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進入70年代，曾經躁動不安的搖擺世代已年過半百或即將半百，他們開始發現自己曾經深愛的世界正土崩瓦解。1970這一年尤其明顯，因為人們似乎有更多理由感到社會的動盪，比如通貨膨脹、環境汙染、犯罪、戰爭、股票市場、代溝、道德感淪喪、暴亂、副作用藥物、交通擁堵、低俗的車尾貼和貼紙、罷工、種族主義和劫機事件。現在一切都不復往昔，伍迪·艾倫說：「不僅上帝沒了，週末連個水管工也找不到。」
進入1970年不到3周，一艘美國海軍軍艦在狂風中脫錨，竟把切薩皮克灣跨海大橋撞開了一個375英尺的大口子，這似乎奠定了新一年的基調。在迷信的人看來，一個新的10年似乎開頭便不吉利。
其他地區的自然條件也不容樂觀。連旱200天的加利福尼亞州南部遭遇了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燃性灌木叢火災，逾50萬公頃的林地（幾乎和羅得島州一樣大）變成焦土。明尼阿波利斯一棟有85年曆史的公寓大樓發生火災，11人死亡，事故原因不明。全世界都深受天災困擾：威尼斯旋風導致4人死亡；東巴基斯坦爆發海嘯造成20萬人遇難；秘魯、土耳其、伊朗的地震奪走成千上萬條生命。也許是伍迪·艾倫這般的神滅論者刺激了上帝，也可能是不敬神的大學生們（佩戴著「上帝未死，只是不願管閒事」的袖章）惹惱了他。
當然，宗教不再像以往那般高高在上且不容置疑。摩門教會新會長的一席話震驚了曾認為上帝是公平博愛的人，他說：「為何有人天生黑皮膚，並且還有各種不利條件；為何有人天生白皮膚，條件優越，一切皆有因。黑人顯然遭到了報應。」三個半世紀後，英王詹姆斯版《聖經》被《新英文聖經》取代，這讓主教派教會的教眾十分不安。更糟糕的是，在上帝看來，反基督教勢力極速膨脹，有些人崇拜奇怪的圖騰，甚至撒旦本身。
據可靠訊息，美國有10000名專職、175000名兼職占星家；電子計算機可製作出10美元一張的十二宮圖；紐約一位理髮師僱了個占星家為職員；一家百貨商店推出年費50美元的電話算命服務；300家有定期占星術專欄的報紙銷量總計有3000萬份；讀書俱樂部以塔羅牌為贈品。250名南卡羅來納大學的學生選修了巫術課程；雜誌廣告這樣寫道：「你是否已經厭倦做巫術的門外漢？馬上行動吧。加入我們的巫術學位課程，研究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術、入定法、預知未來術、生子術和秘傳儀式。」休斯敦女巫西比爾·利克利用在其肩頭的名為「急脾氣的傑克遜」的寵物寒鴉施咒。據她估計，「全世界約有800萬正式女巫，我是說貨真價實的那種，不是好萊塢那種濫交的女人。據我所知，美國有400個正規的女巫小組，不正規的恐怕有成千上萬個。」
如果人們對高高在上的天堂都不夠尊重，人間當權者的境遇也會相差無幾。伯克利人民公園暴動造成1人死亡，105人受傷，但聯邦政府起訴的卻不是暴徒，反倒控訴了10位縣執法官助理和2名前助理侵犯示威者的人權。（縣執法官憤怒地說道：「任何層級的政府都不曾碰到比這更惡劣的事情。」）黑豹黨人總能殺了人還逍遙法外，舊金山、紐黑文和紐約的陪審團和上述法院拒不受理對他們犯有殺人罪的指控。在芝加哥，黑豹黨人弗雷德·漢普頓和馬克·克拉克在警方突襲中死亡，一個特別聯邦大陪審團還為此批判了警察的行為。甚至自美國建國以來便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印第安人也躁動不已。參議院沒把整個國家還給他們，但把新墨西哥州的藍湖及其周圍48000公頃土地交還給了普韋布洛人的部落。
當時可不止身處越南的美國將軍們處境艱難。蘇聯人以侵犯蘇聯領空為由逮捕了兩名美國將軍。一位指揮歐洲輪值制度的將軍因屬下行為不檢而被剝奪軍銜。小本傑明·戴維斯退休前曾是空軍中將，這可是黑人軍人當中軍銜最高的。他辭去克利夫蘭公共安全處的主管一職，因為該市的黑人市長正「支援、鼓勵執法機關的敵人」。任何穿軍裝的人都可能遭到反政府人士辱罵，然而尼克松還是硬塞給白宮警衛一項礙事的殊榮。羅馬尼亞警衛人員的花哨制服給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他委託華盛頓裁縫吉米·穆斯卡泰洛為白宮警衛設計新制服。結果16000美元的花費只換來個天大的笑話：雙排扣的飾有金穗帶的白色束腰外衣，嵌有總統徽璽的銅紐扣，再加上魯裡坦尼亞式sup/sup的黑色塑膠帽子。一個警衛說，若真得穿這套制服，還得配一個低音鼓。一位設計師說：「現在的白宮又不是吉爾伯特和沙利文時代。sup/sup」穆斯卡泰洛說：「你不可能取悅所有人。」但他甚至沒能取悅總統。束腰外衣仍在使用，但帽子卻在不知不覺中被束之高閣。
1月，紐約築墓工人罷工；4月，航空交通指揮員罷工。乘客們苦不堪言，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1970年，航空並不是人們最可信賴的。劫機事件時有發生。比如一個叫巴克利的亞利桑那人，他攜帶了一支槍、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美國環球航空公司的飛機，以此勒索1億美元。槍戰中，駕駛員腹部中槍，巴克利最終被捕。價值2100萬美元的波音747大型噴氣式客機晚點6個小時。甚至飛往月球的阿波羅13號在距地球20萬英里處也出了故障，3名宇航員被迫折返地球。
諷刺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旅程竟是「太陽神2」號紙莎草船在海上航行了3200英里。這條船是挪威探險家托爾·海爾達爾為證明古埃及人可以橫渡大西洋所打造。「太陽神2」號在目的地巴貝多並未撈到錢財，但許多商業運輸亦是如此，其中還包括美國最大、最著名的鐵路公司。賓夕法尼亞州中央鐵路公司是美國眾多入不敷出的企業之一，因欠債26億美元而走入破產法庭。電影產業也處境堪憂。好萊塢5家主要電影製片廠赤字嚴重，負債總額高達1億美元之多。60年代的大繁榮似乎在70年代告一段落，最好的證據就是華爾街。1968年12月的道瓊斯工業指數逼近1000點大關,而到了1970年5月27日卻降至631點。
在股票行情高漲的約翰遜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里人滿為患。而在1970年5月股市滑坡後，交易所變得冷清。整個紐約城不再像以往那般受旅遊者青睞，有居民刻薄地稱其為「逍遙城」。街頭犯罪嚴重，而且其他惡性事件層出不窮。6月1日，紐約市將違禁停車的拖車費從25美元升至50美元。當天，一位來自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的母親帶著孩子到紐約看電影。看完卻發現車不見了，還欠下市政當局50美元拖車費及一筆罰款。他們當時看的電影是《外鄉人》，正是講述到訪曼哈頓的種種危險。
儘管1970年是大部分加利福尼亞州電影製片廠的噩夢，但是一位叫拉斯·邁耶的導演卻剛完成他當年的第21部成功的電影。他一開始就知道這片肯定賣座，而他之前的影片也從未虧損，總利潤都在6位數以上。其中拍攝成本僅72000美元的《狐狸精》大賺了600多萬美元。邁耶說：「我不故弄玄虛，觀眾只需15秒就能明白狀況，還是頭15秒。」這種狀況就是「情慾片」，或者是色情片。販賣色情在美國已成為大產業，年純利潤達5億美元，且發展空間不可限量。
色情商品的包裝各式各樣，令人眼花繚亂。主街上的電影院上映x級影片，1970年的熱門影片有《丹麥性自由》《風情女人》（「讓《我好奇》都相形見絀」——《紐約每日新聞》）及艾倫·芬特的《對裸體女士說什麼？》（電影的宣傳語是「你說什麼？我們說‘哇哦’。」）該片在舊金山的一家電影院全天不間斷地播出，周盈利7000美元。曼哈頓第7大街和第8大街之間有200家「成人書店」，它們像24小時營業的超市一樣展示著商品，貨架上掛著分門別類的廣告牌——異性交、同性交（男）、人獸性交、濫交、女同性交、亂倫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機提供0.25美元一場的色情影片。《8種曼妙姿勢！》的圖片包「只要2美元」！紐約戲院上映由9個裸體女演員出演的《一笑置之》。美聯社戲劇評論員威廉·格洛弗說，《樂隊男孩》是「這個藝術寬容度越來越高的年代裡，對同性戀最不知恥、最直白的描述」；《佛茲》講述了一個莊稼漢和母豬的情趣故事。但這類片子的市場需求仍勝過百老匯。鄉間單身漢買一張密紋黃色唱片就能擺脫寂寞之苦；孤獨的單身女郎在老家小店就能購得振動棒或郵購自慰器。正如南卡羅來納大學的莫爾斯·佩卡姆教授所言，現在在街角藥店「用一點點錢就能得到不久前多少錢都買不到的情趣用品」。
年過三十的美國人對這一變化深感震驚。在他們小時候，只要有異性在場，就嚴禁使用「屁股」這個詞。在「搖擺世代」的記憶中，當初海斯電影審查處允許克拉克·蓋博在《飄》中說「親愛的，說實話，這幹我屁事」引發了軒然大波。如今傑克·瓦倫蒂卻把帶有「放屁」「呸！」臺詞的電影評定為老少皆宜。電影製片廠如今的大尺度可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對「羅思與美國訴訟案」sup/sup的裁決，即必須是下流、違背一般準則且「完全沒有社會價值」的東西才叫作淫穢產品。另一原因則是新型避孕藥的出現和逐漸放寬標準的墮胎法案，這些堪稱意外懷孕婦女的福音。然而更大程度上，正如威廉·格洛弗所言，社會風氣的變化應歸因於這個時代，這個充斥著性解放和渴望袒胸露背的時代。人們對性的好奇似乎永遠無法滿足。尼古拉斯·馮·霍夫曼曾寫到，一個女記者為了收集素材寫有關賣淫的報道，不惜和陌生人上床，在報道中她說高潮就是「驚人的快感」。一位馬薩諸塞州布倫特裡城的母親在下午回家時，發現十幾歲的女兒和女伴赤身躺在床上玩同性戀遊戲。「言行失檢」這個詞中的性含義幾近消失，因為幾乎再沒人在性方面很檢點了。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口口聲聲反對墮胎法案的立法官被爆是偽君子，一位年輕小姐在媒體上公佈兩人曾發生肉體關係，且立法官出錢讓她墮胎。若在過去，女方對此事一般會保持緘默。
孩子們耳濡目染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他們在約會方面比父母還懂行，也比父母那一代早熟。對此，最常用的補救方法是在學校開展性方面的教育。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71%的民眾表示贊成，其中55%的人贊成開設避孕節育課程。支援性教育的團體有美國醫學協會、全國教育協會、性教育協會和siecus（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siecus的執行理事瑪麗·考爾德倫博士認為，性教育應講授「人的本質，而不是人的行為」。
siecus並未印發刊物，只是給教育系統提供專業建議。善於辭令的少數派對於允許在教室裡討論生殖問題大感不滿，竭力扭曲倡議人的本意。「在神聖的學校講授粗俗性愛合適嗎？」比利·詹姆斯·哈吉斯領導的基督教十字軍如此質問，由此打響了極右派攻擊性教育的第一槍。比利牧師說siecus是「自由教育的色情武器」。俄克拉何馬、加利福尼亞和猶他三州的州教育委員將一些有聲影片拒之門外，只因這些影片曾獲siecus認可。
反性教育組織還包括伯奇協會下屬的motorede（恢復禮儀運動）、pure（爭取負責任教育家長聯盟）、moms（維護道德穩定母親協會）、sos（正性會）、pose（反性教育家長聯盟）及pause（反對違憲性教育家長協會）。一名伯奇協會幹事說：「一年前恐怕只有極少數的家長聽說過性教育，現在他們都聽到了，而且很不喜歡。」有個團體指責學校計劃「向年幼的孩子揭示性交和手淫的細節」；新澤西州帕西帕尼市的一所學校被叫作「學院式的妓院」；一個pause的首領譴責學校「破壞了應當在家中教導的內容」；一位八年級的數學老師因散播淫穢材料入獄；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名學監被解僱；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極右派說性教育是共產黨損害學童品行的陰謀，還獲得不少支援。更誇張的是在舊金山，《一位醫生和5~8歲兒童的談話》一書本無傷大雅，但極右派卻把書中一隻蟾蜍趴在另一隻身上的插圖印成傳單四處散發。原圖意在講解母蟾蜍揹著蟾蜍寶寶，但傳單硬生生地改成了「蟾蜍交配」，使得開展性教育主張流失了大量支援者。
最熱鬧的時候，性教育曾在27個州引起關注。直到1970年年末，理智終於獲勝，學校裡開始開設性教育課程，但孩子們始終沒明白大人們在爭吵什麼。正當學監和教育委員會委員認為可以著手處理其他事務時，婦女解放運動（一個完全不相干的領域）又對性教育發起了攻擊。獲得解放的女人們深信除去生理差異，男女間的所有差異都是被教出來的，而不是天生的。在她們眼裡，女性渴望做母親、打理家務都是被訓練而成的，而公立中小學則是主要的訓練場地。她們要求修訂教材，教師轉變態度，這注定是70年代的一場引人注目的持久戰。
1968年，羅賓·摩根（當時人們只知道她曾出演電視劇《我記得媽媽》）提著一長串閃閃發光的胸罩走進「美國小姐」大賽的會場時，千千萬萬美國人民才首次意識到新女權運動的到來。摩根告訴目瞪口呆的記者，她以witch（國際女性地獄陰謀恐怖組織）創辦人的身份而來。1970年8月26日是憲法第19修正案通過的50週年紀念日，女權運動者們在各大城市的商業區遊行示威。一年來，她們都在表明自己和其他抗議團體一樣深知宣傳的力量。其中一人朝一名建築工人吼道：「給我脫掉！」別人問她是不是指安全帽，她答道：「不，是他的下體護身。」瓊·康蘭為了成為一名挖渠散工打了10年官司，最終獲勝。馬琳·狄克遜寫道：「在任何階層和群體中，各組織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壓迫著婦女。各階層婦女的團結程度取決於我們對被壓迫的共鳴有多深。」老洛克菲勒的曾孫女艾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說男女間的浪漫愛情是「反革命的」。
活躍的民主黨成員埃德加·伯曼醫生說：「我已經受夠了女性解放運動。」來自夏威夷的民主黨女議員帕齊·明克立刻指責伯曼是「對女性有著最可惡偏見」的性別歧視者。一年過去了，爭論越發激烈。瑪格麗特·米德說：「女性解放運動要特別警惕引發男人殺害女人的危險。他們可真的被你們逼瘋了。」紐約婦女上街遊行時，一名男子朝她們吼道：「你們這群豬都嫁不出去！」，而另一名男子則穿著文胸在一旁靜靜觀賞。休·赫夫納在一次簡報上告訴員工：「這些女人們天生與我們為敵，是時候開戰了。她們誓死反對《花花公子》提倡的浪漫男女關係。」
一些女性的言語聽來也如赫夫納一般無聊魯莽。她們投入大量精力爭論該稱自己為夫人、小姐還是女士；把「chairman」改成「chairperson」；還為了一則漂亮女乘務員說「我是多麗絲，帶我飛吧」的廣告攻擊美國國家航空公司。但她們提出的深層次問題絕非如此瑣碎。如今超過2300萬的美國婦女擁有全職工作；另外有800萬婦女從事兼職工作。40%的已婚婦女擁有工作，其中1200萬人的孩子未滿18歲。表面上看，這確實是對男性在職場權威性的一大挑戰，但從工作本質和工資的狀況來看，男性仍是家裡的頂樑柱。在大部分利潤豐厚的行業，男性仍佔主導，他們的工資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女性僅佔全美30萬名醫生人數的7.6%，外科醫生中的女性僅佔1%，而90%的接線員、速記員是女性。同樣的工作，男性賺5美元，而女性只賺3美元。《生活》雜誌發現，女性得有學士學位，工資才能趕上讀完8年級就開始工作的男性。普通男銷售員收入為8549美元，而女銷售員卻只有3461美元。
到1970年，女性解放運動對就業平等、教育平等的呼籲得到許多男性支援。免費墮胎和免費日託的要求引發大量爭議。《第27條憲法修正案——era（平等權利修正案）》提出，在法律面前男女應完全平等，男性對此議案有一半人支援一半人反對。但僅僅兩年後，參議院通過了era並將其下發至各州立法機關。依照此法，婦女婚後可以不用改隨夫姓；她們同樣有權決定在何處定居；若男方因工作拋下女方搬至異地，丈夫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遺棄他。然而，若婚姻破裂，女方也有可能需要支付贍養費。一些保護女性在工作中免遭危險、過於勞累和性騷擾的法律將會無效（強姦除外）。此外，女性有可能應徵入伍，甚至進入戰場。一個擁護era的《耶魯法律雜誌》撰稿人寫道：
當代軍人的專業素質主要取決於裝備與訓練，而非個人力量。在體力上，女性和男性一樣能執行戰鬥任務，如駕駛飛機或進行海軍作戰……我們有理由相信，面對危險情況時，女效能如男性一般訓練有素，嚴陣以待。
很難說家庭主婦們是否願意和機關槍、勃朗寧自動步槍打交道或者成為又一個伊麗莎白·霍伊辛頓。霍伊辛頓是美國陸軍婦女服務隊隊長，她在1970年6月成為美國第一位女將軍。儘管如此，這項法案改變了幾百萬美國婦女，尤其是年輕女孩們的境況。她們散發出一種新的活力，即大膽反抗那些利用她們滿足一己私利的人。這從《女裝日報》讀者熟知的「過膝裙」（即其他人所謂的中長裙）遭到的災難中便可看出。約25年前，為反抗新式樣的長裙裝，獨立的婦女們簽署宣言，成立lbk（剛過膝裝）俱樂部，進行示威反對時髦女裝店。當時她們是失敗了，因為現在的女裝店又掛起了長裙。詹姆斯·加蘭諾斯說：「裙子加長是未來的發展方向。」阿黛爾·辛普森說：「露大腿不再時尚。」利奧·納爾杜奇說：「女性們絕對準備好了迎接時尚變革。」所有設計師都堅信女人們會蜂擁前來，為他們的作品瘋狂。
最早發出抗議的是洛杉磯。pooff（女性特質與財權保護協會）會長朱莉·亨特納告訴記者：「我們不會讓他們既矇蔽我們的雙眼又遮掩我們的身材。我知道哪怕加蘭諾斯說鐵皮盒子很時髦，女人們都會立馬穿上。我覺得那是病態的，我們只要求有自主選擇的權利。」gams（反長裙少女會）遊行時扛著寫有「留住迷你裙！」和「大腿！大腿！大腿！」的標語牌。有人認為半長裙是反對女性解放的陰謀，設計師試圖喚回女性的特質以孤立女權主義者。其他人則將其歸咎於年長婦女，她們風華不再不能露腿，但不該讓風華正茂的少女也把腿遮起來。社會歷史學家吉爾曼·奧斯特蘭德說股市衰退才是真正原因，中長裙流行是必然：「在經濟不景氣和衰退時，喜歡長裙的中年人決定了社會的標準；而繁榮時期的社會標準才能由喜歡短裙的年輕人決定。」
到了冬季，股市交易回溫，時尚界對中長裙的熱情也驟降。《紐約時報》的調查發現，儘管很多店主看好長裙的市場潛力（「就是現在！大家都歡迎它、喜歡它、購買它！」），但大多數人還是承認這一式樣已被淘汰，「去年秋天還說自己購進大量中長裙的店鋪說事實並非如此，購進的貨銷路也不好。女性還是喜歡露出腿部。」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裙子長度過膝。但服裝設計師曾定下長裙標準：從肩膀到下襬是44~45英寸，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裙邊將長至小腿肚。《紐約時報》發現，售出的裙裝中只有20%是那個長度，且到了年末僅有5%的女性仍穿該款式。其他的要麼返工改短，要麼被束之高閣。
心酸的零售商說這種樣式已經「慘敗」或「完敗」：其中一個人說「它肯定是時尚行業的倒退，簡直稱不上一種樣式」；另一個人則告訴一位女記者：「顧客都不想要中長裙……我們從未真正把它推銷出去。」但強力推銷這種長及小腿肚的裙裝倒無意中引發了服裝設計的變革。《紐約時報》說，「中長裙實際上把女士的連衣裙的裝束給毀了……突然冒出了起腳褲、短長褲，褲子、褲子，哪兒都是褲子。」年長女性選擇套裝衣褲，她們的女兒則穿上超短褲露出膝蓋。波道夫·古德曼稱這種短褲為「涼褲」。熟知新時代女性心理的《女裝日報》稱其為「熱褲」，此後此名便一直沿用。
在約翰遜時期造成社會動盪的暴力風氣在尼克松時代愈演愈烈。大城市的貧民窟相對安寧，但殺人犯、縱火狂和兇殘的小偷仍暗中活躍於小城市的黑人區。在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6名黑人被槍殺。一個男孩在俄克拉何馬城的一場種族紛爭中被捅死。在密西西比州迦太基城，一間曾用於民權集會的教堂被炸。各地的暴亂也頻頻發生：東洛杉磯、邁阿密、休斯敦、密歇根州的海蘭帕克，印第安納州的密歇根州城，馬薩諸塞州的新貝德福德，新澤西州的阿斯玻璃帕克，佛羅里達州的南墨爾本，賓夕法尼亞州的阿勒奎帕，北卡羅來納的牛津，阿肯色州的溫泉城，密歇根州的胭脂河，伊利諾伊州的開羅和3個佐治亞小鎮：佩裡、梅肯和阿森斯都曾發生暴動。
紐約在一個月內就曾收到1000次爆炸警告。約15個月的時間裡共發生368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在警察局二樓的男廁所。警察局長霍華德·利裡對一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說，他已無法保證自己管轄區內訪客的安全。有時看來美國警察似乎四面楚歌。1970年，聯邦調查局上報了35202起襲警事件，幾乎是1960年的4倍；9個月中15位軍官遇害，大多是遭到伏擊而死。
小石城的警長說警察遇襲「天天都有……似乎學齡以上的人都在攻擊警察。」費城的警察局長弗蘭克·裡佐說：「我們碰到的是一群瘋狂的人，精神有問題的人。」奧馬哈的公共安全主管認為，「美國警局遭襲表明將有一場陰謀，遇襲的時間也藏有玄機。我們正集中研究所有可得到的資訊，以證明這是場陰謀。」他並沒有成功證明，大部分執法機關的官員都認為這不可能，利裡說：「我們認為這些襲擊是沒有關聯的單獨事件」。但人們大都認同若有朝一日當局遭到大肆攻擊，警察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目標。正如國際警察局長協會成員奎因·塔姆所言：「襲警事件越發殘暴，激進團體慫恿其成員‘打死那些警察’……藍色制服讓警察成為現存權力體制最為顯眼的代表。」
爆炸事件發生的根源是對既定秩序的仇視。某些爆炸襲擊的投彈手以此為榮。在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曼哈頓總部、通用電話電報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遭到爆炸襲擊後，一個自稱9號革命力量的團體聲稱對此負責，譴責這些公司靠越南戰爭牟取暴利。有的恐怖分子因爆破技術不精把自己也炸死了。在「ibm、通用電話和美孚」事件後不到一個月，一間地下炸彈廠爆炸，該炸彈廠位於紐約下東區一戶經濟公寓內。一個革命者因此喪命，還有一個人受了重傷。在巴爾的摩，拉普·布朗的兩名黑人門徒死於自己的車裡，因為一顆炸彈提前爆炸。3月6日，格林威治村發生爆炸，造成1970年最轟動的爆炸災難。3名年輕的虛無主義者喪生，幾個顯赫家族也牽涉其中。
凱思琳·普拉特·威爾克森剛從斯沃斯莫爾學院畢業；戴安娜·奧頓和凱西·布丁是布林茅爾女子大學的校友。3人都是地下氣象員組織的成員。戴安娜來自伊利諾伊州一個極端保守、聲名極盛的富有家庭。一個世紀前，當時還是威爾士親王的英王愛德華七世曾駕臨她家華麗氣派的宅邸。凱西是伊西多·斯通的外甥女，其父裡倫納德·布丁是一位著名律師，他的客戶包括保羅·羅伯遜、朱迪絲·科普朗、朱利安·邦德及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凱思琳的父親擁有系列廣播電臺，凱西琳出事時他正和第二任妻子在加勒比海度假。當時凱西琳正款待戴安娜、凱西、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分會的活躍分子泰德·戈爾德，以及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輕人。那次聚會是在威爾克森家位於曼哈頓西11街18號那幢價值10萬美元的氣派宅邸裡舉行的。
當天正午紐約天朗氣清，空氣中瀰漫著早春的氣息。隔壁著名演員達斯汀·霍夫曼的家中空無一人。威爾克森家看起來靜謐，但年輕的革命家們可正在屋裡忙碌。地下氣象員組織當時的兩個口號是「不信槍支和暴力就不是革命者」及「把戰爭帶回家」。星期一，其中一個男孩扮成牧師，開車到新罕布什爾州購回兩箱炸藥。57截三硝基甲苯強力炸藥散佈在地下室的臨時工作間，還有絕緣膠布、瓦楞釘、定時裝置、門鈴線、30條爆破引線及用於盛裝炸藥的長短不一的鉛管。
也許沒人能說清哪兒出了錯，但總之是有人闖了禍引爆了整堆炸彈。可能是戴安娜：她身體損傷最為嚴重，她的頭、雙手及一隻腳被炸飛，身體被瓦楞釘扎得盡是窟窿。戈爾德和那個身份不明的男子也被炸死。第一波爆炸掀翻了霍夫曼家客廳的牆，震碎了許多對街房屋的窗戶，連16戶人家以外的一間廚房都有震感。接著，煤氣總管道著火，引發另兩波爆炸，樓板開始坍塌。
在屋裡，嚇傻了的凱思琳和凱西還在流血，一個人赤身裸體，另一個人只剩下點殘破的衣衫。兩名警察和一位退休消防員立即展開營救，一位鄰居讓她們在自己家洗澡，還借給她們衣服。《生活》雜誌的約翰·內亞里諷刺地說道：「這些女孩可是稱警察為‘豬頭’的。」被救之後女孩們不知去向。消防員最初以為事故原因是煤氣洩漏，但當他們發現炸藥、雷管和成堆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宣傳冊時，打算找倖存者問清楚。紐約當局獲知，因去年10月參加「氣象員狂怒日」行動，凱西和凱思琳在芝加哥受到指控，後經保釋重獲自由。在她們缺席3月16日的審訊後，聯邦調查局加入了對他們的搜捕。姑娘們的家人說她們曾捎信說還活著，但不願透露細節。
在美國的另一邊，激進政治與巫術的離奇結合創下了曼森兇殺案後加利福尼亞州最血腥的謀殺案。警員在例行巡邏時發現眼科醫生維克多·奧塔的宅邸著火，於是叫來了消防員。這處可以俯瞰蒙特雷灣的房產價值25萬美元。消防員們到奧塔家游泳池取水時發現了奧塔、奧塔夫人、兩個兒子和醫生秘書的屍體。他們全被用豔麗的圍巾捆住，後腦勺中槍。在奧塔的車擋風玻璃刷下，警察找到一張字跡潦草的字條：「從今日起……任何濫用或破壞自然環境的人將同樣被判處死罪……我和戰友們誓死對抗所有破壞地球自然生物的人或事。必須根除唯物主義，否則人類終將滅亡。」簽名則是來自塔羅牌上的名言：「令牌騎士，聖盃騎士，金幣騎士，寶劍騎士」。簽名人是住在半英里外破爛小屋裡的約翰·弗雷澤，一個留著鬍鬚的年輕人。弗雷澤的律師說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傷及大腦，從此「就變了個人」。
1970年加利福尼亞州黑人革命中最著名的倡議者是個黑美人：26歲的安吉拉·戴維斯。安吉拉出身於中產階級黑人家庭，曾是伯明翰的女童子軍，並不仇視社會。直到1963年9月，一起教堂爆炸事件奪走了她4位黑人女友的生命。就讀於布蘭迪斯大學時，安吉拉入選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成為馬克思和赫伯特·馬爾庫塞的狂熱讀者；接著在巴黎第一大學和德國攻讀研究生學位。後來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成為馬爾庫塞的學生；也是在那兒，安吉拉加入黑豹黨和共產黨。在一次演講中，她告訴本科生「必須推翻政府」；另一次演講時，她倡議：「如今必須把革命和解決實際問題掛鉤。革命不再是空洞口號，而是要切實解決根本問題。」她參與了突襲聖迭戈一棟教學樓的行動，且因拒絕離開警局而被捕。
後來安吉拉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助教，教授哲學。直到1970年4月，根據教職員不得是共產黨的規定，里根州長的校董會決議將她開除。但加利福尼亞州高階法院和美國最高法院都認為，不能僅因共產黨員的身份就將州立大學老師革職，委員會遂將解僱理由改為教學能力不足。大部分學生和洛杉磯分校的教職員工都支援安吉拉；她的教授同事們決定在她離職時，用「我們的震驚、沮喪與憤怒」表明對她的支援。他們投票決定無視委員會的決議，保留安吉拉的教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吉拉的教職問題尚且懸而未決，整件事的性質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作為一個黑人鬥士，安吉拉一直鼓動釋放「索萊達兄弟」——3名並無血緣關係的黑人囚犯，被控於1月16日殺害了一名索萊達監獄的白人守衛。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歲的喬治·傑克遜，他因1961年搶劫汽車加油站正在服無期徒刑，這是他服刑的第5年。傑克遜服刑期間的信件彙編成了《索萊達兄弟》一書，憑此他堪稱當年秋季全美最著名的罪犯。書中最動人的片段是寫給安吉拉的，兩人初次相會於5月的薩利納斯法庭聽證會。在安吉拉的回信和日記中，她表明自己「不由自主」地愛上了傑克遜，自稱是他「一生的伴侶」，會竭盡此生讓他重獲自由，併為此不擇手段，這撩起了公眾的好奇心。
8月的第一個星期，有人看到安吉拉與喬治17歲的弟弟喬納森·傑克遜頻頻結伴出行。星期三，她名下的3支槍及8月5日買的1支槍身被鋸短的12號獵槍到了喬納森手中。星期四，他們開著喬納森前一天租來的亮黃色的福特牌帶擋板的小型密閉式運貨車四處遊蕩。星期五，有人發現這輛車停在聖拉斐爾法庭外的停車場，在舊金山西北方向13英里以外。幾分鐘後，體形纖瘦、神情激動的喬納森穿著雨衣、拎著個小包進入了法庭。
當時，囚禁於聖昆丁監獄的羅謝爾·馬吉站在證人席上，正為被控刺傷警衛的獄友詹姆斯·麥克萊恩作證。他的另一名黑人獄友威廉·克里斯馬斯正等候傳喚。馬吉、麥克萊恩和克里斯馬斯都是強壯魁梧的年輕男子。坐在律師桌旁的麥克萊恩是聖昆丁人盡皆知的黑豹黨成員，經常鬧事挑釁。主持審判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哈羅德·黑利，代理地方檢察官加里·托馬斯娶了黑利的侄女。陪審團也在場，但只有年輕的喬納森在認真傾聽，這實在是個乏味的案件。
當喬納森拉開背包拿出安吉拉的左輪手槍，又從雨衣裡掏出一把30毫米口徑的卡賓槍時，現場立馬騷動起來。他吼道：「瞧瞧，我有自動武器，誰都不準動！」他命令沒有武裝的法警開啟麥克萊恩、馬吉和克里斯馬斯的手銬，分別遞給他們一把槍。喬納森又把一支獵槍交給了麥克萊恩，麥克萊恩把槍帶套在黑利脖子上，使槍口離他下巴僅幾英寸。其他犯人用鋼琴絃把托馬斯和3名女陪審員綁在一起。麥克萊恩命令法官致電執法官辦公室，併為囚犯們指明安全出口。「我在審判室」，黑利對著法官席上的電話機說，「這兒有幾個帶槍囚犯」。麥克萊恩一把搶過電話吼道：「撤走你愚蠢的手下，我們要離開這兒，讓他們退回去！」
他們讓所有人質走在前面，在離大廳50英尺、緊鎖著的新聞釋出室外停了一會兒。然後沿著走廊繼續前行，麥克萊恩叫道：「今天12點30分以前釋放索萊達兄弟！」在停車場，他們把5名人質趕進福特貨運車。麥克萊恩從視窗滑進駕駛座，喬納森遞給他鑰匙，馬吉負責看住法官，幾個人向約200碼外的美國101號公路駛去。當時約有幾百名執法人員躲在車輛、大樓後面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離去。突然，一名聖昆丁警衛衝到車前，大喊一聲：「停下！」
接下來的形勢完全失控，車內外子彈橫飛。這時車後部的獵槍聲響起，法官當場喪命，他的下巴和一部分臉頰被炸飛；托馬斯脊柱中彈，其腰部以下永生癱瘓；一名陪審員的手臂受傷；馬吉胸部中彈，但無生命危險；麥克萊恩、克里斯馬斯和喬納森·傑克遜都中槍身亡。
三小時後，安吉拉·戴維斯在舊金山機場買了一張飛機票，從此銷聲匿跡。
按照加利福尼亞州法律，任何教唆殺人的行為等同於謀殺，因此逮捕安吉拉的拘捕令已簽發。黑豹黨首領休伊·牛頓相信法庭槍殺事件是由安吉拉一手策劃的，並以她為榮，還鼓勵黨內其他成員追隨她的「英勇事蹟」。黑豹黨白人律師查爾斯·加里呼喊：「天助安吉拉·戴維斯！願她平安長壽。」事實上，安吉拉逃亡了兩個多月；直到10月13日，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在曼哈頓將她逮捕。當時，她和一名富有的黑人小戴維·魯道夫·波因德克斯特正住在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波因德克斯特被控窩藏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在離喬治·傑克遜被關押的聖昆丁監獄不到5英里的聖拉斐爾監獄服刑。
約一年後，1971年8月炎熱的一天，傑克遜的律師斯蒂芬·米切爾·賓厄姆前來探望他。白人賓厄姆畢業於耶魯大學，是前康涅狄格州州長和美國參議員海勒姆·賓厄姆的孫子。獄警後來確信，一直熱衷於少數群體事業的賓厄姆當天負責私運違禁品。他有兩樣物件未經獄警檢查：一個鼓鼓囊囊的牛皮紙信封和一個小型行動式錄音機。他和傑克遜會談了一小時後離開，一名獄警發現傑克遜的爆炸頭有蹊蹺。在盤問之下，傑克遜扯下假髮，掏出一把小型自動手槍。
隨後監獄裡恐怖瀰漫，血流成河。按照傑克遜的命令，包括逐漸痊癒的羅謝爾·馬吉在內的27名囚犯被釋放。3名白人獄警、2名白人模範囚犯慘遭殺害；其中兩人後腦勺中槍，其他人被鈍剃鬚刀片割斷了喉嚨，屍體如血淋淋的破布一般堆在傑克遜牢房的角落。這時聖昆丁的警報器呼嘯響起。緊握手槍的傑克遜奪門而逃，狂奔75英尺穿過了天井後，才被瞭望臺上的狙擊手擊斃。
斯蒂芬·賓厄姆被控謀殺獄警和模範犯人，縣檢察官認為「傑克遜只可能在賓厄姆來訪期間獲得槍支」。但賓厄姆似乎已人間蒸發。第二年，當局稱他或許已經死亡：黑人激進分子將他利用之後或許已殺人滅口。執法人員對「8·21」血案憤慨不已。視傑克遜為烈士的黑人激進分子也十分憤怒，他們為其屍體穿上黑豹黨制服：黑皮夾克、黑貝雷帽和黑短袖，並把他葬在喬納森旁邊。朱莉安·邦德說傑克遜「遇刺」是「他屢次抗擊一個邪惡體制的必然結果，而他的精神甚至肉體都不會被擊碎」。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威利·布朗說：「人們都說這其實是執行死刑，傑克遜能把槍藏在頭髮裡的說法真是荒謬。」安吉拉·戴維斯則寫道「痛失無法挽回的愛人」。
1972年春末，審判安吉拉受到全球矚目。全世界的海報上都是她精緻的輪廓、高聳的顴骨和巨大的爆炸頭（逃亡時本已修剪，但又長了回來）。激進分子稱她為「政治犯」，並要求「釋放安吉拉！」檢察當局聲稱一切無關政治、種族，這只是普通刑事審判，並提交了201樣證物和95名目擊證人的證詞。3人指證在安吉拉逃亡的前一天，他們在法庭對面的加油站看到她和喬納森；還有人作證此前3天每天都看到兩人結伴同行。
被告辯護律師提交了12名目擊證人的證詞（安吉拉拒不出庭作證），認為「一個才華橫溢的大學教師」捲入如此草率粗鄙的陰謀簡直是荒唐的。她的律師說，她和喬納森的接觸並非如別人所言那般頻繁；她確實給了喬納森獵槍，但只能說他用這槍來保衛索萊達兄弟辯護委員會的總部。她的其他槍支都在家裡的槍架上，供格拉瓦–盧蒙巴俱樂部成員練習打靶。喬納森在法庭慘案前6天到訪過她的家，也許是當時偷走了槍支。
被告方總結髮言律師認為，對安吉拉不利的唯一證據是「她和喬納森·傑克遜關係親密；罪犯用了她的槍；她曾表示想還索萊達兄弟自由；她曾向喬治·傑克遜示愛；還有8月7日當局找不到她的蹤影」。律師斷言，陪審員若是黑人，且發現自己的4把槍出現在法庭逃亡案的現場，他們也會逃跑。「我告訴你們，若從黑人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你就不會好奇她為何逃跑，只會驚訝她怎麼會被抓。」
經過13小時的審議，陪審團裁定安吉拉無罪。她毫不理睬陪審團，轉身離開去向庭外的仰慕者們致辭。一位記者問她判決是否公正，她認為不公：「無罪開釋本身就表示判決並不公正，因為沒有審判才是絕對的公正。」在全國巡迴慶功演講啟程前，她告訴擁護者們：「從今以後，我們要竭盡全力還美國和全世界的每一位政治犯、每一個受壓迫的人自由。」
索萊達慘案引發了一系列事件，這一切以安吉拉的聲望達到頂峰而告終。慘案發生四星期之後，芝加哥又見證了一場精彩審判。一開庭便是8位被告：雅皮士傑裡·魯賓和阿比·霍夫曼；倫尼·戴維斯，戴維·德林傑，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成員湯姆·海登，這3人都是全國動員委員會首領，並將反戰遊行帶到芝加哥；黑豹黨人博比·西爾；李·韋納和約翰·弗羅因斯。被捕前，這些人幾乎互不相識。事實上，針對他們的主要指控並非索萊達陰謀，而是他們懷著引發暴動的企圖各自來到伊利諾伊州。首席律師威廉·孔斯特勒將其描述為「懷著某種心態穿越州界線」。當時法院援用的法令是1968年民權法案的附加條款，倫納德·韋恩葛拉斯律師說這是讓「政府處分沒有明顯違法行為的當事人的唯一的聯邦法律」。他們是第一批依照此法接受審判的被告，雖然這個事實和其他諸多事實在訴訟的鬧劇中早被遺忘。
審判當天，孔斯特勒認為朱利葉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審團宣讀控告書的方式不當，提議審判無效，由此為審訊定下了調子。律師說：「法官大人聽起來就像奧森·韋爾斯在朗誦《獨立宣言》。」
法官回應道：「從未有人把我與奧森·韋爾斯這個偉大演員相提並論，但我駁回提議。」
被告總計提出20多次最終被裁定無效的提議。在很大程度上，審判的混亂都源於兩派之間的巨大分歧，一派是孔斯特勒、韋恩葛拉斯及其委託人，另一派是霍夫曼法官和其他州法官。美聯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奇科內寫道：「這場審判是幾代人之間、不同意識形態之間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碰撞。」霍夫曼法官身著馬甲，而阿比·霍夫曼掛著博愛珠項圈、穿鹿皮裝，更滑稽的是他和魯賓還曾身著法官長袍出庭。被告及其律師都蓄長髮，這深為頭髮一絲不亂的檢察官托馬斯·福倫和理查德·舒爾茨所詬病。
有一次，艾倫·金斯伯格為被告作證時，持續發出「啊——嗚嗚嗚」聲長達10秒，他曾在1968年芝加哥反戰遊行中用這種聲音使人群安靜下來。孔斯特勒以法官發笑為由提出抗議，法官不承認，說自己只是不知那是什麼語言。金斯伯格解釋說：「那是梵文。」法官回應說：「這我倒不懂。」當時的文字記錄顯示，法庭弄不懂的事還有很多，但74歲的霍夫曼對法庭禮儀卻毫不含糊。他出生在芝加哥的一個無名社群，自出生以來便渴望尊重，但8名被告及其律師都沒能讓他如願。這在一次開庭預審中便有了徵兆。孔斯特勒和韋恩葛拉斯詢問陪審團候選人對反抗遊行、美國貧民窟和越南戰爭持什麼意見，但霍夫曼法官駁回提議，甚至禁止他們詢問陪審員對嬉皮士、雅皮士的看法。被告又提議推遲審判，等西爾的律師查爾斯·加里手術後身體康復了再進行，也遭到駁回。霍夫曼還拒絕了西爾本人發言的要求，只可由孔斯特勒代為發言，由此拉開了法庭鬧劇的序幕。
西爾說：「我只能視法官為飛揚跋扈的種族主義者。」矮小的霍夫曼彎下腰，以難以置信的口吻問一名工作人員：「你聽到了嗎？」西爾多次被警告，干擾審訊的做法「總有一天會自食其果」。他回應道：「300年來黑人什麼罪沒受過，你還能玩出什麼新花樣？」審判的第8個星期，霍夫曼開始回應西爾的一系列激烈的情緒：「聽著，年輕人，你若還這樣——」話音未落，西爾搶著說：「聽著，老人家，你若繼續剝奪我的憲法權利，老天有眼——」霍夫曼截住他的話頭：「西爾先生，你要麼打住，要麼讓我叫法警——」西爾立即打斷他：「我想只有與你爭論，你才會看清事實。」
忍無可忍的霍夫曼讓法警「把被告帶到那間屋子，按規矩處置」。重新開庭時，西爾嘴巴被堵住、雙手緊銬在一張金屬摺疊椅上被抬了進來。這也沒能讓他安靜下來，他以鐐銬撞擊椅子，含糊不清地吼道：「這表示我抗議！」他隨後被移到一張木椅上，嘴被塞得更緊。第二次開庭時，他不知如何吐掉了嘴裡的東西，大罵法官：「你這個法西斯畜生，你這個腐敗低賤的狗雜種！」阿比·霍夫曼和魯賓尖叫著跳了起來，孔斯特勒質問法庭：「法官大人，這場中世紀的酷刑何時能結束？這是褻瀆法律……此刻，我為作為一名美國律師感到羞恥。」霍夫曼一直將被告的失態歸咎於孔斯特勒和韋恩葛拉斯，於是脫口而出：「你活該。」第二個星期，他下令不再堵住西爾的嘴。但當西爾強行插話時，霍夫曼就以藐視法庭罪判他4年徒刑。其餘被告被稱作「芝加哥7人組」。
其他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戴維斯在證人席上指控法官睡著了，儘管法官警告他如果再傲慢無禮，「總有一天會自食其果。」阿比·霍夫曼以手代腳倒立進入法庭，大呼霍夫曼是「暴君」「納粹」「猶太人的恥辱」，鬧得法庭一片混亂。
最激烈的交鋒發生在法庭與主辯護律師之間。法官明確規定，孔斯特勒不準當陪審團的面要求判定戴利市長為惡意證人。因為之前儘管司法部表示疑慮，戴利仍要求進行審判。但孔斯特勒我行我素，直截了當地問戴利是否在黨代表大會上辱罵過參議員亞伯拉罕·裡比科夫，這險些讓法官中了風。還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起自己的汗衫，法官說：「快記下來，有人在法庭上公然袒胸露背。」孔斯特勒說道：「法官大人，我記得約翰遜總統曾讓美國電視觀眾看他肚子上的傷疤。」法官回應道：「這也許正是他丟了總統職位的原因哩。」在因輕笑而遭到指責時，孔斯特勒說：「拜託，法官大人，笑有什麼不好，有時就是忍不住嘛。」法官答道：「是啊，我看得出來你忍不住。」
審判臨近尾聲，法庭對被告的仇視越發露骨。連續兩天，霍夫曼都不准他們使用大廳裡的廁所，還說他們能用監獄公廁就已經夠好了。有一天，他宣佈次日早上提前半小時開庭。孔斯特勒問為什麼，他說：「因為要九點半開庭。」孔斯特勒評論道：「這簡直像小孩耍賴，‘因為，因為’。」法官立馬說：「快記下來，律師當著陪審團的面把我比作小孩。」孔斯特勒在庭上表情豐富，時而哈哈大笑，時而淚流滿面。他有時會擁抱別人，還吻了韋恩葛拉斯和一名證人：拉爾夫·阿伯內西教士。霍夫曼每次都尖酸地說：「快記下來，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個人。」審判結果表明，他將這些插曲記錄在案倒並非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