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的一個下午，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向筆者描述了在肯尼迪遇刺事件發生的第二天，那個悽風冷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樓見到林登·約翰遜的情景：「我認識他很久了。那天他就跟平時一樣，神經緊繃——不停地走動、打電話……我在談話中一提及某人，他便會立刻抓起聽筒，聯絡那個人。他詢問我對包括減稅等很多問題的意見。我告訴他，他得先說清楚自己的預算要怎樣使用。我們還討論了外交事務。就當時的情形來看，林登·約翰遜只是想確認時局形勢和政策的執行狀況。他的提議不新穎也不獨特。他希望談談寮國、古巴的問題。相較於國內政策，他對外交政策的瞭解並不多。」
新任總統夫人說：「林登工作起來像是永遠沒有明天一樣。」約翰遜引用自己最愛的《聖經》裡的一段話來定義他的領導哲學，這話出自《以賽亞書》第一章第18節：「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講道論理。」不過，他自己也承認，在討論時他喜歡「小設障礙」。實際上，為了說服別人和他「意見一致」，約翰遜很少以理服人，而是採取哀求、威嚇或乞求的方式，所以他其實是徹頭徹尾的勒索者。作為參議院多數黨的領袖，他已經成為國會山歷史上最精於權術的人；其政治手腕令人歎服。但問題是，他沒有意識到「專斷弄權」的名聲不利於他在白宮的發展。埃裡克·戈德曼稱他是「戴牛仔帽的馬基雅維利」。公眾可能會贊同他的立法目的，但他達成目的的手段卻另當別論。民意測驗專家塞繆爾·盧貝爾發現，1964年投票給約翰遜的美國人中，其實有許多都對他有所懷疑。他們認為：他是個精明獨斷的人，必須時刻提防；他是個老辣的政客，毫無疑問，他有時候特別有用，但是並不完全可靠。他的大批崇拜者抗議，認為該說法不公。也許那些人的言辭有失偏頗，但這種懷疑也並不是毫無依據。1966年初，約翰遜故意在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捲入程度的問題上誤導國民；另外，與他關係最密切的三個副手——博比·貝克、沃爾特·詹金斯和阿貝·福塔斯都在他的任期內深陷醜聞。
然而，約翰遜自己並沒做什麼有損名譽的事，或者卑鄙的事。在就任總統的第一年，似乎走到哪裡都有他的身影。趕走白宮的頭面人物，削減肯尼迪的預算彰顯節約精神；向貧窮宣戰，為免費醫療制度親自遊說議員，與美國的6個同盟國的首腦（「我的總理們，」他向一個記者解釋道）會談，解決美國與柬埔寨的爭端（如果說暫時的話），他提出願意銷燬480架b–47轟炸機，前提是俄國要銷燬同等數量的tu–16戰鬥機，安排美國和蘇聯減少原子能原料的對外供應，巡視阿巴拉契亞山區；勸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1964年競選期間和他一起宣告暫時不提種族問題；武裝干涉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政務，並且，在1964年10月31日的演講中展望「偉大社會」計劃的前景等。總之，關於他的每件事都顯得聲勢浩大。當他在國會聯合會議上致辭結束走下講臺時，一位議員向他道賀。「是啊，」約翰遜說道，「我得到了80次掌聲呢。」議員查詢記錄，竟證實了總統所言；原來他演講時一直在數著掌聲的次數。
在他的橢圓辦公室和臥室都並排擺有3臺電視機，方便他同時收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和美國廣播公司的時事評論節目。他的電話控制台有42個鍵，他能讓很多來電者同時線上等待和他單獨對話，或者同時和所有人對話。他創造了用完169支筆簽署3個議案的紀錄。他喜歡開快車。在得克薩斯州，他曾載著4位女記者一邊以令人心驚膽戰的每小時90英里的速度開著車，一邊為他們詳細講解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名乘客看時速表時倒吸一口冷氣，於是總統便將自己的寬邊帽摘下來蓋在儀表盤上。他對愛國主義的呼籲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在有關鐵路罷工的電話會議中，一位工黨領袖在被問及會議狀況時說道：「林登的辦公室牆角有面國旗。他舉起旗子在室內奔跑。」他常把「我的軍隊」「我的政府」和「我的稅收」掛在嘴邊。為了不讓別人忘記他是誰，他的袖釦上、靴子上、斜條紋夾克上，甚至是塑膠水杯上都裝飾有總統徽章。1964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他下令為自己製作了44英尺高的油畫肖像，並把會議時間定在了他的生日8月27日的那個星期，這樣他忠誠的黨員們就能為他奉上最大的生日蛋糕了。同年11月，他傾盡全力想要在美國政治史上獲得最偉大的一次勝利。他深夜進入一個新城市，會巡遊四周，拿著擴音器大聲號召：「各位，大家好！來開會吧！來聽我講演吧！」《紐約時報》的傑克·庫德將他稱為「y·a·蒂特爾式的握手專家」。一次在洛杉磯，一個扒手正將手伸入某人口袋時，卻發現自己的手被美國總統握住了。
那年，白宮記者團為了解悶開出了一個書單，列出出版史上最短的書。前三名是《義大利戰爭英雄》《波蘭名人錄》以及林登·貝恩斯·約翰遜所著的《我犯的錯》。很多認識總統的人都知道他從不探尋自己的內心，因為他覺得那樣不夠安全。他的問題絕不是欠缺智商。埃裡克·戈德曼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後來成為約翰遜的助手，他寫道：「這麼多年我常跟校內外智商一流的人打交道，我確信在我認識的人中再沒有比林登·約翰遜更聰明的了。不過這聰明只針對智商而言，約翰遜思路清晰、敏捷、看問題透徹，還具有其獨特的想象力和精細態度。」他的問題在於他深感自己年輕時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就讀的那所中學，即便以當地寬鬆的標準來看也是不入流的。
在一次深談中，約翰遜曾對《時代週刊》的休·賽迪袒露：「不管我在外交事務上做出多大的功績，都不會獲得讚譽，因為我沒念過哈佛。」這個觀點十分荒謬，不過他對知識分子的懷疑也不是毫無根據的。他們對他的蔑視——沒有更適合的詞語，是20世紀60年代令人震驚的現象。他們因為他拉扯小獵犬的耳朵而取笑他，似乎這也算一件大事。校園裡的學生彆著的徽章上面寫著「林登國王一世」，「讓林登·約翰遜絕育：別再生出醜孩子」，「希特勒還活著——就在白宮」，其中最不能原諒的就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我們需要你，現在你在哪裡？」他們讚賞《麥克伯德》sup/sup，該書將約翰遜刻畫成刺客，而且趣味低下，比約翰遜的失言更糟糕；而且他們還為自己辯解說這是在對肯尼迪表示哀悼，有意忽視肯尼迪是因約翰遜能力強才選他做副總統的事實。白修德提過「政治玩笑像是從遙遠的赫伯特·胡佛時代復甦了，反撲到約翰遜身上；總統和伯德夫人臥房內的笑話則頗具情色意味，與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埃莉諾的私生活相差無幾。」特勤局通報抨擊總統的匿名信從之前的每月100封猛增到了1000封。
約翰遜的說話方式對挽回名聲沒有絲毫幫助。他抑制自己天生的親和力和質樸，轉而竭力表現出嚴肅和謙卑，結果從電視機裡反映出來的全是虛情假意和故作清高。人們本能地意識到不管真實的林登·約翰遜是什麼樣的，眼前這個必定是不真實的。他無法拋棄南方政客的浮華作風，而這風格與國民習慣了的肯尼迪謹慎自持的風格大相徑庭，因此約翰遜被人戲稱為「玉米餅大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名字很貼切。處理完鐵路罷工事件之後，他發表了全國電視講話，朗讀了來自伊利諾伊州帕克福里斯特一個名叫凱茜·梅·貝克的7歲女孩的來信。「我的祖母住在紐約，」凱茜寫道，「她要來看我，幫我做第一份聖餐。請確保鐵路正常運營，這樣她才能來見我。」總統說：「所以凱茜的祖母可以去見她了。」作為議員，這些事可能不會有人追究，但他是總統；不出24小時，全國上下都知道那封信是10天前寫的。凱茜的祖母已經見過她，並見證了她享用聖餐的全過程，而且已回到紐約。約翰遜從來都不懂放棄這種策略的智慧。在隨後的越南問題上，他這種誇誇其談的毛病只會帶來更大的損失。
莉茲·卡彭特是他在得克薩斯州的忠實追隨者，她寫道：「當我想到林登·約翰遜時，我總能看到一隻伸長的手臂拿起電話，抓起一捆檔案、握手、擁抱、安撫、勸告，有時甚至是推搡一下旁人的場景。但他對人總是包容的，是的，總是包容的。」但包容不是對每個人，約翰遜將羅伯特·f·肯尼迪排除在外。兩人對彼此都表現出最惡劣的一面。兩個驕傲敏感的人之間所產生的相互厭惡的感情往往是強烈而非理性的，並且這兩個人的相互仇視從達拉斯悲劇發生之前就開始了。羅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磯時曾反對他哥哥選用約翰遜作為副總統，而且約翰遜似乎也多次從根本上反對小肯尼迪的立場。約翰遜一派的人對他們的前任十分痛恨。莉茲·卡彭特希望她的總統能「從暗殺後痛失親人的家族那兒聽到公開表示慰問和鼓勵的話……不過他從未提過，作為一名女性和黨員，我意識到了這種沉默的危險……肯尼迪家族注視著生者，為死者禱告，但卻沒有安撫民眾」。
無疑，人們對遇刺前總統的哀悼增加了約翰遜工作的難度，但這不僅限於肯尼迪家族。在暗殺發生後不久密蘇里州的國會議員克拉倫斯·坎農曾預言：「目前一切都會是肯尼迪的，然後人們就會忘記。」但他們沒有遺忘。雜誌只要發表肯尼迪紀念專刊，很快就會銷售一空。跟肯尼迪有關的書籍一經上市總是供不應求。美國史料收藏家發現肯尼迪親筆信件的價值甚至不亞於林肯的。經他親筆簽名的《英勇的人們》一本可賣到375美元。為了完成從肯尼迪到約翰遜的權力過渡，總統助理在約翰遜視察時給民眾分發兩位總統的照片，但這一做法很快就被叫停；因為每有一個人要約翰遜的照片，就有10個人要肯尼迪的。新總統斥責一個特工人員佩戴肯尼迪魚雷快艇式領帶別針，這惹怒了整個特勤處。不過約翰遜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始終活在一個故去之人的陰影裡。
約翰遜一定常常覺得無論走到哪裡，都會遇到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鮑勃和埃塞爾·肯尼迪到遠東地區進行訪問，各報頭版都爭相報道訪問行程。特德·肯尼迪在空難中受傷，對這一意外事件的報道蓋過了約翰遜對美軍力量強大的宣告——美軍陸海兩軍聯合實力已超過世界上的所有國家。最奪人眼目的是傑奎琳·肯尼迪，即便是她最微不足道的言辭或露面都能讓總統的講話黯然無光。蓋洛普測驗顯示，與美國素來的民意測驗不同，現在的第一夫人只在美國最受人尊敬的女人裡排第二，她的前任仍保持著第一名的位置。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遷居紐約，白宮希望國民對她的崇拜能有所消減，然而事與願違，光是她保持蓬鬆髮型，堅持不戴帽子的習慣，就嚴重影響了女性帽業的發展，就像她丈夫對男性帽業的影響一樣。
主教派華盛頓大教堂的主教，肯尼迪的老朋友弗朗西斯·b·塞爾從佈道壇上站起來說，約翰遜「表面上，無論哪一方面都富麗堂皇，但因為私底下道德缺失，不免會有白蟻蛀蝕其根基」。《華盛頓星報》評論道，塞爾「犀利的言辭恰當地總結了大部分選民的心聲」。更讓約翰遜難以承受的是那些懷疑他與前總統遇害有關聯的惡毒言論。大法官厄爾·沃倫領導的委員會查實，肯尼迪是被李·哈維·奧斯瓦爾德謀殺的，並沒有同黨，肯尼迪家族也盡力促使大家接受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但攻擊沃倫報告是不負責任的言論在約翰遜執掌白宮的這些年一直沒有間斷過，甚至還會在上層社會中流傳。《紐約世界新聞論壇報》指出，「出於對已故總統的尊敬，我們認為，現在應該是請那些利用死者、藉機牟利、投機倒把、惡意中傷的傢伙們罷手的時候了，除非他們真能拿出點有力證據來，不過目前他們什麼也沒有。」不過這都是浪費筆墨；對報告的攻擊還在持續，並且此類攻擊在英國廣播公司付4萬美元的高價給一個聲譽不佳的評論家來拍攝兩小時的影片，卻什麼都無以證明之時達到了頂峰。
白宮所說的「鮑勃問題」是約翰遜最頭痛的事。新總統執政不到半年，華盛頓的人便都知道了前總統的弟弟正在建立一個流亡政府。該「政府」由從政府離職的新拓荒派人士和肯尼迪派人物組成。他們1964年開春在傑奎琳·肯尼迪位於喬治城的寓所會面，在她離開華盛頓後會議地址改到了胡桃山司法部長的家裡。他們因對約翰遜共同的敵意而團結一致。當然，他們誰也不相信約翰遜應為達拉斯的悲劇負責，不過他們都認為小肯尼迪有權成為約翰遜政府的副總統。然而他們脫離了現實，這兩人根本不可能同舟共濟。一次約翰遜總統較為溫和地批評了鮑勃·肯尼迪：「那個所謂‘新貴’爬得太高太快了，他忽略了學習生活規則的過程，跳過了必要階段。他不喜歡我，不過我更不認可他。」約翰遜派的人稱鮑勃是前麥卡錫分子，是「自由法西斯主義者」；他們說他是「沒節育的流浪男孩」，支援「上帝在國家之前，但最重要的還是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點，總統將司法部長肯尼迪叫到橢圓辦公室，告訴他，他不會成為自己的競選夥伴。約翰遜稱讚了小肯尼迪的雄心壯志，並說有朝一日如果由鮑勃來管理國家將會是件美事，不過現在時機還不成熟。約翰遜向他推薦政府機構中其他的崗位，並邀請他像幫他哥哥一樣來輔助自己下一屆的總統競選，但是鮑勃拒絕了他的提議。對於肯尼迪今年無緣副總統競選的訊息應在何時何地宣佈並未確定。肯尼迪離開時覺得這次會面是高度機密的。不過約翰遜明顯不那麼認為，隔天他在邀請三名華盛頓記者吃午飯時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們。這就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他情不自禁地發揮起自己精妙的模仿才能，在記者面前學起肯尼迪聽到訊息時的模樣。總統說，得知此事後，鮑勃先是一言不發，深吸了口氣。約翰遜邊說邊模仿起他吸氣的樣子。訊息傳到肯尼迪耳朵裡，他怒不可遏。於是他當面質問總統，控訴他洩密。約翰遜則堅持說他從沒把見面的事情告訴任何人，直到鮑勃直言他撒謊，他才承認或許自己忘記了有過這段對話，他得看看記錄和日曆。
總統想讓肯尼迪自己宣佈將不參加競選，鮑勃不肯。這讓約翰遜進退兩難。一方面，他不想得罪肯尼迪國內的追隨者們。另一方面，他認為他不能冒險讓這問題一拖再拖；到大西洋城參加下屆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大都是肯尼迪的人，完全可以自行提名鮑勃參選。他的對策極其荒謬，不過確實是典型的約翰遜風格。7月30日，他宣佈：「關於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的人選問題，我已決定，由我向大會推薦自己內閣中的任何成員或者在內閣長期工作的任何人員都是不合宜的。」他沒給出原因。這種推辭根本說不通。他的這個舉動，不僅打擊了羅伯特·肯尼迪參選副總統的雄心，也奪走了麥克納馬拉、史蒂文森、施賴弗、臘斯克和奧維爾·弗里曼等人的希望。約翰遜說：「現在我的問題總算迎刃而解了。」鮑勃說：「不好意思，我還是有這麼多優秀的同伴支援我。」
白修德在《1964年總統的誕生》一書中曾寫過那個夏天的歷史性衝突：「美國飛機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魚雷艇在東京灣的襲擊反應迅疾，達到了果斷和精準的極致平衡。」在當時看來的確如此。不過隨後，隨著民眾對越南戰爭的失望情緒蔓延整個國家，東京灣事件變得曖昧不清，令人費解，還被當成了美國蓄意挑釁的結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的第一個星期北越附近水域發生了什麼事，最關鍵的就是一份代號為34a的美國針對越南共產主義力量的秘密行動計劃。白修德從沒聽說過34a，美國民眾也沒聽過，就連國會也沒聽過。國會事實上應對該行動負責，它負責批准該行動，也確實批准了，它將美國的亞洲戰爭規模進行了災難性的升級。某種程度上，東京灣事件被意外地誤解和歪曲了，但如果華盛頓的當權者們沒有進行更深層的權力遊戲，這些失誤便是無足輕重的。這些行動的主謀就是約翰遜總統。不過，他也可能受到了五角大樓中高階官員們的欺騙和利用。因此可以確定國會確實是受人操控轉而支援戰爭行動的。
34a計劃是於1963年12月，肯尼迪總統遇害一個月後提出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他某次考察西貢的行程中，聽到針對北越的秘密行動計劃，他很認可。他讓克魯拉克將軍負責這件事。回到華盛頓之後，他便向約翰遜總統報告了整個計劃，約翰遜也熱切地想了解。然而，34a計劃的執行成效卻令人失望。雖然南越游擊隊、傘兵和蛙人的進攻組織有序，但北越人民擁護河內政權，所以這些突擊隊每次都被背叛。策劃34a計劃的哈金斯將軍和麥喬治·邦迪將主力部隊調動去突襲共產黨的海岸防線，進攻武器是南越的魚雷艇。河內認為這不過是騷擾，並不構成威脅，但攔截到的無線電資訊表明，被多次襲擊的北越基地共產黨海軍指揮官們要求進行還擊的呼聲越來越高。
1964年7月30日星期六，約翰遜將司法部長肯尼迪和他的其他內閣成員從副總統候選人名單中移除，也是在那天，南越魚雷艇小隊按照34a計劃從峴港起航。美國的驅逐艦「馬多克斯」號也啟程前往同一水域；其任務是通過挑釁誘使海岸防線守衛使用雷達裝置，然後測出雷達位置——這和陸軍測定敵軍火炮位置再反擊敵軍將其一舉殲滅是一樣的軍事原理。8月1日，「馬多克斯」號驅逐艦駛過迎面而來的魚雷艇；對方剛完成一次魚雷攻擊，正在返航。驅逐艦進入交戰區，開始執行任務，對海岸上的雷達操縱員進行挑釁。那裡的北越官員認為「馬多克斯」號和魚雷艇是執行同一任務的。這個假定美方相當清楚，因為美方一直通過無線電監聽著三艘被遣去偵察驅逐艦的北越魚雷艇的資訊，還把這個情況向五角大樓進行了彙報。然而報告卻被丟進了抽屜深處，沒有得到任何反饋。在五角大樓向白宮的彙報中，只提到三艘共產黨的魚雷艇襲擊了「馬多克斯」號，在美方回擊時，其中一艘被擊沉。
在向公眾釋出的經過處理的版本報告中，美軍聲稱驅逐艦當時是在距離海岸還有30英里的公海區域內正常航行，沒有提及它的任務，更沒有提及南越魚雷艇。約翰遜總統下令「馬多克斯」號繼續執行任務，並派出第二艘驅逐艦「c·特納·喬伊」號加入行動。這便是第二次東京灣事件的背景。8月4日晚間，事後據一個海軍士兵形容，「那一夜比地獄中心還黑。」負責驅逐艦巡邏指揮的船長約翰·赫裡克通過無線電發回資訊稱，根據截獲的北越無線電資訊，顯然他們仍舊認為這些美國艦隊的行動只是34a攻擊計劃的一部分。像之前的報告一樣，這一資訊再次被五角大樓壓下了。而公眾得知的情況卻是，美國艦隊第二次被無端侵犯，並且這次的衝突位置距離海岸有65英里。
從採取行動的重要性來看，第二次襲擊的證據極沒有說服力。直到3年半之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才知曉事件的始末。令他們驚訝的是，參議員們隨後發現當時根本就沒有發生任何衝突。驅逐艦「特納·喬伊」號的雷達螢幕上出現了光點，隨即它就開火了。「馬多克斯」號也開火了，雖然它的雷達螢幕上什麼也沒有。兩艘艦艇都在迂迴式前進。「馬多克斯」號的船長注意到每當驅逐艦急轉彎時，他的訊號員就會報告說有魚雷。如此三小時後，赫裡克回覆說：「回顧記錄時發現所有上報的艦艇接觸和魚雷發射都有疑點。反常的天氣狀況和訊號兵過於急切的情緒都可能是造成這麼多報告失誤的原因。‘馬多克斯’號沒有發現實際的目標。建議在下一步行動前進行全面實況評估。」實際上，北越魚雷艇確實在附近——驅逐艦的炮火和艦載飛機擊沉了其中兩艘，但美國艦隊分毫未損，究竟哪方首先開火實在可疑。第一份報告發回的14小時後，五角大樓仍舊向驅逐艦詢問襲擊中的目擊者姓名、其可信度和北越軍隊的規模、型別和數量。
林登·約翰遜等不及這些材料。在他的命令之下，戰機已經從航母「提康德羅加」號和「星座」號上起飛；攻擊目標是4個北越魚雷艇基地和一座油庫。第二天一早，全美國都知道了35艘北越艦艇和90%的北越油庫受損或被擊毀。約翰遜在電視上宣稱：「原先針對南越和平村莊的恐怖襲擊現在已發展成了在公海上對美國的公開侵略了。」他說，美方的反擊是「有限和適度的」，「儘管其他人已經忘記，我們美國人知道，衝突蔓延的危險性。我們並不希望戰爭擴大。」
如果他在那年選舉中面對的是其他對手，那他對這次這些小型艦艇之間的短暫衝突的反應可能會不同。在三週前，共和黨在舊金山牛宮提名了巴里·戈德華特為本黨候選人，他指責約翰遜政府「在共產主義面前顯得怯懦」。這讓他的崇拜者起立歡呼，他說：「偉大的上帝建立起這個強大的國家是為了給勇敢者一個家園……而不是為了讓它在共產主義的欺凌面前忍氣吞聲……是我們的失敗築起了柏林的恥辱之牆。我們的失敗汙染了豬灣的恥辱之沙。我們的失敗標誌著寮國自由的逐漸死亡。我們的失敗危害著越南森林。」
利用東京灣事件，約翰遜可以粉碎戈德華特的這些言論。他所要做的，不過就是披著國旗向國會要求由自己全權負責清剿北越海盜。為了這一目的，他召集國會的領導們到白宮，讓他們通過決議，授權他可以果斷處理這類挑釁。他說他想要的，是聯合決議，類似於國會曾經給予艾森豪威爾用於對抗1955年中國臺灣地區和1957年中東出現的共產主義威脅時的權力。比爾·邦迪已經為他起草了一個決議草案。總統讓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富布賴特以及約翰遜的一位老友為通過決議的事情負責。富布賴特當時同意了，之後卻懊悔不已。
1964年，冷戰形勢依舊緊張；國會沒多少人主張對共產主義氣焰保持溫和態度。俄勒岡州的韋恩·莫爾斯是個例外。在第二次東京灣事件之後的夜裡，莫爾斯接到從五角大樓打來的電話。來電者聽聞這位參議員將會反對總統的決議，便建議參議員到時候提兩個問題。第一，他必須堅持要求檢視「馬多克斯」號的航海日誌，因為裡面記錄的驅逐艦與海岸的實際距離要比民眾所瞭解的小得多。第二，他必須要求瞭解艦艇被派出去要執行的任務，這任務絕對沒有那麼單純。
第二天早上，莫爾斯研究了決議的措辭，得出結論，該決議是違反憲法的。他向富布賴特指出，只有國會才有權宣戰。而這個決議卻同意總統可以繞過國會在任何情況下不宣而戰。富布賴特想用中國臺灣地區和中東地區的類似決議說服他。莫爾斯說，那些決議也是違反憲法的，而與約翰遜的事情比起來，他們要名正言順得多。在那個危急關頭必須得當機立斷，但這次不同：越南的戰爭目前看不到盡頭，這個不限時的許可證會讓總統可以在任何他認為合適的時間進行戰爭干預。而且莫爾斯認為決議的措辭相當籠統。他懇請富布賴特舉辦聽證會。富布賴特說，不可能，這只是突發事件。莫爾斯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其實是對的；但富布賴特已經決定讓決議立即通過，還把這件事與參議員的愛國與否聯絡起來，讓莫爾斯和唯一支援他的阿拉斯加議員埃內斯特·格里寧受到孤立。僅僅40分鐘的討論之後，決議就以414∶0的投票結果在眾議院通過了。參議院花的時間長一些——辯論了8個小時，但是如觀察員之後的評論一樣，「比參議院討論修訂漁業法案花的時間還少。」
在當時，批評的言論寥寥。這一舉動被視為在慕尼黑之後，政府不再姑息挑釁者，而是依賴集體安全的思路的合理延伸。這麼看來，如果我們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其他成員國現在去救援南越，那麼當加利福尼亞州受到胡志明，或胡志明和毛澤東共同的威脅之時，他們也會來幫我們的忙。迪安·臘斯克堅稱，不這麼做會讓美國陷入「致命危機」。之後這個言論引來諸多嘲笑，但在當時沒有人質疑。臘斯克的立場其實是兩黨政治人物共同的立場；投票贊成決議的參議員有尤金·麥卡錫、喬治·麥戈文、伯奇·貝赫、艾伯特·戈爾、雅各布·賈維茨、約翰·舍曼·庫珀、弗蘭克·卡爾森、喬治·艾肯以及弗蘭克·丘奇。《紐約時報》評論道：「美國對總統的一致信任是至關重要的。」《華盛頓郵報》說：「約翰遜總統贏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盧·哈里斯民意測驗顯示，雖然7月時美國58%的民眾對約翰遜插手戰爭有不滿情緒，但現在72%的人都表示同意。哈里斯寫道：「單是這一舉動，約翰遜就將自己在對外政策方面最大的政治弱點變成了他最強的資本。」就連沃爾特·李普曼都表示支援，堅信總統對美國人民所說的，轟炸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底線，他絕不會派出軍隊。1964年，支援政府的人幾乎佔了美國大多數，大家都興高采烈。很久以後，人們才想起莫爾斯的預言：
我堅信歷史會記下我們犯的大錯，因為這項決議，我們破壞並背離了美國憲法。正如我今天早些時候竭力說明的那樣，我們實際上賦予了總統不宣而戰的權力。我認為這會是個歷史性的錯誤。
8月7日決議通過的當天，約翰遜就簽字履行了。8個月後，他笑著告訴來訪者：「我只知道，美國的海軍正在那邊射擊鯨魚。」
1963年夏天，在多家報紙開設經濟專欄的作家埃利奧特·詹韋曾思考過，如果黑人和白人發覺他們競爭同一職位，會發生怎樣的情況。他認為白人可能會憎惡民權運動，他將這一反應命名為「強勢衝擊」。在達拉斯事件後的那個冬天，「強勢衝擊」有了政治意義，它特指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c·華萊士在總統初選期間得到種族主義者的支援。華萊士在印第安納州（5月5日贏得30%的選票）和馬里蘭州（5月19日獲得43%的選票）展現了其影響力之後，他在全國範圍內的支援者開始減少。他的聲望受損似乎是因為大多數黑人仍舊對不公之事保持著逆來順受的態度。7月份，華萊士退出了競選。就在他退出之時，紐約的黑人卻決定開始拒絕忍氣吞聲，他們以新的姿態創造著歷史。所以，新聞頭條上出現的訊息又將引發更激烈的反應。
7月16日，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舊金山接受黨內提名當天，曼哈頓的一名清潔工正在位於東76街215號的高階公寓外沖洗人行道，這個區域臨近哈萊姆。當他看到3個黑人男孩在街邊遊蕩，就衝動地把水管對準他們，此舉很愚蠢。對這些男孩來說，水管讓他們想起了「公牛」康納爾和在伯明翰發生的事。他們異常憤怒，一邊抓起垃圾桶蓋當盾牌，一邊用東西砸清潔工。清潔工被瓶子擊中後撒腿就跑。其中一個男孩叫詹姆斯·鮑威爾，15歲，他拿著刀在後面追。這時候，剛下班的托馬斯·吉利根警官正好路過，吉利根掏出手槍，要求鮑威爾放下刀。男孩不但沒放下，反而刺向警官，向他的右臂猛砍過去。吉利根向空中開了一槍示警，接著又連開了幾槍，結果打死了鮑威爾。
鮑威爾的死亡激怒了整個哈萊姆區的人。黑人們的憤怒鬱積了3天。在第3天星期六的傍晚，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人在西123號街舉行抗議集會。受慷慨激昂的演講者影響，激動的黑人民眾湧向了附近的29警察分局，要求吉利根立刻辭職。當意識到他們的要求不能被滿足時，暴動發生了，他們不停地朝警察扔瓶子和玻璃碎片。暴亂蔓延，持續了整整5個晚上。這邊剛緩和下來不久，布魯克林的貝德福-斯泰弗森特區那邊又亂了起來，等到布魯克林的暴亂平息下來，300英里以外的紐約羅切斯特又發生了暴動。8月2日星期日，澤西城也有黑人鬧事。帕特森和伊麗莎白也緊隨其後，接著是芝加哥郊區的迪克穆爾，最後是費城。上百人受傷，近千人被逮捕。上千家店面被毀壞，總經濟損失高達上百萬美元。
聯邦調查局表示，這一系列暴動沒有固定模式，是「對一切政府機構的盲目攻擊，沒有明確目的和目標」。報告還說：「雖然城市裡的種族關係緊張是一個影響因素，但爆發出來的動亂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種族暴動’。」從本質上說，就是暴亂，它們缺乏一定的形式和內容。從20世紀初到1964年之前，在美國的不同種族間發生了33起大型衝突，而白人始終是衝突中挑釁的一方。
而今，情況顛倒了，主動權轉移到了黑人手上。20世紀60年代的種族暴亂還有些其他的共性。他們都發生在夏季，發生在貧民區，那裡的貧民和其區域決策人之間缺乏互動，並且暴亂都是因為黑人和白人警察之間的敵意引起的。
「你們當心！」黑人國會議員亞當·克萊頓·鮑威爾說道。他比他的批評者們（無論黑人或白人）更精明。他所說的「黑人革命」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南方，與「中產階級的要求」相關：涉及在公交車上和午餐店裡入座、使用公共廁所、進入白人的學校等表明社會地位的問題。第二部分是在北方。他說一切才剛剛開始，將和第一部分完全不同。鮑威爾稱它是「無產階級」的，而且他預言這部分將是「艱辛」的。北方黑人一直享有南方黑人竭力爭取的權利。他們關心的則是鮑威爾說的「誰拿錢的核心問題」。他們情緒躁動，並不理會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號召。他們的政治口號就是：「燒吧，孩子們，用火燒燬吧！」
雖然當時沒人知道，不過1964年確實是未來三年內北方城市將陷入被摧毀殆盡週期的開端。除了紐約的騷亂外，那個夏天新澤西、費城、芝加哥和佛羅里達的聖奧古斯丁等地都有零星的動亂。種族問題成了美國最嚴峻的國內問題。對北方的學校來說，這一年是聯合抵制的一年；紐約和克利夫蘭的黑人父母不滿他們的子女在校所受的待遇，於是讓孩子留在家裡。1964年，馬爾科姆·艾克斯組建了黑人民族黨。北方人的良知最後被南方的非正義行為激發了出來。那年春天，馬薩諸塞州州長72歲的母親，馬爾科姆·皮博迪夫人，因參與聖奧古斯丁的抗議活動被逮捕。抗議是針對梅德加·埃弗斯謀殺案的無效宣判的，這一事件若再早幾年發生，估計黑人就會順從接受，但如今卻激起大批民眾的反抗情緒，他們加入了當年最重要的民權運動計劃——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民權運動的直接重要性在於其對在北方地區聚居的黑人的影響。1940年以前，75%的美國黑人住在南方。由於南方黑人向北方轉移的長期性移民活動和在新地方降生的孩子已經成年，因而產生了新一代激進的黑人。華盛頓和紐瓦克的黑人佔大多數，而克利夫蘭、巴爾的摩、聖路易斯和底特律的黑人數量也超過了城市人口總數的1/3。黑人的高出生率（約比白人高40%）使得黑人取代了移民成為美國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北部城市的貧民區中擠滿了黑人青年。目前美國一半以上的黑人在22歲以下，而且他們大部分缺乏父母監管。在大城市，30%的黑人家庭是由單身婦女扛起了整個家；1964年，單是紐約就有10萬非法出生的黑人嬰兒，通訊革命意味著電視新聞節目為這群敏感易衝動的觀眾提供了關於南方民權發展的生動報道。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提醒其歐洲讀者：「在所有關於貧民區境況悲慘的統計資料中，我們有必要知道……約88%的美國黑人家裡有電視機。」
「自由之夏」由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贊助，主要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負責。參與者並不指望從密西西比州的白人那裡得到禮遇。對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迪加·埃弗斯的事件，黑人們仍然記憶猶新；而且眾所周知，南方的農業工人和小農場主十分憎恨1964年的民權法案。該法案由約翰·肯尼迪提出，再由林登·約翰遜從國會牽線搭橋。法案在許多新領域都增加了針對種族歧視的禁令。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將吸納新成員的網路延伸進北方高校校園，主要吸納物件是看不慣黑人遭受不公待遇而良心不安的白人學生。其中有1000人志願參與登記運動，協助登記密西西比州90萬黑人中儘可能多的選民。他們在俄亥俄州的牛津市受訓。6月19日，由200人組成的第一個團隊出發前往南方，他們於6月21日到達傑克遜市。
到達的第二天，就有三人失蹤。這三人分別是來自布魯克林24歲的邁克爾·施韋納、來自紐約20歲的安德魯·古德曼和21歲的密西西比州馬里蘭人詹姆斯·錢尼。施韋納和古德曼是白人，錢尼是黑人。他們三人開著一輛1964年的福特旅行汽車，因為超速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東的尼肖巴縣被捕。勞倫斯·雷尼和他的副警長塞西爾·普賴斯說，這幾個青年在縣政府所在地的費城交完罰款之後就不知所蹤了。那輛旅行汽車第二天在費城東北方向15英里外的地方被找到，但已被焚燬。
聯邦調查局、當地執法官員和駐紮在密西西比州的海軍一起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尋，想找到失蹤的這三名青年。他們在河流和小溪裡都進行了打撈；直升機和照相偵察機在空中盤旋。在總統的要求下，艾倫·杜勒斯飛往密西西比州與小保羅·約翰遜州長進行商議。州內很大一部分白人認為這三個人要麼是在古巴，要麼像一個報告裡說的那樣在芝加哥的某間酒吧裡，喝著啤酒嘲笑那些滿世界尋找他們的笨警察。密西西比州的白人普遍認為搜尋的人並不是想找到那幾個青年。他們覺得，這麼做只是為了讓約翰遜總統能贏得北部地區黑人的選票。
與此同時，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其餘的志願者也遇到了另外的難題。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他們與當地黑人在開會時遭到了空中三k黨的轟炸：私人飛機自低空飛過，扔下一個個炸藥包。在密西西比州西南部的麥科姆，有幾處黑人住宅被摧毀，幾名白人被逮捕；逮捕他們的官員還發現了4支威力極強的步槍、幾支卡賓槍和手槍、15枚烈性炸彈、一罐5加侖的炸藥、一箱手榴彈和數千發子彈。
在密西西比州貝爾佐尼分發傳單的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的志願者被逮捕了，被控犯有「工聯主義」罪，最後被拘押在鎮上的監獄。一枚炸彈摧毀了納齊茲市市長家的一面牆壁，他曾承諾會給予黑人同等的法律保護。一位巡迴法院法官譴責燒燬教堂的人們，隨即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燒燬了一個十字架。夏天過去之後，「自由之夏」的領導者擬出了一份其成員的傷亡名單。80名志願者被毆打，35次槍擊事件中有3人受傷，超過千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被焚燬或炸燬。此外，還有幾樁懸而未決的黑人被殺案，這些案件也增添了人們對民權運動的敵意。
羅伯特·肯尼迪告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聯邦政府不可能在該州採取預防性警察行動；這樣做不切實際，而且可能還會違憲。埃德加·胡佛則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他跑到傑克遜市，公然聲稱對他所謂的「過分強調」民權運動一事深表遺憾，並說，他的人「絕對」不會為那些志願者提供任何保護。儘管如此表態，但在艾倫·杜勒斯的建議下，總統還是增派了聯邦調查局人員去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一座新建大樓的頂部兩層徹夜燈火通明，那是聯邦調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總部大樓。約翰遜州長呼籲公眾一起幫助尋找三名失蹤的民權運動成員。但結果可想而知，這項呼籲是不會有人理睬的。不過，聯邦調查局提供的近3萬美元的賞金還是吸引了兩名知情人前來報告。根據他們提供的線索，特工人員租來一臺挖土機，對費城西南6英里處的一座農場的新築土壩進行了挖掘。當挖開這座由紅黏土築成的高25英尺，長250英尺的土壩時，壩底中央出現了三名失蹤青年的屍體。三人都是中槍而死的，而且黑人錢尼死前還遭到了毒打。
12月4日這天，聯邦調查局逮捕了21名尼肖巴縣人，其中還包括縣警長雷尼和副警長普賴斯。普賴斯被指控逮捕了那三名青年，並將他們交給了一夥濫用私刑的暴民，而且他自己也參與了動用私刑。這夥暴民大多是三k黨徒，其中一人還是當地三k黨的頭目。民權運動的領導者認為這群人中不會有人被定罪，據當時情況來看，似乎確實如此。約翰遜州長和密西西比州司法部長喬·帕特森聲稱，由於證據不足，當局不會提起訴訟。但密西西比州默裡迪恩聯邦法院的一個大陪審團卻對其中18個人提起公訴，控告他們共謀侵犯了被害人的憲法權利，該行為違反了1870年憲法通過的一條不起眼的法令。但是聯邦地方法院的法官是哈羅德·考克斯，他在詹姆斯·梅瑞迪思一案中就曾參與推遲了法定訴訟程式。最近一次，考克斯還把申請選民登記的黑人稱作黑猩猩。這次自然也不能指望他會為難被告。
一開始，他果然沒那樣做。1965年2月，他駁回了對被告的重罪指控，將指控減輕為行為不端。當地一個陪審團甚至一度判定政府應賠償被指控的縣警長、副警長和費城治安法官的名譽損失費。在一些記者看來，那些被告似乎竟被多數人看作英雄。聯邦的星條旗在政府大樓外高高飄揚，其中一面巨大的旗幟每天早晨都從街道正對面的理髮店門前緩緩升起。電視和通訊社的攝影記者遭到憤怒的圍觀者圍毆。儘管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考克斯法官的判決，裁定被告必須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謀罪受審，但大多數觀察者都相信，這個案子其實已經了結了。至少被告是這樣想的，在受審期間他們就被保釋出來，明顯看得出他們正為自己在當地出了名而自鳴得意。12名被告的辯護律師找來了114位證人，他們大多都為被告提供了不在場證明或證實他們品行端正。一位律師竟稱告發者才是「叛徒」。陪審團的7名女性，5名男性統統是白人；開始陪審團有18名黑人陪審員，但因被告反對，這些人都被排除了。
約翰·多爾作為司法部的檢察官傳喚了41位證人。他們揭露，謀殺行為絕非一時興起。在全國組織聯合委員會志願者大隊出發前就先行一步的施韋納，由於在黑人家中留宿吃飯而在其被害前9天上了三k黨的死亡黑名單。他和他的兩個同伴在一番瘋狂逃命後還是被三k黨人抓住並帶到了一條偏僻的土路上。一個三k黨人把施韋納拉過來，問道：「那黑鬼是你的小情人嗎？」施韋納回答說：「先生，我知道你是什麼感覺。」這就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了。很快，古德曼也被殺害了。一個三k黨人失望地表示沒能在那兩名白人志願者被別人打死前開槍。他開槍打死了錢尼，並說道：「至少我還是親手解決了一個黑鬼。」
一天，陪審團退席仔細考量了證據後報告說，目前兩派意見相左互不退讓。考克斯法官不願局面這樣僵持下去，於是下達了一些新的指令。其中一項所謂的「爆破指令」是1898年時獲最高法院支援，專門用來迫使僵持的陪審團做出裁決的指令。該指令要求少數持不同意見的陪審員「仔細研究和重新考慮」一下他們的意見，儘量顧及多數人的情感。法官還告訴他們說，他也會認可意見不統一的裁決。就在休庭期間，普賴斯警長和另一名被告韋恩·羅伯茨——一名汽車拖車推銷員，卻犯了一個大錯。他們在聯邦大樓的走廊上對聽審的人說，他們將要給這個法官一點顏色。人們聽到羅伯茨說：「既然考克斯法官給陪審團下了‘爆破指令’，那很好，我們就為他準備點炸藥吧。」這話傳到了考克斯法官的耳朵裡。他讓他們回到了被告席上，說道：「如果你們認為自己能威脅法庭，那你們就大錯特錯了。我是不會讓任何野蠻人在這個文明的社會中為胡作非為的。」說完，他下令將二人收押，不得保釋。10月20日，陪審團宣判包括普賴斯和羅伯茨在內的7人有罪，雷尼警長和其他7人無罪開釋。此時離案發已有3年多了，但司法部仍然非常高興，因為這次判決極具歷史意義。這是密西西比州聯邦白人陪審團有史以來首次在民權案件中裁定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考克斯法官分別判處7名被告3年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這一年是戈德華特大顯身手的一年。自1936年蘭登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以來，在過去連續7屆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黨內保守派一直剋制著把自己隊伍中的人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慾望。這一次，他們不再壓抑，而是致力於做到au+hsub2/subo=1964sup/sup。正如他們標語上寫的那樣，他們想做出自己的選擇，而不是一味附和別人。於是在7月15日，他們提名了亞利桑那州資深參議員、極端右派分子巴里·莫里斯·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
事實上，共和黨只能孤注一擲了。喬治·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在過去的25年中，共和黨黨員減少了1/3；認為自己是共和黨成員的美國人減少了13%，而民主黨人的數量卻增加了11%。戈德華特和他的團隊對此做出瞭解釋，他們辯解道，共和黨挑選的一直是些「我也這樣想」的候選人——這些溫和派的共和黨人只知道複述民主黨的選舉承諾。他們總結說，就因為民主黨是原件而共和黨溫和派只是影印件，所以共和黨才會一再受挫，選民總是更偏好最真實和原初的東西。
共和黨目前如履薄冰。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選民都喜歡中間道路。共和黨的右翼分子卻對此予以否定。他們堅信，在廣大的鄉村地區隱藏著一股巨大的保守勢力，並強調，那才是美國政治的關鍵所在。由於沒有自己的陣地，這群心懷不滿的保守派對兩黨都不屑一顧。於是，在選舉日，他們要麼出去釣魚，要麼待在家裡。對他們來說，選舉結果如何都事不關己。因為不論哪個黨派當選，他們都得繼續忍受自由派、「左」派、社會主義者、「集體主義者」和那些「悲天憫人者」。戈德華特派的理論家說，只有提名一個真正的保守派候選人，才能讓那些隱藏極深的大多數人湧上街頭，從而選出一位真正的美國領導人。
儘管肯尼迪總統早就確信巴里·戈德華特將獲得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戈德華特自己卻沒多大把握，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也遲遲沒有認真考慮過他。在誰將成為領導人的鬥爭中，情況總是變得很離奇。1月3日這天，亞利桑那人戈德華特在他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市那陽光普照的庭院裡宣佈將參選總統。接著宣佈準備參加競選的共和黨人是位女性，她叫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中獲勝的是亨利·卡伯特·洛奇，他的名字是被補寫在選票上的，並且他從未宣佈過要參加競選。納爾遜·洛克菲勒隨後也透露他要參加競選，接著賓夕法尼亞州的威廉·斯克蘭頓也宣稱要加入。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最後一次初選前，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會有人擊敗戈德華特，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在5月30日星期六這天，洛克菲勒的第二任夫人生下了小納爾遜·洛克菲勒，這提醒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人這位紐約州州長最近剛離過婚。一夜之間，在盧·哈里斯的民意測驗中，他就失去了7個百分點。星期二時，戈德華特的初選得票率為51%，洛克菲勒為49%。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亞利桑那州組織有序的選舉隊伍將反對派的票數全部爭取了過來，以壓倒性的883張選票贏得了首輪投票。隨即，戈德華特對溫和派的出言不遜加劇了共和黨內的分裂，其中有兩句令人難忘的話：「捍衛自由時的極端並不是罪惡！追求正義時的溫和並不是美德！」
巴里·戈德華特當時55歲，為人十分正直，同時也是歷屆總統競選中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他英俊帥氣、身材魁梧、滿頭銀絲，總戴著一副招牌式的黑色牛角框眼鏡，而且他早已是美國最知名的政界人士之一了，當然，也是最出名的保守黨人。戈德華特代表著一種人們對過去美好事物的喜愛和對目前糟糕狀況的仇視之情。他用他那乾脆而低沉的西南口音拖腔帶調地向全國人民引述著那些雖過時卻仍能發人深省的美國格言和倫理信念。憑藉他特有的演講天分，那些言辭讓聽眾們覺得頭頭是道而且也十分中肯。
在參議院之外的人看來，戈德華特就像是不合時宜的大雜燴。儘管他總喜歡引述過去的傳奇故事，但他本人卻是空軍後備役的少將，傑出的噴氣式飛機駕駛員，而且還是尖端技術的狂熱愛好者。（在他被提名之時，他還穩坐在機艙內，駕駛著私人噴氣式飛機在舊金山的牛宮體育館上空急速上升、盤旋飛行。）他還是個業餘無線電臺愛好者。在他鳳凰城郊區的家裡和華盛頓的公寓裡都裝有昂貴的無線電收發裝置，他還專門帶了另一套無線電裝置去參加舊金山的全國代表大會。他也是位出色的攝影師，曾出版過一套沙漠攝影作品。他最有意義的成就大概要數他亞利桑那州家中的那根高25英尺的旗杆了。這根旗杆配備有一套光電裝置，曙光一照到旗杆它便會自動升旗，暮色降臨時又會自動降旗。這樣一來，即使沒人在家，也能彰顯他的愛國熱情。
「萬歲！加油！萬歲！加油！」他忠實的追隨者們歡呼著。他們激情澎湃、活力四射，有時甚至熱情得令人生畏。在牛宮體育館曾發生過令人難忘的一幕：當納爾遜·洛克菲勒正在主席臺上竭力主張人們採納綱領委員會起草的少數派決議時，擠滿看臺的戈德華特派分子在底下發出噓聲，並大喊道：「我們要巴里！」很多人遇到此事或許都會驚慌失措，但洛克菲勒反倒樂在其中。他嘲弄地說道：「這裡現在還是個自由的國家，女士們、先生們。」當眾人的情緒開始失控並且發怒狂喊時，他又向他們講述起在加利福尼亞州初選時別人用來對付他的一些手段：「這種事在美國是不應當發生的，但我能親自證明這些事確實存在，而許多其他人也都能證明。他們也經歷過在深夜或清晨受到電話騷擾、收到匿名恐嚇信或充滿誹謗和惡意的文字材料、遭到僱用打手或暴徒的襲擊、被炸彈威脅或遇到爆炸事件、以共產黨和納粹黨手段侵犯並接管新成立的政治團體等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