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跳入河裡，不再顧及河水臭氣熏天。這在自殺案例中很常見，很多人背離了最初擬定的自殺方式。」春天怎麼也擺脫不開焦躁。在聽見河流細響後，她走上防洪牆，哀鳴著栽下去。所有世事像高速奔跑的數字在眼前閃現，被遮蔽之事均有眉目，哦，就要恍然大悟了。然後被河水及時吞吸。河水像冰刀從每個方位刺入她身體。

「還有這裡。」法醫又拿出照片，春天手掌佈滿淤痕，皮塊破裂，露出幾根指骨，「她在往上爬，沒成功。」春天爬到防洪牆護沿，雙手劇烈顫抖。她再沒力氣，就是支撐著不掉下去也做不到。身體正像野牛，將她無情拉拽。她終於再度掉進河裡——像一枚孤獨的炮彈。有段時間，她從水裡伸出腦袋或手，但後來我們看見的只是微微隆起的水面。她的面孔在廣袤的夜空浮現，她的靈魂看著自己越沉越深，像秤砣被水底吸住。後來，它也消失了。

「她有著強烈的求生欲。」電視臺記者說。

「你可以理解一個想死的人已死，而軀體還在做本能反應。」

拍攝結束，屏聲靜氣的眾人說起話來。矮胖記者走來，說：「你還是不能證明農藥不是別人騙她喝的。她喝醉了。」

「你有證據麼？」

「暫時沒有。」

「沒有你說什麼？」

「反正我沒辦法完全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記者後來拉船伕腰間的尼龍繩，說：「你不錯嘛。」後者匆忙搖頭，不關我事。「你為什麼不綁她一隻手，綁一隻手不是也能拖上岸嗎？」

「這個要看情況哩。」

「綁一隻手不是更省事嗎？」

「我不知道，我要回去哩。」

記者嫌惡地丟掉繩子。這時警察說：「你們不是要問嗎？死者以前的房東在。」那夥人便殺向我。「我還有事。」我說。「就一會兒。」他們說。倒是那矮子覺得沒什麼好問的，先走了。

「就耽誤您一會兒。」他們跟著我，「她是你什麼人？」

「我老婆過去的同學。」

「為什麼住你家裡？」

「她們感情很好，當時她租不起房。」

「你知道她是小姐嗎？」

「不知道。」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

「有沒男人上門找過？」

「沒有。」

「電話呢？」

「也沒電話找她。」

「她在你家住多久？」

「三個月。」

「三個月，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連她是做小姐的都不知道？」

「當時可能沒做。」

「那你知不知道她偷東西？」

「不知道。我得走了。」

「就這個問題，她有沒有偷過你東西？」

「沒偷。」

「那你有沒有收她房租？」

「沒有。」

我繼續走，他們像飛機丟擲的降落傘，越飄越遠。他們說：「不收房租，怕是用睡覺抵了。」我停住，說：「說什麼呢？」他們攤開手，陰陽怪氣地看著。我接著說：「左一口小姐右一口小姐。有沒有想過她也是人，也有人的尊嚴？她都死了，糾纏這些幹嗎？」

「哦，那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用事實說話。」

「去你媽的，你們挑有利於你們的事實而已。你們有一句同情她的話嗎？你們關心的就是讀者的骯髒心理，為此不惜出賣一個可憐的女人。這就是你們說的新聞正義？你們說到底不就是報紙的敗類、新聞的亡命之徒嗎？你們從前到後，有從人的角度去理解她嗎？」

「你理解過，你說。」

他們笑起來，你看他，說得頭頭是道的。我鑽進車，感覺很爽，彷彿只要打方向盤，車子便會跑上天。可不一會兒，腦袋便鑽進嗯唵聲。我去電玩城，嗒嗒的槍擊，我玩不好，去洗浴中心，嗒嗒的水柱。我還得去迪廳。嘭嚓嘭。像是有什麼主導著我們的軀體讓它自由自在地扭動。最終我將腦袋塞進小姐懷裡，「就這樣捂我一夜吧。」

「不。」小姐來回碾壓著。

「求你了。」我捉住她的腰，「我給兩千。」

次日早晨我回到小區。陽光明媚，我因疲憊而噁心。我將車停在門口，看見那夥記者。穿雞心領毛衣的矮胖記者說：「不要以為我們辦事能力差。」我走向小超市，聽見他走來。他像豺狗一樣盯著我背部。他一定一手插在褲兜，一手晃盪著，吊兒郎當地走來。最終他拍打我的肩膀，說：「聽說你和她關係不明不白。」

「誰？」

「死者。」

「我說你是聽誰說的？」

「你別管，你就說有沒有這回事。」

「誰這麼誣陷我？」

「這個人，你認識他，他也認識你。」他說，「當然我也認識他，雖然剛認識不久。不過，從我的角度來說，我還是更願意相信當事人一點。」

「沒這回事。」

「我也是為你好。」他饒有深意地看著我。

「滾。」我幾乎要將腦袋磕向他。他大搖大擺地走到我車邊拍打它，說：「不知道馬路邊不能停車的嗎？」接下去又對同夥說：「一個居民，將自己當新聞發言人了。」直到我從超市出來，他還在說：「你不覺得你現在的表現很可疑嗎？」我想踹死他，但我想他沒什麼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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