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從在德國開始，這對情人建立了一種24年沒有偏離的生活模式：他們一直工作到吃午飯時間，然後一起吃飯，對他們當前的課題展開閱讀和批評，並討論他們感興趣的各種觀點和其他任何事情。下午，他們散步、與朋友會面，有時去聽音樂會。晚餐後他們偶爾去看戲劇或歌劇，但通常待在家裡閱讀，經常是高聲朗讀。這是一個不斷學習和不斷加強他們之間智力交契的過程。但是在瑪麗安作為小說家取得成功之前，這對情人一直因為劉易斯對他妻子的義務而掙扎在永無止境的債務中。瑪麗安把劉易斯的財務負擔當作自己的負擔，這可能是作為另一種繫結他的方法。

1860年，當劉易斯年邁的母親最終表示想見見他聰明的伴侶時，瑪麗安提出了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位老夫人得停止歡迎愛葛妮絲和其孩子到她家裡——他們經常和劉易斯一起去老夫人家裡吃飯或單獨拜訪老夫人。瑪麗安得償所願，但威廉姆夫人據說在她死前還後悔自己做出的許諾。

儘管瑪麗安不和愛葛妮絲接觸，但孩子們卻深深地依戀著他們父親的「朋友」。隨著男孩子們成熟起來，他們與父親和「埃文斯小姐」而不是與他們的母親一起度假。顯然，更小一點的孩子決不會意識到劉易斯不是他們的父親。劉易斯每週去看望愛葛妮絲和她的子女，他滿懷愛心地對待所有的孩子。他和這些孩子是瑪麗安的家人，她自己的家人把她看成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而加以排斥。難怪她近乎深居簡出，只與信任的朋友出去，而且去的都是風險最小的地方。

正是在這種防護性隔離的溫室中瑪麗安創作了極大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小說。多年來，她一直夢想著寫小說，但卻對她自己製造「戲劇衝突」的能力缺乏自信。最後，劉易斯的鼓勵與她自己感覺應當嘗試寫小說的想法不謀而合。當她有一天早上躺在床上時，「牧師阿莫斯·巴頓的可悲命運」(thesadfortunesofthereverendamosbarton)這一標題進入她的腦海。42這被證明是《亞當·比德》(adambede)的誕生靈感。

《亞當·比德》於1859年完全征服了文學界。瑪麗安的手稿題詞是獻給劉易斯，表達了她對他的虧欠之意：「我要把這部作品獻給我親愛的丈夫——喬治·亨利·劉易斯，如果沒有他給我愛的幸福，我可能永遠也寫不出來。」在給一位瑞士男性朋友的信中她更清楚地指出：「在我所享受的是基於完全的精神和才智交融的婚姻生活，在此強烈幸福感的影響下，我最終發現了自己真正的使命。」43

成功沒有簡化她的生活或徹底改變她的社會接受度。更多的男人想跟她結識，但他們像以前一樣不願意使他們的妻子與不道德的她為伴。她自己的哥哥艾薩克(isaac)做得更過分。藉助於《亞當·比德》的成功和渴望和解，瑪麗安斗膽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及她的「丈夫」。艾薩克讓他的律師回函，正式要求她提供她婚姻的詳細情況。當她解釋說她和劉易斯是「神聖的」而非法律關係的結合時，艾薩克再次拒絕了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millonthefloss)一書中，瑪麗安譴責公眾輿論使用對女人比對男人更嚴厲的雙重評判標準。

瑪麗安驚人的文學成就減輕了壓在她和劉易斯身上非常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對情人從他們租住的房間搬到了一個大房子，他們發現更容易滿足愛葛妮絲的要求了。劉易斯還清了他的欠債，不再只是為了勉強維持生計去儘可能做更多的事情。他也感謝能有機會承接更加重要和獲得名望的作品。

劉易斯決定讓他的兒子們明白他的婚姻狀態以及他與瑪麗安關係的實質。他們對待這一決定都表現得非常好，後來都叫她「母親」(愛葛妮絲是「媽媽」)。瑪麗安後來提醒叫她埃文斯小姐的粗心朋友她是劉易斯夫人，因為她已承擔一個妻子的所有責任，甚至「在家裡有一個18歲的大男孩叫我母親，還有其他兩個幾乎和他一樣高的男孩，同樣以母親的名稱給我寫信」。44

儘管瑪麗安突然成名，有了安全感，還有劉易斯兒子們的愛，但她仍繼續承受著憂鬱症發作的痛苦。劉易斯將此主要歸於她的社會地位，他再次試圖尋求與愛葛妮絲離婚而使他們的結合合法化。但是外國人離婚和英國人離婚同樣是不可能的，瑪麗安被迫接受從法律上說她永遠不會是劉易斯夫人的事實。儘管她說不在乎，但主流社會對她的排斥使她對被拒絕過分敏感。劉易斯讓她只看到如潮的好評，以保護她免受對她批評的影響。「原則上就是，」他解釋道，「永遠不告訴她別人對她的書的看法，不論好壞；除非是讓她特別欣慰的東西——某些除了讚美會討她歡心的東西。」45

真正使瑪麗安變得安心的是劉易斯的愛和經常令人愉快的照顧。當劉易斯生病時，像他經常做的那樣，她也振作起來，給他她本人所受到的同樣的關心，並接替他的書評工作。她還向她為數不多的閨蜜之一——芭芭拉·雷·史密斯(barbaraleighsmith)透露說，她有著令人羨慕的性生活，因為劉易斯是一個溫柔的情人。她暗示他們實行節育，要麼採取安全期避孕法，要麼使用當時不可靠的可重複使用的避孕套，因為他們決定不要孩子。

隨著歲月的流逝，她的名氣越來越大，瑪麗安慢慢試探著擴大社交範圍，邀請選定或崇拜她的熟人和朋友在週日下午去她家。劉易斯私底下說他們是「為人民服務」。在這裡，有劉易斯在旁邊，有她的粉絲圍繞，瑪麗安遠離侮辱，像帝王一樣大發議論。當德國作曲家理查德·華格納(richardwagner)來到英國時，她也邀請了他。她還應維多利亞女王的第四個女兒露易絲的請求去與這位令人欽佩的公主會面，併為之深感欣慰。在此類社交活動成功後，甚至某些關於瑪麗安的評論的修飾語也變得溫和起來——「她很像一匹高貴的駿馬」。

在她如此徹底愛上喬治·劉易斯24年後，喬治·艾略特最可怕的噩夢變成現實。1878年11月30日，在多年健康狀況不佳和遭受幾個月的腸炎和癌症痛苦之後，她61歲的情人不幸去世。在20多年「為彼此而活、完全獨立於外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對他們來說已無關緊要」之後，她珍愛的情人留下她孤單一人。46她悲慟欲絕，以至不能出席他的葬禮。相反，她把自己關在她的臥室裡，驚慌失措，不停地號啕痛哭。

瑪麗安把隨後的幾個月時間都投入到回憶中。她再次閱讀了劉易斯的大量作品，完成了他未完成的書——《生活和精神的難題》(problemsoflifeandmind)。她和最親密的朋友一起緬懷他。她去他的墓地悼念他。她感覺他就在她旁邊，在令人安慰的幽靈般的溝通中。她使他的遺囑開始生效——在法庭上——將他的版權留給他的兒子們，其他一切留給「老姑娘瑪麗·安·埃文斯」。通過深入調查，她更改了自己的姓名，得以收回所有在劉易斯名下那些屬於她自己的財產。那是個她曾經挑戰性地借用過的姓氏。最後，她沒有遺憾，只有失去最好的朋友、知己、顧問、評論家和愛人的心痛。

在劉易斯去世六個月後，他們的關係好像在結束的時候留下了一小段附言——瑪麗安深深而又魯莽地愛上了一個比她年輕得多的男人——約翰·克勞斯(johncross)，一個她和劉易斯的親密朋友。露絲瑪麗·阿什頓(rosemaryashton)，兩個喬治的傳記作家，視這對奇怪的情人如同顛倒了的埃洛伊絲和阿貝拉爾，瑪麗安是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而約翰是一個把她的每句話都視為金科玉律的虔誠學生，和阿貝拉爾一樣，瑪麗安迫切地想結婚，被她迷得七葷八素的約翰也答應了。在瑪麗安生命的最後一年，她最終獲得了此前一直與她無緣的身份——她成了一名妻子。

但為時已經太晚，約翰也太年輕了。長舌婦們挑起閒話說，這對新婚夫婦看起來多麼可笑，在有競爭性的年輕女人面前，60歲的瑪麗安似乎是那麼著急。一名證人回憶說，瑪麗安「有點惱怒和暴躁……他可以忘記他們之間20年的年齡差距，但是她永遠不會」。47儘管議論紛紛，瑪麗安卻陶醉在她以前蔑視的社交禮儀中。但在七個月的婚姻幸福後，她的健康狀況不幸惡化，1880年12月3日，瑪麗安離開了人世。

很奇怪，瑪麗安·埃文斯·劉易斯和約翰·克勞斯的婚姻是她和劉易斯曖昧關係的頂點。這樁婚姻是她贏得社會尊重的關鍵，是對她的惡毒的流言蜚語的終結(她認為)。她讓朋友們放心，劉易斯任何時候都不會反對她的婚姻，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理解她，鼓舞她。或許她是對的，畢竟，誰能比劉易斯的情婦更瞭解劉易斯呢？這個情婦甚至還披上事實上的妻子的外衣，早就渴望成為他真正的妻子。但是，當瑪麗安長期疏遠的哥哥艾薩克·埃文斯打破沉默祝賀她與約翰·克勞斯結婚——瑪麗安低聲下氣表示感謝時，劉易斯可能會感到厭煩。像珍妮·赫布特一樣，瑪麗安渴望做妻子，並不情願做情婦。

但是，即便依賴這種支撐她情感和文學事業的愛，她也被社會的譴責所左右。她認為沒有劉易斯(或早些時候的斯賓塞和以後的克勞斯)她就無法活下去，瑪麗安委身並侷限於劉易斯，把令人傷心的外部世界拒之門外。她的穩定度和智力發展依賴於劉易斯。與劉易斯結婚的不可能性迫使她決定不要孩子。她在其小說中突出主人公和子女的親情，以及她自己現實生活中對劉易斯兒子們的奉獻，從而得出了缺乏親情是人生中最悲慘的事情的結論。

儘管做劉易斯的情婦讓她受盡了苦難，但瑪麗安認為自己的人生近乎完美，最終心酸又甜蜜的是，她收穫了與克勞斯短暫但明顯是幸福的婚姻，這是幾十年來處於隔絕、孤立狀態中的她所渴望的。劉易斯給了她幾十年濃濃的愛情、尊重和知己情誼，卻唯獨在這方面沒有給她。兩個喬治建立了非常值得稱道的關係。他們互為繆斯，當瑪麗安檢驗他的愛的力量(她持續這樣試探)時，她認為自己經歷的一切完全和她所幻想中的真正愛情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