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大不列顛僅僅擁有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而這時的法國和德國則各自有三四位了。當時,哈代的名聲日益漸長,瑞典的新聞圈裡更是有一票人馬十分忠誠地擁護著他。所以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個集萬千有利條件於一身的文壇巨匠定能在不久的將來獲獎。他多次被英國權威人士所舉薦,而這個以創作悲慘結局小說為主的高手在其晚年又推出一系列無可挑剔的詩作——這讓他獲選的機率更大了一些。毫無疑問,他獨佔英國文壇的鰲頭。所以在大家看來,1923年的文學獎終究會屬於這個創造出《德伯家的苔絲》和《無名的裘德》的大師。不過,哈代也有一些對手,當中不乏托馬斯·曼、溫塞特和高爾斯華綏等人。但是民眾們依舊堅信英國終將會捧回諾貝爾文學獎。

然而,獲獎者竟是來自愛爾蘭的葉芝,這個訊息所掀起的狂風巨浪就不細述了。

「到現在,恐英症還沒有消失!」一份言辭露骨的瑞典報紙這樣評論。「如果一個人被逼著一定要向西行進,看來他會一直走到西方的盡頭。」

這句話是用來譴責瑞典學院堅決不肯將獎項頒給英國的。英國在歐洲的西側,而它毗鄰的愛爾蘭則是歐洲最西邊的陸地。評論員們說:瑞典學院的這個決定中藏著「令人不悅的」政治目的。當時英國與愛爾蘭的關係處在千鈞一髮之際。這似乎可以解釋成,瑞典學院通過將獎項頒予葉芝,來表明對於愛爾蘭這個自由之邦的支援。此外,葉芝這個詩人的名氣並不顯著的事實也讓眾人更加不悅。英國國內掀起了一股反對之潮——但是英國人卻不質疑葉芝的才能,他們只是單純為哈代被忽略而憤怒。

瑞典國土上颳起了一陣研究葉芝的風暴。大家爭先恐後地收集並閱讀關於他的資料,品讀他的作品,翻譯他的詩。聖誕節還沒來臨,他的整套戲劇就已被翻譯成瑞典文。但是所有的一切只說明一個事實:今年的文學獎是給予了一個地位顯赫、創作能力相當之強的作家——他更是一個新興之國的新文學領頭人。

其實,瑞士學院的這個決定不是草率行事。葉芝個人資料的檔案早在蒙森得獎的那一年——也就是1902年,就已經存在了。那時葉芝是被一位大他很多歲的同胞——勒基舉薦的。勒基作為一個學識十分廣博的歷史學家曾著有《十八世紀英國史》,這部書在法國也有讀者。他從1895年至1903年離世,一直以都柏林大學的代表置身英國下議院。他向海外讀者極力推薦葉芝。在1902年那份舉薦信上,他這麼寫道:「縱使他年少而神秘,可是他才華橫溢。我不敢說他是目前所有詩人裡最好的一個,甚至也不是最受擁戴的一個,但是我從沒見過一個詩人能夠像他這樣,把作為一個詩人真正所擁有的天賦以及每個人所欣賞的理想主義表現方式相結合——給現代英國文壇帶來如此大的衝擊。」

隨著年月的變遷,葉芝的名望愈加顯赫,地位也愈加穩定。自1914年開始,他的名字再度出現在瑞典學院的候選人中——來自皇家文藝協會的普朗基的舉薦。一戰過後,葉芝的名字再度迴歸學院的議事表中,但是這回是來自諾貝爾委員會的推薦,因為委員會的會長——哈爾斯特龍,是葉芝的忠實讀者。哈爾斯特龍覺得哈代對於宿命的言論混淆不清,而葉芝則非常投合他的理想主義口味。這一點非常重要,葉芝這樣的作家相當輕易地就能夠讓學院院士動心,而這些院士則掌握著予奪大權!

葉芝寫了一篇名為「瑞典之富」的文章,登載在1924年的《倫敦信使報》上;之後刊印成單行冊,並收入作者過世後才出版的《自傳》裡頭。這篇文章描述的是他在斯德哥爾摩的體驗。文章中有這麼一句話:「在我從貴國國王的手裡接過貴國學院贈予我的這份無尚榮耀時,我感覺到,我身體的一側應該站著一個年輕人的幽魂,而另一側則應該站著一個年老卻不乏活力的老婦人。」他的這種意象,讓1923年的頒獎盛典被凱爾特詩的光芒所籠罩。在那個盛典上,主辦方對觀禮的來賓們介紹這個來自愛爾蘭的詩人,並附上他獲獎的理由:「因為他的詩歌永遠充滿靈感,以高度的藝術形式詮釋了整個民族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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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爾特的薄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