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前所未有地對她和薩特情誼永續性的信心產生了動搖。薩特去紐約和多洛雷斯同居，然後把全部的《現代》雜誌獻給多洛雷斯，這本雜誌由他、西蒙娜和其他存在主義同伴共同創刊。難道西蒙娜失去了這個她曾承諾忠誠一生的男人嗎？
1947年，西蒙娜也到了紐約，為了使薩特高興，她和多洛雷斯見了一面。兩個對手彬彬有禮，但是西蒙娜告訴薩特，多洛雷斯大量飲酒令人不安。不久，在芝加哥，西蒙娜遇到了納爾遜·阿爾格倫(nelsonalgren)，他剛剛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關於美國人現實生活的小說。阿爾格倫生活極為貧困，酗酒嚴重，但他是讓性經驗非常豐富卻從未有過性高潮的西蒙娜第一次享受性高潮的男人。他們在見面的那天發生了性關係，並陷入深深的相愛之中。
納爾遜·阿爾格倫與西蒙娜·波伏娃的戀情證實了她認為自己的愛情永遠不快樂的看法。儘管當西蒙娜來到美國時他們就同居，並一起旅行，但西蒙娜既不可能如納爾遜·阿爾格倫所願與他結婚，也不會和他一起定居在芝加哥生下他的孩子。西蒙娜也不可能按納爾遜的要求放棄薩特。她反而勸納爾遜找情人或與其他人結婚，儘管她也向納爾遜保證他(和薩特一樣)是她最重要的愛，是她的一切。但是對納爾遜來說，就像對多洛雷斯一樣，孰重孰輕的愛的理論一文不值——西蒙娜必須做出選擇。
西蒙娜選擇了薩特。五年來，西蒙娜和納爾遜交換了成百上千封信件，她的信中充滿了對他的愛。她習慣稱他為「我親愛的丈夫」，稱自己是「永遠的妻子」。儘管西蒙娜深愛阿爾格倫，但她不會考慮離開薩特。「如果我的生命中放棄薩特，我將是一個卑鄙的傢伙，一個奸詐、自私的女人……薩特需要我……沒有人比我愛你更深更真……但薩特需要我。」31最後西蒙娜和納爾遜·阿爾格倫的關係破裂，而納爾遜·阿爾格倫和他的前妻復婚。
西蒙娜對她和薩特以及納爾遜·阿爾格倫之間關係的困惑激發了她決定探究女人生活狀態的真諦，這樣她也能夠了解自己的狀況。結果就是《第二性》(1949)的問世，這是一部通過她們的生物學、她們的歷史、有關神話和生活現實對婦女進行考察的經典作品。她的最後一章《走向解放，獨立的女人》做出結論說：「要取得最大的勝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必須依據並通過他們的自然差異，毫不含糊地肯定他們的手足關係。」32
《第二性》教導了成千上萬的婦女，並影響和激勵她們。當然也激怒了一些人。英國學者拉德福德(c.b.radford)批評波伏娃的哲學推導自個人的看法，並認為《第二性》「主要是中產階級的記錄，太受自傳體影響的歪曲，以至於作家自己個人問題的重要性在她的女性問題討論中顯得過於誇大」33。但是，迪爾德麗·貝爾(deirdrebair)的說法則有不同，「波伏娃把對自己的研究擴大到了對歷史上不同文化和境況下所有婦女的研究之中」。34
西蒙娜在她1954年出版的小說《名士風流》(themandarins)以及1963年出版的回憶錄《重壓之下》(theforceofcircumstance)中還重溫了她和納爾遜·阿爾格倫的愛情故事。在《重壓之下》中，西蒙娜並不認可性的忠誠，認為它「經常說教，很少付諸實踐……通常是那些將之作為一種殘缺不全的東西強加給自己的人才會經歷的：他們通過心理昇華或喝酒或性忠誠來安慰自己」。許多夫妻之間有著像她和薩特之間的協議，她補充說，雖然具有被新歡取代舊愛的危險，然而「作為兩個自由人的互相取代，受害者和加害者是可以直面對方的」35。
阿爾格倫激烈抨擊她的小說，嘲笑她有關「重要和偶然發生的愛」的概念：「任何有偶發之愛經歷的人肯定是腦子最近進水了。愛怎麼能偶然發生呢？靠什麼發生？這個女人好像在說維持人的基本關係——男女之間的性愛這種能力是殘缺的，而自由是通過各種偏差保持一定的忠誠度……這意味著她只是靠偶然性生活。」36
這對前情人之間的間接對話一點也沒有回答情人關係的性質。阿爾格倫表示他相信婚姻是基於愛，靠承諾和撫養孩子來培育。他還認為配偶應該住在一起，並嘲笑西蒙娜和薩特非常與眾不同的結合。阿爾格倫補充說，西蒙娜把「一段20年隨意的死亡的感情誇大成經典的愛情」37。
但是西蒙娜仍持守她堅持了幾十年的協議。很難下結論說，西蒙娜通過它獲得了她鼓舞很多其他女性的獨立和自主。作為知識分子和哲學家，她堅持把自己降為薩特之後永久的第二位，她與他合謀管理他手下的女人，她樂於向他的情人(包括薩特)和媒體撒謊，這些都證明她所謂的與婚姻平行的生活完全不像她所描寫的是基於平等的和諧結合。
20世紀60年代，薩特50多歲，但已頭腦不清且每況愈下，此時他遇到了阿萊特·埃爾坎(arletteelkaim)，一名18歲的阿爾及利亞猶太學生，並使她成了他的情人。西蒙娜回憶道，阿萊特非常有吸引力，「她非常年輕，非常漂亮，非常聰明，而且還……比他矮」38。多年來，儘管面臨年齡更大的情婦的競爭，但阿萊特贏得了薩特的心。他收養了她(部分是出於移民原因)，並使她成為他的遺稿保管人——這是波伏娃用畢生的服務所掙來的角色，當然還包括在他生病時幫他端屎倒尿。
1974年以來，近乎失明的薩特不能讀也不能寫，為了提起他的興趣，西蒙娜對他進行了一系列採訪，然後寫成講述式自傳，並以《告別薩特》(adieux:afarewelltosartre)為名出版於1981年。她又一次違反了他們倆互相公開的協議，對他隱瞞了他的癌症的嚴重性，她併為自己的欺騙行為辯解，理由是告訴他「只會使他生命的最後時光更加黯淡而沒有任何好處」。當74歲的薩特於1980年去世時，有55000人陪著他的靈車走到了墓地。西蒙娜被安定藥搞得心神分散，精神麻木，以致不能在他的墓旁站立，只好坐在椅子中。後來，她再一次昏倒，並因肺炎而住進醫院。
「我的死不會使我們團聚，」她最後寫道，「這是現實的問題，我們能夠這麼長時間和諧地生活，這本身已經非常好了。」39這是對公眾的又一個欺騙，因為私下裡，她與阿萊特——過客變成了主人——就薩特的文學遺著爭得不可開交。
西蒙娜·波伏娃再未寫過另一本書，她於1986年去世，距離薩特離世差不多已有六年時間。她和他的共同生活，她的犧牲，甚至是她所做出的妥協，繼續引起一些婦女的關注。他們想在她的生活和作品裡，尋找對她們自己的本性以及應該如何與男人和平相處這些問題的答案。
今天，生活中各階層的婦女仍舊面臨這些問題。她們當中有三個人在私人訪談中透露，為了維護自己的體面生活，她們是怎樣在自己的私生活和可供選擇的空間裡掙扎著過來的。為了避免被人認出，她們的姓名和所談細節均被修改。不過毫無疑問，她們所暴露的個人經歷是確實可信的。
保拉：我只想做情婦
這些女性中的代表是美國人保拉·伯明翰(paulabirmingham)。性革命的思潮塑造了保拉，也肯定了她以之為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女權主義信仰。兩次離婚，她護衛著自己的獨立，自己養活自己，並撫養她的三個女兒。她是自由編輯和社群大學兼職英語教師，工作充滿挑戰且令人滿意。但是在1976年，在保拉38歲生日時，她盤點了一下自己的生活，並被嚇了一跳：兩次失敗的婚姻、三個孩子、少得可憐的銀行存款。她低估了自己打動人心的智慧、博學和機智，認為自己在更苗條和更年輕的女人世界中顯得又胖又老。
保拉離婚四年來，她沒有約會過一次。朋友們建議她參加塞拉俱樂部的郊遊，徒步登山，這樣她就能選擇一個合適的人一起坐車，一起徒步旅行，然後交換電話號碼。「但是你怎麼選擇他們呢？他們的智力和政治觀點如何？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否結婚？」保拉表示反對。
她的朋友嘲笑她：「誰在乎呢？都是涉性事宜。就那點事。」
保拉在沉思，她留戀一種很強烈的性關係所帶來的親密和刺激。「這種安排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成為某些聰明人的智力夥伴和性伴侶，換句話說，我想做情婦，」她回憶說，「但是在此之前，我想我需要一夜情，我的朋友指導我，無論何時，當有男人對我感興趣時，我怎樣識別出這樣的訊號，而在此前我肯定是一直都沒有領會。」
理查德·亞歷山大是保拉這一新認識的受益人。理查德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在一次反對越南戰爭的集會上，他是主要發言人。在有人介紹他們認識後，理查德讚美了保拉的圍巾。「這使我想起了我媽媽最喜歡的那條圍巾，」他說。保拉緊張起來：她的朋友們說過，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感興趣的跡象是把你和他的母親相連。這難道是理查德說出那句話的動因？
還沒到週末，理查德就坐在保拉簡陋的客廳裡，狂飲了一瓶威士忌，並熱烈地和保拉交談。後來，他提議到一家高階餐館吃飯，在保拉堅持aa制時，他並沒有反對。「我要追你了，」理查德後來宣佈說，然後他把車開到了一個朋友在附近的空置公寓。保拉很緊張，但決定實現讓自己獲得解放的一夜情。她脫光了衣服，但保留了短襯裙，並將它拉過她的乳房。但是當他們彼此擁抱、陷入瘋狂的性愛時，保拉忘記了緊張和自己的赤身裸體。後來，在她家裡的床上，她沾沾自喜：她剛剛和一個近乎陌生、可能永遠不會再見面的已婚男人瘋狂做愛。她終於將自己從種種壓抑中解放出來，這些壓抑總使她有一種莫名的孤獨感和一種生活與她形同陌路的感覺。
但是，理查德又打來了電話。不久，保拉就被理查德深深迷住，理查德也是神魂顛倒。他們開始定期見面，但只是在工作日，因為理查德從不錯過週末與家人在一起的機會。性在他們關係中看起來是完美的。「當然在那些日子，」保拉回憶道，「在艾滋病和今天所有可怕的警告發生之前，我們從未在意性會傳播疾病，因為我的輸卵管已經結紮，連懷孕也不是一個問題，在性的方面無須擔心，而且我們非常小心，不用擔心會被識破。」
但在感情方面就並不那麼輕鬆。保拉和理查德都掙扎在因欺騙理查德的妻子辛迪而帶來的內疚感中。保拉知道他們夫妻打得天昏地暗，早些年，理查德曾離開她找了另外一個女人，只是在辛迪假裝懷孕後才回到家裡。保拉相信他決不會分居或離婚，但是除了她的女權主義意識讓她認為自己在背叛另一個女人外，這場安排對她倒很合適。保拉焦慮的心變得平和，渾身洋溢著性自信。突然，另外的男人也注意到了她，或者可能是她剛開始學會怎樣解讀男人們的訊號。保拉開始約會另外兩個男人，他們都是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教授，兩個人都已結婚，而且都與至少另外一個女人上床。
一天，在保拉的公寓裡，理查德注意到兩個花瓶裡插著花。他什麼也沒說，但後來給保拉送來了一個罕見的禮物——一個漂亮的花瓶。「不像那些花，這個會存到永遠，」他說。不久，他告訴她他愛她。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宣告。「我的孩子們排在第一，並且一直排第一，」他告訴她，「但你是，並且一直是我一生的至愛。」
保拉不再和其他男人來往，她陶醉在做理查德情婦的新生活中，與這個聰明和意趣相投的男人分享親密關係和性關係。但她堅持他們的關係必須保持嚴格的平等。「我討厭‘包養’女人的說法，」保拉煩得皺起了小鼻子，解釋說，「我討厭這種‘包養’婦女的習俗，就像我討厭傳統婚姻一樣。在包養習俗中，女人受男人的壓制，處於從屬地位，被迫向男人要錢，用甜言蜜語哄騙男人，把性作為工具，等等。」理查德的工資幾乎是她的三倍，而且還繼承了大量的信託基金，但他們的每一個賬單都一分為二，即使這對保拉來說造成了經濟困難。
「但我們是平等的，我是理查德的情婦，另一個相同的說法是，他是我的情人。當然，平等就需要我花自己的錢，但這並不損傷我的自尊。他的錢比我多，這不是他的過錯。歷史、社會和‘系統’需要為此負責，但不是理查德。」
一年後，理查德對保拉愛得更深，他把星期天也加到了他們例行的約會之中。每個星期天，理查德都會按時參加教堂禮拜，之後會把辛迪和孩子們送到家，然後去「辦公室工作」。他會徑直把車開到保拉家，和保拉一起吃午飯，直到晚飯前才回去——雷打不動，理查德是和孩子們一起吃晚飯。
幾年後，在一次特別激烈的爭吵之後，理查德向辛迪提出離婚。辛迪同意，於是理查德和他的兒子搬出來住進了一個公寓。
對保拉來說，這種新的安排近乎完美。並不是她造成了理查德和辛迪婚姻的破裂，儘管她是催化劑。她能更經常地看到理查德了，但並不是那麼頻繁。在她的孩子們離開家之前，她拿出大部分空閒時間照顧他們。
多年後，在所有子女都已長大成人並離開家之後，理查德重新評估了他的生活。他發現獨居生活臨時性太強，也太過寂寞。保拉是他一生的所愛，他決定要與她結婚。但他的決定使保拉非常吃驚。
保拉是一個不想結婚的情婦。獨居使她體驗到了她一直不想放棄的獨立，因而她拒絕了理查德的求婚。他一再堅持，他們開始吵架，有兩次因為這個問題而分手。最後，因為不願失去她所愛的人，保拉同意按照兩人目前關係安排中的平等主義結婚。
「我更願意做個情婦，」保拉聳聳肩說，「我喜歡靠自己生活。就整體來看，婚姻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我既不是一個被‘包養’的妻子，也不是一個被‘包養’的女人，所以我的自尊和我對理查德的尊重並未受到影響。我們繼續在各個層面做到了很好地相互適應。我們在文化和政治上仍然意趣相投，就和我們一直以來在床上一樣。即使現在，幾十年後，這種魔力依然存在。」然而，保拉傷感地補充說：「我喜歡做情婦，我給予也得到我想要的所有感情和性，但並不需要為此負責，也沒有被困在同居中的那種平淡乏味的感覺。如果理查德是一個不那麼傳統的男人，我會仍然是他的情婦。」
雷切爾：女權主義者情婦
雷切爾·戈德曼(rachelgoldman)處在性革命的時代，她吸收了其中關於性別平等的理想。雷切爾在大學時培養了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她現在被認為是一個「綠色」專家，而且是生態教科書的作者。但是，在個人生活中，是納粹浩劫而不是性革命塑造了她的希望和夢想。
雷切爾出生在蒙特利爾，她的母親是一個有猶太背景的波蘭人，與一個俄國移民的包辦婚姻使她逃離了納粹佔領下的波蘭。1941年，這位懷孕的母親接到了來自波蘭的可怕訊息，那裡發生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她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叔叔嬸嬸、朋友鄰居，也就是她的整個社群的人都被屠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她把她的第一個孩子雷切爾帶到了一個令人失落和悲傷的世界，也是一個尋找倖存親戚壓倒別的一切的世界。
雷切爾也沉浸在她母親無盡的悲傷中。她也渴望找到親戚，她在長期的孤獨中長大，夢想著找到失去的親人。「從我有意識的第一天起，大屠殺就影響著我。它驅使我去尋找流散在外的猶太人群體，去紐約，特別是以色列，尋找親人的名字。即使是找到甚至隔了幾代的表親，或者甚至只是找到了母親村莊的人，我都會欣喜異常。」
雷切爾視婚姻和子女——她自己和她兄弟的子女——為重建被毀壞的家庭的一種途徑。但是，她與一個小兒科醫師的婚姻以失敗告終。她的嫂子有意迴避她，把她看成一個受教育過度的女權主義者，其生活方式會威脅到她們傳統的家庭主婦生活。
離婚後，雷切爾一邊工作，一邊撫養孩子，與一個不能容忍她孩子的男人談了一場不愉快的戀愛。然後，當她47歲變成一個胖乎乎又非常疲憊的女人時，遇到了本，一個比她年齡稍大的以色列環境問題專家。當時，本為全球提供諮詢，正好在蒙特利爾出差。他們在一家餐館共進晚餐。當雷切爾與這個給她夾菜的陌生人坐在一起時，幾乎控制不住地四肢發抖，並深深地愛上了他。本對此予以回應，第二天他們就上床了。這種體驗如此美妙。本有堅強的個性，健壯的體格，他用溫柔但酣暢的性展現他的魅力和盡享人生的理念。
「除過漂亮的藍眼睛，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帥哥。但是他身上有股超常的活力、精力和一種喜樂的感覺，」雷切爾回憶說，「好像世界是為他創造的。他喜歡美食、美景和美好的性愛。」
這對新情人開始彼此吐露心聲。雷切爾正在尋求一種承諾關係，而本正處於一種無愛無性的婚姻中，已經提出離婚起訴。他們設法每三週見一次面，在蒙特利爾、紐約，以及偶爾在以色列。他們每次的重逢都如同最後一次一樣令人激動，魚水之歡是開始的序曲，本剛一到達就會關上他們賓館房間的門。隨後是晚餐，伴以紅酒和一種特殊的感覺。回到賓館，他們再次做愛，然後睡覺。本在黎明前醒來，再次與她做愛。
一天晚上吃飯時，本告訴雷切爾有不好的訊息。雷切爾暗自驚愕地聽著。本的妻子拒絕結束他們的婚姻。離婚使她感到羞辱，她不能忍受單獨生活，如果本堅持離婚的話，她將拿走他們所有財產的一半，和他以前掙來的一切，包括他的養老金。「就是這些，我的愛人。我無法自由地和你結婚，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本指著桌子上點著的蠟燭、堆滿的碟子和拔出瓶塞的酒瓶說，「這是我們今天和今晚所擁有的一切，我夢想了許多天和許多夜晚。雷切爾，這取決於你。我們可以現在結束，我們可以是朋友，也可以什麼都不是，或者我們可以繼續。由你決定。我可以誠實地告訴你，你和我的妻子是我生命中僅有的女人，絕不會再有其他女人了。」
雷切爾極為震驚。她強烈地愛著本。她表示，最終，他要麼和她結婚，要麼至少承認她是他的伴侶。她知道他決不會離開以色列，她也一直夢想住在那兒，本致力於猶太人的家園建設也是他具有吸引力的一個方面。
「由你決定，」本說。雷切爾就在餐館做出了決定。她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願意以留給她的唯一途徑來愛他——做他的情婦。「我不能忍受的只有你拋棄我，」她說，「無論什麼時候你想離開我，我需要你通知我，好讓我儘量調整來適應痛苦。」
歲月流逝。雷切爾將其女權主義信仰運用於其情婦角色及其牽扯的財務問題。她堅持自己買機票，儘管迫於無奈，她讓本支付她旅行的其他費用。在12年中，他只送過她四件禮物。他還為她選了一種叫「鴉片」(opium)的香水，並從世界各地的免稅商店給她買了許多瓶。
在他們戀愛好幾年後，雷切爾被診斷患了一種自身免疫性紊亂的疾病，這使她常年疲累疼痛。她被從自己供職的一個非政府環境組織中解職，並且很快就花光了離職金。因為無法償還抵押貸款，銀行查封了她的房子。大約有四年時間，雷切爾無家可歸。「我可是一個富有創意的無家可歸者。我把我的行李存到這兒存到那兒，我為我的貓找到一個家，我不斷擴充套件‘拜訪’我的朋友和我的孩子的範圍。」有時，她不得不求助她的兄弟們，從他們那裡獲得金錢和食物。
這些年，雷切爾接受本的機票，但從未提過她無家可歸。「事實是，我不知道本會怎麼做，我也不想知道。」因為不願冒被拒絕和失去本的危險，雷切爾從未向本張口求助。「我想如果我失去本，我會自殺的。」
後來，當雷切爾擺脫如山的債務，試圖買下一座小房子時，本打電報給她匯了5000美元，這筆錢超出了她的籌集能力。這樣做並不容易，因為本的妻子密切監視著他的賬戶。
就在雷切爾重新安置好自己的時候，本卻因癌症病倒，幾乎是在同時，他又患上了心臟病。病癒後他重返工作，但舊病復發，本住進了醫院。在喪失行動能力期間，本的妻子搜尋他的各種檔案。他的賬戶、信用卡和電話單告訴她本沒有告訴她的事情：本有一個情婦。就在本被送走進行急救手術前，他暴怒的妻子還在逼問他有關雷切爾的事情。
雷切爾來到以色列時，本沒有給她多少時間，一個小時在這兒，一個小時在那兒，再沒有更多時間。這是他避開他警惕的妻子的唯一辦法，他說他的家庭義務太多。
雷切爾傷心欲絕。突然，或者她也察覺到，她的情人把她放在他優先事項清單的最末位。「以前，我常常和你的家庭平等，你給我我需要的時間，」她告訴他，「現在，我得到的時間越來越少，關注越來越少，我就像你的清潔工或會計，只是為你提供服務的人，在我來說，就是提供性服務。」他們神奇的關係一瞬間分崩離析，只剩下回憶的火花。
他們關係的結束是痛苦的。「我很傷心，但我要保護自己的尊嚴，」雷切爾說。「我很孤獨，我不想孤獨老去。我是一個電視迷。電視已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儘管她注意到那裡有大量未婚老女人，許多女人因無盡的戰爭而守寡，雷切爾仍計劃退休後住在以色列。失去了本，她好像也失去了找到伴侶的最後機會。
雷切爾坐在那裡回想她和本在一起時的生活。勞累使她灰色的眼睛下面出現了黑眼圈，她漂亮的褐色頭髮也已變成銀白色。她的目光既悲傷又甜蜜，有時也勉強擠出幾絲笑容。作為本幾十年的情婦，雷切爾從中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結論。一方面，她刻薄地評論說，「一個已婚男人的承諾一文不值」，一方面她又有許多回憶，她會用怪怪的聲音講述他們曾經熾熱的愛，他們身體聯合的奇妙。她永遠不會忘記，她「與本一起，也是從本身上學到了如何在一瞬間捕捉到無限」。
麥克拉：愛與性是分開的
麥克拉·科瓦斯基(michaelakovaleski)1972年出生於多倫多，適逢倡導女人和男人擁有相等權利和義務的性革命時期。但是麥克拉覺得男女平等很麻煩，她渴望成為像帕梅拉·哈里曼或者甚至是弗吉妮亞·希爾那樣的情婦，用迷人的美貌和性換取奢華和經濟保障。「我尋找甜心老爸已經很長時間了。我總想要更多的錢，更多來得容易的錢。我擁有的吸引性交易的能力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
麥克拉對待性的態度就連她那一代人看來也屬另類。她認為，愛，應該與性分開。在18歲時，她還是朋友圈中為數不多的處女之一，但她精心安排，把她的第一次給了一個她其實並無好感的「電腦怪傑」。她的下一個性伴侶是一個比她年齡大的精神病醫生，那個醫生在他們一起排隊等著到atm上取錢時接近她。在父母的允許下，她開始跟他約會。幾乎是馬上，那個人就把她帶到了床上。回顧往事，麥克拉認為精神病醫生「有點剝削」她，但她沒有怨恨，因為她很感激他送的禮物，包括少量的錢。
在大學畢業獲得法語榮譽學位後，麥克拉又去上了師範學院。之後，她暫時在蒙特利爾的夜總會做女招待，在那裡尋求異國情調，誘惑男人買酒水以獲得佣金。「我對此很擅長，也很喜歡做這件事。但是我想做更為嚴肅的模特工作，多倫多有更多的機會。」
回到自己家鄉的城市，麥克拉在夜校教書，併為成為職業模特而奮鬥。在這段緊張的時期，她開始與賈斯丁約會，此人年齡比她大，他一度成功的網路公司剛剛破產。賈斯丁鼓勵她好好教書，麥克拉很不情願地接受了一所中學的全職工作。她十分討厭教學，以至於一說起此事就會哭鼻子。在她教書第二年的第一學期，麥克拉註冊成為全職代課老師。有一年多的時間，儘管掙得很少，也沒有任何福利，她還是很高興。為了補充收入，她仔細閱讀個人徵婚廣告的欄目。在選擇「薩米」後，他向她索要照片，她送給他一個過去做模特時的影集。
薩米很喜歡那些模特照，並邀請麥克拉到他的家鄉，康涅狄格州的達連。他手捧鮮花在機場迎接她。儘管他個子矮小，超重，不好看，但他慷慨、體貼。他陪麥克拉購物和消遣，給她買昂貴的衣服。她最喜歡的衣服是一套皮裝，「像汗水一樣貼上著我的身體」。麥克拉欣喜若狂：「薩米是一個喜歡為女人購物的人，而我是一個喜歡讓別人為她買東西的女人。」後來，麥克拉用一個性遊戲調戲他，結果，他們很快就上了床併發生了真正的性關係。畢竟他在她身上花了錢，她認為他值得。
回到多倫多，麥克拉每隔兩三天就會收到薩米的來信。他向她抱怨他的妻子艾達，在他嘴裡，艾達是一個與黑手黨有聯絡、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並在街頭混慣了的義大利女人。麥克拉向他暗示自己也有麻煩，但都是財務問題。薩米馬上回答說：「對我來說，每月把錢存入你的銀行賬戶是最簡單的事情。」他問：「5000元行嗎？」麥克拉回答說3000元。「我不想把他嚇跑，我害怕把他榨乾。我是說，他從這一單中得到了什麼？」
麥克拉現在是一個羽翼豐滿的情婦，一個「被包養」的女人，有足夠的錢養活自己和賈斯丁。她向薩米隱瞞了賈斯丁的存在。她甚至不再做代課教師。但很快，她昂貴的口味促使她向薩米建議提高額度。從薩米的錢獲益的賈斯丁，只能屈服，同意繼續和她保持關係。在這兩個男人之間玩手段，給她增加了刺激和挑戰感。
麥克拉下一次遇到薩米是在巴哈馬群島，當時薩米正與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兒子一起度假。他為麥克拉預訂了離他不遠的五星級豪華度假酒店，這樣，每當能夠擺脫家庭義務時，他就來拜訪她，帶她購物，甚至用六個晚上中的三個晚上和她待在一起。「是我讓他擺脫工作和妻子，這樣的角色我演得還不錯。」六天裡，麥克拉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泡溫泉。「薩米支付了一切費用，你可以說薩米甚至為我的呼吸付費。」
再回到多倫多，麥克拉的互相平行的風流韻事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面，賈斯丁既嫉妒又沮喪，開始酗酒。另一方面，薩米好像愛上了她。在多倫多黯淡和寒冷的2月，薩米給麥克拉送來了一張佛羅里達的機票，那裡是此次旋風式棕櫚海灘—拉斯維加斯「商業」之旅的第一站。賈斯丁哭了，但只能屈服，因為這些約會就是他們的麵包和奶油。
在佛羅里達，薩米和麥克拉共居一室。她並不歡迎這一新的親密關係，並發現在他面前，她經常心緒不寧。她也很難給賈斯丁打電話。儘管擁有狂歡式的購物和高階餐廳的聚餐，但麥克拉意識到，但她更喜歡薩米做一個大多數時間缺席的情人。
麥克拉穿著新衣回到了多倫多，她以和賈斯丁宣佈訂婚的方式來解決他們的關係問題。3月，麥克拉生日那天，薩米沒有如約參加。麥克拉帶著困惑，像她以前那樣往他家裡打電話。他的妻子艾達接電話說薩米在洗澡。麥克拉謝過後沒有給他留話。在接下來的六天中，麥克拉試圖聯絡薩米，但是他從不接電話，也不給她打回來。他還停止了她的月度付款。
但是，艾達開始在麥克拉的錄音電話上留下「令人毛骨悚然的」資訊，可怕地提醒說艾達與黑手黨有聯絡。麥克拉非常擔憂，她和薩米的密友之一羅恩聯絡，看她是否處於危險之中。羅恩解釋說，艾達發現了麥克拉是薩米的情婦，並當面質問薩米。兩人幹了一場惡仗，然後決定繼續他們的婚姻關係。巧合的是，羅恩補充說，薩米遇到了業務頹勢，陷入到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
麥克拉做薩米情婦的日子就此到頭。她再次成為一個試圖做模特的代課教師。因為不讓愛與性相關聯，所以她覺得一夫一妻制難以忍受。儘管她愛賈斯丁，賈斯丁卻厭煩她的性觀點。
「男人們用給你錢花來表達愛情，我想要很多很多錢，」麥克拉說。此外，用性換錢對她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她總是對個人徵婚廣告動心。不知不覺地成為另一個像薩米一樣的男人的情婦，是令她愉快的事情。
麥克拉為自己辯護，說她是性革命叛逆的孩子，一個願意犧牲她的平等權利和個人與性自主權以換取定期鉅款的女人。「我有這一工作的道德標準，」她解釋說，「我認為男人應該得到等值的回報。」
現代情婦利用女權主義和傳統所促成的現代標準來選擇和評估她們的生活方式。各種因素影響著生活方式，包括性和情感的滿足、男女平等、經濟考慮和她們的婚姻觀。今天，大多數情婦都是實用主義者，如果她們沒有愛上已婚男人，她們不可能進入這種關係，許多女人更願意得到妻子而不是情婦的身份。
另一方面，一些對歷史上的情婦充滿浪漫幻想的現代女人毫不猶豫接受金錢的饋贈。她們把經濟支援視為情婦不可或缺的部分，實際上，是做情婦最吸引人的地方，而且常常是促使她們首先成為情婦的因素。在她們的情婦版本中，對她們情人的慾望來說，女權平等主義只能排第二位，而情婦之間的利害得失，以及與自己情人之間的利害得失，才是他們關係中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