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開頭如何，結局都同樣慘烈。當時人數不過百人的值班獄警被暴打，許多人被囚禁。監獄學校、教堂和機器作坊被付之一炬。當這些房屋被燒成灰燼時，狂暴的囚犯成群結隊衝出4個矩形牢房區中b、c、d三區的走廊、大門和狹窄過道。據懷俄明縣副治安官回憶，他們以藏在食堂麵包下的管子為武器——這恐怕不足為信。暴亂尚未結束，阿提卡當局已然顏面掃地。即便囚犯一開始沒有武器，但很快便武裝起來。有的從車間找來砂輪，有的用剪刀刀片和掃帚把做成投槍。當獄警忙於滅火時，有的人拿出棍棒和匕首弄破消防水龍。獄警用催淚瓦斯奪回了c區和部分b區，但其餘地方仍被囚犯佔據，大門緊鎖，他們甚至用車間工具把門焊死。
暴動開始後4個小時，囚犯們就穩固了前線防守，在接下來的4天都未被攻破。距監獄行政樓最遠、距車間最近的d區是他們的根據地，布萊登和克拉克擔任指揮。叛亂分子共有1280人，他們帶著橄欖球頭盔或纏著穆斯林頭巾，悠閒地躺在d區的臨時帳篷裡。d區一頭的粗糙長凳便是暴亂指揮中心，叛亂秘書處：人民中央委員會一直在此開會，分配任務細節、制定防禦政策，甚至將不守規矩的人關進「人民監獄」。在a區走廊（無人控制的非軍事區）的工作臺是囚犯和當局的談判地點。值得一提的是，囚犯們掌握著監獄的地理中心「時報廣場」，這是通往四個分割槽通道的交匯點。這是他們從28歲的獄警威廉·奎因手裡奪來的，奎因用警棍與他們抗爭，直到他的頭蓋骨兩處碎裂才被制服。一些獄警發誓看到有人將奎因從高處拋下，他必定受了重傷。克拉克看到不省人事的奎因耳朵淌血，於是令這個獄警穿過非軍事區找當局。奎因的狀況對雙方都至關重要：他若死亡，所有參與暴亂的囚犯都可被控謀殺罪。
正午時分，在250名操著防暴裝備的騎兵面前，州警察局局長亨利·威廉斯發表了態度強硬、振奮人心的講話：「那邊若有人喪命，那是罪有應得。你們誰的廢話也別聽，千萬別丟了武器，別丟了兄弟。」但在對方的突襲之下，39名「兄弟」淪為人質，這讓這次講話的聲勢弱了不少。他們被套上囚服、蒙上雙眼、五花大綁地關在d區。一個犯人用擴音器警告說，一旦警察貿然行動，這39人將首當其衝，包括曼庫西在內的當局官員都不敢輕舉妄動。
按法律規定，應對暴亂是奧斯瓦爾德的法定義務。他下午2點飛抵監獄，不顧曼庫西反對，決定攜赫爾曼·施瓦茨進入d區親自面對叛亂分子。施瓦茨是布法羅的法律教授，受叛亂首領信任。奧斯瓦爾德打算告訴他們，按刑事管理法則，只有釋放人質後，雙方才有商討餘地。他要求釋放人質，布萊登陳述他們的15項要求時他也認真傾聽，其中包括政治集會「不遭威脅」，穆斯林「宗教自由」，終止郵件審查，有和任何人通訊的權利，正規申述程式，多娛樂少關監牢，拓寬鍛鍊場地，派一名全職醫師，改善學校，多水果少豬肉，將曼庫西革職，外部人士組建委員會「審查」當局此次所作所為以及聯邦法庭要釋出禁令，嚴禁對囚犯們此次的行為進行「肉體或精神報復」。最後，布萊登補充道，部分囚犯堅持要求被「迅速釋放，將其安全轉移到一個非帝國主義國家」。他還說：「我們是人，不是畜生，不願被暴打或驅趕。這次的事情不過是被壓迫人民的怒吼。」
奧斯瓦爾德進入d區確實展現了驚人的勇氣。他坐在叛亂者面前時，還有人提議把他也當作人質。儘管監獄高牆上的狙擊手逐個瞄準他附近的人，但若真動起手來，他能生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當然，他如此行為是否明智另當別論。一旦對方陳述完畢，且奧斯瓦爾德承認許多要求合乎情理，公開談判便勢在必行。為表誠意，他同意成立監督委員會，並讓施瓦茨找正出席佛蒙特司法會議的聯邦法官約翰·柯廷釋出禁令。奧斯瓦爾德還做了一件讓曼庫西及其屬下深惡痛絕的事：簽署「嚴禁對1971年9月事件成員施加行政報復」的保證書，這被囚犯們視為仁慈寬厚的保證。州長辦公室迅速指出，免罪絕不可能，奧斯瓦爾德無權擔保。但誤會的種子已經埋下，勢必結出惡果。
當晚，奧斯瓦爾德回到泛光燈照明的監獄大院，在囚犯營火光的映照下，周圍十分明亮。應囚犯要求，奧斯瓦爾德還帶來一批記者。大部分時間人們在組建監督小組，囚犯們選出了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頓、博比·西爾、州參議員約翰·鄧恩、《紐約時報》的湯姆·威克（曾撰文向喬治·傑克遜表示同情）、赫爾曼·巴迪洛（首個成為國會議員的波多黎各人）及克拉倫斯·瓊斯（曼哈頓《阿姆斯特丹新聞》的黑人出版商）。稍後，洛克菲勒又加上了他的選擇：他的秘書、一名校監、一名退休將軍和幾位立法委員會委員及刑法學家。這使得總人數一度超過30人，辦事效率很低，內部的思想分歧更削弱了委員會的力量。
施瓦茨帶回了柯廷法官簽署的禁令。禁令由曾因殺害警察獲罪、來自布魯克林的白人傑爾姆·羅森堡起草。但現在暴動者以禁令不充分為由拒絕接受。監督委員會的工作進展緩慢。威克、瓊斯、朱利安·泰珀（來自全國法律援助與辯護者協會）與懷俄明縣的區法官路易斯·詹姆斯共進早餐，但只拿到嚴禁對犯人「不加區別集體起訴」的書面承諾，而這不可能消除急躁的囚犯秘書處的擔憂。星期六凌晨4點，暴亂第二天臨近尾聲，聯合記者被禁止進入監獄，這使一項本就不大可靠的協議也被撕毀了。警方對記者的敵意與日俱增，這也是個不祥之兆，通常暗示警方將有秘密行動。
當天早上的奧斯瓦爾德仍十分樂觀。儘管囚犯要求增至30項，但他已批准了其中的28項，只拒絕了他認為「不能商量的」全體特赦及撤換曼庫西。正當他表示對一切懷有信心時，新情況將和平解決此事的希望摔得粉碎。奎因死了，對暴動首領寬大處理的任何可能性隨之消散。博比·西爾隨後趕到。進入監獄前，他對高牆外的50名向他歡呼的激進遊行者說：「獄警若遭意外，州政府和州長就應被控謀殺。」他的屬下在人群中散發黑豹黨中央委員會宣告的影印件：「獄警，即所謂的‘人質’，被1280名囚犯禁錮。囚犯們有正當理由為自己長期遭受的殘暴、非人道的虐待申訴……要展開談判，就必須立馬承諾特赦……黑豹黨分析認為，這是獄警獲救的唯一方法。」
西爾顯然對結束危機毫無興趣，他說怎麼處置奧斯瓦爾德由囚犯們自己決定。可悲的是，囚犯們深信於他，向他尋求意見。西爾回覆說，沒有休伊·牛頓的批准，他不能提供任何建議。與監督委員會進行短暫討論後，他告訴記者，種種問題和武裝的州警讓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澆油，極不負責地告訴叛亂秘書處代表「第三世界國家代表正在街對面恭候你們。」他說的應該是那50名示威者，但沒有把話挑明，弄得囚犯們有了大獲全勝的希望，再無心與奧斯瓦爾德討價還價。
對雙方而言，星期日就是個動員日。整個下午，一輛輛卡車不斷運來國民警衛隊隊員、強力消防水龍和一箱箱瓦斯罐、防毒面具。監督委員會發表宣告警告，「現已確信此地可能會集中屠殺囚犯、獄警。」威克、瓊斯、巴迪洛和鄧恩打了半個多小時電話，請求洛克菲勒來阿提卡，但州長大人發表個人宣告：「鑑於關鍵問題是全體特赦……我認為就算我親臨現場也無助於和平解決此事。」他和奧斯瓦爾德已達成協議，若叛亂首領對最後通牒不做回應，警方將訴諸武力。但情況不容樂觀，囚犯們明顯得越發焦躁。大門被通上電流加熱了；溝渠裡滿是汽油；泥炭和汽油做成的餌雷裝上了定時引信；原油火箭彈射器已就位；長矛被削得更鋒利；a區到時報廣場的主要通道（入侵部隊的必經之路）堵滿了金屬臺子。當天下午，叛亂分子還捅死兩名白人囚犯以報宿怨。
星期一早上，一切再無商量餘地。早上7點，警察小組被分派了具體任務：狙擊、營救、摧毀路障及後備攻堅。兩架直升機在轟鳴聲中報道罪犯和人質的近況。8點35分，奧斯瓦爾德在非軍事區會見了理查德·克拉克，後者堅持「徹底、全體、絕對的特赦」，並解僱「曼庫西那傢伙」。他說要和秘書處的其他成員商討半個小時，奧斯瓦爾德給了他時間。9點5分，一名囚犯通過擴音器大吼，己方一旦遭到攻擊，人質將被「劊子手」處決。奧斯瓦爾德的一個助理回應道：「立即釋放人質，理事就馬上與你們商談。」對方叫道：「不行。」那是談判中的最後一句話，此後的阿提卡便陷入野蠻與暴亂。
幾分鐘後，一架直升機釋出無線電訊息：4名人質「被刀抵住喉嚨站在時報廣場各個角落。」現場令人毛骨悚然：人質被揪住頭髮，腦袋後仰，脖子幾近斷裂，刀片正慢慢舔舐著他們的鮮血。其實真實情況並沒那麼可怕，官員們不明白這只是虛張聲勢，叛亂分子不會真的殺死人質。和重新定居於「非帝國主義國家」的要求（奧斯瓦爾德剛一挑眉毛這個要求便被收回了）一樣，拿著自制匕首的可怕姿態只是虛張聲勢或為自己壯膽。總有人願意為此鋌而走險，如今也不例外，他們甚至拉上手無寸鐵的受害者為他們陪葬。
奧斯瓦爾德確信人質處境危險，因為害怕他們慘遭屠戮，所以要分秒必爭，於是對助理說：「現在毫無疑問，我們得打進去。」狹窄通道的門口埋伏著500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黃色制服的州警察；ch-34型直升機「賭盤2」號滿載著催淚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突然降落在時報廣場。無線電廣播員聲嘶力竭地叫道：「行動！行動！空降成功!指揮部命令各位置人員——行動！展開進攻!」
警察破門而入，炸飛了路障；灰牆上的狙擊手開始向囚犯射擊。清除通道障礙物花了90分鐘，隨即展開全面進攻。時報廣場和d區上空煙霧瀰漫，看不清地面形勢。儘管警方知道人質穿著囚服，仍難以辨別。事後，警察堅稱對方強力抵抗了兩分半鐘。一個人說：「他們揮舞著匕首和尖矛，拼命撲向我們。我們不得不開槍。」另一人則說：「我們殺的是抵抗的人，揮舞著尖矛和燃燒彈的人。我們抓捕了張開雙臂投擲武器的人。抵抗的人都死了。」
但沒有抵抗的人也慘遭殺害。稀疏的槍聲持續了近一個小時。紐約州駐阿提卡特別委員會（麥凱委員會）發現，警方進攻「過度」，「許多開火實無必要」。一些不必要的暴力行為可歸咎於粗心，甚至對生命的褻瀆。洛克菲勒特別強調嚴禁獄警參與行動，但他們還是衝了進去，至少殺害了兩人。麥凱委員會發現，一些警察用裝著大號鉛彈的獵槍擊中「計劃外目標」。「並未反抗的囚犯、人質很可能因此受傷或死亡。」來自布法羅的萊昂內爾·西豐特斯醫生當時在場，他事後報告說：「獄警將許多鬧事首領團團圍住，然後挨個兒擊斃。有的揮舞雙手投降，還有的已倒在地上。」
地上躺著120多人，或受傷或氣息奄奄。算上奎因和暴亂期間被叛亂分子殺死的囚犯，有32名囚犯、11名獄警或官員死亡，總計43人。收復監獄幾小時後，流傳著人質死亡的大量失實報道，事態更加混亂。一名奧斯瓦爾德的助理說，一個獄警慘遭閹割，他的生殖器被塞在嘴裡；另一名助理告訴記者「幾名人質被割斷了喉嚨」。獄警頸部血跡斑斑的矇眼布給大屠殺的說法增添了幾分可信度。3名倖存的獄警確實喉部受傷，但醫檢人員次日早上表示，死者身上並沒有被閹割、截肢的痕跡。所有的人皆死於槍殺，而當時只有警方有槍。
洛克菲勒州長說人質「在交火中死去」。奧斯瓦爾德則隱晦表示人質「可能被用作肉盾」。獲救人質強烈地支援警方展開進攻。身處華盛頓的尼克松則說，當局「只能」做出突襲阿提卡這一「悲傷、沉痛」的決定。對於真實情況到底如何的爭論迅速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面。不信任自由主義者、支援刑事改革的「悲天憫人者」和「空想社會改良家」拒絕一切批判警察的言論，只將惡果歸咎於囚犯。《亞特蘭大憲政報》一篇言辭激烈的社論譴責「這批阿提卡的畜生」強迫人質接受「非法審判」。還有人怪罪監督委員會，精疲力竭的威克在離開阿提卡時，門口一個獄警厭惡地說道：「你們這些人休想再進來。」
這在美國的另一邊引發了激烈討論。紐瓦克市市長肯尼思·吉布森說這是「一個所謂的文明社會做出的最冷酷無情的暴力鎮壓之一。」威克事後說，60名囚犯遭到約1300項指控，但法警一項都沒有，儘管「有證據表明警方翫忽職守、殘暴野蠻、嚴重違紀、反擊過度，甚至公然屠殺。」暴動被鎮壓後，麥凱委員會發現傷者身上有「大量毆打、刺戳、踢打的痕跡」。被剝得精光的囚犯被獄警用山胡桃木警棍暴打。受傷獄警很快得到醫療救助，其家人也迅速得到通知；而受傷的囚犯4小時內都無人看護，還被貼上「1號囚犯、2號囚犯、3號囚犯」的標籤。4天后，部分坐立不安的囚犯家屬仍在瘋狂打聽自己的兒子或丈夫是死是活，阿提卡方面常連這些都不會講。有訊息的也只是一封簡短草率的電報：「很遺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維拉已經死亡，編號29533，屍體停放在本監獄。」
「沒錯，我們是由兩個不同的國家組成。」約翰·多斯·帕索斯曾這樣諷刺早期美國的貧富差距。如今社會的斷裂體現在不同領域，但同樣很深。三年前，剛入主白宮的尼克松承諾「讓美國團結一致」，但他食言了。美國人民仍相隔很遠，對正義與寬容、戰爭與和平、是與非這種基本問題仍有分歧。一年後的總統大選將近，在民意測驗中，美國人民開始重新審視尼克松。這裡是有變化的。遲至8月初，民意測驗人員艾伯特·辛德林格發現，僅27%選民希望尼克松連任。但8月尚未結束，他的民眾滿意度不再下跌，而是漸趨平穩，甚至慢慢回升。尼克松政府在國內外推行的強有力的行政措施即是扭轉大局的決定因素。
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於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美國隊的陣容表明瞭這項運動在美國國內廣泛的吸引力：一名克萊斯勒的人事主管、一名杜邦公司的化學家、一名《體育畫報》編輯、一名大學教授、一名聯邦的黑人工作人員、一名ibm程式設計師、一名多明尼加共和國移民、一名華爾街銀行職員、兩名十多歲的少女、兩名家庭主婦及兩名在校大學生。其中聖莫尼卡大學的格倫·考恩風頭最盛。他穿著紫色扎染喇叭褲，襯衫上彆著和平標誌，比賽期間他還用頭巾把及肩長髮紮了起來。也許由於考恩的紅色頭巾，也許由於他機靈外向，中國在諸多運動員中挑中了考恩，向他提出了一項歷史性建議：他和隊友能否到中國進行一次免費旅行？
美國的隊員們對此欣喜不已。和隊友們商量後，考恩說道：「用毛主席的話說，我可能點燃了能夠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秘書長宋中的正式邀請函隨後送到。華盛頓方面沒有異議；幾星期前，美國國務院剛取消了對其公民赴中國旅遊的所有限制。包括乒乓球運動員在內的所有當事人都知道這兩件事定有關聯。這被普遍視為中美改善關係的第一步，表現了北京的新自信。北京經歷了三年激烈的權力鬥爭，即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後以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兩年前的獲勝告終。7名西方記者獲准進入中國進行全程報道，很明顯，世界將要迎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中國正效仿蘇聯，以運動為名行外交之實。一夜之間，乒乓球這項運動上升到一個新高度。甚至連尼克松總統都告訴屬下：「在法學院讀書時，我乒乓球就打得不錯，其實很厲害呢。」莫斯科方面對此頗為不滿，克里姆林宮說北京對美國的這項提議「不合原則」。
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從香港穿過一座短的鋼架橋進入羅湖邊境車站，再經由一座錫皮封頂的橋到達中國的城市深圳。微笑的共產黨官員領著他們登上一列乳白色與藍色相間的火車。第一站是廣州，21年前，華盛頓與北京關係破裂，該地英文名由canton改為kwangchow。沿途23英里，能看到道路兩旁有香蕉林、荔枝樹、稻田，在重要地點還有畫著毛主席像的巨型公告牌。在新落成的廣州機場，一行人員登上蘇聯造的伊柳辛–18客機，當時擴音器在還播放著軍樂和《毛澤東思想》的節選。停機坪上的一個警示牌上寫著：「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這並非有意侮辱客人，只是當時的毛澤東政府並不把美國人民等同於美國政府。中國需要美國人民的友誼，而北京廣播電臺則一直譴責美國政府裡有一群「嗜血之徒」。
時值4月，北京仍春寒料峭，但中方對美國乒乓球隊的接待卻讓他們賓至如歸。他們住在考究的新僑飯店，受邀參加各種宴會，遊覽19世紀清朝皇帝的頤和園和新中國的人民大會堂，觀看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歌頌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京劇《智取威虎山》。他們到北京體育館與中國運動員打表演賽時，18000球迷高舉「熱烈歡迎美國乒乓球代表團」的橫幅，賽場內歡聲笑語不斷。樂隊奏響了振奮人心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的樂曲，考恩還隨音樂跳起了搖擺舞。
比賽時，中國依然考慮周全。他們撤回本可完勝美國隊的一流隊員，派上二流隊員，最終中國男隊以5∶3獲勝，女隊以5∶4獲勝。中國稱之為「友誼賽」，但這還不算最動人的示好方式。第二天，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裡鋪著紅毯的會議室會見遠道而來的客人。當週到訪的乒乓球隊並非只有美國隊。由於中國人嚴格按字母順序辦事，因此在美國隊之前他先接見了加拿大隊、哥倫比亞隊、英國隊和奈及利亞隊的隊員。但周總理把大部分時間用於會見美國隊，和他們在一起約1小時45分鐘。他說：「中美人民關係翻開新的一頁。」他還告訴美國新聞工作者，如今美國記者可「分批前來」。
當天，在美國隊動身前往香港時，尼克松總統宣佈取消美國對中國長達20年的貿易禁運令，北京也重啟與華盛頓和倫敦的電話聯絡。還有很多事情值得一提。在兩週之內，亨利·卡伯特·洛奇領導的總統委員會提議，在保留國民黨席位的前提下，應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當時美方已著手安排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訪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尼克松親自訪華事宜。
7月初，官方稱基辛格飛赴亞洲，在西貢、泰國、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參加會議。在和巴基斯坦總統阿迦·穆罕默德·葉海亞·汗會談90分鐘後，基辛格宣佈行程有變：他將在拉瓦爾品第以北38英里的避暑勝地納蒂亞加利休個短暫的工作假。這次行程並沒有多大報道價值。當葉海亞·汗政府宣佈基辛格因身體微恙，需多休一天假時，隨訪記者也未覺察出異樣。人們以為基辛格得了亞洲痢疾，即德里痢疾。為強調這個說法，美國大使館還特別宣稱已安排醫生前去診治。一名記者建議總統顧問在有空調裝置的拉瓦爾品第會好得更快。使館發言人回覆道，基辛格不想因自己而麻煩巴基斯坦首都人民。
事實上，基辛格在三名助理的陪同下，已驅車前往拉瓦爾品第機場，並搭乘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北京。7月9日正午，基辛格一行降落在北京城外的一個荒涼的停機坪，隨後他們坐車前往附近的一棟湖畔別墅，在那兒用了午飯；下午3點左右，周恩來到了。星期五深夜、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周恩來和基辛格一直在商談。由於中國人民的熱情招待，基辛格的體重還重了5磅。兩天半後，人們認為的因胃疾臥病在床的基辛格飛回巴基斯坦。從此以後，北京廣播電臺不再播放美國官員是強盜走狗的言論。在基辛格訪華5天后，尼克松在聖克利門蒂搭直升機飛到洛杉磯郊外的伯班克電視演播廳，發表了舉世震驚的4分鐘講話。他宣佈自己受邀訪問中國，並且已欣然接受。他說：「我深信，中美關係緩和、加強友好聯絡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所以我決定接受邀約。」在談及國民黨時，尼克松補充道，和北京「建立新友誼」不會「失去我們的老朋友」。
這次他沒能信守承諾，讓「兩個中國」加入聯合國的計劃註定行不通。每一年，聯合國都加緊敦促臺灣代表團退出聯合國，中美關係重建最終讓聯合國做出決斷。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投票決定，接納中國，驅逐蔣介石代表團。當天守在電視機旁的美國保守派看到了恥辱的一幕，這在迪安·艾奇遜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掌舵外交政策的年代絕不可能發生。阿爾及利亞代表團的代表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互相擁抱，坦尚尼亞代表團的代表還在過道上跳起了吉格舞。華盛頓方面的回應憤怒而激烈。巴里·戈德華特要求美國退出聯合國，把聯合國大會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類的地方」；賓夕法尼亞州的休·斯科特諷刺坦尚尼亞是「熱褲公國」；總統新聞秘書羅納德·齊格勒譴責「一些跟風代表團令人驚詫的不加掩飾的得意勁頭」。但這些只是例行政治行為。事實上，從中國在名古屋向格倫·考恩首次做出和解姿態之時，一直外強中乾的蔣介石方面就已註定失敗。
在電視上宣佈將飛往北京一個月後，尼克松又通過廣播公佈了另一則重大訊息：這次是要拯救美國經濟。這一任務迫在眉睫，因為美國正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貨幣危機。由於胡佛一成不變地套用亞當·斯密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經濟思想，使得本就低迷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尼克松口頭上仍奉承這兩種思想，但行動時早已另尋他路。《時代週刊》的休·賽迪評論說，「總統直到最後一刻都在墨守成規。但當形勢所迫或他終於有所醒悟時，便決定採取行動，任何東西在那兒都不會長久；他將拋棄自己的哲學、承諾、信條、朋友和顧問，走出舊生活的他迅速投入到新生活中，毫無內疚或留戀之意。」有時這樣的做法令人張皇失措，但在1971年8月這樣一個美元體系幾近崩潰的特殊時期，倒是令人振奮。
「二戰」結束時，美國握有全球400多億貨幣黃金中的350億，堪稱人類文明史上最富裕的國家。戰爭結束的一年前在新罕布什爾州的佈雷頓森林會議上，戰後金融體系就已建立：除共產主義國家以外，所有主要國家都以美元和黃金作為國際儲備金。由於黃金數量有限，不足以支撐預計的外貿流動，故而將全球最堅挺的貨幣美元設定為與黃金具有同等效力。各國國債以黃金或美元支付均可。美國承諾以1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的比率回收所有美元；其他國家換算出本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這果然奏效，貿易有了起色。每當有國家與美國貿易出現順差時（對美出口大於進口），這個國家的剩餘美元就可用作儲備，支援發行新貨幣。
鑑於美國富有而其他國家相對貧窮，大筆錢被投放海外用於救急。這沒關係，因為實在有太多美元。隨後朝鮮戰爭爆發，歐洲商業逐漸復興。1961年年末，亦是共同市場成立的第一年年末，美國黃金儲備降至170億美元；到1962年又降至160億美元；1963年為150億美元；70年代初僅為110億美元，這已是絕對最小值。因為美國法律規定，每4美元的流動量必須在諾克斯堡儲備價值1美元的黃金，而全美商業的正常運轉需要400億美元紙幣和銀。同時，與各國的貿易差額越發不利於美國。1960年，美國進口值為150億美元貨物，出口200億美元，貿易順差達50億美元。到1970年，順差額降至20億美元；1971年，順差消失，美國出現貿易赤字。由於國防部在越南仍舊花銷如流水，一時半會兒無法好轉。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發出警告，美國正面臨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赤字。
1971年5月，德國的經濟奇蹟令經濟學家們坐臥不安：聯邦德國搖身一變成了出口大國。對過去10年的幣值重估表明德國馬克增值了兩次，對美元匯率發生變化，囤積馬克的投機者大發其財。如今，再次重估迫在眉睫。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於佈雷頓森林會議時）成員，波恩必須在馬克升值時買進美元賣出馬克，以盡維持這兩個幣種關係的義務。由於美國的貿易赤字，投機者擁有大量可投資的美元（即外國持有者手中的「歐洲美元」）。1971年的前4個月，歐洲美元儲備從50億飆升至500多億。美元如雪片般大量湧入德國中央銀行。
德國中央銀行不停地買入美元，直到波恩方面發現早期通貨膨脹的訊號，於是他們在5月9日告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德國將不再買入美元，無論有無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定。德國人建議，讓馬克按供求規律決定自身的價值，即經濟學術語裡的「浮動」。馬克從25分漲至27分後不再變動，減輕了德國中央銀行的壓力，也順帶降低了德國市場上美國商品的價格，提高了美國對德國的貿易順差。但這個緩衝很短暫。正如美聯社的拉里·斯頓茨所言，「歐洲充斥著大量美元」，多到等同於美國市場上流通的全部貨幣量，投機分子不得不轉向其他地方：法國。但一直密切關注德國經濟形勢的巴黎迅速切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聯絡，限制美元貿易。投機分子們又把視線轉向瑞士法郎，伯爾尼的態度與巴黎相同。出手美元越發艱難。佈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潰；《巴倫週刊》預測到秋季將爆發全球性恐慌。8月初，權威預測表明，美國第二季度貿易赤字將超過70億美元。國會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緊隨其後，報告說美元估價過高，其他貨幣應升值，不然美國將不再買入黃金。此時股票市場急速衰退；4月還走高的道瓊斯工業指數降了100點。如今歐洲美元在全球都找不到市場。在歐洲的美國遊客們發現，曾勢頭強勁的美元已不被各方接受。全球貿易陷入停滯狀態；商人不知道他們的錢在下週還能買什麼，甚至明天都不知道會怎樣。
美國國內經濟形勢也一片慘淡。尼克松原本預計形勢在1971年較順利，而1972年艱難，並按國民生產總值1.065萬億美元安排預算。然而最後結果只有1.05萬億，且一半還是來自通貨膨脹。生產下降；6%的失業率已逼近大蕭條時期的水平。6月底，政府財政年度虧損高達232億美元，只比約翰遜時期1968年所創紀錄少虧損了20億美元，且比尼克松的預估不可思議地少了245億。根據凱恩斯理論中的「充分就業平衡」，支出若低於充分就業情況下（即每個人都有工作）的稅收，則為「平衡」預算。尼克松總統援引了這一概念辯解讓保守派擁護者震驚不已。但即便以此為標準，政府仍有80億美元的赤字，且前景一片黯淡。新勞動合同向鐵路工人保證，42個月內他們的工資將增加42%；鋼鐵工人的工資3年內增加30%。這樣做必然導致相應的通貨膨脹。
據1970年《經濟穩定法案》，國會授權總統可以「釋出任何他認為有助於穩定價格、房租、工資、薪水的法令」。這項法案曾遭到尼克松反對，如今他不得不同意，因為該法案不包括國防所需的基本資源，但他發誓絕不動用該法案。他的計劃是排除一切控制，他甚至不再相信自覺遵循的方針或總統的權威（運用總統特權勸導勞動者和工會管理人員放棄加薪或提價的要求）。
尼克松和經濟顧問在戴維營度過短短的一個週末後，形勢完全改變了。經濟顧問們接尼克松24小時內會集的指令，開始起草經濟法令以呼叫曾拒絕的各方力量。8月15日星期日，尼克松在電視上公佈了該法令，稱其為「新經濟政策」。他釋出的命令或向國會提出的要求中，有一條是關閉「黃金視窗」，即美元不再用於兌換黃金。大部分進口商品必須繳納10%的附加稅，以便讓美國產的商品比進口商品在國內市場更具優勢；有一些情況下，購買美國商品的美國人還可獲得減稅待遇；引進新投資的工業享有稅收抵免指標；撤銷徵收7%的汽車消費稅，平均每輛車可節省200美元。美國的所有物價、工資、租金和紅利將以目前水平凍結90天，只有極少數例外。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領導的生活成本委員會負責此次凍結工作。
尼克松讓美元浮動了，效果與貶值相同。前兩週在貨幣市場上美元貶值2%。外國銀行家是明白其中道理的，表示美國若取消附加稅，將重估本國貨幣價值。同時，國外也鮮有報復性行為。丹麥確實徵收了自身的附加稅；法國也正有此打算，但兩國都鮮有針對價格驟降的美國貨建立關稅壁壘的措施。康納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提出的美國在國際收支中快速增收130億美元的建議被迅速推翻，因為這可能會摧毀共同市場。但在9月的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上，「10國集團」（即10個當時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金融家們仍對美國表示同情。康納利也暗示美國可能重啟「黃金視窗」，並提價（即直接貶值）。各方在隨後的羅馬會談上達成一致，在華盛頓史密森學會上宣佈，美國取消附加稅，其他貨幣升值，黃金價格暫時增至每盎司38美元。
在尼克松宣佈凍結（亦稱第一階段）的第二天，道瓊斯工業指數從32.93飆升至888.95，華爾街迎來其有史以來最繁忙的一天：當天成交31720000股。9月（首個限價滿一整月），美國生活成本的上漲率保持在2.4%，批發物價指數5年來經歷了最大幅度的下跌。工資和物價方面有些意外情況，部分領域會產生混亂，但總體看來，限價政策奏效了。可惜的是，根據定議，這只是第一階段，11月13日之後就不再限價。在此之前，政府必須找到既能維持相對穩定又能糾正在凍結中一些不公正狀況的辦法。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發表全國講話，為第二階段做準備。這次反對意見更為強烈。總規劃師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在第一階段時便預見到當下的難題，他說：「我當時就明白限價不是問題，解除限價才是。」第二階段目標是將年通貨膨脹率控制在2%~3%之間。一個7人價格委員會和一個15人薪資委員會將負責調控。尼克松認為，在利潤方面找不到突破點，計劃成敗的關鍵在於「美國人民是否積極配合」。
由於擔心勞資雙方代表會撤出監督委員會，使得將通貨膨脹率保持在3%以下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在邁阿密海灘參加勞聯–產聯大會時，米尼對與會代表說：「總統若不想讓我們按照自己的要求參加薪資委員會，他有的是手段。」尼克松則直接飛到會議大廳，回應道：「我確實有辦法，而且我也會這麼做。」儘管如此，在第一階段最後一週，委員會向米尼做出讓步，宣佈完全承認延期未加的工資增長量，並規定每年工資增加的標準為5.5%。後來這條底線也被突破，進入第二階段後，委員會的第一個決定便是將煤礦工人的工資增加15%。價格委員會是有名無實。一開始應兩家鋼鐵公司的要求，委員會將馬口鐵價格上調了7%。3周後，美國1500家大型企業中有1/3公開要求價格上調，獲准與被拒比率竟高達20∶1。
12月，股市再次暴跌，工資委員會對勞工繼續採取妥協政策。3個月後，米尼和另兩名高管退出，指責委員會里的大部分成員持有偏見。第二天，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倫納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勞工委代表便只剩下一位：運輸工會主席弗蘭克·菲茨西蒙斯。尼克松在聖誕周赦免吉米·霍法後，運輸工會便被他招入麾下。大眾普遍把赦免視作政治手腕，但很少有人責備尼克松。儘管自夏季低潮後，他的民意支援率有所回升，但是人們仍普遍認為尼克松若要謀求連任，可得使盡渾身解數。
美國人小像：拉爾夫·納德
在溫斯特德（康涅狄格州的工業城市），納德的父親是黎巴嫩移民，一個人們熟悉的美式地方平民主義者。納德拉·內德高地甜品店是一家餐館兼麵包店，那兒的顧客抱怨說，老闆從不讓他們安安靜靜地吃飯。納德拉老是在討論社會問題，細數種種制度弊端和不公正不道義。和許多移民一樣，他這個民主黨人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有熱忱。他滔滔不絕地責罵大財團，還威脅說要起訴。最後，所有人都不願和他說話了，除了他最小的兒子拉爾夫。
1938年，拉爾夫·納德4歲，當律師們在地方法庭上高談闊論時，他聽得如痴如醉。14歲時，他每天必讀《國會議事錄》。在獲得獎學金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期間，拉爾夫拒絕穿麂皮馬褲或其他具有象徵性的服裝，還發起活動抗議向校園樹木噴灑殺蟲劑。他經常因看書太投入而被鎖在圖書館，最後管理員直接給了他一把鑰匙。他卻譴責學校漠視學生的其他合法權利，這倒符合他的一貫風格。1955年，拉爾夫入選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並以優異成績畢業，之後又進入了被他稱作生產權勢奴僕的「高價加工廠」：哈佛法學院。
拉爾夫的清教徒名聲逐漸傳播開來。他不讀小說，認為那是浪費時間；電影亦是如此，一年他只看兩部；他譏笑戲劇、菸草、酒精、女孩和聚會。就讀於哈佛期間，拉爾夫從不開車，但動機不同於以往。他開始對交通事故表現出興趣，在附近的麻省理工學院做了些關於汽車技術的研究後，他為《哈佛法學院報告》寫了篇文章《美國汽車：為死亡而設計》。
安全問題持續困擾著他。他畢生都在關注人身安全的問題，危險來源包括不安全的天然氣管道、食品新增劑、受汙染的肉類、汙染、礦業、除草劑、攜帶病菌的禽類、不合格的私人療養院和彩色電視機的輻射，但最大的威脅仍是汽車。他在哈特福德開了傢俬人法律事務所（這裡迅速成為窮人的免費法律諮詢機構），並堅持要求當地政府貫徹更嚴格的汽車安全條例。1964年初，他到華盛頓進行遊說，勞工部長助理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以日薪50美元聘他為勞工部顧問。
和康涅狄格州參議員亞伯拉罕·裡比科夫共事期間，納德總結出一份要求加強汽車安全管制的長達200頁的倡議書。他的首位專業秘密聯絡人是一位通用汽車的工程師，曾向他指出雪佛蘭科維爾系列的車翻車系數過高。1965年11月，在其首本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的內在危險》中，納德說科維爾「是歷史上最難操作的汽車之一」，並指責汽車行業的從業者「在這種型號已投入市場4年、賣出1124076輛車後才有所行動。」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精裝本和平裝本的總銷量達45萬冊。1966年2月10日，拉爾夫因此作為汽車安全專業鑑定人加入了裡比科夫委員會。3周後，納德以安插私人偵探、撥打威脅電話、利用女人勾引他為由控告通用汽車，受到舉國關注。一名通用公司工作人員在宣誓後承認，自己接到上級指示「給這傢伙點顏色瞧瞧……讓他不敢再搗亂……讓他閉嘴。」納德要求賠償2600萬美元，最終獲得28萬美元。這筆錢和他的稿酬都用於汽車安全事務。當《全國交通與機動車安全法》於當年夏天通過時，《華盛頓郵報》認為，「這項重要法案得以通過，拉爾夫·納德功不可沒……他一個人戰勝了美國最強大的產業。」
納德自認為是國家交通安全域性的監督人員，隨後他將目光轉向肉類加工業，結果是他促成了1967年通過的《健康肉類法案》。他擴大了攻擊範圍，原先只針對那些消費者的剝削者，現在還關注食品藥品管理局、聯合碳化工業、智囊團、不安全的卡車、紙漿與造紙廠、房產稅、官僚、消費信貸、銀行及超市。一位評論員說：「拉爾夫不是消費者守護人，他只是單純地反對消費。」
和林肯·斯蒂芬斯時期的醜聞揭發者最終被批評不同，納德得到了保守選民的支援。他相信，在無政府主義和社會動盪時期，在體制內部得進行改革。他是個線性思考者，擁護法律與產業秩序。股票經紀人為他提供贊助；波特女子高中為他提供志願者。他如今招收助理（一個記者戲稱其為「納德騎士」），應選之人大都是中上層階級的白人名校畢業生，他們的名字就像普爾曼臥車車廂的名稱，如洛厄爾·道奇、威廉·哈里森·韋爾福德、魯本·羅伯遜三世、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四世。其中的愛德華·考克斯還成了尼克松的乘龍快婿。
他的助手們被安排在國家新聞大廈的狹小辦公室裡，辦公桌是二手貨，椅子是在義賣中購得的，裝檔案用的是蘋果藤條箱，書櫃由木板和磚頭搭成。他們一週工作100小時，只領著微薄的薪水；稿酬被用作活動經費，但他們毫無怨言。納德本人年收入20萬美元，而年開銷僅5000美元。
他住在杜邦大廈附近一間帶傢俱的公寓，月租金為80美元，他辦公室的月租金是97美元，不配秘書。人們送給他的公文包被他當作檔案袋，而他的檔案則裝在一紮扎牛皮紙大封套裡，伴他四處闖蕩。他的黑皮鞋早已破爛不堪，鞋帶殘缺不全還亂作一團。他身著皺巴巴的灰色套裝，磨損的白襯衣，繫著過時多年的窄領帶。他身高1.93米，留著黑色捲髮，臉孔青春英俊，被《新聞週刊》比作「弗蘭克·卡普拉電影中吉米·斯圖爾特一般的英雄」。他唯一令人驚愕的花銷是鉅額電話費，因為所有行業裡的志願線人的電話費都由他買單。
納德的大部分收入來自演講。他每週收到50封演講邀請函，每年接150場，單場收費高達2000美元。他是繼沃爾特·魯瑟之後最能說的演講者，一場演講1小時45分鐘從頭講到尾不間斷。收尾時從不留花哨噱頭，只是停止發言收拾東西走人。大學的聽眾起立鼓掌向他致敬，但他從不回頭致謝。若有人找他給書籤名，他短短一個字便將人家回絕：「不。」一個朋友說：「拉爾夫太怕被塑造成電影明星，或私生活被浪漫化，於是他完全放棄了私生活。」
拉爾夫是一個無法理喻的顧客。點菜時他會問女服務員：「每個三明治的火腿都切片了嗎？這是天然乳酪還是人造乳酪？你吃糖嗎？吃？我跟你說，那東西完全無用，毫無營養價值。」在飛機上他則告訴空姐：「這飛機上你能引以為豪的唯一東西就是這一小袋堅果，其實都該去掉其中的鹽分。」當阿勒格尼航空公司斗膽擠掉他的預訂票時，他提起訴訟，要求航空公司支付懲罰性賠償金5萬美元，一半給自己，一半給因他錯過航班沒能聽到他演講的觀眾們。
羅伯特·肯尼迪問他「這一切行為」是為哪般，拉爾夫答道：「我若是抗擊虐待動物，沒人會問一個字。」他說，自己的終極目標「不亞於工業革命的質量改革」，並拒絕所有使他分心的誘惑。尼古拉斯·馮·霍夫曼和戈爾·維達爾建議他競選總統，他卻說：「我對公職沒興趣。美國最偉大的工作是市民行動，政治也得被它牽著鼻子走。」
儘管拉爾夫過著隱士般的生活，但致力於公益事業，對社會有著不容置疑的影響力，有時他似乎也明白這一點。他曾說：「我們總是失敗，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降低失敗的程度。」聽眾視他為表演者，為他掌聲雷動，但他們很少有人參與其中，遵循這個榜樣，聽從他的建議，與他並肩作戰。他們仍開著底特律產的大型汽車，吃加工食品，往臉上抹昂貴的化妝品，抽有毒的香菸。
他曾哀傷地說道：「在兩千年前的雅典，有個人大清早起床，滿城遊蕩，思考關於自己與同胞福祉的問題。沒人問他‘你和誰一道？’」70年代的美國人不需要問他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已知道答案，只是不願與他並肩作戰。最令他痛心的是，儘管他們為他鼓掌歡呼，儘管他們總說支援他，在這個物質主義的黃金時代，他們從未真正與他站在同一陣線。
「霍布森選擇」源於16世紀的英國，當時有位叫作託拜厄斯·霍布森的商人將閒置馬匹出租。由於他總對顧客說：「你們可以選擇任何自己看中的馬，只要它是離馬廄門最近的那一匹。」所以留下了不近人情的惡名。以後人們用這個詞形容毫無選擇餘地，別無他法。——編者注
戴蒙·魯尼恩（1884~1964），美國記者及短篇小說家。他善於塑造底層人物、體育明星及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群；他筆下的人物慣用活潑輕快的俚語。——編者注
1英擔≈50.802千克。——編者注
原文中是「50美元」，但根據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的經濟水平以及政治選舉活動中的流動資金數額，編者對此數字存疑。——編者注
「加爾各答黑洞」是座孟加拉人用以監禁英國俘虜的牢房，環境極為惡劣。1756年6月20日，監禁於此的120名英國俘虜均窒息身亡，引起國際爭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