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季，懷舊成了國內商家的大賣點。雪茄店門前的木雕印第安人像單個售價4000美元；1938年發行的《超人》系列漫畫售價400美元。在一位義大利設計師推介下，麗塔·海華絲式的造型重返時尚界，模特們穿著襯衫式裙裝和喇叭裙，隨著管絃樂器演奏的搖擺音樂漫步。男女同校的在校女學生們更復古，她們穿上1900年左右流行的長及腳踝的大衣，戴上鋼架老花鏡。箭牌襯衫的櫥窗裡又掛出了1906年的樣式。赫茲廣告公司主打古銅色油墨和早已過時的維多利亞式字模。嬉皮士戴著米老鼠牌手錶。超過300家廣播電臺重播奧森·韋爾斯的《世界大戰》慶祝萬聖節。百老匯最流行、最暢銷的劇目是新版《不，不，南妮特》，這本是20世紀20年代的歌舞劇。上映首周票房便達35000美元；單張票價高達25美元；該劇主題歌《我要幸福》再度流行起來。巴斯比·伯克利負責編舞，主演是60歲的魯比·基勒。當她伴隨著《鴛鴦茶》的曲調跳起踢踏舞時，觀看夜場首映的觀眾紛紛起立，掌聲雷動。
1971年，西爾斯·羅巴克公司重印了其1897年出版的商品目錄的第104期，此舉堪稱舊事物風光再現的絕佳典範。新版還附上了西德尼·佩雷爾曼和理查德·羅維爾的序言。出版社原以為只有圖書館會買它用以充實參考書書架，但該重印本竟以每冊14.95美元的價格賣出了20萬冊。人們成立了懷舊讀書俱樂部，提供各色老電影廣告的合訂本、黃色雜誌故事集錦、《迪克·特雷西探險故事》《小孤女安妮》和《巴克·羅傑斯》。《神探南茜》和《哈迪男孩》系列故事也很暢銷。浪琴樂團錄音室出售名為《想起廣播的黃金時代》《大樂團時代的偉大歌手》《感謝回憶》《永遠銘記的年代》《難忘歲月》《大型樂團時代的主題曲》等30年代歌曲和廣播劇目唱片集，盈利數百萬美元。這一系列作品中，最具野心的莫過於時代–生活公司發行的以立體聲重錄搖擺樂的經典唱片集，其中包括格倫·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湯米·多爾西、萊斯·布朗、伍迪·赫爾曼、查爾斯·巴尼特、吉米·倫斯福特、克勞德·桑西爾、萊昂內爾·漢普頓和本尼·古德曼等人的作品。
這種時代風潮傳達的資訊很明確：美國人厭倦了現在，便回顧過去尋找慰藉。雖然1971年是個多事之秋，但諸多事件的性質並未在糟糕的1970年之後有所改善。與之後相比，1971年的通貨膨脹相對溫和，但在當時形勢已十分嚴峻。2月，商品批發價格飆升，創下17年來之最。總體看來，生活費用在5年內上漲了25%。此外，聯邦調查局資料顯示，60年代的重大犯罪案件增加了176%。去年共發生550萬起重罪案件；1960年的破案率為1/3，如今卻僅有1/5。性病的傳播速度驚人，淋病則成為全國流行病，且尚無預防感染的疫苗。
美國上下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一輪人口普查資料（當時未公佈）說明了很多問題。最明顯的是60年代，大量農場主外遷使得農業人口減少了40%。四處漂泊的生活方式又流行起來，有600萬美國人以房車為家。與日俱增的購物中心為城市生活模式帶來重大轉變。第一家購物中心於1959年在緬因州波特蘭開張；在之後10年裡，中心城市的零售營業額驟降了71%。尼克松當政的第二年，美國有13000多家購物中心，市中心零售商店的處境相當悲慘。另一組頗不好的資料（當時尼克松政府不以為意）預示著美國可能要爆發能源危機。自1945年以來，美國的汽油消耗增加了4倍，電力消耗增加了6倍。
社會傳統在這一年屢遭顛覆。勞斯萊斯接受破產管理。軍隊宣佈從今以後，已婚的陸軍婦女服務隊隊員和護士生育後可繼續服役。地下氣象員組織安放的炸彈在參議院會議室下方的一間男廁所爆炸，震動了整個國會山。羅馬天主教教會宣佈，過去5年裡，有1400所教區學校關閉。《展望》週刊以停刊來慶祝美國雜誌周。以製售優質湯品出名的美食公司因被新澤州西衛生局揭露其產品引起消費者肉毒中毒而宣告倒閉，超過120萬罐奶油濃湯被迫銷燬。伯克利的4個市議員空缺職位中有三個落入激進分子之手。最高法院規定，不能因其無法繳納罰款而關押被告，於是再無「不交30美元就關押30天」的判決。
1971年的校園很太平，肯特州立大學事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花花公子》雜誌的一項調查發現，僅36%的學生表示「現在願意參加抗議」，但他們補充說「不會採用暴力」。一篇投往《加利福尼亞州人日報》的文章寫道：「伯克利人的生活已經墮落，校園裡瀰漫著癮君子的絕望。我們無所事事，整天吸毒喝酒或幻想著新型立體音樂……太多人只是在渾渾噩噩度日，稱不上活著。」密歇根州大學社會工作教授約翰·埃爾利赫說：「很多學生垂頭喪氣，人際關係冷漠」，但「仍有很多人渴望改變」。最大的變化是激進分子人數雖未減少，但已不在校園裡遊行示威，他們的關注重心轉至華盛頓。他們抗議的主要原因——戰爭，仍在繼續。若說1970年的問題是在中南半島的柬埔寨人，那1971年的關鍵則是寮國。此外，再也沒人幻想南越能在阮文紹的領導下邁向民主。
1971年南越總統競選中的吉爾伯特–沙利文式鬧劇可追溯到1967年大選。當年雖然阮文紹與阮高祺獲勝，但由於有11人參選，他們只得到35%的選票。阮文紹很不滿意，感到丟了面子，一直耿耿於懷，1971年他決定絕不能重蹈覆轍。接他指令，越南國民議會要求今後若要參加選舉，競選人需獲得40位國民議會議員的簽名支援或100位省市級議員的支援（若選擇後者，每位地方議員的簽名需由省長或市長連署）。
阮文紹有兩大勁敵：阮高祺和呼聲很高的楊文明將軍，這兩個人還達成了君子協定：絕不為難彼此。楊文明表示，一旦發現舞弊行為，他立馬退出。結果真出了舞弊事件：阮文紹的最高法庭通過技術手段取消了阮高祺的參選資格。怒不可遏的楊文明帶著阮文紹操縱選舉的證據造訪美國大使館。那些證據包括讓省領導購買選票、「給不友好的公務員換個工作」、謊報選票的書面指示。隨後，楊文明退出競選，表示無法「忍受這些剝奪人們對民主政治的希望、妨礙越南各民族和解的噁心鬧劇」。
阮文紹毫無異議地欣然接受，但這引起了華盛頓方面的恐慌。美國大使埃爾斯沃思·邦克抗議後，越南最高法庭推翻此前的決議，宣佈阮高祺為合法候選人，仍可參選。但阮高祺也不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角色，何況他還懷疑阮文紹和省領導的舞弊行為已然生效，再無扭轉選情的可能。於是他決定退出，稱總統是「滑稽鬧劇的主演」。大選如期舉行，阮文紹獲得94.3%選票，這表明選舉系毫無意義的暗箱操作。阮文紹表示，非常高興看到民眾對他的領導能力抱有「驚人」的信心，但他的這次皮洛斯式勝利也沒風光多久。到年末，美國駐越部隊人數將減至158000人，阮文紹部隊可以自力更生的可能性並不大。
一次南越在寮國進行的軍事行動更是印證了阮文紹部隊的無力，行動的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為證明越南化的有效性，16000名越南共和國士兵接到命令穿過非武裝地帶，沿9號公路橫穿寮國，切斷胡志明小道（這是傳說中的網狀補給通道，當時部分路段已寬達50英里）。在歷史上，很少有軍事計劃對保密工作如此掉以輕心。行動開始幾周前，西貢的美軍情報人員告訴媒體，敵軍已陷入「霍布森選擇」sup/sup：北越要麼放棄在寮國的基地，要麼冒險抗戰，如果他們反抗就會全軍覆滅。為凸顯行動的地域性，離9號公路200碼處的地方豎起了「美國人嚴禁入內」的公告牌。當記者指出「杜威峽谷2號」行動這一名稱具有美國特色時，代號又被匆忙換成「藍山719」。
伴隨著連續不斷的宣傳，「藍山719」行動於1971年2月8日正式展開。第一批記者報道說大獲全勝。戰地記者只能確定隊伍正緩慢行進，並未遇到明顯抵抗。一支裝甲部隊在兩週內只前進了11英里，隨後災難降臨。敵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的4個精英師發起猛攻。在西貢，美軍副司令弗雷德里克·韋蘭少將說，南越的失敗「比新年攻勢那一役還慘」。阮文紹的王牌軍第一師止步不前，營長請求撤退，但遭到拒絕。原因如弗蘭西斯·菲茨傑拉德在《湖中之火》中所說，「美軍指揮部和白宮下令，5月旱季結束前，越南共和國軍必須待在寮國，嚴守胡志明小道，而越南共和國軍軍官可不敢跟美國作對。」
第一師的步兵亂作一團，紛紛拋棄陣地，銷燬彈藥，爭先恐後地在叢林中披荊斬棘，趕到美國直升機能營救他們的空地。若收看那一週的夜間新聞，觀眾就能看到越南共和國軍計程車兵緊抓直升機滑軌不放的一幕。全靠美國空軍進行干預才避免了阮文紹部隊的全軍覆滅。在為期45天的競選臨近尾聲時，南越部隊傷亡過半：3800人死亡，5200人受傷；8個營喪失戰鬥能力，而胡志明小道上的運輸量反倒增加了。4月上旬，尼克松告訴國民：「今晚，我正式宣佈戰爭越南化策略取得勝利。」評論家則說他簡直在侮辱國民的智商。
這在美國國內一定會激起反戰運動。4月18日，越南戰爭老兵反戰協會在國會山下安營紮寨，還在最高法院前設定了糾察線。總統顧問查爾斯·科爾森趕緊組建老兵正義和平協會；卡爾·麥金太爾牧師組建的爭取勝利愛國者協會呼籲尼克松拋棄畏縮不前的越南政策，「按上帝旨意運用武力」。政府官員控訴評論員對這兩個組織的宣傳力度不夠，暴露了他們的「左」傾情緒，但事情進展得太快，政府和媒體都來不及回應。4月24日，約20萬人在華盛頓進行和平抗議。第二週，「人民遊說團」的成員成群結隊湧入國會和徵兵站，強迫國會議員和徵兵工作人員與他們商談。月底，「求救部落」事件爆發，首都遊行達到最高潮，該組織用國際求救訊號代表其奮鬥目標：「阻止政府」。
事後，求救部落的人使用暴力到何種程度引發一片爭議。該組織首領指出，莫罕達斯·甘地的形象就是他們理想的象徵，各種組織手冊、海報、徽章、解釋非暴力反抗原則的戰術手冊上都有他的影像。但他們的一些手段可比甘地的粗暴得多，比如在街頭亂扔垃圾、在重要路口遺棄車輛、躺在車前賴著不走等。以寬容聞名全國的華盛頓警方打算以退為進來平息這些抗議，但從沒得到機會：總統從聖克利門蒂發來新命令，要政府以更具攻擊性的方式應對。
尼克松選派司法部長米切爾出任執法策略協調員。在1969年11月示威運動風起雲湧的日子裡，米切爾曾告訴妻子馬莎，和平抗議者讓他聯想到俄國革命黨人。後來，面對一群律師，他說政府的自保權力必須高於個人隱私。他當時引用的例子是，政府在必要時可不經法庭授權便監聽私人電話。在政客各執己見時，「求救部落」騷亂成為米切爾觀點的又一佐證。按常規程式，警察若要進行拘捕，需提供填有被捕人的姓名、罪行，拘捕人姓名，犯罪時間、地點的一張表格。而當12000~15000名年輕人湧入華盛頓時，一度造成交通癱瘓，於是米切爾決定省去那些他眼裡的繁文縟節。
5月1日晚，「求救部落」的先鋒在林肯紀念堂附近的西波多馬克公園聽搖滾音樂會。突然，750名戴著頭盔的警官揮舞著防爆棍把他們趕到街頭。兩天後，警官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價保持交通順暢。警察、國民警衛隊、正規軍部隊用催淚瓦斯和警棍驅散大群示威者。軍用直升機在空中盤旋，隨時準備出擊。在第一天的拉網式搜查中，有7200人被捕，其中許多都是愛好和平的糾察員與路人。這次抓捕創下了紀錄，4天內共拘捕12614人。監獄已人滿為患，關不下的人被用柵欄圍起來，關在羅伯特·肯尼迪紀念體育館。
被捕人群跟著披頭士《黃色潛水艇》的曲調嘲弄地唱著「天佑美國」和「我家住在集中營」。斯波克醫生穿著一件薄雨衣，在人群中瑟瑟發抖。阿比·霍夫曼在紐約被逮捕，他被指控為「求救部落」的同謀者。他說：「華盛頓遊行是我乾的，國會爆炸和洛杉磯地震也是我乾的，來告我啊。」一場混戰後，霍夫曼被帶走，他鼻子受了傷，貼上了膠帶，臨走時還說：「天哪，簡直玷汙了國家紀念碑。」
鴿派議員被示威嚇破了膽，加利福尼亞州的滕尼告訴記者，「愚蠢且無用的」騷亂「可能讓和平人士幾個月的努力付之東流」。然而，法庭以明顯侵犯被拘禁人員的人權為由，拒絕批准逮捕。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已料到有如此結果，但當時還不確定。政府認為執法人員的表現令人欽佩。從加利福尼亞州回來後，尼克松對共和黨的領袖們說，華盛頓警察局長「幹得相當出色」，「約翰·米切爾和司法部也表現不錯，我希望你們在離開這裡之前也持此看法。」米切爾說：「我以華盛頓警局為榮，我很驕傲地看到他們阻止了一幫掠奪別人權利的暴民。」他把和平示威人群比作希特勒的納粹褐衫黨。
轟動一時的「求救部落」抓捕案發生6周後，6月13日《紐約時報》星期日那一期的頭版標題是：「越南問題檔案：國防部研究表明30年來美國越陷越深」。內頁6版密密麻麻地重印著各種公報、建議、意見書、電報、總統命令，全都關係到美國在中南半島的所作所為。這大概是政府歷史上最嚴重的洩密事件，而這還只是開始。報社編輯承諾，接下來還會有更猛的爆料。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辭去國防部長一職前不久，曾委託專人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研究，《紐約時報》就是獲得了此項研究的檔案副本。《紐約時報》所謂的「五角大樓檔案」由35名學者（包括蘭德公司智囊團的成員）在麥克納馬拉隔壁的一個辦公室收集、編寫而成，檔案共47卷列印稿，4000頁記錄，3000頁說明，總計250萬字。內容雖全是機密的，但不是軍事機密，因此對仍駐紮在越南的部隊不構成威脅，且不含尼克松年代的材料。麥克納馬拉一直困惑美國是如何捲入越南戰爭泥沼的，這些檔案給了他答案。部分檔案甚至追溯到杜魯門當政時期，這些檔案顯示出許多官員昏庸無能甚至更糟。檔案披露在東京灣事件幾個月前，林登·約翰遜就下令起草《東京灣決議》。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65年，約翰遜下令美國步兵進入越南的當天，他竟然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沒人提出或釋出具有長遠意義的戰略。」
克拉克·克利福德接替麥克納馬拉出任國防部長，他沒有時間閱讀這份研究報告；亨利·基辛格曾是研究人員之一，但他也未見過完整報告；甚至尼克松也是直到那個星期日才從《紐約時報》上知道有這麼回事兒。雖然這對他和戰況都無影響，他仍勃然大怒。尼克松相當看重政府的保密能力，這次涉及的機密與他本人無關，下次可就難說了。此外，當他和基辛格仔細研究越南政策時，這些檔案又揭開了舊日傷疤，牽扯到政府信用這個令人難堪的話題。
6月14日星期一，《紐約時報》刊登了檔案的第二部分。米切爾致電白宮，建議政府將報社告上法庭，這一提議得到了尼克松認可。米切爾又給報社發電報，「恭敬地」要求他們他們停止刊載，並警告編輯，若他們執意孤行，將依間諜法處置，罰款1萬美元並判處10年監禁。政府也會提起訴訟，因為洩密「給美國國防事務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紐約時報》將司法部長的威脅言論登在頭版，還順帶刊登出了第三部分檔案。
在那兩週，當地的新聞編輯室和法庭忙得不可開交。星期二，司法部長助理羅伯特·馬迪安領導的政府律師團前往紐約聯邦法庭，要求對報社編輯釋出禁令。剛上任5天的法官決定星期五進行審訊，併發布了臨時限制令。《紐約時報》乖乖地停止了刊載，但到了星期五，《華盛頓郵報》開始拿國防部的檔案做文章。很明顯，《華盛頓郵報》的編輯也得到了被洩露的檔案。4天后，《波士頓環球報》也開始刊登這份檔案；與此同時，美聯社在全球發行的《華盛頓郵報》上登出了文章。《紐約時報》也刊登了該文章。
馬迪安將《華盛頓郵報》告上法庭，但華盛頓聯邦法院的法官連臨時命令也不願發。他認為政府不能「事前限制重要史料的發表」。美國上訴法院以2∶1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對《華盛頓郵報》發出禁令的提議。紐約市的法官拒絕對《紐約時報》釋出永久禁令，但將臨時命令有效期延至上訴法庭最後做出判決的日期。最終，在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五，這兩個案子（編號1873和1875）擺到了美國最高法院面前，最終投票結果為6∶3，報社勝訴。9名法官共提出6種不同觀點，其中約翰·哈倫、尼克松欽點的伯格、哈利·布萊克門屬於少數派。
馬迪安認為，司法部只想取回對維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被盜檔案。當時並未提到嫌犯身份，但聯邦調查局已經知道，那就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埃爾斯伯格是哈佛大學的最高榮譽畢業生，其博士論文就是研究決策過程。他曾效力於蘭德公司，後成為麥克納馬拉的門徒，協助其編撰「五角大樓檔案」。他最初也是鷹派人士，但和許多人一樣，後來轉投鴿派。他因讓蘭德公司難堪而辭掉工作，在麻省理工學院任研究員。埃爾斯伯格一直在考慮是否將檔案公之於眾。美軍入侵柬埔寨讓他最終下定了決心。
6月23日，仍四處躲藏的埃爾斯伯格在電視上自認是洩密者，但他所在地點不明。他宣稱美國應為越南的悲劇負責，「美國不給錢，就不會有戰爭。」「作為一名美國公民，一個有責任心的公民，我再也無法和別人沆瀣一氣，欺騙廣大民眾。這純屬我的個人行為，我願意承擔一切後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頓當局自首，在繳納了5萬美元保釋金後獲釋。當天，在洛杉磯，他因盜竊政府財產、違反《間諜法》遭到控告。6個月後，他又受到12項包括謀反在內的刑事控告。一名前蘭德公司的同事小安東尼·拉索、一位洛杉磯的女廣告人、一名前南越駐美大使也遭到控訴。埃爾斯伯格說：「我沒有盜竊任何東西，也沒有間諜行為。我沒有犯法，從未想過傷害我的祖國。」
在1973年研究水門事件時，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小組認為：「‘五角大樓檔案’是壓垮尼克松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白宮的「水管工」特別調查小組新招了兩名前紐約警察：傑克·考爾菲爾德和託尼·烏拉塞維奇，一對魯尼恩式sup/sup的人物。兩年前，他們受約翰·埃利希曼僱用開展政治調查。他們先後接到過埃利希曼和約翰·迪恩的命令，展開包括對查帕奎迪克事件、關於美萊村事件的批評言論、反對尼克松的參議員的飲酒習慣、一名華盛頓專欄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黨人的弟弟是同性戀等各類事件的調查。五角大樓案後，他們接到的第一個任務便是「水管工」。
當時，與埃爾斯伯格共事過的人都得交代很多情況。人們眼中可能性最大的同謀便是曾指導過五角大樓檔案收集工作的莫頓·霍爾珀林。霍爾珀林是埃爾斯伯格的老友，隨後成為基辛格的助理。辭去政府工作後，他去了布魯金斯學會，一個華盛頓自由主義智囊團。查爾斯·科爾森認為是霍爾珀林洩露了檔案，且可能還握有機密材料。若真如此，材料可能就在他在布魯金斯的辦公室，於是便派烏拉塞維奇前去偵查。這個前警察回來報告說，進入布魯金斯絕不可能。根據約翰·迪恩後來的交代，從不畏懼艱險的科爾森告訴考爾菲爾德：「若有必要，就往樓裡扔個燃燒彈，趁騷亂取回檔案。」
兩個紐約警察表示無法接受，他們覺得應該找個人約束一下衝動的科爾森。於是把事情告訴了迪恩，迪恩得知後飛往聖克利門蒂將此事告訴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給白宮打了電話，此後再無人提及燃燒彈之事。但對考爾菲爾德和烏拉塞維奇而言，這是個代價慘痛的勝利：白宮不再器重他們。本應由他們負責的任務交給了水管工組織的兩個新星——埃弗裡特·霍華德·亨特和喬治·戈登·利迪。被打入冷宮3個月後，考爾菲爾德決定設計一項全面的間諜計劃賣給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計劃代號為「沙楔行動」。11月24日，迪恩安排他會見米切爾。但考爾菲爾德未能重獲米切爾的歡心，他預感自己會被取而代之。離開時，預感成為現實：坐在司法部長外間辦公室的正是戈登·利迪。
1971年春夏，當理查德·尼克松秘密讓人在白宮安裝竊聽器之時，他的民意支援率持續走低。性質惡劣的越南戰爭仍是國人的爭議所在，總統助理們為此痛苦不堪。從1970年秋季的中期選舉來看，形勢對共和黨十分不利，如何扭轉選民態度成為助理們爭論不休的話題，不過他們一致贊同此時需要一大筆錢。幸運的是，在這一點上他們比債臺高築的民主黨好得多。1968年以來，總統的私人律師赫伯特·卡姆巴克一直掌管著近200萬美元的剩餘競選經費。1971年1月，卡姆巴克把首筆50萬美元競選基金存入美國銀行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紐波特比奇支行。有趣的是，這筆錢是以銀行本票存入，這些本票還是他早前用現金購於街對面的平安太平洋國家銀行。早在當時，他就已事事小心，儘量讓資金流動不留痕跡，因為他明白未來競選或許會用到這些來源不明的資金。
隨後幾個月，部分款項的來路陸續顯現，第一筆於3月出現於乳品加工業。3月初，農業部長克利福德·哈丁宣佈，「乳製品用奶」（用於製作乳酪和黃油的牛奶）的價格補貼與去年一樣，每英擔sup/sup4.66美元。3月22日，試圖推翻這一決議的乳品製造商成立了「美國農業政治信託基金」並存入1萬美元，用於向共和黨提供賄金。第二天，乳品行業的16位領導受邀到總統辦公室與總統及農業部長會面，他們提出應提高聯邦補貼。第二天，他們又給尼克松的競選基金注入了25000美元。第三天，哈丁改變主意，將牛奶補貼定為4.93美元。於是，乳品行業的領導們總計給共和黨賬戶注入了527500美元。
幾周後，共和黨又找到一棵搖錢樹：itt（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在尼克松當政早期，該公司總裁哈羅德·吉寧一直在設法干擾一個司法部特遣小組的工作，該小組的使命便是阻止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與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合併。司法部的律師竭力要證實一個原則問題：正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樣的大型企業集團非法擾亂了商業競爭。這一行動由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局長理查德·麥克拉倫負責，麥克拉倫向司法部副部長克蘭丁斯特彙報。米切爾或許已退出該司法專案，因為他在紐約的律師事務所曾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打官司。1971年4月19日，麥克拉倫和克蘭丁斯特會面後，決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克蘭丁斯特電話告知了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代理律師。
當天，克蘭丁斯特接到約翰·埃利希曼電話，對方說尼克松總統「命令」他即刻徹底放手這個案子。克蘭丁斯特說不可能，他本人、麥克拉倫和副檢察長歐文·格里斯沃爾德整個心思都撲在了這個案子上。埃利希曼只簡短地回了一句：「哦？那我們走著瞧。」幾分鐘後，克蘭丁斯特的電話再次響起，這次是總統。尼克松在電話那頭劈頭便罵：「你這個狗雜種，聽不懂英語嗎？」並嚴禁克蘭丁斯特提起上訴。心神不寧的克蘭丁斯特對米切爾說，寧願辭職也不讓步，並且他認為麥克拉倫與格里斯沃爾德會與他一道離開。稍後，米切爾便告訴克蘭丁斯特，他已和總統談過，「尼克松說反壟斷案你想怎樣就怎樣吧。」
總統和司法部長對克蘭丁斯特並不坦誠。在隨後留給霍爾德曼的備忘錄中，科爾森說他正努力查禁白宮與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所有往來函件，因為這「會使總統被牽連」。儘管米切爾說已把事情交由副部長處理，他去年仍定期與吉寧會面。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致信米切爾批評麥克拉倫的態度，還說到吉寧對自己的「理解」。
在克蘭丁斯特和麥克拉倫認為這事塵埃落定的一個月後，肯塔基州州長在肯塔基賽馬會上舉辦了午宴，政府與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似乎盡釋前嫌。調停人是米切爾與該公司在華盛頓的得力說客：迪塔·比爾德。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同意支付40萬美元，政府則允諾將反壟斷訴訟擱置。在1971年6月25日的控訴備忘錄中，比爾德夫人告訴她的頂頭上司，共和黨人中只有尼克松、米切爾、霍爾德曼和加州副州長是知道「這40萬美元從何而來」的。她說：「我確信我們這次高姿態的承諾對最終達成共識起了關鍵作用，而合併談判最終也能如哈爾（吉寧）所願。總統肯定已知會米切爾，讓他確保一切按計劃進行。我們只是受不了麥克拉倫的小動作……米切爾肯定在幫我們，只是不便公開。」
在備忘錄末尾，比爾德夫人說：「拜託毀了它，好嗎？」但事實並非如此。次年2月29日，在傑克·安德森的專欄中，他披露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回應是銷燬所有合併案的相關檔案，一切純屬偽造。但並非只有迪塔·比爾德的陳述材料，埃利希曼的通訊也是旁證。其中，他在5月5日寫給米切爾的信中，提到總統與司法部長在一次會談中就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一案「達成一致」。從當時的一些事情也能看出端倪。5月15日，吉寧保證向共和黨提供40萬美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未經過最高法院調解便解決了爭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獲准與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合併。《財富》雜誌評論道：「很明顯，哈羅德·吉寧取得了某種勝利。」
在政府與試圖解決法律問題的人之間還有第三筆交易，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羅伯特·韋斯科。韋斯科是個飽受爭議的金融家，與尼克松家族頗有淵源。韋斯科曾通過弗朗西斯·尼克松（尼克松的弟弟）獻金5萬美元給共和黨1968年的競選活動，他和愛德華·尼克松（尼克松的另一個弟弟）也很親近。1971年夏，他還將尼克松的侄子小唐納德聘為私人助理。小唐納德說韋斯科「從未騙過我，從來沒有。」這話從一個家世顯赫的年輕人嘴裡冒出來未免奇怪，而且普通人也不會這樣說。兩年後，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控訴韋斯科侵吞海外投資公司2.24億美元的互惠基金，但他已成功地逃往哥斯大黎加。
據指控，早在1971年夏，韋斯科就已麻煩纏身。他試圖通過收買米切爾和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來讓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撤銷對自己的控訴。當時的約定是，韋斯科給斯坦斯25萬美元現金，而米切爾將「為了羅伯特·韋斯科，向證監會施壓」。隨後，愛德華·尼克松為韋斯科代送賄款，他用棕色公文包將20萬美元交給斯坦斯，剩餘5萬美元將在第二筆交付。米切爾安排韋斯科、證監會主席及總顧問會面，但證監會最終仍提起訴訟。
1971年，共和黨的競選基金正滾滾而來，白宮也開展了各種輔助性政治活動，大都以次年的總統大選為目標，其中之一便是列出政敵名單。在科爾森的授意下，名單厚達4英寸，傑克·安德森、詹姆斯·賴斯頓、簡·方達、巴巴拉·史翠珊、保羅·紐曼、格利高裡·派克和卡羅爾·錢寧等人都榜上有名。奧的斯電梯公司總裁也在內，僅僅因為尼克松在聖克利門蒂宅邸的奧的斯電梯執行不暢。同樣遭此厄運的還有底特律黑人議員約翰·科尼爾斯，他名字後還有一句評語：「其顯著弱點是偏好白人女性。」1971年9月9日，科爾森命令要「收拾」20個人，但總統辦公室沒想出有效的打擊方法。那個夏天，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尼爾·肖爾（科爾森稱其為「百分之百的媒體上的敵人」）遭到聯邦調查局調查，但結局卻令白宮相當難堪。羅納德·齊格勒說，肖爾被調查是因為政府打算給他一份工作。
休斯敦、迪恩、考爾菲爾德等尼克松助理都竭力勸說國家稅務局審查部分納稅人，但結果皆宣告失敗。局長倫道夫·思羅爾出於「我與總統的私人原因」（據他當時所言）辭職。白宮晝夜不停地編寫洋洋灑灑的匿名信，向國稅局暗示科爾森名單上的人涉嫌逃稅。最後不可避免地到了某個時刻，這批惡毒且愚蠢的始作俑者認為有人與他們暗中作對，此人便是約翰·埃德加·胡佛，他辦公室的保險箱裡存放著按照白宮命令收集的竊聽記錄。經羅伯特·馬迪安教唆，胡佛的一名助理把記錄偷了出來，這些材料被鎖進了埃利希曼的保險箱裡。1971年7月，發現記錄被盜的胡佛怒不可遏。
敢偷聯邦調查局局長東西的人自然也不懼於對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表現強硬。也是在這幾個月裡，之後舉世聞名的共和黨的「卑鄙手段」開始顯山露水。批判特德·肯尼迪的信被裝在假稱馬斯基的信封裡寄出；有人冒充馬斯基的助理致電美聯社波士頓分社，指控肯尼迪「挑起國家分裂」；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受騙印製了編造的馬斯基備忘錄，暗指他參與了一些可疑活動。1972年12月1日，唐納德·塞格雷蒂給了坦帕青年共和黨俱樂部主席50美元sup/sup，並說明這筆錢用以在佛羅里達初選中敗壞參議員馬斯基和傑克遜的名聲。這是第一筆付款，後來計劃暴露，塞格雷蒂被吊銷律師資格並獲罪入獄。
其他手段則更為錯綜複雜。尼克松陣營想當然地認為，以第三黨資格參選的華萊士的威脅將大於民主黨的候選人，於是不擇手段地蓄意破壞華萊士所屬的美國獨立黨。其中米切爾和傑布·馬格魯德的謀劃最「精彩」：給美國納粹黨1萬美元用以說服加州美國獨立黨的選民修改登記的黨籍。這背後的考慮是，若有足夠多的選民改變立場，美國獨立黨的華萊士將因登記黨員人數不足而無法參選。但這個陰謀最終未能實現，這一時期反倒另有6500人加入獨立黨。
另一陰謀直指尼克松的勁敵：特德·肯尼迪。這其中的原因是，特德的人氣源於約翰·肯尼迪的超凡魅力，所以只要詆譭已故的約翰便能擊垮特德。在1971年9月16日的記者會上，有人說參議員亨利·傑克遜最近表示，西貢若走民主路線，其政權會更穩固，總統對此有何看法。尼克松答覆道：「若參議員的意思是美國應施加影響推翻阮文紹，我想給各方有關人士提個醒：我們當初的設想就是推翻吳庭豔進入越南，且與人合謀將其殺害。但是我個人認為，要走出越南戰爭的泥潭，可不能靠推翻阮文紹實現。」這是政府方面首次譴責肯尼迪政府默許殺害吳庭豔。這件事讓霍華德·亨特想到一計。
一直專心研究五角大樓檔案的亨特告訴科爾森，可從國務院當時的電報中「推論出」肯尼迪在刺殺吳庭豔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據他所言，科爾森當時建議他「修改一下電報」，即篡改。亨特用剃鬚刀刀片和影印機偽造了兩份電報，一份偽造的電報發於吳庭豔遇刺前三天，開頭是：「在今天的最高會議上，我無奈做出決定，吳庭豔或吳廷瑈若尋求政治庇護，你和哈金斯都不能進行干涉。」科爾森讓《生活》雜誌的一名記者去找亨特，暗示尼克松的譴責「大有文章」，但該記者懷疑有詐，沒有上鉤。
這是亨特當月第二次受挫，另一次則更為慘痛，那可以追溯到去年4月。豬灣事件10週年紀念日當天，他飛往邁阿密與美裔古巴人伯納德·巴克共進午餐。10年前，巴克是亨特的得力助手，如今是一名成功的佛羅里達房地產商。這拉開了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序幕，接下來便是埃爾斯伯格大量洩露五角大樓檔案的事件。第三次始於尼克松、基辛格、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乘直升機從洛杉磯飛往聖克利門蒂的途中。4位領導對洩密事件大發雷霆，尼克松更將其等同於阿爾傑·希斯一案。他們商量著避開聯邦調查局展開臥底行動進行深入調查，他們決定把戴維·揚從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里調出來，讓他全身心投入水管工組織的工作。揚把埃爾斯伯格的球踢給亨特，亨特又踢給了巴克。
但一切並非瞬間發生。一開始，水管工調查沒找對切入點，一無所獲。直到7月底，從一份聯邦調查局的例行報告中，他們發現兩年來，埃爾斯伯格都在接受比弗利山莊的劉易斯·菲爾丁醫生的精神治療。胡佛手下的兩名探員試圖拷問菲爾丁遭到拒絕，對方還援引醫患關係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來反駁。亨特想起來對於那些個性特別的人，中央情報局會編寫針對他們的精神分析的材料。根據國會委託，這隻針對外國人士，最成功的案例便是肯尼迪總統參加維也納峰會前，工作人員對其會見物件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分析。但也有一個例外：「普韋布洛」號船長勞埃德·布克。揚讓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將埃爾斯伯格作為第二個例外，赫爾姆斯同意了。8月初，中情局收到了對他的分析材料。
分析結果卻與水管工的設想大相徑庭。中情局的精神病專家似乎非常崇拜埃爾斯伯格，他們寫道，「分析物件並無叛國特性。不僅如此，他的作為應被視為更崇高的愛國主義。」8月11日，揚和埃吉爾·克羅發給埃利希曼一份研究紀要，以這份報告「非常膚淺」為由拒不接受，還特別強調中情局絕對能做得更好。紀要寫道：「我們明天將會見首席精神病專家伯納德·馬洛伊博士，盡力讓他明白我們期望的細節與深度。」他們還越權籌劃違法行動，「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應採取臥底行動，調查菲爾丁醫生手裡的兩年來對埃爾斯伯格所做精神分析的病歷。」意見書末尾寫著「同意u /u反對u /u」。埃利希曼在「同意」後草草簽上了自己的姓名縮寫，還附言「務必保證不被追查」。
水管工組織的行動不能牽連白宮，這促使亨特招募了巴克，再經巴克招募到兩個古巴人：費利佩·德迭戈和歐金尼奧·馬丁內斯。亨特只告訴巴克，接到「地位高於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的命令，讓其調查「國家安全事宜」；這項工作牽涉一個為蘇聯大使館竊取情報的賣國賊。其實蘇聯人除了訂閱《紐約時報》，什麼也沒幹。後來，獄中的巴克無論如何也無法原諒這個謊言。道德問題暫且不談（當時的負責人似乎都沒考慮道德問題），亨特還粗心大意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忘了告訴巴克，不要攜帶任何可能牽扯到他的電話號碼或地址縮寫（或w.家）的東西；他甚至沒核查巴克的屬下是否與政府毫無瓜葛。事實上，馬丁內斯就是中情局的古巴線人。
與此同時，在這次詭異的行動中，中情局為亨特和其搭檔利迪提供了裝備，這也違反了中情局章程中嚴禁國內行動的條例。埃利希曼致電海軍上將小羅伯特·庫什曼（霍爾姆斯副手），要他竭盡全力輔助亨特，說亨特是「誠實可靠的僱員，得力的安全問題顧問」。但埃利希曼並未指明任務性質。在隨後的會議中，亨特告訴庫什曼：「我接到白宮一項高度機密的任務，要從一個思想傾向不明的人嘴裡套出情報。」亨特還說，需要「臨時的假名證件」「某些隨身雜物」和「一定程度的化妝以方便進出」。
霍爾姆斯批准後，中央情報局技術處給了亨特登記名為「愛德華·約瑟夫·沃倫」的社會保障卡和駕照，利迪的偽裝身份則是「喬治·倫納德」。亨特拿到一頂棕紅色的假髮，一個類似假牙的小玩意兒，以便打電話時改變嗓音。此外，利迪還得到一個藏在菸草袋裡的微型相機。1971年8月25日，他倆飛往加利福尼亞州執行初步偵查任務，但所獲甚微。菲爾丁醫生家位於比弗利山莊北貝德福德大道450號。給利迪在門口照了張相後，亨特進入了菲爾丁的辦公室，對女清潔工說自己是內科醫師，然後拍了屋內照片。兩人測算了開車到菲爾丁家所需的時間後飛回華盛頓，接機的中央情報局特工把膠捲拿去沖印。兩人在白宮一再對上司說闖入醫師辦公室系正當行為。揚向埃利希曼報告了最新進展，並建議某位國會委員調查五角大樓檔案洩露一案，「我們已著手在媒體上宣傳埃爾斯伯格的負面形象。若利迪和亨特的計劃進展順利，肯定需要一個全盤策略來配合國會調查。」
預定闖入比弗利山莊的行動時間是1971年9月3日晚9點。整個計劃的細節設計一絲不苟，亨特頗有豬灣事件時期的行事風範，最終的行動也同樣成功。動手前不久，這幾個古巴人用化名入住比弗利山莊希爾頓酒店。其中兩人穿上送貨員制服，把標有「菲爾丁醫生急件」的箱子運到北貝德福德大道。他倆把箱子交給了那裡的清潔女工，走時還開啟了門鎖。利迪開車四處閒逛，觀察是否有可疑的警察。一旦菲爾丁出現並走向辦公室，守候在他家門外的亨特便會用步話機報信。
大約午夜時分，古巴人回到醫生的辦公室，卻發現女僕把門鎖上了，這可以說是之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水門事件的噩兆。他們撬門而入，從箱子裡拿出相機和聚光燈。原計劃是拍下埃爾斯伯格的所有病歷，不幸未能找到。他們把菲爾丁醫生的檔案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有什麼實質性收穫，只翻到一本有埃爾斯伯格名字的通訊簿。他們拍下了通訊簿和散落的檔案，表示自己已竭盡全力。4小時後，幾個人回到酒店，利迪致電華盛頓告訴克羅「幹得乾淨利落」（菲爾丁醫生肯定不同意），但利迪認為只要沒被抓個正著，便可以說得漂亮些。回到首都後，亨特不得不坦言行動失敗。據埃利希曼之後的證詞，他並不願兩人再做嘗試，而且還告訴了亨特一個噩耗。接霍爾姆斯指示，庫什曼上將說盡管中央情報局樂意幫忙，但也不可能再次行動。水管工們如今只能單幹，拿出點成績證明自身價值的壓力與日俱增。
此次行動一星期後，發生了一件讓尼克松時代陷入分裂的悲劇事件：美國建國以來最血腥的一次監獄暴亂。這是一次有著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的衝突。自由主義者認為批判他們的人守舊且沒有人情味兒，而批判者譏諷他們是「放縱主義者」。事發地點在紐約州西部的懷俄明縣，而那裡看來並不像會發生此類事件：有白色隔板的房屋，紅色穀倉和高大的銀白色的青飼料儲存塔。在長滿茂密的金色玉米和麒麟草的田野中，有一座佔地55公頃、用30英尺高的灰色混凝土塔牆圍起來的監獄。監獄以鄰近的小鎮命名，此名脫胎於古代雅典的一個平原的古稱：阿提卡。
紐約州的人稱阿提卡為「改造機構」，但沒多少人在那兒洗心革面。監獄長文森特·曼庫西管理嚴苛，很少對囚犯進行職業訓練，更別提有什麼憐憫之心。犯人稍一違反規定就會被單獨拘禁，「關小黑屋」，在去小黑屋的路上的電梯裡就會被一陣暴打。他們一個月只有一塊香皂、一卷衛生紙。氣溫高達100度的金屬加工車間被譽為「加爾各答黑洞」sup/sup，在這裡賣命一天只能換來25美分。最醜惡的莫過於監獄當局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在2254名囚犯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獄警全是白人。他們明目張膽地偏袒白人囚犯，公然嘲弄黑人，還把警棍叫作「黑鬼棒」。
在受到民權人士質疑時，曼庫西監獄長便說，阿提卡是全美至關重要的機構之一，裡面收押的一些囚犯殺人不眨眼，殘暴至極。此話不錯，且其中還有許多新型罪犯：比如視自己為帝國主義社會受害者的黑人激進分子，這是一個噩兆。事實上，其他監獄裡麻煩不斷、自封革命家的難纏罪犯也都被送到阿提卡。他們將喬治·傑克遜和埃爾德里奇·克利弗的書偷帶進來，在本應運動或做禮拜的時候舉行秘密集會，到處散發在牢房裡寫的煽動性手冊。一個名叫查爾斯·克勞利的「刺兒頭」犯人寫道：「如果我們不能像人一樣活著，那至少要像人一樣死去。」一首在獄中頗受歡迎的詩是這樣開頭的：
若我們必須犧牲，不能像豬一般死去，
被囚禁在骯髒可恥的地方，遭到迫害；
我們被瘋狂飢餓的獵犬圍繞，它們不停咆哮，
嘲笑我們被詛咒的命運。
1971年7月，獄中的激進分子組織起了阿提卡解放集團，並給州監獄理事拉塞爾·奧斯瓦爾德發去一份改革宣告，這是明智之舉。奧斯瓦爾德先前在威斯康星監獄進行的改革得到刑法學家的一致好評，因此州長洛克菲勒欽點他到阿提卡任職。雖才上任6個月，他已經和曼庫西在幾乎每個管理問題上都產生了分歧。勞動節後，奧斯瓦爾德給囚犯們送來一盤磁帶，要求他們給他點時間進行深層改革，還承諾一定有「有效的改造方法，夜間職業培訓專案和更完備的法律圖書館」。
然而這些舉措為時已晚。暴動過後，警衛們發現監獄日曆上的9月9日被畫上了大大的圓圈。7月，有激進分子告訴奧斯瓦爾德，不必「把我們的要求戲劇化」，但一個月後他們就改了主意。決定性的事件似乎是8月21日喬治·傑克遜在聖昆廷死亡。次日早餐時，阿提卡的黑人囚犯絕食抗議。事後，一個看守說：「太奇怪了，沒人去拿餐盤或勺子，沒人去領食物。他們只是走向座位，靜靜地坐下，直視前方，一言不發……然後我們發現幾乎所有人的身上都戴了個黑色的東西……這讓我們直冒冷汗，因為這種行動需要周密組織、團結一致。我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赫伯特·布萊登和「理查德大哥」克拉克（事後調查發現他們為暴亂首領）的福音言論越發激進。兩人都是紐約黑人，穆斯林教徒，都因持槍搶劫而入獄。和喬治·傑克遜一樣，布萊登自學成才，喜好歷史、哲學，在曼哈頓「墳場」看守所（紐約市監獄）發起暴動後被送到阿提卡。克拉克所在的中等警戒監獄的看守說他一直慫恿犯人們「暴力推翻監獄」，因此也被送到阿提卡。據家人反映，克拉克到阿提卡後越發激進。一次他的妻子來探監時，他不停地念叨：「喂畜生，喂畜生。他們把我們當畜生對待。」
9月8日星期三，傑克遜在這個國家的另一邊被處死18天以後，阿提卡的一個運動場發生了鬥毆，一名獄警試圖干涉時被打了一拳。當晚，鬥毆的兩人被關進了「小黑屋」。其他囚犯說，兩人被拖走時遭到虐待，一個波多黎各囚犯向一個獄警扔了一隻玻璃杯，獄警面部因此受傷。次日早上，騷亂爆發，事件原因卻不清楚。一種說法是一個工作小組因獄警用警棍打人拒不列隊；另一種說法也把矛頭直指獄警，作為對前一天的懲罰，獄警擅自取消了犯人的活動時間；第三種說法則是在去吃早飯的路上，理查德大哥領著5個囚犯橫衝直撞，並順便把正在金屬加工作坊裡幹活的布萊登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