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業國》一書中，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指出「近年來一個有趣且被廣泛討論的現象」，一種「尤其是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對公認的各種社會思想形態表現出的隱約不滿」。這些思想形態，加爾佈雷思寫道，「無論被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推崇，都被認為是某種被建構出來的制度。」
實際上，在當時，黑人、激進分子、女權主義者以及其他所有感到一直被有組織的社會所欺騙的人，都習慣稱這個社會及其一切功能為「制度」。這個單詞經常被隨意使用，以至於變得毫無意義——盜竊商店的行為被稱作對制度的打擊，電視節目安排不佳也是制度的錯。但該詞在有些情況下的使用則展現了人們對這個社會系統運轉的一種深刻直覺。1965年11月9日那個令人難忘的星期二夜晚最能說明這一點，那一晚社會主要的公共服務設施之一——供電系統竟出現嚴重故障，這不僅讓那些反制度的人覺得自己一語成讖，更使其他人感到驚慌。
那天下午4點44分，美國東部地區正是太陽落山時，電力需求開始朝著每日的頂峰攀升。家裡和辦公室的照明裝置被開啟。霓虹燈的標誌也亮了。隨著工作人員相繼下班，商業區的電梯也開始投入其最大承載力的使用中。地鐵為從工作地下班回家的人增開列車；在遠離城市的鄉村，農場主將奶牛套上擠奶器，燈塔也開始閃爍光芒。玩耍歸來的孩子跑進家門，開啟電視機，而他們的母親開始準備晚餐。此時正值秋季，氣溫是46華氏度（約合7.8攝氏度），自動調溫器啟動了數百萬人家的暖氣爐。溫室供暖系統被啟用；為了不讓毒蛇和鱷魚死亡，動物園的爬行館裡進行額外供暖。酒吧裡，製冰機開始製作冰塊，供人們下班回家前來喝酒時使用。林蔭大道和公路兩旁的電動加油站，正往行駛在歸途的汽車油箱裡加足汽油。
所有這一切對愛德華·內利斯而言都是老套路。他是一個精瘦、微禿的62歲老人，為紐約聯合愛迪生公司兢兢業業工作了41年。在靠近65街的曼哈頓西區大道128號的聯合愛迪生公司的電力控制中心是整個公司電子系統的樞紐，而內利斯此時就坐在控制中心控制員的座位上。該中心位於靠近65街的曼哈頓西區大道的128號，是這個公司電子控制系統的中心——房間內的天花板很高，異常整潔，略帶奧威爾風格，房間裡擺放的各種儀表盤和開關沐浴在耀眼的熒光燈的光下，所有這一切都在內利斯的視線當中。他警覺地瀏覽著儀表上顯示的資料，以確保聯合愛迪生公司完成為本市供電的任務，而且因為該公司同時作為安大略省、紐約州和新英格蘭電力供應網的主要組成部分，還得確保公司正常為那8萬平方英里地區以及3000萬居民供電。不管怎樣，理論上就應如此。大約下午5點16分，內利斯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因為他看見所有儀表盤上的指標開始劇烈擺動，控制中心也對此進行了激烈討論。
當時，包括內利斯在內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儘管聯合愛迪生公司的高階工程師此前曾多次討論過大規模斷電的可能性。他們的預測很準，聲稱可能會發生所謂的「級聯效應」，即由於電網中某個組成部分的電力需求過大、超出預期，它便會吸光電網中其他部分的電力供應。如果情況真是如此，那麼電網，也就是俗稱「東北電力網」內的每一個發電機，都會自動切斷電源以防止裝置損壞。結果是，8萬多平方英里的地區便會即刻陷入黑暗。
西區大道128號機器上擺動的指標就是發生了級聯效應的結果。問題出在曼哈頓以北315英里、尼亞加拉瀑布以西4英里的一個叫亞當·貝克爵士二號站的加拿大水力發電裝置。那是一個大小還不及家用麵包機的繼電器裝置，其用電量是按照1963年的標準設定的，雖然此後用電量不斷穩步增長，儀表的設定量卻從未再調整過。當天下午5點，供給多倫多的電正經由亞當·貝克電站的6條線路向北輸送。後來儀表資料顯示，在5點16分11秒的時候，電力負荷略微增加了一點——正好超出那個設定有誤的繼電器出現故障的臨界點。這樣，又一個斷路器啟動了，6條線路中的一條因此而停止供電。這條線路的負荷立刻轉到了其餘5條線路上，它們也負擔不了。由於負荷過大，5條線路都被各自的繼電器切斷。這使得幾乎同時發生兩起災難。本應送往多倫多，實際卻未能通過失效的亞當·貝克電站的約160萬千瓦的電力，經過電網的超級電路向南湧入紐約州北部和新英格蘭地區，一路上所經過的發電站都相繼失去作用。由此產生一個電力真空。受到影響的地區向曼哈頓要電，然而曼哈頓的供電量根本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緊接著第二個大災難降臨。東北電網的所有保護裝置都被啟用。這種級聯效應，即有些人所說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自動切斷了對各個地區的供電渠道。到下午5點38分，東北電網停止了對所有供電區的供電，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爾州南部也已和南部各州一樣停了電。除了自備發電機的醫院和其他機構，從尼亞加拉湖到哈得孫河之間幾乎看不見一盞亮著的燈。大面積停電就這樣開始了。
紐約市在5點27分斷電。內利斯正準備推動8個按鈕，以切斷這座大都市電力系統和總電網的連線，但為時已晚。這個錯誤可以原諒，因為自愛迪生在1879年發明第一盞實用白熾燈以來，電流就一直以光速傳輸，這是關於電力消耗的知識中少數仍未改變的一個事實。但後果仍舊讓人目瞪口呆。除了斯塔滕島和布魯克林的一個街區外，紐約全城停電——一切地方都斷電了：照明、電器裝置、地鐵，所有工作都沒法繼續下去。在未受停電影響的新澤西蒙特克萊爾，一個婦女正從畫框式的窗戶向外望，欣賞著曼哈頓萬家燈火的美妙夜景,她想叫她十幾歲的兒子也來看看。可當她再次回到窗前時，城市早已消失不見。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羅恩·喬治機長駕駛的飛機正在肯尼迪國際機場上空準備降落。他朝下看了看跑道，又讀了讀儀表上的資料，再回頭時——只看見冥河般的黑暗。飛機場也隨之消失在黑暗中。
全城停電後，人們最開始的反應各不相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各自內心的隱憂。「中國人來了！」曼哈頓東區的一個婦女這樣想。「有外太空人的襲擊！」住在東河邊上一所公寓20樓的一個小男孩叫道。兩名報社記者的想法不謀而合——反戰運動還真辦了件大事。其他人都忙於應對各種意想不到的麻煩，顧不上去追究誰應對此事負責。醫院裡的醫生一邊在應急發電所需的90秒轉換的時間裡等待，一邊藉著手電筒的光繼續進行手術。施拉夫特公司正擔心他們價值約20萬美元的冰激凌如何處理（結果全化了）。洛克菲勒州長正爬著15層的樓梯回到公寓。有80多萬人被困在突然停運的地鐵中。其中有60人在第60號街道隧道里的阿斯托里亞線的東河下面的一輛從布魯克林開往曼哈頓的列車上度過了噩夢般的一夜。在他們上方的威廉斯堡大橋上，1700多名乘客滯留在4列火車裡，5個小時後他們才被安全帶離。
在百貨商店裡，店員用手電筒照明把顧客帶出店門，或者將他們安置在商店內的傢俱區休息。農場主又重新學起了徒手擠奶的技巧。兒童沒有電視可以看，開始學著自己玩耍。動物飼養員用毛毯幫動物們保暖，使哺乳動物能活下去，又用行動式丙烷取暖爐為爬行類動物的活動室加溫。然而，那些需要用電動加油泵來補充燃料的機動車司機，以及面對冷灶的家庭主婦，對停電仍舊是束手無策。許多人突然間變得無所事事，於是就給親戚朋友打打電話。電話還能用，當晚市內的通話次數增加了8倍。一些人正忙著做其他的事。9個月後，所有醫院都報告稱這段時間的出生率大幅攀升。
多虧有電晶體收音機，人們仍然能夠收到無線電廣播，不過，這對困惑不解的聽眾很難說有什麼大的幫助。評論員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加拿大現在陷入了一片黑暗……原因不明……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次停電……約翰遜總統召集了應急計劃小組……立刻調查……就怕是有人蓄意破壞。」也有人暗示說是戰爭和核災難，直到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戰略空軍指揮部說「一切順利」，謠言才不攻自破，一切恢復正常。區域性地區仍舊爆發騷亂——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市發生了搶劫，沃爾波爾的馬薩諸塞州監獄發生了大規模的暴亂，釀成了幾起慘劇。紐約的一名男子被發現陳屍於飯店的電梯井底部，手裡還握著一支熄滅的蠟燭。
剛到夜晚時，東北電網覆蓋區僅有的亮光來自於蠟燭、手電、汽車燈以及一輪明月。之後，電力供應開始一個地區接一個地區地恢復。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爾州南部，在停電後30分鐘到2小時之間恢復了供電。康涅狄格州在5點30分斷電，雖然恢復供電較慢，但是到了11點30分，除了12個城鎮之外該地區已經全部燈火通明。紐約市恢復得最慢。布魯克林到星期三下午2點才恢復供電，那裡成千上萬沉睡的居民得知這一訊息的方式同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樣：他們睡覺前都沒有關掉牆面和燈上的開關，所以當他們的臥室被突然恢復的燈光照亮時，他們便驚醒了。皇后區恢復供電是在凌晨4點20分，曼哈頓和韋斯切斯特是在早上6點58分，布朗克斯則是在早上7點。個別地區仍舊沒有恢復供電。韋斯切斯特縣富人聚居的佩勒姆莊園直到星期四才恢復供電。事後，一位佩勒姆莊園的女住戶說她「點了很多蠟燭」，「維持著爐火」，而且「一直在回想在以前沒有電的時候，佩勒姆莊園的人們是怎麼過日子的」。
1965年11月15日，電力故障發生6天后的第一個星期一，電機工程師追查到了電力故障處是在貝克電廠。加拿大人感到顏面掃地，因為他們一直堅稱問題不可能出在他們的國境內。美國公共事業部的發言人認為這證明了美國方面沒有錯。但大多數人並不細究誰對誰錯，他們誰都怪罪，不管是加拿大人還是美國人。同時，人們在停電期間的冒險和奇遇在經過轉述後變得更加精彩。最後，許多人都忘記斷電時的焦急不安，反而開心地回憶起那晚逃離慣常生活的自由。《紐約時報》的一組記者寫道：
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埋藏著對機器的反抗情緒。我們都因為重新發現不需要電源插頭就能使用的東西而高興不已，這些東西幾乎已經從我們的記憶中淡去，尤其是那無比奇妙的蠟燭。當得知那些我們真心不喜歡，並且懷疑那些也不喜歡我們的大型計算機大量閒置無用時，而古老的轉筆刀卻能照舊使用，有那麼一刻我們感到一種勝利的喜悅。
如同《紐約時報》的記者所承認的那樣，這一切不過是幻覺。最後一切還是會「重新被禁錮，乖乖地被帶回現代科技的監獄式農場裡去」。蠟燭和轉筆刀在幾個小時的斷電時間中的確很美好，但時間再長一點，它們就不會再顯得那般奇妙了。他們不能運送上下班的人群，不能為房間供暖，不能為閱讀提供照明，也不能為依賴現代科技生活的人提供各種服務和生活必需品。早年沒通電的佩勒姆莊園生活方式對他們來說是個殘忍的打擊。許多人也許根本沒法生活下去。有人把《紐約時報》撰稿人所謂的「電插頭社會」看作是監獄式農場，對此還有更刻薄的說法，但是真正對計算機極度反感，準備砸毀這些龐然大物的人並不多。不過，還是有少數人想這樣做。
由於工業革命而失業的英國手工業工人於1811年發誓與剪毛機和動力織布機勢不兩立，他們以在他們父輩那個年代的一個糊里糊塗地破壞機器的工人的名字為他們的組織命名，並退居到舍伍德森林深處，提出了一個不容商議的要求：
我們永遠不會放棄使用武器，（直到）下議院通過法案，取締一切對百姓有害的機器，並撤銷對搗毀剪毛機的人實行絞刑的裁定……我們不會再請願——那沒用——必須戰鬥才行。
簽署者：申訴軍總司令
內德·盧德執事
此後，凡是滿腹牢騷反對使用代工機器的人一直被稱為盧德派。在約翰遜擔任總統期間，那些批評美國越來越被技術奴役的人，常被指摘為盧德主義的擁護者。在學生騷亂事件中，這樣的說法有時講得通。教授的講義被撕毀，裝置被破壞，劍橋的一臺電腦上貼著一張紙條，上面的內容是抨擊通過使用技術來增加利潤是犧牲了美國工人的利益。這同內德極其無效的行動一樣可笑，但是反對技術統治的事例並不完全荒謬。有想法的人們厭倦了許多事：收到被穿孔機打孔的郵件，乘坐有自動按鈕的電梯，在收銀臺前排隊，閱讀用死亡人數來描述的戰爭報道，在電話上聽錄音訊息，以及在政治選舉中被當作民意測驗的百分數。尼古拉·馮·霍夫曼指出，遊行的學生抗議的是「用計算機錄取、測試以及考核」他們的做法。某航天公司的一位前主管在洛杉磯成立了一家婚介服務公司，共有6000名客戶，這個「人類倉儲公司」聽起來不免讓人有些寒心。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於計算機的恐怖經歷，有些還非常特別。奧爾巴尼一家醫院給一名婦女寄去了一張「包皮手術」賬單。1966年波士頓市長約翰·科林斯原本處於可以連任的優勢地位，但在初選的前3天，市政府的計算機自動做好準備，計算好並寄出了3萬份下水道稅費拖欠賬單。這位市長因此落選。
埃裡希·弗羅姆警告說：「一個幽靈潛伏在我們中間……這是一個新的幽靈：一個完全機械化的社會……由計算機主導著，在這個社會程式中，人類自己也被轉化成了整個機器中的一個部件。」到了60年代後期，數百萬美國人的錢包裡裝著多到20個的各種號碼，有些證明他們的不同身份，有些是日常事務中必需的，所有這些幾乎要把他們變成雜亂無章的微粒——郵政編碼、區域程式碼、血型號碼、駕駛證號、汽車牌照號、社會保險號碼、入伍編號、賒購賬戶以及支票戶頭號，以及讀書會員證、人壽保險單、護照、出生證和結婚證、財產抵押書以及退伍軍人證的編號。《商業野獸》一書的作者推薦了一個名為「計算機卡片輪盤賭博」的遊戲，即用膠帶遮住卡片上的小孔，然後用刀片新開一些小孔，再把程式碼數字通過電磁輻射顯示出來。一個加利福尼亞州的看門人收到他兩個星期的薪水——一張5000美元的支票後，除了氣體彈性研究員、慣性系統工程師和超導體研究專家以及數位電路設計專家外，每個人都為他高興。總之，這是屬於他們的偉大時代。
美國最早的商用計算機發明者約翰·莫奇利曾預言說：「只有四五家大公司能夠有效運用這些機器。」他低估了他的天才發明。1955年美國有1000臺計算機。1960年，據政府工程師估計，5年內計算機的使用量可能會達到15000臺。5年之後，實際投入使用的計算機有25000臺。到1967年，又增加到4萬臺——僅聯邦政府就有大約2000臺。
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美國人文主義者非常不安。這些人在政治上屬於自由主義者，而在社會態度上卻越來越保守。40年代末，《1984》一書為他們敲響了警鐘。在艾森豪威爾時代，一種文化貶值的風氣在他們之中流行起來，因為隨著技術進步浪潮而形成的拜物風潮讓他們非常不安。在他們看來，美國正逐漸被有意操縱消費者喜好的人所奴役。在通過新興計算機得出的資料中，有對操縱大眾的行為如何影響消費者負債情況的分析。消費者負債率從1956年到1967年間增加了133個百分點，達到991億美元。單是購車的負債率就增加了117個百分點，達到312億美元。這樣看來，威爾·羅傑斯一直沒錯；這個國家正坐著汽車奔向貧民收容所。
汽車方面的情況已經夠糟了——一些善於思考的美國人已開始意識到底特律對環境產生的影響，普遍富裕逐漸被認為是一個不好的社會狀態，而知識分子的擔憂遠不止於這些。美國上下自動販賣機的貪婪似乎很難填滿。從艾森豪威爾時代到今天，國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幾乎翻了一番。但在30年代人們抱著特別強烈的信念，說人只要有錢就會理智地進行消費，這種說法已成為破碎的夢。埃德蒙·威爾遜諷刺地寫著那些「沒有營養的食物，不能滅菌的殺菌劑」，以及「對皮膚有害的化妝品，腐蝕汽車的潤滑油」，還有「毒害樹木的殺蟲劑」。繁榮的60年代，正是這些「名牌」的繁榮發展期。至少在大蕭條時期，你不至於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裡看到這些東西。電視廣告商現在正以庸俗不堪的方式以及令人厭惡的色彩大肆推銷這些東西，這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會怎樣處理這批垃圾。在1969年美國職業棒球聯賽決賽之際，莫比爾石油公司的一份新奇的廣告提出瞭解決方法。顧客只需購買3美元的汽油，就能獲得一個足以裝下「22磅，4立方英尺sup/sup」垃圾的塑膠袋。廣告詞中提到，「你一定會高興地把它扔掉。」事實的確如此。
電視轉播的體育節目本身就不令人滿意。它使得那些本應（即便只為自己的健康著想）在戶外運動的千百萬人成為整天喝著啤酒、挺著脹氣的肚子、看著年輕的運動員在華麗的運動場上歡樂地蹦跳奔跑的觀眾。運動場中最華麗的要屬休斯敦耗資3200萬美元建造的裝有空調的透明圓頂體育館。該體育館設有46000個軟座和3萬個停車位。鋼架圓頂的設計，使比賽能在雨天正常舉行。這個超級體育館的設計者一心想讓場館在惡劣的天氣狀況下照常使用，反而忽視了另一種可能性：陽光可能會晃眼。當那種情況真的發生時，他們驚恐地發現，在圓頂場館耀眼的陽光照射下，棒球外場手沒法接飛球。起初棒球比賽只能在陰天舉行，即便是這樣，外場手仍需戴上擊球頭盔。後來圓頂天窗被塗成了灰色——意味著不論天氣好壞，比賽都得使用燈光。
對於那些對新繁榮持懷疑態度的人來說，透明圓頂體育館是代表庸俗和過度消費的神殿。它設有53個私人包廂，5年為一個租期，每個賽季租金從15000~34000美元不等。在下面的球場看球看煩了的人，還可以去私人俱樂部。裡面設有酒吧和電視，室內裝修全是以「塔西提島的假日」或「法國式遊獵」為主題。根據館內員工不同的工作性質，共設計了50多種制服（地勤人員穿航天服）；每個工作人員都被送到學校接受了3周培訓，學習如何正確展示該體育館的形象。場館內最壯觀的景象出現在一次由本館棒球隊的主場比賽中。球迷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幕，有些圍觀的投手更是久久無法平靜，當時，電子記分板瘋狂地計算著分數。火箭升空，炸彈爆炸，角上掛著美國國旗和得克薩斯州旗的電牛橫衝直撞，電動牛仔對著它們射出電子子彈，管絃樂隊同時激情四射地演奏著《得克薩斯之眼》。
那年的一條廣告標語說，「如果有疑慮，那就買驗證後的商品」。但是懷疑派沒有絲毫猶豫。他們對所有大規模生產的商品都敬而遠之。在他們看來，市場是罪惡之源。他們年輕時所學的經濟學課程也失去了意義。埃裡克·戈德曼寫道，「大眾最根本的問題已經有所改變，不再是有關溫飽住宿的問題，而是怎樣在令人不安的奇怪富裕環境中生活的問題。」戈德曼描述了「一種絕大部分人不再接受的一種分配不均的現象」。顯然，這部分人的聲音異常響亮。任何一家書店裡都有他們反對分配不均現象的論戰文集。這些著作有一個共同主題，那就是大眾文化必然導致軍隊–監獄國家的產生。
有些頗具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識分子的觀點並不總是符合邏輯。小威廉·懷特評論說，這是「一種倒退的觀點」，沒有認識到低階趣味盛行是「使更多民眾得以分享我們文明成果的結果」。卡羅琳·伯德指出，「一貫敏銳的人，有時卻認識不到正是60年代的充分就業造成了他們現在所體會到的道德、能力、禮貌、精力和紀律各方面的退步。」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提醒自由人文主義者，他們不能對技術上的各種進步挑剔苛責。如果他們想要其中的一些，那就得忍受其餘部分。他們也不能只接受應用科學創造的奇蹟，而否認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國家和企業之間的特殊關係：「每一個生來自由的人都有權厭惡這種妥協。但他的抨擊應當指向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將噴氣式飛機、核工廠和像今天這樣大量生產的現代汽車交由無固定價格和不能把握市場需求的公司去掌控。他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停止生產這些東西。」加爾佈雷思仍然是高品質生活的堅定倡導者，但是他告訴評論界同行的卻是，在全面否定數字社會之前，他們應該反思的正是這種社會曾帶來許多現代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快樂，例如，「電話如果沒有自動接通裝置，依照目前的通話量來看，大概需要動用美國所有的女性勞動力資源才能處理妥當。」
上面這話是在1967年說的。加爾佈雷思沒有想到在4年的時間裡，他關於所有接線員都應是女性的論斷會引起爭論。昨天還不言自明的道理到今天卻成了邪說。這也許就是科學技術對美國最突出的影響。這種變化是翻天覆地，無法阻擋的。60年代美國社會生活出現不和諧狀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此。職業技能很快就會過時，導致年輕人做職業規劃非常困難，有時幾乎不可能。例如，在1967年，對化學工業所做的統計中，其半數營業額都來自於對那些1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產品的售賣。其中一種產品是避孕藥，它對美國女性未來的巨大改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那時，白人女性的平均壽命正在接近80歲（白人男性是75歲）。科學技術正不斷改變著未來的形態。1968年，赫爾曼·卡恩和他所在的哈得遜研究所發表了一份1000頁的研究報告，描述了在2000年美國的未來生活。他們預計，到那時美國的人均年收入會達到7500美元。研究所表示，一個星期工作4天、每天7小時的工作制將會是大勢所趨；除此之外，人們每年還有13個星期的假期。那時，人們會把享樂而非成就當成人生目標。人存在的理由，甚至存在本身都將以現在人們難以想象的方式發生改變。
要展望未來，不一定非要理解技術革命對美國的既有影響。僅僅是對過去的一次回望就足以讓人震撼。在30年代初期，那些現在已頭髮花白、開始謝頂的屬於搖擺世代的中年人才剛十幾歲，而當時美國還沒有被技術影響的最大群體是農業人口——人數超過3000萬。在那個年代，農民甚至缺乏涵養水土的基本知識，這也就是後來造成毀滅性沙塵暴的原因之一。由於農村沒有通電，農民閱讀時只能使用油燈。由於沒有電，尋常農婦每年需從井或泉中汲取28噸水。她的黃油攪拌器是手動的。她在白鐵皮盆子中洗衣服，用木桶和鹽醃製鹹肉。她丈夫的勞作更為艱辛。早上他給奶牛擠完奶後，要花兩個小時照料馬匹，然後才能動身去做計劃白天要做的事。馬和騾子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當時美國共有2000多萬頭，他去鎮上走的是土路。後來，他的生活會得到不了解農場生活的現代人的同情。曾經有人就農場的一日三餐寫過一些荒謬至極的廢話，實際上就像克萊德·布里翁·戴維斯在《輕率的時代》裡指出的那樣，「大多數烹飪方式都是用油煎——甚至可以說是低溫油炸。傳統的美國農民形象就是細脖子、平胸，再加上因為消化不良所引起的腸胃脹氣而導致的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後，農場主的兒子仍然生活在這個農場裡，那他的世界將會完全不同。民間資源保護隊種植的樹保持了水土，帶狀播種和循等高線開溝將使產量提高。150億美元的農業機械投入終止了汗水和勞苦對農耕者的統治，過去用於種植動物飼料的6500萬英畝土地現已用作農業生產。雜交玉米的出現，使得在不擴大種植面積的情況下，美國玉米產量提高了20%。在30年代棉桃象鼻蟲的威脅下，南部農民被迫放棄種植棉花，學習種植其他農作物——因此收入比原先多了2倍。新一代的農場主現在生活在繁榮的新農村，每天開車沿著碎石小路去市場。農場主的妻子則在掛滿各種鋥亮用具的廚房裡忙碌，醃肉木桶被寬敞的冷藏庫取代，家裡的食物也更美味。下午，她還有時間親自去鎮裡一趟。她可以定時去美髮，和城市裡的女人一樣穿合成纖維做成的衣服，而不是像她媽媽一樣穿方格花布裙子和棉布長襪。
城市裡的勞動方式也發生了改變。無產階級正逐漸消失。諾伯特·威納在《控制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1948）一書中說道，「拿再低工資的工人也比不過蒸汽挖掘機和電鏟。」早在20世紀上半葉，自動化就使普通勞工人數從1100萬銳減至600萬。在接下來的13年裡，美國的勞動力增加了600萬——達到7060萬人，但是，勞工人數持續減少。藍領高階技術工人成為人數不斷縮減的少數。在艾森豪威爾的年代裡，雖然汽車產業的生產工人減少了172000人，但汽車的年產量卻增加了50萬輛。曾經強大無比的工會勢力衰微，因為機器不會罷工。工會領袖變得保守，對進步遲疑不前，有時甚至和自己的宿敵——企業主——結成同盟。同時，市場對男性壯勞力的需求減少，為女性進入職業市場開闢了新的工作領域；並且隨著工作目標的改變，這一趨勢將更加明顯。工人不再只從事商品生產，而是進入了更加廣闊的服務、娛樂以及休閒行業。在這個「大眾消費的新社會」，喬治·莫里寫道，「人面對材料並用它製造出新東西的舊公式，已變成人面對人並勸說他採取行動的新公式。」
有一個男性佔主導位置的空間沒發生變化，那就是經理的套間辦公室。哈得遜研究所並不寄希望於企業行政人員到2000年時工作量會減少，假期增多。他們不可能閒下來，太多事情要靠他們處理。這同羅斯福年代的情況正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納姆在他的一本廣受好評的書《管理革命》中，就已預言了管理者在企業中的突出作用；但大蕭條時期的民間故事普遍蔑視老闆，所以關於大蕭條的小說和劇本通常將老闆刻畫成流氓和愚蠢的人。（電影觀眾可能還記得飾演這類角色最成功的型別演員，他就是愛德華·阿諾德。）直到60年代，這些老闆都還是高高在上的。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和過去的海盜式企業家完全不同。《財富》雜誌說，「巨頭已經不再有了」。《時代週刊》將這些新企業家描述為「職業經理人，即接受過工程師式訓練的技術專家，他們掌控著龐大的產業機構。普通老闆，即股東，只能行使理論上的控制權」。通常這些人並不通過個人或者依靠命令來進行管理，而是將事情交由委員會處理。這些委員會負責收集資訊和專業知識，而且它們的名字各不相同，有管理小組、特別工作隊、突擊小組，以及按時髦的平等主義精神叫作「工作組」的委員會。在《新工業國》一書中，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把那些分享權力的人稱為「專家階層」。
專家階層的人雖然很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積極性高，但諷刺的是，他們過於關注公共關係，卻在上面栽了跟頭。問題出在制度上，因而難以解決。美國企業對於自身的真實情況總是自欺欺人。很多人一旦當上經理，就立刻宣稱自己信奉赫伯特·斯賓塞的理論，就像獲得了高管人員專用盥洗室的鑰匙或者成為共和黨一員一樣。高管人員堅稱利潤動機是有效的，儘管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都證明了該說法的虛假；他們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儘管自己薪金的很大一部分都要用來繳稅。每次聽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名字，他們就會習慣性地發出噓聲反對；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背棄了全力批判凱恩斯的巴里·戈德華特。他們鼓勵股東把企業想成是自己所有，然而，企業投資人的影響從來都不大，到了60年代更是日漸減弱。參加過股東年度大會的人，都能迅速辨明個人股東做出的決策，這都依靠專家階層選擇並提供給他們的資料。
其實這一假象早就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注意。他們通常認為這種雙面性並無害處，因此沒有必要提及。雖然有欺騙，但在這種與真實脫節的現象中，大多數時候還是會講究政治倫理的。然而，專家階層的欺騙性比表面情況看起來更嚴重。隨著約翰遜政權走到末期，而越南戰爭又得不到妥善解決，美國商人震驚地發現，示威人群開始把矛頭對準他們，指責他們生產凝固汽油彈之類的產品是犯下了重罪。他們對此無法理解，難道這些憤怒的人群不知道企業和政府天生就是死對頭，不可能成為同謀嗎？他們堅信這一點，而且以為所有人都很清楚。但是情況顯然不是這樣。真實情況是，60年代初讓艾森豪威爾擔憂的軍事–工業綜合體，到60年代後期一直在不斷發展，以至美國形成了（沒有其他名稱來形容）計劃經濟。
1967年，讓–雅克·塞爾旺–施賴伯的直言不諱使美國讀者大跌眼鏡，他聲稱：「自戰爭結束以後，聯邦政府一直同美國企業合作開發先進技術。」他還說，「幾乎美國所有的大企業都受到聯邦的大量補助。」這些說法看似毫無可信度。羅斯福的繼任者仍盤踞在華盛頓，斥責經濟保守派和貨幣兌換商；而美國製造商協會中的董事長們譴責華盛頓方面的家長作風；美國商會發言人繼續解釋說，政府從來不參加任何生產活動，本質上它是寄生性的，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為盈利而不惜承擔資金風險的企業家。
為歌頌自由企業，報紙刊登整版的大篇幅廣告——但孩子要擺攤做買賣必須要有父母的資助，這一點報紙卻沒有說明。報紙上的此番言論不適用於那些早在20世紀60年代時資產就佔到美國工業生產量2/3的500家大企業。蘭德公司的所有預算都由美國空軍承包，它哪裡還有風險可言？有五角大樓提供的資金做後盾，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又哪裡用得著發愁投資50億美元改進它所生產的第三代電腦的積體電路呢？國際電報電話公司立足於電子裝置的微型化工作，而美國宇航局也很清楚沒有這些儀器，載人飛行器就不可能到達月球，這又算得上什麼風險呢？隨著技術的不斷複雜化以及新發明投產時間被拉長，被委託進行技術突破的企業要求與政府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企業經理和政府官員建立同一目標，一起制定預算並做出決議。如果新產品可以在市場上銷售，誰也無法阻擋經理們通過清空庫存來獲利，他們經常這樣做。積體電路就是一個例子，它能代替一連串相互連線的電子元件：電晶體、電阻、電容器、電子管等。沒有積體電路，巨大的航天火箭無法從發射臺升空。有了它，北極星導彈和折翼式f–11戰鬥機的研製才能進行。波音超音速運輸機、歐洲的協和式超音速噴氣式客機原型樣機也離不開它。歐洲政府之間素來鮮有合作，但當需要製造微型電路時，他們便團結起來與僅有的三家美國製造商協商，這三家制造商分別是：費爾柴爾德公司、得克薩斯儀器公司和摩托羅拉公司。此時，他們才發現這些裝置造價昂貴。
那種認為美國納稅人在企業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受到欺騙的看法是錯誤的。政府有義務發展航天事業；電子計算機已成為國家戰略機器必不可少的部分；交通方式的改進符合大眾利益的要求；國家威望的提升也從中獲益。塞爾旺–施賴伯就曾對美國人的聰慧羨慕不已，稱讚說：「他們近期的發明大都有聯邦基金庫的支援，政府用資金資助了人們所能實現的最賺錢的產業。」單是宇宙空間研究的衍生產品就使我們瞭解了真空作業時所需要的耐熔金屬和裝置，這本身就是一筆巨大而珍貴的財富。在聯邦保證支付大筆資金的前提下，五角大樓、國家宇航局、原子能委員會和聯邦航空署才有可能創造奇蹟；如果不是這樣，這些奇蹟可能還得再等一代人的時間。從攝影技術的發明到照相機的生產，其間經歷了112年（從1727年到1839年）。電話發明的間隔是56年，收音機則為35年。華盛頓通過支付技術研發費用和保證最終產品的市場份額，將原子彈最終制造成功的間隔縮短至6年，電晶體縮短至5年，積體電路縮短至3年。也有案例是不符合這個過程的，但那是對進步的阻礙。許多美國人都覺得這些很有說服力，但真實情況未必如此。
但是，要說企業還保有獨立決策權——它還能反對華盛頓的決定，已沒有可能。政府每年對企業研發的投入高達150億美元，來自企業自身和私人機構的投資只有60億美元，因此政府難免要佔據支配地位。1929年，聯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市政府承擔了全美經濟活動中8%的投資。到60年代，該數字增至20%~25%之間，遠遠超過印度。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估計，聯邦基金援助在以下領域的研究中都佔有一定比重：佔航空航天研究費用的90%，電力和電子裝置研究的65%，科學儀器的42%，機械的31%，合金的28%，汽車的24%以及化工的20%。華盛頓掌握著這些大企業的生存機會使其像人質一樣。但其實還沒有發展到那一步，也沒有人如此粗暴，也從未有人談到過這個問題。儘管如此，大企業還是被迫交出了很大一部分自治權。
在一段時間裡，這一情況可能只和極少數美國人有關，這樣引起的關注就更少了。美國社會所有階層都享受著約翰遜時代的繁榮生活。除非是在重大危機時期，否則美國極少會遇到抗議者湧上街頭、批評政府的麻煩。大多數人和現行體制都有著利害關係，歷史上那些激進運動在美國尋求聲勢壯大的過程中總是會遭受挫敗。然而，約翰遜的時代裡卻迎來了一個重大變革。自「二戰」以來，美國學生人數大幅增加。珍珠港事件時期，美國適齡大學生中大約有15%上了大學。到1965年秋，適齡者中有40%在唸大學——即有超過500萬年齡在18~21歲的大學生。4年的時間裡，該數字將會增至670萬。現在，美國每年頒發的學士學位超過50萬個。政府每年在正規教育上的投入多達300億美元。事實上，上學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學生變成美國最大的單一利益集團。
美國人口中的其他人都以此為榮——教育幾乎已成為一種世俗的宗教，成為包治一切社會問題的良藥，然而，大學生變得越加對社會不滿並且情緒焦躁。他們的未來籠罩著太多的越南戰爭陰雲，越南戰爭變得日益可怕和讓人沮喪。大學生們對這種解決衝突的方式表示不滿，此舉得到全美15萬終身教授中上萬人的支援，他們不受外界紀律的約束，只有死亡和私人醜聞才會使他們離開教授職位。最後，許多學生認識到社會對高等教育的熱情來自於教育的市場價值，他們因此感到困擾。就像聯邦資助計劃通過資助發明微電路來提高美國的技術水平，政府對教育的補貼也有助於學校給美國培養未來的技術專家、管理人員以及消費者。大學生們發現讀大學的最大收穫就是他們樹立了一種恰當合宜的懷疑態度，而現在他們卻被要求扼殺這種懷疑態度，進而成為企業和政治官僚制度中的齒輪。數百萬的父母並未覺察出這有什麼不對；然而，他們的子女卻開始產生另一種想法。他們互相轉告說：「這樣的扼殺是在玩弄我們，是在殘害我們。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們將要推翻它。」
技術向來是美國的國家優勢所在，但它也是奇蹟和憂慮產生的根源。1985年，一份叫《合眾國評論》的期刊預測說，在50年內，「機器將會承擔所有的工作——自動化裝置會發號施令。」這使人們可以有空「去相愛、學習和玩樂」。但當60年代大學校園搖擺在暴亂的邊緣時，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卻不這麼樂觀。他感覺到一種「我們的教育制度過度為經濟目標服務的危險」。
在某些方面，60年代的學生大暴動現在看來比當時的意義更重大。如同1848年席捲西歐的革命浪潮，這些暴動也許永遠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他們衝破了長久以來前代人不敢逾越的國家禁令和文化壁壘。海洋無法阻擋他們，鐵窗監牢不能嚇退他們；當哥倫比亞大學發生暴動，伯克利也開始騷動時，英國、義大利、德國、荷蘭、瑞典、西班牙、比利時、日本、中國臺灣地區、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學校園也開始有學生運動如火山爆發一樣發生。當時美國人只關心國內的騷動，但當時至少有兩個外國首都——布拉格和華沙，其造成的破壞遠比美國的任何一次暴動都要嚴重。
發生這一連鎖反應的部分原因，毫無疑問，在於現代通訊手段的便捷和系統性。「世界社群」這一概念正逐漸變成現實。每塊大陸在一定程度上都知道其他大陸發生了什麼。被賦予新含義的「制度」一詞，被翻譯成每個工業國家的語言。正如暴動表現出的那樣，學生激進分子並沒怎麼使用這個詞語。而這種感覺卻是全球性的，無論是在亞洲和東歐，還是在老瓦巴什大學的榆樹下，人們的反感都一樣強烈。
然而，美國在這一風潮中扮演的角色很特殊。動亂的發源地是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和擁有最明顯青年亞文化的國家。外國的大學生對美國大學校園內發生的事情非常留意（「哥倫比亞大學正發生什麼事？」1968年巴黎大學的示威者問美國駐外記者），而美國大學生大多對國外學生的狂熱毫不關心。此外，在美國可能會找出導致年輕人躁動不安的狂熱氛圍。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美國總是對青年持一種與眾不同的、近乎盧梭式的看法，因而他們自然會用教育來解決一切問題，無論問題是個人的還是有普遍代表性的。
但是現在青年本身已成為一個問題，還是一個主要的問題。一個人們憂慮的來源是新的政治戰鬥環境。一個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斷言校園將成為「毛澤東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格瓦拉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之間的鬆散聯盟」的藏身之所。斯皮羅·阿格紐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一些令人難忘的言論。在聖路易斯，他把示威的大學生稱作「不滿現狀者、激進分子、煽動者、溫和的和不溫和的叛逆主義者」，並說，「我願用這批該死的畜生交換我在越南看到的一個排的美國人。」在另一個場合，他稱大學是「那些特權過多、缺乏管教和責任心的孩子的馬戲帳篷和精神病院。因為他們的父母富裕、耽於享樂又對孩子縱容」。
父母們否認他們自己過度享樂和縱容子女，不贊成示威遊行的父母則認為遊行抗議是少數人的行為。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顯示，有72%的學生沒有參與任何示威活動；《財富》雜誌的民意測驗結果表明，只有12.5%的大學生持「革命的」或「激進的反政府」觀點；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只招募了7%的大學生入會。但是格勞喬·馬克斯的講話代表了千百萬老一輩美國人的觀點，他說：「將你在報上讀到的學生稱為少數是沒有用的。他們並不佔少數，因為他們有可能全是你的家人；並且你得等到汽車回家後才能確認你的女兒未曾懷孕或染上麻風病。」
無論資料以什麼方式表現出來都具有欺騙性。極端主義者總是能吸引少數人。1861年，美國北方只有少數人是廢奴主義者；1776年，真正渴望領地獨立的殖民主義者也只佔少數。社會群體情緒的最好風向標，是它得到的同情，而不是參加人數的多少；但若如此，學生暴動就完全是另一種情況。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有81%的大學生對高等院校的行政當局不滿。另一民意測驗報告顯示，超過50%的大學生對美國的對外和對內政策持保留意見。
哈維·斯瓦多斯談到60年代初的大專院校時說，人們「害怕被指責為激進分子、「左」派分子、顛覆分子的心理似乎已經完全消失」。許多人甚至很歡迎此類稱號。進入大學校園的學生通常來自中產階級自由派家庭，他們的父母在麥卡錫時代飽受摧殘——在某些方面受了最沉重的打擊。這些孩子決心不再忍受威脅和壓迫。他們加入了諸如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瓊·貝茲爭取非暴力學會、杜波依斯俱樂部和青年社會主義聯盟等組織的分會。他們懷著滿腔誠摯，卻不懂政治。在60年代結束之前，新「左」派的戰略方針將會激怒其幾乎所有的潛在同盟者，其中就有他們的父母——這一點在某些人看來可能是問題的關鍵。
不過，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手段可謂高明。他們的遊行往往是做給電視新聞攝像師看的，他們深諳在媒體上營造戲劇效果之道。1964年學生們為支援密西西比自由黨，設定糾察線包圍民主黨全國大會會場就是例證；1967年10月他們向五角大樓進軍是又一個例證。他們似乎經常以引起全美國轟動效果為目的來製造駭人事件。1965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取消不許共產黨員和伯奇協會會員加入該組織的禁令。新「左」派大肆鼓吹他們神聖的三巨頭：馬克思、毛澤東和赫伯特·馬爾庫塞，他們熱烈擁護馬爾庫塞的「有差別寬容」理論，也就是打壓對他們不利或對他們有威脅的觀點。他們反對後備軍官訓練營，反對徵兵和凝固汽油彈的運動是合情合理的，在畢業典禮上高調離開也是正當抗議，但馬爾庫塞本人反對他們提倡炸燬公共建築的做法。幾乎所有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學生領導人都醉心於暴力，在談及沙倫·塔特謀殺案時，該組織的成員伯納丁·多恩說道：「你聽好了，首先要殺掉那些豬玀，然後讓他們與那些噁心的屍體同屋吃飯，吃飯時用叉子戳進那些死者的肚子裡！那太瘋狂了！」
新「左」派對社會的看法是認為社會本質上充滿陰謀。他們認為社會被制度掌控，而這一既成體制又由企業家、軍事領袖以及企業巨頭組成的一個權力精英群體操控。他們秘密談論著發動革命，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是以國家實力的增強為開端——而這正好是他們極力反對的。同一切運動類似，他們的革命也有許多特殊用語：「對話」「創造性緊張」「不可協商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語彙。但這些用語的含義通常模糊不清。例如，「不可協商的要求」本身是可以協商達成的，朝警察扔石頭和瓶子被認為是非暴力的。
1964年，年輕激進分子的特立獨行在伯克利就已初露端倪，其表現為對傳統職業、衣著和政治的蔑視。第二年春季，這個大學的校園又開始騷動時，科爾校長說：「學校和伯克利校園再也禁不起這樣的對抗了。」實際上，接著就發生了長達4年之久的暴亂。伯克利不過是眾多動盪校園中的一個。1965年，伯克利事件先是引發了堪薩斯大學的強烈反響，114名學生因為在校長辦公室靜坐示威，抗議大學生聯誼會有男女之分而被捕。之後，在幾天的時間裡，東西海岸的大專院校全都蓄勢待發。
耶魯大學學生因為一位很受歡迎的哲學講師想續約卻被拒絕而進行示威。舊金山州立大學舉行了一次反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大會之後，有5個人進了醫院。在費爾菲爾德大學——一個由康涅狄格州耶穌會開辦的教會學校，學生們衝進一個上了鎖的書庫，將裡面收藏的禁書拿出來放在公共書架上供眾人閱讀。布魯克林大學的學生們將他們的校長從演講臺上哄了下來，而在美國最大的天主教大學——紐約聖約翰大學裡，學生們要求廢止出版物審查制度。密歇根大學的學生們進行遊行示威，反對抬高電影票價。斯坦福大學的三名系主任辭職抗議在課堂上朗讀色情詩歌，新澤西州費爾利·迪金森大學的學生組織了糾察隊，目的是為「表達廣大學生的不滿」。在1966~1967年，騷亂時有發生，較大的暴亂髮生在聖何塞州立學院，威斯康星大學、愛荷華大學、科內爾大學、長灘州立大學，並再度發生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然而，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在給1968年這個極度動盪的年份積蓄力量。亨特學院的校長說：「昨日的象牙塔已變成今天的散兵坑。」
這些激進的大學生雖然滿腔熱忱，但實際成就卻很少。學生原本就是過客；一旦老生畢業就會有新的學生到來，沒法保證新來的學生會採取相同的路線——正如這次運動中新學生實際上做的那樣。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問題很多，在60年代末期更是分裂成兩派：革命青年運動甲派，又稱「氣象員派」，以及譴責「氣象員派」是「冒險主義者」的革命青年運動乙派。學生們還面臨其他困難。他們抗議的基本前提之一非常荒謬。「荒謬之處」，本傑明·德莫特寫道，在於「如果你要發洩對越南、種族主義、貧窮或者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不滿，只需把大學這座橋樑炸燬就行了」。
學生的第二個缺陷在於他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們信心滿滿地反對羅納德·里根競選州長。結果卻出乎意料，里根以大約100萬票的優勢獲勝。同一天，共和黨在國會新增了50個席位。「1966年選舉中最明顯的意外之一」，亨特·湯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對自己影響力的錯誤估計。激進派和嬉皮士聯盟原來指望選民拋棄國會中的‘右派分子、戰爭販子’，但結果卻是‘自由派’民主黨人遭受打擊。」此外，分析家得出結論，在加利福尼亞州，新「左」派反對里根，實際上卻造成他選票的增加。面對這樣一個大眾關心的問題，里根盡力加以利用。他以對反叛學生的處理過度寬大為理由，迫使科爾辭職，而任命強硬派的塞繆爾·早川擔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對搞政治的學生持敵對態度的地區並不限於加利福尼亞州。中西部一個州的議會將州立大學預算削減了3800多萬美元，並提高了學費標準。在其他州，議會大多也都提出旨在壓制學生中異見分子的法案，其中有8項得到通過。俄勒岡州長湯姆·麥考爾在談到示威者時說，「美國人已經感到再也無法忍受。」盧·哈里斯報道稱，有62%的學生家長認為，在大學維持紀律比激發求知慾更為重要。《生活》雜誌評論說，「簡單說來，不同輩的人對於最根本問題的看法不同，這個問題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他們也會在其他問題上產生分歧。遊行是美國60年代青年亞文化最顯眼的表現之一，但青年亞文化不僅侷限於此。整個10年間，社會評論員談論的大多是交通、性和毒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人積極參與這些「革命」，而這些「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們。這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選舉結果正如亨特·湯普森所說的「以自身的條件挑戰現有體制根本毫無作用，要承認這一點似乎有些殘酷」。不同輩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已經形成。
「不要相信任何30歲以上的人！」最狂妄的人舉著的條幅和徽章上這樣寫道，這是個殘酷的事實；很多30歲以上的美國人都想要再找回年輕，想分享青年們追逐和熱衷的東西。他們也放著唱片，大跳瓦圖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跳著玩擲飛盤遊戲，冒著生命危險去騎摩托車，嘲笑《畢業生》這部電影，甚至還玩巨型球。披頭士樂隊引領了長髮風潮，青少年們效仿，不久，中年人也加入其中。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男人女人都戴假髮。嬉皮士通常引領著成年人中的流行。「我留意這些少年的裝束打扮」，魯迪·根萊西說，「對這種風格進行定型，然後再加入自己的想法，這就是新的流行樣式。」年齡大一點的美國人對迪斯科非常著迷，向少年們打聽哪裡可以跳這種舞；一些自作聰明的年輕人告訴他們到「文森特·梵·高–高」或「很久以前，以前」去。婦女們則去找整容外科醫生做眼皮手術（350美元）、隆鼻手術（500美元）、皺紋去除手術（600美元）、面部磨皮手術（500美元）、皮膚祛疤手術（275美元）、隆胸手術（165美元）、腹部緊緻手術（500美元）和大腿緊緻手術（650美元）。《生活》雜誌在有關60年代的專刊上說，「年輕就是好，正如人們曾經都想有錢一樣，現在人人都想變年輕或顯得年輕。流行服飾、電影、書籍、音樂，甚至政治，都以青年的口味為主導。」
60年代初，美國總人口中有一半在30歲以下。不久，半數在27歲以下，接著是25歲以下，其中17歲及其以下的人佔40%，而18歲以下的人口增速是其他部分人口增速的4倍。即便如此，許多人對青年人所謂的「以迪士尼樂園為代表的流行文化」仍持嚴肅態度。青年辯解者提醒他們蘇格拉底曾說過：「我們的年輕人喜歡縱情享樂。他們特立獨行，藐視權威，不尊重長者。現在的孩子很霸道。」此話的言外之意在於，既然古希臘人很久以前就被青年問題所困擾，當今的擔憂者不過是大驚小怪。格雷斯·赫金傑和弗雷德·赫金傑反駁說，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希臘後來怎樣了？羅馬後來又怎樣了？或者，任何由自我約束轉變成自我放縱的文化後來都怎樣了？」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看起來正進入年青一代統治時期。在赫金傑夫婦筆下，青春「儼然已成為一種被崇拜的現象，人們之前從未如此享受青春，並試圖延長青春，就連商業活動也對此百般迎合」。尤其是在新發展的城市郊區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從小就受到及時行樂思想的影響。雖然阿格紐、葛培理、阿爾·卡普歪曲了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確實存在，而且頗具爭議。這種縱容的說法會產生，部分是由於「自我表現」和「以孩子為中心」的想法作祟。在學校，這種思潮一般會導致一種「選擇」制，這種制度對小學生而言還太早了，因為他們年齡太小不知道自己應該選什麼。老師對學生而言也不該是一種高人一等的存在，而應是與他們平等的朋友。小學老師授課所用的單詞十分有限，有時就是在反覆使用那二十幾個詞。（一位老師出了車禍，車撞在樹上，她用了這幾個詞來概括這起事故，它們後來成為經典名言：「瞧瞧瞧，哇哇哇，糟糟糟。」）
兒童被告知自己和父母一切平等，認為家庭裡的所有決定都應當經投票表決通過。這叫作「民主式生活」，實際上卻常常意味著混亂生活。戴維·里斯曼在《代達羅斯》季刊上談到這些事情對一個陌生人的影響時說：「正如窮苦農民與山羊、雞和其他牲畜共住一室一樣，這裡的客人可能會遭到兒童的騷擾。這些兒童被當作寵物，有客人來時也沒有人負責帶開他們。」
《代達羅斯》季刊的另一位哈佛大學撰稿人亨利·穆瑞指出另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他說，大多數青少年集團都是「因反權威、反父權的共同訴求而凝聚在一起」。強硬的人才能在家裡受到尊崇。社會視其正在籌劃反對父親的陰謀。最大的不敬便是來自於電視。電視中父親的角色都是些可憐蟲。《給爸爸騰個地兒》中說話毫無分量的爸爸，僅因為他妻子講話聲音最大，只得讓她佔了上風。《單身漢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的外甥女和僕人的種種羞辱。還有被諷刺地稱作《爸爸最懂》的系列節目中，非傳統主角安德森先生在面對他的孩子的種種古怪行為時，他的反應永遠是：「我們先不管，看看結果會怎樣。」
廣告商小心翼翼，生怕惹到年輕人，因為美國十幾歲的年輕人一年花費250億美元。諷刺的是，激進的學生雖如此強烈地反對實用主義，他們這一代卻是歷史上佔有意識最強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寫道，在美國「作為消費物件的兒童的年齡日趨降低，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從四五歲起就開始有自己的零花錢」。而這些零用錢「是打算花掉的，而前些年的零用錢是用來提倡節儉的」。
要討好十幾歲青少年的廣告商，把他們叫作「當下的一代」「新興人類」「百事可樂的一代」以及「到處去、舉止隨便的一代」。約翰·布魯克斯指出，他們是約翰遜繁榮時代最明顯的受益者：「美國青少年和其他人一樣變得更富有，而且更引人注目。國民財富日益增長，加上對青年的縱容已成為美國人的一種習慣，使青少年手中的現金空前增多。」要使他們收支相抵並不總是很容易。1964年，哈佛大學完全算不上貧窮的1939屆畢業的學生表示，他們中有78%的人覺得給子女錢花成了他們為人父母的主要問題。只有6%的人認為向子女灌輸道德觀念也很困難。這些孩子並不那麼遵守道德規範。一個男孩只要花12.5美元就可以給女孩買一隻代表「關係穩定」的指環，指環看來跟結婚戒指一樣——當然汽車旅館的老闆也無法辨別真假。如果隔天他們有負罪感，他們可以到一些專門為年輕人開設的教堂去懺悔。俄勒岡州波特蘭的伊曼紐爾醫院甚至專門開設青少年住院部。弗蘭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如何在醫院度過歡樂時光」的文章，描寫了這類住院部的真實情況。病人們享受著「無限量供應的點心，爵士樂即興演奏會和輪椅競速賽」。古板的營養學家遠遠地站著，聽任那些年輕人「每天的午飯和晚飯都吃熱狗和漢堡」。
在青少年文學中，在威廉·門寧格寫的一本名為「如何成為傑出青年」的書中，有一章叫「如何與父母相處」，裡面詳細介紹了應對父母發號施令的技巧：「最好方法之一是維持家庭和睦，保證合作順利進行。定期就重大事務召開家庭會議是不錯的方法。」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給青少年提供建議的期刊。《芝加哥每日新聞》開設了一個青少年漫談專欄《優秀的青少年》；《婦女家庭雜誌》上設有《青年寫照》專版。供青少年閱讀的廉價期刊包括《不為人知的青少年愛情故事》《青少年時代》《好萊塢的青少年》《16歲雜誌》《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軍》《現代青少年》《青少年電影》等。他們閱讀的雜誌則有《天真姑娘》《向姑娘們召喚》和《17歲》，《17歲》在1961年迎來創刊第17年，在為此刊登的一篇令人驚愕的社論《這是我們的生日》中作者寫道，「《17歲》已經17歲了……大家不都是嗎？」
《我曾是一個少年弗蘭肯斯坦》是青少年電影市場中比較令人難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雜誌的主編查爾斯·勞弗說，「音樂市場有史以來首次處於青少年掌控之中。」他們是有史以來最有音樂意識的一代，他們對音樂的品位有時無可挑剔。搖擺世代很難擺脫披頭士樂隊、瓊·貝茲、鮑勃·迪倫和44歲的b·b·金的影響。當後來20世紀60年代的年輕人發現金時，他已被他自己同時代的人遺忘了21年。不幸的是，在這些年輕人所崇拜的其他偶像中，包括以色情下流著稱的普雷斯利，他們的審美趣味與安迪·沃霍爾的布利洛假髮和金寶濃湯罐頭式的音樂如出一轍，充斥著虛假與低俗。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形至少還獨樹一幟。而大多數搖滾歌星並不像他那樣。歌星們的相似程度十分驚人，幾乎一模一樣——身材矮小，眼看著要發胖，這些人靠嚴格節食、鼻子整容手術、隱形眼鏡、華麗髮型來包裝自己以娛樂大眾。他們其實並不會唱歌，大多數人的聲音甚至在劇院後排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在混響室裡被放大，進行刪減拼接，抹掉走音，然後製成錄音帶。他們在現場表演時，通常會做出唱歌的口型，同時用擴音器播放唱片。他們邊扭屁股，邊用手指打節奏，臉上總有抹不掉的憂愁，一些好歌因此被他們糟蹋，例如《我曾經默默愛過你、愛過你、愛過你》以及《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
詹尼斯·喬普林因飲用過量威士忌和吸食毒品身亡，她死前不久曾說：「我對於孩子們來說，意味著他們可以做真實的自己，卻仍能獲得勝利。」披頭士樂隊成員約翰·列儂感嘆道：「我們現在比耶穌還有名。」他們的聽眾也許早就對此話感到厭煩。畢竟他們已聽慣了那些毫無意義的話——一位作家在《喇蛄》雜誌上寫道「要學會忘記」，這句話對這本搖滾雜誌的讀者來說是一句警句。普渡大學向2000多名年輕人發起民意調查，問他們認為美國青年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什麼，1/3的人回答是粉刺。
警察不會同意這一說法。在過去的10年裡，青少年被捕人數猛增了86%。僅在「從加利福尼亞州到緬因州的一些中學」裡發生暴力事件一個星期後，《時代週刊》的一個標題便稱「青少年作亂了」。魯思·肖恩勒·卡萬教授出版了第一本關於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青少年犯罪的社會學教科書，其中論述了包括她所說的「酒精–汽車–性行為」的各類犯罪。在一些過去安寧的社群，現在重罪案件已屢見不鮮。聯邦調查局表示，美國因兇殺、強姦、搶劫、故意傷害、入室行竊、汽車偷盜等罪行而被捕的人中，18歲以下的青少年幾乎佔到了半數——而在郊區則佔到一半以上。從1960年開始，許多郊區開始制定青少年行為準則，但這些條款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全憑自覺遵守；它們的主要價值在於證明父母的權威已破產。《酗酒少年》連環畫中的警察說，「在孩子們看來，社會什麼也不是，事實也經常如此。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稱，父母和子女的價值觀有著驚人的不同。3/4的青少年說他們知道考試作弊再平常不過。他們對此不以為然。」
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在家中裝有鑲板的娛樂室裡聚眾吸毒十分常見。1960年，韋斯切斯特縣的警察緝捕隊最早發現了這一現象。家長在感到震驚之餘，感嘆說還好不是在酗酒。接著，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旅遊勝地聖卡塔利納島的警察宣佈說，富裕家庭中十三四歲的孩子酗酒再平常不過，還稱將來會向醉酒小孩的父母徵收每小時2.5美元的看管費，直到父母來認領他們。美國有50%~66%的青少年有定期喝酒的習慣。在紐約的揚克斯，高中各年級學生中有58%的人有喝酒習慣，其中64%的人說他們開著家裡的車出去喝酒。玫瑰谷的居民稱，在費城的一個郊區，青少年被允許帶酒參加聚會。他們的父親則擔任酒保的工作。這讓人不禁想知道克拉倫斯·戴sup/sup的父親會怎麼想。
20世紀60年代裡反覆被報道的新聞事件，除了黑人社群的騷亂、達拉斯年度慶典、戰爭暫時停火外，還有紐波特爵士音樂節和勞德代爾堡青少年因飲酒而引發的騷亂。然而，青少年酗酒的普遍程度並不應這般讓人驚訝。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在展示自己的社會角色。他們富裕、缺乏真正的責任感、處於失業人群之外的位置，這些使他們具有休閒階層的所有屬性。
60年代的青少年們在無聊或喝醉時，經常變得極具破壞性。密蘇里州漢尼拔的一條簡短新聞傳遞出美國人鍾愛的傳說已被改變的傷感事實。在漢尼拔卡迪夫山腳下，樹立著湯姆·索亞和哈克貝利·費恩光著腳拿魚竿的雕像；一塊牌子解釋說，這是湯姆和哈克「恣意玩耍打鬧」的地方。但在60年代末期，任何想在天黑以後模仿他們做法的男孩，都會面臨被逮捕的危險。由於青少年破壞行為的泛濫，10點以後，在卡迪夫山——以及漢尼拔的所有地方，都不準青少年閒逛。
這條規定雖然殘酷，但卻十分有必要；在密蘇里州和其他地方，財產被損毀的確是個現實問題。1968年2月的一個星期，30名紐黑文高中的學生因在自助餐廳暴亂中砸毀餐具而被捕，芝加哥郊外的梅伍德地區，500名男孩聚集在一起抗議返校節上的選美女王，因此和警察發生衝突，芝加哥鄧巴中學有接近3000名學生離開教室，向汽車扔石頭。在一次典型的郊區事件中，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的一夥暴徒——一群政府官員的孩子，用棒球棍擊碎汽車的擋風玻璃，造成了7000~8000美元的損失。當他們被捕時，他們說自己那樣做是「為了好玩」。另一種流行的暴力事件是闖入聚會。有一段時間，每到週末，韋斯切斯特、費爾菲爾德、羅克蘭以及巴克斯郡——紐約周圍的一些富人聚居區，都會發生一連串此類事件。七八個青少年「不速之客」會在聚會高潮時闖入，開啟大人們的酒櫃，砸毀玻璃器皿和傢俱。
有時，受邀前來的客人更糟糕。他們會相互比賽，看誰能給主人家帶來更大破壞。人們仍然記得那個在長島南安普頓，為了慶祝金髮女郎費爾南達·沃納梅克初次進入上流社會社交圈，在她繼父母的有30間房間的別墅中舉辦的一次聚會。當時《時尚》雜誌評選出的800多位「漂亮小孩」全部受邀參加這次聚會。在樂隊離開後，他們中的127位開始破壞別墅，砸毀窗戶，撕碎窗簾，在吊頂燈飾上打鞦韆，拆掉電話，打碎燈具，帶走用具，還把大多數傢俱都扔到海灘上。他們的惡作劇造成的損失，估計在3000~10000美元之間。
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是最具破壞力的，但是，混亂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發生。獨立日當天，在愛荷華州的阿諾德斯公園，500名喝醉的青少年朝警察扔石頭、啤酒瓶和混凝土塊，其中一人對警察局長叫囂：「嘿，廢物，我們打算接管這裡。」騷亂一觸即發。芝加哥的一場免費搖滾音樂會——由州長官組織、意在和青少年建立友情，不得不取消。在第一場演出中，聽眾中有人揮舞著輪胎防滑鏈和棍棒衝出來，135人因此受傷，其中包括65名警察。
北達科他州大學一直是美國最平靜、表現最好的大學之一，直到該校校報《學生》提議在附近的扎普鎮舉辦歡樂週末活動，情況才有了變化。扎普鎮鎮長諾曼·富克斯很高興，他寫信給附近的各大學，承諾供應「特殊風味的札普漢堡」和大量「健康、純潔、吃飽喝足、笑得肚子疼、流眼淚的歡樂」。他還弄了一件印有「北達科他州札普鎮——歡鬧之地」字樣的圓領汗衫，並且宣佈這次盛會叫作「札普集會」。人們談論說，扎普會成為北方的勞德代爾堡。鎮長完全不瞭解這一切的隱含意義。他治下的城鎮有300人。1969年5月9日星期五晚上，接近1000名學生（90%是男生）從5個州趕到扎普。鎮上的3個旅館全都客滿。當溫度降至零度以下時，學生被凍僵了，於是他們在街上燃起了篝火，而木柴則是從酒館裡的桌子和座位上拆下來的。接著，他們開始闖入商店和住宅。第一起衝突事件接踵而來。一輛消防車趕到，他們控制了車子並將其拆卸。在500名國民警衛隊士兵到來前，遊客已經造成了總計達1萬美元的損失。
南部的勞德代爾堡從未遭遇過完全一樣的問題，5月裡從未出現過嚴寒天氣的記錄。但是佛羅里達州同樣受到一群青少年縱火犯的攪擾。在15個月的時間裡，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蓋恩斯維爾校區內發生了多起起因不明的縱火事件，數量多得驚人。消防隊長認為整個校園都有可能被燒成平地。休姆樓的寄宿學生承認縱火案是他們做的，危機最終得以解決。宿舍樓東西兩翼的學生舉行比賽，看誰能招來最多的消防車。事故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過去的幾代人無法想像的。休姆樓竟是一座女生宿舍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