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預示著未來10年的動盪。美國國內的動盪不安自1964年夏天開始出現，那時，距肯尼迪總統去世已有8個月了。人們後來認為如果他還活著，就不會發生這些事了，但這只是一種幻想。實際上，這場動盪主要應由他承擔責任。增兵越南是他任職時進行的兩個主要政治行動之一，第二個就是他制訂了在20世紀60年代末之前將人類送至月球的計劃。肯尼迪的政府花費鉅額資金用於空間探索，例如投入了560多億美元才把阿波羅11號送上月球，這還遠遠沒有結束。所以後面的幾屆政府都無法創造性地採取措施，或採取有長遠意義的策略處理震驚全國的種族騷亂，這些騷亂席捲沃茲及哈勒姆黑人區。這些騷亂加上抗議美國干涉越南事務的示威遊行，大大地損害著美國的社會結構，損害程度是自19世紀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越南問題和太空問題都讓肯尼迪操心不少。起初，他甚至可能掙扎在放棄邊緣，想退出中南半島。他的助手肯尼思·奧唐奈曾說過，肯尼迪計劃在其第二個任期內撤出越南，在飛往得克薩斯州的最後一次旅程之前，他已釋出命令，撤回首批1000名美國軍事顧問。（據奧唐奈說，林登·約翰遜從達拉斯返回後，秘密撤銷了這一命令。）其他跡象也表明肯尼迪想全身而退。戴維·哈伯斯塔姆在這一問題上並非一個友善的批評家，他認為肯尼迪已經下定決心，但「不想突然從中抽身，以防其政府內部出現不必要的分裂。這需要時間」。
空間探索又是另外一件事。肯尼迪對此沒有開脫罪責的藉口。無論是榮耀還是損失，這一決定的結果都必須歸結於肯尼迪，每年的形勢都在持續惡化，這有違他的初衷。1961年，太空競賽不再與國家安全掛鉤。矛盾的是，蘇聯擁有更大的火箭，但這恰巧證明他們在技術上處於劣勢。美國找到了一種設計氫彈頭的方法，其體積和重量僅佔之前氫彈頭的一小部分，所以無須使用高能量航空器就能完成火箭發射。蘇聯科學家需要大量火箭助推器，並且是重量達到80萬磅sup/sup的助推器。因為他們的氫彈頭仍是製作粗糙的龐然大物。這意味著在太空探測的早期階段他們有足夠的燃料把更重的衛星送入軌道，但也僅此而已。在後期，美國技術的優越性得到了彰顯。白宮的人再清楚不過了，而克里姆林宮的人也都心知肚明。
可是普通民眾並不知情。他們只看到蘇聯正向美國耀武揚威，這或多或少威脅到了自由世界。向他們解釋軌道上3/4的衛星是美國的毫無意義。即使向他們解釋與蘇聯只發射了笨拙的人造地球衛星和月球衛星相比，美國已發射了整套的「先鋒」「發現者」「探索者」「拓荒者」，還有「薩莫斯」、「蒂羅斯」（用於氣象）、「調運」（用於導航）、「邁達斯」（紅外線導彈探測器）和「回聲」（用於通訊）等各式各樣的衛星，也是白費唇舌。在公眾眼中，蘇聯更引人注目。蘇聯是第一個進入軌道、第一個「光顧」月球並對其進行拍照的國家，也是首先把衛星送上環繞金星軌道，並將金星的資訊通過無線電裝置發回地球的國家。現在，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他們將在載人宇宙航行上和美國科學家展開較量。他們已把狗送入了太空軌道，現在，他們首次把人送上了太空，這一飛行器已在鹹海附近的發射臺那裡準備發射。一年前，也是在這個地方，弗朗西斯·加里·鮑爾斯曾試圖在其註定要倒霉的飛行之前拍照留念。
這與美國的安全或科研都無關，而僅關乎臉面。有人尖刻地稱之為「天體政治學」。以肯尼迪的精英主義作風，美國毫無疑問將奮起應對挑戰。但是冷戰與此事的關係也不容小覷。像艾奇遜和杜勒斯，還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樣，肯尼迪相信全世界都注視著這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競爭，每一場競爭都與他們的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美國人一想到蘇聯模式可能在亞洲和非洲的新興國家更受推崇，便寢食難安。似乎這關乎人類自由的生死存亡。這從西奧多·索倫森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索倫森寫道，對肯尼迪而言，新政府繼承的「空間探索差距」是這個國家缺乏「首創性、機智及活力」的標誌。
他（肯尼迪）深信美國還未完全抓住空間競賽對全球政治及心理方面的影響。東西方正在競爭，力圖說服舉棋不定的新興國家轉向自己的陣營，以及告訴他們未來的路在何方。他害怕蘇聯的巨大成就會幫助其建立不可超越的世界領導地位，尤其會在科學上遙遙領先。
這樣看來，美國擁有超級武器系統並沒什麼了不起，因為它們「看起來」並不佔優勢：「其他國家……認為蘇聯的空間技術領先意味著導彈技術的領先。無論這種假設是真是假，它都左右著冷戰中這些國家的態度。」這只是異想天開，似乎在第三世界人民的眼中，判定該轉向哪裡的根據是外層空間的最新訊息。從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暗示是，蘇聯發射火箭的繁榮情形若未受到挑戰，那麼美國的威信無疑會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相比之下，受壓迫的美國黑人在歇斯底里的暴動中搗毀美國城市中心區都沒有這件事更令人受挫。
這並非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幻想的改良版。索倫森在這一事例中很清楚地表示，肯尼迪並非像在越南問題上那樣舉棋不定：「總統比其他顧問更為堅信，在空間競賽上屈居第二，甘於人後，是同國家安全的要求大相徑庭的，也與‘新邊疆開拓’的精神不一致」。像古巴問題一樣，太空問題也變成肯尼迪1960年關心的主要議題之一。在曼哈頓的競選演說中他曾說：「這是全新的時代，要求全新的應對方案。本屆（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重要抉擇是基於其國際政策、威望、力量和影響等因素的。應重視外層空間的重大意義……蘇聯如今已搶先進入外層空間了。」在愛達荷州的波卡特洛，他還說：「他們（其他國家）看到蘇聯領先進入空間。他們看到蘇聯首次繞月飛行、首次繞日飛行……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蘇聯日益強大而美國每況愈下。我認為是讓我們來扭轉這一看法的時候了。」在俄克拉何馬城，在他當選的前5天，他曾疾呼：「我寧可只看落後的黑白電視，也一定要在火箭推動力上勝過他們。」
4月的第二個星期一，合眾國際社開始行動，擴散莫斯科盛傳的謠言：蘇聯的火箭研究者們已將載人航空器送入太空並安全返航。雖然這一訊息傳播得太早，但星期二晚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傳來報道稱，按計劃該飛行將在當晚進行。華盛頓還在睡夢中時，莫斯科廣播電臺已用其低緩的蘇聯愛國歌曲《我們的祖國多麼遼闊》來迎接新的一天了。隨後，便廣播了一個重大的宣言：「世界上第一艘載人宇宙飛船東方號已於4月12日由蘇聯發射，飛船已進入了繞地軌道。」為了緊跟動態，蘇聯各地的孩子都跑出教室，店員們離開商店，工人們走出廠房，紛紛出來一探究竟。起初，大家鴉雀無聲，異常震驚。在他們頭頂上，有一位同胞正以每小時18000英里的速度穿越星際的事情太讓人難以置信。
這位同胞名叫尤里·阿列克謝耶維奇·加加林，是位27歲的空軍少校，他被選為俄國的「航天第一人」。加加林於莫斯科時間早上9點7分（華盛頓時間凌晨1點7分）起飛。那時，他的歷史地位似乎要比實際的更高。世界上大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在於當時引起的大眾反響是否強烈。1938年奧森·韋爾斯關於火星人的廣播所引起的反響就是典型的例子。1946年的「想回家」暴動及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支援布里克修正案也引發了大眾關注。如今，不僅是俄國人，全世界的人對英雄都急切盼望，正在這時，蘇聯出現了加加林。在宇宙中航行了108個小時，其中89個小時是在軌道上執行，隨後，他從距地188英里處從天而降，這成為他之後巨大的宣傳資本。站在列寧墓旁，他受到了20發禮炮的鳴放致敬。莫斯科的一個廣場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條冰川亦以他的名字命名。蘇聯藝術家著手設計印有他肖像的紀念郵票。蘇聯報紙都用紅字印著他的名字鋪天蓋地而來。對其頂禮膜拜的蘇聯記者稱其為「加加」。有人無比亢奮地描述道：「他炯炯的目光彷彿依然閃耀著太空的星光。」赫魯曉夫在紅場上發表講話，將其與哥倫布相提並論。蘇聯全國的廣播電臺播放了赫魯曉夫與這位宇航員的談話，他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一段話是：「在外層空間時，浮現在我腦海的是黨和祖國」，還有「在返回時，我一直唱著《祖國大地所得到，祖國大地心知曉》這首歌」。
美國人氣得咬牙切齒。「肯尼迪可能因此在1964年競選中失利。」一位空間工作負責人說。宇航局的科學家說：「等著吧，等著蘇聯送上去3個人、6個人，之後再送上一座實驗室，等著他們聯合起來，送回一批太空拍攝紐約的照片給我們看。」在卡納維拉爾角，一位怨氣沖天的宇航員告訴記者：「我們原本能發射載人飛船的。若兩年前高層就下達命令，我們在一個月前就能發射了。」那天下午4點，面對國務院新禮堂裡的大批記者，肯尼迪回答了人們的提問。有人問他：「總統閣下，今天有議員稱他對美國在航天領域總是屈居蘇聯之後實在忍無可忍了。我想他傳達了大多數人的聲音……在這一領域，美國追上甚至超過蘇聯的前景如何呢？」肯尼迪並未正面作答，他說：「儘管有些人痛恨這種現狀，但是我比你們更加痛恨。事實是這的確需要時間（來趕上蘇聯）。我希望，像美國在其他能勇爭第一的領域奮力拼搏一樣，美國同樣能在為人類帶來更長遠利益的領域裡領先。但美國的確處於劣勢。」專欄作家休·賽迪評論道，這「看起來缺少了‘新邊疆’的精神」。一則新聞雜誌報道稱美國上下的情緒是「沮喪、羞愧還夾雜著狂怒」，他們還預測：「只有一次蔚為壯觀、高難度的發射，比如載人繞月飛行，才能在世人眼中超越蘇聯宇航員。」
實際上，肯尼迪在當晚得知，這一洗刷恥辱的突破只能是月球飛行，別無他法。因為在其他領域蘇聯已大佔先機，太難超越。晚上7點，總統在內閣會議室召開會議尋求對策。他的顧問們依次表態，這些顧問是傑爾姆·威斯納、宇航局局長詹姆斯·韋布和他的得力副手休·德賴登博士、預算局局長戴維·埃利奧特·貝爾和索倫森。這些科學家自然比肯尼迪更懂內情。空間科技並非肯尼迪的長項，相對其他領域，對這方面的知識他的確知之甚少。當時，他還沒有聽取卡納維拉爾角發射計劃的彙報，也缺乏必要的科學背景知識讓他做出科學合理的選擇，以處理好輕重緩急。在威斯納、韋布和德賴登發言後，總統沮喪地低聲道：「我們可能永遠也趕不上了。」他說：「讓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地方能趕上他們？我們能做什麼？」他也確實知道美國已有3枚已經造了一半的火箭，每枚成品的火箭都能產生100多萬磅的推力。總統問火箭的製造者們：「‘新星’和‘海盜’怎麼樣？土星號何時能造好？我們能取得跳躍性進展嗎？」
德賴登告訴他只有一線希望，但可能需要採取一項和曼哈頓計劃相似的突擊計劃。這樣就有可能在10年內把美國人送上月球。但這可能是在賭博。而且至少要花費200億美元，甚至達到400億。總統沉默了一會兒，隨後他說：「費用是最讓我憂心的。」他滿懷期待地望著貝爾，但並未從貝爾那裡得到寬慰。貝爾說空間探索是一項需耗費巨資的事業。肯尼迪問：「難道你們不能發明一種就在地球上進行的競賽，來讓我們的情況好轉嗎？」但除了到月球上露臉外，其他事都沒什麼吸引力。他將手指在牙齒上敲了敲，最後讓威斯納和宇航局的官員們再研究一下。在起身準備離開時，他說：「越瞭解情況，越有利於我做出是否值得進行這樣行動的決定。要是有人告訴我如何追趕就好了，讓我們找到這樣的人吧，無論是怎樣的人……這才是最重要的。」
3個星期後，美國人民表示，他們的判斷讓總統更加堅定。經過28個月的延期與挫敗，第一枚宇航局「水星計劃」的運載火箭自卡納維拉爾角的發射架騰空而起。一億名觀眾屏住呼吸注視著，一枚高高的、細長的白色紅石火箭緩緩升入蒼穹，拖著一股股狀如尾巴的白色煙霧。乘客是海軍中校小艾倫·b·謝潑德。美國上下一片歡騰在收費公路和高速公路上，行駛中的駕駛員都把車停到路邊，放大車內收音機的音量。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佈休庭，讓法庭上的人都在一臺警察從一名盜竊犯那兒收繳來的電視機上收看發射實況。全美國都在聆聽自由7號（謝潑德空間航天艙代號）與佛羅里達州控制站之間的交談。他在外層空間飛行了15分鐘。他的飛行軌道和加加林的複雜軌道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但此刻美國人不在乎這些。當他的飛行艙在降落傘下全方位撐開，降落在「尚普蘭湖」號航空母艦旁邊時，水兵們一片歡呼。「今天實在是太棒了！」是謝潑德返回地球后說的第一句話。「夥計，這真是一次妙不可言的旅程啊！」而他走向榮耀的道路才剛剛開始。紐約讓他感受了史上最盛大的綵帶歡迎儀式。伊利諾伊州迪爾菲爾德的一所新學校決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崇拜者們給謝潑德寄了大量賀卡，致使賀卡銷量一路攀升。新罕布什爾州德里鎮是他的故鄉，那裡的人口僅為6987人，鎮上的人們舉行遊行以表敬意，各地的人們從新英格蘭各地蜂擁而來加入其中。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和國民警衛隊接受檢閱，噴氣式戰鬥機呼嘯著飛過頭頂。在一次意味深長的演講中，參議員斯泰爾斯·布里奇斯描述了新英雄給新罕布什爾州帶來的榮耀。州議員們爭論著要將德里改成「美國太空城」。
雖然豬灣事件讓白宮萎靡不振，但白宮對火箭發射一事也相當重視。5月25日，總統在國會發表關於「國家緊急需要」的特別諮文，這是他在4個月裡的第二份國情諮文。他想為空間計劃「在今後5年內再投入約70億~90億美元」。他說他深知這個數目巨大，但「這是非常時期，我們面臨著非同尋常的挑戰」。對他來說，這關係到愛國主義問題：「我在這裡是為了促進自由。」他說：「我相信美國應全力以赴在10年內實現這個目標：把人送上月球，並能夠安全返回地球。」
國會以絕對優勢的票數通過了這一提案，同時擴建卡納維拉爾角的設施，並在休斯敦修建一個飛行控制中心點。航空航天事業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7月，美國空軍上校弗吉爾·i·格里索姆完成了一項與謝潑德類似的飛行。8月，蘇聯將陸軍少校蓋爾曼·s·蒂托夫送至太空，繞地球飛行17圈。11月，美國國家航天宇航局將一隻雄性黑猩猩送入航天軌道，繞地球兩圈後返回。在太空，黑猩猩通過對各種光訊號做出反應，扳動不同的把手，得到水或香蕉味兒的藥丸。宇航局之後宣佈，美國首次載人繞地球飛行的駕駛員將是小約翰·h·格倫,他曾在海軍陸戰隊擔任中校，是從110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的7名宇航員中資歷最老的。那時，「水星計劃」已廣為人知。很明顯，若格倫能返回，那他將成為美國第一位航天巨星，第二位則是林德伯格。記者團趕往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個小村莊挖掘其童年掠影，帶回大批吸引大眾目光的資訊。他小時候就對電影《巴克·羅傑斯》很著迷，曾崇拜過格倫·米勒，還在新康科德樂隊裡吹過大喇叭。作為嚴格的基督教長老會教徒，格倫一家認為抽菸是有罪的，而新康科德是長老會的一個有力支撐，周邊鎮上的孩子都稱其為「聖徒安居之所」。格倫及其好友曾發誓永不用髒話褻瀆神靈。有一次，他們唱「歡呼吧，歡呼吧，朋友們都在這兒（hail,hail,allgang’sallhere）」的時候，一個糊塗的孩子疏忽了，肆無忌憚地不斷絮叨：「我們瞎操什麼心（whatthehelldowecare?）sup/sup？」25年後，那個瀆神者告訴迫不及待的記者們，當時這位未來的宇航員是如何快步飛奔到他面前：「約翰尼衝了過來，臉色蒼白，正義凜然地警告我住嘴，似乎要讓我的腦袋開花一樣。」1962年格倫的信念依然如故。他對記者說自己堅信「更強大的神祗當然會看到我正受到他的保護」。
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點，經過10次惱人的延期後，格倫的火箭終於離開發射臺升空了。他的起飛與謝潑德別無二致，只不過其意義被渲染和放大了。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放出黃白相間的巨大火焰，在卡納維拉爾角那滿是灌木的沙地上投下奇形怪狀的倒影。足足有4秒，火箭不可思議地靜靜臥在支架上，懸在那裡，隨後便直衝而上，越升越快，最後消失在藍色蒼穹裡。格倫發出報告：「已升空。執行正常。駛入軌道。」「水星計劃」控制中心傳出宇航局聯絡官「矮子」中尉約翰·鮑爾斯那低沉的聲音，為美國人民解說實況：火箭和飛行艙友誼7號以精準的角度脫離，確保將格倫送入繞地軌道。這一刻，格倫歡呼道：「機艙開始轉彎了。啊，這景觀太震撼了！我能看見助推器在後面幾百碼的地方不停轉動！卡納維拉爾角幹得漂亮，我一切都好。」
格倫注意到艙內溫度升到了108華氏度（約42.2攝氏度），但裝備了空調的航空服讓他仍然感到涼爽。之前得到指令，他得講述所有感受，畢竟聽眾是為其買單的人，於是他開始報告：自己感覺不到自己的速度，像是「坐飛機一樣，從大約3萬英尺的高空俯瞰下面1萬英尺的雲層」。飛越大西洋上空時，他看到了墨西哥灣暖流——灰色大海中的一條藍色河流。飛過美國西海岸上空時，他辨識出了加利福尼亞州的索爾頓湖和因皮里爾河谷，還能辨別出埃爾森特羅附近的灌溉渠，他曾在這裡居住過。他在太空度過的第一個黃昏讓他很震撼：「夕陽下沉，天空白得很通透，光芒四射。太陽落入地平線以下，空中一片橙黃；太陽到近地球表面時，這種橙色逐漸變藍，加深，最後四周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星空更是令人歎為觀止。「若你曾在晴朗無月的夜晚待在沙漠裡，星星好像朝你蹦蹦跳跳而來，這正是我現在看到的。」靠近澳大利亞時，他用無線電話報道：「在我右邊能看到一大片亮光，這明顯是海岸線。」地面負責跟蹤的宇航員戈登·庫珀給他解釋說，那是澳大利亞的珀斯城。全城82000名居民開燈照明，共同歡迎他，同時也不忘測試一下他晚間的視力狀況。格倫回答道：「請代我向開燈的民眾致謝!」
格倫自己也做了些試驗，來測試自己失重的狀態。他吞下一些營養片和從管狀容器中擠出的蘋果醬。他報告說這沒問題：「我可以隨心所欲，舌頭將食物送至喉嚨，像平常一樣往下嚥。整個過程全是主動的，就像一個移動機器那樣。」他盡最大可能地晃動身體，看自己會不會頭暈或有宇航病的症狀，結果卻安然無恙。「失重狀態對我無任何副作用，事實上還挺舒服的。視力敏銳度依然良好，無散光反應，也沒有噁心或任何不適。」作為一名業餘攝影愛好者，格倫隨身帶著一架照相機。他隔窗拍了一些照片，隨後並未將相機放到架子上，而是往空中一扔，相機竟懸空不動了。換膠捲時不小心讓膠捲滑脫，他趕緊去抓，可結果如他向歡呼的千百萬聽眾解釋的那樣：「他沒有抓住它，只是碰了一下，結果它飄到儀表盤後面去了，之後就再也看不見了。」
有時他無法用語言表達他的感受。他說道：「一天裡目睹了4次動人心魄的日落，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那時，他忘記了對旅行的實況報道，聽眾們也忘了。他的飛行有時險象環生。在越過墨西哥上空時，用以保持飛船平衡的一個小型噴氣發動機發生故障。他向控制中心報告說，飛船「以約每秒一度的速度緩緩滑離軌道，將偏離20度才能停住」。於是試驗只能到此為止，他要全神貫注地飛行了。他得接過操縱桿自己駕駛，然而困難遠不止這些。他第二次越過太平洋時，迴轉儀飄了出去。航空艙開始「轉動」——繞著水平軸轉動。格倫嫻熟地掌控著操縱桿，一次次化險為夷。在第二軌道上飛行時，他碰到了真正的麻煩。在卡納維拉爾角的控制盤上出現了一道不祥的光。這意味著友誼7號的玻璃纖維防熱罩呈半開狀態。若罩子在航天艙重返大氣層時脫落，格倫將會立刻被燒成灰燼。後來證實，是警報燈出了故障而非防熱罩的問題，但格倫及地面那些有經驗的顧問當時均不知實情。他們做了調適，改變重返大氣層的步驟，保留了原本要丟棄的飛船的減速火箭，希望這些金屬圈能保護防熱罩，不讓它掉下來。然後，他們就只能祈禱了。
格倫知道他正處在千鈞一髮之際。他依次發動了制動火箭並做好了準備。他感覺自己承受的壓力在不斷增大，友誼7號不停地抖動著。他喘息著說：「感覺我要徑直飛回夏威夷了。」重力不斷加大，把他擠到靠椅裡，這靠椅上還刻著體形曲線。他開始下降，防熱層也開始崩解，由它裂成的碎片也越來越大。後來，他說：「你能看到碎片燃燒發出的大片火焰和光團。」但當時他無法向人解說，因為那時他與地面已失去了無線電聯絡。而這是可以預計到的。他進入了重返大氣層的重要環節。通訊中斷持續了7分15秒。隨後便聽見他在大聲疾呼：「那可真是個火球！」下午2點43分，被火焰包裹的飛船跌落至大西洋表面，隨即便被嘶嘶作響的水汽包裹住了。3點1分，「諾亞」號驅逐艦救起了格倫。一位乘務員遞給他一杯冰茶。格倫打趣道：「那裡面真是熱得夠嗆。」
等待他的是人們偶像般的崇拜。他留在甲板上的腳印被人用白漆描出，以備稍後送到史密森學會展出。攝影記者捕捉到他和妻兒團聚時眼中的淚花，而他擦了淚的手帕也被特意保留。記者們注意到在他回答媒體的問題時，當談及自己和友誼7號，他總是說「我們」——就像35年前琳迪在巴黎的布林歇機場降落時的情景那樣。副總統約翰遜在那兒迎接他。約翰遜說：「在美國，你能算得上一株長得很高的優良棉花。升空時你緊張嗎？」格倫回答說「應該是吧。」約翰遜說：「你算是離上帝最近的吧，比任何人都近。」
卡納維拉爾角有一條橫幅上寫著：「歡迎重返地球」。在這裡不是副總統迎接他了，而是總統親自來迎接，總統剛從棕櫚灘乘飛機趕來，一下飛機就來親自迎接他。這裡還有段小插曲，格倫試著給肯尼迪戴一頂安全帽，但未能如願，這或許是因為肯尼迪曾看到過一張卡爾文·柯立芝總統的照片，柯立芝戴著印第安人頭飾，所以肯尼迪發誓自己絕不再戴滑稽帽子留影了。隨後，這位美國首位宇航員便去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一般只有國家元首才能夠享有如此殊榮，」約翰遜告訴他，「但這次，美國人民卻推選了你。」緊接著，紐約城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遊行來表彰格倫以及其他6位最初挑選的宇航員，還有那一批享有盛名的航天科學家。隨後格倫又飛往其他大洲和大洋訪問，告訴美國的盟國以及未結盟國家的人民，在自由社會才能真正取得巨大成就。《時代週刊》評論道：「論及國家榮譽，格倫的飛行讓美國在太空競賽中狠狠地風光了一把，讓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得到了極其巨大而且迫切需要的鼓舞。」
「這是一個新的大洋，」肯尼迪說道，「我深信美國將在上面乘風破浪。」在卡納維拉爾角，美國的火箭專家們又重拾信心，興致盎然地談論著將於1964年發射能載雙人的飛船的設想；這種飛船將藉助使用固體燃料的巨型推動器將巨大的有效載荷送出地球。他們也談論了「阿波羅計劃」，該計劃將會把3個人送上月球並返回，這一計劃最早可在1968年實現。美國上下去太空旅行的強烈興趣也都被點燃了。這被當作那一年西雅圖舉辦的「21世紀博覽會」的主題。「軌道」一詞被收入麥迪遜大道的日常用語，既是名詞又是動詞。小男孩們發射水力推動的玩具衛星在樹上「著陸」，就像以前的風箏那樣。在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上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沃納·馮·布朗一躍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莫特·薩爾提及他的早年時說：「他瞄準的是星球，卻往往打到倫敦。」）持不同政治態度的歐洲人對此也大為歎服。即便是巴勃羅·畢加索，雖不親美，但在談起格倫時也會說：「我因他而自豪，他就如我的兄弟一般。」隨後，社會各界人士都開始發射衛星了，例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發射了通訊衛星，甚至是加拿大人，也將一枚小不點兒衛星送入了軌道。
1962年8月，蘇聯的蒂托夫少校繞地球飛行了17圈。這被當作新的證據，證明美國需大力提高工業、技術能力，才能一勞永逸地超越蘇聯。然而此刻出現了一些持異見者，尤其是在大學裡和在美國的知識分子圈子中。總統9月答覆了他們。在休斯敦的萊斯大學發表演說時，他說：「有人問，為何非得登上月球？他們也可能問為何要攀登世界最高峰？為何35年前要飛越大西洋？為何萊斯大學隊要和得克薩斯隊一較高低？許多年以前，有人問英國探險家喬治·馬洛裡為何要攀登珠穆朗瑪峰，他後來葬身於此。他回答說，‘因為山峰就在那裡。’是的，太空就在那裡……月球和其他星球就在那裡，知識與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裡。」
但黑人問題也在那裡，且離我們更近。回顧一下，會發現肯尼迪對這一問題的低估令人震驚。畢竟，他是位北部自由主義者，也是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但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即使是金，也即將感受到來自北部黑人青年的重重壓力。當美國人民的目光都聚焦於星空時，這些黑人青年卻想方設法地分散著美國人的注意力。他們的首次行動是在1961年春天，這次行動非常令人難忘。5月4日，即加加林太空飛行3個星期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7名黑人和6名白人成員乘公共汽車離開華盛頓，遠赴美國南方腹地進行考察。他們的目的是挑戰州際長途汽車站在候車室、餐廳和廁所實行的種族隔離措施，並且觸犯當地習俗。他們自稱「自由乘客」。
他們一路向南行進，穿過了美國南部各州：向南穿過了弗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西南方向到達亞特蘭大城，隨後向西穿過亞拉巴馬州，跨越密西西比州直至新奧爾良市。這注定是一次難忘的旅行。他們對這一地區習俗的蔑視是驚人的。4年後，小石城事件已逐漸被淡忘，因為阿肯色州畢竟是邊緣地區。在真正的南部地區，種族界限仍涇渭分明。自最後一批北方外來人口離去後，90年來鮮有改變。對於這些，蓄奴州和自由州梅森－迪克遜線以北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在南方几乎不存在。1941年，由當地的新政派編寫、工程興辦署出版的亞拉巴馬州指南描繪了旅客在該州三大城市之一的蒙哥馬利市可能受到的接待：
與亞拉巴馬州人民的真摯熱情相比，其他城市的人皆相形見絀。黑人男孩常常笑逐顏開地招呼旅客：「老闆，我幫你提包吧，花不了你幾個錢的。」當地居民也樂於為遊客指路，或者陪他們走好幾個街區，以指引他們走對路。
上文對「自由乘客」受到歡迎的情形的描寫並不完全。顯而易見，他們簡直像是在自尋煩惱。這種熱情幫助的性質顯得有些不明不白。作為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領導人，詹姆斯·法默將「自由乘客」發展成獨立、自給自足的組織，並且一直積極活動。然而，在接下來沸騰的日子裡，諸多南方領導人以及南方的報刊社論控告行政機構（「那些肯尼迪們」）就是自由乘客組織的支援者，或者至少慫恿過他們到達此地。事實上，自由乘客出發之前，政府對他們的旅程毫不知情。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在發表新聞之前，曾事先向司法部門遞交了相關副本，後來轉交給民權司，但民權司司長伯克·馬歇爾因患腮腺炎未上班。起初，有關訊息刊登在報紙內頁，並未引起重視。當白宮得知該訊息已刊登於新聞頭條時，這才怒不可遏，將怒火直指自由乘客。
在行政部門看來，事發時間頗為湊巧。原因有二：一是蘇聯人在首次圍繞地球進行載人航天飛行競賽中完勝而歸；二是一星期之後，古巴旅又在豬灣海灘上慘遭重擊。6月3日，即之後不足一月，肯尼迪將在維也納會見赫魯曉夫。這位新總統渴望勝利，即便無法實現，至少也要避免失敗。總統最不希望發生惡劣的種族事件。然而，事與願違。蘇聯人仍然利用小石城事件加大對第三世界的宣傳力度，將美國描繪成種族主義者。這一行為可以作為美國被侮辱的證據。這也是白宮首次因自由乘客而處境尷尬。後來，約翰·肯尼迪，尤其是羅伯特·肯尼迪，更傾向於將民權鬥爭視為道德律令，這與他們任職第一個月的情況截然不同。自由民主黨和部分自詡為進步主義分子的民眾也參與了此次活動，因此理解肯尼迪兄弟的立場就顯得極其重要。
自由乘客以徹底消除種族歧視為己任。他們認為種族歧視是錯誤的，決定予以糾正。時過境遷，在古老悠久的民主歷史中，黑人種族境況依然如故，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可忍受的。經過此次運動，約翰·肯尼迪向民眾宣告：「今天出生在美國的黑人嬰兒，無論他們出生在哪個街區，與出生在相同時間地點的白人嬰兒相比，他們只有1/2的機會完成高中學業，1/3的機會接受大學教育，1/3的機會成為專業人士；然而，他們的就業率卻只達到白人學生的1/2，年薪10000美元的黑人只佔白人的1/7；甚至壽命也要比白人短7年，但他們賺的錢只有白人的1/2。」總統已向民眾保證全力支援修正種族歧視計劃。黑人種族還怎麼好提更多的要求呢？
首先，他們要求自由乘客不再將黑人種族只看作是一組統計資料。其次，他們期望能夠終結漸進主義。他們意識到，1961年春天，政府面對自由乘客事件時顯得極其窘迫尷尬。過去一整個世紀都沒有好的時機出現，留給黑人們的是無盡的等待。他們期望富有同情心的白人能夠理解，自由對黑人嬰兒而言遠比維也納問題、越南、古巴以及外太空問題重要。
1961年，在南部白人面前提倡法律平等觀點還是一件稱得上勇敢且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舉措。5月6日，自由乘客離開華盛頓兩天後，羅伯特·肯尼迪在佐治亞州阿森斯市就任司法部長的首次演講中提及此觀點，當時他對自由乘客事件一無所知。時值佐治亞大學的「法律日」。羅伯特·肯尼迪向大家解釋，維護法律是他不可推卸的責任，按說法律系的學生應該早就知道此事，但是在這片地區，與該問題相關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想當然。他說：「我們所做的只是維護法院裁決的命令，僅此而已，任何人處在我的位置，都會這樣行事。因為任何人在宣誓就職之時都必須做出上述保證。你也許不想做，你也許不喜歡，但你必須這樣做。」這並不是在慷慨激昂地維護受壓迫種族的權利，人們反而覺得羅伯特·肯尼迪有可能是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而違背自己的意願。但在演講臨近結束時，羅伯特·肯尼迪並未含糊其詞，他說：「我們的立場是鮮明的。我們在維護法律……不管這個問題，還是其他任何問題，我都明確告訴你們，如果有人膽敢違反法庭命令，司法部將會嚴懲不貸。我們絕不會袖手旁觀，漠然處之。我們將會採取行動。」
在民權問題上，就像對待第三世界問題一樣，19世紀60年代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堅信民權運動必將大獲全勝。正因如此，肯尼迪執政前期與後期截然不同，現在看來，那段時期尤其顯得天真可笑。只要將剩餘的小麥捐贈給新興國家，向其派遣和平醫療隊，調派切斯特·鮑爾斯擔任美國大使進行遊說引導，這個新興國家便會成為全新的民主國家，為自由世界增光添彩，併成為美國與莫斯科進行永久鬥爭的潛在盟友。國內也是如此：強有力的領導以及美國人民固有的良知將會克服由於祖祖輩輩的無知而遺留給下一代的偏執與頑固。種族融合合乎情理，並且美國人民都很通情達理，只要向他們做出合理解釋即可。如果艾森豪威爾能夠採取如此立場，那麼他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能完成種族融合的使命。
「美國人有其黑暗面」的觀念略顯狹隘，人們並不能接受。按照自由主義的觀點，麥卡錫主義是無法被解釋的，大多數人對種族問題中的文明的行為標準與良好的判斷力嗤之以鼻。然而自1961年起，就沒有人再提麥卡錫了。樂觀主義對新邊疆派而言開始顯得不可或缺。哈金斯將軍持有正確觀點，他的死亡人數統計在某種意義上確實能夠鼓舞人心，駐西貢的美國記者為什麼不同他保持一致的論調呢？在國內戰線方面，正義的自由主義者會將鬥爭進行到底，直到在美國出生的黑人嬰兒能夠享受和白人嬰兒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利、同等的就業率、同樣的年薪1萬美元的工作機會以及同樣長的壽命。然而，實現這些願望仍需要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那些自由乘客現在就想實現這一切。
自由乘客們在里士滿、彼得斯堡、林奇堡等地停頓休憩，在掛著「白人專用」牌子的餐館中隨意就餐，忽視那些用醜陋影像標明的「黑人專用」衛生間，這些行為的後果也只是引來了旁觀者們的鄙夷目光和幾句髒話。隨後，他們行程所及的城市都會報道他們旅行的相關訊息。然而這些都算不上頭條新聞，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長或者州長的注意。這類訊息最多佔廣告版面的兩三行而已。但是，對於那些喜歡在新聞內頁搜尋漫畫的加油站服務員、公共汽車售票員、過路的治安官副手們以及汽車站和火車站裡那些喜歡看熱鬧的人來說，這類訊息頗有看頭。
第一起事件發生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市：一名黑人自由乘客閒逛時進入這裡的火車站理髮店，並拒絕離開。於是，他因入侵罪被拘留，他的同伴們卻對他不聞不問，繼續前行。其實這件事並不嚴重，但相關訊息卻通過電話、另一個司機和警察廣播電臺傳播開來。這也不重要。因為此事是不可避免的，他們也期待它的發生，這就是他們專門途經此地的原因。公交車站的緊張氣氛仍然在蔓延。當他們看見南卡羅來納州羅克希爾車站聚集了大量民眾，便得知暴力行動依然在升溫。3名自由乘客捱了打，羅克希爾警察不得不對此事進行干預。在距離南卡羅來納州37英里的溫斯伯勒，警察在自由乘客們行動之前毫無緣由地拘留了他們的兩位成員。接下來，自由乘客平安路過了薩姆特縣和卡姆登市、南卡來羅納州、奧古斯塔市、亞特蘭大市、佐治亞州等地。亞特蘭大市這一站至關重要。在這裡，他們將旅行隊伍分成兩組向伯明翰進發，一組搭乘長途汽車，另一組則搭乘灰狗長途汽車。亞特蘭大一站沒有出現任何麻煩，因為佐治亞州的軍隊無處不在。但是，繼羅克希爾事件和溫斯伯勒事件之後，他們便登上了南部各大報紙的頭條。當天剛好是星期日，人們借空閒之際將報紙翻了個遍。他們猜測亞拉巴馬州的人民已經對他們瞭如指掌。事實也確實如此。
今天，往返於亞特蘭大與伯明翰之間的自由乘客們可以順利地沿著20號州際公路路線橫跨東亞拉巴馬州，然而在1961年，那條公路還未修建完成，自由乘客們只能繞著蜿蜒曲折的78號美國公路前行，途經一片戰後依然毫無變化的荒蕪之地。這就是亞拉巴馬州的「腹地」，這裡矮松遍野，地勢偏高，接近阿巴拉契亞山脈最南端的兩個支線拉孔河以及考魯特山脈，這裡的海拔為1800英尺。沿著山坡而下，便可到達坎伯蘭高原，繼而便是種植大豆的農民新開墾的田地，這裡曾因遭受棉鈴象鼻蟲災而荒蕪。緊接著，便進入產煤區以及黑人聚集區。大量的貧苦白人以及農牧民在克利本縣與卡爾洪縣生存繁衍，而這裡也是人們野營聚會的地方。就是在這裡，在美國78號公路距離安尼斯頓6英里的地方，一群三k黨人手持鐵棍、木棍以及鐵鏈襲擊了那輛灰狗長途汽車。忽然，一塊石頭從車窗外飛了進來，緊接著，一顆燃燒彈也隨之而來。車廂內頓時火焰四起，乘客們紛紛倉皇失措地四處逃跑。等警察到達事發現場，鳴槍警示時，已經有12名自由乘客遭受了毆打。救護車將重傷人員接走。伯明翰地區的黑人聽聞鬥毆的訊息，紛紛開車趕至當地，將剩餘的自由乘客救離事發現場。
就這樣，搭乘長途汽車的自由乘客們幸運地逃脫了三k黨的伏擊。然而，當到達安尼斯頓時，8個年輕強壯的暴徒登上了汽車，企圖將他們拖拽到通道處拳打腳踢。幸虧安尼斯頓的警察及時趕到，將暴徒驅離。安尼斯頓警察開車載他們離開了。然而，汽車終點站伯明翰的情況更加糟糕。一大群人手提鋼管將汽車長途終點站的第9街區和第6大道北部的道路包圍得水洩不通。有人將這一訊息報告給聯邦調查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聯邦調查局竟然未將這一訊息轉給伯克·馬歇爾的民權司，也沒有告知司法部辦公室。相反，他們卻將這一訊息轉告給了伯明翰警局，警察局長「公牛」t·尤金·康納卻將此訊息壓下來隨後處理。儘管康納局長的總部距離汽車終點站只有兩個街區，但他卻對此事不聞不問，也未派人手干預。那些暴徒將自由乘客們拖進車站，暴打他們長達半個小時。其中3人嚴重受傷，急需住院治療。次日早晨，《伯明翰新聞》公開承認「昨日伯明翰街頭確實瀰漫著恐懼與仇恨」。一年前，《紐約時報》曾報道過同樣的內容，當時《伯明翰新聞》還對此予以反駁。然而，亞拉巴馬州的政府官員卻並未表示出任何歉意。約翰·帕特森州長說道：「我無法保證這一群暴動煽動者的安全問題。」「公牛」康納則表示：「我們伯明翰人都是安分守己之人，從來不會惹是生非，除非有人蓄意到本市鬧事。」當被問及為何汽車終點站不見任何警察蹤影時，康納表示那天是母親節，人手不足。這純屬無稽之談。
星期日發生的毆打事件使自由乘客首次引起了司法部門的注意，伯克·馬歇爾打電話到鮑勃·肯尼迪家中，親自報告這件事情的原委。鮑勃原以為他打個電話就能搞定這件事情。他知道在總統競選期間，帕特森是第一個支援約翰·肯尼迪擔任總統的南方州長，即使後來他的代表團轉而支援林登·約翰遜時，他對約翰·肯尼迪的支援態度依然如故。於是，星期一早晨，他打電話給帕特森州長，請求他對自由乘客們的長途汽車予以保護。自由乘客有跨州旅行的權力，當地的掌權者應該對他們的安全負有明確責任。帕特森州長對這一要求表示同意。緊接著他又回了個電話，說他改變心意了。他曾在三k黨的支援下當選州長，而現在三k黨人來向他索取回報了。
這是肯尼迪兄弟第一次就種族問題與南方州長通長途電話，顯得很奇怪。以後幾次都與第一次通話一樣，同樣令人非常惱火。鮑勃試圖再次與帕特森通話，但是卻被告知州長不在，無法取得聯絡。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一次又一次地試著打電話給帕特森，但每次州長助理都表示他們無能為力。他們說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留言，至於這留言究竟能否轉達給州長，他們也不能保證。他們確實無法做出保證，但他們認為州長已經「去了海灣」——無論如何都聯絡不上了。與此同時，伯明翰的情形每況愈下。原來那些遭受痛打、驚慌失措的自由乘客們已經乘飛機到了新奧爾良，但是來自納什維爾的費斯克大學的志願者、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以及年輕的民權組織接替了他們的位置。新團體當中有一個來自特立尼達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邁克爾，他年方19歲，頭腦冷靜。在華盛頓，司法部長肯尼迪發表宣告，要求自由乘客及其反對者們都應當有所收斂。他說：「為了避免無辜之人受傷致殘，甚至丟失性命，我提倡那些關注美國未來首要權益的人們，在未來幾周或幾天之內能剋制自己的言行，並明辨是非。」儘管這有些強人所難和不切實際，但他似乎試圖在負有同等責任、勢均力敵的衝突雙方之間扮演公平裁決人的角色。自由乘客做出鄭重承諾，不再攻擊亞拉巴馬人，但亞拉巴馬人卻毫不理會。隨後，肯尼迪又發表宣告：「現在大家急需時間來冷靜。」一位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發言人則發表了犀利的言論，稱現在急需的應該是結束冷靜的週期，美國黑人已經冷靜了100年了。星期五，當新的自由乘客開始為新的旅程做準備時，其他人已經整裝上路，顯然，迎接他們的將是新一輪的麻煩。肯尼迪總統應其兄弟羅伯特·肯尼迪的請求，給州長帕特森打了個電話。然而，他被告知，州長「出了城，無法取得聯絡」。後來，他終於打通了副州長的電話，幾小時之後，副州長說他可以安排總統的私人代表和州長見面。
肯尼迪兄弟選擇了司法部長的好友約翰·席根塔勒，一個英俊勇敢的田納西青年，作為其私人代表。一小時之內，席根塔勒就搭乘飛機啟程了。起初，他的使命看似完成得很順利。在和帕特森州長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會談之後，他們打電話給鮑勃·肯尼迪。在帕特森側耳傾聽、點頭同意的情況下，席根塔勒報告他已經能確保亞拉巴馬州的安全問題不出狀況，正如帕特森所說，該州「在沒有任何外來援助的情況下，依然具有維持安定的手段、能力及信心」。州長明確表示，他會保證亞拉巴馬州內所有居民以及到訪遊客的安全——無論是本市居民還是高速公路上的人員，他都會同等對待。緊接著，鮑勃又打電話給亞拉巴馬州公路巡警隊長弗洛伊德·曼，證實了州長帕特森做出的保證。有了這個保證，有黑人和白人成員的21人學生團體決定於次日早晨搭乘由伯明翰開往新奧爾良的長途汽車。但是麻煩卻不期而至：他們找不到司機。為了找到能帶他們前往新奧爾良的司機，司法部長不得不打電話與灰狗汽車公司駐伯明翰代表喬治·e·克魯特據理力爭。最終克魯特不得不給他們派遣一位司機，這些自由乘客們才能前往蒙哥馬利，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蒙哥馬利的情況比伯明翰的更糟糕。
一路上都太平無事。巡警隊長曼確實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聯邦65號和聯邦31號公路一直暢通無阻。聯邦調查局事先將此事通知給蒙哥馬利的警察局，在自由乘客們的汽車距蒙哥馬利14英里時，曼再次向蒙哥馬利警長萊斯特·b·沙利文發出提醒。然而，相較於康納，沙利文更不樂意為傲慢自負的黑人和背叛忘本的白人保駕護航。他對曼的提醒置若罔聞，當長途汽車到達聯合公司長途汽車終點站的時候，沒有任何警察在場，這21名學生被數量達1000~3000人的人群團團包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被司法部長詳細記錄在案，因為民權司司長伯克·馬歇爾的副手約翰·多爾當時正在終點站對面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裡。多爾在那輛巴士剛要進入車站的時候，便打電話給肯尼迪。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長拜倫·懷特聽到多爾在電話裡說道：
「那輛汽車進站了。所有人都站在那裡，四處觀望……現在乘客們下車了，他們站在平臺的轉角處。哦，有人掄起拳頭，他們打起來了！一個滿臉鮮血的傢伙帶領一群人正在毆打那些學生。這裡沒有一個警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警察還是沒有出現。人們高呼：‘打他們，打他們。’真是太恐怖了……哦，警察來了。」
然而到來的只是州警，並非蒙哥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告訴記者：「我們不能眼看著一群惹是生非者闖進我們的城市，而我們還要為其保駕護航。」）由於州警人數很少，寡不敵眾。曼拔槍救出了一個黑人學生，但剩餘的乘客們仍得不到幫助。還有幾個無辜的路人受到牽連，遭受襲擊。一個男孩的腿被打斷。一大群白人將易燃液體潑灑到另一個男孩身上，並將其點燃。一個蒙哥馬利婦女則舉起自己的孩子，以便其將拳頭揮向一個黑人。其他婦女則朝著自由乘客中的兩個白人女孩罵罵咧咧，並用錢包打她們。這兩個女孩向騎摩托車路過的人尋求幫助，卻被罵道：「你們這是罪有應得。希望她們打得更狠一點。」另外一個開著租來的汽車的人高聲呼喊：「快過來，我來幫助你們，我是聯邦調查員。」然而，他什麼都還沒來得及做，就被拖到了人行道上遭到一頓拳打腳踢。他就是總統的私人代表約翰·席根塔勒，被派遣到此地與亞拉巴馬州州長會面。在救護車到來之前，他就失去了意識，在人行道上躺在血泊之中長達25分鐘。沙利文警長後來解釋，沒有救護車來救塞根塔勒是因為「市內所有的白人專用救護車都進行了故障報修」。
鮑勃·肯尼迪氣得臉色鐵青，立刻安排拜倫·懷特和哥倫比亞特區的聯邦法警長官吉姆·麥克沙恩一起搭乘下一班飛機前往蒙哥馬利。小石城事件之後，司法部長威廉·p·羅傑斯就對聯邦法警長官和他們的副手進行了防暴訓練，旨在建立一支除軍隊以外，能夠執行聯邦法律的力量。在蒙哥馬利市以外的馬克斯韋爾空軍基地，拜倫·懷特召集了400名接受過此種訓練的人員——其中包括稅務員、邊境巡警以及聯邦監獄的警衛，他們可以迅速應對突發事件。在此期間，多爾已經從美國聯邦地方法院獲得一份禁令，該禁令規定三k黨和民族國家權利黨無權干涉長途汽車的跨州旅行，三k黨與民族國家權利黨是經常參與暴動活動的兩個組織。帕特森州長最後出面表示抗議，這些行為與憲法相違背。除此之外，他還表示派遣聯邦官員來此也是多此一舉。事實證明，在這一點上他大錯特錯了。
那個星期六下午，赫赫有名的民權活動家馬丁·路德·金搭乘飛機抵達蒙哥馬利。他在牧師拉爾夫·阿伯內西家裡宣佈，將於當天晚上在第一浸信會教堂發表演講。此次會議為三k黨人及其同盟提供了做夢都想不到的行兇機會。由此看來，金此時已陷入險境。當拜倫·懷特接到州長帕特森的電話時，他正在監督聯邦法警做準備工作，電話中的訊息不得不引起他們的警惕：帕特森州長正在召集亞拉巴馬州的執法人員開會，並指示他們逮捕那些違反本州法律的聯邦人員。懷特獨自前往會場。此次會議向新聞媒體公開，他們將懷特與州長之間的激烈對話記錄在案。帕特森州長要求司法部副部長與他分享政府內部有關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訊息。懷特表示：「這可不行。」然後，帕特森又詢問有關自由乘客們的資訊。懷特再次拒絕：「也不行。」
帕特森：你知道部分自由乘客在哪裡，對吧?
懷特：是的，在醫院裡。
帕特森：你知道其他自由乘客在哪裡嗎?
懷特：不，我不知道。
帕特森：如果你知道這些人在哪裡的話，通知我們好嗎？
懷特：我不可能瞭解他們的行蹤。
此時，其他自由乘客與馬丁·路德·金正在第一浸信會教堂。夜幕降臨之時，約1500名伯明翰黑人前來參加集會。一群窮兇極惡的傢伙在會議初始階段便聚集在大街對面的公園裡。懷特獲悉當地警察再次缺席，於是就盡其所能派遣法警帶著一切他們能弄到的工具——郵遞卡車、私人汽車以及押運犯人的卡車前往現場。他們身著西裝，佩戴臂章，裝配著手槍、警棍以及催淚瓦斯槍。當暴徒們發動暴動，投擲石頭與碎瓶渣時，大約100名法警就已在教堂外圍形成了散兵線。此時，州長宣佈了禁令。法警的散兵線在主力援軍抵達之前穩住了局面。弗洛伊德·曼與國民警衛隊少將亨利·格雷厄姆分別帶領自己的騎警和隊伍抵達教堂。即便如此，法警們為了抵擋暴徒的襲擊，還是不得不使用催淚瓦斯彈。於是彌散的氣體瞬間充滿了悶熱擁擠的教堂。教堂裡的黑人們開始驚慌失措。如果教堂變成火海（這也是暴徒的初衷），毫無疑問，傷亡將更加慘重。而實際上，這些黑人在國民警衛隊和聯邦治安人員的庇護下，最終得以安全逃生。
帕特森州長給司法部長肯尼迪打電話，對亞拉巴馬州被入侵這一事件表示抗議。
「約翰，約翰，」鮑勃鎮定地說道，「你說什麼，你們被入侵了，什麼意思？誰在入侵你們，約翰？你應該清楚呀。」
帕特森譴責肯尼迪將那些自由乘客遣送到他所管轄的州內，並將此次暴動原因歸咎於肯尼迪。
鮑勃說：「約翰，現在你可以在電視上這樣說。你可以將這些告訴亞拉巴馬州的人民，但是不要在我這裡玩這一套。約翰，不要在我這裡玩這一套。」
然而，帕特森卻一字不差地重複了一遍。然後，他說國民警衛隊保護了教堂以及內部的集會人員，卻無法保證馬丁·路德·金的安全。
「我不相信，」肯尼迪說道，「讓格雷厄姆將軍打電話給我，我要美國軍隊的將軍親口告訴我，他保護不了馬丁·路德·金。」
這時，州長開始咆哮了。他尖叫著，他現在陳述的是他自己的觀點，而非將軍的。他哭訴稱，由於派遣了聯邦法警，導致了「非常嚴峻的政治局面」，繼而他又喊道：「你這是對我們的政治摧毀!」
肯尼迪依舊平心靜氣地說：「約翰，比起我們的政治生涯，教堂裡的那些人能夠安然無恙更重要。」
這樣，針對自由乘客的暴力威脅才得以終結。北部的人們認為帕特森遭受了慘痛的失敗，然而，南部卻持有不同的看法。自阿伯馬托克斯戰役以來，失敗更加能夠引起他們的關注與同情。他們現在與帕特森緊緊團結在一起，給他送錢，鼓勵他，並承諾會加入反對取消種族隔離的鬥爭。這是個不祥之兆，因為他們全部對此進行了宣誓。而信守誓言是關係到名譽的問題。6月，美國南部各州的政客依次公開宣誓，其中包括一年後接替帕特森上任的喬治·科利·華萊士。
然而，就事態發展而言，可以說自由乘客取得了一定成功。他們無人受傷，卻擊潰了種族隔離政策。跨州旅行方面的種族隔離政策，在1950年的高階法院就被宣佈予以取消，現在也終於成為現實。鮑勃·肯尼迪要求州貿易委員會發布相關條例，取消包括飛機場以及火車站在內的所有交通站內的種族隔離政策。4個月之後，也就是9月22日，這些相關條例都得以釋出。有少數城市以不符合當地法律為藉口，拒絕執行相關條例。司法部門對這些城市提起了訴訟。1961年年底，黑人才開始自由來往於東海岸與西海岸之間，「白人專用」「黑人專用」等標誌才在候車室中消失不見。
當然，取消種族隔離政策依然遺留下了不計其數的堡壘，最難對付的一座堡壘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h·l·門肯與查爾斯·安戈弗在《美國信使》雜誌上分兩期將美國各州按照從優到劣、「從文明到野蠻」的等級進行了評比。評比標準包括財富、文化程度、教育背景、《美國名人錄》中的上榜人數、交響樂團、犯罪記錄、選舉人登記、嬰兒死亡率、交通設施以及醫療條件等方面。密西西比州再次位居最末，這個州深處美國南方的腹地，貧窮落後，這種情況直到1962年依然如此。事實上，10年之後（1972年10月），當約翰·貝雷特在《生活方式》雜誌中再次提及門肯和查爾斯·安戈弗的評比時，密西西比州緊隨亞拉巴馬州之後，依然排在末位。密西西比州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根據商務部《美國統計摘要》中對貧困的定義，1/3的密西西比人屬於貧困人口，1/4的家庭未安裝管道設施，29％的家庭沒有條件安裝電話；只有24％的人口有每天閱讀報紙的條件，3％的人口有條件閱讀新聞雜誌。1964年，密西西比大學的詹姆斯·w·西爾弗教授將該州稱為「閉塞的社會」。因為截至1960年，該州居然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對民權運動聞所未聞。自由乘客之所以沒在密西西比州受到襲擊，其原因就是州警限制了他們的行動自由，從而避免了暴徒的圍攻。他們的長途汽車剛一駛近亞拉巴馬州邊界，就被護送進了傑克遜城，若他們不按照車站的種族區分標記行事，便會面臨牢獄之災。當聯邦法院最終推翻原有的定罪，這對那些已經入獄的人們也意義不再，因為這時他們已經刑滿出獄。
司法部當中，幾乎只有伯克·馬歇爾一人明白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優勢是可以動搖的。該州的先知們將目前的階段稱之為「二次重建時期」。他們認為，如果他們能夠同他們的先祖一樣，一心一意抵制種族隔離制度，聯邦政府的挑戰就會以失敗告終，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然而，1961年，司法部大多數人（除了多爾）都與伯克·馬歇爾的看法南轅北轍。同年年底，司法部長向他的總統哥哥遞交了一份有關民權進步的報告。這份報告聽起來振奮人心，鮑勃在第一浸信會教堂事件發生一星期後，便在《美國之音》廣播中當眾宣告種族隔離主義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他大膽預言將會有黑人在20世紀末當選美國總統。
與一個密西西比州黑人經過一番交談之後，詹姆斯·梅雷迪思頓覺形勢沒那麼樂觀。梅雷迪思是一名退伍軍人，曾在空軍部隊服役長達9年，他出生於該州中部科西阿斯科島的一家農戶，有10個兄弟姐妹。由於受到肯尼迪總統就職演說的鼓舞，梅雷迪思當晚就寫信向密西西比大學提交入學申請。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時，他附了這樣一段話：「我是美國密西西比州的一名黑人，鑑於美國的教育體制改革在新時代中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我相信我的入學申請並沒有令你們感到意外。當然我也希望你們對我入學申請的處理方式能夠帶給我的大學以及密西西比州無上的榮耀。」
作為坐落於南部牛津市的有名大學，「老密西」以一長串莫名其妙的學術理由拒絕了梅雷迪思的入學申請，但他並不氣餒，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梅德加·埃弗斯表示大力支援梅雷迪思的入學申請。1961年6月，該協會律師在聯邦地方法院為梅雷迪思提起訴訟，控告密西西比大學因種族原因拒絕他的入學申請。這場官司在美國法學史上獨一無二。聯邦地方法院的一個法官兩次判決梅雷迪思的訴訟無效。1962年6月，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扭轉了判決結果，緊接著，該法院的本·卡梅隆法官再次否決了這個判決。上訴法院宣佈卡梅隆的判決無效，可他緊接著又釋出了另一道判決。如此反覆，到第4回合時，卡梅隆明確表示他將堅持下去。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向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萊克提出申訴，請他伸張正義。9月，布萊克，這位土生土長的亞拉巴馬州人接受了法院訴訟，並命令密西西比大學立刻准許梅雷迪思入學註冊。密西西比州州長羅斯·巴尼特叫道：「絕不可能！」兩日之後，他便在全州電視臺宣告：「我們絕不會向罪惡之人及非法暴力之徒屈服。」
1962年秋，羅斯·巴尼特已經64歲。除去他的年紀不說，作為代理人，他和即將與其進行間接鬥爭的梅雷迪思的相似程度極高，但他本人卻對此渾然不覺。和梅雷迪思一樣，他也有10個兄弟姐妹，成長於密西西比州中部貧窮落後的荒原之上，這裡是威廉·福克納筆下他所熟知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的一片荒蕪之地。然而，在接下來的危機當中，福克納的侄子默裡·福克納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巴尼特與梅雷迪思一樣，思想陳舊、固執己見；作為一個正統的基督教徒，他將《舊約》的文字奉為真理，信奉《聖經》所言的種族「融合」禁令。在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地點，這兩個人也許會成為朋友。巴尼特會喜歡這一切，因為他生性平易近人，樂善好施，包括對黑人。但如果對方是黑人的話，那麼他必須要有自知之明。三年前，巴尼特憑藉為了讓梅雷迪思這樣的人循規蹈矩這一誓言，在密西西比州白人公民委員會的支援下，成功當選該州州長。在上一屆總統選舉中，他本來有意投票給肯尼迪和約翰遜，後來卻轉投給哈里·伯德。簡而言之，他就是這樣一群人的代表：迷人、無知、友好、多疑，盲目忠誠於早已失敗的同盟；對現實與未來充滿了恐懼。巴尼特就是最有潛力成為此類殉道者的人，而他之所以沒有成為殉道者，是因為他膽小怕事。面對巨大壓力，他會另謀出路，與別人做一些交易。他的悲劇就在無法找到這樣的出路與交易，這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劇。
如果說巴尼特與梅雷迪思頗為相似，那麼完全誤讀了巴尼特的羅伯特·肯尼迪則與他剛好相反。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盡職盡責地將自由乘客護送到安全地帶。根據這一事實，鮑勃認為密西西比州的當權者們非常遵守法律與秩序。他曾誤認為公路巡警隊的指揮官t·b·柏德桑上校人如其名，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和弗洛伊德·曼並不相同。縱觀全域性，似乎需要一個計劃，而鮑勃對計劃設計相當拿手。9月15日，星期六，他打電話給巴尼特，詳細解讀了整個計劃的制訂過程。當然，他明白巴尼特作為一位南方州長，不得不做出象徵性的抵抗。因此，幾名持有法院判決書的法警將會護送梅雷迪思到學校。這樣，州長便可撒手不管，密西西比大學看到此種狀況，也不得不錄取梅雷迪思。肯尼迪詢問巴尼特是否理解這一舉動，以及還有什麼疑惑。州長巴尼特卻回答：「這可能還需要一年才能想明白。」從雙方對話中就可以看出，兩者已經心生嫌隙。
事實上，這些事情只需5天就可以搞明白。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四，法警們陪同梅雷迪思到牛津市的密西西比大學註冊。他們在學校與巴尼特相遇，而巴尼特以「特殊註冊員」身份出面，試圖以此來庇護學校當局。2000多名白人學生高聲歡呼：「我們要巴尼特，我們要巴尼特！」「光榮，光榮，種族隔離。」而州長宣讀了一項命令：「現在以及今後永遠」禁止梅雷迪思進校。緊接著，他將命令遞給梅雷迪思並說道：「拿著，並嚴格遵守。」一位司法部成員站出來反駁：「難道你沒有意識到你已經犯了藐視法庭罪嗎？」巴尼特回答：「應該是由你來告知我這些呢，還是由法官來告知？」
巴尼特認為，他的法律地位賦予了他干涉權，這是毋庸置疑的，他有權作為密西西比州權利的代表人，管理華盛頓政府和密西西比人民之間的事務。他曾要求相關立法機關對他進行授權，並得到了批准。當美國曆史學家獲知此訊息時，都很匪夷所思。早在內戰之前，干涉權就已經失去人們的信任。事實上，1832年約翰·卡爾霍恩試圖借用這種「干涉權」時，就曾遭到密西西比州會議的拒絕。原因是「對協會而言，這是異教邪說、致命錯誤……有違憲法的條例與精神所在，會直接危害每個國家的福利、安全以及獨立」。如今，130年之後，該州州長試圖復活同樣毫無生氣的教條。新奧爾良的第五巡迴法院並未受騙，他們拒絕承認巴尼特「特殊註冊員」的身份，並命令密西西比大學官員們下星期一齣面，讓他們說出藐視法庭而不被傳喚的理由。巴尼特向媒體表示抗議法庭動作如此迅速。密西西比州參議員詹姆斯·伊斯特蘭打電話給鮑勃·肯尼迪說：「州長巴尼特表示你可以做出些許讓步，我也這樣認為。」鮑勃回答說：「你該不會真相信吧，參議員。你已經在參議院待了那麼久，應該不會相信吧。」
密西西比大學官員們在法庭上允諾准許梅雷迪思次日下午4點入學註冊。次日，巴尼特仍拒絕讓步。他說他對密西西比大學官員們的「屈服」表示「震驚」。他表示，任何干預密西西比州人履行他們自己職責的司法部人員都會被逮捕監禁。肯尼迪打電話告訴巴尼特，密西西比人，包括該州州長，都是美國公民，都應該遵守美國法律。巴尼特回答：「我認為密西西比州法院不遜於其他任何法院，而且在能力上更勝一籌……我們的法庭已經採取行動，我們的立法機關也已經行動起來。我將遵循密西西比州的法律！」然後，他的司法部長喬·帕特森釋出了一則宣告，稱，自由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為了滿足一個人所謂的‘憲法權利’，竟然置5000多名學生的權利於不顧」。
次日，梅雷迪思試圖再次到傑克遜市該大學的理事辦公室進行登記註冊。約翰·多爾和吉姆·麥克沙恩同他一道前往。在那裡，他們又與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旁觀者不期而遇。巴尼特州長說密西西比大學官員無法履行昨日在新奧爾良所做的承諾，因為他們已經被一個調查密西西比大學事件的立法委員會傳喚去了。多爾本來打算將法庭檔案呈遞給州長，可州長卻將手收進了褲兜。多爾說：「難道你就這樣不讓我們進門嗎？」州長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威嚴，說道：「是的，先生。我是如此禮貌地拒絕你們的請求。」多爾回答道：「那我們就禮貌地離開吧。」然而，周圍的群眾卻不太友好，梅雷迪思和他的護送者們離開學校時，他們叫罵著：「滾回家吧，黑鬼!」「共產黨!」
鮑勃·肯尼迪試圖把巴尼特的名字排除在審判程式之外，因為他記得福伯斯曾經利用小石城事件大撈政治資本，但眼前的情況似乎有點過頭了。梅雷迪思入學過程中遭受的一系列失敗至少給密西西比人民留下這樣一種印象：白人至上主義者佔了上風。肯尼迪決定向第五巡迴法院起訴州長巴尼特犯了藐視法庭罪。他打電話告訴巴尼特，他將向法院提起訴訟，梅雷迪思將於次日早晨出現在牛津市的大學，並且準備上課。巴尼特對此大發雷霆。那臭小子為什麼這麼不識趣？由於州長還有其他責任，他不能為了一個密西西比人——還是個黑人，整天「奔走於密西西比州各地」。肯尼迪估摸著梅雷迪思次日應該能夠順利註冊。他對巴尼特說：「你為什麼不試著接受梅雷迪思，6個月之後再觀察情況呢？」
「他最好不要進‘老密西’。」巴尼特說。
鮑勃平靜地回答：「但他就是看中‘老密西’了。」
驚慌的教員們都注意到來自美國南部各州的圍觀者越來越多地彙集在校園內，這些隨身攜帶武器、怒氣衝衝的人們見人就問：「黑鬼將從哪個門進來？」他們的領軍人物是現居住於達拉斯的埃德溫·a·沃克將軍。9月26日，星期三，也就是發生傑克遜對峙的前一天，這位將軍就向那些志同道合者們呼籲：「是時候該行動了。我們該說的說了，該聽的也聽了，已經被反基督教最高法院欺負得夠可以了。我們應該強力支援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的巴尼特州長，與其並肩作戰。現在輪到我們翻身做主了。聯邦各州有一萬人彙集在這裡。共和國發出了吶喊。我們支援巴尼特，反對卡斯特羅。帶著你們的旗幟，揹著你們的帳篷，拿著你們的煎鍋都聚集到這裡……上次出現這種情況時我站在了錯誤的隊伍裡……現在我脫下了軍裝，站在了正義的一邊，我將在那裡等待你們。」
那一天，巴尼特卻臨時躲了起來。當梅雷迪思及其護送者到達牛津市的校園後，副州長保羅·約翰遜在州警和縣警的支援之下，將他們阻擋了回去。聯邦人員試圖靠近約翰遜，希望他在無力抵抗的情況下甘願認輸，這時人群開始推推搡搡。約翰遜並沒有認輸。看來只能通過武力解決了。法警被事先告知要避免動用武力，而且他們人數寥寥，於是梅雷迪思又被擋了回來。
此時，美國所有的民權運動領袖和大多數華盛頓官員認為司法部的態度過於容忍，以至於聯邦政府的尊嚴受到了挑戰。羅伯特·肯尼迪對此一清二楚，但他感覺羅斯·巴尼特現已心生畏懼。他心想這位州長應該會珍惜這個能夠挽回面子的機會，因為他似乎意識到繼續同聯邦法院對抗就會身陷險境。次日早晨，也就是星期四，鮑勃打電話建議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出其所料，州長巴尼特立即點頭同意。如果他和政治家喬治·華萊士一樣足智多謀，危機早就得以化解了，但他沒有那樣的能力。他沒有正確地把握時機（也就是鮑勃等了這麼久才和他接觸的時機）。現在，種族隔離主義的頑固派渴望大獲全勝的情緒高漲，數不勝數的密西西比人都在高呼「要不惜生命」這句盛極一時的口號。但糟糕的是，州長對如何達成協議一無所知。他只知道他必須做出一些犧牲才能換取和平，但他卻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做多少讓步，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能抵抗到何種程度才既能保全自己的面子，又避免動用武力。
最終，雙方的首次溝通以滑稽的失敗告終。他們談到了當時州長巴尼特和副州長約翰遜站在學校門口，未配備武器的州警守候在他們的左右兩側，對面則是麥克沙恩及其帶領的30名法警。然後，當麥克沙恩拔出沒有子彈的手槍時，密西西比人民就會退避讓路，梅雷迪思便可從大門進入學校註冊。巴尼特說，一支手槍完全不夠，30名法警也應該同時拔槍。他說這樣做是為了防止流血事件發生。鮑勃則建議其他30名法警只需用手按住槍套即可。可州長巴尼特認為這還不夠真實，因此他們決定讓所有法警都拔出槍來。
如果是在這星期的前幾天，這種做法是可以奏效的；但現在看來，這樣做就是以身試險。事實上，這些法警是否配備武器並不重要，布萊克將軍在牛津市的部下所帶的槍支就足以應付這些人。除此之外，在巴尼特一方，只有他本人清楚這一協議。當他站在校園門口等候梅雷迪思之時，他才意識到可能只有他自己會讓開路。那些黑人空軍老兵在一個由13輛汽車組成的車隊的護送下，正在朝著他的方向前進。所有汽車都通過無線電廣播裝置與華盛頓保持著聯絡。密西西比時間下午3點35分（華盛頓時間5點35分），巴尼特打電話告訴肯尼迪，他已經無力控制擁擠的人群，他們人數眾多且情緒激烈。於是，他們不得不結束這出本已經預演好的攤牌場景。汽車護衛隊也隨之撤回。這是梅雷迪思第4次註冊失敗，當晚，白人學生在大學裡舉行了狂熱的遊行活動。
然而，這樣的失敗不能再次上演了。鮑勃·肯尼迪正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以及他的下屬司令官厄爾·g·惠勒和克賴頓·w·艾布拉姆斯少將進行協商。司法部門的一個部長助理正在起草檔案，該檔案經總統簽署之後，聯邦政府將有權直接指揮密西西比州的國民警衛隊，並命令駐紮於本寧堡的美國步兵部隊做好行動準備，讓牛津市各個街區的市民回家，不要隨意走動。另外一名部長助理則飛往事故地點，指揮人數激增的法警隊伍。據新奧爾良傳來的訊息，第五巡迴法院已經裁定巴尼特犯有藐視法庭罪，並且做出如下規定：如果梅雷迪思在下星期二仍然沒有入學註冊——今天已經是星期五，那麼州長每天將被罰款1萬美元，如果副州長約翰遜負責此事的話，則每天被罰款5000美元。
目前政府手中握有的唯一底牌就是總統的威望。星期六晚上，白宮與傑克遜州政府進行通話時，連這一張牌也打出去了。總統肯尼迪已經提前訂好時間，準備在晚上8點向美國人民宣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當巴尼特向總統建議星期一由他來轉移牛津市暴民的注意力，讓梅雷迪思秘密進入傑克遜市時，總統便取消了當天晚上的電視宣告。然而，巴尼特的態度並不能讓人完全放心；掛上電話之後，總統轉過身來，迷惑地問旁邊的人：「你們知道這個傢伙在說什麼嗎？他說，‘我想感謝你在家禽計劃上伸出了援助之手。’」
當天晚上10點，事實證明巴尼特確實不可信任。他打電話到司法部說，他已經改變心意了，先前雙方達成的協議無效，他不會履行自己的承諾。於是總統再次把電視宣告時間預約到第二天晚上7點30分，也就是9月30日，星期日。次日清晨，州長巴尼特便打電話給肯尼迪總統。這又是一場令人沮喪、毫無收穫的談話，鮑勃曾在談話期間大發雷霆，說他的哥哥將通過電視臺向美國觀眾解釋巴尼特在與「美利堅合眾國總統」達成協議之後，又是如何毀約的。
州長聽聞後大吃一驚，高聲叫嚷道：「這絕對不行。」「
可你對總統食言了。」
「你該不是說總統今晚要公佈這件事情吧？」
「是的。」
巴尼特氣喘吁吁地建議，「今天下午」就直接用飛機將梅雷迪思送入學校。
事情似乎要告一段落了。梅雷迪思似乎當天就能入學，流血事件也可以避免。當州警維持秩序時，梅雷迪思便可悄悄溜進學校註冊。之後，巴尼特則義憤填膺地表示自己對此事毫不知情，因此不得不屈服於無法抗拒的力量。但是，他在法庭上仍然會抵抗到底。司法部副部長尼克·卡岑巴赫飛到學校，佈置具體細節。密西西比時間下午5點，伯德桑上校陪同司法部副部長，帶領400百名法警來到密西西比大學，穿過荒廢的西校門，進入冷冷清清的「老密西」校園。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帶到學校一側的巴克斯特樓，而卡岑巴赫和法警隊伍則在另一側紅磚砌築的古老美麗的學院大樓（大學的行政辦公樓）中建立了指揮部。總統將電視宣告時間推遲到晚上10點，因為他始終相信屆時這場危機便可消除。然而這個星期日卻與梅雷迪思事件發生的每一天一樣黴運當頭。總統與華盛頓的通訊幾乎也中斷了，直到星期一早晨都未能與之取得聯絡。軍隊抵達事發現場時，陸軍通訊兵依然無法和白宮取得聯絡。在上述事件的危急時期，美國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老密西」大學上，美國總統以及他的司法部長弟弟卻收到了情況危急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卡岑巴赫通過向校園裡的一臺付費電話機不斷投幣才得以報告給他們的。
到密西西比州日暮時分，梅雷迪思在學校這一訊息顯然在牛津市已經盡人皆知。近千人迅速聚集在學院大樓外，他們還不清楚梅雷迪思的下落。在隨之而來的噩夢裡，梅雷迪思在24名法警的保護下，躲避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樣為了低調行事，法警們脫下了白色頭盔與橙色背心。如果那些暴民得知梅雷迪思在巴克斯特樓的話，誰也無法預料他們之間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就像當年理查德·尼克松在加拉加斯曾經身處於可能被撕成碎片的險境當中一樣。這些法警（大多數人也是南部白人）也遭到了暴民們的辱罵：「殺了這些喜歡黑鬼的渾蛋們!」「滾回古巴去吧，喜歡黑鬼的傢伙們!」然後他們又在一起叫喊著：「二——四——一——三，我們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民人數急劇上升，叫罵聲也越來越難聽。他們不僅朝著法警們連續投擲石塊，緊接著還朝他們扔點燃的香菸。一名得克薩斯州新聞記者及其妻子也遭到了手持鋼管的暴民們的毆打。儘管現場有許多法警，卻無能為力。有些法警甚至雙手抱臂，無動於衷。
密西西比時間下午7點，聯邦調查局收到一個無線電訊號，下令撤回所有州警，將梅雷迪思和法警們留給那些暴民處置。事後，卻無論如何也查不出來無線電訊號究竟發自哪裡。卡岑巴赫打電話向肯尼迪報告了此事。通話時，鮑勃都能分辨出暴亂現場此起彼伏的叫喊聲。緊接著，在7點58分時，他聽到了瓦斯彈的巨大響聲。卡岑巴赫說道：「鮑勃，我非常遺憾地向你報告，我們必須要使用催淚瓦斯了，我們別無選擇。」
在華盛頓，總統在不清楚最新事態的情況下發表了電視宣告。就總統所知，當時巴尼特確實信守諾言，與州警一起盡力維持秩序。他向美國人民解釋，梅雷迪思確實已經入校了，並闡述了貫徹執行法院裁決的必要性，暢談了密西西比人在國家戰爭中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精神，同時呼籲密西西比在校的學生：「你們大學的榮譽和你們所在的州是互相牽制的。我相信你們大多數人都會維護這種榮譽。」
在牛津市，學生們邊看電視，邊嘲笑總統。沃克將軍有意地在學生隊伍中來回穿梭。人們開著消防車和推土機試圖衝破法警的防線，進入學院大樓，法警們投擲瓦斯彈才將他們擊退。襲擊者們開始猛擲由可口可樂瓶改制成的燃燒彈。校園的長凳被拆下來製作成鋸齒狀的混凝土彈。建築工地上的鋼筋與磚塊在空中飛來飛去，校園裡到處都能聽見隱形狙擊手們進攻學院大樓時手槍發出的砰砰響聲。一名駐外國記者和一名牛津市的圍觀者在混亂中不幸喪生。大約超過1/3的法警（166人）受傷，其中28名法警被狙擊手的子彈擊傷。法警們都手持武器，即使遭到攻擊，他們似乎還是能夠反擊。他們屢次請求進行反擊，卡岑巴赫將他們的請求傳遞到華盛頓。肯尼迪兄弟卻予以駁回。他們規定，除非梅雷迪思身陷險境，否則聯邦政府不得動用真槍實彈。這些法警們已經筋疲力盡，身上血跡斑斑，只能憑藉粗短的黑色瓦斯槍來保護自己。埃德溫·格思曼當時正在學院大樓中與鮑勃·肯尼迪通話。鮑勃問：「那邊現在情況怎麼樣啊？」格思曼回答：「相當艱難。同當年阿拉摩的情況差不多。」鮑勃說：「好吧，你還記得那些人的下場吧。」
晚上10點，卡岑巴赫很不情願地向華盛頓報告，現在急需軍隊支援。45分鐘之內，第一小隊到達現場。默裡·c·福克納上尉帶領第108裝甲部隊e連的60名國民警衛隊員盡數到場。破曉之前，他們當中已有16人受傷，其中包括福克納上尉，他被碎磚塊打斷了兩根骨頭。讓肯尼迪兄弟憤怒的是，事先得到警示訊息在事故現場待命的正規軍隊，用了5個小時左右才到達現場。衝突期間有3次，法警們幾乎耗盡了催淚彈。當士兵們到達時，他們也不得不努力開闢一條衝進校園的血路。他們當中有40人被投射物或者鳥槍打傷。大多數暴民很快便消失在夜幕之中。第503憲兵營和來自孟菲斯市的主力軍隊一同抵達現場，逮捕了約200餘名暴民，其中包括沃克少將。他們當中只有24人是學生，其餘則來自美國南部各州——佐治亞、亞拉巴馬、路易斯安那、田納西、得克薩斯以及密西西比等州。拂曉時分，學校到處都佈滿了混凝土塊、催淚瓦斯彈殼、被毀的車輛、大石頭、粉碎的窗戶玻璃以及不計其數的可樂瓶碎片。州長巴尼特將此次暴亂行動歸咎於「毫無經驗、神經過敏、愛開槍」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臨近8點，吉姆·麥克沙恩以及另外兩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一同來到已經殘破不堪的學院大樓。就在那裡，面無表情的登記員羅伯特·拜倫·埃利斯承認梅雷迪思可以正式入學。當時在行政樓裡沒有任何抵抗，只有服從以及刻意偽裝的禮貌。梅雷迪思在表單上列出自己的學習目標——獲得政治學學位。加上已經獲得的函授課程學分，他只要三個學期便可完成學業。就在離開學院大樓之際，一個學生朝他嚷嚷：「這值得送掉兩條人命嗎，黑鬼？」
埃德溫·a·沃克少將被指控犯有恐嚇官員、拒捕、煽動叛亂以及對抗政府等罪名，法庭對其進行了登記以及指紋提取。3個月後，沃克少將在達拉斯的帕克蘭紀念醫院精神科進行了檢查之後，他的控告被撤銷。在這之後，又過了3個月，在4月的一個夜晚，一個狙擊手悄悄站在其窗前的草坪上，試圖用一支廉價郵購來的步槍殺害沃克。1963年12月，彈道學專家找到了這支廉價郵購步槍的主人，即開槍人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後來，這個人成了「平等對待古巴委員會」的積極支援者，也是謀殺約翰·肯尼迪的刺客。除非將肯尼迪總統理解為激進「左」派和激進右派都憎恨人物，否則激進「左」派和激進右派之間的衝突始終是個謎團。這樣才能夠解釋左右兩派對肯尼迪心存怨恨的原因。豬灣事件之後，他們對肯尼迪的怨恨之情與日俱增。其中一方譴責肯尼迪支援對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的侵略，另一方則指責他沒有將卡斯特羅一舉殲滅。在他執政的第二年年底，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顯然都將肯尼迪視作繼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後最令人鄙視的總統。
1962年6月，新「左」派開始組織人員為長期鬥爭做準備。45名舉止得體、穿戴整齊的年輕人聚集在美國密歇根州南部休倫港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一座夏令營裡，並建立了「學生爭取民主社會」，此時這個組織就是其未來發展的一個雛形。該集會的主要活動是討論長達62頁的言辭溫和的宣言。該宣言的起草者名叫湯姆·海登，是密歇根大學的一個22歲臉上起痘兒的瘦弱學生。海登在該宣言中將種族主義和「以原子彈的存在為象徵的冷戰現實」列為兩大威脅。他建議：「我們個人應該肩負起正面交鋒與解決問題的責任。」宣言當中並未提及診斷中出現的新問題或者相關的解決方法：「我們將利用基於仁愛、沉思、理性以及創造力中的權力和獨特性來替換根植於佔有、特權或慣例中的權力。」海登做出特別宣告，要放棄那種後來實際上成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主要標誌的將暴力作為改變的催化劑這一方法，原因在於這樣做「就會改變初衷，即不管個人還是社會團體，都會變為毫無人性的，令人憎恨的物件」。
右派的勢力早已繁盛。約翰·伯奇協會，也可以稱之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影子，其建立時間已達4年，發展勢態良好。沃克少將就是因為成為該協會的成員而被軍隊免職，肯尼迪兄弟譴責該協會反而使之名聲大震，司法部長認為這個協會「荒唐至極」，總統則將其稱之為共產主義的愚笨對手。羅伯特·韋爾奇自稱為該協會的「創始人」，現在正在貝爾蒙特波士頓郊區的一棟兩層磚混結構的樓房裡繼續策劃該協會的活動。他看起來非常享受這個宣傳，毫無疑問，他也明白這個過程對徵募新成員大有裨益。該協會的基層組織便是公開以共產主義為摹本的分部（韋爾奇被共產主義深深地吸引，並對其進行了盲目的模仿）。該協會每一個分部有大約10~20人。20世紀60年代，該協會的分支遍及34個國家以及哥倫比亞特區，成員總人數達到約10萬名。「伯奇協會」的成員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於其創始人所謂的「前鋒」們，例如「帕特里克·亨利協會」「美國革命之子組織」「男女民兵隊」。許多地區都將伯奇主義分子當作一個玩笑，但在什裡波夫特、坦帕市、休斯敦市以及達拉斯等地這可並不是玩笑。正如《紐約時報》的報道：「這些地方的分支聚集了數不勝數的商人、管理執行員、內科醫生、律師以及其他‘可靠的’人們。」
20世紀60年代末期，新「左」派將成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脅，但在肯尼迪時期新「左」派還未顯山露水。右派的雄厚財力使得新「左」派黯然失色。肯尼迪執政期間，極端保守主義組織的花費由每年500萬美元增至1400萬美元以上，而國家給像「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協會」這樣的自由組織的預算只有150萬美元。當時「左」派唯一能做的就是偶爾發洩一下不滿情緒。據報道，賴特·米爾斯在臨終之時感嘆道：「我為自己身為美國人而羞恥，我為約翰·肯尼迪成為自己的總統感到羞恥。」富布賴特揭露了極端保守派組織和正規軍隊中的職業軍官之間的「政治安排」。當他舉行聽證會意欲揭露此事時，人們的控訴鋪天蓋地地壓了下來，說他「企圖封鎖軍人的言論」。那些年進行引人注目活動的極端派當屬達拉斯的全國聲討大會。
該協會的第一次活動是在1961年，第二次是在1963年。第一次，有1800名與會代表為一個抗議該協會主席趨向溫和的演講者高聲喝彩：「這位主席主張彈劾沃倫，我覺得協會應該將他絞死。」兩年之後，該組織設立了「美國日」，以此來替換聯合國紀念日——州長小約翰·b·康納利州長髮布官方公告表示支援。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師的「基督教十字軍」與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軍」等組織都聚攏在極端派的庇護之下。極端主義右派被視為一群無能的瘋子的避難所。事實上，喬治·林肯·羅克韋爾領導的「美國納粹黨」對美國的自由沒有構成任何威脅；然而，在其他方面，極端派卻備受尊敬，影響廣泛。《生活》雜誌的創辦人c·d·傑克遜成為這一事實的一名無可奈何的見證者。由於他所創辦雜誌的某一期上對施瓦茨態度不恭，因而遭到了許多有影響力的廣告公司的抨擊與譴責。傑克遜因此不得不乘飛機到施瓦茨在好萊塢露天音樂廳舉行的大會上認錯：「我覺得我們的雜誌搞錯了，對此我深表歉意。今晚來到這裡，我非常榮幸。今後，《生活》雜誌將會與多德參議員、賈德眾議員、施瓦茨博士以及在場所有堅定的戰士們共同對抗共產主義。」
左右兩翼的極端派都具有本傑明·德莫特所說的「趕盡殺絕精神」。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格在《黨派評論》中寫道：「白種人是歷史的惡性腫瘤。」《伯克利芒刺報》直截了當地宣稱：「這些教授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教……我們在監獄當中學到的東西都比在大學裡多。」一名非百老匯戲劇界演員這樣唱道：「中產階級像豬一樣……中產階級像豬一樣。」1961年，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說：「我們曾經因為希特勒殺光了猶太人而稱其為惡魔，然而，肯尼迪與麥克米倫顯然比希特勒還要邪惡……他們都是這個世界上最惡毒的人，我們有責任竭盡所能與他們對抗到底。」另一個極端的方面是，伯奇協會的創始人認為美國「是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而病最重的瘋子掌握著管理權。」基督教十字軍的一位倡導者諾貝爾院長認為克里姆林宮權力中心的特工已經完成了「共產黨–披頭協定」——「共產黨已經設計出一種詳細的、精確的科學技術，能夠通過神經幹擾、使心智衰退以及遲滯，從而使得美國新一代青年變成無用的廢物並沉淪……最具殺傷力的披頭士音樂……加速著……精神崩潰。」
約翰·肯尼迪對勢不兩立的左右極端派系都很瞭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圖時就曾提議，正是這些無法解決的難題激發了人們尋求簡單答案的渴望。他說：「這些失意受挫的公民可以分成兩派，奇怪的是這兩派……非常相似。每一派都堅信我們只有兩種選擇：姑息或者戰爭，自殺或者投降，受辱或者毀滅，赤化或者死亡。」一有機會，他就風趣地調侃一下他們。在白宮舉行的一場招待會上，《達拉斯新聞》報的記者e·m·「特德」·迪利對肯尼迪說道：「我們需要一位騎馬之人來領導我們的國家，然而，得克薩斯州以及西南部的許多人認為你騎著的是卡羅琳sup/sup的三輪車。」達拉斯晚報《時代先驅報》的主編寫信向肯尼迪宣告迪利之言並不能代表整個得克薩斯州人民的心聲。總統回信說：「我確信達拉斯的人民每到下午一定會興高采烈。」
極端的幽默會變成黑色幽默，而溫和的幽默則無傷大雅。佐治亞州的一所劇院入口的大天幕上畫著一幅畫，展示總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勇事蹟——109號偵察魚雷艇，畫上寫著：「看看日本人是如何差點搞垮肯尼迪的。」於是，這樣一個流言便四處傳開了：「如果傑克、鮑勃與泰德都處於即將沉沒的船上，那麼誰會得救？」答案是：「國家。」一份廣為流傳的油印傳單上印有為肯尼迪在華盛頓建立一座紀念碑的計劃：「將它建立在喬治·華盛頓紀念碑旁邊並不明智，因為華盛頓一生沒有說過假話；將它建立在羅斯福紀念碑旁也不妥，因為他一生都沒有講過真話，而約翰·肯尼迪一生都沒有分辨出真話與假話。」傳單後面還有：
5000年前，摩西曾對以色列的孩子們說：「握著你們的鐵鍬，騎著你們的驢和駱駝，我將帶領你們走向幸福的樂土。」又過了將近5000年，羅斯福說道：「放下你們的鐵鍬，一屁股坐下來，點燃駱駝牌香菸，這裡就是幸福的樂土。」現在，肯尼迪在盜取你們的鐵鍬，踢你們的屁股，提高駱駝牌香菸的價格，佔領這片幸福的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