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我對父親的記憶。
我對父親的記憶自然有許多。畢竟自出生以來，直到十八歲離家，我一直與他以父子的關係，在不算寬敞的家中，在一個屋簷底下，天經地義地共度了每一天。我和父親之間——恐怕就像世上大多數父子一樣——既有開心的往事，也有不那麼愉快的回憶。但不知道為什麼，如今仍不時在我腦海中甦醒的、歷歷在目的影像，卻不屬於以上任意一種，只是極為尋常的日常生活的片段。
比如有過這樣的事。
住在夙川（兵庫縣西宮市）的時候，我們曾到海邊扔一隻貓。不是幼貓，而是一隻已經長大的母貓。為何要把一隻這麼大的貓扔掉，我已經不太記得了。當時住的房子是一座帶院子的獨棟，有足夠的空間養貓。可能是這隻流浪貓來我家後肚子漸漸大了，父母擔心日後照顧不了它生的小崽，但具體的我已經記不太清了。總之和現在相比，遺棄一隻貓在當時是很正常的，不至於因此被人指指點點。畢竟在那個年代，還沒有誰會特意給一隻貓絕育。當時我大概還在上小學低年級，可能是昭和三十年代的頭幾年吧。家附近還留有戰爭中遭美軍轟炸的銀行建築，已經是斷壁殘垣了。那是戰爭的傷痕還未消失的年代。
總而言之，父親和我在某個夏日的午後，去海邊遺棄那隻母貓。父親踩著腳踏車，我坐在後面，抱著裝貓的箱子。我們沿著夙川走到香櫨園的海灘，將箱子放在防風林裡，頭也不回地匆忙回了家。我家離海灘大概兩公里。那時還沒開始填海，香櫨園海灘還是熱鬧的海水浴場。那裡的海水很乾淨，放暑假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和朋友一起去那裡游泳。那時候的孩子隨隨便便就去海里游泳，家長基本都不會管。因此我自然越來越能遊，想遊多久就遊多久。夙川裡魚很多，我還在河口撈到過一條大鰻魚。
總之，父親和我將貓放在香櫨園海灘，說了句「再見」，便騎車回家。下了車，我想著「怪可憐的，但也沒辦法」，「嘩啦」一聲拉開玄關的門。沒承想，明明剛扔掉的貓「喵」地叫著，豎起尾巴親切地來迎接我們了。原來它搶在我們前頭，早就到了家。它怎麼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回來，我實在想不明白，畢竟我們是騎車直接回家的。父親也無法理解。以至於一時之間，我們都無言以對。
我還記得父親那時一臉的驚訝。但他神情中的驚訝不久就轉為歎服，最後好像還鬆了口氣。於是，那之後家裡還是將那隻貓養了下去，帶著一種無奈——做到那個地步它還是找回家來，也就只好養下去吧。
我家裡一直有貓。在我看來，我們一家和貓兒們關係融洽，過得不錯。這些貓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沒有兄弟姐妹，貓和書就是我最珍貴的夥伴。我最喜歡在簷廊上（那個時代，人們的房子大多都帶簷廊）和貓一起曬太陽。既然如此，為什麼非要去海邊將那隻貓扔掉呢？為什麼當年的我沒有反對呢？直到今天，這些疑問——連同貓為什麼先我們一步到家——仍然是我難解的謎題。
還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與父親有關（順帶一提，父親名叫村上千秋）。
每個早上，父親吃早飯前都要在佛龕前閉著眼睛，長時間專注地念誦佛經。哦，那不是佛龕，而是一隻小玻璃盒，裡面裝著菩薩像。小小的菩薩像雕刻得細膩而優美，放在圓柱形的玻璃盒子中間。不知道這隻盒子後來去了哪裡。父親去世後，我就沒再見過那尊菩薩像了。它彷彿不知不覺中消失在某個地方，事到如今，只留在我的回憶裡。父親每天早上誦經的時候，為什麼不對著一般的佛龕，而要對著那隻小小的玻璃盒呢？這也是我不明白的事情之一。
可總之，這是父親重要的習慣，意味著一天的開始。據我所知，父親一天都不曾懈怠這「早課」（他是這樣稱呼的），這項日復一日的功課誰也不能打攪。父親的背影散發出一股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氣勢，教人難以輕鬆地與他搭話。在我看來，那其中有某種不同尋常的、強烈的意念，無法用「每天的習慣」之類簡單的字眼來形容。
小時候，我問過一次：你在為誰誦經？他告訴我，是為了死在之前那場戰爭中的人們。為了死在戰場上的友軍，和當時敵對的中國人。除此之外，父親沒有更多的說明，我也沒有再問。恐怕當時的情景中，有某種氛圍一類的東西，讓我無法再問更多。但我想那不是父親本人在有意遮掩。如果我繼續問下去，他大概也會解釋些什麼吧。可我沒有問。倒不如說，是我心裡的某種東西阻止了我向他發問。
關於父親，我要做個大致的說明。父親生於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是京都市左京區粟田口一座名為「安養寺」的淨土宗寺院住持的次子。那個年代大約只能用「不幸」二字形容。自他懂事起，閃電般短暫的「大正民主」和平時期便宣告結束，日本迎來黑暗而壓抑的昭和經濟蕭條，不久又因中日戰爭而深陷泥沼，並漸漸捲入悲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戰後又不得不拼盡全力，在巨大的混亂和貧困中艱難求生。父親和每個普通人一樣，肩負著那個不幸至極的時代微不足道的一角。
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村上弁識，原本是愛知縣一戶農家的兒子，由於不是長子，考慮到今後的安身之計，家裡安排他到附近的寺院修行。他大約還算是個優秀的孩子，在各家寺院輾轉做過小和尚和見習僧，精進修行，不久京都安養寺便請他去做了住持。安養寺有四五百家施主，在京都算是相當大規模的寺院，祖父大可說是出人頭地了。
高濱虛子訪問安養寺時，還曾留下這樣的俳句：
山門的芨芨菜啊安養寺
我在阪神間長大，鮮有機會探訪父親的老家——那座京都寺院。祖父去世時我又還小，對他的印象幾乎都是模糊的。不過聽說他的性格相當自由奔放，喝酒豪爽，喝完便醉，這是出了名的。還聽說他人如其名，能言善辯，在僧人中算是很有才華的，也頗有威望。在我有限的記憶中，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豪放磊落，身上有種領袖氣質，說話時聲音清晰洪亮。
祖父有六個兒子（一個女兒也沒有），一向身體健康，卻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早上八點五十分左右，橫穿連線京都（御陵）和大津的京津線山田道口時被電車軋死了。道口位於東山區山科北花山山田町（祖父當時的住處），沒有安全員。那一天，恰好有大規模颱風襲擊近畿地區（當日東海道線也有部分暫時停運），雨勢猛烈，祖父撐著傘，可能沒看到沿彎道駛來的電車。他好像還有些耳背。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以為祖父死在臺風夜拜訪施主後回家的路上，當晚可能還喝了些酒。但翻查當時的報紙，報道的內容卻完全不同。
我記得，得知祖父去世的那天晚上，父親急匆匆地要從夙川趕往京都，而母親緊抓著他不放，哭著哀求：「其他的事我不管，但京都那座寺，你可一定不要接手啊！」那一年我九歲，而這個畫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彷彿老影院上映的黑白電影中一幕讓人難忘的情景。父親面無表情，只是安靜地聽著，默默點頭。具體的事他們什麼也沒說（至少我什麼也沒聽到），但多半那時父親已經下定了決心。我隱約有這種感覺。
前面提到，祖父有六個孩子，都是男孩。其中三人應徵入伍，不知該說是奇蹟還是幸運，戰爭結束時竟全都平安，無一人受重傷。他們之中一人曾奔赴緬甸戰場，徘徊於生死之間；一人是特攻隊預科練習生中的倖存者；父親也是歷盡艱險，九死一生（這部分後面會寫）。儘管如此，至少所有人都保住了性命。並且據我所知，六個孩子裡一多半都有僧人資格——級別暫且不論。祖父讓每個孩子都接受了相關的教育。順帶一提，父親的級別是「少僧都」。在僧人的等級中大約是中等偏下，相當於部隊的少尉級別。每到夏天盂蘭盆節那陣，兄弟幾個都聚到京都住下，分頭去施主家拜訪，這已經成了家族的習慣。到了晚上，大家便在一起大口喝酒，似乎整個家族都有嗜酒的基因。那段時間，我也跟著父親去過京都幾次，不過京都盛夏的酷暑著實讓人吃不消。裹著法衣，騎腳踏車或走路一戶戶地尋訪施主，一定是極為辛苦的差事。
所以祖父弁識過世時，由誰繼承那座寺廟便成了一個沉重而不容忽視的問題。祖父的孩子們幾乎都已各自成家，有了各自的事業。老實說，誰都沒想到祖父走得這樣早、這樣倉促。對大家來說，這真是名副其實的晴天霹靂。祖父去世時雖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但身體健康，精神矍鑠，怎麼看也不像是將死之人——如果他沒在臺風天的早上撞上有軌電車的話。
祖父死後，兄弟六人究竟是怎樣商量的，我並不清楚。當時，長子已經在大阪稅務所做到股長，次子——也就是我的父親一直在阪神間一所名叫甲陽學院的初、高中一體制私立學校教國文。其他幾個兄弟有的是老師，有的還在讀佛教大學。六兄弟中有兩人成為別人家的養子，改了姓。總之，他們聊到最後，沒有誰主動提出「既然這樣，就由我來繼承吧」。繼承一座如此規模的京都寺院可不是鬧著玩的，對家人來說也是很大的負擔，大家都心知肚明。另外，被祖父撇下的祖母性格要強，甚至可以說很不好惹，任誰都能想到，兒媳要伺候好婆婆絕非易事。更何況我的母親是大阪船場一家老字號店鋪（店鋪已在戰時轟炸下被燒燬）的長女，個性張揚，無論從哪個角度去想，都不適合做京都寺裡的媳婦。成長的文化背景太不同了。母親哭著求父親千萬別繼承寺廟，也有她的道理。
我擅自推測，當時雖然沒人開口，但周遭大約早已有了籠統而一致的想法，或者說，一大家子人都抱著沒來由的期待，認為父親是最適合繼承住持之位的人。每當想到祖父去世的那個夜晚，母親哭求父親時那決絕的語氣，我都忍不住去這樣猜測。祖父的長子——也就是我的伯父——村上四明原本似乎想成為一名獸醫，後來雖然經歷一波三折，戰爭結束後去了稅務所供職，但他應該不至於因此就抱定早早去做和尚的打算。
依我這個做兒子的看來，父親本性是個認真的人，責任心也很強。儘管他在家裡有時會沉著一張臉，特別是喝酒後容易挑三揀四，但平時還是挺有幽默感的，也擅長在人前講話。從各方面綜合考慮，他大概是適合做和尚的。雖然沒怎麼繼承祖父豪放磊落的一面（不如說反倒有些過於敏感），但他舉止溫文爾雅，讓人覺得踏實，還秉持著與生俱來的純潔信仰。大概他也清楚，自己的性格大體來說適合出家。
他自己原本希望留在研究生院做一名學者，但說不定也想過，如果這條路走不通就去當和尚。我猜想，如果他單身，對繼任住持一事也許就不會那麼抗拒。可當時他已經有了必須守護的東西——自己的小家。想到一家人商量此事的情景，父親苦惱的神情似乎就在我眼前。
不過，最終還是長子——我的伯父村上四明從稅務所辭職，舉家搬進寺院，繼任住持的名號，接管了安養寺。後來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純一子承父業，成了現在安養寺的住持。父親那輩六個兄弟，包括父親在內都已去世。留到最後的叔父——那位從預科練回來的——也是幾年前就走了。這位叔父愛對年輕人說教，在京都的大街上看見右翼的宣傳車，他就會念叨：「你們這些傢伙沒見識過真正的戰爭，才敢這麼胡說八道啊……」
按照純一的話說，最後是伯父四明負起長子的責任，或者說遵從命運的安排，接受了繼任安養寺住持的使命。應該說，是不得不接受這一使命。當時來自施主的壓力遠比現在要大，那世道大抵也不允許他們恣意妄為。
父親小時候，好像曾被家裡送到奈良的某座寺裡當小和尚。那恐怕還有送給人家當養子的意思。但父親從未和我講過那些。他本就不願多談自己的成長經歷，尤其是不願對我講起。也或許那些事情他不想對任何人說。我有這種感覺。告訴我這件事的，是堂兄弟純一。
像我的祖父弁識經歷過的那樣，那時有不少孩子多的人家為了少一張吃飯的嘴，就把長子之外的孩子送給別人家做養子，或者送到什麼地方的寺院去當小和尚。可父親給送到奈良的某座寺院後沒多久，就回了京都。家裡對外人的說法是小孩因為天冷凍壞了身子，而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似乎是父親難以適應新的環境。被送回老家後，父親沒再被送去其他地方，一直留在安養寺，作為祖父母的孩子平凡地長大。但我能感覺到，那段經歷恐怕在父親年少的心裡，留下了深深的傷疤。我沒有能說清箇中原委的證據，只是父親身上確實散發著那樣的氣息。
我忽然想起了扔貓那天父親的模樣：看到那隻本應被丟在海邊的貓搶在我們前面回了家，他神情中的驚訝不久就轉為歎服，接著好像還鬆了口氣。
而我沒有經歷過這些。我生在一個極為普通的家庭，作為獨生子，父母相對精心地呵護我長大。被父母「拋棄」這種短暫的經歷會給孩子的心靈蒙上怎樣的陰影，我無法設身處地去感受，只能憑空想象「大抵是這樣的吧」。不過這類記憶恐怕會成為看不見的傷痕，縱然深淺和形狀會逐漸變化，也還是會糾纏人一輩子。
讀法國電影導演弗朗索瓦·特呂弗的傳記，我瞭解到，特呂弗也在幼年被迫離開父母（他的父母幾乎視其為包袱，將他遺棄），被別人收養。而他終此一生都不斷通過作品探究「被遺棄」這一主題。大概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難忘的沉重回憶，我們無法用言語向人完整地訴說它的真實樣貌，只是就這樣無法言盡，就這樣活下去，漸漸走向死亡。
京都淨土宗的寺院分為知恩院和西山兩派，蹴上的安養寺屬於西山派。也許將淨土宗西山派和淨土宗知恩院派看作兩個不同的、教義各自獨立的宗教團體更為準確（儘管連專家都很難解釋清楚這兩派教義的區別）。西山專門學校是長岡京市光明寺的附屬院校，現在改名為京都西山短期大學，設有幾種不同的學科，但以前是學習佛教的專門教育機構。想做寺院的住持，必須在這裡接受專業教育，並且在學校旁邊的光明寺修行三週（包括在寒冷的季節裡，每天三次兜頭淋一盆冷水），取得僧人應有的資格。
我的父親一九三六年從舊制東山中學畢業，十八歲起就讀於西山專門學校。不知道他本人當時想如何發展，但身為住持的兒子，他似乎沒有其他的選擇。而在從那所學校畢業前的四年裡，他有緩期應徵入伍的權利，卻忘了去辦理正式的公務手續（他本人是這樣說的）。於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二十歲的時候，學上了一半便被叫去服兵役。雖說不過是手續上的差錯，可一旦流程走到了這一步，是不可能說一句「對不起，弄錯了」就管用的。所謂的官僚和軍隊組織便是如此，公文就是一切。
父親被分配到隸屬於第十六師團（伏見）的步兵第二十聯隊（福知山）。福知山的聯隊總部如今是陸上自衛隊第七普通科聯隊的駐紮地，大門柱子上仍然掛著「步兵第二十聯隊」的牌子。舊軍時代的建築幾乎都原樣保留下來，現在成了「史料館」。
第十六師團以步兵第九聯隊（京都）、步兵第二十聯隊（福知山）、步兵第三十三聯隊（三重縣津）這三支隊伍為根基組建。父親的籍貫在京都市內，卻沒有被編入第九聯隊，而是被分到遙遠的福知山聯隊。箇中緣由無人知曉——
以前我一直是這樣以為的，但調查後發現，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父親當年並非隸屬於步兵第二十聯隊，而是同為第十六師團的輜重兵第十六聯隊。這支聯隊也不在福知山駐軍，而是歸駐紮於京都市內伏見區深草的司令部管轄。而我以前為什麼會認定父親隸屬的是福知山的步兵第二十聯隊呢？這一點後面會寫。
總之，由於一直堅信父親隸屬第二十聯隊，我過了很久，才開始詳細調查他的從軍履歷；或者說，是在下定決心上用了很久。父親去世後，足有五年的時間，我想著一定要調查，卻遲遲沒有落到實處。
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步兵第二十聯隊是攻陷南京時最先頭的部隊，並因此「揚名」。提起京都的部隊，人們總有一種穩重的印象（他們也確實被笑稱為「朝廷的部隊」），但出人意料的是，這支部隊的所作所為總是充溢著血腥。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懷疑父親是否曾作為這支隊伍的一員，參加了南京戰役，也因此總是很牴觸去詳查他的從軍記錄；父親生前，我也不願直接向他仔細打聽戰爭時的故事。就這樣，我什麼也沒有問，他什麼也沒有說，平成二十年（二〇〇八年）八月，父親因多處擴散的癌症和重度糖尿病，在京都西陣的醫院停止了呼吸，享年九十歲。與病魔多年的纏鬥使他的身體極度衰弱，但他一直意識清醒、記憶清楚、口齒清晰，這是他走到生命盡頭時僅剩的東西。
父親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入伍。步兵第二十聯隊搶在最先頭攻陷南京、「遠揚威名」是在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所以說，父親以一年之差，堪堪避過了南京之戰。聽聞這一事實，我一下子鬆了口氣，有種卸去一塊心頭大石的感覺。
南京之戰後，第二十聯隊繼續在中國各地展開白熱化的戰鬥。第二年五月攻陷徐州，又在一場激戰過後攻陷武漢，一路追著退軍向西推進，馬不停蹄地持續作戰。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父親以輜重兵第十六聯隊特務二等兵的身份乘運輸船從宇品港出發，當月六日登陸上海。登陸後，似乎和步兵第二十聯隊一起行軍。根據陸軍戰時名簿的記載，除了主要負責補給和警備任務外，他還參加了河口鎮附近的追擊戰（十月二十五日），以及次年漢水的安陸作戰（三月十七日）和隨棗會戰（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四日）。
追尋父親的足跡，我發現那是一段相當讓人吃驚的行軍距離。一支連機械化都未完全實現，也難以指望燃料充足補給的戰鬥部隊——馬幾乎是唯一的代步工具——要走這麼遠的一段路，一定是一趟異常艱難的苦行。據說在戰場上，補給跟不上，糧食和彈藥長期不足，士兵穿的也是破衣爛衫。由於環境不衛生，霍亂等一系列瘟疫蔓延，情況相當嚴峻。當時牙科醫生人手不足，許多士兵還忍受著蟲牙的折磨。以日本有限的國力，壓制遼闊的中國大陸根本就行不通。即使能以武力鎮壓一個又一個城市，客觀來說，長期佔領一整片地區也是不可能的。
閱讀當時第二十聯隊計程車兵們留下的手記，便能深刻地體會到他們的處境有多悲慘。有的人坦率地留下證言，稱很遺憾，當時計程車兵有屠殺行徑。也有的人堅持號稱壓根兒不存在屠殺，不過是在編故事。不管怎麼說，二十歲的父親作為一名輜重兵，被送到了血流成河的中國大陸戰線上。順便說一下，輜重兵的隊伍主要負責照顧軍隊的馬匹，也參與補給任務。那時的日軍長期缺乏汽車和燃料，馬是他們重要的交通工具，恐怕比部隊本身還重要。輜重兵基本不直接參與前線戰鬥，但並不意味著安全。因為輕裝上陣（多數人只隨身佩一柄刺刀），也常被對手從背後偷襲，損傷慘重。
父親升入西山專門學校後立刻對俳句產生興趣，加入了類似同好會的組織，從那時起創作了不少俳句。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俳句「上了頭」。他在部隊時寫的幾個俳句登載在西山專門學校的俳句雜誌上，也許是從戰場寄到學校的吧。
鳥歸去嘰嘰喳喳向何方是故鄉
是士兵也是僧人遙對明月雙手合十
我不是俳句專家，判斷不出這些句子究竟水平如何。不過，想象一位二十歲的文學青年吟詠這樣的俳句時的模樣，倒不是什麼難事。因為自始至終，撐起這些句子的並非詩歌技巧，而是坦率的情緒表達。
他在京都大山中的學校裡，為了成為一名僧人而求學。那很可能是誠心誠意的求學。可因為手續上的一點小差錯，他不得不服兵役，接受嚴酷的新兵教育，接過三八式步槍，坐上運輸船，被帶到白熱化的中國戰線上。面對寧死不屈的中國士兵和游擊隊，無休無止地輾轉作戰。那個世界處處與和平的京都深山寺院截然相反，父親無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衝擊和動搖，經歷了激盪靈魂的矛盾。亂世之中，父親似乎只是想安靜地吟詠俳句，從中尋找安慰。寄託於俳句——或許也可以說是某種象徵性的暗號——這一形式，能更真誠而直接地，表達那些用明文寫在信上便要立刻接受審查的訊息和心緒。對他來說，這也許是唯一且意義非凡的避難所。戰爭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父親依然堅持吟詠俳句。
僅有一次，父親向我坦白，他所在的部隊處刑過俘虜的中國士兵。我不知道他是出於什麼原因，以怎樣的心情告訴我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太久，整個過程的來龍去脈已不甚清晰，只有這件事孤立地存在於我的記憶中。當時的我還在讀小學低年級，父親淡然地講起處刑的場面。一名中國士兵知道自己要被處死，依然沒有亂了陣腳，也沒有驚慌失措，只是一動不動地閉著眼，安靜地坐在那裡。這名士兵不久被斬首了。那態度著實令人刮目相看，父親說。他恐怕到死為止，都對那名被斬首的中國士兵懷揣深深的敬意。
至於同一支部隊的戰友是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那名士兵被處刑，還是被迫更多地參與到處刑過程中，我不太清楚。或許是我的記憶出現了混亂，也或許是父親講給我聽時本就措辭模糊，如今已經無從確認了。但無論如何，那件事一定在他心裡——在既是士兵又是僧人的他的靈魂中——留下了深深的芥蒂。
聽說那段時間在中國大陸，日軍為了讓新兵或補充兵習慣殺人，常會命令他們處死俘虜的中國士兵。吉田裕先生在其著作《日本軍兵士》（中央公論新社出版）中這樣寫道：
據藤田茂回憶，一九三八年年末到一九三九年，他任騎兵第二十八聯隊隊長時，曾這樣訓誡聯隊的全體軍官：「殺人是讓士兵儘快習慣戰場的方法。也就是測試他們的膽量。用捕虜（即俘虜）來試就行。四月又要補充一茬新兵了，必須儘快製造這樣的機會，讓新兵堅強起來，適應戰場。……比起槍殺，用刺刀更有成效。」
殺害不抵抗的俘虜，當然是違反國際法的非人道主義行為，可當時的日軍似乎認為這種做法是極為自然的。其首要理由是，日軍戰鬥部隊沒有照料戰俘的餘力。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正好是父親作為新兵被送到中國大陸的那段時間，下等士兵被強迫執行這樣的任務，也絕不是什麼讓人大驚小怪的事。印象中父親告訴我，這類處刑大多用刺刀執行，但那一次用的是軍刀。
總之，父親憶起的用軍刀斬斷人脖子的殘忍場面，毫無疑問在幼小的我心裡烙下了鮮明的傷痕。那幕畫面甚至可以說是一次模擬體驗。換句話說，多年來壓在父親心中的沉重往事——借用當代詞彙形容，就是「心理創傷」——部分地由我這個做兒子的繼承了下來。所謂心與心的連結就是這樣，所謂的歷史也就是如此。其本質就在「承接」這一行為——或者說儀式之中。無論其內容讓人多麼不愉快、多麼不想面對，人還是不得不接受它為自己的一部分。假如不是這樣，歷史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父親幾乎沒有對人講過他在戰場上的經歷。無論是親自動手，還是僅僅在一旁目睹，那恐怕都是他不願回憶，也不想提及的過去吧。但唯有這件事，他可能無論如何也想以某種形式講給繼承自己血脈的兒子——就算會在雙方心裡留下傷疤，也必須這樣做。這自然只是我的揣測，不過我總是不由自主地這樣認為。
第二十聯隊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從中國撤回日本。父親就這樣結束了為期一年的兵役，回到西山專門學校復學。緊接著，德軍於九月一日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打響。世界迎來劇烈動盪的時期。
當時接受徵兵的現役兵服役時間是兩年，父親卻不知為何只服了一年兵役。箇中緣由我不清楚，或許他當時還是在校學生也是原因之一。
結束兵役復學後，父親似乎依然熱情地吟詠俳句。
哼著歌兒與鹿遊希特勒青年團
（一九四〇年十月）
這首俳句多半是希特勒青年團來日本友好訪問的時候作的。當時的納粹德國是日本的友邦，抓住有利時機在歐洲作戰，而日本還未正式對英、美宣戰。說不上為什麼，我個人很喜歡這一首。父親從有些新奇的、不算普通的角度，擷取了歷史的一幕畫面——一個小小角落的場景。遠方血光沖天的戰場和群鹿（不出意外的話，應該是奈良的鹿）的對比讓人印象深刻。曾開心地在日本觀光的希特勒青年團的年輕人們，說不定不久就死在了嚴冬的東部戰線上。
一茶忌悲傷俳句細品讀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這一首也打動了我。句中的世界似乎無限靜謐，無限安穩。可要使內心風平浪靜，想必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吧。俳句背後，隱約飄動著危機四伏的混亂氣氛。
父親原本是喜愛學問的人，學習有時彷彿是他生存的意義。他愛好文學，當老師後也經常獨自閱讀，家裡永遠堆滿了書。我十幾歲就熱衷於讀書，興許也是受了他的影響。他當學生的時候，成績似乎也很不錯，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優等生的身份從西山專門學校畢業，接著就讀於京都大學文學部文學專業。當然是參加了入學考試的，要知道在那時，想從一天到晚學佛和修行的佛教類專業院校考入京都大學，肯定不是什麼簡單的事。
母親以前常對我說：「你爸爸的腦子很好使。」父親的腦子到底有多好使，我不知道。以前就不知道，現在仍然不知道。本來我對這類事就不太上心。大概對從事我這種職業的人來說，一個人的腦子是否好使，並沒有那麼重要吧。在我這行，和頭腦靈光相比，心靈的自由和感覺的敏銳更能派上用場，因此——至少我自己是這樣——幾乎從未以「腦子是否好使」為標準去衡量一個人。這一點和學界有很大區別。不過這些都無所謂，反正父親的學習成績一直都很優秀，這一點應當是毫無疑問的。
遺憾的是（也許該這麼說吧），與父親相比，我對學問這東西一向沒什麼興趣，唸書時的成績也一直不太出眾。喜歡的東西就不懈努力去追求，不喜歡的東西則幾乎漠不關心。我的性格以前就是如此，到現在也一點都沒改變。所以我從小學到高中，學習成績自然沒有多糟，但也絕不是什麼讓周遭欽佩的好榜樣。
這一點似乎讓父親有些失望。和自己年輕的時候相比，看著我這種難說是勤勉的生活態度，他恐怕覺得很可惜吧——「生在這樣和平的年代，不被任何事幹擾，想怎麼學就能怎麼學，為什麼不在學習上多花些心思呢？」我想，他也許是希望我拿前幾名的。還希望能由我代替他，昂首闊步地重走自己被時代耽誤、無法邁步的人生。為此，他一定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
可我卻沒能圓滿地實現父親的期望，因為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去。學校教的課大多都很無聊，教育體系過於死板、壓抑。於是，父親長時間懷著不滿的情緒，我則長時間感受著痛楚（痛楚中包含無意識的憤怒）。三十歲時，我作為小說家出道，父親似乎很是為我開心，但那時我們的父子關係已經很冷淡了。
直到現在，甚至是直到此時此刻，我的潛意識依然認為——或者說依然帶著這種情緒的殘影——自己一直以來都讓父親失望，辜負了他的期待。儘管跨過某個年齡段以後，已經看開了許多：「沒關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可對於十幾歲的我來說，那樣的環境總是縈繞著某種含混的悔恨，怎麼也無法用舒適來形容。直到現在，我偶爾還會夢到在學校考試，考卷上的試題一道也不會。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而我完全招架不住。如果這次考試落榜，就大事不妙了……大概就是這樣的夢。並且醒來時總是出了一身汗，讓人難受。
不過那時候的我到底還是認為，比起定在桌前解老師佈置的難題、在考試中取得稍好些的成績，還是多讀喜歡的書、多聽喜歡的音樂、去戶外運動、和朋友打麻將，或者和女朋友約會更有意義。當然，如今再回頭想想，自然能篤定地判斷，自己當時的想法是正確的。
恐怕我們每個人都只能呼吸著不同時代的空氣，揹負著時代本身的重量活下去，也只能在時代的洪流中默默成長吧。沒有好壞之分，而是順其自然。就像現在的年輕人，也正沒完沒了地讓他們的父母那代人頭疼一樣。
作者「村上春樹」的其他小說
《海邊的卡夫卡》《挪威的森林》《天黑以後》《且聽風吟》《沒有女人的男人們》《1973年的彈子球》《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奇鳥形狀錄》《1Q84:BOOK2(7月-9月)》《1Q84:BOOK3(10月-12月)》《斯普特尼克戀人》《舞舞舞》《尋羊冒險記》《東京奇譚集》《1Q84:BOOK1(4月-6月)》《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國境以南太陽以西》《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小城與不確定性的牆》《第一人稱單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