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究文明禮儀的高檔建築的男洗手間裡，通常在小便池上方會懸掛標示：離開洗手間前請檢查衣著。教養好的男孩不需要任何提醒；他們從小被教導永遠不要在公開場合繫褲子的紐扣。因此，當看到1966年的電影《諜追諜》中弗朗索瓦茲·多萊亞克從洗手間出來，在合演的男明星戴維·尼文在場的情況下，伸手到褲襠處平靜地拉上褲子拉鏈，觀眾們感到震驚。正是這些時刻讓人想起兩性間的脆弱平衡已被改變，而且很有可能永遠地改變了。女性正在進入一些過去由男性主導的職業領域：電話接線員、礦業工程師、下水道工人、卡車司機、秘密情報特工。她們中越來越多的人也染上了男人的壞毛病：醉酒、青少年犯罪、襲擊和鬥毆。婦女解放組織領袖泰–格雷絲·阿特金森把婚姻稱作「奴役」「合法強姦」和「無償勞動」，她反對「由依賴感建立起來」的兩性之愛。婦女解放運動並不侷限於美國，1970年，貝爾納黛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推選為愛爾蘭年度人物，挪威那1162名在出海時懷孕的女水手，要求政府補貼的申請得到了批准。但60年代末期，婦女大規模上街遊行卻仍是在美國發生：芝加哥3000人，印第安納波利斯2000人，波士頓2000人，在曼哈頓，5萬人沿著第五大道遊行，她們昂首挺胸，在擺脫胸罩束縛後，胸部的抖動明顯可見。
參與這次運動的女性不穿胸罩是時尚界諸多變化中的一種。當米婭·法羅把頭髮剪得極短後，女孩們全都湧向理髮店換髮型，以使她們看起來像男孩。她們把陸海軍商店圍得水洩不通，購買水手粗呢上裝、海軍軍士襯衫和喇叭褲。平底笨重的方頭鞋在她們中流行起來，許多女生把男人剃鬚後用的乳液當作香水用，《福布斯》雜誌因此抱怨說男女開始變得氣味相同。1966年，倫敦東區的模特崔姬的體重只有91磅，女人們紛紛節食效仿，身材凹凸有致竟被認為是反女性的。她們想看起來強勢，於是閃亮的尼龍材質衣物開始流行，堅硬的金屬織物也大行其道。長褲套裝出現了——並不是那種可愛的褲裝，而是男性化的、經過特殊剪裁的褲子。拉鏈和紐扣不在褲子兩側，而是跑到了褲子前面，像弗朗索瓦茲·多萊亞克穿的那樣。而且據說有些女孩子的褲子前後都可以拉開，以便她們可以站著小便。巴巴拉·塔奇曼抗議說，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像洛麗塔或者馴獅人了。婦女解放組織領袖稱塔奇曼為「湯姆大嬸」。
在婦女解放運動高潮期，出現了許多同性戀和雙性戀的現象；凱特·米利特說她有時和女人上床，瓊·貝茲稱自己有過一段同性戀情。該運動中的女性非常反感被當作「性玩物」；女人們討厭男人向她們吹口哨，或是拍攝專為挑逗男性的廣告。在運動中大多數女性仍舊喜歡男人，儘管如此，異性戀解放組織領袖格洛利亞·斯泰納姆說：「男人們認為一旦女人得到解放，男人就不再會有性生活了。但他們並未認識到，如果女人獲得解放，意味著性生活的增多和品質的改善。」貝蒂·弗裡登表示「美國女人的性渴望越發強烈」，戴維·里斯曼指出「數以百萬計的女人」成為「自覺的性消費者」和「同男人一起探索性領域的開拓者」。老一輩的美國人認為性開放的女人「放蕩」「淫賤」，他們無法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1967年，艾森豪威爾將軍參加孫女的畢業典禮，發表了對迷你裙的看法：「女孩們的腳踝幾乎總是乾淨好看的，但膝蓋就不總是那樣了。」當然，女人們非常清楚，令男人們感興趣的東西在膝蓋以上。
毋庸置疑，越來越多的女孩四處尋找機會，她們成雙結對地在街上游蕩，或在週末跑到大學校園裡。單身漢去芝加哥拉什街的約會酒吧——「監獄」「庫房」以及「76酒精」——喝酒，很快就會有女人上來搭訕和陪喝，女人擺出種種新姿勢和男人調情。紐約大學的女生中，有1/3坦承曾和完全陌生的人有過一夜情。根據60年代的調查資料，全美有過婚前性行為的女孩人數翻了不止一倍，5年間，該數字又增加到了65%。在歐洲，調查員發現，會自願描述性經驗的女孩是男孩的兩倍之多；在美國則剛好相反。坦承曾撫摸過男性生殖器的女大學生人數激增。高中女生試圖營造一種放蕩不羈的氛圍。《17歲》雜誌調查發現，為實現這一目的，40年代後期，該雜誌10個訂閱客戶中就有9人使用睫毛膏，而過去的訂閱客戶中只有1/5的人使用。魯迪·根萊許說，20年前，女孩喜歡甜美天真的打扮；現在「她們雖未滿17歲，卻練就出一種放縱和刻意淫蕩的神情」。端莊嫻靜的女孩完全消失。低俗語言不再使她們感到震驚；她們自己也會使用。如果她們想要發生性關係，她們會直言相告。在電影《所有相愛的情侶》中，疲倦的妻子等著發生性關係，用焦急的聲音說道，「我們什麼時候上床？」
而現在，這個女人正在熒幕上和另一個女人的丈夫發生性關係。電影一旦受到限制，就可以著手探索性行為的所有視覺可能。傑克·瓦倫蒂離開白宮後成為美國動畫影業協會的主席，在他的帶領下，1968年好萊塢開始採用電影分級制度。g類電影可以供所有家庭成員一起觀看，另外還有m類（建議成年人觀看）、r類（要求16歲或以上人群在父母或監護人的陪伴下觀看）和x類（禁止16歲以下的兒童觀看）。
20世紀60年代後期，每個電影季的限制級電影都比以往走得更遠。即便是報紙上的電影宣傳廣告，也成為少兒不宜的東西。《我很好奇（黃色）》播出時激起了軒然大波，片中有裸露和性交場面，而新的電影很快就廢棄了這種做法。電影《調皮姑娘》的宣傳片說，本片「使《我很好奇（黃色）》黯然失色」，的確是這樣。接著福克斯電影公司展現了女同性戀人熱吻和女人面對全身鏡自慰的鏡頭。《魔鬼聖嬰》中有動物和女人交媾的鏡頭。《兩對鴛鴦一張床》是一部關於交換妻子的喜劇電影。《放大》中展示女孩陰毛的畫面一閃而過；這在當時是很大膽的做法。但現在，巧妙的特寫鏡頭展示男性生殖器以奇特的角度和女人性交的場景——有時是從下面開始，女演員撫摸男演員讓其達到高潮。當時最驚人的色情電影《深喉》因片中有大量舔陰和口交場面成為當時的大熱影片。電影結尾處，女主角為男人口交，一直到陰莖根部，這項奇特的技藝被《紐約客》雜誌比作民間的吞劍術。攝影機就在離演員幾英尺的地方，當男人達到性高潮時，女孩也是如此。電影使用彩色技術，使女孩全身閃著紅暈。
達拉斯地區檢察官亨利·韋德說：「若在科頓圓形競技場中看到色情雜技表演，我並不會覺得太吃驚。」在曼哈頓42號街第7大道和第8大道間的街區，巡邏的一位警察說：「如果一位小老太太想買《紐約時報》，她要爬過三排《screw》色情雜誌才能買到。」《screw》《suck》《desire》《gayandcoq》——所有這些低俗雜誌都爭相展示模特更多裸露和下流的姿勢，以期在發行量上把對手比下去。在邁阿密，經驗豐富的模特邦尼·達尼亞說，她剛當模特時，攝影師會給她看打排球或者游泳者的裸體照。「而現在，你必須得有交換妻子、性虐待以及女孩和女孩進行性交的場面。拍照於是搬到了室內進行。」
在舞臺上，一名叫作吉姆·莫里森的表演者描述了他最近的新奇性體驗；他在舞臺簾幕拉開前講述了5分鐘。情色舞臺劇《加爾各答風情畫》被贊為「優雅的情色作品」；其故事的主題多樣化，包括交換妻子和強暴等。《切·格瓦拉傳》中有長達100多分鐘的虛假性交場景。喜歡真實場面的人可以去紐約礦山電影院，或者去舊金山的脫衣舞俱樂部，那裡也有類似的表演，這些地方都有一種被謔稱為「愛戀之事」的活動。其中的一些色情表演場景連最有剋制力的觀眾也不免產生生理反應。一個記者講述說，自己在舞臺後面看見合唱團的女生們赤裸著身體，朝自己膝蓋後面注射海洛因，而她們還是嬰孩的私生子就在一旁。
性在一些奇怪的場合也成為熱議的話題。教皇保羅花了5年的時間在避孕問題上尋找答案，最終在1969年7月29日釋出了一篇7500字，題為《論人類生活》的通諭，通諭中反對避孕。成百萬的美國天主教信徒勃然大怒。舊金山大學（基督教會學校）城市生活學院的調查表明，70%的美國人支援節育。絕大多數年輕牧師也持同一看法（儘管90%的老一輩牧師持反對意見）。在華盛頓，一些反叛牧師發起靜坐示威，另有142名牧師向他們轄區內的大主教帕特里克·奧博伊爾遞交了表達抗議的信函。當大主教在聖馬修教堂開始佈道宣揚順從神意時，200名教眾起身離開座位向外走去。布法羅7名牧師因散播分裂言論而被神學院開除。反抗仍在繼續。第二年，聖保羅–明尼阿波利斯教區的前任輔理主教娶了一名紐約的離異婦女。很快，關於牧師結婚的事——尤其是牧師同逾規越矩的修女結婚的故事，就失去了新奇性。
穿著白大褂的科學家拿著秒錶和其他測量工具，通過在實驗室的觀察獲取大量性知識。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威廉·馬斯特斯博士和弗吉尼婭·約翰遜博士，最終兩人結為夫妻。他們在聖路易斯繁殖生物學研究基金會資助下的研究發現非常寶貴，挑剔的評論人士為他們所做的男女性交過程的測量和拍攝感到震撼；後來他們不得不轉向木炭過濾器和活動翻蓋盒。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使用的裝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塑膠電動陽具，它自帶微型照相機和冷光照明，可以觀察和記錄陰道中發生的變化。這根人造陽具的大小還可以調整，使用它的女人可以控制它的深入長度和推動速度。該發明無可避免成為某些小說的靈感來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羅伯特·凱爾的《窺視下的維納斯》（1968）。故事最後，失望的女主人公回到了性實驗室，企圖毀掉塑膠陽具卻因電擊身亡。
所有這一切對年輕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束縛。以前的那幾代人受社會保守觀念束縛不能過早地進行性活動，他們害怕道德失範、染上性病或是導致懷孕——這對於女性來說是個災難。現在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社會對婚前性行為非常寬容。性病的傳染極少發生。（這個時代的後期，由於新出現的濫交現象，性病重新成為一種美國流行病。）「如果感覺很棒，我會做的，」在大學生中很受歡迎的一幅招貼畫上這樣寫道。性交讓他們感覺很好，因此他們經常做，她們藉助藥物、避孕套以及子宮環和子宮帽等避孕用具來預防懷孕。
60年代後期，人工流產變得更容易，女孩們因此感到更安全。更加先進的節育措施並不是濫交增加的原因。早在這些技術發展之前，濫交就已出現。40~60年代，非婚生嬰兒翻了一番，其中40%的母親還是十幾歲的少女。赫金傑報告發現，在一些環境複雜的社群，女孩被認為應當在她16歲生日那天和她的固定男朋友發生性關係；如果她不這樣做，就會被人瞧不起。在奧克蘭的一所高中，女孩懷孕很常見，她們甚至可以生完孩子再來上課。紐約東部富人居住區的一家醫院報道稱：未婚母親的人數在6年間增加了271%，《紐約時報》援引瑪格麗特·麥科馬克博士對懷孕的看法，說「曾經只有大學才會面臨的問題，現在卻發生在高中甚至初中。」她說，紐約一所中學一年內有240人懷孕。1961~1962年，避孕藥大量被使用；到1967年，中學女生的非婚生育率持續下滑。但從未有人表示人們不再喜歡性愛。
美國文化深受性愛的侵染，這無疑是美國人婚前和婚外性行為大量增加的根源。性愛場面隨處可見——在廉價雜誌架上、電視熒屏上，在廣告、雜誌、流行歌曲、戲劇、音樂劇以及日常對話中。貝蒂·弗裡登引用一個心理學研究的內容說，20世紀60年代，大眾傳媒中提到與性相關的內容增加了至少250%。《紐約時報書評》指出，描寫動物和人類之間「情」事的書很受讀者歡迎。美國郵局收到的反對色情刊物的抗議信在6年的時間裡翻了一倍，1965年更是增至13萬封。
「做好準備！」一張童子軍招募宣傳海報上這樣寫道，海報上一位身著童子軍制服的大肚子的懷孕女孩燦爛地笑著。童子軍要求賠償其聲譽損失，法庭拒絕受理該案。一個家庭教育規劃的廣告說：「採取避孕措施，無懼太親近。」曼哈頓最大的飯店——紐約希爾頓酒店推出小時房出租服務。垂頭喪氣的人們（夫妻）在《星期六評論》報紙或地鐵特供報紙上的私人欄目搜尋廣告，尋找新的伴侶。人人都知道夫妻交換會的幾個主要聚會地點；男人們把房間鑰匙扔到桌上，妻子們隨機拿起一把，然後各自跟所拿到的鑰匙的主人上床。
尼古拉斯·馮·霍夫曼說，洛杉磯對外銷售公司發明了一種遊戲，提供「使兩三對夫婦裸露、喝醉、失去理智並性慾大發的一種安全、組織有序的方式」。玩這種大冒險遊戲時，需要點一根蠟燭（遊戲包中附有）。玩家繞著一個類似大富翁遊戲中人們所使用的那種木板移動，抽取「湯姆貓」和「小野貓」的牌。抽到這些牌的人要麼「喝一杯」，要麼「脫掉一件衣物」，或者接受其他的懲罰。遊戲玩到最後，女孩通常最先脫光衣服並且喝醉。隨後的遊戲便是決定誰跟誰醉醺醺地去臥室。
青少年爭辯說，如果中年人可以換妻，那麼他們先試試有什麼不行？一些社群被這個問題所困擾，也非常清楚問題背後的誘惑，於是他們試圖通過制定社群規範來防止發生大範圍的濫交現象。一段時期內，公共海灘上婦女穿的比基尼被要求覆蓋到臀部以下兩英寸。不久，肯尼迪總統的遺孀被拍到穿三點式比基尼，這一規定因此被打破。無論是穿衣服還是裸體，只要有防曬乳，年輕人就可以在公共場合撫摸對方95%的身體。他們就這樣挑起了彼此的慾望，一旁的收音機裡還傳出意味深長的歌詞：
「如果有人喜歡你，毫無意義，除非她喜歡你到永遠」
或者
「我願意引導你去探索一切，得到你對我愛的回報。」
密歇根大學的一位女學生說：「沒有人會說‘不’。」有如此多的人願意發生性關係，而大學本科女生中仍有1/3是處女，這讓人感到驚奇。在某些事例中，實際上，父母對子女性經驗的缺乏感到憂慮。在正常情況下，他們當然希望自己的女兒婚前仍舊是處女。但是在這代人中，任何事情都有反常的一面。一個缺乏正常性慾的少女可能會落入青少年的一個新圈套中，奮力掙扎卻不得脫身。她可能是——在許多社群極有可能是，一個毒癮深重的癮君子。
20世紀中葉，化學療法在初期的發展是良性的。20世紀30年代後期出現了磺胺類藥物。接著有了盤尼西林（1943）、鏈黴素（1945）、可的松（1946）、促腎上腺皮質激素（1949）、土黴素和金黴素（1950）、索爾克氏疫苗（1955）、脊髓灰質炎疫苗（1960）以及鎮靜劑，這些藥連同眠爾通和利眠寧一起把精神疾病平均的治癒時間縮短了一半。所有這些藥物第一次面世就被人們被稱作「靈藥」。由於這些新藥物的使用，一直以來困擾人們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有些病甚至被根治。1959年，醫院開出了超過579噸的鎮靜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對這種藥物的需求量。就在20世紀60年代初，夏季的那幾個月裡，小兒麻痺症嚇壞了患兒的父母；1952年發現了57000個病例。現在一切都成為了歷史。
顯露藥物革命陰暗面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1962年，8000名歐洲婦女服用一種叫「沙利度胺」的新型鎮靜劑後，生下四肢殘缺的嬰兒。多虧食品藥物監管局的弗朗西斯·奧爾德姆·凱爾西博士，沙利度胺並未獲得在美國廣泛使用的許可。儘管如此，一些在調查目的名頭下被誤導服用這種藍色藥片的孕婦，還是生出了畸形嬰兒。如果藥物可以導致這個問題，那麼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美國人藥櫃裡面的藥品數量空前增加。醫生現在每年開出價值約為20億美元的處方藥，其中包括新研發的巴比妥酸鹽、安非他命、催眠藥和抗抑鬱藥。除此之外，黑市規模巨大，日趨興盛。每年安非他命，或者說是興奮劑的生產量為80億粒，其中一半都用於非法銷售。外行常稱此類興奮藥物和巴比妥酸鹽為「軟」毒品，把海洛因，嗎啡和可卡因稱為「硬」毒品。但實際上恰恰相反，藥物學家認為老式毒品含有鎮靜劑相對確定，而新型毒品因其不確定性而更具危險性。一些毒品已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為大眾熟悉並且有了流行的別名，像是「藍堅鳥」（阿米妥鈉）、「紅鳥」（速可眠）、「大黃蜂」（戊巴比妥鈉）和「興奮丸」（加安非他命的巴比妥酸鹽）。
新合成藥物中最常被人們討論的是lsd（麥角酸二乙基醯胺）——一種非法的強力致幻藥物。瑞士巴塞爾的桑道茲製藥廠的艾伯特·霍夫曼於1938年最先發明瞭這種藥物，但在當時該藥並未獲得人們的認可，在實驗室裡一躺就是5年，它的藥性還等待著人們去發現。1943年4月，人們最終發現了它的價值。霍夫曼通過手指皮膚吸收了一些迷幻藥，他開始產生幻覺。他的科學探索興趣受到激發，於是特意服用了250毫克——相當於一粒鹽大小的量。在日記中，他記錄了藥物帶來的效果：「我閉上眼睛，看見很多顏色，世界不斷地扭曲變形，各種奇幻的景象目不暇接……聲音轉化成了視覺感受，每一個聲調和聲音都會觸發一幅與之相匹配的彩色圖畫，形態和顏色如同萬花筒般變化多端。」簡而言之，霍夫曼經歷了一段奇幻之旅。
新澤西州神經與精神病研究所的漢弗萊·奧斯蒙德醫生為lsd起了一個新名字。他將其稱為「迷幻劑」，意思是「精神擴張」。60年代開始時，外界並不知道這種無色、無氣味、無味道的藥。後來哈佛大學的兩位心理學家，蒂莫西·利裡和理查德·阿爾珀特開始在他們的同事、一些作家、藝術家、教士和志願囚犯身上做實驗。利裡和阿爾珀特於1963年被哈佛大學開除，但到那時，lsd已經小有名氣。經歷一次幻遊或慾望被喚起，成為大學校園裡的身份標誌。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對此深感不安，於是警告大學校長說，服用這種藥物是一項「有害的和危險的行為」。桑道茲製藥廠停止生產這種藥物。密歇根州、新澤西州、內華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都通過了相關法令，禁止生產任何形式的此類藥物。但是禁令完全沒用；服用該藥的人仍然持續增加。
到1966年，lsd已經是家喻戶曉的毒品。即使是如隱士般與世隔絕的人也知道什麼叫幻覺、神遊和意識混亂。牧師和神父特意開會討論如何將lsd用於宗教活動。迪斯科舞廳，還有美術館和博物館，這些場所放映的影片中的幻燈片和五光十色的閃爍燈光都很像服用lsd後產生的效果。雖然有些是編造的，但那些恐怖故事也可以用來嚇唬那些意圖體驗幻遊感覺的年輕人。據說有一個年輕人服用了過量的lsd後以燕式跳水的姿勢突然跳到以時速70英里行駛的卡車前面。據說服食lsd的青少年會躺在地上，眼睛直視太陽，最後導致雙目失明。這種說法最後被證明純屬無稽之談。美聯社證實，有一個年輕人到警局自首，說自己連續三天吸食lsd，並問警察；「我殺了我妻子嗎？我強姦了誰嗎？」隨後他由於涉嫌謀殺了他的岳母而被起訴。
服用者描述自己吃藥後感到沮喪，甚至想殺人，講述自己又怎麼變成了烏鴉或耶穌或是隻有6英寸高的小人。深受此藥困擾的父母們描述發生在他們孩子身上的事情：「我的兒子吸毒時，說他去了聖路易斯，因為那裡是宇宙的中心。他遇到了希特勒和林肯。」又說：「我的兒子在聖誕節回來了。他看起來糟透了。他赤腳在雪中騎妹妹的腳踏車。鄰居把小孩都叫到屋裡去了。周圍的人都很怕他。」
但是lsd的服用者——他們稱之為酸劑，將幻遊描述成一次喜悅歡脫的旅行。《紐約時代雜誌》的一位供稿人寫道：「當你坐在公共道路邊的石頭上，扔一粒藥片進嘴裡，你就可以聽見腦中響起的各種美妙音樂，且能一直持續幾小時，誰還需要爵士樂或者啤酒呢？一瓶蓋的酸劑只要5美元，這樣你就可以聽見宇宙交響樂，裡面有上帝的獨自吟唱以及聖靈的鼓聲。」
披頭士樂隊唱的那首《黃色潛水艇》，其實是幻遊的委婉說法，還有另外一首帶有lsd含義的歌曲叫作《草莓田》。小學生們回家時跟著《雅克兄弟》的曲調唱著歌，令他們的媽媽驚訝不已。歌詞是：
大麻，大麻；
lsd，lsd；
大學生製造它，
高中生吸食它；
為什麼我們不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有時，整個一代人都似乎在消費毒品。實際上，由自發服用藥物和毒品引發的嬉皮士運動或反文化運動，最初的規模並不像後來看起來的那樣聲勢浩大。它其實是20世紀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延續。6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搬到舊金山梣樹嶺。當時，一個名為「傑斐遜飛機」的樂團正在一個叫作「矩陣」的隱秘夜店表演迷幻搖滾樂。他們一夥人和「感恩而死」組合在拉翁達受到肯·凱西和他那幫「快活的惡作劇者」的熱情款待。凱西的豪宅位於舊金山以南50英里外的森林裡，這裡是凱西和他的「惡作劇者」接待客人的地方，他請來賓們飲用摻有lsd的苦艾酒。也是在這裡，凱西創作出了《有人飛過杜鵑窩》（1962）和《偶爾有個好想法》（1964）等歌曲。
「惡作劇者」一邊聽著嘈雜激烈的迷幻搖滾樂，一邊用燈光和顏色做試驗，穿各種奇特的衣服，最後這演變成了一種為美國各個社群甚至許多外國地區所熟知的生活方式。當時這種生活方式並不流行。「飛機」和「死者」樂隊的表演很少有人來看。大多數消費者還是喜歡查理·帕克爵士樂隊。這些新興音樂家用海報展示lsd幻遊的視覺效果。然而，很少有人欣賞這些海報。剛開始，他們將這些精神擴張藝術的早期代表作品免費分發，隨後又以每張1美元的價錢出售。《壁壘》雜誌的編輯說這些印刷品「大多無法識別」，但等到1967年，這些原版海報中的一部分在舊金山最好的藝術畫廊拍出了2000美元的價格。
就在那時，《舊金山紀事報》的一名記者已經稱這些新一代的放浪之人為「嬉皮士」，隨後這個運動席捲美國，繼而成為一種國際現象。嬉皮士群居地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和亞特蘭大興起，嬉皮士在墨西哥、加拿大、倫敦、羅馬、東京——甚至在寮國，都建立了營地。到這時，許多嬉皮運動的領袖先後離開，因為他們對那些在接受報社記者和電視評論員採訪時作秀表演的人十分反感。採訪該運動的著名記者亨特·湯普森說：「1965年是做嬉皮士最好的一年，但那時並沒有太多可以寫的素材，因為並未發生許多公共事件，私下發生的大多數事情又是非法的。而對嬉皮士真正有意義的一年是1966年，儘管當年還缺乏宣傳，但等到1967年，美國鋪天蓋地而來的都是對嬉皮士運動的報道。」
1967年「愛之夏」運動中，有人靠販賣dmt（二甲基色胺，合成迷幻藥的一種）、墨斯卡靈、梅太德林、lsd以及更受歡迎的（也更安全的）大麻發了財，這些毒品被賣給那些感到幻滅的中上層階級人們的子女，那些人離開讓自己深感窒息的呆板生活，「去幹他們自己的事」，因而湧向嬉皮士的群居地去。火鍋、噓聲、瑪麗簡、草葉、瑪麗·沃納——各種大麻的別名人們耳熟能詳，在墨西哥以每千克（2.2磅）35美元的價格出售。走私到美國境內後，1千克從150美元漲到200美元。再分裝成34盎司sup/sup一袋來包裝，算下來每盎司價格達25美元，摺合1千克850美元。合成大麻——大麻香菸，以每支1美元的價格在街上出售。海洛因毒品更賺錢。馬賽的地下藥劑師用1千克的嗎啡製成海洛因就可以獲利700美元。曼哈頓的毒販用1萬美元購進1千克的海洛因，然後分裝在塑膠袋裡在街頭出售，每袋中只含5%的海洛因，摻著白糖或奎寧粉。用這樣的販賣方式，最初的2.2磅原料可以賺到2萬元。這項買賣的市場正在迅速擴張。據聯邦麻醉品和危險藥品管理局估計，僅一年內美國就有68000人吸毒上癮。
的確有幾十個城市建立了共享會、共在會和共愛會。同10年前的「垮掉的一代」的情況類似，舊金山是這次運動的中心。核心地下報紙《讖語》就在舊金山當地出版，也是在那兒，第一撥「挖掘者」——因17世紀為窮人在未開墾土地上種植糧食的英國兄弟會而得名——為了給貧困的嬉皮士提供食物而破產變成乞丐。食物分發工作在一個叫作「乞討公園」的地方進行；這種做法也被稱為「白給政治」。
參與反文化運動的青少年人數究竟是多少，這個問題的答案完全取決於不同的定義。如果把吸食大麻的人包括進去，那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美國醫學會毒癮調查會主席亨利·布里爾醫生預計，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只有幾十萬人抽大麻，而到60年代末卻增至800萬人，且其中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少年。這是迄今為止最為保守的估計；美國公共衛生署給出的資料是2000萬。《花花公子》雜誌的調查報告顯示，47%的美國大學生承認吸過大麻，儘管只有13%的人說自己經常吸。家庭收入高的孩子最常吸大麻。僅有2%的大學生承認直接把梅太德林或「來得快」（液態安非他命）注入血管，而只有1%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癮。
據說，嬉皮士最偉大的一年可能開始於1967年3月26日復活節禮拜日，當天有1萬名青年男女聚集在紐約中央公園的牧羊草地上向愛情致敬。他們放風箏、扔飛盤、手拉手組成「友愛之圈」，在彼此的臉上畫畫，齊聲喊道：「香蕉！香蕉！」這是由於當時流傳的一種荒謬說法，說香蕉皮碎片具有讓人產生幻覺的功效。同一個星期日，在美國的另一邊，有15000名青少年在舊金山歡呼，積極響應利裡博士花衣吹笛人似的號召：「關注現場，聽從當前發生的一切，離開高中、大學和小學……跟我走，這是條艱苦的道路。」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對數以萬計的父母親來說簡直是噩夢。對於20世紀60年代的父母來說，大蕭條時期的童年記憶仍歷歷在目，他們不知道美國已非常富裕，有能力解決流浪漢的生活問題，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竟想成為流浪漢。聯合報社報道稱：「這些孩子看起來像流浪漢，行為舉止也跟流浪漢無異，但他們並非普通的流浪漢。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中產階級家庭環境中長大，讀過高中，通常實現了美國夢——大學畢業。」而現在，他們的父母提供的照片掛在警察局的公告板上，旁邊是哀求人們提供資訊的尋人啟事。照片並不能起到多少作用。因為照片拍攝時這些孩子還沒有不規矩的表現，因此並不能提供與他們現在的新生活有關的線索。
警察盡其所能幫助父母尋找孩子。救世軍在東村開設了一間叫作「回應」的咖啡館，在這裡，十幾歲的嬉皮士少年被規勸回家去。教會辦的「美洲越橘」收容所會幫助流浪到梣樹嶺的逃亡少年安頓下來，然後同他們的父母取得聯絡。一個醫生在舊金山為嬉皮士設立了一家免費診所。幾乎在一瞬間，他便迎來了大量的孕婦、性病患者和因不潔注射器感染上肝炎的患者。基本上梣樹嶺所有的嬉皮士都患有感冒或流感。有些嬉皮士想在金門公園過夜，卻並沒有意識到公園內隱藏的自動噴灑系統會在每天黎明時分開始工作。
人類健康面臨的最大威脅當然是毒品。嬉皮士完全不知道他們購買的毒品的成分；路易斯·拉薩格納醫生髮現很多人拿到的是獸醫用的麻醉劑，有些甚至純粹是尿液。在那個夏季，很多人都在試用stp，這種新合成物來源於「地獄天使」牌摩托車使用的一種燃料新增劑。5000~10000粒stp膠囊被分發出去。這種膠囊深受嬉皮士少年的喜愛，他們稱之為「精神擴張的魚子醬」。醫生髮現該藥極具危害性，如果將其和lsd的解藥氯普馬嗪一起服用，stp就會變成致命毒藥。被其他嬉皮士稱為「來得快」或「冰毒鬼」的人也在使用梅太德林；當他們嗑藥變得高度興奮時，他們幾乎可以做任何事。同時，布法羅的邁蒙·科恩醫生宣佈，對lsd和氯普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兩者混合會引發染色體破損，造成自發性流產或者產生畸形嬰兒。
那個夏季，旅遊車會被安排從梣樹嶺經過，以便遊客能看一眼那裡的奇怪景象。（有時會有一名嬉皮士握著一面鏡子同汽車賽跑。）在那裡和東村，還有一些兼職嬉皮士少年或「變形人」——他們是來體驗嬉皮士生活的老實人，週末是嬉皮士，星期一早上又穿回保守服裝、打扮一新回去工作。新「左」派人士對嬉皮士少年的看法同樣莫衷一是。最初，當利裡接替馬里奧·薩維奧成為青少年的崇拜偶像時，新「左」派作家稱讚嬉皮士的率真和自發性。里根在總統大選中大獲全勝後，形勢有所變化。許多希望破滅的激進分子變得萎靡不振，放棄了希望，一段時間裡他們靠吸毒來混日子。他們認為嬉皮士權力沒有政治效用。受到刺激的新「左」派分子反駁說，嬉皮士缺乏「穩定性」和「活力」，說他們「精神上軟弱」，他們對於愛情的看法「如此寬泛和籠統，以至於沒有任何意義」，是真正的「虛無主義者」。嬉皮士對此回應：這是他們的事，他們打算這樣去做，你們管好你們自己的事情。
嬉皮士少年面臨的最直接威脅並非來自於父母、警察、遊客或者新「左」派。他們搬去的居住地的低社會階層民族群體才是最直接的威脅。梣樹嶺是工人階級居住的社群；紐約東村的居民是義大利人、黑人、猶太人、波多黎各人以及烏克蘭人，所有這些人都在嘗試進入中產階級的下層。遊蕩的青少年輕視自己的階級地位；而當地居民則希望他們的孩子能獲得這種地位，但苦於無法實現，他們因此感到憤憤不平。美聯社引用一位剛失業的20歲的搬運工的話說：「這些人想要退出。但想想那些努力進入的人，他們會是什麼樣的感受？」
一個長笛手抗議說：「我們嬉皮士是愛眾人的，我們顯然不是頑固的人。」令他們驚奇的是，少數民族群認為這片地區是「他們的地盤」。他們的確是這樣想的。一個黑人抱怨說嬉皮士少年佔領了湯普金斯廣場公園。這個公園一直以來是他和他的族群所有，他們擁有的東西並不多，至少公園是他們的。而現在，這些年輕的不速之客堅持要同他們分享這個地方，於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暴力一直是少數民族群居住區的一大威脅，毫無防備的嬉皮士成為暴力襲擊的物件。在那一年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少數民族裔的少年們襲擊了一名29歲的嬉皮士女孩，剝光了她的衣服。在中央公園，一群黑人襲擊了一名15歲的女孩和她17歲的情人（典型的例子，她並不知道他的名字，對她而言，他只是「那個詩人」）；女孩遭到強姦，男孩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亞州，一個毒品販子被殺害，右前臂被人砍了下來。沒過幾天，另一個毒販也被殺死，屍體被塞進一個睡袋裡，掛在懸崖峭壁上。
顯然，那個夏季發生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情。騙子和小偷也在跟蹤這些年輕的嬉皮士。在《家庭》雜誌中，桑德斯把嬉皮士比作「被受傷豺狼圍困在山谷中的肥美兔子」。他寫道：「幾乎只有住在這裡，才能理解1967年春夏席捲舊金山梣樹嶺地區的這股狂熱。要尋找愛情和嬉皮士就去舊金山的說法在美國散播開來。」但是在梣樹嶺，等待著他們的卻不止這些。「梣樹嶺地區招來了留著長髮的邪惡罪犯。騎車的人想用粗暴而殘酷的手段奪取lsd市場。滿臉粉刺的梅太德林癮君子出售著劣等的麻醉藥。有撒旦崇拜者和撒旦–強姦犯雙重身份的嗜殺成性的人紛亂湧入人們的臨時住所。開始出現有人在公園裡遭到搶劫的情況。種族衝突也不斷發生。在這之中，有一個留鬍子的小個子精神病患者經常去阿弗朗舞廳看「感恩而死」樂隊的演唱會，而且喜歡在舞臺正中蜷縮成嬰兒的模樣。這個瘋子有著隱秘的野心，他勸誘女孩與狗媾和，還會把漂亮女演員的眼睛挖出來後粘在牆上。不久，他的名字，查爾斯·曼森，傳遍了梣樹嶺。
就像垮掉主義一樣，嬉皮士運動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繼續下去——放蕩不羈的風氣給美國帶來了廣泛深遠的影響，但是在那年當這次運動開始被人知道時，它也就註定會結束，所缺少的只是一個最終的落幕。1967年10月8日星期六晚上，嬉皮士運動終於宣告落幕。一代人以前，1932年6月8日那天，一個有著極具詩意名字的紐約女孩斯塔爾·費思富爾死去，這象徵著那個即將結束的年代的詭譎和墮落；約翰·奧哈拉的《巴特菲爾德8號》就是以該事件為藍本寫成。現在，同樣有一名上流社會的女孩在曼哈頓被殘忍殺害，因此結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達·蕾·菲茨帕特里克，是一名18歲的金髮女郎。她父親非常有錢，是做調料和茶葉進口生意的。她登記的住宅是她父母位於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別墅，但在10月9日星期日，她的屍體被發現赤裸地躺在紐約下東區169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築公寓的鍋爐房裡。
那裡並不是一個好地方。旁邊有一個蒼蠅成群的廢品回收站和一個昏暗的酒肉鋪。鍋爐房裡散發出狗屎和垃圾腐爛的臭味。一盞沒燈罩的日光燈照著剝落了油漆、斑駁的牆面，爬滿蟑螂的白色牆磚以及一張骯髒的床墊。琳達跟著一個叫作「帥氣的」詹姆斯·哈欽森的文身流浪者來到這個散發惡臭的幽會地。偵探和警察拼湊出整個故事經過：琳達脫光衣服趴在床墊上，就在這時，琳達和哈欽森發現還有其他人在。這間屋子經常被當作毒品交易的接頭地點，當時4名吸過「來得快」正處於幻遊狀態的人也在這間屋子裡，他們執意要和哈欽森分享他的女朋友。女孩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哈欽森想去保護她，他的臉被人用磚頭砸扁了。琳達被強姦4次後，臉也被打爛了。兩具屍體仍保持著臉朝上的姿態，她的蕾絲內褲被發現丟在一旁的角落裡。
3名黑人很快被捕，但大眾更關注的是那個女孩，而非這些害死她的人。顯然琳達過著兩種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有家庭教養的上流社會的孩子。跟她的父母一樣，她也是一名聖公會教徒；她最愛的放鬆方式是在高階的「圓山馬廄」紅葉道上騎馬。她的父親回憶起就在之前的8月份，他還表示過對嬉皮士的厭惡，而琳達的看法「跟我差不多」。她的母親回憶說，「琳達從沒有瘋狂迷戀過男孩。她很害羞。」勞動節週末後，她告訴母親她不想回奧德菲爾茲——位於馬里蘭州的一所昂貴的寄宿學校去上學。她想留在紐約生活和畫畫。她的母親後來說：「琳達視藝術為生命。她熱切希望自己能在藝術界做出點成績。」她告訴父母，自己在高雅的格林威治村酒店定了一個房間，她的室友，據她的描述，是一名家庭條件優渥的22歲的叫作寶拉·布什的接待員，於是她的父母同意了她的安排。
「寶拉·布什？」酒店接待員驚訝地說，「琳達，我當然記得，但並沒有寶拉·布什這個人。只有一個保羅·布什。」她的家人打聽到，她在東村結交了很多男性友人，她用父母從格林威治寄來的錢去給他們和自己買毒品。9月末，她以為自己懷孕了，她向另一名女孩透露自己擔心lsd對孩子會產生不良影響。星期六晚上，也就是在她死亡前的3個小時，她告訴一個朋友說她注射了「來得快」，正享受著幻遊的快感。後來最殘忍的是，她父母發現女兒在東村的熟人對她的死漠不關心。一個嬉皮士女孩說盡管他們悼念哈欽森，但「這小妞兒對我們來說什麼也不是」。
同一個星期，在舊金山金門公園，嬉皮士們燒掉了一個寫著「愛之夏」字樣的灰色棺材。棺材裡面裝著橘子皮、孔雀毛、護身符、旗子、十字架和一塊大麻口味的餅乾。儀式被稱為「嬉皮之死」。悼念者望著火焰，唱著《天佑美國》和《克利須那神頌歌》，之後他們喊道，「嬉皮士已死！現在自由的人們將會獲得成功！」暴力衝突幾乎使這次運動中斷，商業主義也是如此。遊客在梣樹嶺和東村的工藝品店裡擠作一團。想掙點錢的嬉皮士參加了《印第安給予者》的演出，《印第安給予者》是一部大型西部迷幻劇。其中扮演警長的不是別人，正是蒂莫西·利裡博士本人。舊金山迷幻劑銷售商店老闆羅恩·特林哀嘆「嬉皮士精神已一去不復返」，隨後他的店就關門停業了。「集體形象」組織的元老羅傑·里科也感嘆「情況大不如前了，嬉皮士們都去哪兒了？」
美國人小像：卡爾·赫斯三世
非此即彼
正如卡爾·赫斯所認為的那樣，每個認真的人面對這樣或那樣的極端時都應採取堅定不移的立場。
他要麼是一個民兵，要麼是「地下氣象員」組織的成員；要麼是立場堅定，寧死不信仰共產主義的極端保守分子，要麼是新左派激進人士；要麼是三k黨黨徒，要麼是黑豹黨黨徒；要麼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要麼是共和解放軍的戰士。如果你不同意戰略空軍司令部轟炸克里姆林宮的男洗手間，那你就必須贊成炸掉泛美航空公司的大樓。這裡沒有中間地帶，只有一個信念和反對這種信念的敵人，拯救世界之法和毀滅世界之法都是唯一的。社會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複雜東西，實際上它極其簡單。一個人只需在一個極端與另一個極端之間，即黑與白、善與惡之間做出選擇。
1954年，他作為極端保守右派中享受優厚待遇的圓滑發言人，在《美國信使》雜誌中寫道：
如果美國不出現那種人們突然厭倦空話而伸手去取牆上的來復槍自己使用，或者交給需要的受壓迫者的情景，那就不是真正的美國。
1970年，他鬍子拉碴，衣衫襤褸，作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黑豹黨的聖賢，他驕傲地宣佈將親臨得克薩斯大學校園：
學生會發言人委員會（就是為他引見阿比·霍夫曼的人）介紹主講人：卡爾·赫斯，他是激進的怪才、鬥士、共產黨員、無政府主義者、精神反常者！現任《壁壘》雜誌的副主編。
他從未認識到兩極實為一個整體。表面上看，他從一個極端轉向了另一個極端。實際上，他並未移動分毫。最後他仍舊站在起始點上——距離政治中心最遠的地方。
他於1923年出生在一個菲律賓大莊園中，父親是一個愛炫耀的百萬富翁，母親以前是華盛頓的一個打工員。對他的成長產生深遠影響的並不是父親，而是母親。當意志堅強的特爾瑪·赫斯發現自己的丈夫是一個花花公子時，她毅然離開了他，帶著小卡爾回到華盛頓生活。她寧願靠電話接線員的工作養家，也不願接受贍養費。她訂下了一個規矩：她的小寶貝要想有一件玩具，就必須先讀完一本書。等他進入幼兒園時，他已經讀完了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
等到年輕壯實的赫斯到青春期時，他讀過的書已經比他的老師都多，這些老師讓他覺得非常無趣。在他看來，教育體系是一個有組織的官僚體制。14歲的他已經認定體系就是他的敵人。他在兩家高中註冊入學，在其中一所學校填寫從另一所學校轉學的手續，以此與體制鬥爭。他隱瞞了自己的真實年齡——因為他看起來比他的真實年齡要大，在共同廣播網得到了一份工作。當他負責撰寫新聞欄目期間，有一天他借用了他老闆的車。一名警察給他開了罰單，他的真實年齡因此被發現，於是他被辭退。體系成為最後的勝者。一直以來結果都是如此，但他卻永不放棄鬥爭。
接著，他在《亞歷山大報》編輯部當稿件傳送員，他開始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那也許成為他的終生愛好。民主黨拒絕接收他。由於頑固保守派主張個人自由，他因此成為一名右翼共和黨人。無論他的看法是否為高見，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20歲生日時，已經是《華盛頓每日新聞》報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而後編輯打電話告訴他羅斯福總統去世的訊息，安排他負責該新聞的報道。赫斯回答說，羅斯福的葬禮不值得他起床，於是他被報社開除。
後來，他成為《宇航週報》的新聞編輯，還寫了一本自然科學的兒童讀物，後又擔任了《漁民雜誌》的編輯，1950~1955年又擔任《新聞週報》的出版編輯。如果他能夠擺脫意識形態上的束縛，他可能會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實際上，他卻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右翼的理論主張上，其間為保守派週報《尋路者》撰寫一個反共專欄，還擔任《反攻》和h·l·亨特的《事實論壇》的編輯工作，聯合小威廉·巴克利等人創辦《全國評論》。與此同時，他還定期向《美國信使》供稿。在該雜誌中，他譴責羅伯特·奧本海默和聯合國，反駁對美國來復槍協會的批評言論，因為自己是該協會的終身會員。（「如果在拉丁美洲每人有一把手槍的話，他們早就建立了民主制度。」）他宣稱，全國警衛是使美國不受聯邦政府獨裁侵害的最大保障。他主張確立秩序、贊成軍隊下級對上級的服從以及「由對服從權威的尊敬而產生的紀律」。
到1960年，赫斯對頑強的個人主義詩歌般的讚美為他帶來了報酬頗豐的美差，他被任命為俄亥俄州冠軍造紙和纖維公司的董事長助理。他帶著妻子以及兩個孩子住進了昂貴的郊區住宅，公司還專門為他定製了17套西服。他在冠軍公司的工作是說服氣勢洶洶的工會組織者，在員工中灌輸忠於公司的思想。公司時常把他借調給右翼智囊團。他因此得以為眾議員梅爾文·萊爾德編纂《保守派文獻》。1960年，他為理查德·尼克松撰寫政府檔案。1964年，作為巴里·戈德華特的首席顧問，他匆忙地寫出了戈德華特接受黨內任命時講話用的稿子。他說，戈德華特提供的「是一個選擇，而非一個回應」。
接著，事情突然有了轉變。林登·約翰遜不僅贏得了選舉，而且他的勝利離不開（正好是赫斯的偶像）某個商業巨頭的幫助。赫斯發現在他主筆的右翼出版物中，有一本刊物的背後金主是依靠聯邦農業補貼致富的。最糟糕的是，戈德華特的慘敗使赫斯成為「老大黨」圈子內受人鄙夷的物件。一般說來，儘管你效力的總統競選失敗，但只要你之前工作稱職，還是有機會在執政黨中其他在職成員的手下工作。在國會山，他每間屋子挨個詢問，希望能在共和黨下屬的某個機構謀得一席職位，但一無所獲。沒有人想要聘用他做任何工作。等到接下來的一個春天，他破產了，絕望之下，他決定去國會山做一名電梯操作員。但就算是這個工作崗位最後也將他拒之門外。他最後只能在華盛頓機器商店值夜班，做給推土機焊接零件的工作。
那一年正趕上約翰遜政府第一次向越南大規模增兵。赫斯十分震驚，認為這就是體制失控的結果。他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並總結道：「我的敵人並不是某個特定的國家，既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國家本身。」在他看來，極端主義分子的反共產主義熱潮將他們帶入了悲劇性的歧途。他們相信聯邦的力量，但這反倒讓官僚主義嚐到了勝利的甜頭。他的新偶像是「地下氣象員」組織成員和黑豹黨人，因為他們為人民的權利而吶喊，他認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正逐漸提出政治性問題，為此警察不斷地打壓他們」。他開始閱讀有關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宣揚反對權威——蔑視法律、抵制徵兵、藏匿政治犯，如果政府強行徵收房產，一定要堅決拒絕。
他的生活方式逐漸開始改變。他拋棄了妻子，留起鬍鬚。定製的西裝留在了衣櫃裡；他現在戴著一頂卡斯特羅帽，赤腳穿網球鞋，身上套著一件破爛的軍裝外套和一條褪色的綠色斜紋褲。由於他拒絕繳稅，政府不允許他保有任何財產。他住在安那卡斯提亞河邊的一艘船上，船是他的一位女朋友所有。他告訴記者說：「我拼接繩索，給甲板上漆，謀劃著反政府行動。」然而，他的打算不過是在大學校園內演講，在黑豹黨集會上鼓動群眾，以及給《壁壘》和《艱難時世》雜誌撰寫文章，但這一切都在聯邦調查局的密切監視下進行。
他的一些目前在尼克松政府中任職的老朋友，聽說他的事情後十分驚訝。在政府大樓的走道角落裡，他們散播著各種有關他的謠言。說他在聯邦屬地上偷獵，說他參加摩托車競速賽時摔斷了腿。有人看見他揹著包和一些臭名昭著的罪犯在華盛頓特區閒逛。他曾經鼓吹沒收所有公共財產以及企業財產，隨身攜帶一張世界工人黨的黨員證，曾經在一次反戰暴亂中被捕，曾經在一次向迪克斯堡進軍的行動中遭到瓦斯彈襲擊，曾經在一次激進分子的集會上在豎立著一面高揚的大黑旗的講臺上講演，還曾經以一篇對意志自由論的頌歌，獲得《花花公子》雜誌當年最佳非小說類文章獎。
在他的船房「平靜」號內，聲音溫柔、面龐英俊的赫斯繼續著他的規劃。立在船頭的是他最愛的來復槍，代表了他認為一個人享有保護自己不受任何官僚奴役的權利這個永恆不變的信念。他的周圍堆積著各種文稿：演講稿、對自傳的批註、宣傳小冊子以及一些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罪惡的書稿。他哀嘆「戈德華特現在的立場同制度一致」，認為這無疑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實。他聽說戈德華特議員拒絕談起他，但他對此表示理解。他若有所思地說道：「就算巴里認為我瘋了，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1立方英尺≈0.028立方米。——編者注
美國著名作家，他在小說《和父親一起生活的日子》中塑造了一個老派父親的形象。——編者注
1盎司≈28.350克。——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