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方的證人包括皮特·西格、威廉·斯蒂倫、朱迪·柯林斯、諾曼·梅勒、朱利安·邦德、牧師傑西·傑克遜、特里·薩瑟恩和金斯伯格。檢察官福倫堅持要求金斯伯格大聲朗讀他寫的關於同性戀和手淫的詩句，意圖很明顯，這會冒犯在場的10位女陪審員。孔斯特勒和韋恩葛拉斯認為，戴利和芝加哥警方在民主黨代表大會上激起了暴力行動。
對「7人組」不利的大部分證據都來自告密人，他們曾在林肯公園、格蘭特公園混入反戰遊行隊伍，然後逐字向法官複述聽到的一切。一名臥底女警證實阿比·霍夫曼吼道：「我們需要很多武器，岩石、磚塊、石頭都拿上。把磚碎成兩塊，便於攜帶，這樣女生也能拿。」一名便衣警察說，被告決心製造混亂作為「革命的頭一炮」。一位芝加哥官員告訴法庭，阿比曾對他說：「當局若知趣，就該拿10萬美元來贊助我們的活動。當然給我10萬美元更好，我直接走人。」該官員認為這是企圖敲詐。
在將近5個月的作證、辯論後，陪審團退庭，欣喜若狂的法官開始為藐視法庭的人下達判決。整個過程耗時兩天，其中還包括因被告大聲叫嚷而被迫休庭的時間。當孔斯特勒得知他的委託人和合作律師將被送走（韋恩葛拉斯被判兩個月徒刑）時，他魂不守舍地在法庭上踱來踱去，幾近崩潰，啜泣道：「法官大人，我這一生被你親手毀了，沒有任何存在價值。來吧，來吧，下一個就是我，我再也不想待在這兒了。」法官最後處置他時說：「從未有人如你這般對我口出惡言。」最後判處他4年零13天監禁。
陪審團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陰謀罪，但以穿越州界挑起暴動為由將戴維斯、德林傑、海登、霍夫曼和魯賓定罪。每個人被處以5年徒刑，罰款5000美元，並須繳納訴訟費用5萬美元，但這些判決並非完全有效。約3年後，美國的一個上訴法庭推翻了原判。該法院以2∶1的投票結果承認備受爭議的反暴亂法（即拉普·布朗法案）符合憲法，但仍推翻了原判，因為霍夫曼法官有「敵對性」行為，而且「從最開始的記錄就能看出」他對被告的「牴觸」情緒。
芝加哥7人組案件不但沒能證實控訴的合理性，還引發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司法災難，其中包括哈里斯堡7人組、卡姆登17人組、西雅圖7人組、堪薩斯城4人組、埃文斯頓4人組、五角大樓洩密案和蓋恩斯維爾8人組。每起審判的被告都是世俗眼中的異教徒，但都由陪審團、法官或上訴法庭證實無罪。對告密人的仇視和司法偏見是所有案件的兩條主線。此外，正如馬丁·阿諾德在《紐約時報》上指出的那樣：「儘管政府能力有限，但大眾仍普遍表示信任。所以當政府尚未準備就緒、對案件毫無說服力就開庭時，人們非常惱怒。」
暴亂被歸咎於芝加哥七人組，但根源其實是越南戰爭。在1970年，越南戰爭的陰影持續分裂、瓦解著整個美國，但年初本有一線轉機。頭4個月，西貢傳來的訊息都有些鼓舞人心。艾布拉姆斯將軍領導著美國部隊儘量避免與越共和北越發生大規模衝突。尼克松將美國駐軍從543000人減少至340000人，還向美國人民保證5月1日前，再撤出6萬步兵，但戰爭的結束仍遙遙無期。巴黎的共產黨人奚落了尼克松的5點和平倡議：「我們的拒絕是堅定、全面、絕對的。」美方首席談判官戴維·布魯斯拒絕了一項共產黨的方案，稱其「換湯不換藥」。
兩年前芝加哥抗議期間，美軍陣亡人數為25000人，現已突破44000人大關。華盛頓對外宣佈約20萬美軍還將在越南駐紮幾年，這阻礙了談判程式。此外，美軍、南越民眾及其部隊的厭戰情緒與日俱增。直到氣急敗壞的長官進行威逼，美軍第四師的步兵才投入戰鬥；另一個師計程車兵常辱罵尼克松，而他們一發現戰地記者，就大肆辱罵；士兵們把和平徽章和身份識別證掛在一起；據估計，將近80%的美軍吸食大麻，因攝入烈性毒品過量死亡的人數幾乎翻了一番。更糟的是軍方高層昏庸無能。美軍傘兵大膽突襲山西縣（距河內23英里）的一個戰俘營，因為據稱有70~100名美國飛行員被囚禁在此。這次突襲本可成功，但情報有誤：所有戰俘都已轉移。同時，美國戰機連續24小時猛轟北越。國防部最開始說空軍突擊是「防禦行動」的一部分，是為了保護未經武裝的美國飛機；後又改口承認是在攻擊部分軍需補給地。實際上，無比震驚的國民後來竟然發現，轟炸目標還包括醫院。
白宮宣稱不可能放棄西貢政府，因為據說共產黨有一張單子，上面列著將被以「大屠殺」「處理」的300萬越南人。單子是否存在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懷疑，而越來越多美國人都已準備放棄阮文紹政權。南越不但不感激其美軍盟友，反倒懷有敵意。西貢暴亂分子焚燒了尼克松雕像，高喊「打倒美國!」，指責美國延長了戰爭。還有一個不祥之兆是佛教徒用煤油、火柴自焚，與吳庭豔政府被推翻之前的僧侶如出一轍。一個南越政治家的兒子戴維·張在全美巡迴演講，表示美國步兵和與其並肩作戰的南越共和軍只有一個共同點：互相看不順眼。
與此同時，美國參戰是為了保衛亞洲民主的說法已站不住腳。戴維的父親因反抗阮文紹而被捕入獄，成為西貢政府關押的80000多政治犯之一。親臨戰場的美國人說，私刑法庭對批判政府的人濫用私刑、胡亂定罪；即便西貢最高法院裁定這類法庭違背憲法，它們仍為所欲為。此外，阮文紹對美國的資金援助永不滿足。10年來，華盛頓一直對西貢政府慷慨解囊，但阮文紹說還需更多裝備，更多時間訓練部隊，這需要更多的錢。他表示如果得不到這些，對一切後果他概不負責。
那一年，美國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另一個東南亞國家爆發戰爭，但南越政府偏偏這麼做了。事實上，美國空軍猛攻東柬埔寨的共產黨基地已有一年，只是鮮有人知。接到白宮命令，b–52型戰機對那兒的叢林避難所發動了3630次偷襲。參謀長聯席會議早就打算把步兵團也派過去，但遭到尼克松反對，因為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國王一定會抗議美國破壞本國中立。藉由雙重記賬和嚴格的保密工作，b–52突擊的訊息尚能封鎖。美軍一旦跨過邊界，這可就難了。
但在3月18日，柬埔寨局勢因一場政變而徹底改變。西哈努克知道己方政權已岌岌可危，所以當朗諾將軍接管政府時，他正在蘇聯尋求援助，以便讓40000人的越共和北越部隊撤出本國。朗諾是右翼分子，他可不會阻攔美國與南越聯合軍隊進入柬埔寨境內驅逐越共部隊。政變6周後，尼克松告訴美國電視觀眾，他們正執行一項重大任務，其目的是摧毀西貢西北部「鸚鵡峰」上的國家中樞、部隊大本營及地下軍火庫。他說：「5年來，美國和南越都不曾干擾這些避難所，因為我們不願侵犯中立國的領土。」但他隻字未提為期14個月的對柬埔寨的秘密轟炸。
入侵柬埔寨行動的軍事價值頗有爭議。入侵正進行時，尼克松稱其「獲得巨大成功——遠遠超出預期」。美國國防部認為越共需6~9個月才能復原，被問及對此的看法時，阮文紹說：「我看他們永遠沒法復原了。1964~1969年間的柬埔寨就是第二個北越，是個大後方。」西貢的美國駐南越援軍司令部宣稱，此次行動共繳獲1500萬發子彈、7250噸食物和2500支槍；敵方11285人死亡，2156人被俘；盟軍有1138人死亡，4911人受傷。
但如今柬埔寨已陷入戰爭的泥沼。一直埋伏在鸚鵡峰的共產黨軍隊向西挺進回擊了朗諾的部隊，控制了半壁江山，逼近首都金邊，還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新的安全補給通道。這樣一來，華盛頓便和這個比阮文紹政府力量還弱小的政權糾纏在一起。柬埔寨在這次戰鬥中有一部分目標太不現實，所以未能實現。弗朗西斯·菲茨傑拉德在《湖中之火》一書中寫道：「美國官員計劃為南越攻陷敵軍總部，彷彿敵軍在叢林裡也有個國防部，海軍陸戰隊、各級將軍、綠呢檯面會議桌一應俱全。」當然，從未找過到這樣的指揮所，因為根本就不存在。
進攻柬埔寨帶來最大的消極後果便是對美國國內的影響。公眾反應極其強烈，以至於參議院宣告只有國會才有權宣戰，並通過一項議案規定美軍7月前從柬埔寨撤軍，終止空中支援。學生們的反應更加強烈，使此前種種抗議都黯然失色。截至5月底，有415所高校停過課，這是美國曆史上首次全國學生完全自發進行的全體罷課。到了期末，仍有286所學校無法正常上課。而另外43個州的129所學校儘管宣稱復課了，許多教室仍空空蕩蕩。
5月9日和10日是週末，10萬多名學生向華盛頓發起猛攻。門前排列的一輛挨一輛的公交車屏障讓白宮變成了武裝營地。最開始尼克松毫不在意，在與一些國防部官員私下會面時，稱抗議者是「無賴」，隨後卻又擺出和解姿態。那個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帶著貼身僕人和特工來到學生們休息之處林肯紀念堂，說道：「我和你們一樣對此事深有感觸。」為拉近距離，他開始大聊特聊橄欖球，還問一名加利福尼亞州學生是否喜歡衝浪。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組記者寫道：「兩個‘美國’湊在一起，但馬上就要話不投機，相互遠離了。」
內政部長沃特·希克爾的一封信讓尼克松同樣百思不得其解。希克爾是位保守商人，同時也是6個兒子的父親。他反對政府離間年輕人，尤其對副總統阿格紐抨擊年輕人大為光火。尼克松的官方回應是進行安撫，保證政府成員注意自身言辭。但希克爾犯了大忌，他的信先在報上發表了，才被送往總統辦公室。感恩節前夕，尼克松傳喚他到白宮，以缺乏「互相信任」為由將其革職。幾小時後，哈里·霍爾德曼的一位助理揣著要被清洗的人員名單來到內政部，6位資深官員被告知：「你們得辭職，5點前得離開這棟樓。」
這已很糟糕，但一些學校的情況更為不堪。一個革命分子的炸彈炸燬了威斯康星大學的軍用數學研究中心，一名物理學家遇難，4人受傷，造成的財產損失達600萬美元。在以黑人為主的密西西比傑克遜州立大學，學生與警察在宿舍樓前對峙。隨後警方開火，用上了大號鉛彈、機關槍、來復槍和穿甲彈，有2名學生死亡、9人受傷。前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威廉·斯克蘭頓領導的校長委員會說這28秒掃射是「毫無理由、不正當的過度反應」。但當地大陪審團仍歸咎於學生：「面臨騷亂和暴動，執法人員若要恢復秩序，勢必有人受傷或死亡。」
在那個多事之秋，密西西比人發現不止學生成為被攻擊的目標，而且黑人並非唯一的受害者。5月，扛著旗幟進行反戰遊行的曼哈頓建築工人大受歡迎。白宮對他們的褒獎被視為漂亮的政治手腕。社會對年輕人的不滿越發增加。年長的美國人幾乎討厭年輕人亞文化的方方面面：長髮、扎染牛仔褲、吵鬧的音樂、言談、手勢及搖滾樂隊名字（什麼奶油，滾石，大瘋客鐵路等）。最受詬病的便是烈性毒品。青少年們狂熱崇拜大學生到處張貼的誇張的迷幻海報，上面充斥著血淋淋的顏色及扭曲的圖案。他們大聊特聊吸食毒品如何讓自己飄飄然、興奮、過癮、心驚、思維異常和憂鬱；還慫恿青少年為參加搖滾音樂會（有時是浸淫著罪惡的精神垃圾）離家出走。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堪稱搖滾狂歡的最高成就。《滾石》週刊助理編輯約翰·莫思蘭表示，次年可能舉辦48個大型音樂節，但只有18個成為現實。莫思蘭說：「主要原因涉及政治。宣佈舉辦節日的第二天，市政局的人員和警察帶著緊急法令前來，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舉辦慶典。」居民們看夠、聽夠了亞文化，也不想在自家後院舉辦什麼慶典，於是贊同（甚至請求）當局進行干預。他們認為這合情合理，尤其是在瞭解了康涅狄格州米德菲爾德市的粉末嶺音樂節（1970年最臭名昭著的搖滾盛會）後更是舉雙手贊同。
事實上，粉末嶺音樂節倒算不上盛會，它並未如期舉行。主辦方簽下25個樂隊將在300公頃的滑雪場表演。但開演前第4天，一個公民委員會認為，這裡的社群沒有必要忍受這些噪聲、大麻、赤身裸體的青少年和越共旗幟，並以此說服法官簽署禁令。表演者被迫離開，但從四面八方而來的觀眾仍越聚越多，甚至許多洛杉磯的地下報紙都報道了這一盛會。8月的第一個星期五，人數已達35000。沒有節目、沒有食物、沒有足夠的衛生裝置，粉末嶺音樂節註定是一場災難，事實也確實如此。
天氣悶熱，年輕人搭好五顏六色的帳篷後把自己剝得精光。第一天，他們在用來給滑雪者休息的棚屋旁的一個小池塘裸泳，但太多人在裡面大小便，以致到了星期六池塘就成為一個健康公害。蓄著鬍鬚的光頭醫生威廉·阿布魯齊是池塘維護志願者，他非常擔心那兒的衛生問題，但最令他煩心的還是麻醉劑。毒販子在人群中兜售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神奇魔力只要5美元嘍」）、巴比妥酸鹽和「來得快」，以及lsd致幻劑（「迷幻藥啊，先看貨，後看牌子」）。州警察逮捕了70名妄圖逃跑的小販，其中一人口袋裡還揣著13000美元，但大多數人逃之夭夭。買不起這些藥的青少年可以喝大桶裡的免費「電水」：這是由路人手裡的多餘毒品混雜而成。阿布魯奇說這是他診治過的上千起麻醉劑事故的罪魁禍首，此次集會上嗑藥的人數超過伍德斯托克，而參加後者的總人數可是這兒的十多倍。每個米德菲爾德居民都能講出嗑藥的年輕人幹下的荒唐事兒。最荒唐的場景發生在鄰近其中一片住宅的小樹林裡。赤身裸體的一男一女從不同方向走來，在樹下相會。心血來潮之下，兩人抱在一起，女生雙膝跪地，男生則採用後入式的體位。在男方達到高潮後兩人分開，其間未說隻言片語。
很明顯，粉末嶺音樂節與反戰示威毫無關係。但對批判者而言，年輕人的亞文化都是一樣的，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會讓人聯想到另一方面。肯特州立大學慘案是尼克松宣佈進攻柬埔寨後最令人難忘的校園運動，但它開始並不是為了表示抗議。各界一致認為，爆發最初階段的騷亂是遲早的事。不像哥倫比亞大學或伯克利大學，俄亥俄州和肯特州立大學並無激進主義之傳統。橄欖球在肯特的校園裡仍是大熱門，學生們獲勝後還會敲響勝利之鐘。學校仍舉辦畢業舞會，鎮上有可以閒聊喝酒的小酒店，而導火線是一個悶熱星期五晚上的啤酒狂歡節。
酒吧里人滿為患，被擠出來的學生便在街頭跳舞。一個憤怒的司機加大油門，似乎要直衝進人群。幾個醉酒的年輕人爬到車上打碎窗戶、點燃垃圾桶，還砸碎了商店窗戶。接勒羅伊·薩特羅市長命令，肯特的警察把醉酒鬧事者趕出酒吧。把這群人趕回學校的途中，警察用催淚瓦斯驅散了一群頑固分子。第二天，肯特州立大學的少數激進分子得到當局許可在晚上集會。註冊入學的2萬學生中有800人參加了集會。他們向教職員工和校警吼道：「一二三四，我們不要戰爭！」，集會隨即變成了遊行示威。事態漸漸失控，衝散了一場舞會。他們從視窗把點燃的照明彈投進廣場對面的後備軍官訓練隊的平房。趕來的消防隊遭到雨點般的石頭的攻擊，水管被大砍刀割斷，訓練房被燒成一片焦土。
薩特羅市長未通知學校管理處便向國民警衛隊求助。州長詹姆斯·羅茲派來了一個500人先遣隊，他們的裝備包括m–1型步槍、柯爾特左輪手槍和催淚瓦斯。對此，學生們更加瘋狂地往樹上潑汽油引燃大火。到星期日的午夜時分，火已撲滅，一切似乎盡在掌控之中。同時，羅茲州長也來到學校。星期二，俄亥俄州共和黨將進行參議員候選人初選，羅茲是參選人之一。他的排名靠後，當選可能性極小，但他試圖最後一搏，想借肯特州立大學事件扭轉局勢。羅茲召開記者會，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談及學生們，他說：「我們將竭盡所能借用法律手段把他們趕出學校……他們比褐衫黨sup/sup、共產黨、夜騎士和自衛團還可惡。他們是美國最糟糕的族群。」
這裡得為羅茲州長說句公道話，他並非唯一在國民警衛隊面前斥責學生的人。司法部長米切爾曾說激進學生是流氓；尼克松總統和阿格紐副總統亦是如此。阿格紐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話便是「青年一代中的搗亂分子簡直是群無賴，根本不配被稱作美國年輕人。」在肯特州立大學，薩特羅市長也有不少具有煽動性的言論，而國民警衛隊的羅伯特·坎特伯雷准將幾乎是刻意煽動暴亂。他們種下惡因，星期一中午便收穫了惡果。當天，學校已恢復上課，校園在最開始時也一片安寧。到了正午，有幾個學生敲響了勝利之鐘，約1000人在校內廣場上進行和平示威，另有2000人旁觀。這時，兩輛吉普開了過來，車內警衛用擴音器吼道：「撤出公共區域！你們無權集會。」學生們豎起中指，石頭如雨點般砸過去，並朝他們大喊：「死豬頭滾出學校！不跟你們吵。」坎特伯雷准將告訴記者：「這些學生總得明白法律秩序是怎麼回事兒。」在其部下的注視之下，西爾維斯特·德爾·科爾索少將撿起石頭向學生們砸去。
約12點15分，國民警衛隊的兩個戰鬥班將催淚瓦斯罐投入人群；幾個學生撿起罐子往回扔，但扔得不夠遠。一支國民警衛隊小分隊（約100人）試圖把逃跑的學生堵在兩棟建築之間，但隨後發現自己進退兩難：前有柵欄，後有狂扔石頭的學生。其實警衛們的處境也並非那麼糟糕：學生們的石頭扔得不夠遠，砸不到他們，很多路人還在大笑。催淚瓦斯已用完，警衛隊開始往一座小山崗上撤退，頻頻不安地回頭張望。這時的情形已十分危急，警衛隊兇起來毫無人性（上週週末就刺傷了3名學生），他們的m–1步槍也已上膛。正如前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威廉·斯克蘭頓領導的校長委員會所言：「警衛隊只差用拇指撥一下保險栓，用食指扣一下扳機了。」
事後有人認為，一群警衛隊隊員故意向與他們糾纏不休的學生開火。有照片顯示有十幾個衛兵聚在一起，即證人所謂的「一團」。另一個惹人疑惑的證據是一盤事發現場的錄音帶。錄音表明，在持續13秒的致命槍聲四起前，有一聲單獨的槍聲。開槍人是特倫斯·諾曼，這一槍要麼是訊號，要麼是出於恐懼所為。諾曼謊稱自己是「自由攝影師」，其實卻是聯邦調查局的密探（此外，他還可能受僱於肯特州立大學，該大學也有臥底人員）。諾曼有一把槍，部分旁觀者說他扣動了扳機，時間要麼剛好在那緊要時刻之前，要麼緊隨其後。可以肯定的是，警衛隊在半夜12點24分到達山頂時，立即全體跪下，好像接到命令一般向學生開槍，而那時學生們遠在幾百英尺外，根本傷不到他們。就在警衛隊旁邊的坎特伯雷准將卻扭過頭朝著另一個方向。一陣掃射後四周死一般寂靜，突然一個女孩的尖叫劃破夜空：「天哪！他們要置我們於死地！」
13名學生中槍，4人（都不是激進分子，其中一人是後備軍官訓練隊成員）死亡。一個青年頭部鮮血直流，染紅了隨身攜帶的課本；另一個男孩用布捂住他朋友的肚子，想要止住鮮血，但一切只是徒勞。而警衛隊並未試圖援救。
事件後不久，警衛隊沒有一個人受到殺戮指控。儘管司法部長米切爾說這是美國教育正經歷著的歷史上「最悲痛的學期」，而「槍聲在大學校園裡響起是社會混亂的最重要的證據」。儘管300名聯邦調查局特工調查證實當時警衛隊計程車兵並未遇到人身危險；儘管他們事後還想將衝突歸咎於一個子虛烏有的黑幫，司法部卻公然拒絕召集聯邦大陪審團。他們一直拖到1974年3月才發出8份起訴書。
當時，一個俄亥俄州的大陪審團不僅宣佈警衛隊無罪，反而起訴了25名學生，其中包括了學生會主席。儘管沒人獲罪，但這使得大眾普遍認為遇難者罪有應得，而尼克松暗示暴力抗議招來了更多暴力後果使這種情緒越發強烈。尼克松當時說：「這再次告訴我們，意見不同就訴諸武力，只會導致悲劇。」斯克蘭頓委員會認為，「警衛隊開61槍不合情理。」阿格紐副總統說這種看法是「縱容的精神食糧」，並認為責任在學生，這些就「在大學行政樓的臺階上，在教師休息室門前的學生」，任何辯解「都是為這些毫無責任心的學生開脫」。
兩年後，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遭到竊聽。在促成這一爆炸性事件的系列事由中，尼克松關於進攻柬埔寨是軍事冒險行動引發的校園騷動是關鍵的一環。第一環是1969年5月19日《紐約時報》上威廉·比徹的一篇文章，他是該報國防部訊息版塊的負責人。文章開頭是這樣的：「據尼克松政府透露，在最近幾周，美國b–52型轟炸機首次突襲了越共和北越在柬埔寨的補給基地，但柬埔寨方面尚未反擊。」
尼克松又驚愕又沮喪。他本就擔心東部媒體不負責任的報道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不料擔憂成為現實。當《紐約時報》刊登出美軍為和俄國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所做的技術準備細節時，尼克松更如五雷轟頂。依照憲法，他不能拿比徹及報社出氣，但至少可以查出在政府內部是誰在向記者洩露這些機密。他找來基辛格出謀劃策，基辛格列出一張單子，上面有13個知道柬埔寨秘密行動的人的姓名，包括他屬下的5位國家安全委員會助理。按照總統命令，這些人的電話被聯邦調查局監聽，發表了機密資訊新聞的4位記者亦是如此：比徹、《紐約時報》的駐國務院負責人赫德里克·史密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馬爾文·卡爾布及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亨利·布蘭登。這是白宮首次介入這些頗具爭議活動的模糊地帶，但徒勞無果，最終也未發現比徹的訊息來源。
尼克松開始質疑胡佛的聯邦調查局和理查德·赫爾姆斯的中央情報局的辦事效率。在1970年5月發生一些事之後，這種疑慮進一步加深。他深信校園暴動系外國教唆者密謀的，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或東歐人，並命令中情局將此事查個水落石出。經過深入調查，中情局報告說所有教唆者都是美國人。尼克松又讓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結論照舊。仍不滿意的總統下令增設竊聽器，並闖入可疑的辦公室和住宅進行搜查，這可是新花樣。此項任務由新的國內安全小組負責，其中囊括了美國最高階別的情報工作者：胡佛、赫爾姆斯及國防情報署、國家安全域性的領導人。29歲的印第安納州律師和總統演講的撰稿人——湯姆·查爾斯·休斯敦負責擬定偵查計劃。
1970年6月5日，4位情報單位的領導在總統辦公室會面，和總統照了相。尼克松要求他們組成一個國家安全監督委員會，由胡佛任主席。委員會於8月1日正式開始行動。同時，休斯敦和胡佛一起草擬行動計劃。在早先的一次會議上，休斯敦擬出很多非法計謀，胡佛一再解釋如今獲取情報的手段已獲得歷史性進步，試圖打消他對非法行徑的熱情。但休斯敦極不耐煩地說：「我們不是在說已死亡的過去，而是在說活生生的現在。」除去電子監控和秘密入戶偵查之外，他還計劃拆查信件，在學生和海外美國人中招募聯邦調查局密探和中情局間諜。
身為律師，休斯敦明知入戶搜查和他所謂的「郵件覆蓋」都是重罪，但仍一意孤行。他寫道：「這種手段明顯違法，會構成盜竊罪；風險也很大，一經暴露會讓調查人員十分難堪。但這也是最富有成效的手段，能獲取任何其他方式無法得到的情報。」他堅稱這種方式「利大於弊」。胡佛仍不為所動，在評註休斯敦的報告時，他表示不願繼續擔任委員會主席，甚至想退出委員會。休斯敦深感難堪。在7月初留給霍爾德曼的備忘錄中，他這樣評論胡佛的看法：「他的觀點大都前後矛盾且瑣碎無聊，老是擔心一旦暴露，情報部門（也就是他自己）會多尷尬。」7月23日，尼克松簽署了休斯敦起草的「決議備忘錄」，批准了他的行動計劃。胡佛得知後，向米切爾提出抗議，米切爾和總統商談後，尼克松便將整件事擱置下來。痛苦不堪的休斯敦當年秋天辭職回家，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當起了執業律師。他的情報工作由白宮新人、總統顧問約翰·韋斯利·迪恩三世接替。
次年春天，《紐約時報》再次刊登國防部新的機密資訊。尼克松就此斷定政府已守不住秘密，是繞開胡佛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他為此建立了一個特別調查小組，任務是「防止機密洩露並調查其他關乎國家安全的敏感事務」。
美國20世紀最大的政治醜聞——水門事件的涉案人當時還互不相識，但他們已陸續辭掉了政府工作，可接受新任務了。美國駐馬德里大使認為埃弗裡特·霍華德·亨特是個陰謀家，拒絕讓他出任副站長，從此亨特的中情局生涯就開始走下坡路。在肯特州立大學慘案發生時，他已離開中情局。4個月後，小詹姆斯·麥科德從中情局辭職；8個月後，喬治·戈登·利迪被財政部解僱，原因是在美國步槍協會的集會上，他未經批准便發表言論支援私人享有槍支所有權。
戴維·揚是基辛格麾下的一名32歲的律師，他將行政大樓地下室的16號房間開闢為特別調查小組總部。《紐約時報》上有一則簡短新聞透露，揚及其同事小埃吉爾·克羅正處理機密被洩露的相關事宜。揚的一個親戚看到報道後對他說：「你可是在白宮處理洩密事件啊，你祖父定會為以你為榮，他就是個專堵漏洞的水管工呢。」於是，戴維在新辦公室門上貼了塊牌子：「水管工——揚先生」。
1970年是個非大選年。按默裡·喬蒂納（理查德·尼克松的首個競選總顧問）定下的規矩，當年的中期選舉由共和黨負責。這條規矩很簡單，即美國人民是出於反對某個候選人而非支援某人而投票。按喬蒂納所言，總統競選人不必過於看重己方綱領，但務必曝光對手不光彩的往事、理念、習慣及私生活；若找不到把柄，就編造一些。這個策略就是總統批評家口中的「老兄尼克松」，當年秋天共和黨的戰略便是把所有共和黨的潛在對手都變成「老兄尼克松」。這將是首個耗資上億的國會選舉，而共和黨的急先鋒則是被總統顧問布賴斯·哈洛稱為「能量源阿格紐」的副總統。
共和黨顯然還需某種支援。去年11月，蓋洛普調查顯示尼克松的民意支援率達68%，但由於通貨膨脹越發嚴重、柬埔寨事件、卡利事件和與日俱增的失業人數，他的支援率已開始下降。年初，尼克松曾告訴共和黨領袖，失業率若上升到5.5%，共和黨11月的競選將失敗。未到年末，失業率就已超過5.8%達到了6%。與蘇聯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進展順利，3月簽訂了防止核擴散條約，但這些成就和政府稅收分享計劃並未博得選民多大的好感，福利改革計劃也沒受到很大支援。尼克松保留學童「就近入學」、不用汽車接送的承諾在南方廣受好評，但卻讓北方的黑人怒不可遏。隨著黑人中產階級的崛起，黑人的票源越發舉足輕重。到11月，美國將有13名黑人國會議員、81名黑人市長和鎮長、198名黑人州議員和1567名黑人地方政府官員。
副總統阿格紐被白宮視作按喬蒂納指導而競選的頭號種子。出任副總統的首年，他在講壇上非常活躍，共發表了77次大型演講，在其眾多的聽眾中廣受好評。1970年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阿格紐名列全美最受尊敬人士第3位，僅次於尼克松和葛培理。不過明尼蘇達大學的11位教授呼籲他別再「把溫和派變成極端分子」；參議員喬治·麥戈文說他是「毀滅性的分裂勢力」；共和黨成員弗蘭西斯·薩金特州長說馬薩諸塞州不歡迎他。但大學教授和麥戈文被視為政府的天然仇敵，而馬薩諸塞州的居民中有30萬學生，這個州自然被視作更具自由派作風的。不管怎樣，尼克松就職演說時呼籲國民「停止大吵大鬧」，阿格紐便是第一批對此表示蔑視的政府成員之一，「我願意在喧鬧聲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哪怕為此提高嗓門都行。」美國中產階級很欣賞他那精心設計的浮誇辭令：
有的報社處理垃圾的方式是出版。
詢問參議員富布賴特的外交意見就像讓波士頓的扼頸殺人者給你做頸部按摩。
若表達異議會分化美國人民，我斗膽說一句，現在就是積極分化的大好時機。
暴力只會助長更多暴力行徑，長時間的暴力終會帶來暴力反抗。
我們這個時代的弊病是那虛情假意、自討苦吃的精明——莫名地害怕我們的價值觀是錯誤的，擔心愛國、誠實、美德和勤勉是不對的。
1970年秋在32個州進行巡迴演講時，阿格紐走過了32000英里。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亞州棕櫚泉的記者會上，他號召選民抵制「激進自由主義者」一般的民主黨，從而為自己的競選奠定了基調。隨後，他把「激進自由主義者」壓縮為「激自派」，說這種人每次都一定會「投票反對法律與秩序，反對代議制社會的利益，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儘管他並非一味支援黨內成員（「我不得不把一位競選的共和黨人歸為上述類別，那就是紐約州參議員古德爾」），但他毫無例外地譴責對手黨的候選人，「民主黨候選人放縱隨意，習慣遷就暴徒、迎合不法分子。」在兩位總統發言撰稿人——威廉·薩菲爾和帕特·布坎南的潤色之下，阿格紐冗長乏味的言談變得生動起來。他譴責鴿派參議員是「叛徒議員」和「被放縱的奇才」，所有民主黨候選人則是「否定一切的牢騷滿腹的大人物」「懦弱的牆頭草」「躊躇不前的代言人」「遁世的左派」，迎合「愚蠢虛妄智識主義熱潮」的「病入膏肓、歇斯底里的臆想症患者」。他尤其喜歡在空洞浮誇的言辭中使用隱喻和頭韻，「我不需要靠鬼把戲表達觀點，我只是陳述事實。」
在造訪美國22個州，踏遍17240英里，為期23天的競選演說中，尼克松與阿格紐遙相呼應，語氣頗為相似，並且進行了反攻。尼克松亦沒有辯解，沒有描繪宏偉的目標，也沒有提出任何理念，那些都有悖喬蒂納的原則。他轉而攻擊學生、迷幻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暴徒、逃兵役的人、燒燬國旗的人、同性戀、罪犯、濫交和色情作品，把這些都和民主黨聯絡起來。選舉前一天，共和黨在電視上重播了總統的一次尖刻的演講，由此引發了最戲劇性的一幕。上星期四晚，在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遊行人群用雞蛋、石頭猛砸總統豪車的窗戶和車門。一個在場助理事後說：「你真該看看他們的臉，充滿了仇恨，這真是把總統打擊到了。」《時代週刊》說這一插曲「受到所有相關部門和可能的相關部門的一致譴責」。儘管如此，事後在菲尼克斯演講時，總統似乎將此事歸咎於所有批判他的人。他承諾：「任何暴徒都不能阻止我外出與美國人民交流。」這暗指民主黨對他橫加阻攔。談及反對者，他說：「他們並非浪漫派革命者，他們和荼毒好人的暴徒、無賴相差無幾。」最後他總結道：「我們的新政策需要全新且強硬的法律。要和犯罪勢力鬥爭，法律就得賦予和平力量新權力。」
選舉前夕重播的演講惹人厭煩，浮皮潦草甚至語無倫次，演講持續了15分鐘。隨後的15分鐘由緬因州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自己付費使用，他的講話是為另一黨派做答辯。馬斯基的講話冷靜、慎重，也極具毀滅力量。對於尼克松和阿格紐中傷民主黨背信棄義，馬斯基說：「那是謊言，全美國人民都知道那是個謊言……世上只有兩種政治……恐懼和信任。一邊說，你被危險包圍了……另一邊則說，這個世界變幻莫測，但人的意志可將它改變……所以，明天為民主黨投上一票，就是投上信任的一票……表示對同胞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對自己的信任。」
馬斯基認為，人人都信奉法律與秩序；民主黨已經投票支援政府的一系列犯罪管理法案。但種族紛爭、環境汙染和經濟問題怎麼辦？民族團結又該如何？他說：「有人利用公眾難題謀取黨派私利，他們不但沒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只有空洞的威脅與惡意中傷。」他呼籲選民團結一致批判這類人。
選民們正是這樣做的。民主黨的眾議院議席增加了12個，將兩黨差距擴大至255對180席。共和黨原本佔據了32個州長職位，民主黨18個，但現在共和黨失去了11個職位，以21對29落後。與1968年相比，民主黨候選人平均領先3%。競選初期，共和黨還希望獲得8個參議院席位，重新掌權。當時看來或許有希望，因為民主黨在參議院沒有把握的席位是共和黨的兩倍。在選情明朗後，共和黨只得到兩席，其中一席有無價值尚待觀察。在康涅狄格州，小洛厄爾·韋克（開明派共和黨人）取代了托馬斯·多德（保守派民主黨人）。
為了儘可能讓結局不那麼難看，尼克松聲稱共和黨獲得了「意識形態層面的勝利」，他指出艾伯特·戈爾敗於田納西州、約瑟夫·泰丁斯敗於馬里蘭州、查爾斯·古德爾敗於紐約州。在紐約州，保守黨候選人詹姆斯·巴克利僅以39%的選票在三人競選中勝出。但由於阿德萊·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諾伊州取勝、約翰·騰尼勝於加利福尼亞州和喬治·布什（曾獲當局鼎力支援）敗於得克薩斯州，這些讓尼克松所謂的「勝利」基本全部被抵消。最讓尼克松政府沮喪的是1972年大選前的噩兆。除去田納西州，共和黨所看重的南部政策一無所獲，還丟掉了幾個關鍵的州議員席位。在新澤西、威斯康星、北達科他、佛羅里達、內華達和新墨西哥這些州，尼克松和阿格紐的特別政策也宣告失敗。在下屆總統選舉中可能起決定性作用的重鎮——加利福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尼克松團隊也遭到慘敗。
共和黨裡彭協會主席說這是共和黨「自1964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一次」。談及尼克松的解釋，他說：「尼克松越宣稱在本黨意識形態層面佔優勢，就越不可能在1972年拿國會當替罪羔羊。」選舉結束後，共和黨州長們在愛達荷太陽谷聚會時最常說的笑話便是，他們該在死亡谷會合。兩年前，尼克松在印第安納州得到最大差額的多數票，但如今其州長卻說那兒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新墨西哥州州長警告共和黨：「選舉失敗的原因是策略過於消極。」專欄作家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寫道：「1970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的威信降到最低點。」事實上，情況越發糟糕。當年冬季的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尼克松的支援率從56%降至51%，再降至49%；哈里斯民意測驗表明，馬斯基領先尼克松3%，隨後幾個月兩人的差距增至5%，再到8%（馬斯基以47%比39%領先）；《新聞週刊》說尼克松僅能完成一個總統任期的可能性增加。
在這種背景下，尼克松和他的主要政治顧問們在比斯坎灣進行事後分析。一個顧問說偏好運動術語的尼克松稱這次聚會為「比賽計劃審查」。極其鬱悶的米切爾說總統表現得好像在「競選警長」一樣。大家一致認同此後兩年再不能上演如此慘劇。從此刻起，總統必須表現出遠離黨派政治，盡好總統本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將由堪薩斯州的參議員羅伯特·多爾接任，多爾是共和黨堅定的擁護者，主張採取強硬路線。
但那還不是這次會上最重要的決定。正如一名與會人士事後所言：「這是場激烈的攻堅戰，我們可不放心把這項任務交給那群唯唯諾諾的老狐狸。」另一個人則說：「我們決定把黨派政治踢出白宮，趕到對面去。」對面就是賓夕法尼亞大道1701號，一棟鋼鐵玻璃結構的大樓，距白宮150碼。1971年3月，獨立的公民「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把那棟樓的二樓作為辦公室。這個委員會里面傢俱全新，內部裝潢時髦，鋪著深橘黃色的地毯。約翰·米切爾從司法部辭職接管。之前，這裡將由霍爾德曼的親信傑布·斯圖爾特·馬格魯德負責，小詹姆斯·麥科德出任安全主管，喬治·戈登·利迪擔任顧問，這個委員會就是後來盡人皆知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人一致宣稱的「克里普」。sup/sup
剪影：20世紀70年代早期
原為英國作家安東尼·霍普小說中虛構的一個位於歐洲中央的王國，後來用於指理想之國。——編者注
威廉·吉爾伯特和阿瑟·沙利文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幽默劇作家，兩人在長達25年的合作中共同創作了14部喜劇。——編者注
塞繆爾·羅思因為售賣涉及色情淫穢內容的商品而被檢方提起控訴，而經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羅思經手的商品並未達到「淫穢色情」的標準，因而未定罪。自此，美國社會對「淫穢」的認定有了新標準。——編者注
因為德國的納粹黨徒身穿褐色制服，所以常稱他們為「褐衫黨」。——編者注
原文為「creep」，是「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的英文名稱縮寫。而「creep」一詞在英文中有「爬行」「卑鄙小人」「諂媚者」的意思。——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