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沉默大多數的崛起

一切都井然有序,軍隊預備的9000名士兵沒了用武之地。總統助理赫伯特·克萊因、共和黨參議員休·斯科特、約翰·謝爾曼·庫珀等人誇讚了遊行隊伍的剋制精神。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則表達了少數派觀點。美中不足的是,週末發生了兩起暴力小插曲:一個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小隊攻擊了南越大使館;一群雅皮士試圖闖進司法部大樓,他們均被催淚瓦斯擊退。米切爾得知後表示,儘管「大多數人遵紀守法」,但遊行仍伴隨著「大量人身傷害、財產損失和街頭對峙,總之我認為這不是和平集會。」

斯皮羅·阿格紐表示贊同,華盛頓方面也並不驚訝。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政府中其他人員態度如何,司法部長和副總統定會嚴懲犯法者。

堪稱美國版利迪策sup/sup的美萊村位於越南南海之濱的廣義省,這本是個鮮為人知的小村莊。然而在炎熱潮溼的1968年3月16日(星期六),該村成了567名老弱婦孺的葬身之地。即便在當時,實施暴行的小威廉·卡利中尉及其手下的一排人也不瞭解這個村莊。他們叫它粉紅村,因為在前一晚排長簡報會發的軍用地圖上,這個區域被塗成了粉色。

卡利及其屬下隸屬巴克特遣隊,該部隊以陸軍中校小弗蘭克·巴克命名,他3個月後死於直升機墜毀事件,因此再難知曉他在「3·16」事件中是何角色。事件中的挑釁事由也無法弄清楚,這些疑問都在對卡利裁決的軍事法庭上提出。該隊分屬的第11步兵旅查利連已在越南待了三個半月。在此期間,190名隊員中的半數死於餌雷和狙擊手的射擊。簡報會上,中尉獲悉美萊村已被越共第48營佔領。於是,連長歐內斯特·梅迪納上尉(事後宣稱不知道該村只有老弱婦孺)命令卡利帶人蕩平美萊;卡利又將指令傳達給下屬。黎明時分,他們乘直升機抵達美萊,將m–16自動步槍上好膛,準備就緒。

然而他們著陸後,越共不見蹤影,那兒只有手無寸鐵的平民。據二等兵保羅·戴維·米德羅說,他們把村民趕到兩條鐵路交叉而過的「小島似的」村子中心。卡利下令射殺村民,米德羅是遵從指令的人之一。他後來說:「我用了4個彈夾(68發子彈),殺了大概10~15人。」他旁邊的卡利用步槍掃射已被團團圍住的村民。接著,他們把七八個人趕到一間棚屋(即步兵所謂的「窩棚」),直接往裡面扔了一顆手榴彈。

一段l型排水溝是第三階段屠殺場,它將在佐治亞本寧堡軍事法庭為世人知曉並遺臭萬年。士兵們在那兒進行了流水作業似的大屠殺。一個步兵在本寧堡作證說道:「村子裡有各式各樣的人,男女老幼被分成小組,被迫站在水溝裡以便卡利中尉開火。」另一個目擊者講述了一個和尚和一個嬰兒如何慘死於卡利之手。和尚穿著寬大的白色僧袍,伸出雙手似乎在祈禱,嘴裡不停地念叨:「沒有游擊隊,沒有游擊隊。」卡利用m–16步槍的槍托猛砸他的嘴,然後調轉槍口「對著和尚的面部開了一槍,轟掉了他的半個頭」。至於嬰兒,「卡利中尉抓著嬰兒手臂把他扔進水溝,隨即一槍擊斃。」

一個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說:「我們走遍全村也沒發現越共。村民們陸續走出棚屋,我們的人就開槍,焚燬棚屋;或者先放火燒屋,將人們逼出棚屋再射殺;有時把一群村民圍起來集體掃射,這持續了一整天。」

據他的同伴反應,邁克爾·伯恩哈特中士拒絕參與屠殺,說這是「濫殺無辜」。伯恩哈特表示:「只有少數人說不,我對他們說,無論如何,我可不幹這勾當,這指令不合法。」二等兵理查德·彭德爾頓到達美萊時,大部分人已停火,「但有人仍在開槍……地上、水溝裡、稻田裡到處都是屍體。」只有一個士兵受傷,他是為了不加入屠殺而故意朝自己的腳開了一槍。

目擊者中有兩個士兵事後的回憶產生了特殊的影響。陸軍攝影師羅納德·黑伯利用3部攝影機記錄了美萊慘案。其中一部攝影機歸軍方所有,已交還;另兩部是私人財產,因此得以保留。第二個人是直升機駕駛員小休·湯普森准尉,他從高空看到l型水溝時便上報指揮官。他後來說:「我感覺不對頭,實在無法理解水溝裡怎會有屍體。」湯普森回到村莊救下了16個小孩,陸軍部以「奮不顧身」為由授予他「卓越飛行十字勳章」。

這是唯一能表明軍方意識到美萊出事的跡象。12天后,巴克上校提交了一份戰況報告,稱此次進攻「計劃周密,執行有力並且成功完成」。用隨後國會報告裡的話說,「有理由斷定美國軍方對美萊事件有所隱瞞。」很久之後事實被揭露,師長塞繆爾·科斯特少將(當時為西點軍校校長)被降職;他和副師長均遭到公開譴責,他們的傑出服務勳章被沒收。但在當時,甚至此後一段時間內,幾乎沒人想到會發生這種事。羅納德·賴德諾爾(早前在夏威夷就役於查利連隊)是第一個為美萊事件採取行動的人,但屠殺當天他並不在場,一個月後他從戰友處聽說此事。一年後,作為一名退伍老兵,他將傳聞寫成報道,給尼克松、主要議員、國防部和國務院官員各寄出一份。他控訴道:「1968年3月,在越南共和國一個名叫‘粉紅村’的地方,確實發生了十分黑暗血腥的事情。」

這封信寫於1969年3月29日。4周內,陸軍部對屠殺案展開全面調查。8月4日,憲兵隊長收到證據;同月,國防部收到攝影師黑伯利照片的影印件。9月5日,即卡利被解僱的前一天,他被控殺害109名越南平民,包括梅迪納在內的其他人也受到指控。舉國震驚的審判持續了4個月後,只有卡利獲罪。屠殺事件一經爆出,便有人在記者釋出會上詢問尼克松的看法。他說:「這當然是絕對沒有正當意義的大屠殺。」「我們在越南奮戰的目標之一就是讓人民……遠離以殘暴著稱的政府。」

1971年,卡利因殺害22名越南人被判死刑。這時國內的氛圍卻發生了驚天大逆轉,尼克松也迅速感知到這一變化:大部分美國人似乎認為卡利是替罪羔羊。一個評論員諷刺地把這種看法描述為「根本沒這種事,而且越南人活該。」維京出版社宣佈斥資10萬美元買下卡利回憶錄的版權。在卡利被定罪3天后,大農場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戰歌》售出202000張。歌曲開頭有一段甜美的畫外音:「這是一個小男孩的故事,他的願望是當一名士兵,竭盡全力效忠國家。」之後便是:

我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國的一名士兵。

我發誓盡職盡責,力爭上游。

但我們列隊前進時,

他們說我是壞蛋,

給我打上了烙印。

白宮宣稱,公眾來信中99%的人都反對判決。尼克松下令將卡利從本寧堡營釋放出來,轉移至部隊公寓軟禁。兩天後,白宮發表宣告:「總統於昨天決定,在卡利中尉案下達最終判決前,他將親自複審並最終定案。」稍後,尼克松又改了主意,但似乎只是在利用戰爭罪行玩弄權術。卡利的起訴人奧布里·丹尼爾三世上尉義憤填膺,致信尼克松表示,「對總統在公眾的吵嚷聲中插手訴訟備感震驚與沮喪。」

在羅納德·賴德諾爾寄出美萊陳述5周後,約翰·查菲海軍部長宣佈,政府將過問另一個部隊軍官案件。涉案軍官是「普韋布洛」號的海軍中校勞埃德·布克。他在朝鮮代表美國官方承認了間諜行徑,道歉並保證絕不再犯後,與全體船員得到釋放。布克在板門店出示相關材料時,吉爾伯特·伍德沃德少將說,布克簽署協議是為了「解救隊員,只是為了讓船員重獲自由」。他當時所承認的內容並非事實。但國防部仍對此耿耿於懷。海軍建議將布克移交軍事法庭處理,查菲否決了這項提議,因為布克和他的隊員「已受夠了苦頭」。

此後幾年雖換了總統,對軍方而言仍是多事之秋。1968年競選,提及布克丟失船隻一事,尼克松說:「除非美國回擊此類侮慢行為,不然他們只會得寸進尺,從而給美國招致更多‘普韋布洛’號事件。新政府必將竭力杜絕此類行為……不留任何餘地。」尼克松就職不到3個月,恥辱的歷史重演,而他的反應和林登·約翰遜一樣無力。這次出事的是空軍版「普韋布洛」:一架被海軍稱作ec121的改裝版洛克希德超級星座機。ec121並沒有武裝,載著31位工作人員和6噸監聽假想敵的通訊電子裝置。4月15日,朝鮮將其擊落,所有人員喪生。這次的事發地顯而易見且不容辯駁。蘇聯船艦也表示事發地在離岸100到120英里的國際水域。

尼克松的第一反應便是報復,但三思之後發現任何方法都不成。除去極為冒險的核戰,根本毫無他法。最後,他只能說:「我今天已下令繼續執行飛行任務,我們會加強保護。這不是威脅,只是陳述事實。」

這透露出因越南問題給政府帶來的越發嚴重的沮喪情緒。在巴黎,美國談判者向北越表示,美國不打算以武力解決中南半島問題;在西貢,阮文紹總統獲知,美國對單方撤退或簽署營造美方戰敗假象的條款均不可接受,雙方的談判又陷入僵局。

拉塞爾發射基地是位於非軍事區正南部的海軍陸戰隊陣地,此處屢屢發生自殺式襲擊,即越共士兵身負炸彈炸燬鐵絲網。在距西貢15英里的美國主要軍事基地及其附近也爆發惡戰。這一年最受爭議的行動是進攻邑碑山,即士兵口中的漢堡高地。美軍延續了約翰遜時代的戰略,讓越共去承受國防部所謂的「最大壓力」。一開始,漢堡高地行動是典型的搜尋殲敵任務。直升機運了9個營到寮國那條用於進行滲透的走廊地帶:阿紹谷。之後的清洗中,第101空降師第187團第3營撞上了師長梅爾文·蔡斯少將所謂的「馬蜂窩式」的抵抗。撤退後,該營掘壕固守,並派出一個連猛攻漢堡高地。

進攻最終失敗,之後兩個連襲擊山頂也沒能成功。第二天,整個營的衝鋒被擊退後,又增派了3個營。與此同時,美國的飛機大炮也在山頂奮戰,2000枚炮彈、155架戰機帶來的硝煙讓整座山失去了生氣。但越共仍堅守不懈,用步槍和手榴彈逼迫美軍節節後退。美軍連續10次衝鋒都未能成功。第8天,1000名美軍士兵和400名南越士兵攻下山頭。蔡斯將軍稱其為「一幫玩命的漢子贏來的偉大勝利」。一週後,一名部隊發言人宣佈放棄漢堡高地,「我們認為這座山裡能拿的都拿了。」

參議員們在得知邑碑山行動有46人死亡、308人受傷後異常憤怒。愛德華·肯尼迪認為這是「毫無意義且不負責任」的進攻,他質問道:「當士兵自己都開始質疑行動的合理性時,怎能用命令把他們屢屢推入火坑?」一些共和黨人也非常氣憤。來自佛蒙特州的艾肯是參議外交委員會中的少數黨成員,他建議白宮應「立刻」進行「有序撤離」,將戰爭轉交給「本來的主人」:越南人。來自賓州的斯科特(共和黨黨鞭)極力主張美軍「大規模撤兵」。尼克松在認真聽取意見,他在上任第一年對國會意見十分敏感。言論上,他仍是堅定不移的冷戰戰士,信奉自由亞洲、多米諾骨牌理論sup/sup等信條,但行動卻變了個樣。一位總統助理承認:「越南能夠成就美國的可能性有待商榷,但它定會破壞美國。」約翰遜政策明顯已經破產。到1969年3月,美軍死亡人數已超過死於朝鮮戰爭的33639人;每年的戰爭成本逾250億美元,引發了勢不可擋的通貨膨脹壓力;1958年的1美元1969年只值75美分。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預言將爆發政治家的噩夢:因通貨膨脹引發的經濟衰退。

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尼克松最得力的外交顧問不是羅傑斯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以平民身份在《外交事務》發稿時,就提議採取兩條平行的談判路線:一面讓華盛頓和河內安排互撤軍隊的時間表,一面讓越共和南越一道尋求政治解決方案。出訪西貢的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帶回了越南新總統的戰爭政策。萊爾德相信阮文紹部隊能提高到獨當一面的水平,白宮也認為這是實現戰爭越南化的大好機會。6月8日,尼克松在中途島向阮文紹闡明瞭該策略,隨後宣佈首批撤軍25000人。

同月,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外交事務》中提議,「為降低作戰等級」,1969年年底應撤軍10萬人,到1970年年底「全面撤出地面部隊」。克利福德寫道:「撤軍是最有益、最能提高南越政治成熟度的方法。此外,我認為不能再指望通過軍事力量來獲取什麼,是擺脫這個麻煩的時候了。」這惹惱了尼克松,他對美國電視觀眾說:「我們比克利福德先生擔任國防部長時做得更好,因此有望在他定的日期前完成任務。」總統助理急忙解釋這並非承諾。9月,尼克松表示希望「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之前」,讓所有士兵撤回本土。年末,一位《生活》雜誌作家認為,「因為在政治層面的辦法已不太多,尼克松要麼從越南撤軍,要麼等著1972年競選失敗。」

在越南,克賴頓·艾布拉姆斯採取了旨在減少美軍傷亡的策略。大規模搜尋殲敵的方式不再流行,如今是派出1000個巡邏隊,每隊100~200人;每隊的任務是盡力摧毀敵軍及其補給,但需避免傷亡。「防護性反應」代替了「最大壓力」,主動進攻變成防禦。但策略是一回事,實際操作又是一回事。兩支實力強勁的部隊仍留在戰場,雙方勢均力敵,且部隊長官都有極強的進攻性。7月5日星期六,這是很有典型性的一週,公佈的小規模戰鬥僅46起,但有155名美國士兵遇難。儘管艾布拉姆斯態度保守,但是大戰役仍隨時可能爆發。

8月下旬,在著名產米區峴港西南的丘陵山區,醞釀已久的大戰終於爆發。一架美軍直升機在山區墜毀,機上8人全部遇難,第196輕步兵旅的兩個連奉命找回屍體。與此同時,1000名北越人民軍正在此處集結準備進攻協德首府。兩軍狹路相逢,越共軍隊退入滿布地堡和戰壕的迷宮。隨著美軍展開追擊,漢堡高地的舊戲重演。在進攻北越第二師的美軍與南越軍總數達到3000人之前,增援似乎作用不大,雙方都在爭奪一個名叫102山的沼澤高地。第196輕步兵旅的步兵千辛萬苦爬上山頂,卻發現那座山已被遺棄,戰鬥結束。一位美方軍官說:「老把戲了,5天惡戰,到了第6天就把地盤拱手讓人。」但這次也出現了新鮮名堂,還是個凶兆。第196輕步兵旅的a連拒絕進入迷宮,不願從直升機殘骸中找回遇難者屍體。雖然他們最後也去了,但從此反叛的幽靈便揮之不去,本就亂麻似的越南問題又節外生枝。

提及國內犯罪率,尼克松把手舉到齊頸處告訴記者,人們「的負面情緒已經到這個高度了」。當時的美國確實治安混亂;聯邦調查局的報告顯示,各項重罪發生比率比去年增加10.6%,盜竊案上漲19%,強暴案飆升了16.8%,搶劫案上升了12.5%。劫機案件更是發展到無法無天的地步。1950~1967年間,每條航線每年平均上報2.3起劫機案件。1969年,劫機案件數量已升至71起(其中58架都飛往古巴),是上一年的3倍。在全國廣播公司的「今夜秀」節目中,約翰尼·卡森說:「劫機事件多得使一家航空公司把宣傳口號都改成了‘飛啊,飛啊,好耶!’」

航空公司確實為此絞盡了腦汁。機場掛起標牌警告人們劫機可致判處死刑;乘客攜帶武器將被判刑;允許對旅客搜身。航空公司還向公眾集思廣益,最終收到的奇葩建議包括:訓練乘務員色誘劫機犯;要求乘客裸體登機;在劫機者可能站立的位置安裝活門板;利用公用廣播系統播放古巴國歌,然後逮捕所有站起來的人。然而只有一個建議起了作用。雖然美國各航空公司都沒有飛往古巴的定期航班,但每位南部航線的駕駛員都有到哈瓦那何塞·馬蒂機場的路線圖,為此各公司常收到古巴委託瑞士政府送來的著陸費及其他雜費賬單。

這年11月,最嚴重的劫機事件發生。美國環球航空公司從洛杉磯到舊金山的85次班機機長唐納德·庫克接通對講機報告:「有個人想去某個地方,他剛租了架飛機,飲料免費。」此人叫拉法埃萊·米尼奇洛,20歲,是前駐越南海軍陸戰隊退伍兵。他拿槍對準駕駛員的頭,始終不肯透露目的地。庫克稍後說:「我立即懷疑是不是得往南飛去買幾支雪茄了,但不是。」劫機者命令他往東飛。

在愛爾蘭班戈和夏農加油後,他們飛到羅馬的萊昂納多·達·芬奇機場上空。米尼奇洛是當地人,看來他想家了。他要求控制塔讓他們降落在機場一個偏遠的角落,還要一名解除武器的警察當人質,羅馬警察局局長甘願當了人質。米尼奇洛讓局長開車送他到鄉下後便將其釋放。幾小時後,米尼奇洛在一間教堂被捕,他說:「我也不知為何會這樣。」他的姐姐說:「我想是戰爭把我弟弟的腦子弄壞了。」而在義大利人民心中,米尼奇洛似乎成了英雄,他畢竟創下了劫機紀錄:在空中經過了17小時,飛行了6900英里。但政府可沒這麼看得開,米尼奇洛被判處6年零5個月徒刑。

雖然略顯瘋癲的米尼奇洛在犯罪界引起不小的轟動,他卻不是當年最著名的罪犯,此項「殊榮」的獲得者是一名未透露姓名的肇事逃逸司機。此人後來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為肇事者乃家世顯赫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而且事故後果十分嚴重。直到1969年7月18~19日,特德·肯尼迪都是下一屆民主黨總統競選提名者中的領跑人,有望勝過尼克松及其少數黨。特德在兄弟鮑勃葬禮上的悼詞讓美國為之動容。1月份的時候,他在一次黨內秘密會議上完勝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爾·朗,並代替對方成為參議院的民主黨領袖,再展肯尼迪家族的風采光耀門楣。年輕有為的肯尼迪似乎將要青雲直上了,無奈查帕奎迪克事件讓一切成為泡影。

特德和兄弟們肩負許多家族責任,其中之一便是提高其忠實追隨者計程車氣,7月18的野餐便意在於此。當天的主人是特德和幾個朋友;客人是在上一年羅伯特·肯尼迪競選時任勞任怨的6位女士。雖然肯尼迪的這次競選失敗了,那些姑娘仍然在「鍋爐房」sup/sup中辛勤工作。聚會地點就是在科德角南塔克特海灣的查帕奎迪克島,距馬撒葡萄園島僅250碼。

6個月後,肯尼迪在審訊時交代,約晚上11點15分,他和其中一個叫瑪麗·喬·科佩奇尼的姑娘駕駛克萊斯勒汽車離開。28歲的瑪麗·喬美麗動人,被朋友們稱為「m.j.」。肯尼迪說他倆準備搭渡船回馬撒葡萄園,兩人分住在島上不同的旅館內,但審訊法官和很多人都不相信。瑪麗·喬把錢包落在了野餐地點,她離開時沒告訴任何人,也沒有找室友拿酒店房間的鑰匙。她和肯尼迪丟下其他10個人把車開走(包括克萊斯勒的司機),但這些人並不打算就在那兒過夜。由於他倆把大車開走,只剩下一輛小型出租汽車,明顯不夠其他人返回。此外,最讓人疑心的便是肯尼迪拐的那個彎。

從野餐地點到渡口的柏油路是查帕奎迪克島上唯一的鋪築路,肯尼迪卻挑了另一條通往海邊的崎嶇不平的碎石路。他之後說自己是犯迷糊走錯了。但第二條路是一條向右折回的急轉彎道,並且入口被灌木叢掩蓋,必須努力尋找才看得見。法官堅持認為肯尼迪一定知道兩條路的區別,畢竟他當天不止一次經過這兩條路。

肯尼迪和瑪麗·喬走的那條崎嶇道路叫戴克路,以下半英里便是狹窄的木質弓形橋:戴克橋。戴克橋在碎石路左側,兩者構成一個25度角,然後越過壩下一條細長的水渠,從右邊海峽而來的海水便由此進出普洽池。這橋正是罪魁禍首,肯尼迪沒有拐過25度的彎,克萊斯勒就沿橋右側猛衝下去,底朝天墜入了10英尺深的渠底。審訊會上,肯尼迪堅稱,自己直到「墜橋那一刻」才發現走錯了路。

……我想起的下一件事是瑪麗·喬在我旁邊掙扎,也許在打我踢我。我睜開眼睛,發現自己頭朝下,水源源不斷地向我湧來,周圍漆黑一片……我還記得當時的感覺:喘不過氣,肺裡滿是水;我想恐怕自己會被溺死,當晚也不會有人來找我們,我不能活著離開這輛車了。但不知怎麼回事,我還記得竭盡全力推啊擠啊,終於掙扎著浮出水面。

被水流帶到岸邊後,特德又涉水而回,潛入10英尺的水底尋找瑪麗·喬。他說自己試了七八次,但最後實在喘不過氣,在水下只能待幾秒鐘。他在岸上躺了15或20分鐘後把水嘔了出來,然後「走著,小跑著,慢跑著,跌跌撞撞,有多快跑多快」,回到野餐地點,把情況告訴了表兄約瑟夫·加爾岡和肯尼迪家族的追隨者保羅·馬卡姆。加爾岡和馬卡姆同他回到事發現場,潛下水尋找瑪麗·喬,但一無所獲。和特德一樣是律師的兩人認為必須報警,他們事後回憶說肯尼迪非常不安,一直唸叨「我不相信竟發生這樣的事兒」。

應肯尼迪要求,兩人開車送他到渡口的船臺上,正好看見對面馬撒葡萄園島上埃德加鎮的燈光。他讓那兩個人回野餐地點,但別把此事告訴其他女孩。然後,他「突然跳進水裡,衝動地游到對面」。遊經這條狹窄的海峽時,他感覺「水越來越冷,當晚我再次在海浪中浮沉。我知道我快被淹死了」。但他最終脫離了困境,躺在僻靜的海岸上休息了片刻,然後走回他下榻的郡城旅館。

回到旅館後,肯尼迪的行為越發讓人難以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說:「在那幾小時裡,我的言行實在令人費解,至少我記得是如此。我沒有將此事立刻報告警察是不可原諒的事實。」「我實在提不起勇氣,沒有那股精神的力量,在半夜兩點吵醒科佩奇尼太太並告知她女兒的死訊。」

肯尼迪換上乾衣服,向旅館老闆抱怨隔壁屋的聚會吵得他睡不著。次日早上,他還和兩對夫婦討論週末的遊艇比賽。然後加爾岡和馬卡姆來了,在得知他沒有報警後異常驚駭。肯尼迪在審訊時解釋道:「我跟他們描述了我遊過海峽時的想法和感覺,還有我多麼希望瑪麗·喬還活著。」他還說本想打個電話,但埃德加鎮的電話顯然不行,其實他經過了兩部戶外公用電話。在加爾岡和馬卡姆的陪伴下搭渡船回查帕奎迪克的途中,肯尼迪在對岸的渡船碼頭上打了個電話。渡船上的工作人員問他們是否聽說翻車事故,其中一人答道:「我們也剛聽說。」只有在那時,在事故發生近11小時後,肯尼迪才試圖聯絡埃德加鎮的警方。

與此同時,克萊斯勒汽車已被發現。清晨7點,兩個年輕人過橋趁潮汐時捕魚。他們回來時潮已退,看到水面上浮出一隻車輪,他們通知了住在附近50碼外的皮埃爾·馬爾姆夫人。8點20分,馬爾姆夫人打電話告知警察局長多米尼克·阿里納。魁梧的阿里納穿著借來的泳衣潛入水中,用無線電把汽車牌照號發回警局以確認車主的身份,然後讓消防隊員法爾曼·約翰·法勒帶來水肺,最終法勒找到了瑪麗·喬。

警局無線電回覆說這輛克萊斯勒汽車登記在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名下,阿里納回到埃德加鎮後發現肯尼迪正在等他。肯尼迪說:「那輛車是我開的,你看怎麼辦才好?這事兒得辦穩妥啊。」阿里納告訴他必須擬一份正式報告,於是肯尼迪和馬卡姆回到後廳寫了份粗略的報告。他說死者是「一位瑪麗小姐,我哥哥羅伯特·肯尼迪的前秘書」。省去姓氏是因為他不知如何拼寫(馬卡姆也不知道)。馬卡姆要求警察局長等肯尼迪致電伯克·馬歇爾,獲得法律建議後,再向媒體公佈訊息。阿里納同意了併為此等了3個小時,但對方再無音訊。於是他把訊息告訴報社,指控肯尼迪肇事逃逸。談及肯尼迪在出事當天搭船回查帕奎迪克打電話的怪異行為,阿里納表示:「他若有時間搭渡船走個來回,就有時間來見我。」

法醫在報告中說:「確實為意外溺亡。」確定再無蹊蹺後,未經解剖的屍體被空運回瑪麗的家鄉賓夕法尼亞州埋葬,這一行動在之後給當局招來大量指責。肯尼迪在海尼斯港閉門不出;7天后,他在埃德加鎮的古老的法庭露面並自認有罪。詹姆斯·博伊爾法官判處他最低的兩個月徒刑緩期執行並吊銷了他的駕照。當晚,肯尼迪在美國電視節目上對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回應,但觀眾並不買賬。肯尼迪盡是自問自答,堅持自己沒有「酒駕」,至於他和瑪麗·喬有「不道德行為」的含沙射影之談「絕非事實」。肯尼迪還說,出事後一晚他想了很多,其中就有「肯尼迪家族是否真的中了魔咒」,似乎在暗示自己事業所受的損失比瑪麗·喬的死亡更重大。這讓有些人回想起尼克松1952年的「斑點狗」演講sup/sup。和尼克松一樣,肯尼迪讓選民們幫助他決定自己是否應繼續從政。馬薩諸塞州的人民是他的忠實擁護者,一致希望他不要放棄。一星期後,肯尼迪便重回參議院的工作崗位。

法官表示:「可能有理由相信是因為愛德華·肯尼迪駕車粗心大意而導致瑪麗·喬的死亡。」但他並不相信他和瑪麗·喬當時是驅車前往渡口的說辭。審訊會後,記者問肯尼迪對此有何感想,他答道:「我個人認為,法官報告裡的推論和仲裁都不合理,我拒絕接受……審訊會上所有問題我都是誠實回答的。」

肯尼迪還說:「我希望能在1972年競選參議員,並能任職滿6年。」白宮則力求萬全,一旦肯尼迪改變主意去競選總統,他們就藉此大做文章。在發現瑪麗·喬的屍體6小時後,總統助理派了一名退職的紐約警察去查帕奎迪克。據約翰·迪安所言,這名警察「偽裝成報社記者,在每次的記者會上都會提一些令人難堪的問題」。其實不必如此,當時肯尼迪的支援者已減少,他不再是國會里的萬人迷。第二年,肯尼迪的聲望降到了谷底,西弗吉尼亞州的羅伯特·伯德參議員對他的黨鞭地位提出了挑戰,他當初以31票對26票擊敗了朗,如今卻以24票對31票輸給了伯德。接著,在一次白宮會議後,他又受到一次對肯尼迪家族的新羞辱:理查德·尼克松的憐憫。

美國人小像:醫學博士本傑明·麥克萊恩·斯波克

斯波克是家裡6個孩子中的老大。他的母親不願請保姆,而是一切親力親為照顧他們,因此斯波克漸漸喜歡上長兄為父的感覺,給弟妹們餵食甚至換尿布。自然而然地,他十分重視孩子,這也是遺傳了父母那種新英格蘭人嚴於律己的品德。他們常告訴斯波克,要有一種堅定的道德立場並不惜一切來維護,但這不是斯波克想要的,他打算反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以為自己將要成功了。

哈姆登·霍爾農村走讀學校,安多佛中學,耶魯大學。參加卷軸與鑰匙社團。1924年奧運會賽艇金牌得主,曾一度渴望成為建築師。但有一年夏天,斯波克在哈特福德附近的紐因頓殘疾兒童教養院舉辦的夏令營擔任管理員,又重回了他的清教徒父母為他規劃的道路。他目睹過整形外科醫師治療小兒麻痺症患兒的過程,隨後表示:「我意識到醫生對孩子多麼重要,於是也決定成為一名醫生。」

哥倫比亞大學。紐約長老會醫院實習生。兒科和精神病科住院醫生,並接受過6年精神分析學培訓。斯波克越發地喜愛孩子,而孩子們也很熱愛他,稱他為「面容慈祥眼神溫柔的叔叔」。他的診室裡堆滿了玩具,還專為害羞的孩子造了個玩意兒:一小段穿過活動門直達檢查臺的臺階。他想讓孩子們心甘情願地接受檢查,而事實正如他所願。多年後,斯波克說:「身為兒科醫生,我的過錯之一便是太寵他們了。」但他可從未真正想過要改變。

斯波克在醫學院讀二年級時和簡·切尼喜結連理。一年後,約翰·沃森醫生的《嬰孩心理保健》面世,這是當時嬰孩護理方面的權威書籍。沃森認為:「千萬、千萬不要親吻你的孩子,千萬不要抱他們在膝上,千萬不要搖搖籃。」

年輕的斯波克醫生對這一切表示堅決反對。「二戰」期間在海軍服役時,他便寫下《嬰孩保健常識》,開頭幾句話就定下了基調:「你其實知道得更多。」簡整理並列印了這份手稿,斯波克又親自編輯索引,按字母排序,從「膿瘡」到「烤麵包片」等詞應有盡有,因為斯波克認為自己「更瞭解媽媽們對索引的期望。」

在出版後的23年裡,這本書售出2200萬冊並被譯成了30種語言。他先後為《婦女家庭雜誌》和《紅皮書》寫專欄;每個星期日下午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下屬的52個電視臺都在播他的半小時節目。同時,斯波克在醫學教學領域也聲名鵲起,這可是最嚴苛的行業。他在明尼蘇達大學教精神病學,在匹茲堡大學教兒童精神病學,在克利夫蘭的凱斯西儲大學精神病學系教兒童發育學。人們認為他反對沃森便是提倡溺愛,這一誤解越發嚴重。對此,斯波克在1956年重寫《嬰孩護理》一書時解釋道:「部分家長誤認為我提倡極端縱容,所以在修訂版中,我必須強調寬容放任也有限度。」

後來,一次更深的挑戰使斯波克的良心深感不安。父母給他以保守共和黨人的教育,但後來他受富蘭克林·羅斯福影響,改信民主黨的自由主義,1960年更成為約翰·肯尼迪的擁護者。但在1962年3月,肯尼迪重啟核試驗,斯波克震驚之餘加入了擁護穩健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全力支援約翰遜,反對戈德華特。到了1965年2月,約翰遜升級越南戰爭時,斯波克又有被出賣之感。他致信白宮表示抗議,但一無所獲,於是加入了街頭遊行隊伍。

斯波克之後這樣描述此事:「我感到極度尷尬痛苦,就像做了一個噩夢,夢見自己赤身裸體站在鬧市街頭。」不過他確實引人注目:1.93米的個頭,英俊堅毅的臉龐,隨時身著套裝、馬甲,佩戴懷錶,再加上被年輕遊行者視為老土得無可救藥的濃重北方口音、迂腐的道德標準,活脫脫的老祖父形象並且是一副老派作風。但斯波克的鬥志卻有增無減。這些年來,批判他的人越來越多,也越發刻薄,嘲諷他的關懷策略不過是縱容溺愛,簡直是國家禍害。對斯波克而言,那只是單純的尊重與公平問題。

後來,斯波克加入了結束越南戰爭全國動員協會及新政治全國大會;他把992份徵兵證交給了一名暴怒的司法部官員;又因穿過曼哈頓白廳街徵兵站的警戒線進行暴力抵抗被捕。斯波克坐在製圖桌旁的長腳凳上,捏著圓珠筆,如往常一般緩慢費力地寫下:「抵抗非法當局倡議書」。

最終,為挽回赫爾希將軍的顏面,政府決定反擊,斯波克的將反戰遊行者納入軍隊的命令被司法部否決。5個互不相識的反戰領導人被控密謀破壞徵兵法。控告理由並非他們犯罪,而是正謀劃犯罪。簡而言之,他們罪在持不同意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本傑明·斯波克博士(他確實比其他人高出一頭)。

審判於1968年5月和6月在波士頓地方法庭進行。法官是85歲的弗朗西斯·福特,一個粗魯、虛榮、昏庸守成的老頭兒。審訊結果是被告有罪。事後一個陪審員對記者說:「如法官所願定罪。」被告都被判處兩年徒刑,其中斯波克和耶魯大學的牧師威廉·斯隆·科芬各自被罰款5000美元。

斯波克認為:「越南戰爭觸犯了法律和憲法,違反了聯合國憲章、日內瓦公約和美國遵循國際範圍行事準則的誓言。它絕對是不合法的……我會抗爭到底。」

他說到做到。美國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庭認為福特法官持有偏見,推翻了原先的判決。斯波克繼續晝夜不停地抗爭。越南戰爭好似永無止境的黑夜,吞噬著無辜的年青一代,而他曾為這些孩子的母親提供過撫育諮詢。自小便根深蒂固的責任感讓斯波克絲毫得不到安寧,有時瀕死之人的呼喊似乎能夠跨越半個地球傳到他耳邊。沃森博士也許能充耳不聞(「千萬、千萬不要親吻你的孩子」),但斯波克不能。漸漸地,飽經憂患的美國拋棄了反共教條,尋求和平,人們才終於領悟到斯波克的慈悲心才是明智之舉。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天國屬於他們這樣的人。

但尼克松卻說斯波克博士是個不務正業的遊民。

「我的職業是什麼」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於1950~1967年播出的一檔嘉賓遊藝節目,反響強烈。節目形式是邀請名人嘉賓,通過問參與者問題猜出他們的職業。——編者注

「藍籌」一詞源於西方賭場,因在賭局的三種顏色籌碼中藍色的最為值錢,所以在這裡用來表示這幾個國家是對美國發展最有合作價值的國家。——編者注

皮洛斯是古羅馬的一位國王,在一場血腥的戰鬥中,以損失大半精銳部隊為代價獲勝。此詞指代價慘重,得不償失的勝利。——編者注

卡姆洛特是一座與傳說中的亞瑟王有關宮殿,第一次是在12世紀的法國小說中出現。這是比喻肯尼迪當政的時代(已經遠去)。——編者注

即加利福尼亞州,被稱作「金州」。——編者注

利迪策慘案是「二戰」中納粹德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村進行的對無辜村民的屠殺。這一慘案發生於1942年6月10日,共有約340人遇難。——編者注

由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首先提出來,大意是說,目前對美國至關重要的東南亞地區正面臨著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如果有一個國家落入共產黨的控制,那麼便會在地區內形成連鎖反應。——編者注

指競選時的核心辦公室,在競選中用以處理各項事務。——編者注

在195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尼克松作為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候選人,被指控在一個政治基金中有貪汙行為。尼克松以一次電視演講化解了這次危機,演講中他以家中的一隻帶有像棋盤狀斑點的小狗為例子來解釋自己的行為。——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