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方世界，納妾是婚姻的輔助，得到法律和社會的承認。它是應和男人們不願意接受一個性伴侶的情形而發展起來的，也滿足了男人們誇耀自己男效能力以及通過對女人但不是妻子的佔有來顯示財富的慾望。這種制度化的不忠只能在完全由男性支配的社會中執行。即使在那時，在個人的層面要使這個做法可行，即當丈夫把新的女人引入到婚姻裡來的時候，也至少要求丈夫能夠提供妻子和妾起碼的住宿要求。確切地說，涉及納妾制度的那些法律，試圖保護妻子免遭她們丈夫的情感背叛，也試圖保護妾免遭同樣處於不安全地位的妻子的報復。妾和情婦這兩種機制之間最顯著的區別，就是法律承認妾的孩子為合法的孩子。
中國的妾1
西元3世紀的詩人傅玄2曾經哀嘆說：「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
在古代中國，過分相信父權統治的制度支配到婦女生活最微小的細節，阻礙著她們的個性，禁止著她們的選擇。從古代到現代，從一個朝代到另一個朝代，對婦女的壓制卻始終不變。只是到了20世紀，舊秩序在革命運動的衝擊下解體的時候，中國婦女的狀況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儒教，即聖人孔子(前551—前479)所創立的生活方式，支配中國人的思想和政治結構長達兩千多年之久。在漢代(前206—220)，儒教開始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儒教的教導是，家庭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但是它蔑視婦女，認為她們在智力上有欠缺。受儒教影響的法律規定，妻子應該服從丈夫，女兒應該服從父親，寡婦應該服從兒子，總之，女人服從男人。
西元前6世紀發源於印度的佛教傳到中國後，與儒教形成了競爭之勢。佛教並沒有成功取代中國傳統儒教的生活方式，但是到了4世紀，它已經和儒教和平共存，並且對儒教形成了影響。中國的佛教也詆譭女人，認為她們比男人更容易引起性慾，比男人意志更加脆弱。儒教和佛教的教義，都強化一種征服女人、壓制她們任性的天性的生活方式。
與希臘人和羅馬人一樣，中國人不是用喜悅而經常是用不快來迎接女兒的降生。一個女嬰就意味著增添了一張吃飯的嘴，而一家人是永遠不可能從她那裡得到好處的。她要麼變成別人的妻子，為她的丈夫勞作，要麼作為妾或者奴隸賣給別人，得到的錢還沒有她父母養她的錢多。剛從產道里滑出來，她就是不划算的，她為什麼還應該活下去呢？如果她從初生後的優選中倖免於難，為什麼還要找麻煩給她起名字，因為她只是一個臨時的家庭成員，是註定要到另外一個男人的屋頂之下生活的呀？所以千百年來，許多女孩都沒有名字，只是被編了號而已：大妞、二妞，等等。從囚犯心理學的研究中我們瞭解到，這種編號的做法非常挫傷號碼主體的情志。在中國，這種對個性的蔑視也殃及起了名字的婦女，在其他大多數方面，她們與她們編號的姊妹的地位是一樣的。
中國的納妾制度屬於家庭結構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妾有明確規定的作用和責任。她們對妻子形成補充，並且有一定的較為卑微但卻非常獨特的地位。她們不像有學識的阿斯帕齊婭和虔誠的多拉羅薩，以及希臘和羅馬的對應人物那樣，更容易被蔑視為妓女，雖然中國的男人經常從妓院中找到他們的妾。
有些幸運的妾被安置在分開的住宅裡，大多數妾和她主人的妻子、孩子、僕人，經常還有其他的妾一起分享家庭生活。這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但是又在同居一處的人之間造成了複雜的、難以相處的關係。一個妾的康樂和幸福通常依賴於她的房中秘術，也就是她的性技巧。
擁有一些妾是一件很有聲望的事情。男人擁有妾越多就越好。妾也作為禮物被送給官員或新郎。同時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體面的女人是不會成為妾的，是不會「在沒有婚姻或者婚禮的情況下被恥辱地嫁出去的」。3
當妻子不能擺脫家庭責任的時候，妾就陪著她的主人在外旅行。更重要的是，當妻子不能提供繼承人的時候，妾就要承擔起這個任務。即便是身份最卑微的妾，只要生下一個兒子，她就會得到有所限制的終身職位。如果她是一個奴隸，這時也不會因為哪個年長的家庭成員稍稍心血來潮就有被賣掉的風險。
雖然一箇中國的妾有合法的地位，但她卻很少有什麼權利，不過責任卻很多。如果她和另外一個男人睡覺，她就犯了通姦罪；如果她的主人捉姦成功，就可以殺死她和她的情人。其他的懲罰可能是用一根竹棍分別打他們77棍和87棍，或者用一種運豬到市場上去的籠子把他們裝起來一起淹死。和謀殺妻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謀殺妾所帶來的懲罰是比較輕的。
主人能夠以某種類似於離婚的方式擺脫他們的妾，而至少在理論上妾也能夠以同樣的方式擺脫她們的主人。主人可以提出七種傳統的「驅逐」理由來採取行動，包括行為不檢和饒舌。妾卻只能提出三種理由，包括無家可歸，這通常是說她的主人貧窮的婉詞。
妾的背景和她們主人的背景一樣，都是五花八門。有些妾來自於受人尊敬的家庭，她們的父親大概可以從這種關係的安排中獲得很大的利益。許多妾是被她們赤貧的父母拋棄或賣掉的女奴，在她們接受培訓、被賣作妾(換取可觀的甚至是敲詐的利潤)之前又被招到妓院去賣身或者遣到街上去拉客。4
選擇妻子的標準和選擇妾的標準相當不同。區別於妻子的是，妾的地位和行為都並不十分重要，但是她必須在性的藝術方面有技巧或者有潛在的技巧——如果男人來做選擇的話，那麼他選擇的就是她生理方面的魅力。當一個有嫉妒心或謹慎的妻子或者一個有影響力的妾在納妾這件事情上有發言權的時候，她都更喜歡找一個相貌平庸的女奴，因為這樣的人永遠都不會對她自己的地位構成威脅。
作為妾出售的女奴像商品那樣陳列，就像賣馬的儀式一樣。這要求女孩在潛在的買主面前走動，說話，展現她的面容、手、胳臂，特別是她那雙未纏過的腳。在著迷於腳的中國，腳非常重要，尤其是腳的大小。女孩獨特的體味也要考察，首先是牙齒、口氣，然後是腋窩，買主都要嗅一嗅。有時還要考察陰道的氣味。可能是將一枚棗子滑入女孩的陰道，然後取出來，以便客商可以聞聞它或者舔舔它。
事實上，芳香造就了一個嬪妃的一段傳奇故事。18世紀滿族清朝的香妃，是中國浪漫小說和戲劇中備受尊崇的女主人公。傳說香妃是一個異族女子，她的香氣是從她的身體中散發出來的，所以她並不需要香水或者香粉。滿族皇帝被她深深吸引，以至於將她從她丈夫那裡神秘帶走，然後帶回自己的皇宮。在路上，皇帝每天用奶油給香妃按摩，用駱駝奶給香妃沐浴，以保持她香甜的氣息。
香妃並沒有報答皇帝對她的愛慕。相反，她在寬大的袍袖裡暗藏匕首，並且向她的婢女透露，說她打算報復皇帝把她從她心愛的丈夫和民族那裡拐走的行徑。
皇太后擔心兒子的安全，干預了這件事情，結果是賜香妃縊死。皇帝極度痛苦地抱著死去的香妃，即便這時，一股純香還包圍著香妃的屍體。
對於真正的(更勇敢的)女人來說，妾的生活既不是悲情的浪漫，也沒有什麼英雄氣概。一般說來，妾的生活相當於軟禁在家中，妾和那些競爭對手關在一個籠子裡的：一個妻子、其他的妾，甚至還有傭人，都捲入了一家人無休止的爭吵和陰謀之中。爭吵的焦點是生活保障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缺乏生活保障的問題。因為任何事情都要依賴於丈夫或者說主人，所以所有這些女人都爭著吸引他的注意力，爭著得到他的寵愛，這使得她們相互之間殘酷地玩弄花招來贏得自己的地位，以至於每個人都不得不對她的對手使壞。而一個妾贏得地位的最佳方式就是生一個男孩。
在一個地位較低的家庭裡，妾的日子是在單調沉悶的家務勞動中度過的，她的生活被嫉妒、提防的妻子或其他作為對手的妾弄得筋疲力盡。在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庭裡，妾可能會發現日子是冗長的，在家庭雜務、例行公事的打掃衛生、流言蜚語的說長道短和馬拉松式的麻將牌局中緩緩流走。為了排遣無聊，妾們經常抽起了鴉片。她們的夥伴都鼓勵這種行為，因為抽鴉片上癮的女人比較容易滿足，而且都變得更加溫順、馴服和容易駕馭。
中國千百年來的納妾制度造就了千千萬萬的妾，但是由於納妾對於普通人來講也司空見慣，所以很少有人對她們的生活做過什麼記錄。有一些，例如18世紀的香妃，還繼續存在於傳說之中。其他的，就是那些發生在自19世紀到20世紀期間的事情，在他們的孩子和孫子的記憶中倖存了下來。在這些子孫中，有一些人把他們能夠記住和記錄下來的無論什麼東西都貢獻給了研究者和作家。有兩個這樣被人們記住的妾，就是虞芳和梅英。虞芳生活在中國，而梅英在中國開始她作為妾的身份，但她很快就移民到了加拿大。
虞芳：妾的命運
虞芳(yu-fang)於1909年初夏時節的五月初五出生在動盪的滿洲里西南部——在北京東北方向250英里開外。她是一個漂亮的女孩，鴨蛋臉，容光煥發的皮膚把雙頰點燃成絢爛的玫瑰紅。她閃閃發光的烏髮編成一根又粗又長的辮子，在腰間掃來蕩去。
虞芳也纏過腳，這是一種高貴身份的象徵、一種恭順的保證和一種美麗的符號。最重要的是，她嫻靜，而且行為端正。作為一個妾，虞芳所換到的錢足以使她的父親實現自己納妾數人的人生抱負。她父親是和薛將軍談下這筆生意的，薛將軍是一個軍閥和警察頭目。很快虞芳就被移交給薛將軍監護。
虞芳是幸運的，因為薛將軍沒有把她帶回家同他的妻子和其他妾同住。大概因為她太年輕、太可愛，薛將軍就把她安置在她自己單獨的家裡，還給她配備了傭人和一隻友善的貓。薛將軍會上門並同她做愛，並給她提供津貼。他勸她抽鴉片，但是並不強迫她。獨處的時候，虞芳靠讀小說和詩歌、照顧她的玫瑰花和花園以及同她的貓玩耍來打發時光。薛將軍允許她去看戲，而且雖然有些不願意，也允許她去看望她的父母。當虞芳一股腦地傾訴對自己不安全地佔有她的情人感到擔心和害怕的時候，她的父親並不同情她。
有一天，虞芳的擔心和害怕變成了現實：薛將軍忽然不再來了。一連六年，虞芳都是一個人生活。薛將軍有時寫信，也總是寄錢，但是虞芳還是坐臥不安，生活痛苦。她對他莫名其妙的離去感到悲傷，而且不斷地回憶他們在一起的時光，試圖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一天，薛將軍終於又出現了，而且好像他並沒有離開六年一樣，同她做了愛。
一個月之後，虞芳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大喜過望。當他們的女兒出生的時候，將軍要虞芳給孩子起名叫寶琴。一年之後，他讓虞芳和寶琴搬到他與他的妻子和其他妾同住的大宅裡來。虞芳雖然遵從，但是心裡卻顧慮重重。
到了新家之後，虞芳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她剛一到達，一個傭人就從她的懷裡搶走了寶琴，並把她交給了薛夫人，因為薛夫人已經決定把寶琴當作自己的女兒來撫養。寶琴再也不能叫虞芳「媽媽」，她得把這個親熱的稱呼留給薛夫人。而且，虞芳見到寶琴還要磕頭，就像她見到薛夫人一樣。
一夜之間，虞芳就變成了一個二等的妾，地位如同傭人一樣。薛夫人非常厭惡她。更令人苦惱的是，虞芳意識到上了年紀的薛將軍行將就木。她現在明白了薛將軍在她的生活中突然重新出現的原因。由於沒有孩子而且健康狀況惡化，他和他的妻子決定要讓虞芳為他生下一個孩子。
虞芳的命運很快就會掌握在毫無同情心的薛夫人手中。要擺脫她作為寶琴生母的身份，薛夫人很可能會把虞芳賣掉，也許是賣給一位富人，但也許是賣給一家妓院。
最後還是薛將軍救了虞芳。在他嚥氣之前，他懇求他的妻子放了他的這位妾。薛夫人遵從了他的要求，就這樣虞芳就逃回到了她父母那裡。但是她是離了虎穴又入狼窩。她的母親沒有能力和用薛將軍的錢買回來的兩個妾爭鬥，而她的父親喜歡兩個妾大大勝過她的母親。兩個妾狼狽為奸，對這一家人實行恐怖統治，包括剛剛回家的虞芳。雖然虞芳最後總算有了一個幸福的結局，但這並不是一種典型的結局。一位來自開明家庭的朋友被虞芳的美貌折服，於是將她娶進家門，這樣才把虞芳從淒涼的生活中解放出來。
梅英5：生活在地球兩端
1907年，也就是在虞芳出生的前兩年，梁梅英出生在中國南方的廣東省，而在將近60年之後，她死在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多虧了她的孫女丹尼斯·鍾(danisechong)所寫的動人心扉、描述詳盡的回憶錄《妾的孩子們：一個生活在地球兩端的中國家庭的故事》，梅英的悲劇故事才沒有失傳。
梅英的家庭還沒有窮到要淹死或者處理掉不幸的女嬰的地步。四歲的時候，她已經很任性了，以至於抗拒她母親給她纏腳的努力。纏腳是一種可能使她獲得童養媳資格的風俗。結果，她只好被賣作傭人。到了17歲可以結婚的年齡，她的主人又把她賣給了一個叫譚三木(chansam)的人做妾，三木是一個已婚的農民，在加拿大需要一個伴侶，而他在加拿大勞作又是為了改善在中國家鄉的妻子和女兒的命運。
梅英被嚇壞了。她相信正派的女孩是不會做妾的，但是除此之外她唯一的選擇就是自殺。不過梅英還是選擇了活下來，並且第一次在溫哥華的碼頭和譚三木見了面。在一頓表示歡迎的午飯之後，三木告訴梅英說，她必須得在茶館裡做兩年招待，以抵消他為她籌借的旅費。梅英感到十分震怒，因為中國文化把女招待看得比妓女好不了多少。她的新生活一開始就是令人痛苦的。
但是梅英卻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女招待，也掙了不少小費。她是一個像洋娃娃一樣的女人，將近5英尺高，像一根竹子那樣苗條，五官精緻，皮膚略施白粉，眉毛精修，濃密的頭髮梳理得十分得體。
梅英19歲的時候，和譚三木有了一個女兒，取名叫平平，一年之後，他們又添了一個女兒，取名叫囡囡。她們的性別讓梅英發愁，就像自己的性別當年讓母親發愁一樣。不久之後，小家庭回到了中國，去做一次跨海的探望，因為譚三木想要讓他的妻子黃波放心。這時黃波才知道三木納了一個妾，才知道他們都得幸福地生活在一個屋頂之下。
兩個女人立刻就爭吵起來，喜歡支配別人的梅英欺負更加溫順的黃波，拒絕做自己的那一份家務事。為了保持和平，譚三木決定送梅英去上學並且再納一個妾來幫助做家務。一聽到這個訊息，梅英和黃波則聯合起來反對，迫使譚三木取消了自己的計劃。雖然譚三木通常和黃波一起睡覺，但是他又一次讓梅英懷孕了。梅英勸譚三木說，他們的第一個兒子應該在加拿大出生，以便能夠讓他享受到加拿大公民資格的各種福利。譚三木同意了，但是平平和囡囡卻與黃波一起留在了中國。作為譚三木的妻子，黃波也被認為是平平和囡囡的母親。
回到加拿大之後，梅英又生了一個女兒，這幾乎讓她崩潰。這個女兒就是丹尼斯·鐘的母親星星，後來叫溫妮(winnie)。星星父母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大蕭條摧毀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經濟，那裡的唐人街遭受的打擊則更加嚴重。當梅英在茶館裡做招待，支撐著他們家庭在加拿大和中國兩個分支的時候，譚三木卻找不到工作。有一天，梅英一言不留離家出走，把嬰兒留給了譚三木。
梅英並沒有走遠，譚三木在一家茶館找到了她，並且提醒她要注意自己的責任，於是梅英又回家了。但是梅英並不認同自己妾的身份——這種身份對她的要求很多，給予她的回報卻很少——她喝酒，並且和茶館裡欣賞她的客人賭起錢來。大概是為了擺脫譚三木對她的警戒和沒完沒了的道德說教，梅英鼓勵他回中國，說希望他成為他們大家都渴望的兒子的父親。三木同意了，梅英提前領取薪水來支付他的旅費。
回到中國的村子裡之後，譚三木和黃波開始用梅英源源不斷的匯款來修建房子，而梅英則靠向她的僱主借錢和銷售彩票賺取佣金的方式來滿足他們持續不斷的需求。沒有人感謝她——這種犧牲是理所當然的。
梅英並不是願意付出犧牲的這類人，尤其不願意長期供養譚三木他們安逸地待在中國。她開始沉迷於借更多的錢，來買時髦的衣服、賭博和到維多利亞做短途旅行。
然而，賭博超出了偶爾消遣的界限，梅英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嚴重上癮的賭徒，她不斷地用尚未領取的薪水來下賭注而不能自拔，而這些尚未領取的薪水她也常常輸掉。最後，債臺高築的時候，她開始和茶館裡那些願意為她支付賭債和願意給她錢的人做起性交易來了。
更糟的還在後面。1937年，譚三木決定回到加拿大，並把黃波、平平、囡囡和他與黃波的新生兒子園園全都留在了中國。一家人並沒有為這個長期盼望的兒子的出生感到喜悅，而是為他的出生感到痛苦，因為小園園的雙腳呈奇怪的畸形，指向身體的後方，就好像他的軀幹在往前走，而他的雙腳卻在往後走一樣。(在加拿大，梅英是這樣地渴望一個兒子，以至於她努力把星星打扮成一個男孩，給她穿褲子，把她的頭髮剪短。)
儘管在經濟上有壓力，儘管跌入了賭癮的深淵，儘管以性來換取收入，但是在譚三木長期逗留中國期間，梅英還是極大地享受到了她個人的自由。他們的重聚迅速地變成了痛苦。譚三木批評梅英賭博、抽菸、酗酒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註重他對她的道德權威」。
梅英很蔑視譚三木的節儉(比如用米飯就著番茄醬或果醬當飯吃的做法)，對他的權威主義、他那滔滔不絕的孔孟說教以及他想要控制她的企圖都大感憤怒。
有一天，譚三木發現梅英住在另一個男人的住所，從此梅英永遠離開了譚三木，帶著星星搬到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納奈莫。譚三木平靜地對待這件事情：「她仍然是他的妾；唯一的不同就是現在他們分開住了。」由於三木的心和黃波的心是用愛連在一起的，所以梅英的背叛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觸動。另外，他知道她還會繼續交錢，以供養他們在中國的家庭。
梅英的活計就是給人上菜上飯，工作之餘就是賭博，而且沉溺於酗酒而不能自拔，結果總是不斷嘔吐。她對她的生活現狀大感憤怒，於是蓄意責打星星，並且用其他的方式來折磨她。「你怎麼不去死呢？」她不斷羞辱女兒。
最後，梅英找到了一個她敬佩的男人。周坤是個聰明人，沒有被大蕭條擊垮。他們兩人開始了一段持續數年的關係。周坤在中國有妻子兒女，所以並沒有把梅英養起來，不過他的確精打細算地積攢了一些錢來借給梅英。然而周坤卻幫助梅英找到了她最想要的東西，一個等她年老時可以照顧她的兒子。可以收養的中國男孩就像稀有的寶石一樣，價格是女孩的10倍。梅英必須得支付三百塊錢來收養一個叫作郭林的男嬰，這個男孩後來改名為倫納德。
梅英變化了的境況——大蕭條時期較低的薪水、兩個孩子，以及周坤——增強了她對譚三木的憎恨以及自己的獨立意識。假如她在街上碰見譚三木，她甚至會砍死他。她不許星星管譚三木叫爸爸，因為「他不是你父親」。她也不再給他錢，結果，還是譚三木為星星支付了上學的學費。
1939年，梅英搬到了溫哥華，那是周坤居住的地方。她把郭林寄養在一對年紀較長的夫婦那兒，自己帶著星星住在一個房間裡。周坤是梅英的情人，但是他說明了他們兩人情人關係的條件：梅英必須自己租房子住，並且自己支付自己的一切費用。
譚三木一方面想念黃波，另一方面又被梅英在華人社群裡的糟糕名聲弄得灰頭土臉，所以他決定，為了自尊他也要和梅英「離婚」。「是我把你從中國帶來的。按理說，周坤應該徵得我的同意才能和你有任何關係。」
梅英大怒。「我手上連一枚婚戒也沒戴過。」她反駁道。但是譚三木卻是戴婚戒的，因為他是結了婚的。三木決意要把他那不聽話、不體面的妾賣掉。他告訴梅英說，周坤得付給他三千塊錢才有權利佔有她。
「我不是拿來賣的。」她啐了他一口。周坤絕不會付給譚三木一分錢，梅英也會在自己的生活中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她要做的就是繼續喝酒、賭博，把她的珠寶拿去當掉然後又贖回，虐待她那最大罪過就是她的性別的女兒，以及和周坤相愛。
一天，譚三木給梅英帶來了可怕的訊息，說他們的女兒囡囡死了。梅英給黃波寄去了弔唁函，也給她的大女兒平平寫了信：「再不要給我寫信了。我的心已經完全破碎了。」就這樣，她與這個把她和譚三木捆綁在一起這麼多年的中國家庭斷絕了所有的聯絡。
梅英的生活形成了一種模式。她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總是追求更便宜的租金。她把孩子們寄養出去又領回來。一次，她決定把家安定下來。她買了傢俱，還專門給星星買了一把用過的安樂椅。後來，譚三木作為一個普通的熟人又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時間的流逝驅散了他和他的妾之間的敵意。
然而，星星卻為母親作為周坤不固定的情婦的那種負債和不穩定的生活而感到痛苦。梅英非常喜歡周坤，以至於她寧願犧牲星星的生活來追隨他，有時是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但是到了夜晚，她還得偷偷地從他的家逃回到自己的家。星星問自己，她母親做所有這些事情，其榮譽何在？最後，為了緩解這個小家庭沒有盡頭的貧窮，星星去一家保育學校工作，並且忍受了針對她這個亞洲人無休止的冷落和歧視。每個月，她都把她105塊錢的薪水支票寄給梅英。梅英把支票兌現後又寄給星星5塊錢作為她的零用錢。
當已經自稱溫妮的星星訂婚的時候，梅英要求男方支付五百塊錢的彩禮，並且要求星星兌現撫養現在已經改稱倫納德的郭林的諾言，以換取作為母親對他們的祝福。梅英得到了彩禮，但是溫妮的未婚夫卻拒絕帶走倫納德。梅英接受了這一拒絕，並且還送給溫妮傳統的結婚禮物，就是一床鴨絨被和一對枕頭，另外她還把她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來的一個香柏木箱送給了女兒。
梅英繼續喝酒、吵架，對自己、兒子、家庭甚至是她心愛的周坤都採取忽略的態度。只有當她絕望的時候才會再次去找溫妮。周坤也拋棄了她，並且揚言，即便她身無分文，他也不會給她一個子兒。
梅英搬去和溫妮同住，但是她對酒的貪得無厭以及買酒所需要的錢製造了難以忍受的緊張。一次，當梅英催促溫妮去死的時候，溫妮大發雷霆：「你差不多都把我打死了；為什麼你不把我綁在一根電線杆上把我打死呢？那樣我就不需要這樣悲慘地活著了!」
梅英拒絕搬走之後，溫妮的丈夫帶著梅英開車到唐人街譚三木的住處。在少見的休戰狀態中，梅英和譚三木聯合起來反對溫妮。這樣，梅英和譚三木還是隻能分開生活。譚三木於1957年死於癌症。
梅英的生活是一個下陷的旋渦，充滿了酒精、令人憎惡的租來的房子和季節性的採摘水果和蔬菜的工作。在1967年因車禍身亡之前她和溫妮只有一些短暫的和好和團聚。
法醫的報告記錄的是，梅英死亡後的身高為4英尺9英寸，體重為90磅。她的財產同樣微薄：一張面值40.94元的玉器首飾當鋪收據、幾瓶乾草藥和一件溫妮給她的山羊絨毛衣。周坤並沒有流淚，只是為他沒有出席的葬禮捐獻了50塊錢。梅英一生下來，貧窮和性別就註定了她失敗的命運，她被埋在了離譚三木幾排墓穴的地方，死後和生時一樣，還是與譚三木分居。
日本的妾6
和中國不同的是，古代農業社會的日本重視婦女，儘管還沒有重視到給予她們與男人平等的地位。在日本萬物有靈論的神道教眾神當中，女神們是受到尊崇的。當太陽女神——天照大神派她的孫子下凡統治日本的時候，她創立了得到認可的日本皇室家族。
日本人也崇拜神道教中的女神，在人們的口頭傳說中，這些女神自由嬉戲，並且沉溺於連續不斷的風流韻事之中。7這些淫蕩的女神就是一種神聖的證明，證明性活動是一種快樂的活動，女性和男性一樣可以發起它，並且可以和男性一樣從中獲得同樣多的享受。神道教的結果就是鼓勵日本的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相當自由地表達她們的性慾。單是日本的武士階級在性方面就受到了很大的尊崇。即使今天，日本人對於性活動的尊崇也仍然處於其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
日本早期對婦女有利的文化也歡迎女性統治者。從傳說的、沒有記載時代開始，一直到西元12世紀，婦女都處在有權威和權力的地位。例如，西元522年到784年這一時期，就很是令人難忘，因為女性天皇的統治和男性天皇的統治一樣常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些極有影響力的女人，把外國的信仰體系引入到日本，而正是這樣的信仰體系，後來深深影響並取代了神道教。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成功地將高麗佛教移植到日本，而這個宗教最初的介紹至少發生在50年以前。女皇還保護了佛教藝術。另外兩個著名的女皇——聖武天皇(729—749年在位)和她的女兒及繼位人孝謙天皇(749—758年在位)，都是虔誠的、改變了原有宗教信仰的佛教徒。
隨著時間的推移，處於佛教核心位置的對女人的憎惡滲透到了整個日本社會。雙重標準的行為法典出現。婦女的權利在所有的領域都受到了損害。持統女天皇(687—697年在位)錯過了把日本的基本法律編成西元701年的《太和法典》的機會。《太和法典》徹底檢查了稅法和土地法，規定在分配土地的時候女人只能得到男人的三分之二。15世紀，所謂的土地擁有者們炮製了「房屋法」，規定婦女在法律和社會上處於劣勢地位。其他法律的和社會的行為法典都要求女子在成為新娘之前保持童貞，而允許男子在成為新郎之前獲得性經驗。
17世紀一部概述婦女作用的教科書敦促女孩要有美德、要貞潔、要服從、要安靜。一個女人「必須把她的丈夫作為她的主人來照看，必須帶著所有的崇拜和尊重來服侍他，不能蔑視或輕視他。一個女人偉大的終生職責就是服從」。8
然而，妻子不用接受這樣的命令，去愛並且崇拜她們的父母為她們安排要嫁的丈夫。幾百年之後，日本的婚姻仍然以實用主義的考慮為特點，這使得這裡的婚外情要比要求夫妻恩愛的社會愉快很多。
來自於富裕家庭的溫順的但情感無法固定的妻子們，不得不與一個或者更多的妾分享她們的家或者至少她們的丈夫。到了17世紀，在盛行佛教的中國和高麗的體系中形成了模式的納妾制度，在日本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而且還有全面的規矩加以制約。
無論是妻子還是妾，雙方都不一定是敵對的。納妾很普遍，而且許多妻子都養在納妾的家庭中。妾自己常常又是妾的女兒。妻子和妾都知道規矩，也都知道違背規矩的後果。
妾有著傭人的地位，永遠也不能夠獲得妻子一樣的地位。即使是想要娶她們的鰥夫或者單身漢也不能夠這樣做。如果妾被帶到她主人的家中生活，她就得服從她主人的妻子的權威，決不能侵犯她的地位。從理論上講，妻子贊同丈夫對妾的選擇。有足夠強的個性來行使她們權威的妻子和妾能夠和諧共存。儘管婚姻的地位得到保證，但是較為軟弱的妻子卻常常發現她們自己和那些任性的、鄙視自己的妾處於兩敗俱傷的爭鬥之中。
納妾的男人之所以納妾，原因多種多樣：聲望、性、浪漫的愛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為還沒有孩子的婚姻提供一個繼承人。一個妻子不能懷上孩子，就給了她丈夫同她離婚的法律基礎，但是如果丈夫的妾能夠完成這一工作，她就可以免於這種極端的做法。由於這個原因，許多妻子欣然歡迎能夠懷孕的年輕的妾進入她們的家中。
表示妾的一個非常常見的詞叫「mekake」，意思是「借來的子宮」。一個「mekake」的兒子，由於主人的緣故，是不會真正成為妾的兒子的。孩子父親的妻子將作為孩子正式的母親來撫養這個嬰兒，孩子的父親將承認他是繼承人。孩子的生母，即那個妾，仍然是夫妻兩人的傭人，現在也是夫妻兩人孩子的傭人。妾將在生下嬰孩後的第13天看望這個嬰孩，屆時她會和其他傭人一起正式參拜她的新小主人。
在家庭中已為人父的許多男人仍然可能純粹為了性慾的緣故而納妾。一個男人也可能會愛上一個可愛的年輕女人，然後把她安置在分開的住所，這樣就可以避免她遭受其妻子嚴苛的紀律約束，或者避免她同以前受寵的那些妾進行不愉快的爭鬥。還有一個原因。如果妻子指控丈夫把妾置於自己的地位之上，妻子的家庭就可以介入並且要求歸還嫁妝。把潛在的對手分開，有著很好的經濟上的意義。然而，在大多數家庭中，主人都認為，關於妾的生活的規矩，足以保證妻妾們和諧共存，而這些女人們都會認真地考慮他的權威而使他的生活過得非常舒適。
二條女士9：從嬪妃到乞丐
經常的情況是，大多數日本的妾，她們的生死都是沒有文獻記錄。但是，有一個相當例外的女人，卻留下了她做日本宮廷嬪妃經歷的豐富記錄。二條女士並沒有為成千上萬受寵程度不及她的姊妹們講話，但是她的自傳體著作《二條女士的自供》卻相當引人入勝，因為她觀察細緻，表述率性，同時也非常自戀，以至於她的自傳有著無意識的自嘲元素。
二條女士4歲就進了13世紀時後深草天皇的宮廷，那時她十幾歲的母親助臺剛剛去世。後深草天皇是一個脆弱、膽小的年輕人，因髖部畸形而變得跛足，在他英俊瀟灑、魅力四射的弟弟龜山面前感到相形見絀，而龜山曾一度愛慕助臺。如此他只好將他的單相思轉移到助臺那漂亮的、穿著得體的小女兒身上。1271年，在徵得父親的同意之後，他將這個女孩納為自己的嬪妃。二條女士那時十二三歲，正值少女青春成熟、即將步入為人妻妾的成人世界的美妙時期。後深草天皇比她年長13歲。
二條女士對母親的去世表現出很少的痛苦，對自己童年的戛然而止也毫無怨恨。她真正關心的就是服裝——每個人的，包括她自己的。儘管有這方面的痴迷，二條女士卻很有教養，讀了不少書，有音樂和美術修養，而最引以為傲的就是她的(大多是平庸的)詩歌。
作為後深草天皇的嬪妃，在具有競爭性的，熱衷米酒、愛情、音樂和詩歌的宮廷裡，二條女士證明自己是一個有見識的競爭者。她快活而又有天賦，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後深草天皇正式承認這個兒子，儘管他很清楚她還有一串其他的情人。他實際上慫恿二條女士去勾引大祭司有明，儘管(也許正是因為)大祭司發誓保持獨身。
不過這位年輕嬪妃的幾次失敗抵消了她的一些成功。她父親的去世使他失去了一位保護者和老師，之後，後深草天皇也沒有找麻煩去把她立為一位正式的嬪妃。
二條女士也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不可抵抗性。因為後深草天皇容忍了她與其他男人的風流韻事，所以她企圖——非常冒失地——把她同其他男人懷上的三個孩子冒充為後深草天皇的孩子。(有一個情人勾引她的「語言足以讓一隻高麗虎潸然落淚」，她溫柔地回憶道。)同時，二條女士也對後深草天皇並不感興趣。但是這無助於避免他們的幼子夭亡，同時也無助於避免後深草天皇的皇后因她的傲慢而對她產生敵意。即使是自戀的二條女士也察覺到皇后對她不像以前那樣友善了。
二條女士最後錯誤地盤算著要同後深草天皇的弟弟龜田發展浪漫關係，而這位弟弟正是後深草天皇所深深嫉妒的。12年之後，後深草天皇突然驅逐了他的這位嬪妃。在他們最後痛苦的會面中，她穿著一件精細的、閃閃發光的袍子，袍子上端有一頂紅色的兜帽，袍子上面還繡有藍色的竹竽粉和寬闊的草地。在把她趕走之後，後深草天皇哼哼道：「我真討厭竹竽粉。」
最後，二條女士終於承認她失去了她的皇家情人對她的愛慕和尊敬。她不明白「他怎麼這樣沒有感覺」。儘管她長期以來是他(不忠誠)的嬪妃，後深草天皇還是切斷了她的經濟來源。不過二條女士得以避免窮困——剛剛能夠避免——的方法是背誦她的詩歌和為別人的室內裝飾出主意，總的說來是靠她的才智生活。她還當了尼姑，但是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尼姑——雲遊四方，見到過各個社會階層的人。
在路上漂泊了8年之後，二條女士在一處聖地與後深草天皇不期而遇。(這個時候，他也發誓信神了。)她穿著骯髒的尼姑服，上面滿是塵土，還長有一些青苔，顯得皺皺巴巴。與她同行的是一個駝背的侏儒。無論如何後深草天皇還是認出了二條女士，於是他們花了整整一個晚上來懷舊。「風流韻事現在已經沒有了從前的魔力。」他感嘆道——至少根據二條女士的記憶，後深草天皇的情緒是這樣的。
儘管她的生活有一個赤貧的結尾，從不謙虛的二條女士還是認為她的生活足夠有趣，值得記錄。的確也是這樣。她的記憶是對一個嬪妃的愛情、認識和思考的一種罕見的證明，也是對她所處的世界的一種罕見的證明，她的世界起初是日本13世紀時的皇宮，後來又是日本普通社會競爭的喧囂。
二條女士反映的是日本貴族放蕩不羈的性生活、坦率的物質主義、在社會上的勢利傾向和精細複雜的儀式。她所分享的常規的愛情觀把愛情看成是一種親密的遊戲，在這種遊戲中，浪漫和詩歌是要緊的，而忠誠並不要緊。無論是皇家的宮廷還是富裕商人的家中，嬪妃或妾都缺乏妻子的保障和地位，但是她們卻經常控制著強烈的情感和色情之愛。在母愛方面，二條女士是一個作為宮廷嬪妃的典型母親，她和自己的孩子是分開的，孩子們則由他們的父親控制並由僕人來照顧。
但是二條女士在其他方面是獨特的，最為顯著的就是她所寫出的內容廣泛的以自利為目的的回憶錄，以及面對逆境時所表現出來的超常的堅韌。令人吃驚的是，她從一個嬪妃淪為一個流浪的乞丐，並沒有感到什麼自憐和絕望。這毫無疑問屬於她令人羨慕的應對變化的技能。但是二條女士也許為最終擺脫宮廷嬪妃所遭受的約束和不自然而感到解脫，為最終不用假裝喜愛沒有吸引力甚至令人討厭的後深草天皇而感到解脫。
藝伎：窮苦女孩等待出頭的日子
納妾制度和支撐這一制度的家庭結構，並不是日本社會雙重標準的唯一反映。就像在許多其他社會中一樣，雙重標準也在賣淫嫖娼之中得以興盛。妓女通常是被父母賣到這個行當中的窮苦女孩。鎌倉幕府時代(1185—1333)對妓女進行了監管，足利幕府時代(1338—1573)設立妓女局來對妓女收稅。德川幕府時代(17世紀—19世紀)進一步發展，建立了日本著名的「快樂家園」，這是獲得執照的、像動物園一樣的妓女住宅區，這些住宅區深深地震驚並且挑逗了一群一群的外國遊客。
19世紀許多處在無生育的包辦婚姻中的日本男人所要求的東西，比一個妾的永久責任要少得多，又比一個妓女短暫的注意力要多得多。他們需要的是一種日本風格的西式情婦。
情婦的來源之一是藝伎雲集的茶館世界。最初的藝伎(這個詞的意思是「提供娛樂的人」)是男人，但是到了1800年，大多數藝伎都變成了女人。一個典型的藝伎其外表區別於所有其他的女人。她那抹得像粉筆一樣煞白的臉和染了黑邊的眼睛，以及塗成玫瑰花蕾一樣顏色的嘴唇形成了驚人的對比，她那抹白的脖子在沉重、僵硬的黑色假髮下也顯得不大自然。穿著豔麗和極其昂貴的和服、用寬腰帶裹著苗條腰肢的藝伎，並不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有著巨大性誘惑力的女人。到了19世紀，藝伎被粗略地翻譯成「冷標緻」。
藝伎通常來自於比較貧窮的階級，她們大概在10歲到12歲的年齡就作為學徒進入這個行業。成為藝伎是當時社會地位低下的女孩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最佳方式。她會受到教育。她也會幫助到她的父母：如果父母簽約，將她作為藝伎學徒送去服務一段期間，他們就能得到一筆錢。
藝伎的培訓計劃既嚴格又漫長，內容包括唱歌、音樂、十分複雜的茶道知識以及插花藝術。優雅的儀式舞蹈是最高階的表演，也是獲取富有的主顧最必不可少的節目。過多的時間和金錢都花在了化妝和服裝上面。藝伎們慢慢描繪弄成白色的臉，精心梳理油膩膩的(有臭味和頭皮屑的)頭髮，這是她們的日常工作，通常需要自戀地在鏡子前花上冗長乏味的數小時時間。
藝伎工作過度，又吃不飽，得到的評價也很低——換句話說，她們受到的是無情、苛刻的待遇，但卻被認為對於這樣的姑娘是恰當的。在藝伎學校，禮節規定，新生要作為「天賦很少的女孩」來介紹，儘管她們實際上剛一進入學校就非常優秀。
藝伎的首次性經歷採用一種叫作「水之年齡」(mizu-age)的古老儀式來進行。一個年紀較大的有經驗的男人會和一個還是處女的藝伎在一起度過7個夜晚，他會用蛋清在她的大腿內側按摩，每天的位置都向上一點，直到他那探索的手指穿透她的生殖器的那天晚上。10
藝伎要學會的一點是，她們必須儘可能地保持慎重，以至於顧客可以對這樣的事情放心，那就是無論她聽到還是碰巧聽到了什麼，她都寧願割去舌頭也不洩密。19世紀時，武士在茶館裡密謀推翻將軍幕府，而藝伎卻什麼都沒有說。日本的政治家在叫作畫室(zashikis)的茶館裡舉行最高階的秘密會議，而茶館的員工就是他們最喜歡的藝伎。
一個藝伎學徒會成為一個有經驗的藝伎「姐姐」的「妹妹」，姐姐要教會妹妹一切東西，從化妝原料的秘方到迷惑客人的談話策略等等。作為給姐姐的報酬，成功的妹妹會從她最終掙得的藝伎費裡分出一份來給姐姐。對於妹妹來講，當藝伎的最終目標就是成為一位富人的情婦。
學徒要通過一項考試才能成為一個羽翼豐滿的藝伎，這項考試由茶館的鴇母、學徒的老師以及來自藝伎總部的官員來主持。在這之後的兩三年裡，她要為她的住房、膳食和服裝而工作，服裝是一項主要開支。再往後，她就可以把小費留給自己，而茶館會留下由她的服務換來的高額收入。事實上，藝伎在經濟上嚴重受制於茶館，只有那些有了主顧(danna-san)的藝伎才能夠付清她們沉重的債務。通常，藝伎會成為她主顧的情婦。
藝伎的潛在主顧會將自己介紹給茶館的主人，茶館的主人在做出決定之前會仔細地審查他，尤其是審查他的經濟狀況。如果他被接受，他就要訂契約來幫助付清他的藝伎的債務，認購她的生活費用，也許還有醫療費用，而且如果和藝伎共度時光的話還要支付她的鐘點費。幾個頭牌的藝伎一生中的主顧不會多於兩個，其他所有的藝伎都只能指望一個主顧在半年或一年之後就厭倦她們。
藝伎並不希望愛上她的主顧，雖然她接受的培訓就是要恭維、誘惑他，給他磕頭，好像她很愛他似的。他們的關係是一種儀式化的、受到控制的安排。她是一位老練的情婦，而他則是一位欣賞她的客戶。如果，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他們相愛了，那麼這就算得上是一個出乎意料的獎賞。如果，也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她愛上了另一個男人，那麼她這樣做就會有失去主顧的風險，並且還會激怒茶館的主人以及毀壞自己的名聲。
日本藝伎的生活還是有一些優越之處的。即使在今天，那些抱怨性騷擾的女人也會被棄之不用，只有那些最勇敢的女權主義者才敢挑戰現狀，要求性別平等。藝伎通常是在非常貧窮的環境中發現的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她們的新環境將她們提升到了那些被她們甩在後面的人所無法想象和無可匹及的高度。藝伎要進行徹底的教育，而且特別要在藝術方面得到培訓。她們被免除了絕大多數的家務勞動，而且她們的確也沒有時間、也很少有意願去從事家務勞動。作為將傳統主義、精英主義和性慾亢奮融合在一起的複雜、舒適的世界的一部分，藝伎被抬舉到了較高的社會階層。
像所有的情婦一樣，藝伎很少有保障，也沒有終身職位。主顧們一旦履行了他們最初的義務，他們就有自由與他們的藝伎解除關係，而且大多數人都是這麼做的，然後走上以舊換新的道路。然而，茶館重新接受藝伎的承諾，消除了藝伎遭到主顧解除關係時的痛楚，儘管重回茶館意味著重操舊業，恢復每日勾引、款待客人的苦差事。有些藝伎要設法積攢一些錢來應對意外情況，但是當主顧撤走他的資助的時候，大多數藝伎在經濟上都要飽受痛苦。
總的看來，藝伎可以說改善了她的命運，這僅僅是因為，如果女人不做藝伎的話，那麼她們就會成為日本社會中價值過低的社會成員，那些貧窮的女孩更是如此。但是這種改善的代價很高；藝伎所得到的每一種好處——教育、培訓、介紹給高層社會——都需要付出代價。她以契約的方式被束縛在她的擔保人身上，而且被迫欠下鉅額債務，以至於不得不耗費終身的時間來償還。但主要的代價是她的身體被監禁在非常純粹非常具體的異類世界之中。沒有那種面飾、那種髮型、那種和服、那種寬腰帶以及那數十種飾品，藝伎也就僅僅是一個女人，也就僅僅有一個女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