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總統執政的第三年，民權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以1955年的蒙哥馬利公共汽車抵制運動為開端，中間經歷了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運動、密西西比州的牛津事件，爭取種族平等的事件如連臺戲一般上演，其中白人扮演惡棍，黑人扮演烈士。龐大的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良心被喚醒，他們的憤怒逐步打破了重重障礙，這些障礙是幾個世紀以來的法律和積習造成的。但那樣的時代就要過去了。更為憤怒、好鬥、頑強的黑人們就要為自己殺出一條路，站到舞臺的中央。已經確立地位的黑人領袖漸漸發現，黑人青年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以牙還牙的局勢一觸即發，預示著種族隔離運動將進入更為黑暗的新時期，然而，在此之前，還有幾個小插曲要預先上演。讓黑人成為烈士的暴力執法者中，最突出的要數伯明翰的警察局長「公牛」t·尤金·康納，是他引起了公眾對自由乘客事件的注意。兩年過去了，他都快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明星。
馬丁·路德·金曾稱伯明翰是「美國種族隔離現象最嚴重的城市」。康納非常喜歡引用這句話，他為自己的固執感到驕傲。23年來，這位警察局長一直用殘暴的手段恫嚇黑人領袖們，從沒有失敗過。伯明翰所有學校都實行完全的種族隔離，連公共廁所、飲水站、劇院、公園、運動場、飯店甚至教堂都是如此。政府下令禁止種族隔離，但「公牛」康納根本不為所動。對他而言，這些規定只是擾亂伯明翰的法律和秩序的手段而已，相反，應該對這種命令進行無情地鞭撻。民權運動的領袖們儘量不去招惹他，這樣一直到了1963年春。那時，他正在競選市長，種族遊行只能讓他贏得更多的白人選票。競選於4月結束，康納落選，這讓他變得更加冷血無情，但是民權運動領袖們已經開始準備對付他了。
1963年4月2日，馬丁·路德·金策劃的活動以靜坐和遊行的方式開始了。康納迅速反擊，他以未經允許擅自遊行、滯留街頭以及非法入侵等罪名，逮捕了400多名黑人。馬丁·路德·金於是派一群又一群的黑人到白人教堂做禮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兒去抓他們。康納不願就這樣上鉤，他要等著伯明翰的白人基督徒們自己隔離黑人，他們中的大多數的確這樣做了；只有4個教堂允許黑人進入，有17個教堂還將他們趕了出去。金呼籲，在4月12日——耶穌受難日舉行抗議遊行，康納得知後馬上試圖阻止。伯克·馬歇爾懇請黑人領袖們暫緩遊行，等到新上任的溫和派市長艾伯特·鮑特維爾就職典禮舉行之後再進行。對即將卸任的市長阿瑟·漢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談到羅伯特·肯尼迪時說：「我希望這兒的每一滴血都流進他的喉嚨，把他嗆死。」金認為：「這個黑鬼已經得到了司法部長和白宮的支援。」但是，黑人領袖們已別無選擇。即使沒有領袖參加，黑人們也準備遊行。而如果他們不顧禁令進行了遊行，最終毫無疑問會被逮捕，金也在內。
5月2日，大約有500名黑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高中學生，他們被一輛輛校車送進監獄。第二天，其餘的學生開始遊行抗議。白人看客們向他們扔磚塊、瓶子。馬丁·路德·金在新朝聖浸會教堂召叢集眾表示抗議，有1000名黑人參加，康納在教堂周邊拉起了警戒線。當天倒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但次日，當2500名黑人在伯明翰的城市聚集又一次遊行時，康納就用警犬和消防水龍來對付他們。這些警犬都受過專門訓練，它們用牙齒撕咬黑人的衣服；那些水龍都有700磅的高壓，直接將黑人們衝到牆邊或是衝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被報紙上的一張慘不忍睹的照片震驚了：一條兇猛的大狗，齜著牙齒撲向一名驚恐的黑人婦女。肯尼迪總統說這張照片讓他覺得「噁心」。他說：「我現在總算明白，為什麼伯明翰的黑人們對任何讓他們「忍耐」的話都不願聽了。」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一位代表要求他出面進行干涉，但根據憲法，他在這一點上也無能為力。他確實派過伯克·馬歇爾去試圖溝通。馬歇爾私下裡與伯明翰的商人們商量過，達成了一項短暫的停火協議，結果該協議只維持了5天時間。5月11日，一位黑人領袖的家和一家廢止種族隔離的旅館遭到了炸彈襲擊。第二天是母親節，憤怒的黑人們再一次湧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人數眾多，警察、警犬以及水龍頭都應付不過來了。經過一晚上的暴動和縱火行動，康納要求新州長喬治·c·華萊士派人進行增援。
這是國內其他地方的人首次聽說華萊士的名字。由於早就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情，華萊士已經臨時組建了一支隊伍：包括700名副警長、狩獵監督官、酒稅稽查還有公路巡警。他們在市區裡橫衝直撞，大喊大叫，四處威脅，把黑人猛推到門洞裡，還不斷來回拉著槍上的保險栓以示威脅。黑人們則見怪不怪。他們不信任華萊士，原因很簡單，華萊士早就告訴過報社，他會運用自己的一切權力來鎮壓馬丁·路德·金。對於馬歇爾的停戰協議，他聲稱自己不會與任何「向種族隔離問題妥協」的人同流合汙。破壞馬歇爾的計劃是他的既定目標，肯尼迪總統決定調派3000人的軍隊到伯明翰附近的一個空軍基地，這才沒有讓他得逞。總統說：「本屆政府將全力以赴維持秩序，保衛全體公民的生命安全，捍衛這片土地的法律。」現在，任何州的官員濫用職權都會受到強有力的抵抗。黑尼斯市長斥責這是「刺刀威逼下的友愛」。怒不可遏的華萊士向最高法院上訴，控告總統的行為是「有違憲法且無效的」。這位州長還說：「這種軍事獨裁行為必須扼殺在搖籃裡。」司法部門輕描淡寫地答道，總統作為國家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官，可以按照他的意願隨意調遣軍隊。
馬歇爾再一次讓白人和黑人領袖們和解，這一次，和平又回到了伯明翰雜亂但完好的街道上。這一成果顯然是馬丁·路德·金取得的又一次勝利，可以看出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伯明翰這座城市，白人中產階級的良心再一次被喚醒，在其他地方，例如亞拉巴馬州的賽爾馬、佐治亞州的奧爾巴尼、馬里蘭州的劍橋、北卡羅來納州的羅利灣和格林斯伯勒、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和克林頓、路易斯安那州的什裡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和費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黑人們都在進行抗議遊行，反對種族隔離。總統說：「每個城市都燃燒著失望和不和諧的怒火，卻找不到合法的撲救辦法。」肯·奧唐奈預言會有「一個漫長而炎熱的夏天」，這句話大家銘記在心。臨近秋末，南方監獄裡已關押了1.4萬名遊行者。
華萊士的州長生涯才剛剛開始，他正準備大展宏圖時，就與司法部長肯尼迪發生了衝突。羅伯特·肯尼迪並不想引起衝突，起初他還認為可以避免。他曾想，如果他早點做通羅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州的衝突結果可能會大不相同。他希望能夠與華萊士和睦相處，儘管前景很暗淡。華萊士當選不僅因為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而且種族歧視也是他一直以來關心的唯一問題。他在選舉時就曾多次發誓，自己會站在亞拉巴馬州白人學校的門口，為他們驅逐黑人學生。他那辭藻華麗的演說有個極具煽動性的結尾：「我以美國最偉大人物的名義起誓，要劃清界限，現在要隔離，明天要隔離，永遠隔離！」即便如此，鮑勃·肯尼迪認為，面對面地與他進行誠懇交流其實可以避免以後的不幸。他的這種想法未免讓人覺得奇怪。蠱惑人心的野心家從來不會被理智的聲音所喚醒，那些意見不同者，沒有因鮑勃的態度而有所變化。但是鮑勃看待自己的方式與別人不同，他認為自己能夠讓喬治·華萊士按照他的思維方式去思考。
鮑勃的訴求從一開始就受到了挑戰。華萊士和蒙哥馬利州長官邸裡的前任官員一樣，從華盛頓打來的電話總是找不到他。中間人協助安排了他們的會面，鮑勃竭盡所能讓這次會面看來只是個偶然，甚至為此還安排了在亞拉巴馬州與其他人的會面，好讓人覺得這次只不過是他眾多會面中的一次，毫無特別之處。但是，華萊士卻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要讓他的選民們清楚地知道他為白人的至高地位做出的努力，為達到這個目的，除了在機場迎接司法部長時沒有讓樂隊演奏《迪克西》外，他什麼都做了。州政府大樓四周全是警察。示威者舉著標語牌，寫著：「基督徒們覺醒吧，‘你們要從他們之中走出來，務必與他們分開。’」「清一色的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羅、赫魯曉夫。」傑斐遜·戴維斯曾經宣佈就任南部聯盟總統的地方，新擺上了一個花圈，一位身著白衣的女子守護著它。這個女子是南部同盟的女兒，她交叉著雙手，大概是表示這兒不容肯尼迪的褻瀆。華萊士在州政府裡會見他時，為「謹慎起見」，他進行了磁帶錄音。而這純屬浪費電，因為兩人根本就沒有談什麼實質性的內容。鮑勃想要華萊士與他談論亞拉巴馬州最迫切的種族問題，法院裁決州立大學必須接納黑人學生。鮑勃一遍遍地向華萊士重申，這項法令必須執行，因為這是他們的本職所在；而華萊士卻一遍遍地說這將導致暴力事件，肯尼迪的雙手會沾滿鮮血。會見結束後，華萊士州長叫來記者，宣佈自己所說的一切都不會改變他站在學校門口守衛的誓言。肯尼迪說，他希望當地政府能夠阻止群眾暴動。與鮑勃一同參與談話的艾德·格斯曼認為「華萊士的態度讓鮑勃目瞪口呆，我第一次看到他對此束手無策」。
肯尼迪兄弟決定避免牛津事件重演。他們用偵察機將整個校園拍了下來，這架偵察機曾在古巴上空執行過任務，軍隊指揮官按照這些照片部署了軍隊。總統飛抵馬斯爾肖爾斯，站在華萊士發表過演講的地方，言簡意賅地警告他不要違反法律。華萊士州長再一次向媒體宣佈，他的決定不會改變。於是他們兩人迅速走向直接對抗。據法院法令，三名黑人學生獲得大學錄取，在6月10日開始的夏季學期，一人進入塔斯卡盧薩大學分校，另外兩人直接進入大學本部。這兩名學生，維維安·j·馬隆和吉米·a·胡德的處境就和20個月之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遭遇的一樣。華萊士比巴內特更加無恥，他宣稱他不光要禁止胡德和馬隆小姐進入塔斯卡盧薩校園，還要強迫聯邦政府官員逮捕亞拉巴馬州州長。美國地方法院下令禁止他干預他們入學，隨後他便宣佈：「就算我即將採取的行動會危及我的人身自由，但無論面對什麼風險，我都將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尼克·卡岑巴赫作為鮑勃·肯尼迪的副手，又一次扮演了他在牛津事件中的複雜角色：去塔斯卡盧薩領導聯邦官員。華萊士以州長權力的名義，調動了700名副警長、狩獵監督官、酒稅稽查和州警，外加幾支國民警衛隊。華萊士與巴尼特不同，他並不相信大學行政人員。他們不知道他是否計劃封鎖大學，發放槍支或採取其他行動。衝突局勢突然出現了滑稽的一幕。大學行政人員報告卡岑巴赫說，亞拉巴馬州的警長阿爾·林戈在學生註冊地點福斯特禮堂前的人行道上劃了一條白線。華萊士在禮堂入口處有一間辦公室，室內裝有兩臺空調。當大汗淋漓的司法部副部長還在揣測他要計劃做什麼時，這位好鬥的亞拉巴馬州長卻冷靜地坐著讀《蒙哥馬利廣告報》。在白宮，總統和他的弟弟一邊通過電話聽著卡岑巴赫的分析，一邊在電視上關注著事態的發展。
他們決定讓華萊士「閃亮登場」。他們採用了卡岑巴赫的計劃，這一計劃旨在讓州長堵住門這件事顯得毫無意義且荒唐可笑。卡岑巴赫驅車把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學校。停好車後，他讓兩人先留在車內，自己則去見華萊士，告訴州長，進不進門並不是件要緊的事。政府認為那兩名學生已經註冊入學，第二天早晨就應當開始上課。若華萊士繼續阻止他們，總統將讓聯邦政府收歸第31國民警衛隊。
後來發生的實際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卡岑巴赫告訴媒體，兩個黑人學生將於早晨10點到達。華萊士9點53分到場，由高大魁梧的州警察護衛。這些警察做好了戰鬥準備，頭戴鋼盔，腰佩手槍、瓦斯槍和警棍。卡岑巴赫與兩名黑人學生在便衣警察的保護下驅車來到現場時，華萊士的宣傳人員迅速搬出一張講桌，跑過去將它放在白線前。當時溫度幾乎有100華氏度（約合37.8攝氏度），人行道上熱浪滾滾。記者和州警察都想擠進禮堂的陰涼處，這時華萊士走了出來，他像交警似的舉起右臂。卡岑巴赫左右各有一名法警護衛，他走到華萊士面前停了下來。卡岑巴赫說：「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已釋出公告，命令你停止一切非法妨礙公務的行為。」華萊士宣讀了一份宣告作為回應，他斥責道：「中央政府正將其意志強加給亞拉巴馬州立大學，這是不受歡迎的，非法的，逼迫式的權力入侵。」他總結說：「現在，我，喬治·華萊士，作為州長……據此譴責並禁止中央政府這一非法且不正當的行為。」
卡岑巴赫雙手交叉，溫和地回答道，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因為兩名學生想要求學，「這種小問題並不值得引起這麼大的關注。」他要求州長重新考慮，而華萊士卻拒絕答覆。卡岑巴赫便回到車裡，載著兩名黑人學生去了學校當局為他們安排的宿舍。4小時後，國民警衛隊的一名准將驅車到達，他向華萊士行了軍禮，華萊士也回了禮。他告訴華萊士，國民警衛隊已劃歸聯邦政府，並要求華萊士「不要再插手此事，讓他們可以執行法院的命令」。華萊士在痛罵了美國司法制度後走開了。
肯尼迪兄弟認為，華萊士的行為讓自己看上去很滑稽，而美國人也會覺得他的所作所為荒唐可笑。千百萬美國人的確都這麼想，而且自胡德和馬隆事件後，已有300多名黑人學生在大學順利註冊——過程確實很順利，州政府沒有多言甚至都未理會，州長似乎已經無計可施了。然而，華萊士和他的支援者們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公開宣稱：「我和他們針鋒相對，最後是他們轉身走開了。」觀眾在電視上看到的的確是這樣，州長和卡岑巴赫辯論交鋒，卡岑巴赫隨後離開。兩名黑人學生註冊的情景沒有在鏡頭裡出現。華萊士，這位當時被低估的政客已經看到，在容易受外界影響的人眼中，如果他能讓聯邦政府官員在自己面前低頭，將極具說服力。馬歇爾·弗拉迪在《華萊士》一書中寫道，亞拉巴馬州州長「發現了一群在黑暗中沉默而思慮著國家的人，而除了華萊士，就連新聞人、政治領袖、知識分子都不曾想過會有那樣一群旁觀的人」。
種族問題已經成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最重要的公共議題之一。民權運動已被描述成具有革命性的運動。在6月10日華萊士和卡岑巴赫對峙的當晚，肯尼迪總統發表了電視演講。他把此次事件稱為「道德問題」，它「與《聖經》一樣久遠，與美國憲法一樣清晰」。「一場偉大的變革即將發生，」他說，「而我們的任務和職責就是確保這場變革和平進行，並富有建設性。」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正在要求國會擬定一個更廣泛、更徹底的民權法案，藉此完成「美國人民的生活或法律中不再遇到種族問題」的設想。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參加完一個民權集會後，於當天夜裡返回他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的家。作為該州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外勤幹事，埃弗斯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顧問。同時他也成了三k黨人和該州白人公民委員會注意的物件。他下車的時候，被一個潛伏在暗處的狙擊手殺害。總統非常沮喪，他對阿瑟·施萊辛格說：「我弄不懂南方。我開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對的。長期以來大家一直將他視為有惡意偏見的人，但當我看到現在這些事情時，我開始懷疑，除此之外，你還能如何看待南方人呢。」
當民權領袖告訴他，他們正打算在華盛頓進行一場大規模和平遊行示威時，總統深感震驚。「我們想在國會中取得勝利，」他說，「而不想要什麼譁眾的表演。」他擔心示威活動可能會失去控制，或造成一種「恐怖氛圍」。臥鋪車廂搬運工兄弟會聯盟的負責人菲利普·倫道夫回答了他的疑問。這次遊行是倫道夫的主意。早在20年前，他就向富蘭克林·羅斯福提過這個建議；當時羅斯福也同樣感到擔憂，他提出如果倫道夫取消示威活動，就承諾建立一個聯邦公平就業管理委員會。於是事情就這樣結束了。而這次倫道夫決心抗爭到底。「黑人已經上街了，」他說，「現在已不可能讓他們離開。」他建議由負責任的領袖領導他們，不然他們會被他人利用和煽動去使用暴力。
遊行於8月28日在華盛頓舉行。這次遊行對於那些相信黑人的痛苦可以在現行體制框架內解決的人來說意義非凡。馬丁·路德·金說：「我們呼喚這個國家的良心。」美國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場景：20多萬人井然有序地聚集在首都華盛頓。大部分是黑人，還有幾千名白人在沃爾特·魯瑟的帶領下前來。他們唱著讚美詩和黑人聖歌，高呼：「我們一定會勝利！」人們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馬上通過有效的民權法案！」「現在就取消學校中的種族隔離！」「馬上改善住房條件！」
遊行示威人群很自律，這簡直就是奇蹟。該區的5900名警察除了引導交通外無事可做。待命的4000名士兵和海軍陸戰隊隊員也一直未被呼叫。遊行期間，總統接見了遊行隊伍的領袖，其中有金、倫道夫、魯瑟、羅伊·威爾金斯、惠特尼·揚、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約翰·劉易斯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弗洛伊德·麥基西克。肯尼迪說：「示威人群的熱忱和莊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離開後，總統繼續通過電視觀看遊行活動。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演說成為最值得美國人銘記的歷史時刻：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夢想有一天，在佐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情誼。我夢想有一天，甚至連密西西比州這個正義匿跡，壓迫成風，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將變成自由和正義的綠洲。我夢想有一天，我的4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其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裡生活。
「再多說些你的夢想！」聽眾興高采烈地喊道。當然也有一些美國人並不高興。比如羅斯福創立的民主聯盟中的那些骨幹人物，北部城市裡一些較大的少數族裔集中的選區的領袖人物就不高興。波蘭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這些曾在3年前的總統大選中給肯尼迪極大支援的人們，在沒有政府的幫助下，從社會最底層掙扎著爬上來了。他們認為黑人也應該這樣。他們指出，那些要求取消種族隔離的國會議員竟然把孩子從華盛頓的學校裡接出來送進了私立學校。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研究表明，那些高聲呼喊的自由派私底下卻反對黑人出現在他們的學校和社群。盧·哈里斯的一項調查表明，肯尼迪政府在處理種族問題時已引起了400多萬民主人士的不滿。在南方，問題自然是最嚴重的。「踢開肯尼迪兄弟」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個政治口號。北卡羅來納州作風穩健的州長說，如果此時進行一次選舉，肯尼迪肯定會落選。在伯明翰，盧貝爾民意測驗發現，支援肯尼迪的白人投票者只有一個，而他也沒有後悔選肯尼迪。
可悲的是，這恰恰是人們在對待黑人時所採取的典型行為的整體反映。那些厭煩馬丁·路德·金的演講和認為詹姆斯·梅雷迪思是傲慢無禮的美國白人又一次遇到讓他們深感震驚之事。那些白人眼中自負的美國黑人竟被一些黑人觀眾稱作「湯姆叔叔」。在哈勒姆，黑人青年向金扔雞蛋。在芝加哥，他們給梅雷迪思喝倒彩。他們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領袖傑裡邁亞·艾克斯、馬爾科姆·艾克斯和伊萊賈·穆罕默德。因為這些人宣稱白種人生而邪惡，並認為非暴力是一種愚笨的行為。「非暴力對抗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馬爾科姆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認為三k黨人是非暴力的，我就會接受非暴力。如果他們讓白人公民委員會變得非暴力，我就會認同非暴力。但是隻要有人拒絕非暴力，我認為任何人都無權來和我談什麼非暴力。」
第一個對這種美國新黑人回應的政府人員是羅伯特·肯尼迪。他對詹姆斯·鮑德溫在《紐約客》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印象深刻。在這篇文章中，鮑德溫這樣描述黑人的過去：
……絞殺、縱火、折磨、閹割、殺嬰、強姦；死亡和侮辱；日日夜夜的擔驚受怕，那種深入骨髓的恐懼。懷疑生命的價值，因為身邊的人都拒絕他。為妻子、親人、孩子感到悲傷，因為他們需要他的保護，而他卻無法保護他們。憤怒、仇恨、謀殺和對白人的深仇大恨常常使他轉而仇恨自己，使所有的愛、信任和歡樂都遙不可及。
鮑德溫認為「白人解放的代價就是犧牲了黑人的解放」。他引用一首黑人聖歌來說明：「上帝向諾亞顯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將是大火！」
喜劇演員迪克·格雷戈裡向伯克·馬歇爾建議，司法部長應該見見鮑德溫。馬歇爾向部長傳達了建議，於是那兩個人在核桃山共進早餐。他們的談話簡短而友善。肯尼迪提議他們次日去紐約他父親在曼哈頓的公寓繼續商談。伯克·馬歇爾將和他一同前往。他們希望瞭解人們希望政府應當採取什麼行動的建議，同時也希望其他黑人加入他們。鮑德溫說，他會帶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蘭·漢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員哈里·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運動期間曾捱過打、坐過牢的24歲的爭取種族平等大會主席傑爾姆·史密斯等人一起來商談。肯尼迪期待著一次嚴肅的談話，就像他與羅伊·威爾金斯和馬丁·路德·金所進行的那種談話。而他首先聽到的卻是來自史密斯情緒激烈的長篇演說。史密斯說和羅伯特·肯尼迪待在同一個房間讓他感到噁心，自此會談氣氛越發凝重。
肯尼迪試圖解釋政府做過的和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新的法案將起什麼作用，但這些人並不關心。鮑德溫甚至不知道總統的民權諮文已送交國會了。他說總統在亞拉巴馬採取行動的唯一原因是一個白人遇刺身亡。當時馬歇爾辯駁說，他向馬丁·路德·金詢問過此事，眾人聽了卻鬨堂大笑，會談就這樣持續了3個小時。鮑勃事後說：「他們都太感情用事，開會時表現出一種異常的興奮。他們站起來激動地演講，咒罵。一些人哭著離開了房間。」最後，一個青年黑人說他不會再為美國打仗了。當鮑勃問他為何說出這樣的話時，這個黑人青年只是又重複了一遍他的話。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鮑勃來紐約的原因恰恰是與幾家連鎖店老闆協商如何結束他們的商鋪在南方的分店涉及的種族歧視問題。而這一點也沒有給憤怒的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是換成另一名司法部長，可能對黑人就不再抱有什麼幻想了。而這位司法部長卻不然。當時他很憤怒，回到華盛頓後，他反覆唸叨著那名青年黑人拒絕捍衛國家的言論，大惑不解地問：「有誰竟然會說出那樣的話？」但是後來他若有所思地說：「我想如果我處在他的境地，如果我經歷了他的痛苦，我對這個國家的感情可能也會不一樣。」這是鮑勃真正認可這場民權運動的開始。他意識到這種深仇大恨有深刻的根源，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其後果將是一場「真正的大火」了。
5月29日，總統46歲了。他的工作人員悄悄為他準備了一個生日派對，然後謊稱情況彙報室有一個機密電話等著他去接，將他帶到派對現場，但是總統並沒有感到特別意外。馬克·邦迪帶他走向白宮餐廳時，他笑容滿面。司儀皮埃爾·塞林傑交給他一份演講稿。他說：「我們知道你通常自己撰寫演講稿，但是總統先生，這是一份我們請人代筆的講稿，我們希望你把它讀出來。」肯尼迪開始讀了：「46年前在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衛星模型被遞到肯尼迪手中，上面有一張卡片寫著：「祝你旅途順利，巴里。」肯尼迪一直對他辦公室外的新花園感到非常得意，而傑基有意戲弄丈夫。她贈給他一大籃子枯草，裡面的一張卡片上寫著：「古玫瑰園裡真正的枯草，白宮歷史協會贈。」那天晚上大家都很開心。他們乘坐總統的「霍尼·菲茨」號遊艇在波多馬克河遊玩。
此時正值肯尼迪執政的頂峰時期，但是他們並未意識到。他們以為自己還能在白宮待5年，而總統卸任後打算在華盛頓發行一份新的報紙。它將是一份偉大的報紙，美國最優秀的新聞記者都想供職於此。但是這還是很遙遠的事情，他們還沒到思考未來的時候。政府關注的核心仍舊是青年人問題。他們的許多生活方式在那時被稱作「年輕的新婚夫婦」的方式。肯尼迪家族的3位夫人，傑基、埃賽爾和瓊那年春天均懷孕了。嬰兒車和嬰兒圍欄成為政府高階官員家的常見傢俱；而在其他時代，高階官員都是年逾五六十歲了。這是肯尼迪時代的一部分，就像和平工作隊一樣，這個組織提醒美國的年輕人這就是他們這代人的總統。毫無疑問，他還有其他擁護者，那些知識分子群體就是其中一部分。為慶祝他在哈佛董事會擔任監督的6年任期將滿，他邀請了眾多哈佛的知名人士，在白宮舉辦了一場沒有女賓的晚宴。但即使在那時，他也不忘自己的年齡。「邀請諸位來白宮並非易事，」他說，「因為你們當中至少有2/3的賓客在這兒參加過的男性晚宴比我還要多。」
他的支援率，像任何其他總統一樣，總是時高時低。自1962年導彈危機後，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有83%的人支援他；而在接下來的10個月中，這一資料先降至61％，後又降至59％。到了1963年9月，當參議院批准與俄國簽訂核試驗禁令條約時，他的支援率又有所回升。他對此也早預料到了。他深信右翼誤解了國人的情緒。他們對於大學生會轉向保守主義這一情況的估計過高了。他們堅稱海軍上將劉易斯·斯特勞斯在禁止核試驗聽證會上的發言代表著幾百萬美國民眾。「我不確定緩和緊張的關係一定就是件好事，」愛德華·特勒在那次聽證會上的發言反映了整個中產階級的擔憂，「若你們修正這一條約……無異於放棄了這個國家未來的安全。」而肯尼迪並不認同這一點。在蒙大拿州的比靈斯，在鹽湖城——這個被認為是戈德華特家鄉的中心地區，他在演講中，丟開講稿，談到他以簽署核試驗禁令條約而感到驕傲時，全場起立，給他熱烈鼓掌。他對朋友說，這一條約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若明年他輸給了戈德華特，他也願意為此負責。
現在看來國際關係緩和的跡象越來越清晰了。由於蘇聯終於接受核查古巴導彈發射場的原則，核試驗禁令的簽署才成為可能，而核試驗禁令簽署後肯尼迪也才能聽到美國上下的各種讚揚之聲。而這也是全世界最後一次聽到蘇聯「三駕馬車」sup/sup的聲音了。赫魯曉夫在東柏林說柏林牆已被推倒，不再需要單獨簽訂對德和平條約了。肯尼迪已經學著去過一種喉嚨裡卡著骨頭的生活。6月20日，肯尼迪在美國大學演講時，向俄國人丟擲了橄欖枝：「我們的問題是人為的，所以可以通過人去解決……有人說談論世界和平是沒用的……除非蘇聯的領導人採取了更開明的態度。我希望他們會這樣做。我相信我們能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但是我認為，我們也得重新審視我們自己的態度。」
這次演講被大部分美國媒體忽視，而他次日晚上的民權演講，卻引起了編輯的注意。但《曼徹斯特衛報》稱「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家檔案之一」。赫魯曉夫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動。之後，他對哈里曼說：「這是自羅斯福以來美國總統發表的最傑出的演說。」
8月30日，美國國防部宣佈白宮與克里姆林宮之間已設立了熱線電話。10月，中俄關系破裂。赫魯曉夫說他不贊同毛澤東不惜犧牲幾百萬人的生命在核試驗上與西方世界對決。隨後，肯尼迪授權美國向蘇聯出售餘糧，「這一充滿希望的跡象表明追求一個更和平的世界是有可能的，這也是有利於大家的。」
激進的右派分子義憤填膺，但肯尼迪卻對這怒火甘之如飴。他很高興自己作為一位自由派的總統而被載入史冊。艾森豪威爾總統曾對凱恩斯經濟學感到困惑，他在一篇雜誌文章中叫嚷道，「華盛頓的那群人究竟在想什麼？為什麼他們要故意對我們的國家這樣做？」而肯尼迪只是笑而不答。他所做的只是在道葛拉斯·狄龍和沃爾特·赫勒的幫助下，力圖創造美國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經濟和平期，使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達到5.6%。肯尼迪堅信，如果國會贊同他減稅的提議，美國也不會出現1964年的經濟衰退。
這一點並不能確定。第88屆的國會議員頑固不化，而肯尼迪總統帶著他的自由主義方案遠遠走在了那些保守派的前面。他的方案包括呼籲建立醫療體系，撥大筆專款鼓勵改善城市貧民窟住房條件，提出更合理的農業計劃，開發和保護國家資源，改善社會治安狀況，設立廣泛的民權法案，對「爭取進步聯盟」承擔更多義務。與此同時，批評者卻認為他在立法方面的努力效果甚微。現在回想起來，他居然做出了那麼多令人驚訝的成績。他向第87屆國會遞交了107份提案，其中73份成為正式法案。而在他之後的總統執政早期於立法方面取得的勝利也是基於他向第88屆國會遞交的提案。
在6月份的一次在愛爾蘭議會演講中，肯尼迪引用蕭伯納《回到瑪士撒拉的時代》中的一句話：「你洞察世事，追問，‘為什麼？’但是我夢想的卻是之前不曾有的，我說，‘為何不呢？’」這就是肯尼迪最精彩的觀點，他將社會預言和政治願景結合起來。但他並不總是那麼高瞻遠矚，有時候也會走錯方向。10年後，他承諾支援研發載人太空飛船和超音速運輸機就被視為沒有把握的冒險。然而，即使他因年輕氣盛而犯下的錯誤在經濟萎靡不振的50年代也是受歡迎的。就像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他也正在利用政治手段去衝破國內外那些可能突破的界限。在那種環境下，他在歐洲10天的勝利之旅對於人們瞭解他的為人至關重要。訪問愛爾蘭是他歐洲之行的一部分，5個月後他便遭到暗殺。無論從哪方面來看，肯尼迪與歐洲「左」派政治家極為相像，後者也清楚這一點。在肯尼迪身上，他們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德國的維利·勃蘭特、法國的加斯東·德費爾和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英國的哈羅德·威爾遜、義大利的彼得羅·南尼，這些人都在誇讚肯尼迪，引用他的話語，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作風。「南尼，這個古板的社會主義狂熱分子也忍不住讚揚肯尼迪了，」安東尼·桑普森在《倫敦觀察家報》上寫道，「……除了極右派，我們聽不到任何一句反美的話。」肯尼迪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沒有耐心和那些認為人類應當戴上眼罩來抵禦邪惡的人打交道。將那些想看到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的美國學生關進監獄，對肯尼迪來說似乎很荒謬。「他們為什麼不應該去？」他反問道，「如果我現在只有21歲，去古巴就是我這個夏天要做的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發表了被當時的歷史學家無比推崇的一次演說。「別的地方也許不是這樣。但在民主社會，作家、作曲家、藝術家最神聖的職責就是不論結果如何都應忠實於內心。堅守真理，就是對國家最大的奉獻。」
在那樣的時代肯尼迪的出現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天文學家熟悉暗星這種現象。它們發出微弱的光，幾乎讓人無法察覺。它跟在另一顆星後面而又會常常遮住了那顆星的光芒。肯尼迪就有一顆這樣的暗星。這種悲劇與他如影隨形，時時刻刻跟隨著他以及他愛的人，而且總是在出人意料的時候突然出現掩蓋了他最輝煌的時刻。這種現象已經發生了。8月初，傑奎琳·肯尼迪生下次子。
這個孩子提前五個半星期降臨，並且患有肺部疾病。這個叫帕特里克·布維爾·肯尼迪的孩子在掙扎了39小時後便夭折了。肯尼迪總統心情沉痛，在葬禮結束後，他本想扛起小棺材將它送到墓地，但樞機主教庫欣輕輕地把他拉開了。
為了讓妻子重新振作起來，肯尼迪建議她接受希臘船王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的邀請，乘坐他的豪華遊輪「克里斯蒂娜」號去愛琴海觀光遊玩。肯尼迪的妻子後來回憶起10月初的那段日子，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在11月份即將發生的大災難之間那陽光燦爛的兩個星期，都像做夢一般。她從地中海發出的電報記錄了她從伊斯坦布林到萊斯博斯島、克里特島、德爾斐、馬拉喀什，一直到伊奧尼亞海中奧納西斯私人島嶼上的情況。希臘王室，自國王和王后到下面的王宮貴族都熱情招待她和她姐姐李·拉齊維爾。他們為她祝酒，稱讚她，贈送她各種奇珍異寶作為禮物。10月17日，她返回白宮。白宮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傑奎琳眼中閃著星光，是希臘的星光。」總統問她是否願意陪他進行一次短期的競選旅行。她同意了，並詢問去哪裡，總統回答，去得克薩斯州。
對肯尼迪來說，如果年初有一個地方的事情稱得上進行得特別順利的話，那要算西貢了。1963年1月14日，在他國情諮文的開頭，總統說：「我們先頭部隊的氣勢在越南受挫。」五角大樓一名發言人宣稱「我們在越南的戰局有了轉機。」哈金斯將軍說將在「一年內贏得戰爭」。4月22日，臘斯克說美國在西貢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吳庭豔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已「勝利在望」。臘斯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看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緊密聯合在一起以及戰略村計劃的實施而備受鼓舞。他稱這個戰略村計劃為「抱有樂觀態度最重要的原因」。
但後來這些話讓人困惑不已。這些預言家都出現了錯誤，這非常糟糕。但他們為什麼還如此急於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呢？答案是，他們企圖壓倒那些相信吳庭豔總統和每一個支援他的人都註定滅亡的政府成員。那時候，鷹派和鴿派這種術語並沒有流行起來，但是政府內實質上已經分成了兩派。支援美國參與越南戰爭的鷹派成員主要包括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和另一些將領，中央情報局的麥科恩以及臘斯克、羅斯托、美國駐西貢大使瑙爾汀，還有被來自西貢有力而精確的報道所折服的麥克納馬拉。而站在對立面的是羅伯特·肯尼迪、喬治·鮑爾、埃夫里爾·哈里曼、羅傑·希爾斯曼、邁克爾·福里斯特爾、中央情報局的理查德·赫爾姆斯以及駐越南軍隊中的美國校級軍官和戰地記者。他們曾用《閃閃的小星星》的調子唱：
我們將要勝利，這點我們知道。
哈金斯將軍就是這樣告訴我們。
三角洲中，步履艱難。
高山叢林，困難重重。
但我們走向勝利，這點我們知道。
哈金斯將軍就是這樣告訴我們。
如果你不相信，
麥克納馬拉可以作證。
在肯尼迪任期的第3年伊始，沒人覺得能打勝這場仗，因為很少有人是全力以赴的。越共按兵不動，伺機突襲，越南共和國司令官也極為謹慎，無意引燃戰火。但這種平靜只是假象。整個國家都瀰漫著仇恨的陰雲，批評吳庭豔的也並非全是越共成員。因為吳庭豔代表著被稱作越南既得利益集團的上層階級，他們觀念保守，講法語，信奉羅馬天主教。在不支援共產黨的社群，他們的天然敵人是年輕的佛教徒與和尚，他們貧窮、激進、好戰，來自社會中下層，懷疑西方的一切。他們的宗教信仰就是大多數人的信仰，他們對天主教所享有的特權極度不滿。雙方都處於臨戰狀態，戰爭一觸即發。
1963年5月初戰爭終於爆發。當時佛教徒正聚集在古都順化市慶祝佛陀誕辰2587週年，政府軍軍官命令他們散開。命令遭到拒絕後，士兵向人群開火，造成9人死亡。吳庭豔拒絕道歉。他私下說，道歉會使他丟面子。6月11日，一個名為釋廣德的和尚用了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示威：以自我犧牲來表示抗議。他坐在人行道上，耐心等待著。追隨他的和尚將汽油倒在他身上。隨後他劃燃一根火柴，頓時全身燃起熊熊火焰。其他一些佛教徒也紛紛效仿他自焚，這為媒體提供了大量能引起轟動的照片。（每一次自焚事件前媒體都會得到訊息。）讀到新聞的美國公眾震驚了，但西貢政府卻無動於衷。此時的吳庭豔幾乎完全受弟弟吳廷瑈的影響，而吳廷瑈卻常常沉溺於鴉片中。吳廷瑈夫人在此時展現出了將這個掌權的家族始終置於聚光燈下的天賦。她告訴記者，每次這些「所謂的聖人」要上演「燒烤秀」時，她都會高興地鼓掌歡迎。
迫於美國方面的巨大壓力，6月15日，吳庭豔勉強同意滿足一些佛教徒的要求。但很快一切都變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兌現承諾。6月30日，佛教徒又開始示威。學生在越南的學校鬧事，報道示威事件的美國記者在大街上遭到襲擊，被人毆打。這些使肯尼迪總統無法忍受。冷戰解凍也為他提供了停止越南戰爭的推力。首先必須停戰，他才能向全世界提出他在美國大學所說的「和平策略」：「並不是借美國武器強加給世界以和平……並不僅僅是美國人的和平，而是所有人共享的和平。並不是我們這一時期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去其他一些考慮，例如腐敗、無能外，吳庭豔和吳廷瑈夫婦頑固的反共主義在這個新的外交政策計劃中也毫無地位。肯尼迪想對他們採取高壓手段。7月初，肯尼迪發現瑙爾汀去了遙遠的愛琴海進行兩個月的觀光遊覽，於是他決定首先應當派遣新的大使前往西貢。臘斯克挑選了亨利·卡伯特·洛奇，這是一個絕妙的選擇。肯尼迪政府中的自由派起初並不贊同，因為他們擔心貴族出身的洛奇也許會偏袒越南的貴族。他們並不瞭解，洛奇作為波士頓的一個世家子弟，認為出身好的人都有紳士作風，而吳庭豔和吳廷瑈絕不會有。作為紳士首先就不應該背叛自己的朋友。無論瑙爾汀在任職期間功過如何，他一直是吳庭豔的好朋友。他們卻準備用背叛回報他，這著實令人震驚。
在機場送別演講中，瑙爾汀談到了把美越兩國聯絡在一起的紐帶是「謙卑、容忍、互相尊重和深深的社會正義感」。記者們認為在越南說這些話不合時宜，而瑙爾汀認為這些話是很合理的。南越總統剛剛向他保證不再攻擊佛教徒。而6天后，吳庭豔就派出秘密警察，夜襲佛寺，逮捕了居士與和尚，並恐嚇他們的信徒。突襲者身穿常規軍服，企圖掩蓋他們的真實身份。但是48小時後，真相浮出水面。吳廷瑈夫人在談到一幫幾年前就被肅清的土匪時說，這次突襲是「我們自1955年摧毀平川派以來最讓我高興的一天」。
次日晚上，洛奇到達西貢。他將這次襲擊看作是佛教徒有意指責美國人的一次行為。事實上，吳庭豔的支援率又降至新低，這也標誌著他開始被其他越南保守主義者孤立。他的外交部長辭職，並剃了和尚似的光頭以示抗議。在華盛頓，南越駐美大使，即吳廷瑈的岳父，聲稱斷絕與女兒的關係。「美國之音」將佛寺襲擊完全歸咎於吳廷瑈夫婦。吳庭豔手下的將領不想捲入這場暴行，開始密謀推翻他。洛奇向美國拍電報，說密謀造反者想知道如果政變成功，美國方面會持怎樣的態度。而自己又該告訴他們什麼呢？
他得到的回答大部分卻表現出肯尼迪政府內部對越南問題的分歧。那天是8月24日，星期六。總統在海恩尼斯港，麥克納馬拉和麥科恩在休假，臘斯克出城了，泰勒將軍也聯絡不上。他們的主要副手是五角大樓的吉爾帕特里克、中央情報局的赫爾姆斯和國務院的鮑爾，這些人都是西貢政權的批評者。他們通過一份由鮑爾、哈里曼、希爾斯曼和福里斯特爾起草的電文。電報中直言美國大使必須讓吳廷瑈夫婦下臺。之後，每個人都回到了華盛頓，但大家吵得難解難分。當總統決定讓每個人都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時，卻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
現在，越南的將領們獲得了洛奇的准許。8月29日，洛奇拍電報給臘斯克說，「我們已經走上推翻吳庭豔政府之路，再回頭只會臉面盡失。」一切似乎都已就緒。然而一天天過去了，一週周也過去了，卻絲毫沒收到越南方面政變的訊息。密謀者似乎喪失了勇氣。佛寺鎮壓削弱了他們的力量，其中幾位領袖人物也被外調了。吳庭豔還加緊了對西貢周邊軍隊的控制。美國國務院問洛奇越南將領究竟是怎麼回事，洛奇說，「也許他們像我們一樣貪生怕死。」
吳庭豔政府的安然無事讓鷹派大受鼓舞，他們又活躍起來。在8月31日舉行的軍事會議中，麥克納馬拉說美軍目前需要重新與吳庭豔展開對話。臘斯克同意麥克納馬拉的看法，他說美國軍隊應當繼續留守越南，直到與越共的戰爭取得勝利。同時美國不能支援越南政變，這一點是很清楚的。泰勒將軍說他們的觀點都正確。而喬治·鮑爾和埃弗里爾·哈里曼認為他們的說法很荒謬。秋天臨近了，而華盛頓兩個陣營之間的分歧卻與日俱增。9月，當國家安全委員會派遣另一個調查組去西貢時，雙方的分歧已陷入無可挽回的深淵。調查組成員包括海軍陸戰隊的「凶神」維克托·克魯拉克少將和國務院的約瑟夫·門登霍爾。門登霍爾是對越南戰爭有豐富經驗的高階軍官。他們完成任務回國後，肯尼迪總統重新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他們分別向總統做了彙報。克魯拉克少將報告說戰局對美國越來越有利，吳庭豔表現得好極了。門登霍爾說吳庭豔的政權已臨近崩塌邊緣。沉默一陣後，總統說：「你們這兩位先生去的是同一個國家嗎？」
在這期間，洛奇和哈金斯將軍的關係日漸惡化。他們兩人都來自波士頓，兩家也是世交。但現在兩人幾乎連話都不說了。9月末，麥克納馬拉和泰勒將軍抵達西貢，想進一步弄清事情的真相。洛奇來到機場，想先與麥克納馬拉碰面，同時他派出兩名手下在路上阻攔哈金斯。（「對不起，先生們！請讓我過去見部長！」）除此之外，哈金斯依然興高采烈。他在給麥克納馬拉和泰勒遞交的報告開頭就表現出了樂觀情緒。在報告中他宣稱吳庭豔的軍隊「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並且還將繼續努力」。報告還稱因為吳庭豔的軍隊在前線節節勝利，第一批1000名美國士兵可以在聖誕節前撤離。到1965年年底，所有美國士兵都將返回美國。同時，報告還順帶回擊了羅伯特·肯尼迪提出的美國人應立即撤離越南的荒謬建議。麥克納馬拉和泰勒竭力推行五角大樓奉行的路線：
南越安全對保障美國安全至關重要。鑑於此，我們堅持遵守以下目標：不把這個國家交給共產黨，要及時鎮壓越共叛亂。
但這一觀點毫無疑問不會被政府支援，就連總統本人也越來越不贊同這一觀點了。9月2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中接見沃爾特·克朗凱特時，總統明確表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國反抗越共取得成功，那就需要「改變政策，或許還需人員變動」。隨後他還說：「我認為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援，戰爭才會取得勝利。在我看來，過去兩個月裡政府脫離了人民……歸根結底，這是他們的戰爭，輸贏都在他們手中。我們可以幫助他們，為他們提供裝備，派遣我們的人員擔任顧問。但要贏得這場戰爭，只能靠他們自己，越南人民。」
10月初，美國每月為吳庭豔提供1000萬美元的專案悄然停止。吳庭豔和吳廷瑈夫婦憤怒地指責肯尼迪。吳廷瑈夫人前往加利福尼亞州，開始了在美國的巡迴演講，她譴責肯尼迪支援右翼集團。但這次巡講之旅從一開始就失敗了。華盛頓官員抵制她。她想看望早已和她斷絕關係的父親陳文章，結果發現大門上著鎖，插了門閂。這位前駐美大使此時正在曼哈頓，談論他女兒「一路遺留下來的惡臭」。吳廷瑈夫人想去找他。在拉瓜迪亞機場，她見到了一位紐約官員。這位官員直率地告訴她，他並不是來歡迎她的，「我來只是想確保夫人有足夠的警力保護。」吳廷瑈夫人回答說：「上帝會保護我。」她並沒有找到她父親。在哈佛大學演講時，大約有500多名學生在臺下示威。他們舉的牌子上寫著「吳廷瑈做的全是為了吳庭豔的利益」。吳夫人演講時，學生們砸演講大廳的門，還向大廳兩邊扔雞蛋，窗子被震得嘩嘩響。到達劍橋後，示威的人群減少了。除了一些極端保守派，前來給她捧場的人幾乎就只剩下記者了。
回到西貢後，政府似乎對現實狀況失去了判斷。吳廷瑈威脅稱要與河內結成聯盟，將美國人趕出越南。吳庭豔的秘密警察在肅清佛教徒後，又開始攻擊學校。在一系列毫無預兆的襲擊中，他們將大學生關進監獄，隨後是中學生，最後竟然將小學生也關了起來。即使天主教徒也未能倖免於難。最後所有越南人，無論有什麼宗教信仰和政治見解的人，都向軍隊中最有威望的楊文明將軍——「大」明求助，懇求他驅逐吳庭豔和吳廷瑈。楊文明和美國中情局越南站的約翰·理查森取得了聯絡，並向他徵求意見。理查森跳過哈金斯將軍，直接安排大明和洛奇碰面。洛奇告訴大明，美國不會阻止越南政變，如果政變取得成功，美國會援助另一個反共政府。這一情況迅速被報告給白宮，並獲得批准。除了吳庭豔、吳廷瑈和哈金斯將軍，華盛頓和西貢的每個人似乎都意識到將要發生政變，哈金斯將軍向總統保證不會有政變發生，說一切都是謠言。經他查證，這些謠言純屬無稽之談。哈金斯說，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中。但是，《紐約時報》的戴維·哈伯斯塔姆和另一個記者卻已拿到了傳遞資訊的紙條：「請在隨軍商店替我買一瓶威士忌。」這就是起義在即的訊號。
吳庭豔的喪鐘敲響了，時值11月1日萬聖節（星期五），越南當地時間下午1點（華盛頓時間凌晨1點）。在西貢，此時正是人們用午睡來打發炎熱的時間。總統和他的兄弟已經回到嘉隆宮的臥室。在那裡，他們應該會有皇宮警衛和高達7英尺的帶棘鐵絲網的保護。但是當他們睡著後，幾卡車頭戴紅色方巾的叛變的海軍陸戰隊員向防禦工事發起了進攻。同時，其他士兵在重要的十字路口設下了路障。叛軍很快佔領了機場、警察局、位於西貢河岸邊的海軍總部和政府廣播站。他們以14名將軍和7名少將的名義通過廣播向全國宣告：「陸軍、安全服務隊、民防衛隊和人民武裝計程車兵們！吳庭豔政府濫用職權，只圖謀如何實現個人野心，輕視國家的利益……」
當天晚上，叛軍用迫擊炮和大炮開始圍攻嘉隆宮。次日凌晨，一支由18輛坦克組成的部隊開始炮轟防禦工事的缺口。6點15分，一名叛軍將領命令停火5分鐘，要求吳庭豔和吳廷瑈投降。一面白色旗子從一樓的窗戶中飄出來，但是吳庭豔和吳廷瑈卻已不在那裡了。他們早已通過秘密隧道逃往華人聚居的郊區堤岸邊。在那兒他們給奪權的軍政府傳話，說已做好了談判的準備。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無人知曉。據報道，吳庭豔和吳廷瑈接受了安全護送他們出國的條件，但這只是個藉口。他們曾經欺騙了那麼多人，現在卻被自己出賣。被叛軍逮捕後，兩人被關在裝甲車裡，看守士兵按照將軍的命令將他們殺死了。後來他們的屍體被人發現，滿身都是彈痕，還穿著天主教神父的教袍。他們原本希望如果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就穿著這身衣服逃跑。吳庭豔的身上也有多處刀傷。
此時，還在比弗利山莊的比弗利–威爾希爾酒店的吳廷瑈夫人一早就被叫醒，聽到了這個訊息，她啜泣著指責肯尼迪總統。事實上，總統此刻也很震驚，這是自「豬灣事件」以來他第一次感到不安。總統說，無論吳庭豔犯了什麼錯誤，也罪不當誅。而政府其他人員都欣然接受了這一訊息，甚至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當然也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副總統約翰遜很痛苦，他幫助過吳庭豔，他們曾是朋友。在約翰遜看來，他們之間的友誼象徵著美國對吳庭豔的承諾。那些曾經批評吳庭豔政府的官員也同樣抨擊約翰遜。他清楚這一點，他也知道哪些官員反對他。長久以來，約翰遜鄙視他們和有關他們的一切，從他們的卡丁牌襯衣到巡邏艇109號領帶別針。在其他問題上，他佩服肯尼迪，但這件事除外。
西貢人民並不贊同約翰遜的看法。他們將吳庭豔被推翻處決的那天當作節日來慶祝，在街上跳舞。吳庭豔、他的兄弟以及弟媳的雕像被砸得粉碎，他們的海報被撕爛，最後只能在一角硬幣上看到已故總統的肖像了。得勝將軍們所到之處都有民眾撒五彩紙屑歡迎。洛奇也成了近期第一位受越南公眾歡迎的美國人。美國大使館的每個人都抱有挺大的希望。聯合起來反對吳庭豔這個家族統治集團的行動似乎很受歡迎，因為這能給予這個國家一個穩定的政府。
一個星期過去了，緊接著又過去了一個星期，秋日漸短，總統卻精神漸長。麥克納馬拉和泰勒10月2日的報告還擱在他的桌上，但是他不再有需要即刻處理的緊迫感了。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寫道：
他知道越南情況很糟且每況愈下，他需要去處理這樣一個頭等重要的外交問題。但他有一種感覺：只要有時間，他就可以處理這一問題。時間似乎也站在了他這邊。他可以不慌不忙地推動手下的人去做事，推得太猛就會適得其反。時值1963年末，因為1964年就是大選年，延遲任何主要決定都會是有益的。如果越南人民能撐得久一點，他也能。
11月13日，總統召集他的主要謀士為即將到來的競選開了一次會。會議於星期三下午在內閣會議室舉行。他們一致認為肯尼迪將會以壓倒性優勢擊敗戈德華特，這一預測讓大家振奮不已。美國經濟也日益繁榮。自他就職以來，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達1000億美元，這一增長率超過了蘇聯和整個歐洲。計劃將於下月發射的巨型土星火箭將使美國在載人航天競賽中超過蘇聯。除了越南，這個世界平靜無事。為了得到更多詳細資訊，總統給駐越大使洛奇拍電報，建議他回國與自己長談。洛奇回覆說他正在安排儘快離開西貢，時間將會在11月21日，星期四。
1963年11月22日9點5分，理查德·尼克松（當時已是百事可樂公司的律師），離開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乘坐美國航空公司第82次航班前往紐約，這與肯尼迪總統抵達那裡的時間僅差了兩個半小時，肯尼迪乘坐的是「空軍1號」飛機。尼克松在那兒參加了為期兩天的百事可樂瓶裝商協會會議。他剛剛開始摸索如何擔當大企業律師的門道。就在上星期五，他向紐約律師事務所遞交了入職申請，但事務所門上還沒掛上他的律師牌子，因為直到1964年1月1日，他才會成為馬奇、斯特恩、鮑德溫、託德律師事務所的正式合夥人。
人們本以為尼克松可能要長期留在那裡。本週早些時候，在一次電視訪談中，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就談到了尼克松參加下屆總統大選的機率。但是讓人們記住的主要是他那極富特色的艾森豪威爾式的語言：「如果出現了那種僵局，我想他就是可以考慮、可以聯絡的人。因為他畢竟知識淵博，又很有勇氣。」幾乎沒有人同意艾森豪威爾的說法。當然美國廣播公司也不以為然。該公司不僅曾把有關他的一篇廣播稿稱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訃告》；而且，在這個一年前就已錄製的節目中還插播了阿爾傑·希斯的訪談。因為這一點，有兩家公司試圖取消與美國廣播公司的廣告合同，但聯邦通訊委員會的主席「荒地」sup/sup牛頓·米諾冷冷地回絕了他們。他認為廣播必須要免於檢查，以防止「極個別的，可怕的廣告商影響廣播記者的專業判斷」。肯尼迪總統認同這個做法。而那時正是之後日漸衰落的附庸風雅之人的黃金時代。
美國航空公司第82次班機上，一位空姐為她的貴賓們提供了一批期刊。假使有人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返回到那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星期五，他一定會注意到那時與現在不同的一點是：雜誌種類更多。有銷量不錯的《展望》《生活》和《星期六晚郵報》，報攤上都在出售這些期刊。（然而，報業開始衰退了。四個星期前，也就是10月16日，《紐約鏡報》停刊了。在60年代結束之前，有163種雜誌，160種日報，而《印第安納波利斯時報》《舊金山呼聲報》《波士頓旅行家》《波特蘭記者報》和《休斯敦新聞報》已全部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