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歸正傳。
一九四一年春天，父親從西山專門學校畢業後，於同年九月底接受臨時徵召，十月三日再次進軍隊服役，所屬部隊為步兵第二十聯隊。後來又被編入輜重兵第五十三聯隊。
一九四〇年，第十六師團決定在滿洲永久駐紮，而以留守第十六師團為核心的第五十三師團在京都師管編組完成，輜重兵第五十三聯隊也成為隸屬該師團的輜重兵部隊。（順帶一提，據說水上勉先生在戰爭末期也是輜重兵第五十三聯隊中的一員。）大概父親就是在這樣匆忙而混亂的改組下，被編入福知山部隊的吧。而我可能也因為聽過父親的這段故事，才以為他從第一次徵兵起就一直在福知山的部隊服役。
一九四四年，第五十三師團於戰爭末期被髮派緬甸，參加尼泊爾作戰，並在同年十二月到次年三月的伊洛瓦底江會戰中與英聯邦軍隊對戰，全團遭遇追擊，接近全軍覆沒。輜重兵第五十三聯隊的主力部隊也與師團一同參加了這次激烈的戰鬥。
教父親俳句的俳人鈴鹿野風呂先生（1887—1971，師從結識於雜誌《杜鵑》的文學同好高濱虛子。京都建有「野風呂紀念館」）的《俳諧日記》中，一九四一年九月三十日那天記錄了這樣的內容：
回程路上，又因為下雨弄得滿身泥濘（中略）。回去後得知，千秋接到了軍事公用。
「秋風瑟瑟吾等男兒再為國藩屏——千秋」
「軍事公用」大概是指父親收到了徵召的信件吧。俳句的意思是，「身為男人，為了國家大事，我要再次成為盾牌」。在當時那種情勢之下，大概也只好吟詠這類愛國的俳句。但從這一句裡，尤其是「再」字裡，還是不難體會某種心灰意冷的情感。他本人應當是想成為一名不諳世事的學者，寧靜度日的吧。可時代的洪流卻不允許他有這樣的奢望。
誰知事態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十一月三十日，剛剛接受徵召僅兩個多月，父親突然接到了取消召集的通知。也就是說，他可以結束兵役，迴歸故里了。十一月三十日，正是突襲珍珠港的八天前。若是等到開戰之後，恐怕就不會再有這樣寬厚的舉措了吧。
聽父親說，多虧了一位長官，他才撿回一條命。當時父親是上等兵，一次，那位長官將他叫去，對他說：「你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子，和留在部隊相比，還是勤學奮進對國家更有幫助。」後來，就將他從軍職中抽調開了。我不知道這樣的安排是否是一個軍官能決定的。說起來，父親讀的也不是理科，讀文科的學生回到大學，在學校學習寫俳句，怎麼看（除非把眼光放得相當長遠）也不像是能「對國家有幫助」的。父親特意沒有講很多，也許這中間還有一些小插曲吧。但無論如何，自此以後，他便卸任軍職，恢復了自由身——
這是我小時候聽說的——目前還記得的——故事。的確是一件有趣的逸事，遺憾的是它與事實不符。檢視京都大學的學生名簿，父親一九四四年十月才進入京都大學文學系學習。這樣一來，那句「你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子」就說不通了。也許是我的記憶在什麼地方出了差錯。或者這個故事是我從母親那兒聽來的，而她的記憶出了差錯。不過事到如今，也無從確認孰是孰非了。母親的記憶現在幾乎已處於完美無瑕的混沌之中。
總之，根據記錄，父親於一九四四年十月進入京都大學文學系學習，一九四七年九月畢業（戰爭結束前的大學是三年制，戰爭中有學生破例於十月入學，九月畢業）。父親的徵召令於一九四一年秋天解除，到他進入京都大學之前，也就是他二十三歲到二十六歲的三年時間中，不知道父親在哪裡、在做什麼。我猜，他也許待在老家的寺廟打打下手、作作俳句，同時為進入大學勤學苦讀吧。事實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這又成了一個謎。
父親的徵召令解除後，他剛一離隊，太平洋戰爭便拉開帷幕。駐紮在滿洲的第十六師團乘運輸船出發，攻打菲律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十聯隊試圖在敵人陣前登陸呂宋島東部的拉蒙灣，遭遇美菲聯軍的激烈抵抗。大江季雄少尉在這次戰鬥中胸部中彈身亡。他曾在柏林奧運會上，和運動員西田修平分別摘得撐杆跳季軍和亞軍。大江是舞鶴人，中彈時他做軍醫的哥哥正好在場，他在哥哥的救治中停止了呼吸。
傷亡慘重的第十六師團終於登陸呂宋島，很快又受命出擊，攻打軍事要塞巴丹半島。但在美軍壓倒性的火力優勢下，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美軍避開馬尼拉決戰，將馬尼拉作為「不設防城市」毫不反抗地讓給了日本，使己方的九個師團、八萬兵力得以儲存，據守於半島的山林中。日軍參謀總部過分低估了美軍在巴丹半島防線上嚴密部署的戰鬥力，戰鬥部隊裝備尚不充足，就將其送往前線，導致慘案發生。士兵們在密林中被反包圍，暴露於激烈的集中炮火之下，慘遭美軍最新銳的坦克部隊蹂躪。據《福知山聯隊史》記載，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步兵第二十聯隊包括聯隊長在內只剩下三百七十八人，其他文獻則簡單地記載為該師團「幾乎全軍覆沒」。
一位士兵這樣寫道：「（前略）由於錯誤的局勢判斷和作戰失誤，我軍無數戰友白白喪命。他們彈盡糧絕，步兵以陣地為墳，炮手以火炮為碑，化為護國之鬼。養育福知山聯隊的故土鄉親，大概永遠不會忘記巴丹半島。」
巴丹半島戰役歷盡艱辛，總算在同年四月初結束，「幾乎全軍覆沒」的第十六師團重新編入新的補充兵，駐軍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成為守衛部隊，主要承擔在菲律賓各地征討游擊隊的任務。但一九四四年四月戰局惡化，師團被運送到馬尼拉南部的要塞萊特島，成為守衛當地的主力部隊。
同年十月二十日，師團與美軍大規模的登陸部隊進入全面交戰狀態，同月二十六日幾乎遭全面摧毀。面對美軍對菲律賓的進攻，當地軍隊和大本營之間就防守呂宋島還是萊特島一事發生激烈的爭論，後部隊被緊急部署到萊特島，軍心未定便加入了戰鬥。這被普遍認為是敗退的重要原因。
在激烈的艦炮射擊和與登陸軍隊在水邊作戰的過程中，第十六師團損失了一半兵力，之後退到內陸負隅頑抗。但補給被徹底切斷，又有游擊隊從後方偷襲，許多傷兵敗將和隊伍走散，因飢餓或瘧疾倒地不起。據說饑荒尤其嚴重，甚至有吃人肉的現象發生。那是一場沒有勝算、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戰鬥，原有一萬八千人的第十六師團，僅有五百八十人倖存，戰死率實際超過百分之九十六，是名副其實的「玉碎」。也就是說，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聯隊在戰爭的初期和末期，經歷過兩次「幾乎全軍覆沒」。可以說是一支命途多舛的部隊了。
父親所說的「撿回一條命」，恐怕指的是自己僥倖沒在戰爭末期作為第五十三師團的一員，被送到慘絕人寰的緬甸戰線上一事吧。不過，他也一定不曾忘記那些戰死在巴丹半島和萊特島上的、他在第十六師團時的戰友。不難想象，如果父親走上另一條命運之路，和他曾編入的第十六師團一同被送往菲律賓，那麼無論在哪個戰場——不是巴丹半島就是萊特島，不是萊特島就是巴丹半島——都會戰死無疑；那樣的話，這個世界上自然也就沒有我了。這大約該說是「幸運」吧。但對父親來說，曾經的戰友們都在遙遠的南方戰場白白斷送了性命（恐怕其中有不少人的屍骨至今仍然曝露荒野），只有自己一人獨活，一定在他心裡引爆了巨大的痛楚，並造就了切身的負疚。每每想到這裡，我都會重新領會到父親生前的心情，明白他何以每個早晨長久地緊閉雙眼，聚精會神地誦經。
另外，父親在京都大學求學那段時間依然醉心於俳句，好像還作為「京大杜鵑會」的同好，積極參與文化活動。似乎還親身參與了俳句雜誌《京鹿子》的發行。我還記得，那本雜誌的過刊曾把我家的壁櫥塞得滿滿的。
父親進入京都大學後，於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再次接受徵兵。這是他第三次進入軍隊服役。不過這次他所在的部隊不是第十六師團，也不是後來編成的第五十三師團。這兩支師團那時都已覆滅，早就不復存在。這次他以上等兵的身份，被編入中部一百四十三部隊。這支部隊在日本本土駐紮，我不清楚具體的駐地，不過說是汽車部隊，想必還是輜重兵的範疇。但兩個月後的八月十五日戰爭就結束了，十月二十八日兵役正式解除，父親再次返回大學校園。不管怎麼說，他算是在這場浩蕩而悲慘的戰爭中活了下來。那時的他二十七歲。
我生於昭和二十四年，即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他於昭和二十二年九月通過學士考試，進入京都大學文學部的研究生院，但年紀已經不小，又結了婚，還有了我，不得不斷了求學的念頭，為了養家餬口，在西宮市的甲陽學院當了國文老師。我不知道父親和母親具體是怎樣走到一起的。他們一個住在京都，一個住在大阪，大概是共同的朋友介紹認識的吧。當時母親有一個想要與之結婚的人（一名音樂老師），但對方在戰爭中殞命。母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原來在船場開了一家店，也因為美軍空襲被燒得分毫不剩。母親曾遭遇格魯曼艦載戰鬥機的機關槍掃射，在大阪街頭東躲西藏，一直對此記憶猶新。和父親一樣，戰爭也深深地改變了母親的人生。但正因如此——大概可以這樣說吧——才有了現在的我。
總之，我在京都市伏見區落生。但記事的時候，家已經搬到了兵庫縣西宮市夙川。十二歲時又搬到西宮旁邊的蘆屋市。因此雖然是生在京都，但就自身感受和精神層面而言，我應該算是阪神間的人。同樣是關西地區，但京都、大阪，以及神戶（阪神間）的方言有細微的區別，看問題的角度和思維方式也各不相同。從這一點來看，大概可以說，我對風土文化的感知方式和生在京都、長在京都的父親不同，和生在大阪、長在大阪的母親也不同。
現年九十六歲的母親以前也是國文老師，畢業於大阪樟蔭女子專門學校國文系，曾在母校（應該就是樟蔭高等女校）任教，婚後辭去教職。印象中，一九六四年田邊聖子獲芥川獎的時候，母親看到報紙說：「啊，這孩子我很熟呢。」原來田邊也畢業於樟蔭女子專門學校，也許她們二人以前有過交集。
聽母親說，父親年輕時的日子過得相當荒唐。也許戰爭的殘酷體驗還留在他的血液裡，把握不住人生方向的挫敗感也必然令他很痛苦。他那時似乎經常喝酒，有時還會對學生動粗。但伴隨我的成長，他的脾氣和舉止彷彿漸漸溫和了許多。儘管時不時也心情陰鬱，沉著一張臉，或者酗酒（母親沒少為此抱怨），卻不曾讓我這個做兒子的覺得這個家有什麼不好。也許種種回憶已在他心中安靜地沉澱下來，洶湧的情緒也漸漸平息了吧。
在我心目中，毫不偏袒地說，他是一位十分優秀的老師。父親去世時，有一大批他的學生前來弔唁，數量之多讓我多少有些吃驚。可見他有多受學生愛戴。父親的學生中有很多人當了醫生，託他們的福，在與病魔抗爭的過程中，父親得到了極為體貼的關照。
母親好像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老師，我出生後，她成了專職主婦。儘管如此，她以前教過的學生（說是學生，其實年齡和母親相仿）還會經常來我家玩。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似乎不太適合當老師。
說到小時候與父親有關的記憶，那就是我們經常一起去看電影。星期天的早上起床後，攤開報紙，看看附近的電影院在放什麼電影（當時西宮有好幾家電影院，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找到有意思的就騎腳踏車去看。大部分是美國電影，美國電影中的大部分又是西部片或戰爭片。父親不曾提及自己在戰場上的感受，對戰爭片卻似乎不怎麼牴觸。所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公映的戰爭片和西部片我記得格外清楚。約翰·福特的電影基本都看了。溝口健二的《赤線地帶》《新平家物語》、豐田四郎的《墨東綺譚》之類的影片，父母以「不適合小孩看」為由，兩個人去了影院，只留我一人看家（不過當時我並不明白，究竟為什麼少兒不宜）。
我們還常一起去甲子園球場看棒球比賽。父親一輩子都是熱忱的阪神老虎隊球迷，阪神輸了球就很不高興。我後來不再支援老虎隊，或許也與這一點有關。
父親當了老師，對俳句的熱情仍然不減。他桌上永遠放著一本古舊的季語集，皮面裝幀，有空便慢悠悠地翻閱。季語集之於父親，大概就像《聖經》之於基督教徒一樣寶貴。他也出了幾本俳句集，可現在都找不到了。那些書都到哪裡去了呢？父親在學校教書時，把學生們聚在一起，辦過類似俳句同好會的活動，還會指導對俳句感興趣的學生，也辦過俳句大會。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也被他帶著參加了幾次。其中一次趁著郊遊，借用滋賀石山寺大山裡的一座古庵來辦，聽說松尾芭蕉曾在這座庵中住過一小段時間。不知道為什麼，至今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個午後的情景。
不過，父親應該還是想把他的人生中沒能實現的理想，寄託在我這個獨生子身上的吧。隨著我漸漸長大，自我人格逐漸形成，與父親在情感上的摩擦愈發強烈而明顯。而我們的個性中都有相當倔強的部分，也就是說，我們不會輕易地交出自我，又幾乎不能直截了當地講明自己的想法。不論好壞，也許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同類。
關於我們父子矛盾的細節，我不想說得太多，在這裡就只簡單地講一講。真要細說，就說來話長了，而且都是些家長裡短的事。如果只談結果，那就是我早早結了婚，工作後和父親的關係便徹底疏遠。尤其是當上職業作家後，常有各種雞毛蒜皮的小事突然冒出來，我們的關係變得更加扭曲，最後幾乎決裂，有二十多年沒見過彼此一面，沒什麼大事基本上不會說話，也不會聯絡對方。
我和父親成長的年代和環境都不同，思維方式不同，對世界的看法也不同。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如果我們能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從這些角度出發，努力修復我們的關係，也許情況會和現在有所不同。不過對那時的我來說，與其再花功夫探索和他的相處模式，還不如集中精力，去做眼下自己想做的。因為我還年輕，還有許多必要的事等著我去做，我心裡也有十分明確的目標。比起血緣這種複雜的牽絆，那些事在我看來重要得多。另外，我當然也有自己的小家，那是我必須去守護的。
直到父親去世前不久，我才終於和他面對面地交流。當時我年近花甲，而父親就快九十歲了。他住在京都西陣的某家醫院，罹患嚴重的糖尿病，癌細胞轉移到身體各個地方。原本體格偏胖的他幾乎瘦脫了相，和從前判若兩人。父親和我在病房進行了一場笨拙的——也是他人生最後的、極為短暫的——對話，達成了和解。儘管思維方式和對世界的看法不同，但牽絆著我們的那種類似緣分的東西，毫無疑問在我心中發揮了作用。站在枯瘦如柴的父親面前，我不容分說地感受到這一點。
比如我們曾在某個夏日，一起騎腳踏車到香櫨園的海邊扔一隻母狸花貓，卻被它輕鬆地搶先一步跑回了家。不管怎麼說，那都是一次彌足珍貴的、謎一般的共同經歷吧。我至今都能清楚地回憶起那時岸邊的潮聲，以及風穿過防風松林帶來的香氣。正是這一件件小事無窮地累積，才讓我這個人長成如今的模樣。
父親去世後，為了追根溯源，我見了許多他認識的人，一點點聽來與他有關的故事。
這樣一篇私人化的文章能引起多少普通讀者的興趣，我並不知道。但我是那種非得親自動手，將文字落在紙上才能思考的人（我天生不擅長抽象思考或是憑空設想），需要以這樣的方式回溯往事，眺望過去，將它們轉換成看得見的文字、讀得出聲的文章。而越是書寫、越是返回去重讀，我越是有一種奇妙的感覺，好像自己正逐漸變得透明。彷彿將手抬到眼前，卻能透過它看到對面的微光似的。
假若父親的兵役沒有解除，而是被送到菲律賓或緬甸戰線上……假若母親那個做音樂老師的未婚夫沒有戰死在某個地方……這樣想想，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假若那些真的發生，這世上就不存在我這個人了。接下來，我的意識當然也不會存在，就連我寫的書也不會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如此一來，我作為小說家活著這一狀態本身，也變得僅僅像一場不夠真切的夢幻了。我這個個體的存在意義漸漸模糊，手心透出光來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在我的孩提時代，還有一個回憶與貓有關。我好像曾將它作為一個插曲，寫在某部小說裡，現在我要再寫一遍。這一次是作為真實的經歷來寫。
我們曾經養了一隻白色的小奶貓。不記得那隻小貓為何會被我家收養了，畢竟小時候，有太多隻貓在我家來來去去。不過我記得很清楚，那隻小貓的毛色很漂亮，十分可愛。
一天傍晚，我正坐在簷廊上，那隻貓在我眼皮底下哧溜溜地躥上了松樹（我家院子裡有一棵很挺拔的松樹），彷彿在對我炫耀自己有多勇敢、多靈活。小貓異常輕快地攀上樹幹，消失在頂端的樹枝之間。我默默地望著這幕情景。但沒過多久，小貓便開始發出難為情的求救聲。多半是爬到高處，卻怕得不敢下來了吧。貓爬樹利索，卻不擅長從上面下來。可小貓不懂得這些。不顧一切地衝上樹梢，才發現自己竟到了這麼高的地方，它一定四腳發軟了吧。
我站在松樹底下往上看，但看不見貓的蹤影，只有耳邊傳來細細的叫聲。我叫來父親，向他說明情況，問他能不能想辦法救救小貓，可父親也無計可施。那地方太高，連梯子也夠不著。就這樣，小貓一直拼命地呼救，日頭漸漸西沉，黑暗終於將那棵松樹蓋得嚴嚴實實。
我不知道那隻小貓後來怎麼樣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已經聽不到它的叫聲了。我朝著樹頂的方向，喊了好幾次它的名字，卻沒有回應。空氣中只剩下沉默。
也許那隻貓夜裡總算從樹上下來，然後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但去了哪裡呢？）或者一直下不來，在松樹的枝杈間耗盡力氣，再也發不出叫聲，逐漸衰弱而死了吧。後來，我經常坐在簷廊上，仰頭望著那棵松樹浮想聯翩。我想象著那隻白色的小貓張開嬌嫩的爪子，死死抱著樹枝的樣子。想象它就這樣死在枝杈間，漸漸乾癟。
這是我的童年與貓有關的另一個清晰的回憶。它給還年幼的我留下一個深刻的教訓：「下來比上去難得多。」說得更籠統些就是——結果可以輕而易舉地吞噬起因，讓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這有時可能殺死一隻貓，有時也可能殺死一個人。
無論如何，我在這篇私人化的文字中，最想說的只有一點。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
那就是，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普通的兒子。這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可越是坐下來深挖這一事實，就越會明白無誤地發現，它不過是一種偶然。最終，我們每一個人不過是把這份偶然當成獨一無二來生活罷了。
換句話說，我們不過是無數滴落向寬闊大地的雨滴中寂寂無名的一滴。是確實存在的，卻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一滴。但這一滴雨水中，有它獨一無二的記憶。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歷史，有將這歷史傳承下去的責任和義務。這一點我們不應忘記。即使它會被輕易吞沒，失去個體的輪廓，被某一個整體取代，從而逐漸消失。不，應該說，正因為它會被某一個整體取代從而逐漸消失，我們才更應銘記。
直到現在，我偶爾還是會想起夙川家的院子裡，那棵高大挺拔的松樹。想起那也許已在上面化為白骨，卻還像無法消散的記憶一般緊抱著樹枝的小貓。然後想到死亡，想到從令人目眩的高處朝著地面垂直下落的艱難。
昭和是日本裕仁天皇在位期間使用的年號，時間為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昭和三十年代，即1955年至1965年。
漢傳佛教十宗之一，以大乘佛教淨土信仰為根源，起源自北魏，至唐代成為獨立宗派並傳入日本。
日本大正時代（1912—1926）的民主運動。這段時間日本社會相對穩定，迎來「明治維新」後的又一個盛世。民主自由的氣息濃厚，後稱為「大正民主」。
高濱虛子（1874—1959），俳句詩人。對現代日本俳句文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大阪府大阪市和兵庫縣神戶市兩大城市之間的區域，主要為兵庫縣東南部。
日語現行字型中以「弁」字統一替代了同音的「辯」「辨」等字。
日本本州島中西部的區域，通常意義上包括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奈良縣、三重縣、滋賀縣、和歌山縣。
預科練習生制度原本是日本海軍為培養飛行員而設立的，簡稱「預科練」。隨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節節敗退，越來越多經驗不足的練習生被編入特攻隊，實施自殺式襲擊。
位於大阪市中央區的地域名稱，是大阪的商業中心。
弗朗索瓦·特呂弗（1932—1984），法國導演、演員、編劇、製片人。一出生便交由奶媽撫養，住在外婆家。其作品具有強烈的紀實性和濃重的個人傳記色彩。擅長在作品中將人的感情推向極端的處境，來安排、講述人物命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保有的軍隊（日本陸軍和日本海軍）。為了與「二戰」後日本成立的自衛隊相區分，有時會被稱作「舊軍」。
通過補充兵役進入日軍部隊計程車兵被稱作「補充兵」。補充兵役是日本當時的兵役之一。符合一定的徵兵標準，但當下未服役者，在特定情況下會被臨時召集服役，以補充兵力。
代表日本高等教育最強實力的學府之一。1897年至1947年間曾用「京都帝國大學」作為校名。隨著1947年日本正式將「帝國」二字移出國號，京都帝國大學也改稱「京都大學」。從未以「腦子是否好使」為標準去衡量一個人。這一點和學界有很大區別。不過這些都無所謂，反正父親的學習成績一直都很優秀，這一點應當是毫無疑問的。
師管指1873年至1945年，日本陸軍在軍事層面對日本本土所做的地域劃分。各地師管分別負責當地的軍隊行政和警備事務。留守師團通常指師團出征後編組的常備師團，作為出征師團的補充。
水上勉（1919—2004），日本小說家。長年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多次訪問中國，曾先後擔任中日文化交流協會常任理事和最高顧問。其作品多反映日本下層社會的生活，並對戰爭提出控訴。
日本的學校一般於四月開學，三月畢業。
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運動員西田修平和大江季雄分別獲撐杆跳專案的亞、季軍，兩人將銀牌和銅牌切開，各分給彼此一半，此事被稱為「友情的獎牌」。
日本京都府舞鶴市，位於京都市的西北部。
日語中「玉碎」一詞源自中國典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太平洋戰爭中，面對全軍覆沒的敗績，日軍大本營有意選用「玉碎」一詞取代「全滅」，一方面為防止士氣低落，另一方面也為淡化自己指揮失敗的責任。
田邊聖子（1928—2019），日本小說家，紫綬褒章、文化勳章獲得者。寫作以戀愛小說為主。1964年，作品《感傷旅行》獲第五十屆芥川獎。
約翰·福特（1894—1973），美國電影導演、編劇、製片人。他導演的西部片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以非凡的藝術成就和強烈的風格特徵深刻影響了這類影片的發展。
溝口健二（1898—1956），日本電影導演、編劇。對女性命運的悲劇描寫展現了當時日本社會的縮影，令他立足於世界電影大師之林。
豐田四郎（1906—1977），日本電影導演、編劇。以懷舊主題和女性作品獲得極高讚譽。
能體現季節特徵的詞語或事物名稱，是俳句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德川時代的俳句大師。其俳句在日本歷久不衰，影響遍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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