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宣告，我喜歡棒球，而且喜歡親自到棒球場去，看比賽的實況在眼前展開。我頭戴棒球帽，還會拿上棒球手套——以備在內場席看比賽時接住界外高飛球，在外場席看比賽時接住本壘打。我不太喜歡在電視機前看棒球轉播，總覺得在電視上看比賽，會錯過什麼最重要的東西。如果用做愛來形容……不，還是算了吧。總之，我確實覺得在電視螢幕上看棒球，會錯過某些令人歡欣鼓舞的東西。不過，真要讓我逐條解釋其中的理由，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寫。
具體來說，我是養樂多燕子隊的球迷。雖然沒有狂熱到願意為他們獻出一切的地步，但足夠稱得上忠實，光是支援這支隊伍的時間之長就足以說明問題。從它還叫產經原子隊的時候，我就頻繁地出入神宮球場，還曾經為了看他們的比賽住在球場附近。實話說，現在也是如此。能徒步走到神宮球場，是我在東京尋找住處時看重的條件之一。當然了，我還收藏了好幾種隊服和棒球帽。
從過去到現在，神宮一直是一座謙遜的球場，踏實穩健，不向外界標榜它招攬客人的能力。若容我用更直接的詞語形容，那麼它長年都是冷冷清清的。到了球場門口卻因滿座而無法進場這樣的事，只要不遇上特殊情況便不會發生。我指的「特殊情況」，機率大概就和晚上在戶外散步時偶然逢到月食，或者在附近的公園遇見一隻脾氣好的三花公貓差不多。說實話，這樣稀疏的人口密度我還是很中意的。畢竟從孩提時代起，我無論做什麼，都不太喜歡身處混亂的環境。
話雖如此，我自然不可能只是因為球場多數時候冷冷清清就成了養樂多燕子隊的球迷。要是那樣的話，養樂多燕子隊豈不是太可憐了嗎？悽慘的養樂多燕子隊，悽慘的神宮球場。大多數時候，客場隊伍的應援席總是先坐滿。這樣的棒球場，恐怕找遍全世界也沒有第二座吧。
那麼，我為什麼會成為這樣一支球隊的球迷呢？我到底走過了怎樣漫長而曲折的路途，才成為養樂多燕子隊和神宮球場的長年支援者？我究竟穿越了什麼樣的宇宙，才將那樣一顆遙遠而暗淡的星星——光是在夜空中找到它的位置，就要比找到其他星星花去更多時間——當作自己的守護星？說起這個，話就長了。不過藉此機會，我就多少講一講吧，說不定這篇文字能成為我這個人簡單的傳記呢。
我生在京都，但出生不久便搬到阪神間，十八歲之前一直在夙川和蘆屋那一帶生活。平時一有空就騎上腳踏車，或是坐上阪神電車，去甲子園球場看比賽。讀小學的時候自然也加入了「阪神老虎球友會」（不加入的話在學校會受欺負）。不管別人怎麼說，甲子園在我心中是日本最美的球場。緊攥著入場券，走進爬山虎環繞的大門，快步攀上灰暗的水泥臺階。外場的天然草坪跳入眼界時，少年的我唐突地站在那片鮮豔的綠色海洋前，心中怦然震響，好像有一群充滿活力的小人，用我瘦弱的肋骨練習高空彈跳。
球場上練習防守的選手們身上一塵不染的球服，純白耀眼的棒球，球棒正中球心時幸福的嗡鳴，賣啤酒的孩子脆生生的吆喝，臨開場前歸零的得分牌——一切的一切無不預示著一場好戲即將拉開帷幕，歡聲、嘆息、怒吼已悉數備齊。沒錯，如此這般，在我心中，看棒球和去球場已然完美地合而為一，毫無置疑的餘地。
因此，十八歲離開阪神間去東京上大學的時候，我幾乎將去神宮球場給產經原子隊加油看作一種必然。在離住處最近的球場支援它的主場隊伍——對我而言，這是觀戰棒球最正確的方式。儘管若是隻論距離，後樂園球場其實比神宮球場離我更近一點點……不過，這怎麼行呢，做人還是應該有需要守護的原則。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民謠十字軍的《歸來的醉鬼》廣為流傳，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遭暗殺，國際反戰日那天，學生們佔領了新宿站。這樣羅列起來，過去竟已像古代史般遙遠……總之，我就是在那一年下定決心：「好了，今後就支援產經原子隊吧！」也許是被宿命、星座、血型、預言或者詛咒之類的東西指引。如果現在你手裡真的有一張類似歷史年表的東西，希望你在它的一角用小字加上這樣一句話：「一九六八年，村上春樹成為產經原子隊的球迷。」
我敢向世上的所有神明發誓，當年的產經原子隊真是弱得一塌糊塗，沒有一位明星選手，球隊也是肉眼可見地窮酸，除了和巨人隊對戰，場上的觀眾永遠稀稀落落的。如果允許我用老套的詞語來形容，那簡直就是空有杜鵑叫。當時我的確經常這樣想，球隊的吉祥物不要用鐵臂阿童木了，乾脆用杜鵑鳥吧。雖然我並不知道杜鵑鳥長什麼模樣。
那時，川上教練指導的常勝巨人軍團正處於全盛時期，後樂園球場場場爆滿。《讀賣新聞》用後樂園球場的入場券做噱頭，報紙賣得熱火朝天。王和長島毫無疑問成了國民英雄。走在街上，擦肩而過的孩子個個得意揚揚地戴著巨人隊的球帽，戴產經原子隊球帽的孩子可是一個也看不見。也許這群勇猛的少年都偷偷摸摸地走在小巷裡吧。躡手躡腳地，從屋簷下走過。唉，究竟哪裡才有所謂的正義呢？
不過我一有空閒（應該說，當時的我基本隨時都有空閒）就去神宮球場，一個人默默地給產經原子隊加油鼓勁。雖說他們輸球的次數比贏球多了太多（大概三次裡有兩次都會輸），但我還年輕，躺在外場的草坪上，邊喝啤酒邊觀戰，時不時漫無目的地看看天空，就覺得很幸福了。隊伍偶爾贏球，我便樂在其中；輸的時候，我就想著「咳，這就是人生，習慣失敗也很重要」。那時神宮球場的外場還沒有座位，只有一斜坡蔫頭耷腦的草坪。我在草坪上鋪好報紙（當然是《產經運動新聞》），隨心所欲地或坐或躺。趕上下雨天，地面自然是泥濘不堪。
一九七八年，球隊第一次奪冠的那年，我住在千馱谷，走上十分鐘就能到神宮球場，所以我一有時間就會去看比賽。那一年，產經原子隊（當時都已經改名為養樂多燕子隊了）建隊二十九年來第一次獲得聯盟冠軍。隊伍乘勝追擊，又制霸了職業棒球日本錦標系列賽。那真是充滿奇蹟的一年。也是在那年，同樣二十九歲的我終於寫出了第一篇勉強算小說的東西，名叫《且聽風吟》，獲得了群像新人獎。自那以後，人們好歹開始叫我小說家了。這樣的巧合當然不過是種偶然，可我還是不由自主地從中感受到微妙的緣分。
但這是很久以後的事了。在此之前，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七年這十年，我連續目睹了次數龐大到幾乎是天文數字（從情緒上說）的敗北。換句話說，我已經漸漸習慣了這個「今天又輸了」的世道，就像潛水員小心謹慎地花時間讓身體適應水壓。沒錯，和獲勝相比，人生中失敗的次數往往更多。而真正的人生智慧，不是掌握「如何勝過對方」，而是學會「如何輸得漂亮」。
「養樂多燕子隊教會我們的，你們永遠也理解不了！」那時，我常常衝著讀賣巨人隊的應援席大喊（當然，是不出聲的吶喊）。
那段暗淡的歲月宛如穿越漫長的隧道，我獨自坐在神宮球場的外場席，一邊看比賽，一邊在本子上寫下詩一類的東西打發時間。以棒球為題材的詩。棒球和足球不同，是一種相當悠閒的競賽，一球和下一球有一些間隔，即使把目光從球場上移開一會兒，用圓珠筆在紙上寫寫字，也不會錯過決出勝負的瞬間。而且我寫這些東西的場次，基本都是一個勁兒換投手的那種無聊的輸球比賽（唉，可見這樣的比賽有多尋常）。
順帶一提，下面這首是詩集裡收的第一首詩。這首詩有短的和長的兩個版本，這是長的那一版，後來又稍微做過加工。
右外場手
那個五月的下午，你
守著神宮球場的右外場。
產經原子隊的右外場手。
這是你的職業。
我在右外場席的後方
喝著溫乎的啤酒。
一如往常。
對方的擊球手打出一記右外場高飛球。
一記好接的臭球。
飛得老高，速度也不快。
風也停了。
陽光也不曬。
手到擒來。
你雙手輕輕舉高
向前三米左右。
ok。
我喝一口啤酒，
坐等球掉落。
球
彷彿用尺精準地量過
穩穩落在你背後三米開外。
彷彿木槌輕輕敲響宇宙的邊沿
發出乾燥的，啪嗒一聲響。
我想
為什麼我會
支援這樣一支隊伍啊。
或許這才是
龐大如宇宙的謎吧。
這到底能不能算詩，我並不清楚。如果說它是詩，真正的詩人恐怕會生氣的。沒準兒恨不得抓住我，把我掛在附近的電線杆上。若真被這樣對待，可相當教人頭疼。既然如此，該叫它什麼才好呢？若有人想到合適的稱呼，請告訴我。總之，我決定姑且先說它是詩。後來我把這些詩收在一起，出了一本名為《養樂多燕子隊詩集》的書。詩人們要是想生氣，就隨便生氣去吧。出版詩集是一九八二年的事，就在我寫完長篇小說《尋羊冒險記》前不久。當時作為小說家出道（雖然還不成熟）已經過了三年。
聰明的大型出版社自然不會對出版這種東西表露半分興趣，所以我幾乎是以半自費出版的形式出的這本詩集。多虧朋友開了一家印刷廠，才用很便宜的價格印了出來。裝幀樸素、帶編號的五百本書，我全部用簽字筆仔細地簽上名字。村上春樹，村上春樹，村上春樹……但和我想象的一樣，幾乎沒有人把這本詩集當回事。願意出錢買這種書的人，想必也是閒到一定地步了。實際賣出去的頂多三百本，剩下的都當作紀念，送給朋友或熟人了。如今它已經成了貴重的收藏品，價格高得驚人。這個世界簡直讓人搞不懂。我手頭也只剩下兩本，早知道當時多留幾本，就能發財了。
※
父親去世時，我和三位兄弟在葬禮後喝了不少啤酒，其中兩人是堂的（年齡和我相仿），還有一人是表的（好像比我小十五歲）。我們四個喝啤酒喝到半夜，除了啤酒，別的什麼都不喝。下酒菜也完全沒有，只是沒完沒了地喝下去。那還是我第一次喝那麼多啤酒，麒麟啤酒的大空瓶擺在桌上，總共有二十瓶左右，我們的膀胱竟然沒什麼事。而且在這場酒局中間，我還在殯葬場附近發現了一家爵士樂酒吧，喝了好幾杯雙份的加冰四玫瑰。
為什麼那天晚上會喝掉那麼多的酒呢？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當時並沒覺得特別悲傷或空虛，也沒有什麼格外深刻的感受。但總之那一天，無論喝多少都絲毫不覺得醉，第二天也沒有宿醉。早上醒來的時候，大腦比平時還要清醒。
我的父親是阪神老虎隊的鐵桿粉絲。小時候，每當阪神老虎隊輸掉比賽，父親都很不高興，連臉色都會變。喝酒後，這種傾向更為明顯。因此，阪神老虎隊輸球的晚上，我總提心吊膽，儘量不去觸碰他的逆鱗。我沒成為阪神老虎隊的熱心球迷，或者說是沒能成為，也許與這一點有關。
我和父親的關係，不能說多麼和睦。這已經是很客氣的說法了。其中自然有這樣那樣的理由，但直到他人生的帷幕在九十歲時因多處轉移的癌症和嚴重的糖尿病即將落下的前一刻，我和父親足有二十多年，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說這樣的關係「和睦」，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必然都十分勉強。儘管最後我們達成了微不足道的和解，但說那是和解，又有些太遲了。
不過，我們之間當然也有很精彩的回憶。
九歲那年秋天，聖路易斯紅雀隊來到日本，和日本國家隊進行了友誼賽。那是偉大球員斯坦·穆休的全盛時期，和他對壘的是日本隊的王牌稻尾和杉浦。那是一場多麼精彩的決戰啊。我和父親兩人去甲子園球場觀戰，坐在一壘側內場席的前方。比賽開始前，紅雀隊的選手們繞球場一週，將簽好名的軟式網球扔到觀眾席上。人們起立歡呼，爭著搶簽名球。我坐在位子上，呆呆地望著那場面，反正年幼的我是不可能搶到簽名球的。但下一個瞬間，回過神來，球已經在我腿上了。是偶然落到我腿上的，簡直如同天啟。
「真是太棒啦。」父親對我說。語氣中彷彿帶著一半驚愕，還有一半歎服。如此說來，我三十歲作為小說家出道時，父親也說了差不多同樣的話。語氣中似有一半驚愕，還有一半歎服。
那恐怕是少年時代發生在我身上最輝煌的經歷之一了，多半也是受到祝福最多的一次。我會愛上棒球場，說不定也與這件事有關。我當然把那隻掉在腿上的白球小心翼翼地帶回了家，不過記憶也就到此為止。那隻球后來怎麼樣了？它到底被我塞到哪裡去了呢？
※
我的《養樂多燕子隊詩集》中還收錄了這樣一首詩。也許是三原教練指導球隊的那段時間寫的吧。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時期的燕子隊在我心中印象最是鮮明，最是讓我懷念。每次去球場，都好像會有什麼有趣的事發生，讓我興奮不已。
鳥影
那是初夏午後的日場比賽。
第八局的上半局，
燕子隊一比九（好像是吧）輸著。
連名字都沒聽過的第六位（好像是吧）投手
正練習投球。
就在此時，
一羽鳥影清晰地
在綠色草坪上飛掠而過，
從神宮球場的一壘
到中外場的防守位置。
我抬頭望天，
但看不到鳥。
陽光過於刺眼。
我看到的，只有落在草坪上
黑色剪紙般的影子。
影子是鳥的形狀。
這究竟是吉兆，
還是凶兆，
我認真思考。
不過馬上搖搖頭。
喂，算啦，
這裡能有什麼吉兆呢？
※
母親的記憶愈發模糊，獨居漸漸令人放不下心。為了收拾她的住處，我回了一趟關西。看到壁櫥裡塞滿了數量龐大的破爛兒——那些東西我只能認為是破爛兒——不由得呆在當場。她買的淨是莫名其妙的雜物，數量多到常人根本難以想象。
比如一個大點心盒子裡塞了滿滿當當的卡片。大部分是電話卡，阪神、阪急電車的預付卡也混在其中。每張卡片上都印有阪神老虎隊球員的照片，金本、今岡、矢野、赤星、藤川……電話卡？真是夠嗆，這年月到底該去哪兒用電話卡呢？
我沒有一張張地去數，但卡片總數恐怕超過了一百張。我完全理解不了。據我所知，母親對棒球什麼的應該沒有一丁點興趣。可這些卡片明擺著是她買回來的，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莫非她在我不知道的時候，因為某些機緣巧合，成了阪神老虎隊的忠實球迷？可是她堅決否認自己曾大量購買過阪神老虎隊球員的電話卡。「瞎說什麼呀，我怎麼可能會買這種東西嘛。」她說，「問問你爸，他可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她這樣說我也很為難，因為父親三年前就去世了。
於是，儘管我隨身帶著手機，還是辛辛苦苦地到處找公共電話，勤勤懇懇地將阪神老虎隊的電話卡用了個遍。託這件事的福，我也熟悉了阪神老虎隊球員的名字。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如今已經隱退，或者轉到了其他隊。
阪神老虎隊。
阪神老虎隊曾有一位名叫邁克·萊茵巴赫的外場手，性格活潑，我對他蠻有好感。在我寫的一首詩中，他以所謂的配角身份出場。萊茵巴赫和我同一年生人，一九八九年在美國因車禍身亡。一九八九年，我在羅馬生活，正在寫長篇小說。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知道萊茵巴赫三十九歲便英年早逝。義大利的報紙當然不會報道阪神老虎隊前外場手的死訊。
我寫的是這樣一首詩。
作者「村上春樹」的其他小說
《海邊的卡夫卡》《挪威的森林》《天黑以後》《且聽風吟》《沒有女人的男人們》《1973年的彈子球》《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奇鳥形狀錄》《1Q84:BOOK2(7月-9月)》《1Q84:BOOK3(10月-12月)》《斯普特尼克戀人》《舞舞舞》《尋羊冒險記》《東京奇譚集》《1Q84:BOOK1(4月-6月)》《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國境以南太陽以西》《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棄貓》《小城與不確定性的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