對羅馬尼亞友人說，一個成功的羅語詛咒是上顎的一小次革命。獨裁統治下的人們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為咒罵已經發洩了他們的怒氣。
在流利而準確地掌握了羅語之後很久，我依然需要豎起耳朵，傾聽它向我描繪的大膽畫面，結果還是常常令我瞠目結舌。許多詞語看似平常，卻暗藏著精確的政治態度。有些詞本身就在講故事。那時的羅馬尼亞貧困遍地，到處是蟑螂。蟑螂在羅語中叫作「俄國人」，沒有燈罩的電燈泡叫「俄羅斯吊燈」，葵花籽是「俄羅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機智的詞語遊戲貶低著他們的老大哥。詞與意之間的關聯很隱諱，因而更具有諷刺意味。商店裡沒肉可賣，只有帶爪的燻豬蹄作為替代品，人們給它冠名「體操鞋」。這種高度政治化的表達方式無法禁絕。貧困是日常生活的裝備，人們在譏諷少得可憐的商品時也在嘲弄自己，嘲弄中又清晰地寄託著渴望。這樣的語言獨具魅力。當然也有例外：我曾在一所輕工業部下屬的中學代過課，一位老師把他的學生都叫作「……機組」，比如波佩斯庫機組；某機械廠有三個部門分散在不同城區，需要信使在各部門間傳遞檔案，其中有個信差是侏儒，個頭還不到門玻璃，敲門時屋裡人看不見，於是得了個「不在這兒先生」的綽號；還有吉卜賽人，他們脫離了黏土房的苦難生活，到工廠做火夫或鉗工，人們戲稱他們是「穿綢衫的吉卜賽人」。
獨裁統治下，欣賞俏皮的、幾乎天衣無縫的幽默，也意味著美化它的離題。無望中誕生的幽默，絕望處生出的噱頭，模糊了娛樂與羞辱之間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潮，不留情面才能引人入勝，綻放言語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變成笑話，他們口若懸河，敏銳俏皮，通曉變形和組合手法，是訓練有素的幽默老手。但很多笑話在長期的實踐中流於低俗的種族主義，消遣著歧視。我工廠的一些同事，可以幾小時不停地講笑話，口若懸河之時居高臨下，俯視著周邊的一切，在這個過程中訓練自己的記憶力。噱頭隱藏了傲慢，成為一種非條件反射的習慣。講笑話的人像得了職業病，得意中忘了初心。很多笑話的主題是顛覆罪惡的國家權力的，同時又是種族主義的。我當時真應該幫他們統計一下，在顛覆性笑話中，有多少具有種族歧視色彩。
同樣，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以及順口溜的調子也會立刻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詞與詞之間搭配得天衣無縫，無可爭議，容易在坊間流傳。市場經濟下的西方國家，廣告也會運用文字和畫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國後，某搬家公司的廣告詞嚇了我一跳：「我們能讓你的傢俱長腿。」在我的記憶中，長腿的傢俱是秘密警察來過的標誌：推開家門，發現椅子跑進了廚房，牆上的畫掉到房間另一端的床上。最近，柏林所有的公交站張貼著一張女人脖子的海報，脖子上有兩個槍洞，下面的洞上淌著一滴血。這是某網際網路公司的廣告。另一張海報上，一隻高跟鞋踩在一個男人的手上。對此我必須得說幾句了。踩在一隻手上的鞋有什麼美可言？它沒有任何必要，卻構成了最粗暴的傷害和毫無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與死亡的荒唐遊戲。在我看來，這樣的廣告只會貶低自己的產品。我絕不會去買講述著踐踏一隻手的故事的優雅的鞋。被踐踏的手無法與鞋分開，甚至比鞋還大，不斷折磨著我的記憶。鞋的顏色和接縫在記憶中早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廣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樣子。記憶的選擇並不奇怪，它非如此不可：在殘酷面前，美不再堅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變得猥褻。正如漂亮的人羞辱他人，美麗的風景之上遍佈著人類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頭皮鞋，即便美麗的鞋啪嗒啪嗒讓我忍不住回頭。這則鞋的廣告總讓我憶起過去，獨裁統治下，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如何被折磨，被踐踏。在我的想象中，廣告上這隻優雅的蜥蜴頭皮鞋什麼都做得出。我永遠不想去擁有它，也不會接受別人的饋贈。我不能保證這隻鞋，在我不經意間，不再重複它踐踏一隻手的習慣。
構思該廣告的人，一定不瞭解暴力會使人疼痛、會致人傷殘。載滿這樣故事的一隻鞋，不會使美更精緻，而是借暴力對美的一種瓦解。廣告原本用於提升產品的聲譽，這則廣告的效果卻適得其反。在等公交車，推嬰兒車路過，或是提著購物袋走過時，廣告牌靜止的樣子成了眼睛每天不變的節目，盤踞在腦中揮之不去。人們內心給他人帶來痛苦的底線一天天降低，國民對暴力的認知標準也隨之降低。廣告牌執著地出現在我面前，我不禁要問鞋廠和廣告商：你們能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你們要走向哪裡？你們的蜥蜴頭皮鞋的終點又在哪裡？
我每天都暗下決心不去理會這則廣告，卻總是忍不住去看，它頗具反諷意味地作用於我。我如此喜歡的蜥蜴頭皮鞋，被這則廣告名譽掃地，商家以後不必再指望我成為他們的客戶了。我懷疑廣告商並不是一無所知，他們只是太現實：反正多數人都不會往壞的一面想，他們是忠實的客戶，廣告可以促進購買力。至於少數幾個較真兒的，放棄了也不可惜。
父親出門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用抹布蘸著唾沫把鞋擦乾淨。被口水吐過的鞋鋥光瓦亮。人們習慣在蚊子叮咬過的地方，刺扎過的地方，在燒傷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蓋上吐唾沫，蘸著唾沫擦襪子和大衣上的汙點，還有粘在皮膚上的髒汙。小時候我常想，口水真是萬能的好東西，沾在皮膚上還冬暖夏涼。後來，讀到有關黨衛隊和國防軍(1935—1945)的文章，提到他們如何紀律嚴明，靴子隨時保持光亮，我想，父親往鞋上吐口水的習慣大概就是那時養成的。正是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讓人看出他身體裡的那個黨衛軍士兵。我有幾個上大學之前在羅馬尼亞部隊當兵的朋友有過類似的經歷。在頹敗的羅馬尼亞軍隊，士兵們也熱衷於這種擦鞋方式。沒有足夠的子彈供他們訓練，子彈太貴了。擦鞋沒有鞋油，但有口水。訓練射擊的時間越少，練習擦鞋的時間就越多。一箇中提琴手朋友奉命為他的上級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幹，手上起滿了泡，之後幾個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讀到另外一些有關士兵和口水的故事，是彼得·納達斯(peternadas)描寫的1968年匈牙利部隊和華沙公約國武裝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鎮壓，「匈牙利軍車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擋風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都失靈了。匈牙利士兵在擋風玻璃後面顫抖著、哭泣著……」這裡，口水成為平民對抗軍隊的一種武器。
我們村裡，如果孩子長得和父母特別相像，大家會習慣說：這孩子像是從他爹（媽）臉上吐出來的。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某種奇特的天然關係，否則原本貶義的詞在我們那兒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義的。不過，我們在形容一個人時也會這麼說：他簡直壞得像唾沫，一句簡短卻是最惡毒的罵人話。吐口水和說話大有關係。納達斯的例子說明，在詞語不足以表達對他人的蔑視時，口水是更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罵他還要厲害，那是一種激烈的身體衝突。
羅馬尼亞語和大多數其他拉丁語種一樣，聽上去靈巧而柔軟。一個詞可以在韻律中輕快地飛進另一個詞，任何情況都有適合它的韻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暢的話語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轉合中穿過每一個日子。與聽笑話一樣，我們總要多聽一遍才知道自己是否接受。「吉卜賽人遠看才是人。」……當春天來臨，白晝一天天長起來時，他們說「白晝一天比一天長出一隻雞腳來」，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晝一天比一天短一隻雞腳」。語言的想象力就是這樣，它在耳朵無花果（德語：耳光）和天鵝絨爪子（德語：柔軟的小爪子）之間盪來盪去。
德國南部的一個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戰後，小孩子們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種長捻兒爆竹，叫猶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聽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為這種爆竹和柔道運動有什麼關係，十七歲之前他一直都這麼認為的，每次去商店買炮或央求大人的時候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售貨員也沒糾正過。後來當他知道了真實名字的時候，他為自己在每個除夕夜放的爆竹感到羞恥。那時，父親已經過世，母親還健在，但他一直無法啟齒去質問她，在經歷了奧斯威辛之後，她怎麼還能隨隨便便叫出這種反猶的名字。我問他為什麼張不開口，他只是聳聳肩。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語言無時無處不是政治的範疇，因為它和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密不可分。語言總是存在於具體事物中，因此我們每一次都要凝神諦聽，探詢言語之下暗藏的深意。在與行為密不可分的關係中，一句話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難以接受，也許美好也許醜陋，或好或壞。總而言之，在每一句話語中，也就是說，在每一次說話的行為中，都坐著別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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