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詩

當你老了 葉芝 第2頁,共2頁

一切在眼目中沉靜有條,

追求我所尋之思想,

然後用他自己的靈魂來判斷,一切工作都完成,否定來自智慧和洞察的一切,

最終沉進夜裡。

回聲:

進夜裡。

人:

哦,岩石之聲,

我們要在那偉大的夜裡盡情歡樂嗎?我們在這個地方面面相對,

除此,我們還知道什麼?

但是等等,我已經忘記了主題,

它的歡愉或黑夜都似乎只是一個夢;那上面有一隻鷹梟在捕食,

一隻可憐的兔子在大聲地慘叫,

它的尖叫聲擾亂了我的想法。

黑塔

古老的黑塔中的人說,

儘管他們不過和牧羊人似的吃喝,他們的錢花光,他們的酒變酸,一個士兵所需的他們都不缺乏,說,都是受誓言約束的人;

那些旗號就進不來。

在那墳墓中死者筆直地站著,但是風從海岸上吹來:

風一咆哮,他們就顫抖,

老骨頭在山上搖晃。

那些旗號來行賄或威脅,

或低語一個人是傻子,

這個人,在他合法的國王被遺忘時,關心哪個國王建立了他的統治。

如果他死去已久,

你為什麼還這麼怕我們?

在那墳墓中暗淡的月光灑下,但是風從海岸上吹來:

風一咆哮,他們就顫抖,

老骨頭在山上搖晃。

這塔的老廚子必要爬上塔去,

捉一些晨露中的小鳥兒,

當我們拖曳那躺著安睡的人們時,他發誓說,聽見了國王的偉大號角。但是他是一隻說謊的獵狗:

我們謹守誓言,警戒著!

在那墳墓中黑暗的變得更黑,但是風從海岸上吹來:

風一咆哮,他們就顫抖,

老骨頭在山上搖晃。

本布林本山下

1

以馬里奧提克湖畔的

聖人所言起誓,

阿特拉斯的女巫所知,

所說,並讓公雞鳴叫。

對那些騎士和那些女人起誓,面色和輪廓都是超乎人類的,

那面色蒼白、面容悠長的夥伴、那不朽的神氣

贏得熱情的完整;

如今他們在冬日的早晨騎行,

本布林本山的臉龐徐徐呈現眼前。這是他們的話中精華。

2

人屢屢生生死死

在他的兩種永恆之間,

一曰種族,二曰靈魂,

古時的愛爾蘭人全然知曉。無論壽終於他的床上,

還是槍打在腦門上,

與那些最親愛的人短暫別離都是這人恐懼之極之事。儘管掘墳者的勞苦時長,磨尖了鏟子,練出了肌肉。他們不過將所埋葬的人

再次推向了人心上。

3

你聽見了米切爾【注:約翰·米切爾:19世紀愛爾蘭的政治家,民族主義者。】的禱告,

「送戰爭來這時代,啊上帝!」

知道這話一說完,

一個人要瘋狂鬥爭,

有東西從失明已久的眼眶墜落,他偏頗的心得到完善,

片刻間在安逸中站立,

大聲地笑,心靈安寧。

甚至最有智慧的人,完成

了命運,知曉他的事業,

選擇他的夥伴之前,也會緊張帶著某種暴力的傾向。

4

詩人和雕塑家,做本分工作,也不讓時髦的畫家逃避

他偉大的先輩所做的工作,

讓他選擇正確的搖籃放好。

我們的力量從測量開始:

一個赤裸的埃及人思想的形狀,更溫和的菲迪亞斯【注:菲迪亞斯: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雕刻家。】鍛造的形狀,米開朗琪羅【注:米開朗琪羅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頂上繪製了《創世紀》中的圖景,其中自然少不了亞當。】留下了證據

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頂上,那裡半睡半醒的亞當會打擾周遊世界的夫人,直到她心腸熱起來,

秘密工作的心靈總有一個即定的目標,這證據乃:人類俗世的完美。

十五世紀留下的繪畫

將神或聖徒畫在

靈魂安息的花園裡;

那裡入目的一切,

花兒、青草還有無雲的天,就像長睡的懶漢半睡

半醒之際看到的影像。

當它消失了,只有床

和床頭在那裡,仍宣稱,天國的門開啟了。

旋轉繼續;

當那恢宏的夢離開,

卡爾福特和威爾遜,布萊克和克勞德【注:本詩行中提到的四個人都是著名的雕刻家或畫家。】,為上帝的子民準備了休憩之處,

這是帕爾默【注:帕爾默:也是一名風景畫家。】的句子,但是在那之後混亂籠罩了我們的思想。

5

愛爾蘭的詩人,學習你們的本行,

歌唱工整合律的詩行,

不屑做新生的種類

從頭到腳都是扭曲的形狀

卑劣的溫床生的下等的作品。

歌唱農民,然後還有

總是在馬背上奔波的鄉紳,

僧侶的神聖,和喝完黑啤酒之人喧嚷的笑聲;歌唱快活的紳士和夫人,

他們歷經七個英雄的世紀,

早已被塑成了雕像;

思量那些日子,

在來日,好仍然是不屈不撓的愛爾蘭人。

6

在荒涼的本布林本山下

德拉姆克里夫的墓園中躺著葉芝。一位先人曾是那裡的牧師,

那是很多年前,教堂就在旁邊,

古老的十字架聳立在路邊。

沒有大理石,也沒有例行的墓誌銘;在就地採來的石灰岩上,

遵他的囑咐刻下了這些話語:

冷眼瞥去,

看生,看死。

騎士,向前!

(1938年)

1葉芝死後葬於本布林本山不遠處的墓園中,墓碑上正是這最後的三行詩。

葉芝及其作品

葉芝是最具有人格魅力的詩人。他在創作裡經常提到自己出生和年輕時居住過的地方。他的先祖有盎格魯—愛爾蘭血統,在史威夫特(1667-1745)和亨利嘉坦(1746-1820)時期,是都柏林相當被人熟知且富有的商人。除此之外,葉芝家族和權貴巴特勒家族相交甚好,甚至聯姻。巴特勒家族是世襲的伯爵,在愛爾蘭的歐蒙德擁有封地。

葉芝家族在18世紀末逐漸沒落。自他祖母這輩開始,家族裡有很多人擔任神職。他的祖父是威廉·巴特勒·葉芝(和詩人名諱相同),不僅博學還是個運動能手。他在1805—1864年間任職斯萊戈郡「鼓崖」神學院的院長。一個世紀以後,葉芝的遺體便葬在「鼓崖」墓地。即使葉芝在都柏林出生,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高威、倫敦或海外度過,但是全世界的人卻公認斯萊戈是他生命的主幹道,而盡頭便是「鼓崖」。

葉芝的父親喜好繪畫,堅決不願意擔任神職,更不願意在律師這一職業上耗費心血。因此在成為第一個孩子(即詩人葉芝,在1865年6月13日出生)的父親的時候,他依舊沒有穩定的收入。在孩子3歲那年,全家搬往倫敦。之後的6年中,家中依次出生了4個嬰孩,最後存活下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各自在藝術上皆有成就:莉莉、洛莉以及畫家傑克。

葉芝的父親從未擁有過豐沛的財產,單從繪畫上來說,也沒有多大的成就,因為他的作品經常只進行到一半。他時常教育葉芝:「我年少的時候對‘紳士’的理解,就不認為是一心謀求發展。」他不看重事情的結局,並體現在對兒子的教育上——總的來說,這一點很適合詩人的成長,卻遠遠不夠。葉芝的祖母在斯萊戈有座房子,葉芝兒童時期便在這裡度過夏天,並將它看成自己的家。其餘的時間裡,葉芝大多居住在倫敦,整日跟隨父母在貝德福公園的文藝小團體裡拋頭露面,與當代的詩人、畫者、演員還有教養良好、學識淵博的紳士會面。

葉芝的父親獨來獨往,脾氣倔強,他讓葉芝待在家裡,自己給他上課。所以父子倆彼此瞭解透徹,感情甚是親密。這些可以從兩人之後幾年的書信交流中看出。但是,葉芝始終無法忘懷的遺憾,卻也是因為缺乏正統教育。拉丁文、法文他略知一二,卻從未接觸過蘇格蘭高地的蓋爾語;他喜歡並著手翻譯過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卻對希臘文一概不知;在對希伯來文、阿拉伯文都一無所知的情形下,他鑽研神秘文獻,錯上加錯。即使他涉獵的範圍很廣,也很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但要是在冶學這方面,我們可以借用一句他評價梅瑟斯的話來評價他:「知識豐富,學問不足。」

但是換個角度來說,他社交的物件大都是領導當代思潮的精英知識分子,這點起碼補救了教育上的缺憾。況且斯萊戈的傳奇和氛圍也給他許多幫助。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對孩提時期的回憶中很清楚地發現。

在他15歲那年,舉家遷回都柏林。兩年之後,他深受雪萊的影響,開始執筆作詩。除此之外,因為那時候愛爾蘭復古風的盛行,葉芝也自然而然地熱愛上神秘法術的鑽研。葉芝1884年在都柏林藝術學校就讀,在那裡認識了詩人兼神秘派支援者——喬治·羅素。神秘派相當合葉芝的胃口,他此後的作品裡相當大成分地顯示出這方面的愛好。葉芝曾寫道:「我邂逅了研究靈魂與神秘宗教的哲學以後,才從父親對我的桎梏中掙脫出來。」葉芝和那時候許多詩人一樣,在厭惡科學的同時,皆忙於另覓途徑,來掙脫這個無邊的桎梏。葉芝所走上的道路便是對愛爾蘭神話與民族精神的研究。這類事物紮根在葉芝的內心深處,他把自己對哲學、歷史的見解去偽存真,根據歷史、人文甚至神學凝練出一個詭異玄妙的論據。就這個論據而言,它並不能為詩的創作提供題材,但它增加了詩人的表現形式和想象空間,從而創造出全新明麗的詩體。葉芝內心深處所持有的觀點是將一切事物轉化成詩作;就這個觀點來看,他與所有的詩人們同樣有幸。在他的作品裡,常常用自恃掩蓋自卑。他執筆寫下與魏爾倫會面的場景,或者回顧「悲哀的一代」——他身邊那些唯詩獨尊,卻因領悟能力欠缺而放棄的朋友——都試圖證明自己是如何超越他們的。

《都柏林大學評論》於1885年發表了他的一些作品。這其中,《摩沙達》最為特別。他的父親曾經把這首詩作讓霍普金斯指點。與此同時,他創辦「鍊金術社團」,並宣稱:「大詩人在他最精緻純良的瞬間領悟的事物,我們在權威的宗教上更能獲得。」13年後,他創作的一篇有名的文章也有相仿的見解,大概的意思是:在最初天地混沌之時,法師統治著世界,詩人便是這些法師的後裔。

在創作詩作、研究秘術的閒暇,葉芝對政治滿懷興致。這段時間裡他參加了「愛爾蘭青年社團」,團長是約翰·奧利瑞。葉芝寫道:「我所從事的事情,不外乎參與當時的爭論,與奧利瑞對話,還有閱讀他贈予我或借予我的愛爾蘭語書。」他相當崇敬奧利瑞。因為他帶來的影響,葉芝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只會在文學層面上為愛爾蘭做出貢獻。儘管他在往後的日子裡對愛爾蘭文學的貢獻令人望塵莫及,但是他一說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總是帶有些許的遺憾。

葉芝在都柏林的生活十分困苦,卻很豐富。1887年,他的父親又返回倫敦居住;之後,葉芝就在英格蘭和愛爾蘭兩地間不停往返——有時倫敦、牛津,有時高威、斯萊戈。他在寫詩和秘術上的興趣依舊不減,參加了布拉瓦茨基夫人舉辦的「神智學社」,之後又參加了梅瑟斯舉辦的「金黎明鍊金研究會」;同時,準備創作《烏辛的流浪》。葉芝在倫敦認識了莫里斯,並通過他結識了蕭伯納。葉芝還和赫胥黎、王爾德會過面。王爾德對他相當友好。貝德福公園紅磚劇院的舞臺表演,讓他有機會認識託韓特,還有女演員法爾。託韓特是詩劇創作的先驅。這段時間裡,葉芝的想象力得到提升,對劇場的興致也是這時候產生的。

1889年,葉芝和他父親的友人艾理斯共同整理布萊克的詩集。兩人耗費了4年的時間才完成這項任務。正是這個時候,葉芝戀上了女演員茅德·岡。這段感情對於葉芝來說十分珍貴,因為她改變了葉芝的創作與人生。她讓葉芝不顧己願地和愛爾蘭民族運動的激進主義分子交往。葉芝一直記得兩人邂逅時的場景:「那天,她就如同春神的優美幻像一般。維吉爾曾說過‘她姍姍來遲,如同女神’,就是形容她的。」

葉芝在25歲的時候創辦了「詩人協會」和「愛爾蘭文學會」,同時出版了一部小說《約翰·雪曼》(1890),還有第一首特別的詩作——《烏辛的流浪》。這首詩如果按其後期創作水平來看的話微不足道,但是全詩竭盡全力掙脫固有的韻律,運用極具個人風格的象徵手法——這也是葉芝認為象徵詩所具備的必要條件,可以從中看出葉芝之後的文風,這是它值得關注的地方。雖然這首詩的韻調緩慢而沉重,但是葉芝已經開始在詩裡研究策略,力圖字字珠璣。這期間的葉芝依舊擺脫不掉浪漫派和前拉斐爾詩派的影響,還有19世紀風行的神秘派和民族傳奇風格,可是《烏辛的流浪》卻帶著大量屬於現代的特點。

從這時候起,葉芝就在倫敦和都柏林的文學圈內活動。一段時間裡,他和好友賽門斯居住在一起,因此也加入了《薩伏依》雜誌的隊伍。這份雜誌才華滿溢,卻沒有持續多久。25年後,葉芝出版詩集《靈視》(1925),把人類的性格劃分成幾種型別,其代表角色就是這段時間裡認識的友人。這個年代的文化發展似乎和促進了它的發展的社會基礎脫節,因此「抽象」手段相當普遍。葉芝覺得,「抽象」就好比靈魂的衰敗,最終只能落得任人宰割的悲哀下場。葉芝把自己和幾個朋友列入「悲哀的一代」——約翰生、辛格以及道生。這些人之後又出現在葉芝個人的神話傳說中,還和「遠古的戰神」一同出現。

這段時間裡他辛勤勞作,茅德·岡激勵他寫出《女伯爵凱瑟琳》(1892)。葉芝為了將自己打造成愛爾蘭詩人,他再次從愛爾蘭傳說裡頭選取素材。1893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風極其細膩的散文集《凱爾特的薄暮》,體例和書名相互輝映。1895年出版的《葉芝詩選》,收錄了他認為應該保留的自己的早期詩作。

1896年,葉芝同賽門斯在愛爾蘭故地重遊,認識了格雷戈裡夫人。她之後不僅出現在葉芝的「英雄榜」上,還對葉芝的人生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之後的幾年時間中,葉芝住在格雷戈裡夫人位於庫爾的房子裡,她和她兒子羅伯特的姓名時常在他的詩中出現。一開始,葉芝對自己的過勞工作毫不在意,因此非常需要有像格雷戈裡夫人這樣能夠給予他起居上照顧的人。她在做家務時儘量不打擾到詩人的創作。之後,格雷戈裡夫人與葉芝共同創作,時常給他帶來創作的思路。格雷戈裡夫人出身於高貴的社會階級,和葉芝偏愛貴族的思想相當投緣。他們曾經一同閱讀過卡斯提隆尼的《廷臣手冊》,還一起前往烏爾比諾遊玩。1919年,格雷戈裡夫人染上重病險些喪命。葉芝寫道:「星期三,腦中整天一直徘徊著卡斯提隆尼的句子——‘公爵夫人與世長辭’——這時我的眼裡閃爍著淚光。」格雷戈裡夫人同庫爾和本布林本山的景象一樣深深地烙在葉芝的創作中。葉芝的才能第一次完滿地出現在詩裡,就是為格雷戈裡夫人之子寫的悼歌。葉芝的鼎盛時期詩裡的主要意象——塔——就離庫爾不遠,葉芝的好幾首詩作皆是弘揚它的壯麗。葉芝出版的書也大多用格雷戈裡夫人家的房子、林園、湖泊做題目。

格雷戈裡夫人帶給葉芝的影響也涉及到了他的社交。1899年,葉芝開始參加建設愛爾蘭國家劇院的運動。與此同時,詩作《葦間風》相當完滿,不過這時候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舞臺上。他的劇本《女伯爵凱瑟琳》在都柏林公演,茅德·岡出演女伯爵。隨後出版了《狄阿繆與格蘭尼亞》(1901),這部劇本是葉芝和喬治·莫爾一同創作的。喬治·莫爾是位靠不住的新友人,之後兩人不悅地分道揚鑣了。「愛爾蘭文學劇場」建成不久便被「愛爾蘭國家劇院」所代替,葉芝出任主席一職。劇院彙集了一批傑出的演員,葉芝早些時候比較重要的創作都是為他們而完成的。在女演員法爾的幫助下,葉芝試著開始創作詩劇。歷經阻撓,「艾比劇院」最終在1904年建成。

「艾比劇院」最早是由安妮·霍爾尼曼總管經濟,通過一段公開透明的試營業,最終由格雷戈裡夫人、葉芝與著名劇作家約翰·米林頓·辛格三人全權接手。葉芝的經營理念並不是只為了滿足普通興致,而是期待將劇院拿來試演自己的詩劇,因此臺詞、演技甚至是佈景,每個方面都力圖創新。

葉芝幾番折騰,最終成為了既成熟又老練且充滿智慧的舞臺經理。他最完美的成就,無非就是在1907年為辛格的劇本《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義不容辭地發表辯護言論。這個劇本初演那天,葉芝在蘇格蘭。觀眾看完之後,都表示強烈反對劇中的一些用辭。葉芝回來以後,他向著咆哮的民眾說話:「《胡裡漢的凱瑟琳》這部愛國劇的作者,對各位講話。」這場演說效果很好,可是關於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爭論依舊沒有止休。1912年,艾比劇場的演員前往美國公演,這部劇還引發了一陣騷亂。

此時,劇院之外也發生了些重大事件。1903年,葉芝知悉茅德·岡和別人結婚,他的精神受創,因為她結婚的物件——約翰·麥克布賴德是他最看不起的人。同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批判集——《善惡之觀念》。集裡收錄了「繪畫的象徵手法」與「詩的象徵手法」(1900),詩論部分則包括了對布萊克以及雪萊的兩篇研究。

這部集子,外加《瑪瑙的切割》(1912)以及之後的幾篇論文,為葉芝奠定了批判家的地位。葉芝從沒停止過散文寫作——或許不太迎合現代讀者的口味,就這點來說,葉芝沒有得到過公正的評價。縱使他根據自己的衡量標準品讀作品——將自己喜愛的作品稱為「神作」,對自己不喜愛的作品閉口不提——但是他的標準從沒有和現代文壇脫軌,有時候他的觀點甚至在當時還沒有人提出。他探討雪萊比起現代的研究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覺得布萊克是「想象力的寫實派擁護者」,論據深刻,無人能比。

葉芝寫批判文,幾乎是用象徵主義作為哲學理論依據——理性摧毀世界,想象力則根據意象重造世界。所謂意象,並不單單只是秘教法術的符號,或者古老如同「玫瑰」或「十字架」之類的標誌;大體來說,山水或人物也可以幫助恢復遺失的圓潤。葉芝期待重新回到最初的圓潤,他覺得標記的涵義可以用作交流,他從神話的角度來闡述歷史的興敗。總而言之,葉芝的論調和現今文學批判理論並不矛盾。

有關葉芝的批判創作,還有一方面值得關注:那就是閱讀他的散文時通常能有意外收穫,往往能夠在散文裡看到他之後的詩作。這是因為葉芝常常將近幾年來創作的散文節選,多次推敲,加以修飾,從而創作出一首絕頂好詩。他的記憶力很好,並且極其自我,只要是可以被他拿來作為想象的,他從不遺忘。

這段時間裡他創作的詩都收錄在《綠盔》(1910)中。在這之前,葉芝修改了早年的創作,在1908年分8冊出版。而《綠盔》中收錄的都是新作,不僅希望迫切,張力非凡,與現實也有很強的聯絡。這部集子收錄的詩不多——就像葉芝自己說的那樣:「我會因為任何一個原因而放下寫詩的筆。」——可是都極其重要。其中有幾首描寫的是茅德·岡(在詩裡她成為了特洛伊的海倫),有幾首則是講述「艾比劇院」發生的事情。

一個大詩人在6年的時間裡應當有很多的作品,但是葉芝的理智和才能還在不停地提高。他的社交圈現在都圍繞著「艾比劇院」和因它所引起的風波上,他的私人生活卻也精彩紛呈。葉芝在倫敦結識了龐德以及喬治·海德里斯小姐,後者沒過幾年就嫁給了葉芝。這段時間裡,葉芝還完成了兩篇悼念性質的文章:《疏遠》和《辛格之死》。這兩篇都在1909年完成,極其動人,最具備葉芝散文的特點。

這時,葉芝在倫敦和都柏林已經是名聲大噪。1910年,英國王室為他提供150鎊的年薪。他接受了饋贈,但是在政治方面不受其約束。他在1914年出版的一本詩集,就以《責任》作為標題。葉芝在這部書裡是生存在兩個世界的人,嘗試「在思想上將現實與正義連為一體」。現實就是都柏林的狹隘和小肚雞腸,在詩歌中,他對「一無所知的城市」的「市集邏輯專家」充滿鄙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一開始,葉芝對於戰爭並不是很上心:愛爾蘭固有的問題已經很多了。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年,他與龐德在英國度過寒冬。因為龐德是他的秘書,因此毫無疑問,葉芝在龐德的影響下才在劇本的創作上跨上了新臺階。至於龐德在給他寫詩的技巧上帶來的影響深遠到什麼地步,我們無從得知。

龐德作為費那羅沙的遺作掌管者,持有他的手稿,並將裡面日本能劇形式的劇本推薦給葉芝。葉芝閱讀了之後,更加堅定了自己之前在一篇論文——《悲劇》(1911)——中所倡導的貴族派觀點。寵德從費氏手稿裡挑出幾部劇本,編成「日本貴族劇數種」,並由葉芝撰寫一篇前言。1916年,葉芝開始自己創作日本文風的劇本,其中的舞蹈演員要戴上面具。不久之後,《鷹之井》在倫敦的康納得女士的客廳裡演出,觀眾大多是貴族。年輕的t.s.艾略特那晚上也在場欣賞,為此他體會到:即使葉芝年近半百,但依舊代表著現代詩的新增活力。

之後幾年裡,葉芝不停地創作這類的劇本:《愛瑪唯一的嫉妒》(1919),《死者之夢》(1919),《髑髏地》(1920),《貓和月光》(1924),創作的激情絲毫沒有因為年邁而衰減。這些劇本全部依照他的「體系」完成,剔除了教條成分和自然派觀點。

很快,葉芝便遭受到戰爭的影響。1915年,雷恩——格雷戈裡夫人的侄子,一位有名的收藏家——與「路西塔尼亞」號戰艦一同沉睡海底。1916年都柏林發生了「復活節動亂」,英國政府立即處死了16名叛亂首領。茅德·岡的丈夫麥克布賴德也是其中一個。這些事件對葉芝來說多少都有些影響:第一,這是國家民族的慘劇,他自己也受到牽涉;第二,對他也起到解放的作用。他立刻乘船前往法國會見茅德·岡,再次向她求婚,卻依然遭到回絕。之後,他戀上了茅德·岡的養女(伊莎貝爾·岡),向她求婚,又遭拒絕。最終他陪她們回到英國。1917年,葉芝購買了「索爾·巴利裡」,這是一座諾曼式的塔樓,在高威,離格雷戈裡夫人的土地不遠。同一年裡,他和喬治·海德里斯步入婚姻的殿堂。他親自修整巴利裡的塔和房子,準備在這裡定居。

1918年初始,他和太太在巴利裡剛剛駐紮,格雷戈裡夫人的兒子羅伯特——英國皇家空軍中隊長——又在義大利戰線為國捐軀。這段時間,葉芝的心靈遭受著嚴峻的創傷。他依舊沒有停下創作的筆,秘術的鑽研在這個時候也第一次接近「半體系」的形成——體現在《寧靜的月色中》(1918)。羅伯特離世的訊息對葉芝來說又是當頭一棒,再加上此時愛爾蘭的局勢異常敏感。處於內外共同煎熬的背景下,葉芝的詩作卻突然融入了一股新鮮又出人意表的能量。

婚後不久,葉芝就發覺他的妻子有著通靈的天賦,幾個「傳話者」通過她表達神的旨意,將葉芝的神秘哲學聯合成系統,甚至為他提供「詩的隱喻」。所以這段婚姻對他來說,不僅象徵著困苦的結束,更是邁上新哲學之路的開始。

1919年,葉芝出版了相當優秀的詩集《庫爾的野天鵝》。其中收錄的詩歌滿溢著對生活的熱愛,體現著在腐朽的世界裡堅持夢想的道德價值觀念。《一位不久人世的淑女》這首詩和葉芝先前的創作大相徑庭,不過也足夠表現出他的詩豪風範。這時的他已經可以對自己想象力掌握自如了。

後來幾年裡,他住在牛津,經常拜訪故交梅斯菲爾德、布瑞吉斯、莫爾和杜拉克,並經常前往距離牛津不遠的蓋辛頓,那裡是莫瑞爾女士為當地作家所提供的住處。他開始準備創作《面紗的顫抖》(1922)和《邁可·羅拔茲與舞者》(1920)。他嚮往「天人合一」——這在文藝復興以後的時間裡依舊無人能及,在詩句裡通過融合理性和感性來表達。《邁可·羅拔茲與舞者》收錄的詩中相當一部分是關於哲學方面的想象,最賦盛名的無非是《基督再臨》。這首詩用一個神秘宗教暗號作為基調,融合基督教啟示錄中的意象以及新柏拉圖派的「世界靈魂「——30年前的梅瑟斯也採用過同樣的暗號。葉芝本人對於「迴旋理論」的看法:基督教時代就要走到盡頭,另一個與之相對立的世界將取代它。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對當局的預言。《邁可·羅拔茲與舞者》裡有一大段的冥想,名字叫《為吾女祈禱》,把淳樸和誇大的文風相當生動地融合在一起。

1920年,英國政府出兵鎮壓愛爾蘭的改革運動。格雷戈裡女士在信中向他描述了英軍在畢特附近的殘暴行徑。由於葉芝不在愛爾蘭,因此他得以創作出他最了不起的詩——《1916年復活節》。

1921年夏天,葉芝夫人誕下一男嬰,葉芝為他取名叫做威廉·馬可·葉芝。1922年,葉芝舉家遷回都柏林,在梅里恩廣場選址定居。這是愛爾蘭獨立後的第一年,人們將葉芝當作愛爾蘭不可或缺的作家,盛邀他成為參議員。可是政治風波愈演愈烈,1922年春天,反對對英條約的人舉兵圍攻都柏林,於是內戰爆發了。葉芝這年57歲,看起來還相當年輕,卻整日抱怨「人將暮年」。他沒有停下閱讀和創作,雖然他極其反感武力,但是輕易不會談論政治。他將這場內戰與其他的事件一起寫進自己的創作裡。在他看來,這場內戰預示著西方全部時代的分界線。他的習慣並沒有因為都柏林的戰火而改變,巴利裡的橋樑遭炮火轟擊,自己的兒女差點受傷,他依舊堅守在工作線上。

葉芝在這些年裡所經歷的一切,都成為了《塔樓》(1928)這部詩集的開篇。

1923年12月,葉芝前往斯德歌爾摩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返國後,他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名為《瑞典之富》。他創作這篇文章的意圖不僅僅出於感謝,更是因為難以改變的創作習性。

1925年他拜訪了西西里,對那裡的拜占庭古蹟產生了濃厚的興致。同時,他對劇院依舊非常關注。他本人也編創了幾部劇本,在艾比劇場上演。劇中合唱團吟唱的部分非常完美。1926年,他在艾比劇院再次被牽扯進一場因由歐卡西的劇本《星與犁》所引發的暴亂中。

1925年,醫生告誡他不能過勞,但是在1927年他還是積勞成疾,病情告急。病情恢復後,他在1928年前往拉帕洛療養。同年,《塔樓》出版。不可否認,這是他最堅實的作品。之後他在翻閱這部書時,曾和謝斯比爾通訊:「我對書裡的厭煩心態感到相當吃驚,我希望能夠在愛爾蘭之外的土地居住,這樣一來還能發現一些新事物。但是這份厭煩也是維持這本書的堅定的理由。這是一部我完成得最好的作品。」由於他的身體已經出現了問題,因此他越來越嚮往健美的體魄和充滿活力的運動。《駛向拜占庭》的開篇這麼寫的:

那不是一個老年人的國度。年輕人

相依相擁,鳥兒們在樹枝上——

這衰朽的世代——唱著它們的歌,

鮭魚洄游成瀑布,鯖魚擠滿大海,

魚類,獸類和禽類,整個夏天不知疲憊地歌頌著繁殖,出生和死亡。

沉浸在感官的樂曲中,它們都忽視了

紀念智慧不朽的石碑。

《塔樓》這部詩集的首篇便是《駛向拜占庭》,剩下幾篇的主旨也與之相仿,但表現手法更為尖銳,也更具個人魅力。在這部詩集中,歷史和哲理常常迸發出詩的火花,詩劇《復活》中的歌曲和《麗達與天鵝》都是如此。而《在學童之間》,則可能是葉芝刻畫最為精緻的冥想詩。這首詩在恰到好處的反調里拉開帷幕,把詩人再次引向中心,對比肉體和「青銅大理石」之間的價值。它的結局讓人歎為觀止:恆久的藝術創作裡所蘊含的「天人合一」。

《塔樓》出版的那年,葉芝63歲。即使年邁體衰,他卻始終保持著十足的精神,仍舊堅持寫作閱讀。這段充滿活力、物質充足的時間裡,他肆意地創作著。1929年12月,他在拉帕洛病倒在床,病情一再告急。但是第二年開春,他依舊在庫爾創作出引人入勝又別出心裁的散文劇《窗欞上的世界》。

1932年,格雷戈裡夫人去世。葉芝對此寫過這麼一段話:「都柏林有個行為乖張的雕刻家……前來‘哀悼’。他在每個房間裡踱步,最後停在掛有銅雕像和木刻像的房間裡。這些像裡的人皆是格雷戈裡家族的上司或同事。那個雕刻家久久未語,最後才說道:‘全人類的貴族。’我猜測他所指的不僅是畫像裡的人,更是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我自己的詩句裡又何嘗不是強調著同樣的一句話呢?」

葉芝有時也在想,格雷戈裡夫人的逝去是否是他寫作生涯的終點。然而在1934年,他希望自己能重尋活力,便接受了手術,他覺得很有成效。事實上,他認為自己一輩子裡最為神奇的時間段就要拉開帷幕:進行新的鑽研,認識新的朋友,即使身體被疾病困擾,依舊充滿熱情、精神激進地創作、研究哲學。1934年,他出版了劇集《車輪與蝴蝶》;1935年,出版《三月的滿月》,另外還有一首半隱秘半政治的詩《巴內爾的葬禮》。他運用新的文筆來表現政治。

《登場人物》(1935)是葉芝自傳的延續。當中有對格雷戈裡夫人的生動刻畫,也有對喬治·莫爾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描寫,實際上這是一支久未射出的報復之箭。

1935年到1936年的冬天,葉芝在西班牙東邊的馬約卡島幫助印度苦行僧師利普樂希翻譯《奧義書》。葉芝在馬約卡島再次患病,但是身體又逐漸復原。他完成了一系列關於克倫威爾、巴內亞、凱斯門的民歌,並且著手準備《賀恩的蛋》。這個劇本帶著拉伯雷的格調,富含詭異神秘的寓意,清新並有幾分富麗的純粹。

1936年年底,葉芝受克列蘭登出版社邀請編著的《牛津現代詩選》出版。為了能夠更好地完成這部作品,他耗費了幾個月的時間來閱讀和靜心思考。這是一部個人色彩濃郁的選集,文風前衛且特別,有一篇相當長的前言。之後的幾年裡,人們才發現這篇前言的重要性。

1937年,葉芝結束了《靈視》的修訂。即使在「老到的文風運用」層面上有了更加獨到的見解,但是葉芝對人生的理想卻從未停止幻想。

1938年伊始,他前往曼頓遊玩,並計劃在裡維埃拉度過嚴冬。在這個時期,他開啟了一段新的活躍歷程。他原本想要創作一系列的作品,總的題目是《氣鍋中》,但是隻出版過一本——葉芝在裡頭大聲地討論自己對政治和優生學的見解,發表對詩歌的零碎感悟,「文風如同瘋狂的老者對世事不斷地批判」。與此同時,葉芝用清新的風格創作出《煉獄》一劇。崇敬葉芝的讀者都覺得這是他最好的創作,是整體構造和詩句藝術的融合。這部詩劇的面具下,隱藏著相當眾多且隱秘的宗教觀點。《煉獄》於1938年8月在都柏林公開演出。上演當天,葉芝在簡短的講演中說道:這部詩劇包括「他本人對現世和來生的觀點」。這是葉芝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上出現。他暮年的作品,常常出現在《倫敦快訊報》上,使得這份幾乎停印的報紙得到了拯救並且獲得了史無前例的閱讀量。

葉芝的最後一部作品不論往生,轉論臨終者的話題:《科庫林得到寬慰》,帶著但丁的口吻,講述著一個久遠的神話故事。這部詩依舊帶著濃厚的個人情調。

這個神話將愛爾蘭傳奇、異端神學以及心理活動做了終極融合,並重申了詩人奮鬥一生的品質:「將你的靈魂昇華凝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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