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社會和意識形態的革命，是由多年來成千上萬的人擁護的性解放與男女平等思想所引起的。性革命引發了對所有雙重標準的挑戰，例如：譴責性自由的女人為蕩婦，卻同時稱讚她們的兄弟為猛男；排擠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譴責同性戀是性變態。人權活動分子為婦女、為公民和為同性戀者打抱不平，爭取他們的權利。但是，這需要實施新法以取代以前統治社會的各種偏見和不公，並需要嘗試灌輸新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儘管如此，20世紀60年代並沒有徹底改變每個人的思維或生活方式。無處不在的保守的「右翼派」仍援引《聖經》的權威來猛烈反對女性平等，想要讓女性回到在男性「保護」下她們正當的位置。婦女們滿足於傳統的婚姻，許多婦女是無償的家庭主婦，她們選擇集中精力照顧家庭，拒絕接受新女人的角色。所以，一些年輕女人要麼從保守的母親那裡找到認同感，要麼反抗那些思想解放的婦女。可能還有一些一直堅持異性戀的婦女，突然受社會上普遍對男人否定的刺激，選擇成為女同性戀，作為一種能夠替代與男人保持親密關係的選擇。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女同性戀勇敢地承認了自己的身份。
已經結婚、主張男女平等的婦女們也面臨著許多選擇。她們可以成為妻子或夥伴。她們可以採用自己丈夫的姓，或保留自己父親的姓。她們可以按照嚴格的男女平等關係，協商婚姻安排，滿足自己的需要。隨著可靠、方便的節育措施尤其是口服避孕藥的出現，她們能夠實行節育和計劃生育。隨著法律慢慢與意識形態接軌，她們可以與男人共有財產，共擔債務，如果離婚，她們可與男人共同撫養孩子。婚姻的形式和婚姻的本質都是靈活的：可以靠宗教維繫，也可以根據民法，還可以根據約定俗成。而且，因為離婚的法律簡便了，再婚則變得更為常見。
一度非常死板的定義，現在變得和它們所描述的關係一樣靈活。特別是以前因為與非其丈夫的男人保持長期關係而被稱為「情婦」的女人，現在可被視為女朋友、夥伴或伴侶。好像這還不足以讓人暈頭轉向，許多已婚的男人和女人拒絕貶義的「妻子」「丈夫」和「配偶」這些術語，而是稱自己為對方的「伴侶」。如今的定義更多取決於自我認知：女人獲得了更多的權利自行決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以及別人應該叫她們什麼。
一些女人，想當然把已消逝的過去，尤其是情婦制度浪漫化，尋求那些準備「包養」她們的志趣相投的男人。其他一些女人，則因偶然的因素而成為情婦，是在她們愛上既不與她們結婚也不拋棄她們的已婚男人之後。1
兩個有名的女人成了這種種極不相同的關係的例證：帕梅拉·哈里曼和利蓮·露絲。哈里曼給一連串超級富豪做過情婦，順利走過了20世紀60年代，沒有受到那個年代女權主張和修正主義對男女關係的解釋的影響。露絲，一個有名的作家，不能完全放棄她的婚姻，同樣也不能捨棄她的婚外男人。哈里曼和露絲都是出名的女人，但她們的故事反映了無數普通女人的情況，基於早期的道德習俗，她們的婚外關係不太受20世紀60年代的影響。
另一方面，法國作家西蒙娜·波伏娃頌揚個人自主和性解放甚於譴責婚姻的虛偽性和束縛。她在小說和散文中探索和分析了她與同伴——先是讓·保羅·薩特，後來是美國小說家納爾遜·阿爾格倫——熱情而時有痛苦的關係。她的這些作品已經對幾代婦女在自行決定她們與男人親密關係的性質時產生了影響。
還有三個現代女性，雖然不為人知，卻代表著大批同時代的女性，補全了我的關於現代情婦的討論。這三個人都曾經是情婦，但她們的看法和經歷各不相同。儘管如此，女權主義和新的男女平等的標準還是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她們每一個人。
帕梅拉·迪格比·丘吉爾·海沃德·哈里曼2：以情婦為專業
當帕梅拉·迪格比·丘吉爾·海沃德·哈里曼(pameladigbychurchillhaywardharriman)於1997年去世時，《泰晤士報》將她列為「她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交際花之一」，《每日郵報》稱她是「研究富人天花板的世界級專家」，接著又說，「當歷史學家回顧20世紀時，他們會發現到處都是帕梅拉·哈里曼唇膏的痕跡」。3
帕梅拉的唇膏印在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一些人的嘴唇上，他們是她的三個丈夫：倫道夫·丘吉爾(randolphchurchill)(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兒子)、百老匯和好萊塢製片人利蘭·海沃德(lelandhayward)(《音樂之聲》《南太平洋》和《吉普賽人》)以及前紐約州州長和外交家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harriman)。還有一些想和她結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情人名單：義大利實業家詹尼·阿涅利、法國銀行家埃利·羅斯柴爾德和最使帕梅拉傷心的愛德華·r.默羅。
帕梅拉·迪格比的父親，是迪格比家族的第11個男爵，是英格蘭多塞特郡的明特恩·馬格納(minternemagna)莊園的主人。這是座擁有50個房間、1500英畝的祖傳豪宅，由22個住家僕人打理。但是帕梅拉貪圖的是鉅額財富而不是優雅舒適，因此她開始尋找能夠提供萬貫家財的丈夫。
儘管帕梅拉有一種豐腴之美和如火的紅髮，但是並沒有吸引到符合資格的追求者。「英國人不喜歡她，」她的一位初進社交場合的年輕富家女子同伴回憶道。4在帕姆(帕梅拉的暱稱)的餘生中，她可能更喜歡美國人和歐洲人，特別是那些能夠對她的青春活力和性開放做出回應的年齡較大的男人，他們能夠給她提供足夠的遠遠超過她父母的錢財。
這時，帕姆遇到了溫斯頓·丘吉爾風流倜儻卻嗜酒如命的獨生子倫道夫·丘吉爾，他在他們第一次約會時就向她求婚。此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倫道夫準備去服兵役。他認為自己可能戰死沙場，所以迫切需要一個女人來傳宗接代。帕姆，既健康又富於魅力，似乎是個好苗子。儘管至少有另外八個女人拒絕了他，但帕姆接受了這個無關愛情的提議。他們宣佈訂婚後沒幾天，她就和倫道夫結婚了。
帕姆很快就懷孕了，小嬰兒溫斯頓的誕生使她永遠紮根在了丘吉爾家族。而倫道夫，在他的新娘生孩子時還與另一個女人上床。現在對她來說，他已變得可有可無了。
對帕姆來說，小溫斯頓也是如此。帕姆把兒子委託給朋友家的一個保姆就算了事。然後，沒有了兒子或丈夫的妨礙——丈夫已經去參戰了——帕姆就沉溺在兩種生活之中：一種是在資深政治家丘吉爾的羽翼之下，有影響力和有聲望的公開生活；一種是擁有很多情人、令人興奮的私人生活。
她的一個情人是已婚富豪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他正在倫敦出差。當他站在這個溫斯頓·丘吉爾兒媳的旁邊時，帕姆被這個瘦削、有氣質的美國人深深打動。埃夫里爾開始給她提供一套很好的公寓和收入。即便知道他的新情婦和其他男人有性關係，他似乎也並不介意。
之後埃夫里爾從倫敦調往莫斯科。愛德華·r.默羅，這位在倫敦向其他的美國同胞報道最新戰事的電臺廣播員，接續埃夫里爾成了帕姆的主要情人。帕姆非常喜歡愛德華·默羅，她不在乎他的不富裕，反而看重他作為一流記者的身份。
儘管愛德華有妻子珍妮特，但帕姆仍認為他是很好的結婚物件，所以再婚是她的首選。1942年秋天，她設法與倫道夫·丘吉爾分居，但繼續保持她是前公公局內人的身份。將愛德華從珍妮特身邊奪走，使自己成為愛德華的新妻子，對帕姆來說，能有什麼困難嗎？
但事實上帕姆很難走出困境：一方面，珍妮特因絕望而臥病不起。另一方面，愛德華請求珍妮特離婚，但愛德華的老闆威廉·佩裡卻強烈建議愛德華不要為了那個他稱為「本世紀最寡廉鮮恥的妓女」離開珍妮特。5不久，愛德華和珍妮特和解了，後來，在十幾年的無子女婚姻後，珍妮特懷上了一個孩子。
帕姆仍幻想有機會贏得愛德華。在凱西·默羅出生後一個月，帕姆起訴與倫道夫離婚，並飛到紐約懇求愛德華，或者可能想用她的魅力征服他。但是，形勢對她非常不利。「凱西贏了，」默羅這樣給帕姆發電報要求最終結束他們的關係。6他對一個朋友透露說，「在我的一生中，從未像愛帕姆一樣愛過其他人，但老天卻不是這麼設計的。」7
也許是為了減輕痛苦，帕姆與埃夫里爾鴛夢重溫。1946年埃夫里爾被任命為商務部長時中斷了他們的關係，但他只是在1950年停止為帕姆付房租，並繼續為她支付不菲的年薪大約30年，直到他娶了帕姆。帕姆享受情婦的特別待遇，但卻不盡一點義務。
雖然帕姆被甩了，但她並不灰心，她逃到了熱烈歡迎她的巴黎。在那裡，丘吉爾的名字富有魔力，帕姆流利但並不完美的法語令人傾倒。富有和有名的情人很快就出現了，他們急於體驗帕姆的魅力並確實為此感到自豪。
作為一名情婦，帕姆是最高階別的事件策劃師。她記得某一位男人抽什麼牌子的香菸，喝什麼品牌的酒。她能用各種可能的辦法引出最新的八卦，並像小小的珍寶一樣把它們展示出來。她知道任何重要人物，並在他們中間穿針引線。
儘管帕姆是一個專業情婦，但她並不熱衷於性行為本身。她瞭解性關係在吸引和繫結一個男人時所起的作用，所以她視性行為為一種重要策略，但絕不是最為重要的。
她還能讓情人和自己都享受到快樂。「她只是無意識地冒用情人的身份，彷彿正對他們進行溫和的攻擊，」她的朋友利奧諾拉·霍恩布洛解釋說。在帕姆成為菲亞特繼承人詹尼·阿涅利的主要情人期間，帕姆學會了有義大利口音的義大利語，在英語中搜尋義大利語單詞，並皈依了羅馬天主教。當帕姆和把她看作歐洲藝伎的法國大亨羅斯柴爾德男爵在一起時，她喜歡接電話時說「ici帕姆」(ici，法語「這裡」)。但如傳記作者莎利·比德爾·史密斯觀察的那樣，「通過成為包養她的男人的完美擴充套件，帕姆的工作做得特別棒：任何擁有財富或地位的男人不會娶她，因為他們知道她當情婦當得太好了。」8
百老匯和好萊塢製片人利蘭·海沃德是第一個向帕姆投降並娶她的情人。1960年，帕姆·迪格比·丘吉爾最終實現了其終極目標：與有錢有地位的人結婚，讓丈夫供養她過奢華的生活。當海沃德讓他的妻子離婚以便能與帕姆結婚時，她輕蔑地說：「無論你做什麼事，都要為你的安全著想，為你的尊嚴著想，不要娶她。您根本不必娶她。沒有人會與帕姆·丘吉爾結婚。」9
在利蘭1970年去世後，帕姆又遇到了埃夫里爾·哈里曼，他現在是一個因妻子死亡而身心交瘁的79歲的鰥夫。帕姆沒有浪費時間。她安慰他，給予這位老人他仍渴望的性。六個月後，帕姆和埃夫里爾結婚。保守的帕姆改頭換面，變成了民主黨的籌款人，並使自己成了其出身名門的新任外交官丈夫不可或缺的人物。
儘管帕姆有著奇怪和從某種角度來說可疑的過去，但她的金錢、私人友誼、政治頭腦和致力於為民主黨籌集資金的意願，征服了她的反對者。帕姆成了一個重要的女主人，人們都渴望得到她的邀請。
埃夫里爾死於1986年，帕姆為他操辦的葬禮花費了171082美元。他給她留下了鉅額財產，包括股票、房地產、藝術品和珠寶。帕姆把這些錢一部分花在了整容手術上。她的臉部輪廓得到修飾，巧妙地突出了她的漂亮，之後，大腹便便、皮膚下垂的61歲老人變成了一個精力充沛的美人。
1993年3月，新當選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授予這個不知疲倦的民主黨人美國駐法國大使的頭銜。帕姆大使幹勁十足地履行了她的職責。
1997年2月，帕梅拉·哈里曼在她經常游泳的巴黎麗茲酒店的游泳池癲癇發作，死於嚴重的腦出血。正如她的訃告指出，帕姆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情婦：在和她的兩個情人結婚的過程中，她獲得了許多別的情婦未能獲得的成功。在帕姆尋找經濟保障的過程中，她設計了自己的策略——為了得到詹尼·阿涅利，讓自己義大利化；為了得到埃利·羅斯柴爾德，讓自己法國化；為了得到利蘭·海沃德，讓自己美國化；為了得到埃夫里爾·哈里曼，讓自己成為民主黨人。
其他策略可從奧維德的《愛的藝術》有關情婦的指南中獲取，該書專門談論情婦問題，諸如要專注那個你意中的男人，一絲不苟地梳洗自己，以更漂亮的衣服展示自己，以兼作金融資產和提供穩定生活保障的珠寶裝飾自己，還有帕姆的專長——視配偶為一次性用品而棄之不顧。
性革命並未影響到帕梅拉·哈里曼——在性自由時代她已和任何一個時尚女孩一樣無拘無束。但是，男女平等的新觀念和對女性屈從於男性權威的攻擊，對她並沒有產生影響；她像變色龍那樣適應著她當前的情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的大使一職是一種新的對待女人的公開態度的副產品，而帕姆是人們通過長期奮鬥把理論變成現實的受益者，並因此獲得顯赫的身份和高階位的工作。
利蓮·露絲10：40多年妻子般的情婦
1945年，當主管編輯威廉·肖恩(williamshawn)為《紐約客》雜誌僱用20多歲的利蓮·露絲(lillianross)以替代一名去二次世界大戰戰場服役的男性時，他擔心這個女孩可能會認為事實報道比較困難。幸運的是，利蓮很棒，她的「來自小鎮的談話」的報道很快確立了她一名不錯作家的身份。
儘管利蓮有職業抱負，但她不屬於超前的女權主義者。她認可她父親的觀點：女人需要一個好心男性的保護。她認為她會遇到這個人並與之結婚。多年來，利蓮一直都沒有意識到她和肖恩先生(她稱為比爾)是怎樣慢慢接近對方的。這時，比爾已開始把愛情詩放在她的桌子上。一天晚上，當他們工作到很晚時，他對她表白，這使她大吃一驚。
這時是1950年，比爾·肖恩是個家有孩子的已婚男人。他不打算離開已經結婚22年的妻子塞西爾。與此同時，他在利蓮接受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個長期任務前一直追求她。在利蓮在加州的一年半期間，比爾經常給她打電話，但令人寬慰的是，他從未提起愛情。
就在比爾·肖恩被任命為《紐約客》的新總編、以取代已死的哈羅德·露絲之前，利蓮於1951年返回紐約。比爾重新開始了他的求愛。一天上午，他們雙雙離開辦公室，去廣場飯店開了一個房間，在那裡他們一直待到晚上，就像多年的情人一樣輕鬆和親密地做愛。
最初，比爾出名的離群索居使得保守他們的秘密比較容易，但是他心中充滿了對欺騙塞西爾的愧疚，從很早起就決定告訴她實情。塞西爾深受傷害。儘管如此，她選擇保留她的婚姻，不管它變得多麼虛偽以及對比爾來說多麼難以承受。
儘管比爾為塞西爾的痛苦而內疚，但他認為不能失去利蓮。她也是飽受折磨——「我不甘心做‘情婦’，」利蓮寫道，「我覺得我不是情婦。比爾告訴我，我是他的‘妻子’，我感覺我就是妻子。」11但是，每當比爾離開她的公寓，回到幾個街區以外塞西爾和他兒子們——華萊士和艾倫的家時，她就知道她不是「妻子」。
1953年，利蓮再次出逃，這次是去巴黎。比爾打電話給她，說他不能忍受見不到她的「這種拖延的痛苦」，但對他們的愛會克服任何障礙表示自信。12利蓮返回了紐約，在一夫一妻制的社會中，做了他40多年的情婦。
「我們的生活，」她和比爾這麼說，「不是婚外戀，」而且肯定不是「情婦情夫」，這一點對利蓮很重要。對利蓮來說，情婦就是老掉牙的電影中的女人，睫毛膏塗染得很重，穿著睡衣，坐在一旁生悶氣和塗指甲。13在離比爾另一個家僅幾個街區遠的公寓，利蓮和比爾過著他們的家庭生活。比爾裝飾著這個家，購物，和利蓮做愛，然後離開抽空陪他的家人，返回，再離開。在比爾單獨的臥室中，睡前最後一件事是給利蓮打電話。早上，他接她上班，然後一起吃早飯。他們又一起吃午飯、晚飯。在《紐約客》的辦公室，他們是同事。
夏天則比較難過，因為這時比爾要陪塞西爾在比較涼爽的郊區度假。利蓮會發怒並起疑心。比爾會告訴利蓮，沒有她，他簡直無法繼續活下去；在遇到她之前，他一直是在過別人的生活。「我是人在曹營心在漢，」他反覆地這樣說起他的婚姻。利蓮曾經諮詢過一個精神病醫生，經過一段時間後，醫生建議她不要做精神分析。「請記住，所有體面的人都感到內疚。」他指出。
比爾忍受了一輩子的內疚和抑鬱，極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他總是質疑自己的存在——「我是誰？」他會問，「我是真的在這裡嗎？」14他的婚姻使他窒息，他的工作使他精神崩潰；他一直同自殺的念頭做鬥爭。但是和利蓮在一起，他又是羅曼蒂克和意志堅定的。他們的愛情是「不變的」，他說，「我們必須永遠相愛。像現在這樣，讓它定格在進入永恆聖潔亮光之時刻」。15他對身體和靈魂的忠貞做出神聖的承諾。「我們的愛情有它自己的規律，」他經常這樣說。16
利蓮深信他對她的愛和忠誠，這一信念支撐著她。她接受了其情人的雙重生活，接受了塞西爾對比爾日程安排的控制，接受了塞西爾避免對華萊士和艾倫提起利蓮的決定。利蓮還自願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適應比爾：因為他不喜歡吸菸、喝酒和超速，所以她放棄了香菸和馬提尼，並且只有當她獨自駕駛時才超速。
在經過家人和朋友起初對他們的關係反應消極、談論他們婚外戀不道德後，利蓮和比爾得到了社會認可，並不再試圖隱瞞自己的愛情。他們一起吃飯，購物，聽音樂會，看電影，在紐約街頭手拉手散步，開著他們綠色的「勝利」跑車一起度假。
《紐約客》——他們共同的愛——也把他們聯絡在一起。儘管無休止和高強度的工作節奏令比爾難以忍受，但他對雜誌的奉獻有目共睹，而且他非常喜歡工作時「友好、溫和、自由、輕鬆隨意和民主的氣氛」。17利蓮——比爾事業上的靈魂伴侶——認為，他們的愛情「增強了我們工作中共同的快樂」18。
到20世紀60年代，利蓮非常想要孩子，儘管未婚懷孕會面臨嚴重後果，但她和比爾都認真考慮了這一問題。一場必要的子宮切除術結束了這個夢想，他們決定領養一名嬰兒。埃裡克於1966年出生在挪威，利蓮獨自一人去把他帶到了美國。比爾在機場等著，邊揮手邊流淚。「我們三個人進了計程車，回家，從此以後過著幸福的生活，」利蓮高興地說。19
利蓮不是一位單身母親——比爾一心一意地給埃裡克當爸爸，作家j.d.塞林格是埃裡克的教父。儘管比爾和利蓮都是猶太人，但他們讓埃裡克在基督教堂接受洗禮，和在挪威一樣。他們把他們的兒子帶到一切地方，包括到《紐約客》的辦公室。利蓮還告訴埃裡克她和比爾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儘管貌似一切正常，但比爾的家庭責任使他經常離開利蓮和埃裡克。有時，當他趕到利蓮的公寓時，她能看出他「從家中帶來的規勸、指責和內疚」20讓他絕望。
感恩節和聖誕節屬於塞西爾，但平安夜屬於利蓮，每當他們在新年除夕分開時，比爾會在午夜給她打電話。比爾現已成人的兒子艾倫和他的妻子牙買加·琴凱德，邀請利蓮到他們家，並讓她進入他們的家庭生活。
1987年，當比爾80歲時，在《紐約客》被賣給新的主人後被迫退休。利蓮對比爾受到的待遇極為反感，因此當比爾請求她和他一起離開時，她愉快地同意了(她在他1993年去世後又回到那裡)。
在共同退休期間，利蓮和比爾一起寫作，利蓮設法幫助他發現自己的獨特的聲音。但是比爾認為他創作的一切都不是他想寫的東西，因而棄筆不寫。有一段時間，比爾還為出版社編輯圖書。
1992年復活節那天，比爾患上了病毒感染，只能待在塞西爾家他的臥室中。儘管他每天早上給利蓮打電話，但利蓮開始發現自己不是比爾合法妻子的損失。當比爾跌倒受傷，好幾天不能給利蓮打電話時，利蓮幾近發瘋，最後她聯絡了華萊士，讓他告訴她他父親的情況。利蓮不能和比爾一起慶祝他85歲的生日；這個生日比爾在家同塞西爾和他的兒子們一起度過。12月9日，利蓮打他的私人號碼，第一次是塞西爾接的電話。「他走了，」她告訴利蓮，「他是在我的懷抱中去世的。」21《紐約時報》刊登了比爾的訃告，一大串名單中有塞西爾和他們的孩子，利蓮·露絲，40多年來他的妻子般的情人，沒有包括在內。
性革命對利蓮·露絲的影響很小。儘管她有遠大的職業抱負，但她的思想卻來自傳統價值觀和其評價情侶關係的標準。到20世紀60年代，她已經和比爾·肖恩建立了未婚情人關係，她為自己的道德做出辯解，理由是比爾婚姻不幸，比爾堅稱塞西爾只是他名義上的妻子，沒有利蓮比爾就活不下去。利蓮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可與妻子媲美的妻子，沒有必要用新自由主義來改變或維護她的生活。
西蒙娜·德·波伏娃22：並未真正履行的協議
作為年輕女人，帕梅拉·哈里曼和利蓮·露絲兩人確實都非常想結婚。但是，在早期，為現代女權運動做出巨大貢獻的法國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即認為婚姻制度是虛偽和極其單調乏味的而拒絕結婚。讓-保羅·薩特——她的哲學家、小說家和散文家同伴也是這樣，他們兩人建立了非常令人費解的情人關係，以至於在他們身後近20多年，他們的傳記作者仍繼續對之進行分析和詮釋。
1929年，哲學專業學生薩特和波伏娃分別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績通過期末考試而畢業，在他們餘下的共同生活中，她自願排在他之後的第二名。「從我15歲起，薩特就完全是我所渴望的理想伴侶，」她寫道，「看到他，我的渾身燃起熾熱的渴望。」23
畢業使西蒙娜謀得了她所渴望的教師一職、薪水和獨立。她和薩特還同意訂立兩年可更新的「自由協定」：他們會用兩年時間建立「儘可能密切的關係」，並彼此保持忠誠。然後，他們會分開兩三年，但保證知道彼此是對方「最重要的」愛，儘管他們可以自由體驗「偶然發生的」愛。在許諾彼此永遠忠誠並預計他們的關係不同於婚姻，決不會變成責任或習慣的情況下，他們緩衝了彼此不忠可能造成的痛苦。
按照波伏娃-薩特的模式，婚姻是一種和資產階級體面有關、靠虛偽維持的過時制度。他們使「自由協議」與「公開協議」相關聯——彼此既不會撒謊也不會隱瞞任何事情。西蒙娜欣然接受了這份協定，視之為一份薩特決不會讓她深受自欺欺人之害的保證。但是，薩特在遵守其協定方面始終不講誠信。他曾經承認他向他所有的女人撒謊，「尤其是對海狸」，他這樣叫西蒙娜。24
儘管薩特有許多公然的私情，但他總也得不到性的激情。因為他個子矮小，身材短粗，眼睛外斜視，相貌平平，他從來不相信女人會真的喜歡他的身體。另一方面，西蒙娜是一個非常喜愛感官享受的人，總是受身體慾望的驅使。一位朋友回憶說，「她非常漂亮……一雙迷人的眼睛，一個漂亮的小鼻子」25。男人們熱切地回應著她自然的美麗和智慧。西蒙娜經歷的戀愛事件給她留下了「激情燃燒的陣痛」，這些「暴虐」和「火熱」的慾望「以雷霆萬鈞之力」擊中了她。西蒙娜和許多男人以及一些女人發生過性關係，她無法控制她的身體渴望，這使她備受折磨。更糟的是，她不敢向薩特吐露，結果因違反其公開誓言而使問題更趨嚴重。「我的身體變成了我們之間的絆腳石而非情誼紐帶，」她寫道，「我對此非常憤恨。」26
很早的時候，西蒙娜就患上了通常因飲酒促發的憂鬱症。她會靜靜地坐著喝酒，然後爆發出陣陣的哭泣。為了應付她的情感抑鬱(薩特將之比作精神分裂症)，也為了保證他們能一起獲得教學崗位，薩特提出求婚。但西蒙娜拒絕了。她下決心要克服對薩特的依賴，並獨自前往馬賽教學。儘管如此，這對戀人同意改變原始協議，將分離一直推遲到他們30歲。
在五百多英里外的勒阿弗爾，薩特繼續鼓勵西蒙娜不要放棄她的理想和她對哲學真理的追求。他寫情書——「親愛的，你不知道我每時每刻都非常想你……我滿腦子都是你決不會離開我、我跟你還有很多話沒說的想法。」27西蒙娜通過兩週一次的馬拉松遠足戰勝憂鬱症，刺激智力。一年後，在她被調到魯昂後，可以一週三天和薩特待在一起，她開始寫小說。她還批評薩特的寫作計劃，薩特總是接受她的建議。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薩特因服用麥司卡林而陷入抑鬱和一種狂熱的病態。後來，他受到幻覺症的困擾，幻想一個一個巨大的龍蝦在他身後爬著追他。薩特的不幸緣於他未能實現他夢想的偉大成功。這時，西蒙娜斷定薩特缺乏哲學家的才能。她說服他集中精力搞文學創作，這最終帶來了他所渴望的成功。
1935年，17歲的奧爾加·科薩基也維茨(olgakosakievicz)和西蒙娜與薩特「住在一起」。作為代孕子女，奧爾加是第一批加入薩特-波伏娃「家庭」的西蒙娜的門徒。她也是少數沒有成為薩特情人的人。薩特，在「最低點……我的瘋狂行為」中，對困惑、抑鬱和反叛的十幾歲的青少年懷有一種狂熱的激情。
從哲學方面，西蒙娜視大量的三人性交為一種她和薩特通過一個密友的眼睛來看清彼此的方法。但是儘管奧爾加敬佩薩特，但卻發現他生理上令人反感，因此拒絕和他發生性關係。與此同時，奧爾加利用薩特對她的痴迷迫使他完成她的所有願望。薩特太迷戀奧爾加，以至於有時西蒙娜懷疑「我全部的幸福是否依賴於一個巨大的謊言」28。不久，她一想到未來有奧爾加在他們中間就怕得要死。
第二年，薩特因成功誘姦奧爾加的妹妹旺達而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而薩特卻急於把他的勝利與西蒙娜分享。薩特的另外一些女人經常用她們和薩特做愛的細節來逗她開心。西蒙娜的傳記作者迪爾德麗·貝爾說，西蒙娜「感到羞恥、悲傷，也為自己與他合謀和其他人卻幾乎從來不和自己發生性關係的不當行為感到困惑」29。
西蒙娜則在與一系列男人和年輕女人的關係中尋求性的滿足，其中一個情人是奧爾加的男朋友雅克-洛朗·博斯特。西蒙娜主動發起了這場戀愛，並向薩特進行了詳細描述——就像被愛情所驅使一樣，這場戀情一定是被複仇所驅使。西蒙娜還在她1943年的小說《女賓》(shecomestostay)中闡述了她對奧爾加-薩特關係的看法，在小說中，澤維爾是奧爾加，皮埃爾是薩特，弗朗索瓦是西蒙娜本人。弗朗索瓦指責皮埃爾對她的愛變得冷漠，當他否認時，她告訴他他的感情「裡面是空的……就像《聖經》中那些假冒為善的人」。弗朗索瓦試圖與澤維爾建立一種熾熱的友誼，她視此為拯救自己唯一的辦法。在澤維爾拒絕她的提議後，弗朗索瓦殺死了澤維爾，並把他殺現場偽裝成自殺現場。
在現實生活中，接替科薩基也維茨姐妹的是西蒙娜其他的門徒。薩特總是和西蒙娜串通誘姦她們，以致她被指控為他拉皮條。她否認了這些指控。薩特用她的名義來引誘她的學生，她告訴迪爾德麗·貝爾：「要確保他得到他正好想要的東西……而且——我認為這非常重要——當一對夫妻在一起時間長了，他們會為對方扮演角色、擔負責任……你不會介意為你所愛的人扮演這些角色使事情變得更為容易。」30在隨後的幾年中，每當有女人拒絕薩特的求愛時，她和薩特對初期的拒絕進行分析，從而為怎樣處理這種情況找到秘訣。
1939年夏天，薩特提出更改他們的協議：從此以後，他們將一直在一起，因為沒有人比他們更瞭解彼此。最初，西蒙娜很震驚，然後，就幸福地同意了。
六年後，因為深深愛上了一位住在美國的法國女演員，當薩特摧毀了這一幸福。多洛雷斯·瓦內蒂·厄萊雷奇(doloresvanettiehrenreich)，曾經是超現實主義作家安德烈·布雷頓(andrébreton)的情婦，現在與她的美國丈夫分居。多洛雷斯活潑嬌小，比薩特還矮，與薩特其他所有的女人不同，她不願意西蒙娜與她分享薩特。多洛雷斯不是偶然之愛，她也認為他們的愛是至關重要的。薩特告訴西蒙娜他愛多洛雷斯，想跟多洛雷斯每年在一起幾個月。西蒙娜悶悶不樂地想著這一安排的言外之意，然後直截了當地問他她和多洛雷哪個更重要。薩特的回答模稜兩可：多洛雷斯對他非常重要，但是，他是和她，西蒙娜，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