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總統的就職演講整篇都在談外交事務，而約翰遜總統4000字的就職演說則完全忽略了國外發生的事件。並且約翰遜演說語速緩慢，用詞講究，像是有意為之。一位觀察家說，總統像是在針對石匠演講。他的第二次國情諮文內容也是如此，提到越南戰爭的部分僅有131個詞。鑑於即將發生的事情，一味強調經濟會顯得不合時宜。［「去年我們通過減少國家政府的浪費，節約了近35億美元。（掌聲，今年我打算再接再厲。（掌聲更熱烈）」］約翰遜表示想成為人們心目中「關注教育和健康的總統」。他立志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兩項未竟事業。
約翰遜打算繼承肯尼迪的事業。他從「新邊疆」政策中繼承了四大法案：民權法案、減稅提議、醫療補貼和聯邦政府教育援助。前兩項法案得到了優先通過，而在他的斡旋下議會最終通過了所有法案。資深議員出身的總統和美國醫療協會強大的國會遊說團體在對醫療補貼法案的討論中上演了一場精彩絕倫的對決。早在1945年，杜魯門總統就曾親自出席過一次國會的聯席議會，他號召建立一個綜合醫療保險體系，然而此提議被美國醫療協會狠狠地扼殺了，他因此一直耿耿於懷。這次，在經歷了5個總統任期和16屆國會後，美國醫療協會的醫生們提出由私人保險負責代理的醫保方案，該方案名為「更優醫療」，是患者自願參加的。然而這根本無法滿足需要，因為從杜魯門當政到現在，65歲以上美國人口數至少翻了一番。
為了和約翰遜抗衡，美國醫協僱用了23名專職人員對國會議員進行遊說，每日花費高達5000美元。總統則以親自打電話問候和邀請那些議員到訪白宮的方式作為回擊。他絞盡腦汁想讓法案通過。就在約翰遜要求制定醫保法案的204天后，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魯門的故鄉獨立城簽署了該法案，81歲高齡的哈里·杜魯門在一旁笑容滿面。1966年7月1日，美國16萬老年病人被納入醫保補貼計劃。新澤西州的一位叫作尤金·施奈德的65歲的刺繡工人，在那個星期五的12點1分到紐約綜合醫院治眼睛，費用便是由社會保障部承擔的，他和伊利諾伊州內皮爾維爾縣的羅伯特·埃弗裡夫人因此成為全美第一批享受醫療補貼的病人。美聯社的調查顯示，該計劃使得醫院的住院率增加了3%，每星期大約有10萬名新病人入院。
約翰遜提交醫療補貼法案5天后，又向國會遞交了另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構想——「實現全民受教育機會」計劃，此計劃要求為公立大學和教會學校撥款10億美元。為天主教教會學校提供聯邦資金支援的做法與過去全然不同，這必然會在眾議院引起一場激烈辯論。然而約翰遜深知，在美國的4000萬學童中，約有600萬孩子在擁擠不堪的教會學校唸書，若教會將他們置之不管，那麼他們勢必得依靠公共撥款的支援。另外，排斥他們會得罪國會中的天主教議員，導致他們為報復而投反對票阻止為公立學校提供聯邦撥款。因此，約翰遜決定將所有學校都納入他的教育法案中，他還對外表示，自己拒絕任何修正案，他的提案連一個逗號都不能改。在被稱為「靜電覆印國會」sup/sup（戈德華特最先開始使用這一稱呼）的第89屆國會，約翰遜呼風喚雨，各種事務都得心應手。教育法案僅用87天就在國會兩院獲批通過，總統稱其為「我所簽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簽署儀式定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只有一間教室的學校裡舉辦——約翰遜小時候曾在這裡上過學。一同出席儀式的還有約翰遜當年的老師，現在他72歲，已經退休。
接著是選舉權法案，這是對日益高漲的民權運動的回應。該法案在8月6日就已準備就緒，只等總統簽署生效。到此時，有關「偉大社會」的法案如雪花般湧向國會——僅教育方面就通過了40多個提案，包括24億美元的大學援助計劃，這比之前美國製定的教育法的總數還要多。約翰遜提出的計劃還有：治療心臟病、中風、癌症，防治水汙染、大氣汙染，建立公路廣告牌以及廢棄車輛回收場的計劃。國會建立了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國家藝術和人文基金組織以及一個老年事務局等機構。高速地面交通法案則開闢了研究公共交通問題的渠道。移民局也進行了改革。大幅削減消費稅的法案（47億美元）得以通過。農場法案以及公共事業和經濟發展法的通過，使聯邦政府在改變土地面貌的工作中能夠發揮巨大作用。這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還是首次。
聯邦政府撥款9億多美元用於幫助美國最古老的鄉村貧民窟「阿巴拉契亞」。在和平工作隊的首任負責人薩金特·施賴弗的強力領導下，新的「經濟機會局」向貧窮宣戰。經濟機會局的工作專案包括：為長期失業人員提供專業就業幫助的「企業工作機會計劃」；以貧窮家庭的學前兒童為受助物件的「啟蒙教育計劃」，該計劃實行首年就為130萬學前兒童帶來了擁有光明前途的希望；美國志願者服務組織，實際上就是國內和平衛隊；「鄰里青年團」為青少年提供了50萬個兼職工作崗位；「躍進專案」招收大學預科生到大學上課；「社群行動計劃」旨在協調社群的衛生、住房和就業計劃，免費為窮人提供法律諮詢；收養無家可歸的兒童的「撫育孤兒」計劃；以及建立旨在安置印第安人、各地移民和季節工的機構等。
經濟機會局在華盛頓租用的7層辦公大樓被批評者稱作「貧窮宮殿」。共和黨明尼蘇達州的眾議員艾伯特·奎伊說：「經濟機會局做的事不僅會給國家帶來恥辱，更會帶來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施賴弗甚至承認，經濟機會局的專案中最成功的「啟蒙教育計劃」在密西西比州的實施一團糟，像裙帶關係、利益衝突、對政府公車的挪用以及把補助款給不在本州的人這一類的事情阻礙了該計劃的順利進行。
然而，時間還是有利於經濟機會局的，正如過去對於羅斯福的「公共事業振興署」那樣。在5年內，對抗貧窮計劃將會發揮重要作用，使1300萬美國人脫貧。約翰遜任期內的經濟繁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偉大社會」計劃正在一步步實現，美國人似乎對此都表示認同。就在約翰遜就任的第二年年末，民意測驗顯示，約翰遜受到了全美人民的有力支援，這在30年來的民意測驗中尚屬首次。
約翰遜力克戈德華特取得壓倒性勝利，這樣的勝利可能會誘使別的總統對國會採取強硬的態度。約翰遜卻不是這樣，他清楚地記得，羅斯福在1936年的大選中獲勝後，由於其最高法院重組計劃遭遇失敗而威信嚴重受損。約翰遜在1964年大選後說：「我和國會打交道已有40多年，其間我幾進幾齣，從一個青澀的毛頭小子變得成熟起來。我經歷過的所有國會中，還沒有哪屆議員最終不考慮他們所面對的總統的實力的。」他表示，追求為新官上任造勢的100天變革不可取，他寧願等國會議員們做好準備時再將法案送過去。對此，他的解釋是，「這就像一瓶波旁威士忌酒，一次只喝一杯的話，完全沒事。如果一個晚上全喝完，那就有麻煩了。我打算一次只小酌一口，盡興就好。」
最終的結果讓人大跌眼鏡。10月23日，在第89屆國會第一次會議休會時，有89個行政法案獲批通過，只有2個法案被否決：哥倫比亞特區的自治法案以及廢除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第14（b）款，此條款規定允許各州禁止簽訂要求工人在指定期限內加入工會的合同。如此看來，國會完全不瞭解總統想修正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的迫切想法。他完全可以就此罷手。但他不以為意，仍帶著對這個結果的不滿，不斷嘗試引導新聞走向，以扭轉外界對他的看法。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次在霍利布什舉辦的約翰遜總統與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的高階會議。霍利布什是新澤西州葛拉斯堡羅州立大學校長的塔形石砌住宅。之所以選擇葛拉斯堡羅，是因為它正好位於從華盛頓到紐約聯合國總部（柯西金當時所在地）的路途中間。雙方領導人都不願意去拜會對方，選擇葛拉斯堡羅州立大學無疑是個折中方案。兩位領導人既沒有確定的會議日程，更沒有需要討論的具體事項。約翰遜後來回憶道：「這有助於我們在一起談談理論，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去了霍利布什。相互講講道理就是霍利布什之精神。」會談中除了「這次交換意見更加暴露出美蘇兩國間越發明顯的巨大差異外」，能供討論的其他話題真的很少。儘管如此，約翰遜總統的威望仍舊只增不減。僅憑兩個擁有核力量的大國的元首坐在一起對話這個事實，人們似乎就能安心。
然而還是有人感到不安，他們以奚落的，甚至是輕蔑的態度看待約翰遜。在許多大城市的創造性團體和大學教職工中，反對約翰遜的人不在少數。英國記者亨利·費爾利1965年訪美時寫道：「我發現，美國知識分子以辱罵約翰遜總統為樂，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人覺得怪異和憎惡。」費爾利指出這些指責全是針對「人身方面的」，反映了一種「對這個人的苛求和蔑視……」「有人告訴我說，約翰遜是一個笨蛋……其他人或許說得沒有這麼直截了當，但大抵也是這個意思。」
德懷特·麥克唐納是這些批評者中最刻薄的一位。他筆下的林登·約翰遜「毫無品味，粗魯無禮」，他還自創了一個詞語「中庸崇拜」來諷刺約翰遜總統的平庸品味。麥克唐納和那些與他類似的批評者們嘲笑約翰遜夫人，因為她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荒野大鏢客》。他們鄙視約翰遜的理由多種多樣：約翰遜喜歡聽「新克里斯蒂演唱團」的歌曲，常要求攝影師「照自己的左側臉」，不喜歡彼得·赫德為他畫的肖像，有一個從「lucy」改名為「luci」的女兒，把嚴肅藝術家的作品稱作「藝術化的」等。他們的不滿蔓延到更多美國人當中，而這些人原本只隱約對約翰遜的「欺騙行為」有些討厭。另外還有數百萬美國人因為深敬約翰·肯尼迪，至今仍懷戀著他而懷疑約翰遜，毫無道理地將約翰遜視為篡位者。此外，面對大城市黑人貧民窟裡日益升級的暴力事件以及大學校園內逐漸惡化的騷亂，大批美國民眾覺得困惑不解，又因感到人身安全遭受威脅，最終也站到了約翰遜的對立面。約翰遜總統堅持要攬下一切，這必然會使自己成為大家攻擊的物件，因此他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
1965年約翰遜在國會立法審議中獲得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成功後，他住進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接受了膽囊結石切除手術。在恢復期間，他思索著那些詆譭他的報紙和嘲笑他的人攻擊他的理由。「那裡的那些人，」惱怒之中他脫口說道，「他們要什麼，他們到底想要什麼？我帶給他們的是繁榮的時代，我提出的惠民法案數量無人能及，而他們呢，只是一味攻擊和嘲笑!富蘭克林·羅斯福能做到這樣嗎？有人能做得比我更好嗎？他們到底要什麼？」
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在使約翰遜失去國會的一致支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表示約翰遜是那種有點弄錯了時代的總統，在美國實行羅斯福式的新政政策——社會福利法案，而美國的問題癥結並非在此。麥卡錫的這個說法只給出了謎語的一半答案。這個觀點還需推敲，比如說，20世紀60年代美國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是富裕而非貧窮。麥卡錫稱約翰遜完全誤解了美國自由知識分子的脾性：「他總是對他們談起他主持通過的一系列法案——流水賬一般無聊，卻不知道他們對此已不感興趣。」
約翰遜非常憤怒，「他們難道不知道只能得到我這樣的總統嗎？」有時他還會說：「他們難道不知道美國正在打仗嗎？」
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這就是這個謎語的另一半答案。
東京灣事件發生後，美國暫停在越南的軍事行動，直到1964年11月1日美軍在西貢市以北20英里的邊和市的空軍基地遭到越共的迫擊炮襲擊之後，美軍才有所動作。這次襲擊造成5名軍事顧問死亡，76人受傷。聖誕節前夜，游擊隊再次發動襲擊，引爆了在西貢市布林克斯酒店安放的一枚炸彈。2名美國士兵在爆炸中喪生，共58人受傷，林登·約翰遜的愛國熱情因此被激發。他在白宮裡面踱著步子說，絕對不會讓他們殺害我們在那兒的小夥子們。他們這是蓄意挑釁，他要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拿著雨傘的張伯倫式的人物」。顯然，北越人犯下了「侵略罪」。（「侵略就是一國不讓另一國安寧。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所有人都再清楚不過。」）指望聯合國採取行動將會是個錯誤。（「如果都是些事後的決議，能有什麼用。」）約翰遜不想以一個領導越南戰爭失利的總統形象被載入史冊。美國完全有能力教訓那些個子矮小、衣衫襤褸的共產黨人。東京灣決議賦予了約翰遜使用武力的權力，如果越共不撤退，他必定會那樣做。
困難在於選擇哪種解決方式。這個新對手不按常理出牌，常規軍事手段對其的打擊作用不大。面對敵人「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即便是有著強大建制的美國軍隊也無能為力。肯尼迪總統已派遣過一支400人的特種部隊到越南，這些人全是對付游擊戰的專家，然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些強壯魁梧的精英們並不熱情。曾經有一個時期，美國軍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有100多位將領，卻沒有一人參加過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進行的反暴動軍事訓練。而他們之中，沒有人比駐越南援軍司令部的新任指揮官威廉·蔡爾茲·威斯特摩蘭更像一名傳統軍人。
聯合參謀部的長官們想對北越進行大轟炸。他們告訴總統，這樣才會讓敵人屈服，而後逼迫他們來到談判桌前。顯然，轟炸戰略對約翰遜政府具有強大吸引力。其中的原因並不清楚。兩位有影響力的民主黨人喬治·鮑爾和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都在「二戰」後參加過美國的戰略轟炸調查。該調查發現盟軍的轟炸不僅沒能打亂德國的戰爭生產計劃，反而鼓舞了德國人計程車氣，而且德國是一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如果空軍都不能給德國以沉重打擊，那麼面對經濟落後的亞洲國家越南，其成功機會則會更加渺茫。
並非約翰遜的所有顧問都認為轟炸可行。鮑爾和加爾佈雷思就不贊成此做法，而且並不只有他們二人這麼想。早在1964年，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就對轟炸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調研。調研結果顯示，轟炸北越的效果並不理想，甚至都不能起到鼓舞南越士氣的作用。接替約翰·理查森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站負責人的皮爾·德席爾瓦認為轟炸對戰局毫無幫助；威斯特摩蘭也這樣認為。兩人都是西點軍校的畢業生，他們深知如果要使用飛機，就需要派部隊保護機場——決定開始轟炸就意味著美國將會被全面捲入戰爭。早在1965年，在西貢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就同一問題做了兩份報告。報告的大意是說，隨意的轟炸只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很有可能還會引發反滲透的情況，造成北越軍隊沿著「胡志明小道」大規模滲入。
這本該讓白宮再仔細考量一番。最起碼總統應該認真聽取謹慎的顧問們給出的意見。但當美國國內反對越南戰爭升級的人越來越被人們所熟悉，這些鴿派正發生著神秘的變化。美國高層領導人中，鴿派人士越來越少。1964年10月，當喬治·鮑爾提交第一份抗議美國進一步捲入越南戰爭的備忘錄給國務院時，他身邊有許多支援者。隨後，他的夥伴們一個個被調離或者失去了原來的重要職位。到約翰遜就職時，羅傑·希爾斯曼、埃夫里爾·哈里曼、邁克爾·福里斯特爾、保羅·卡滕伯格、威廉·特魯哈特全都已離職。鮑爾在白宮孤掌難鳴。曾經在轟炸越南問題上跟鮑爾站在同一邊的馬克斯韋爾·泰勒仍是領導核心的一員。但現在泰勒改變了看法，想給空軍轟炸計劃開綠燈放行。泰勒認為美國在越南投入的兵力應受到控制，10萬人足以應戰。
現在白宮主要的特別助理中只剩一位仍未表態。他就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議自己作為總統的耳目去越南視察。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也表示同意，於是約翰遜的安全顧問團於2月的第一個星期飛赴亞洲。亞洲之旅關係重大。邦迪雖機警聰明、閱歷豐富，但缺乏實戰經驗。他對戰爭的所有認識均來自於與戰爭相關的檔案、報告或電影。真實戰爭中的汙穢和惡臭是他不曾見過的，每每看到這些，他就覺得噁心反感。最重要也最具決定性的是他無法忍受戰場上的血腥場面。
2月5日晚上，邦迪正在西貢接受宴請，而來自加利福尼亞州馬里納的特種部隊第5分隊的傑西·派爾正在波來古的美軍基地外面的掩體內放哨，波來古是越南中部高原的一個山區小鎮。凌晨2點時他仍未換崗，他看見矮樹叢中有一群黑色影子正朝自己移動。他鳴槍示警；越共遊擊隊用密集的手榴彈回擊；附近據點裡的美軍驚醒過來後也加入戰鬥。波來古戰役激烈持續了15分鐘。越共遊擊隊最終摧毀了美軍的16架直升機以及4架飛機。包括派爾在內的8名美國士兵死亡，另有126人受傷。
華盛頓時間2點38分，關於波來古戰鬥的第一手報告送抵總統。在召開了4個小時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後，約翰遜下令美軍三艘航空母艦上的戰鬥轟炸機對越共位於洞海（北緯17度以北40英里）的集結區進行轟炸。他宣稱，美軍是否升級在越南戰爭中的參與度「取決於北越的侵略者」。麥克納馬拉說：「我認為很顯然這是對意志力的一次考驗。」然而，波來古戰役最出人意料的結果是其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產生的影響。作為現場見證者，他去看望了傷員，回來後深受觸動。他回國時已經變成一個鷹派。總統對他說道：「他們還真讓你相信了，不是嗎？一點兒炮火就能做到。」
鮑爾仍然反對轟炸。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也不贊成，他的立場非常堅決，以至約翰遜將他的這些疑慮視為懦弱的表現，將他從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中除名。美國進入了決策的關鍵階段。麥克納馬拉後來坦承，美國在越南所犯的錯誤不少——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這之後，美國已深陷越南戰爭泥潭無法脫身，在華盛頓方面看來，越共似乎一意孤行地挑釁白宮，使其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波來古戰役結束還不到三天，身著黑衣的游擊隊員又炸了越南歸仁海港的作為美軍軍營的越南匡恩飯店，爆炸造成23人死亡、21人受傷。盛怒之下的約翰遜下令對北越的兩個軍事據點正和與執禮進行三小時的轟炸。
2月11日，越共再次對歸仁發動襲擊。這次約翰遜在48小時內一直按兵不動。但是，一旦他有所舉動，勢必會推動戰爭升級。從此以後，美國的空襲報復就不再只是以牙還牙。約翰遜下令對北越進行持續轟炸，而無論對方是否有挑釁行為。該行動的代號為「滾雷」。行動的原因在一本64頁的《來自北方的侵略》的白皮書中有所說明。美國國務院稱，該書說明「毫無疑問，北越正在實施侵略南越的周密計劃」。為保衛順化東南方向50英里的峴港空軍基地（「滾雷計劃」的始發地），美軍總司令威斯特摩蘭從海軍陸戰隊調來兩個營。這350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是地面部隊中首批加入戰鬥的。3月8日，在當天陰沉灰暗的天空下，他們在距離峴港3英里的南窩海灘登陸上岸。10個手拿鮮花、面帶微笑的越南女孩在那裡迎接他們的到來。
此次登陸在國際上引發了爭議。在莫斯科，2000多名示威者朝美國大使館扔石頭和磚塊；兩名西方的外國記者在那裡遭到毆打。在美國國內，大學師生討論政府政策的座談會隨處可見；在華盛頓，邦迪同意在100多個大學播放的廣播節目中同他的批評者們展開辯論，這更是掀起了一波高潮。（在最後一分鐘時他不得不退出，因為總統急需他去處理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發生的另一場外交危機。）政府當局派了一個「真相小組」去各大學宣傳，並就鴿派教師的指責做出回應。迪安·臘斯克尖酸地告訴美國國際法學會說：「我有時會驚訝於受過教育的人的輕信態度，以及一些人忽視事實的頑固態度，而這些人卻被託付去幫助國家教育年輕人，尤其還是要教會他們怎樣思考。」
戰爭批評者對南越同盟知道得越多，他們持保留意見的態度就越強烈。他們瞭解到，半數美國軍隊補給被賣給了西貢黑市。出身越南富裕家庭的青少年花錢就可以免於服兵役。南越軍隊中逃兵所佔比例達到15%。西貢的政治家們似乎在選擇壞時機上有些天賦。似乎每到戰鬥的關鍵期，無論當時掌權的是哪個政府，最後都會被新政權推翻取代。約翰遜對此非常生氣，對其手下說，他不想再見到「類似的政變醜聞」；儘管如此，他還是得到了同樣的結果。1965年2月21日，南越軍隊司令阮慶中將被驅逐，由醫師潘輝括接任。潘輝括的後臺是擔任軍政府秘書長一職的阮文紹少將，此後他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人物。潘輝括政權維持了整整111天又被推翻。這是繼總統吳庭豔被刺殺後的第9次政變，新任總理是喜歡標新立異的越南空軍司令阮高祺，副總理是阮文紹。
西貢的每個動盪徵兆都推動了美國鴿派陣營的壯大，他們正迅速成長為繼共和黨之後林登·約翰遜最有力的政治對手。前陸軍部長塞勒斯·萬斯認為，國內對越南戰爭的疑惑正「使美國面臨分裂的威脅」，參議員中最早的鴿派人物之一，愛達荷州參議員弗蘭克·丘奇警告說：「在幫助任何政府鎮壓共產黨起義的事情上，我們能做的十分有限。如果人民自己都不支援當權政府，我們也束手無策……西貢政權正在輸掉這場戰爭，其原因並非武器裝備匱乏，而是缺乏一切內部凝聚力。」
然而這不是一個能被普遍接受的觀點。約翰遜向國會提出追加7億美元撥款以支援戰爭升級的需求，眾議院在24小時內以408票比7票通過，參議院在另一個24小時裡以88∶3的票數通過。在大眾傳媒那裡，反對美國加入越南戰爭的觀點總是被貼上汙名的標籤。多數黨領袖麥克·曼斯菲爾德憂傷地對參議院說，戰爭可能會持續「4年、5年甚至10年」，美國聯合通訊社的一名記者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看法」。（越南戰爭最終打了8年。）就連最中立公正的媒體——美聯社也在當年的年度新聞盤點中稱，反對戰爭等同於向美國的敵人提供經濟和心理援助。參議員富布賴特4月份召開越南戰爭聽證會，為諸如喬治·凱南和詹姆斯·加文上將等政府政策的批評者們提供了發言平臺，全國廣播公司的24個電視臺拒絕對其進行轉播報道，而哥倫比亞電視臺則對其徹底封殺。
對於身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戰爭變得更加激烈了。3月30日，一名越南司機將一輛黑色雪鐵龍汽車停在西貢美國大使館前面，隨後乘坐同伴的摩托車飛奔離去。汽車中裝著250磅炸藥，在上午10點55分爆炸，大使館大樓的側面被炸開一個大洞，17名使館工作人員因此喪生。次日，美國飛機轟炸了6個北越雷達站。這是自波來古戰役以來雙方第15次發動穿越南北越分界線的襲擊。越共軍隊以製造更多的爆炸還擊美軍。一天晚上，一輛滿載硝酸甘油的腳踏車被停在西貢河岸邊一家很受外國人歡迎的水上美景餐館旁。爆炸總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有12名美國人。美國繼續增加駐越軍隊人數。年初時美國駐越士兵人數還只有2.5萬左右，到了當年春末則已達到年初的三倍。
6月9日，白宮宣佈授權威斯特摩蘭，「在沒有其他有效辦法可供選擇，以及在他認為總體軍事形勢急需的情況下」，總司令有權派遣美國士兵和海軍陸戰隊參加戰鬥。4天之後，威斯特摩蘭認為，東帥市（距西貢北部60英里的一個地區首府）的形勢符合美軍進行干預的前提條件。經過晚上的一次交火後，美軍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傘兵連同1600名越南士兵和澳大利亞士兵對越共遊擊隊展開了追擊。威斯特摩蘭稱該行動為「搜尋殲滅」任務，即找出並全殲潛伏的游擊隊員，該行動在幾個月的時間裡發展成為一種策略，此後該名稱也就被用來描述這種戰略。然而尋找越共遊擊隊經常是一個耗時耗力、令人沮喪的過程。在東帥市的混戰便是越南戰爭中的代表性戰役之一；等戰爭的硝煙散去後，我們仍不能判斷哪一方在戰鬥中更佔上風。美軍173空降旅的指揮官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損失了19名隊員。正處於春季防守階段第二個月的越共遊擊隊更是傷亡慘重，傷亡名單不斷增長。很久以後，威斯特摩蘭才承認這次戰鬥輸給了敵人。然而真實情況在當時卻無人知曉。就在同月，威斯特摩蘭向華盛頓申請增調44個營以及適時使用這些兵力的授權，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保證這樣做會幫助美軍扭轉潰敗的局勢。
正是在這一時期，林登·約翰遜狡詐遮掩的作風開始動搖人民對他的信任。5月23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位編輯提到了這一點，他在該報駐白宮記者戴維·懷斯發表的一篇報道的標題中使用了「信任鴻溝」一詞。接著，《華盛頓郵報》的默裡·馬德撰寫了一篇分析華盛頓的人們普遍覺得有時總統沒有認真看待事實的文章，他寫道：「該問題可以稱為信任鴻溝。」人們回想起約翰遜在1964年總統大選中為吸引選票而誇口許下的和平承諾，並將這和他現在的好戰立場作了對比。馬德指出：「華盛頓政府釋出的公告越來越多地受到質疑和譏諷。」媒體記者更是持懷疑態度。參議員戈德華特曾因為提出某項政策而遭到約翰遜總統的公開指責，而現在總統實行的就是該項政策，因此新聞界對白宮伸出的橄欖枝更加懷疑。
4月7日，總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講話中宣佈，美國準備進行「無條件和談」，以實現和平談判。講話內容通過美國新聞署向世界各地傳播，其中許多細節聽起來新穎且激動人心。他提議包括北越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加入一個臨時的馬歇爾計劃。他說：「對於美國，一旦該計劃開始實行，我會請國會批准投入10億美元，以推動該項計劃的實施。」美國農業生產的餘糧將被送給飢餓的亞洲人。他會「迅速組建一個由優秀的、愛國知名人士組成的特別小組」來引導美國完成所有這些使命。結束越南戰爭無疑是「獲得最終勝利的必要條件。但我們不能，也不可能等到和平到來才開始這項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還會讓人覺得亞洲聽上去就像美國中部的得克薩斯州。
戴維·懷斯那篇滿是疑慮的文章寫於這次講話後，當時有關總統和平主張的許多漏洞也已暴露。畢竟，他對於休戰談判的提議有一個前提條件——得排除越共的參與，而這必然會引起河內方面的抵制。此後，再沒有聽到關於美國10億美元投資或美國餘糧供應亞洲的訊息，要找美國知名人士組成特別小組也從未選派。一個月之內，原本看似是解決東南亞問題的創新方式卻變成了一種公關手腕。總統不僅沒能貫徹實施該決議中的任何部分，而且他展示出的真正亞洲政策是通過不斷升級戰爭來使其轉變成一場美國主導的戰爭。
「滾雷計劃」的頭6周行動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失敗。轟炸並沒有使敵人屈服，逼迫他們來到談判桌前，甚至沒有像約翰遜政府所預想的那樣使其清醒。越共還是一如既往地藐視美國國旗。總統決定再次增加賭注。4月的第3周，約翰遜飛到火奴魯魯與阮高祺和阮文紹進行了長達兩天的會談。隨後麥克納馬拉宣佈，美國1965年對西貢的援助將從2.07億美元增至3.3億美元。另有4萬名美國士兵（他們自稱「怨氣軍團」）被派遣到越南。參議員格里寧問約翰遜多久能贏得戰爭，總統回答說6個月。他說，空襲下的河內撐不過6個月，越共必定會在聖誕節前向美國駐越南援軍司令部求和。
喬治·鮑爾為此大傷腦筋。他知道，根據已有情報得出的結論與總統所言完全相反。約翰·麥科恩報道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轟炸既沒有使河內癱瘓，也沒有嚇倒它。相反，空襲增強了河內強硬分子的力量。據偵察，第一個團的北越軍隊已進入南越境內，他們的第二個團正在邊界集結待命。麥科恩上報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說，美國軍隊的增加只會導致更多北越軍隊的滲入；甚至在那些增派計程車兵被運達前，運送他們的運輸機在西貢所起的作用就會被抵消。國防部答覆說，空軍準備將原先設計用來攜帶核武器的8引擎的b–52戰鬥機投入使用，沒有人能抵擋b–52、幽靈以及f–111戰鬥機的威力。
對於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空襲已不再是唯一的大事件，甚至連主要事件都算不上。美國軍隊在越南的作用有了微妙的轉變。如今，美國軍隊的目標已經不只限於保護飛機場。步兵將對越共遊擊隊進行威嚇，讓他們知道山姆大叔不是在鬧著玩。國內對這一切並不知曉。這也就是為什麼詹姆斯·賴斯頓後來評論說，總統秘密下令升級戰爭。戴維·哈伯斯塔姆多年後寫道，在約翰遜總統的領導下，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們「慢慢地越過了盧比孔河sup/sup，卻不敢承認」，而他們的新聞官們的任務則變成了「矇騙大眾，而非據實以告」。
7月，華盛頓決定再次大幅增加美軍駐越南援軍司令部所承擔的義務。麥克納馬拉結束他的第6次越南實地考察回到美國，上報說戰事惡化，建議政府增加對軍隊和經費的支援。7月17日的那個週末，約翰遜把將軍和顧問們召集到戴維營，想達成一致意見，儘管在他看來談話已經失去了本來意義；因為對他而言，這不過是走走過場，實際上是使其他人同意他早已做出的決定——將美國駐越軍隊人數提高到5萬。參謀長聯席會議勉強表示同意。因為他們原本想要更多，因為他們最害怕參與區域性戰爭。在戴維營，一些人並未隨波逐流。克拉克·克利福德頗有預見地評論共產黨說，「無論我們做什麼，他們都會追趕上來。」麥克·曼斯菲爾德也表示反對，他告訴總統他認為戰爭會使國家分裂，所以他反對增派軍隊。其他人則認同總統的判斷，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共同安全、抑制作用以及慕尼黑事件sup/sup的教訓仍然遠比他們的疑慮重要。
確定自己的決定得到支援後，約翰遜開始變得遮遮掩掩。他不想再和人們討論這個決定。麥克納馬拉提議徵召一個23.5萬人的預備役。總統沒有聽從他的建議，而是直接釋出行政命令將徵召人數翻了一倍，從每月1.7萬人增至3.5萬人。這樣做比一次性徵召更不會引人注意。他還決定不向國會申請更多的撥款，新花費可以隱藏在國防部的龐大預算中。他說他並不想讓任何人感到恐慌，他甚至一度考慮只向外界透露在越南增兵的部分而非全部訊息。《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道葛拉斯·凱克向他問起關於增加駐越軍隊的傳聞，約翰遜十分肯定地告訴他那是不實報道，他只是在補充軍隊的缺額而已，駐越美軍會大肆追捕越共成員的報道也與事實不符。7月28日，約翰遜突然改變主意，決定將全部數字和盤托出，並將美國駐越南援軍司令部新出臺的強制性任務公之於眾，因此得罪了凱克，同時也加深了與外界的信任鴻溝。總統在午間的一個電視節目中對大約2800萬美國人說：「把守大門並非我們的選擇，但又沒有別人做這件事。」
不信任是約翰遜在那個夏季埋下的一顆不幸的種子，另一顆則是在約翰遜召集來商討意見的人中最終產生的誤解。參謀長聯席會議以為他把數字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是為了讓自己有機會說服大眾相信他必須增加現有軍隊的數量；他們期望的最終數字是100萬。威斯特摩蘭看著河內軍隊以令人難以想象的速度不斷增援，便向白宮報告了此事。在他的計劃下最終能有64萬~64.8萬的軍隊供他指揮，而且他信心滿滿地認為白宮會對他有求必應。他的參謀還籌謀了一個應急計劃，打算使美國駐越南援軍司令部的兵力達到75萬，該數字被認為合情合理。但是國防部長的猜想讓人匪夷所思。多年後，仍只有少數了解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這意味著要明白麥克納馬拉是個極具條理性思維、有條理清晰的大腦來適應雜亂無章事件的人。麥克納馬拉在1965年斷定，越南戰爭將會在1967年6月30日（也是當年財政年度的末尾）前結束。對他來說那將會是個完美時機，因為他的預算可以實現平衡。儘管威斯特摩蘭告訴他那根本不可能，他還是堅持這一看法。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麥克納馬拉和國防部比白宮更現實。參謀長聯席會議要求總統提高稅收。他們的理由跟經濟學原理毫無聯絡。他們想要美國進入全民備戰的狀態，為應對民眾的漠然，他們從教科書中學來的解決辦法就是增稅。實際上，當局的經濟學家都由衷地支援這一做法。約翰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領頭人，密歇根大學經濟學教授加德納·阿克利對總統說，除非採取增稅的辦法，否則政府就無法完成以下三件事——進行戰爭、繼續實施「偉大社會」計劃，以及規避通貨膨脹。
然而，此時約翰遜正處於提交大量社會立法案給國會的階段。他擔心，如果戰爭的實際花費被外界知道，立法程式會驟然中斷。約翰遜對身邊的人說：「我對經濟學瞭解不多，但我卻很瞭解國會。」他們之中有人後來認為應該把這個剖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現在就可以把‘偉大社會’計劃付諸實踐——這是一個黃金時期。我們有稱職負責的國會，我又是個合格的總統，能夠讓國會通過法案。但如果我談到戰爭的開銷問題，‘偉大社會’計劃就無法通過，增稅法案也無法通過。老威爾伯·米爾斯會坐在那兒，友好地對我表示感謝，退還我‘偉大社會’的法案，然後他告訴我，他們會很高興花掉戰爭所需的一切經費。」
在這一點上，約翰遜犯下了致命的錯誤。他欺騙自己，以為如果能以廉價換取勝利，一切問題都會順利解決。那種情況有可能發生；河內與越共遊擊隊也有可能會垮臺。這樣看來，美國國防部的報告是高估了形勢。這個願望進一步轉換成了決策的思想基礎，因而當阿克利及其同事仍然堅持將稅率提高3%~4%時，總統以一個不同尋常的字謎作為回覆。他把主要的參議員和企業主管請到白宮，徵求他們對增稅案的看法。他們反過來詢問了戰爭的花費。約翰遜告訴了他們虛假的數字。因此他們否決了增稅提議。於是約翰遜對經濟顧問委員會說，增稅不可能了，他無法在國會通過這項提議。後來，《紐約時報》經濟記者小埃德溫·戴爾將其稱作他在華盛頓採寫新聞15年來，總統做出的最不負責任的行為。
約翰遜於1966年初決定放棄增稅，這對當年的正常財政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打擊。當年的聯邦財政赤字達98億美元。未來還將面臨更嚴重的赤字，因為到那時越南戰爭每月的花費將高達20億~30億美元。白宮的預算是每月8億美元，企業委員會的拉爾夫·拉扎勒斯認為政府的預算太低，於是他在電話上被阿貝·福塔斯怒斥一通，稱他的估計有錯且總統對此很不高興。事實上，拉扎勒斯在這件事情上是對的。那一年越南戰爭的花費為270億美元，赤字高達230億美元。約翰遜的矇騙使美國開始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
關於越南戰爭的方方面面，最難以理解的也許是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規劃。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就發現「無論是對作戰任務還是軍隊人數，那些官員從未有過明確規定。回想起來雖難以置信，但事實就是如此。在戰爭策略方面，從未有過一個明確的資料或者對其進行過清晰的闡述」。唯一確定的是1965年美國投入越南戰爭的人數越來越多。8月，美軍如潮水般湧向越南，而到9月，軍隊人數顯然將突破20萬。
為了核實對西貢附近的一次戰鬥的報道，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內特驅車離開西貢，途中看到了三種顏色的訊號彈煙雲，該訊號表示南越軍正在戰鬥，然而附近並沒有敵人。南越軍隊解釋說，士兵們是在為美國新聞署拍一部彩色電影，「以展示這裡的真實情況」。有關這件事真相的爭論在各地炸開了鍋，連美國本土也在討論此事。林登·約翰遜有時的講話像是在回應胡志明向他個人發出的挑戰，兩人像電影《正午》sup/sup中二人對峙的場景那樣站立著。西貢的真實情況似乎更接近於不間斷的恐怖襲擊，暴力事件層出不窮。12月4日凌晨，另一輛滿載250磅炸藥的卡車爆炸，這次事件發生在美國軍人入住的大都市酒店外面，造成8人死亡，137人受傷。
威斯特摩蘭的發言人常常只發表每天的「屍體清點」資訊，這是用來描述越共傷亡情況的一個殘酷無情的用語。在記者尼爾·希恩看來，越南戰爭的特點之一就是不加區分地進行炮轟和空襲，造成大量無辜平民死傷。希恩問威斯特摩蘭，這是否會困擾到他，他回答：「會，但那樣會減少敵人的數量，不是嗎？」
1965年美國國內的反越南戰爭遊行在美國大部分地區仍然是件怪事。很少有人願意支援美國立刻從中南半島無條件撤軍。即便在1967年，大學教師這個最堅定擁護和平的群體，仍舊在撤兵問題上分成了勢均力敵的兩派。儘管如此，和平運動已展露出巨大的發展勢頭。10月15~16日那個週末，約1.4萬名群眾參加了在曼哈頓第五大道舉行的遊行示威活動。同時，另有1萬人向奧克蘭陸軍基地進軍——他們被警察攔在了市區邊界內，還有2000人參與了伯克利遊行。在這次名為「和平示威週末」的活動中，美國其他州也舉行了各種示威活動，其中威斯康星大學的50名學生試圖以「戰爭犯」的罪名逮捕杜亞士空軍基地的指揮官，抗議者在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徵兵局辦公室前進行躺臥示威。
第五大道爭取越南和平遊行委員會宣稱：
我們要求政府停止將美國年輕人送往越南，因為這場戰爭無論是對美國軍人還是對越南人民都無益。我們從納粹德國的例子中汲取了教訓，不會容忍任何政府實行侵略戰爭的政策，哪怕是我們自己國家的政府。
這要求很合理，但其他地方示威者的言辭，如同戰爭本身一樣，越來越充滿仇恨。感恩節後的那個星期六，在華盛頓的2萬人最先發聲，他們喊道：「喂！約翰遜！你今天又殺死了多少孩子？」「五二運動」（以1964年5月2日他們首次上街抗議美國捲入戰爭的日子命名）的成員包圍了白宮，手中揮舞著越共的紅旗，大肆宣傳旨在給北越士兵收集血液的「獻血」活動。在伯克利，「自由言論運動」由「越南日協會」接替，後者曾兩次試圖通過搶佔運輸車和在軌道上靜坐的方式阻止軍用列車通過。
1965年10月15日，22歲的救助站志願者戴維·米勒在紐約爬上一輛宣傳車宣佈：「我原本打算演講，現在想讓行動替自己發言。」他用火柴燒掉了徵兵卡，此舉讓遊行示威有了新方式。幾周後米勒被捕，儘管在8月31日國會將對這種損害聯邦尊嚴的行為處以1萬美元或者5年監禁的懲罰，但這種燒燬徵兵卡的行為卻帶來了短期的效仿熱潮。自殺式的抗議成為一種終極的抗議形式，一名教友會教徒在五角大樓外、一名天主教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在聯合國大樓外自焚抗議。
反對示威的美國納粹黨則手持汽油桶，舉著「免費為對和平諂媚的人提供汽油」的標語。跟過去一樣，他們並沒有得到人們的支援。大多數反對示威活動的口號在語調上都比較溫和。紐約的一個小女孩拿著一塊寫有「我希望我有一張徵兵卡」的標語牌。那些鄭重其事的遊行則是由「美國青年自由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以及「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等團體組織的。他們的標語中體現出的最有好戰情緒的是「轟炸河內」。在佛羅里達州的一次極具代表性的遊行中，有這樣一些標語：「我們愛美國」「熱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是對是錯」「我們難道要讓他們將美國引入絕路嗎？」以及「古老榮光已不再」等。鮑勃·霍普告訴其中一位聽眾說：「如果我們讓共產黨贏得勝利，我們就會面臨終生戰鬥以及失去上百萬孩子的巨大危險。」這的確是一個過分誇張的陳述，但是這與指責總統謀殺孩子的行為完全不是同一類。
戰爭支援者對反戰者最嚴厲的指控，是說他們對國家不忠誠。西弗吉尼亞州查爾斯頓的警察局長這樣說道：「我們不會像那些叛徒一樣，舉著蠟燭在黑暗裡鬼鬼祟祟地前進，我們會在正午的陽光之下進軍，讓自由的人民加入我們，跟著我們齊步走。」一些關於1965年和平運動的新聞報道，大都暗指共產黨參與其中。美國聯邦調查局與霍普一樣，正試圖擺脫其無黨派傾向的名聲，暗示這些遊行示威的背後推手是克里姆林宮。政府的一份報告稱：「反越南戰爭運動的控制權，已從一度成功控制住局面的溫和分子手中轉移至共產黨和極端主義分子的手中，他們公開對越共表示同情，對美國仇視。」
實際上，事實正好相反。儘管個別反戰鬥士的語言和行為都頗具煽動性，但每一次遊行似乎都比前一次更受人尊崇。甚至連中產階級保守派的家庭主婦以及現役軍人也加入了示威活動。這樣一來，越來越多的各界名人都站到跟鮑勃·霍普完全對立的一面。11月27日，在萬里無雲的華盛頓舉行的「停止轟炸」示威遊行的隊伍中，除了諾曼·托馬斯和詹姆斯·法默外，還有許多之前從不問政事的名人，例如醫生本傑明·斯波克、漫畫家朱爾斯·菲弗、小說家索爾·貝洛、雕塑家亞歷山大·考爾德以及作家邁克爾·哈靈頓等。
當年秋天，來自越南的戰報稱，美國一些知名戰鬥部隊在越南戰場一敗塗地。其中有9月在安溪慘敗的美軍第101空降旅，10月在波來梅慘敗的綠色貝雷帽突擊隊，11月在德浪河谷慘敗的美軍第一騎兵師。德浪河谷遭遇戰發生在華盛頓「停止轟炸」遊行的前一週，具有特別的意義；像去年春季越共發動的攻勢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勢一樣，該次戰役也是越南戰爭重要轉折點之一。第一騎兵師的空降兵在波來梅戰役後追擊敵軍殘部，在德浪河谷遭到敵人的頑強抵抗，這裡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邊境7英里，地處西貢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這次美軍面對的不是越共遊擊隊，而是北越第66團。
第66團是北越軍隊中的精英部隊，此次美軍面臨一場嚴峻考驗。美軍第一騎兵師是其軍隊歷史上的一種新型部隊，是一支具有最優火力配備的直升機空降師。對善於發明創造的美國人設計的戰爭武器，越共軍非常瞭解。他們採取和步兵近身作戰的戰術，如果可能的話，直接肉搏，但必須是在34碼的距離以內，這樣美國的武器和空中戰術支援就無法發揮作用。
德浪河谷戰鬥的意義註定是偉大的。7月戴維營會議召開時，南越境內只發現兩個北越團。到現在，美國駐越南援軍司令部已確認有6個北越團在南越出現，也許另外還有兩個或者更多的軍隊潛伏在南越境內。南越其他部隊正在進軍南越的途中，胡志明的總司令武元甲將軍繼續將部隊拆成排和連迅速沿小道滲入，行軍之迅速令美軍無法及時調兵圍堵。
雙方都爭相向河谷派兵支援，儘管美軍第一騎兵師派去的一個營遭到伏擊傷亡慘重，戰鬥結束後，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將軍仍聲稱獲得了勝利。統計數字似乎也支援他們的說法，敵人如同「二戰」中的日本士兵那樣採取波浪戰術，用英語喊道：「殺死美國兵！」他們損失了1200人，而美軍僅死了200人。但是其他一些觀察家，其中包括以平民身份回到越南的約翰·保羅·範恩，則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越共已準備好接受這些不確定的損失。（一名越共士兵在日記中寫道：「為國捐軀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儘管美國在德浪河谷戰鬥中的傷亡比敵軍要少得多，但這還是創下了威斯特摩蘭部隊的新紀錄；它使美軍在越南戰爭中的傷亡人數升至1335人死亡，6131人受傷。美國駐越援軍司令部相信，威斯特摩蘭已掌握取勝的戰略秘訣，迫不及待地籌備著更多類似德浪河谷的戰役，武元甲完全認同範恩的看法。這位北越將領相信——後來的事件也證明如此，美國人民不會接受如此巨大的傷亡，更不會允許美國繼續承擔這永無盡頭的義務。武元甲把戰爭的這一新階段看成是他的人力和威斯特摩蘭的技術裝備上的對決，充當比賽裁判的是美國的公眾輿論。
12月，麥克納馬拉請求約翰遜暫停轟炸。臘斯克表示反對，他現在是鷹派中最強硬的成員之一，但是總統叫停了b–52戰機的轟炸計劃，並向世界上重要國家的首都派遣外交人員，散佈訊息稱美國有意進行和平談判。兩名義大利專家抵達河內打探胡志明的態度。剛開始，談判似乎有可能，但正當越共有和解意向的訊息傳到臘斯克那裡時，河內方面卻斷然譴責這是「徹頭徹尾毫無根據的謠傳」。美國人大驚失色。在德浪河谷戰役後，美國人認為胡志明應該很清楚自己的戰敗處境。海軍陸戰隊計程車兵想起了一個老笑話的結尾部分：「總有哪個渾蛋沒有得到訊息。」
林登·約翰遜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申請頒佈1965年選舉權法時，在其演講結尾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因為新一代美國黑人為社會正義奮鬥而付出的血淚顯得尤為神聖。他認為他們的事業「也必須是我們的事業。因為不只是黑人，事實上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克服在傳統法律體系中因偏執和不公正所造成的缺陷，我們也一定能做到這一點」。
這是自由派的漂亮空話，但在那時這似乎是頗為值得懷疑的預言。5月17日正好是美國最高法院處理布朗訴教育局sup/sup一案11週年的日子，而種族主義問題卻比之前更加嚴重。耶魯大學斯特林講座教授、歷史學專家範恩·伍德沃德也說：「比起他們的上一代，如今的黑人孩子在學校與白人孩子的交流更少了。」從1964年中期到1965年中期，三k黨的成員也增加到有史以來的最多人數，即使在美國南北戰爭後的重建時期，該組織的人數也不及這一時期。1965年10月，據報道，伯明翰的一位黑人因失血過多而死，原因是開救護車的白人司機拒絕送他去醫院。一位亞拉巴馬商人在談及民權運動時，對《紐約時報》的記者信口開河：「當這件事結束後再找黑鬼們算賬，在這兒他們不會有好日子。」消除種族歧視在北方城市也不容樂觀，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部的馬凱特公園發表演講時說：「無論在密西西比還是在亞拉巴馬，我從未見過這般恨意，但在芝加哥，我真的見識到了。」千百萬白人的仇視態度似乎都在達拉斯縣警長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爾馬事件中佩戴的一個小小徽章上得以體現，那個徽章上就兩個字：「決不。」這兩個字意味著不管是在南方還是北方，像克拉克這樣的人決不會平等對待黑人。
黑人不斷遭受不平等對待，使他們情緒上繼續發生轉變。他們分裂成各種小團體，互相敵對仇視。1965年2月21日，馬爾科姆·艾克斯在他即將掌握黑人運動領袖權時，在上曼哈頓區的奧杜邦舞廳被他的黑人同胞殺害，這反映出黑人激進分子內部的深刻分歧。黑人絕望情緒的一個象徵是越來越多的團體號召黑人「迴歸故土」——「回到非洲故鄉」。50個黑人社群紛紛建立起防衛執事團以對抗三k黨的襲擊。還有一部分人聽從裡·約·瓊斯的佈道，他宣稱「大多數美國白人都是邪惡的」；或者相信詹姆斯·福曼的話，他發表了一個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會和猶太教堂（諷刺的是，這些擁有許多白人成員的團體，卻也是民權運動最狂熱的支援者。）支付黑人5億美元作為「補償費」。
提倡種族隔離的團體中最有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奧克蘭出現了第一小批「黑豹」黨黨徒。1965年11月，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提出了莫伊尼漢報告，這份報告論證充分，認為解決黑人社群內部問題的現實方式在於首先根除奴隸制的遺留問題：黑人依靠福利生活、離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的數量驚人（4個黑人中就有一個是私生子）。莫伊尼漢報告的真實性不容置疑，但1966年正值黑人滿腔怒火的一年，一些事件嚴重損害了黑人的自尊，以至於他們無法面對這些事實。他們的領導人於是將該報告貼上了為種族主義造勢的標籤，並斥責報告的作者是法西斯分子。
範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寫道，「就聯邦法律能夠處理」種族隔離和不公平現象而言，「國會只是剛剛能勝任。」此類立法的關鍵在於當年的選舉法案。馬丁·路德·金於1月召開記者招待會，指出美國南方500萬黑人適齡選民中有300萬人未進行選民登記。他宣佈要發動一次全面登記選民的活動。這一活動將在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開始，在當地1.5萬名可以登記的黑人選民中，只有325人登記了，而1.4萬名白人選民中進行登記的卻達到9300人。金博士帶著首批黑人入住塞爾馬艾伯特旅社，這裡過去只為白人提供住宿，因此在辦理登記手續時金遭到一個白人種族分子的拳打腳踢。毆打他的那個人被處以100美元罰款和60天監禁，在金看來，這是提醒人們尊重法律的一個良好開端。可是選民登記運動很快就停下了。其中的原因再簡單不過，塞爾馬的黑人大多對選舉權不感興趣。只有某種反響強烈的事件才能喚起他們的重視。這類事件（也是頗為典型的事件）最終發生了：在附近的佩裡縣，一個準備進行選民登記的黑人被一夥白人農夫殺害了。當地的民權運動領袖們希望利用這件事、縣警長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氣以及華萊士州長賣弄權力的作風，來使他們的運動復興。
他們宣佈於3月7日進行抗議示威遊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會從塞爾馬出發，沿著傑斐遜–戴維斯高速路的80號公路中段向南步行54英里，到達州府蒙哥馬利。華萊士立即以遊行對當地商業活動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脅為由下令禁止，並派出100名州警衛支援克拉克警長，克拉克為表示他對傳統的尊崇，還組織了一個騎兵警衛團。3月7日——這一天或許將成為亞拉巴馬州歷史和民間傳說中的「黑色星期日」，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黑人運動的白人不顧禁令，從非洲人衛理公會主教派布朗教堂出發到達橫跨亞拉巴馬河的埃德蒙–佩特斯橋。在那裡，他們遭遇了克拉克的騎兵隊和戴著防毒面罩的警衛團。示威者不理睬在兩分鐘內散開的警告，於是警衛揮舞著警棍和溼皮鞭衝向人群。催淚瓦斯從警衛團那邊噴射出來，形成一團團黃色煙霧。黑人在嗆人的煙霧中踉蹌，艱難爬回教堂。他們的旁邊跟著電視攝像人員，他們拍攝的畫面可以讓塞爾馬遊行一夜之間成為鎮壓的象徵。
在黑色星期日這一天，金博士在亞特蘭大布道時，突然丟下手頭所有事務直飛塞爾馬，宣佈他將領導星期二的第二次遊行示威，並呼籲黑人和白人牧師都來參加。300多位白人神父、牧師和教士響應了他，在北部各大城市都進行了同情遊行示威。黑人參與者在司法部和白宮外靜坐抗議，對此約翰遜總統發表了一篇宣告譴責亞拉巴馬州官員「對一些黑人公民施加的暴行」，同時他還派遣約翰·多爾和佛羅里達前州長勒羅伊·柯林斯去塞爾馬，他們組織了一場形式上的遊行，就是在橋上來回走了一會兒。儘管有諸多不滿，克拉克警長和金還是勉強同意了，但金的不滿情有可原。為此，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中激進的黑人青年們指責他是「對湯姆大叔搖尾乞憐」。在金離開那座橋時，他們唱起了民權歌曲來嘲諷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回頭。」
塞爾馬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就發生了三起謀殺案，其中第一起事件讓金不得不改變策略。這三起案件的受害者均為對民權運動抱有同情心的白人。波士頓唯一的一位神教派教士詹姆士·里布在離開一家黑人飯店後被一幫鄉野暴徒圍毆致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詹姆斯·福曼和他的500個追隨者威脅金採取更大膽的措施，不然他們就會引發暴亂。另有1500名憤怒的黑人在蒙哥馬利市以色列浸禮會教堂前集結，因為他們聽說金有好訊息告訴他們。蒙哥馬利市聯邦法官小法蘭克·約翰遜允許他們在從賽爾馬到蒙哥馬利的範圍內進行遊行示威，雖然這樣的遊行在他的裁決下「已到憲法允許的最大限度」，但示威者的暴行顯然已經超出了「憲法所能允許的最大限度」。
華萊士州長在電視轉播的亞拉巴馬州兩院聯席會議上，譴責即將發生的遊行好比共產黨的「街巷戰爭」，正是它使得「古巴國家分裂、越南總統吳庭豔垮臺——把世界文明和現有體制撕成血淋淋的碎片」。他還表示，州政府無法給所有這些外來的煽動者提供保護；他說已發電報給白宮，要求聯邦政府執行聯邦法官的決定。這正是林登·約翰遜一直以來希望達成的目標。總統收到華萊士提出的保護示威人群的書面請求，他派遣了1863名聯邦國民警衛、250名執法官與聯邦調查局特工、2個正規軍憲兵營以及爆破專家，提前對遊行路線上的街道和橋樑進行搜查，並安排直升機進行空中巡邏。除此之外，政府還為遊行人群準備了過夜的大帳篷、一輛容載量為600加侖的飲水車、一些移動廁所、救護車、垃圾車以及供事先建立營地用的先行車。約翰遜的做法似乎有點過了。
遊行本身即是一次勝利。民權運動的老手能借此巧妙地為電視臺記者提供豐富多彩的素材。走在隊伍前列的有金博士、拉爾夫·本奇、一個漂亮的女大學生、一個穿著連體工作服的佃農、一個猶太教教士、一位基督教牧師、一個修女和一個拄著柺杖的只有一條腿的人。（沿路站著的亞拉巴馬白人居民對修女做出下流的手勢，在遊行者們唱聖歌時起鬨，而且還對著那個只有一條腿的人打拍子，喊著：「左，左，左。」全然不顧他們「高等」公民的美好形象。）儘管亞拉巴馬當局對此感到憤怒，並一致譴責「有證據表明在遊行者聚集地通姦事件頻發」，但一路上大家和平有序，對於有如此多人參與的活動來說，這實屬一項偉大成就。3月21日從塞爾馬出發時，遊行隊伍只有3200人，而4天后到達蒙哥馬利時已增至25000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廣場上對人群發表講話，一個世紀前這裡是南北戰爭時「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講話結尾時4次高呼「光榮與上帝同在!」隊伍解散後，大批汽車從80號公路把他們拉回塞爾馬。一夥臉色陰鬱的三k黨徒盯著他們離去。隨著汽車洪流的逐漸平靜，這夥三k黨徒要動手進行第二次謀殺了。
受害者名為薇奧拉·格雷格·柳佐，是一位紅頭髮的底特律家庭主婦，也是有5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是卡車司機工會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對他說：「我一定得為這次活動做點什麼。」在州議會大樓外面草地上舉行的集會勝利結束後，她志願運送亞拉巴馬的遊行者回家。最後一趟，她載著唯一的乘客——一名19歲的黑人理髮師，他們倆一起唱著「我們定會勝利」。經過一個寂靜的路段時，一輛滿載三k黨徒的汽車逼近他們與之並行。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個汽車機工，用38口徑手槍朝她的頭部開了一槍。她立刻倒在一旁，鮮血從她的太陽穴噴湧而出，汽車也栽進路旁的溝渠中。年輕的理髮師嚇壞了，隨後搭便車到塞爾馬報了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