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期間，納粹德國和納粹統治下的歐洲制定法律，將猶太婦女定義為：異教徒的性賤民。與此同時，因猶太婦女的軟弱，特別是集中營的猶太婦女，更容易受脅迫而與非猶太人保持情婦關係。1
1924年，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出版。在書中，他公開宣揚他所憧憬的金髮閃閃、身材高大、優等的雅利安「種族」，稱雅利安的男人會成為優秀基因的傑出典範，其姐妹會非常適合應付傳統女性關注的問題：廚房、教堂和孩子們。希特勒對婦女解放一點兒也不同情，他宣稱婦女解放「只是猶太知識分子的發明」。2
阿道夫·斯奇克格魯伯·希特勒——「優等民族」的一個身材短小的黑髮元首，指責所有的非雅利安種族都是劣等的，具有嚴重的玷汙性，但最壞的當數猶太人。像成千上萬其他德國人一樣，希特勒讀過亞瑟·丁特爾(arthurdinter)的《冒犯血統之罪》(thesinagainsttheblood)並受其影響。這裡的「罪」指的是種族玷汙——丁特爾宣稱一滴猶太人的精液將會永遠玷汙雅利安種族的女人，甚至造成這樣的後果：其子女即使後來與一名雅利安人伴侶發生性關係並懷孕，也顯示出明顯的猶太人特性。
在1933年1月擔任德國財政部長後，希特勒開始將他的憧憬轉化為法律。他最重要的打擊目標之一是異族通婚——他認為那是通過跨種族的性交來玷汙種族。納粹法律將異族通婚定義為「種族叛國」，並將之判定為死罪。
1935年9月15日，紐倫堡法律剝奪了除德國人和「相關血統」人民以外其他所有人的公民資格。《保護德國人血統與榮譽法》(lawfortheprotectionofgermanbloodandhonor)禁止德國公民與猶太人結婚或性交。在20世紀30年代，大約四千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無論結婚與否，都因異族通婚而被判有罪。當「罪犯」被抓住時，他們要麼被遊街示眾，受到嚴厲的懲罰、羞辱和摧殘，要麼被送到集中營。掛在一名婦女身上的公告牌上寫著：「我是最卑鄙下流的傢伙，我和猶太人糾纏不清。」3
希特勒認為這些反猶太人的法律——在1933年至1939年之間通過了400部——只有他在歐洲除掉所有猶太人以後，才會是必要的臨時性措施。那些複雜的國家機構旨在消滅猶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其運作方式涉及不斷升級的恐怖活動、貧民窟和最終集中遣送到那些少有囚犯活下來的集中營。達豪集中營位於希特勒喜歡的巴伐利亞州慕尼黑市10英里之外，它是在希特勒就職兩個月後修建的。在歐洲淪入納粹統治後，在其他地方也修建了集中營，特別是在波蘭。
位於納粹主義核心中的意識形態上的性別歧視，和對猶太人繁衍後代極端厭惡的想法相結合，致使猶太婦女置身於毀滅的境地。正如奧斯威辛(auschwitz)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phh？ss)在被執行死刑前寫的回憶錄中所言：「對於婦女而言，一切都要困難一千倍，都更加令人感到壓抑和侮辱，因為婦女集中營的生活條件更糟。這些婦女被分配的生存空間更小，衛生條件極端惡劣。」4
隨著戰爭的結束，各地分階段被解放。1944年7月24日，蘇聯士兵解放了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6個月後，他們到達了奧斯威辛。5月7日，德國正式投降，結束了納粹發動的戰爭和大屠殺。
成千上萬的倖存者、納粹軍官、職員或細心的觀察者所寫的回憶錄，數百萬受害者堆積如山的遺物和遺骨，德國人一絲不苟的記錄儲存以及各種戰後的司法調查——所有這些為歷史學家和其他致力於瞭解這場大屠殺罪惡的人提供了關鍵的證據。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猶太婦女，尤其是其在性方面的特殊困境，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專門研究。
這些研究，事實上是這種方法，引起了針對女性的詮釋是否合理的激烈辯論。許多人認為，大屠殺對猶太男人和猶太女人的毀滅性是一樣的，採用基於性別的分析框架並以此區分女人和男人在這場大屠殺中經歷的磨難，是對死者和倖存者的褻瀆。
另一些歷史學家則激昂地聲稱，只能通過承認男人和女人在這場大屠殺中所受的苦難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的事實，才能真正理解受害人的全部痛苦。他們指出，女人除了承受男人遭受的殘忍暴行和羞辱外，還承受了男人不會遭受的苦難，即月經和閉經，婦科試驗，懷孕，流產，分娩，殺死自己的新生兒以逃避死刑，以及在與被選中死亡的子女一起去死還是為了其他子女或自己活命而放棄他們之間做出艱難決定。
在有關情婦們的書籍中，必須從其特定的角度講述納粹時代的猶太婦女被迫發生性關係的經歷。事實是，儘管制定了《保護德國人血統和榮譽法》，儘管她們的身體狀況令人震驚，但猶太婦女仍然是納粹性剝削的目標。5將她們置於危險境地的女性魅力有時可能還會幫助她們，具體而言，一些婦女會利用極少數男人給予的機會，把性行為作為活命的手段。
臨死前的集中營生活
納粹集中營的「入營程式」旨在恐嚇和羞辱囚犯，使之處於絕望狀態。一旦受害人跌跌撞撞地從運畜車上下來，納粹軍官們就開始進行分類，把男人從婦女和兒童中分開，數百萬人就是在這時被挑選出來立即送往毒氣室處死。
猶太婦女尤其處於危險之中。她們的生育能力讓人厭惡，因為它代表著令人討厭的種族的延續。在德國的任何地方，猶太婦女即使顯示出一點懷孕的跡象也會被判處死罪。6研究還表明：一旦到達滅絕集中營，婦女被殺死的人數要比男人多得多。
經挑選能活得時間長一點的女人主要是那些年輕、強健和健康的。倖存者回憶說，她們難以相信自己被完全脫光、暴露於其他人和衛兵面前並且感受到極大的羞辱。隨後便是剃毛，黨衛隊的男女士兵聲稱為防止蝨子而剃掉她們的體毛，包括陰毛和腋毛。納粹把這種公開剃毛行為作為摧毀猶太婦女的精神武器，他們這麼做時挑逗她們、嘲笑她們。一名婦女回憶道：「就好像有人剝了我們的皮，我們的人格蕩然無存，我們不再是叫海爾加或奧爾加或瑪麗亞的什麼人了。」7
這些女人也感到她們不再是女人，因為在集中營的生活使她們的月經幾乎停止。少數還有月經的婦女被迫在公共場合行走，血順著她們的腿滴下來，因為缺乏衛生護墊，她們唯一能用的護巾就是自己的衣服。納粹還要因她們的不乾淨而懲罰她們。
納粹醫生違反所有的醫療規則，用x射線灼傷少女的卵巢給她們消毒。隨後，你就會聽到年輕女人在地上打滾時的尖叫聲，她們的疼痛難以忍受。最後，這些醫生會用手術切除掉少女們被灼傷的卵巢。瓦拉吉斯拉·迪林醫生以僅用兩小時便匆忙做完10例這樣的手術而出名。
在婦女們的營房，強姦是一種經常性的威脅。黨衛隊的男士兵向有時回宿舍的女人擠眉弄眼，他們把最漂亮的女人從床上猛拉起來，把她們帶走並強姦。當這些婦女返回她們的宿舍時，她們被姦汙的事情已是人人皆知。
許多黨衛隊的男士兵因害怕與猶太女人發生性行為的嚴重後果，寧願放棄這種樂趣，也不願拿他們的工作和安全甚至可能是生命冒險。而有的人強姦猶太婦女後乾脆殺了她們：死的證人是不會說話的。
還有更公然違反《保護德國人血統和榮譽法》的行為，許多集中營——例如拉文斯布呂克和奧斯威辛的黨衛軍，建立了妓院供自己享樂，有時也針對所喜愛的非猶太囚犯。[奧斯威辛倖存者和作家卡·茨特尼克(katzetnik)將這些妓院永遠記錄在名為《女集中營》(houseofdolls)的小說中，這本小說根據他14歲的妹妹達妮埃拉·普雷斯尼克(daniellapreleshnik)在納粹勞工營被強迫賣淫的日記寫成。]妓院女子因其外表，特別是擁有堅實的乳房而被選中，這一點在營養不良造成許多女人憔悴不堪時是相當不尋常的。(飢餓的女人，乳房首先下垂，然後胸部收縮得和男人的胸部一樣平。)黨衛軍的醫生們監督這些挑選過程。其中一名是臭名昭著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mengele)醫生，其情婦是黨衛軍軍官厄瑪·格里澤(irmagriese)——一名還強姦女囚犯的雙性戀者。
婦女們(其中一些是猶太婦女)一旦被迫進入妓院，就會被「試鏡」或被輪姦，然後她們才開始工作。白天的大部分時間無所事事，妓院每天晚上營業，在晚上營業的兩個小時裡，每個女人被迫向大約8個人賣身。儘管她們服用了避孕藥，但仍會發生意外懷孕。女人們對墮胎還是自己被殺死並沒有掌控權。黨衛軍往往認為後一種解決方案更為簡單。
為了滿足他們的性慾，避免因不可饒恕的異族通婚罪而受處罰，許多黨衛軍男女士兵互為情人，和同事一起偷偷摸摸地欺騙配偶。但是那些囚犯，那些源源不斷從歐洲各地運到這裡的絕望的女人，因為太過軟弱，又太易得到而被完全忽視。對於被囚禁的女人來說，如果能夠天天避開死亡，那麼性慾有無都無關緊要。但是許多人很快學會如何以自己的性慾為手段來爭取微小的回報，包括可以延長她們自己或是愛人的生命。
如果一個女人風韻依舊，特別是還能奇蹟般地保持女性的豐滿，那麼她最初有可能避免進入毒氣室。她也可能會吸引某個黨衛軍衛兵或者是某個擁有更多特權的非猶太囚犯的注意，他們會悄悄地給她一片香腸或一塊乳酪，更好一點是一雙鞋，以及那些會真正影響她們生死的東西。一些婦女為了一點麵包和黃油將自己拱手相送，但正如前囚犯雷納塔·拉克爾所說：「正是她們的求生意志，常常也是因為想著要拯救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才使她們走上了這條路。」8在這個充滿恐怖的超現實世界中，現實世界有關性的條條框框已經不再有什麼意義。但大多數人仍然固守社會習俗，因此，即便是死亡集中營的道德規範也很嚴厲地譴責與敵人上床的行為。
這一點從提及這一特殊經歷的大部分大屠殺回憶錄中能夠得到驗證。最近一些從女性立場對大屠殺的詮釋從更敏感、更現實的角度將其描寫為床笫政治——通常是一個女犯人的唯一的武器。
性勒索並不僅限於納粹和黨衛軍。在滅絕營之外，在貧民區和工作營，猶太男人們也要求女人以性服務作為交換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籌碼。在游擊隊位於森林的藏身之所，俄羅斯人和猶太男子都這麼做過。
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人「s」回憶說，女人要依靠其智慧及與男人的關係生存。「s」在所謂的樣板集中營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和滅絕營奧斯威辛都被關押過，而且活了下來。在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男人管理主要的辦公室和十分重要的廚房，他們利用這些職位獲取想要的東西，包括性。「s」解釋說：「那是女人活下來的辦法，要通過男人……在那個特殊環境下，這是你能活下來的唯一方法。」
另外一名特萊西恩施塔特倖存者回憶道：「當時的情況和外部世界一樣，只是有價值的商品不是金子、鑽石或錢，而是食物。」9有些男人有更大的生殺予奪權，可以阻止把30個親戚和朋友運到東部的死亡營。其他集中營的日記也披露：以性回報為條件，一些猶太立法議會中職位高的男人保護年輕漂亮的女人。
在強制勞動營中，女人們發現與一個足智多謀的「表哥」結婚意味著生與死的差別。許多女人抵制未婚性行為，寧願禁慾也不願忍受未婚性行為的恥辱，一些上層階級的婦女看不起下層階級講意第緒語的人，即使是那些有救生技能的人。但是女人們往往屈從於她們所處的令人絕望的環境，她們接受了「表哥」，與之在臨時的簡易的百葉窗後過夜。一些流行小曲嘲弄這些約會：「為了一碗湯，為了一片面包，女孩們會伸展開她們的身體，只有你知我知，即使沒有必要，她們也要這麼做呀。」10與「表哥」約會最可怕的結果是懷孕，挺著大肚子的女人被迫自動地選擇死亡。
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了補充自己微薄的口糧，即使機會極少，那些與火葬場的工人在工作上有聯絡的女人有時也會交換「愛情」，那些在臭烘烘的廁所附近進行的荒唐的性交，有時也只是為了一罐食物、一雙鞋子或者一把梳子。一位猶太裔匈牙利女醫生基塞拉·皮爾，迫切需要一根繩子來系過大的鞋子(鞋對預防疥瘡和隨後的感染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出現這些症狀，就會很容易被選中送到毒氣室)。廁所裡有一名波蘭工人有一條繩子，但他只願意拿它來交換她的身體，而不是配給她的麵包。「他的手滿是工作時沾上的骯髒糞便，毫不客氣地堅持要我的身體。」一分鐘後，皮爾醫生跑了，她被所發生的事嚇壞了。「我的價值觀發生瞭如此大的變化……一根繩子的價格飆升得太高了。」11處於正常生活中的女人會對這樣的提議高貴威嚴地表示鄙視，但是現在卻在猶豫、考慮、權衡此提議的重要性之後做出決定——雖然經常會說不，但有時也會同意。
另一個叫露絲的女人，於1942年冬天從維也納被送到冰雪覆蓋的索比堡集中營。我們只知道露絲是一個十六七歲的膚色淺黑的黑眼睛少女，她驚人的美貌一下子吸引了黨衛軍領袖保羅·格魯斯(paulgroth)，一個因野蠻對待猶太囚犯而臭名昭著的人。格魯斯有三種怪異的行為：強迫猶太人大口喝伏特加酒直至喝醉，而他卻在一旁放聲大笑，向喝醉嘔吐的人嘴裡撒尿；強迫猶太人爬上屋頂，並下令誰要是摔下來就會被鞭打，然後被送到三號集中營槍決；還有就是讓猶太人抓老鼠，然後放到其他猶太人的褲子裡，如果後者無法立正，他就鞭打他們。
格魯斯盯上了露絲，使所有了解他的人非常驚訝的是，他深深地愛上了她。他指派她做他的僕人，把她當情婦。一位索比堡集中營的倖存者作證說：「他們的戀愛變得鄭重起來，露絲影響了格魯斯的行為。」12這個令人恐懼的黨衛軍軍官不再鞭打猶太人。但並不是只有猶太人注意到了格魯斯的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黨衛軍同事和上級都對他發生的重大變化感到震驚。於1942年8月成為指揮官的黨衛軍中尉弗朗茲·萊許雷特納(franzreichleitner)，單方面採取了行動。當格魯斯請三天假離開索比堡時，兩名黨衛軍將露絲帶到三號集中營槍殺了。格魯斯返回時才聽說她死了。之後，他的職務被恢復。他繼續溫和地對待猶太人，一如他在短暫的非法戀情期間的所為。不久，指揮官把他調到了貝爾賽克集中營。
那個年輕姑娘露絲是怎麼看待拷打和殺害猶太人並強迫自己和其上床的格魯斯呢？她是為純真已逝而哀痛，還是非常瞭解自己岌岌可危的處境卻不顧及？她是響應他突然迸發的愛情，還是用她的柔情來換取他的不傷害她的同胞的許諾呢？那些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光裡瞭解她的人說到了「愛情」，連黨衛軍指揮官也認同這一看法，至少對格魯斯來說是有愛情的。他和這個猶太少女產生了感情。我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露絲盡最大力量利用他對她自發的強烈的愛來馴服他的獸性，減輕猶太人的痛苦。
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瑪雅是一個囚犯頭目，即由黨衛軍任命的維持營房秩序的囚犯。瑪雅對她的猶太同胞毫無憐憫之心，任何擋她路的人都要捱揍。她的地位使她獲得了一個自己的小房間，其他囚犯相信，儘管他們不能證明，每天晚上都有一個黨衛軍去她那兒過夜。
戰爭結束了。瑪雅幸運地活了下來，前奧斯威辛集中營囚犯露西爾·e(lucillee)也活了下來。在1950年或1951年，露西爾在紐約市的奧特曼百貨商店購物，正在為買紅色手套還是黑色手套而左右為難。她注意到一個婦女站在她旁邊，個子高挑，短黑髮，外形靚麗、時尚，面帶微笑，也在試手套。露西爾轉向那個女人時，她們的眼神相遇了。「瑪雅」，她叫道。瑪雅看著她：「噢，你怎麼知道我？」「奧斯威辛。」露西爾回答道。瑪雅的臉一下子就白了，並開始為自己辯解，急忙說：「我沒有那麼壞，我是被迫那麼做的，我沒有殺害任何人。」
「你的丈夫呢？」注意到瑪雅手上的婚戒，露西爾問。肯定不是黨衛軍嗎？但沒錯，瑪雅的丈夫確實是黨衛軍。戰爭後他跟著她從一個集中營轉到另一個集中營。當她移民到紐約時，他也跟著她來到了這裡。最後她決定不妨嫁給他。她告訴露西爾：「他畢竟是個相當正經的人。」
露西爾問道：「你們有孩子嗎？」「沒有，」瑪雅回答說，「沒有孩子。」露西爾說：「我希望你們永遠不要有孩子。」然後轉身走了。13
瑪雅是那種優先考慮自己的生存和舒適的情婦。可能她與黨衛軍結婚是為了驗證他們的戀情，為了向自己證明，他不像其他黨衛軍一樣，而是一個多麼正派的人；同時，她也許會避免與猶太人結婚，因為這些猶太人有朝一日會發現露西爾和許多其他猶太人知道的事實：他優雅高貴的妻子可與大多數其他奧斯威辛的倖存者大不一樣。
另一個奧斯威辛戀愛事件發生在黨衛軍醫生羅森塔爾(rosenthal)和猶太囚犯護士格塔·庫伊海姆(gertakuernheim)之間。期間，格塔懷孕了，羅森塔爾醫生為她做了墮胎手術，大概是為了拯救格塔的生命。格塔的工作是讓那些重病患者安樂死。一個有關格塔與其情人專業合作的令人膽寒的故事，爆出了大量奧斯威辛和羅森塔爾也可能是格塔的秘密。他們治療兩個同名病人，一個得了斑疹傷寒，另一個患輕度膿腫。患斑疹傷寒的病人死了，死亡通知將被送到他家裡。但是，通知卻被錯誤地送到非常健康的輕度膿腫的病人家，當兩名辦事員意識到他們所犯的錯誤時，他們鼓起勇氣通知羅森塔爾醫生，以便他能夠聯絡那個悲傷的家庭以安慰他們。聽了事情的經過後，羅森塔爾醫生給格塔下了命令，格塔很快返回並宣稱說：「錯誤已經處理了，那個病人也死了。」14迅速的謀殺把錯誤變成了事實。
在某一時間，有人向上級主管部門報告了羅森塔爾醫生和格塔護士之事，並不是因為他們謀殺病人，也不是因為她最近墮胎，而是因為羅森塔爾犯了異族通婚、種族玷汙罪。最後，羅森塔爾醫生自殺，格塔的命運無人知道，但幾乎可以肯定是被處死了。
這也許是像瑪雅一樣的愛情事件，也許是格塔無法擺脫對她充滿慾望的黨衛軍醫生。她串通其中把兩個病人搞混之事並不能證明什麼——如果羅森塔爾醫生給她下令她還能怎麼做呢？鑑於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推行的積極的安樂死計劃中她所起的作用，她可能對她大量的所作所為早已麻木了。無論如何，她的同胞被殺無數，屍體被裝入運畜拖車運走，所以無痛注射致死可能看起來是沒有害處的，甚至是仁慈的。不管她的感受和動機如何，格塔和羅森塔爾的戀情很可能過早地結束了她的生命。
猶太醫生基塞拉·皮爾(gisellaperl)——那個拿自己的身體換取一根救命鞋帶的女人，講述了凱蒂的故事。凱蒂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一名囚犯，也是與她過從甚密的一個德國人的情婦，因為她曾告訴皮爾醫生，這個德國人救過她的命。凱蒂「非常富有同情心」，15當她發現黨衛軍女兵抓到一個四處尋找土豆皮的15歲女孩，並將她打得遍體鱗傷時，她決定營救這個女孩。她偷了儘可能偷到的東西去幫助她要保護的物件，但是她的資源極其有限，而她的情人則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他是一名德國非猶太人囚犯，他佩戴的綠色三角形表明他是一個普通的罪犯，一個小偷，或許甚至是一個殺人犯。他體格強壯，在集中營受人尊敬，總是攜帶著一個象徵地位的手杖。他和在焚屍爐工作的工人關係也很好，工人們可怕的工作使他們有機會獲取食物，這些食物是直接從城市貧民區來到這裡的死囚在進毒氣室前不得不交出的。
凱蒂已經快要和她的情人分手了，但她的新職責使她改變了主意。按皮爾醫生的話說：「她決定繼續向這個男人出賣自己的身體以換取食物，然後拿回來給這個小姑娘。」一天，皮爾醫生看見凱蒂坐在開往德國工廠的運畜拖車中，緊緊地抓著小姑娘的手。皮爾醫生很樂觀。「我知道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凱蒂會救那個小姑娘的命。」16凱蒂的事例很簡單，她瞭解她和德國人關係的性質，並向皮爾醫生吐露秘密，這種關係帶給她的就是救命的食物。有利的是她的情人不是黨衛軍，他的權威主要來自其出色的體格。奧斯威辛集中營把這個罪犯轉變成了一個權勢人物，他能夠給予他的猶太情婦無人能給予的東西：讓另一名犯人活著的食物。
在《重回奧斯威辛》(returntoauschwitz)中，倖存者凱蒂·哈特提及她知道的唯一的性關係涉及一個無名的匈牙利猶太人和一個負責商店的奧地利黨衛軍溫施。不管怎樣，這個女人始終保持著如花的美貌，溫施非常愛她。哈特和其他猶太囚犯促進了他們的關係，當這對戀人在成堆的生活用品後面做愛時，他們為其站崗放哨。回報就是溫施——「維也納炸牛排」(他們給他起的綽號)——對他們「非常好」。戰爭結束後，溫施的奧斯威辛情婦在法蘭克福的審判中出庭作證，她為他所做的非常有說服力的證詞使法庭裁決他的謀殺罪不成立。
這個女人意想不到的強烈的吸引力表明了情感的源泉。即使在戰爭結束後，在人們反思與分析之時，在大屠殺向世人顯示所有的恐怖事件併為國際法庭所承認之時，這個女人對溫施的回憶(可能甚至是她的愛)驅使她去救他，在她看來，他曾經救過她。她不僅不會為所發生的事而責怪她的黨衛軍情人，而且還為他辯護，甘願冒著遭到其他倖存者譴責或至少是反對的風險。
伊洛諾爾·霍迪斯：無力的抗爭
對少數人來說，奧斯威辛是一個樂園，這些人中就包括40歲的魯道夫·霍斯(rudolphh？ss)。從1940年5月4日至1943年12月，他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他和他的妻子海德薇(hedwig)及家人住在一個被囚犯包圍的開滿鮮花的綠洲中，他讓這裡的囚犯捱餓，虐待他們，用毒氣殺死他們然後燒燬。霍斯的家由專門挑選的囚犯打掃，用從死囚那裡沒收的珠寶裝飾，即使在德國消費品實行嚴格配給時也有上好的葡萄酒和食品供應。「我想在這裡住到老死。」海德薇·霍斯17宣稱。
霍斯嚴格審查他下屬的黨衛軍軍官的所作所為。他公開抨擊一個女黨衛軍軍官「如此墮落，與一些男囚犯親近」，並指責他最殘酷的下屬之一——帕裡茨斯(rapportführerpalitsch)與被囚禁在比克瑙的一名婦女有染。然而，他自己也與一名義大利囚犯搞外遇。這名女囚犯叫伊洛諾爾·霍迪斯(eleonorehodys)，在他家當傭人，有大量但是錯誤的報道說她是猶太人。
在伊洛諾爾開始在他家工作幾個月後(在此期間說不定霍斯已經強迫她與他發生了性關係)，他就將她先轉到囚犯隔離區，然後轉到臭名昭著的第11號樓。海德薇和這次調離有什麼關係嗎？如果有的話，她顯然沒能阻止她丈夫去見伊洛諾爾——他會在夜間巡視她的牢房。雖然第11號樓戒備森嚴，但至少有幾個警衛知道他們鬼鬼祟祟的約會。即使地位再高，霍斯也無法隱瞞這一點。
不久，伊洛諾爾懷孕了。在這麼嚴格看管的牢房裡，這種事怎麼會發生呢？除非霍斯是這個胎兒的爸爸。雖然霍斯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但他肯定也很害怕。其他黨衛軍都因與異族通婚而被處決；即使伊洛諾爾不是猶太人，他至少會蒙受恥辱、被降職，被從奧斯威辛這個樂園調離，更不用說洩露這一秘密會引發婚姻不和。所以，伊洛諾爾必須得走。霍斯把她關在一個小地堡裡，這是第11號樓的四個站立式牢房之一，半個平方那麼大，裡面黑乎乎的，又不通風，在冬季還非常寒冷。通常，這些小地堡用於審訊囚犯前削弱他們的意志。霍斯把她關在那裡是為了杜絕訊息的傳播。為了使她永遠閉口，他下令不給她食物——不久，她就餓倒了。霍斯現在認為自己已經脫離了危險。
但是伊洛諾爾，這個聰明而又充滿仇恨的姑娘，用她可供支配的微不足道的資源與命運抗爭，她告發了霍斯。不知她用什麼方式與政治部首領、黨衛軍軍官馬克西米利安·色格拉布(maximiliangrabner)取得了聯絡，他是霍斯的敵人，當時正在接受黨衛軍的調查。她知道他們之間的敵意：在霍斯家作傭人時她偶爾聽到了談話；霍斯也可能向她提過此事。但伊洛諾爾孤注一擲的舉動並沒有救她的命，在對霍斯進行審判時，色格拉布只是利用伊洛諾爾洩露的秘密來敗壞霍斯的名聲。
伊洛諾爾的死亡即使是在死亡籠罩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也是駭人聽聞的，它早已不是秘密，而是謠言滿天飛。時至今日，她仍活在馬克西米利安·色格拉布有關黨衛軍審判的回憶錄和文字記錄中。當奧斯威辛集中營還在運作時，謠言說伊洛諾爾曾企圖殺死霍斯。當他在他家首次強暴她時，她捍衛自己的名譽了嗎？當她告訴他(或當他注意到)她懷孕時，她會不會僅從他的反應中就意識到自己處於什麼樣的危險中呢？不管真相如何，那些囚犯對有關謠言津津樂道，反覆傳播。伊洛諾爾·霍迪斯可能不是猶太人，但是猶太囚犯們卻聲稱她是，因為他們從她的勇氣中得到安慰。對他們來說，她體現了身陷納粹集中營的猶太婦女的困境。
在《辛德勒的諾亞方舟》(schindle’sark)——後來被拍成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一書中，作家托馬斯·肯尼利間接地肯定了這一點。肯尼利描述了奧斯威辛的魯道夫·霍斯——「集中營系統的明星」，如何被普遍認為讓一個名叫埃莉諾·霍迪斯(他的情婦)的猶太婦女懷孕的。當然黨衛軍相信這一點，肯尼利寫道，他們甚至審訊過這個可憐的女人。儘管黨衛軍沒有發現具體和不可辯駁的證據以證明霍斯找了一個猶太情婦，但謠言仍在流傳。
埃莉諾·霍迪斯的故事是有性但核心卻沒有愛的故事。在死亡集中營這個道德和人性的荒原，被囚禁的男女之間的戀愛的生髮與蓬勃只能讓他們更加清楚：每一個時刻，他們都更近地走向那必然到來的死亡。愛情和溫柔的擁抱使他們絕望的心稍稍得以安慰，這一點比性更重要，即使他們只能用身體來表達愛情。大多數囚犯向這種關係表示敬意，對這種無畏的愛情致以最大的尊重。
「游擊隊」森林集中營
在納粹集中營外的森林中，逃離恐怖的猶太難民與非猶太人、反納粹游擊隊員在這裡碰面，游擊隊員和其情婦之間的關係充滿蔑視，通常還要靠強迫來完成性關係。在這個秘密的臨時營地裡，大多數女人而非男人是猶太人。正如在貧民區的猶太人的境遇與在奴隸勞工營或滅絕營的猶太人的境遇不同，那些逃到森林中的猶太男人和猶太女人的生活有本質上的不同。
1941年，德國對俄羅斯發動攻擊，紅軍陷入又冷又餓的境地。成千上萬的俄羅斯士兵為了逃避隨後的圍捕而躲在白俄羅斯的森林中。後來，他們的一些同志逃出了戰俘營，重新加入森林的隊伍中。這些人稱自己是游擊隊員——反抗納粹的自由戰士——但實際上大多數人組成了稱為「三個一組」的暗殺隊，俄語的意思是「游擊隊」。游擊隊員包括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波蘭人、烏克蘭人，有時還有猶太人，缺乏紀律、領導和武器，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生存下來，而不是對德國人採取破壞行動。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設法通過控制走失的德軍士兵來武裝自己——這些德國士兵或步行或坐卡車，冒險獨自進入了游擊隊充滿危險的領地。
除了個別例外，這些「游擊隊員」經常拒絕有時甚至殺害試圖加入他們的猶太貧民區的逃跑者。游擊隊只歡迎帶槍的年輕男人。當猶太婦女帶著孩子前來時，游擊隊搶光她們所有的東西，有時還強姦她們，然後把她們趕走或殺害。但是，也有少數漂亮的猶太女人被允許加入進來，做俄羅斯高階指揮官的情婦。女醫生、護士和廚師也受到歡迎，即使她們不漂亮、年老或不願意與他們發生性關係。一般的規則是，除了那些具有必備技能的人，游擊隊的婦女都是被稱為「臨時妻子」的情婦，她們用性交換某種特權，包括更多的食物和優惠待遇。但是游擊隊吸收的婦女人數太少，婦女在游擊隊的人數只佔2%至5%，而且猶太婦女比非猶太婦女更容易受到傷害。
但是，這座令人生畏的白俄羅斯森林中，還有一支猶太人游擊隊，由三個兄弟圖維亞(tuvia)、阿撒耳(asael)和祖斯·比爾斯基(zusbielski)統率。這些貧窮、沒受過什麼教育的猶太農民是在森林中穿行的專家。在圖維亞的帶領下，四處遊蕩的比爾斯基游擊隊願意吸收任何加入的猶太人，包括老人、無助的女人、知識分子和在森林中派不上用場的專業人員。結果，他們的游擊隊就比其他游擊隊規模大很多，其中大部分成員的生存依賴於更年輕、更健康和更有經驗的男人。
比爾斯基游擊隊儘可能與非猶太人游擊隊合作以奪取武器，並強迫農民提供食物。後來，他們聯合起來炸燬大橋，切斷電話線，使列車脫軌。比爾斯基游擊隊最終建立了定居地，與之配套的還有向俄羅斯游擊隊供應物資的小工廠和車間。那些沒有受過軍事或技工培訓的人做最底層的工作，如擠牛奶和劈柴等，這些人包括大多數婦女、老人、病人和缺乏實踐技能的知識分子，他們被稱為「完全沒用的人(malbushim)」。
在等級分化的游擊隊中，那些沒用的男工人如果渴望獲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更好的食物，則可以通過當一名戰士或偵察兵來提升自己，但是那些女人，只能通過找保護人——成為其情婦——來改善地位。游擊隊的規則要求，上等階層和以前享有特權的女人需要與下等階層和以前條件差的男人配對。這樣的夫妻只是住在一起，比爾斯基游擊隊60%的成人都是這樣安排的。
在戰前社會，這種不平衡的婚姻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也是不大可能的。年輕的貴族蘇麗婭·魯賓(suliarubin)痛恨她這種無用人的生活，與一名她以前會嘲笑其無知和不夠成熟的戰士「結婚」。但是在游擊隊中，陪伴在他的身邊，蘇麗婭不僅活得很好，而且還可以幫助不幸的朋友。甚至在戰爭結束後，她仍選擇留在她的森林愛人身邊。事實上，在戰爭結束時，這些婦女的大多數仍和與其明顯不相配的伴侶生活在一起。18通過艱難和重要的選擇，他們認可了森林生活，並將曾經丟臉的婚姻關係轉化為神聖的婚姻，藉此成家立業。
像其他因為有拿食物來換取性的好色男人(通常是納粹)的保護而得以生存下來的猶太婦女一樣，這些游擊隊中的猶太婦女接受她們的戰時關係，通過婚姻為自己辯護，甚至來抬高自己的身價。但有時，那些婦女也會漸漸愛上起初脅迫她們的男人。當一個情人是猶太人時，他們之間的感情會不斷加強。而當一個情人是納粹時，那種愛則充滿了罪疚和拒絕。
最糟糕也最令人羞愧的時刻是，當女人被脅迫時，其體內湧動著對脅迫者的性渴望。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也難以避免：當女人必須靠做愛(如果沒有性慾)來救自己的命時，她們會偽裝成樂意的樣子。但在這些時刻，這些情婦會首先標榜自己不是妓女，而且以前和今後都不會是。
愛娃·布勞恩：大屠殺製造者的情婦19
如果這個單身漢獨裁者沒有製造眾所周知的最大的人類毀滅的話，阿道夫·希特勒和德國非猶太人愛娃·布勞恩之間暴風雨般激烈的關係將會不值一提。希特勒對女人天性和女人社會角色的強烈主張形成了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想知道他如何對待他的情婦，較好的策略就是看看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張的核心。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於1889年，是克拉拉·波爾茲爾和她的表兄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的兒子，只是在他的未婚媽媽嫁給了約翰·喬治·希德勒(johanngeorghideler)後他才姓希特勒(hitler)。一些官方登記簿將希德勒(hideler)拼寫為希特勒(hitler)，這是阿道夫的父親接受的另一種拼法。阿道夫是克拉拉和阿洛伊斯的第四個孩子，也是唯一活下來的一個。他的妹妹保拉，發育遲緩，這是希特勒憎恨並刻意隱瞞的事實。
在1929年末遇見17歲的愛娃·布勞恩(evabraun)時，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個不成功的藝術家，但此時已轉變成仍在為權力奮戰的好鬥的民族主義政治家。他是出於自己的選擇不結婚的，因為(像英格蘭伊麗莎白一世所說)他與他的國家「結婚」，他不可能抽出一個丈夫應奉獻給妻子和家庭的時間。此外，他不想要孩子。「我發現天才的後代日子並不好過……此外，他們大多是白痴，」20他對他的管家說了這番話，這種觀點可能來自他擔心他可能生出另一個保拉。21
但是希特勒從來不缺少女人，她們被他的演講、他的魅力和他能夠重振德意志雄風的絕對信心所吸引。她們忽略了他短小的身材、風格全無的著裝和愛娃·布勞恩所說的「滑稽的小鬍子」，完全拜倒在他的腳下。一些女人(小道傳聞曾說)甚至倒在他的車下，這樣他會停下來安慰她們。希特勒表現得殷勤熱情，他親吻她們的手，與她們打情罵俏，調情，以理所應得的態度接受她們的崇拜。
希特勒把女人看作跟他一樣的戰略家。他的理論是：最初，女人為贏得男人的信任而努力;然後，她用輕柔的手指，先是輕輕地撥動男人的心絃，然後用力猛拉，直到最後她牢牢地控制了男人，迫使男人「按她的慾望跳舞」22。
總的來說，希特勒更喜歡體態豐滿的金髮女郎，喜歡使他開心或讓他印象深刻的女演員和其他女人。他還喜歡年輕的女人，他寡居的同父異母妹妹安吉拉·拉包爾(angelaraubal)和她十幾歲的女兒安吉拉(angela)或著叫吉莉(geli)在1927年來和他同住後，他愛上了吉莉。他把這個年輕女子當作他公寓裡的準囚犯，未經他的許可禁止她出去，即使出去也要有專人陪同。吉莉狂怒咆哮，大哭，哀求和威脅，但希特勒很堅決：何時去、去哪兒和跟誰去，都由他說了算。1931年9月18日，在一陣特別激烈的爭執後，21歲的吉莉拿起希特勒的瓦爾特6.35毫米手槍，射向自己的心臟。
希特勒感到震驚和悲痛，同時也對萬一媒體發現他和他年輕的侄女發生性關係而可能產生的政治反應感到驚慌。他的納粹同事同樣很擔心，他們成功地做成了吉莉自殺的假象，使得媒體報道她的死因時，只是暗示她因為沒有成為一個專業歌手而感到沮喪。希特勒很簡單地表示了哀悼。他讓一個藝術家用她的照片做了個畫像，命令他的管家安妮·溫特每週在吉莉的房間放置鮮花。
即使在與吉莉保持關係期間，這個總是拈花惹草的男人也與其他女人有染。其中一個就是比吉莉還小的愛娃·布勞恩。他們於1929年末在希特勒朋友的工作室相遇，這位朋友是個演講教練和官方攝影師——納粹海因裡希·霍夫曼。希特勒進去時愛娃正上梯子放東西，這項家務活不經意間秀出她勻稱的雙腿。希特勒很高興地看到她的臉也同樣迷人，不時地，在吉莉和他的其他女朋友之間，他安排與愛娃約會。
在他們第一次相互介紹後，愛娃問她的僱主：「誰是阿道夫·希特勒？」說真的，誰是希特勒呢？愛娃的父親弗裡茨·布勞恩把希特勒視為「雜而不精的人，一個認為自己無所不知、想要改變世界的白痴」而不予理會。23而愛娃的姐姐伊爾絲·布勞恩(ilsebraun)，為猶太喉科醫師馬克思醫生工作並與之相愛，則對希特勒表示鄙視。
希特勒因愛娃對他本人、他的政黨和政治一無所知而被她迷住了。他認為女人會對政治產生災難性的影響。看看洛拉·蒙特斯，是她毀了巴伐利亞路德維格一世國王。「我恨‘政治女人’，」希特勒聲稱，「一個政治家的女友一定不能聰明。」從這個角度來說，愛娃是完美的。她禁止在她面前討論政治，她甚至從來沒有加入納粹黨。
那麼愛娃身上的什麼特質使她最終從那麼多吸引希特勒注意力的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呢？她非常漂亮，這一點非常重要。她金髮碧眼，用過氧化物使頭髮發亮，用化妝來突出她的眉清目秀，用親手製作的衣服使其穿著顯得簡單優雅。她身材很好，永遠都很苗條，即使是不在學校練習滑冰和體操的日子。(在一部有關她和希特勒的家庭電影中，愛娃在修補一個很笨重的車輪。)她活潑而友好，出身於一個有名望的家庭。她相當聰明，但卻驚人地無知，熱衷閱讀《飄》之類的浪漫小說，她是一個生性樂天的少女，她母親則希望將她女兒的美貌做成一樁好的婚姻。
愛娃在家和她的姐姐伊爾絲(ilse)、葛特爾(gretl)共享臥室。她的父親弗裡茨和她的母親弗蘭齊斯卡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弗裡茨對愛娃提前中斷修道院學校生活尤其感到失望，因為修女會再也不能容忍她的搗亂。弗裡茨盡最大努力想控制愛娃，但愛娃很堅決，也很機靈，最重要的是，她把精力集中在她希望過的生活上。
幾乎從他們的第一次「約會」起，愛娃就想要阿道夫·希特勒，但希特勒只是偶爾對她產生興趣，伊爾絲嘲笑她的妹妹追求一個老男人。吉莉的死使情況有所緩解。最後希特勒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他自己的家——接收愛娃。很快他們就開始做愛，他們最喜歡的地方是一個紅色的長沙發，其背面飾有花邊。在不光彩的慕尼黑會議中，墨索里尼、張伯倫和達拉第都在這張沙發旁邊照過相。
雖然愛娃是希特勒第一個邀請過夜的女人，但她仍是這當中的許多女人之一。她的最大競爭對手之一是威妮弗蕾德·華格納(winifredwagner)，作曲家理查德·華格納(richardwagner)的兒子齊格弗裡德(siegfried)的英國寡婦。但是威妮弗蕾德權衡了希特勒的性格，認為他令人可怕的私人獸性遠遠超過他在公開場合的溫和態度後，打消了繼續和他保持性關係的念頭。有謠言說她對他的性要求非常反感，即她要擔當其母親的角色並鞭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