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告別華盛頓的那一週，天氣奇冷無比。在1月19日星期四過後，便是肯尼迪的就職典禮，新年的雪花紛紛揚揚地落下。黃昏時分，政府部門結束了一天的工作，雪花鋪滿了大街小巷。雪花輕柔地滑過冬天微藍的黃昏，飄灑到各處。晚上8點，當選總統肯尼迪和妻子到憲法大廳參加音樂會時，厚厚的積雪已將市區覆蓋，連堅挺的「新邊疆派」們也耷拉下了腦袋。雪卻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簌簌地落在士兵們凍得通紅的臉上，他們正忙著用噴火器將國會大廈東面總統就職演講臺周圍的雪塊融化。但大雪依舊紛紛揚揚地飄落，國會大廈廣場和周邊的雪越積越厚，為行政大樓和聯邦三角建築群的屋簷密密地鑲上了銀邊。為了疏通道路，商場沿途點起了火堆，但火焰太微弱，對於融雪只能是杯水車薪。此時，風雪交加，寒風從波多馬克河和潮汐湖一路呼嘯而來，這凜冽的風捲來細密的雪粒。凌晨3點45分，當肯尼迪回到他在喬治敦的寓所不久後，雪漸漸停了，但市內依舊寒氣逼人。雪堆積在華盛頓東北黑人街區的巷道里，克利夫蘭公園區內的燃油鍋爐也像得了傳染病似的不能正常工作。
星期五中午，氣溫約20華氏度（約零下六七攝氏度），寒風刺骨。凍得發抖的人群等待了20分鐘才盼來了新一任總統，他們歡呼雀躍，想聽聽他即將發表的演講。不過，還得多等一會兒。樞機主教理查德·庫欣在大喇叭裡的祝禱似乎沒完沒了，大家還要挨一陣子凍。像肯尼迪生命中的很多其他篇章一樣，這次就職演講也在一片混亂中拉開序幕。樞機主教祝禱剛結束，講臺下面的電線突然短路了，一股黑煙騰起。特工處長頓時滿臉驚恐，以為整個演講臺要爆炸起火。他三次想讓大家躲開，但都忍住了。最後不再冒煙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羅伯特·弗羅斯特站起來朗誦一首詩，感覺雪地的反光很刺眼，因此，他不得不脫稿，憑著記憶開始背誦。終於到了12點51分，首席大法官沃倫開始主持宣誓儀式。儀式開始後，現場的狀況大為改觀。宣誓時，總統既沒戴帽子也沒穿大衣，天氣很冷，他的聲音有點發抖，但能立刻聽出是波士頓口音。這位朝氣蓬勃的總統為新政府定下了基調：
讓誓言從此時此地起航，最終影響我們的朋友和敵人。火炬已傳遞給美國的新一代……歷經戰爭、為了和平而受盡磨難的美國人，為我們的古老遺產而備感驕傲。
薩姆·雷伯恩後來說：「他那次演說比林肯的更精彩。」但這多半隻是誇張的場面話。若說艾森豪威爾統治時期是美國的休養生息階段，那麼現在就將進入一個繼富蘭克林·羅斯福當政期之後的第二個革新時代了。同樣的，年輕人仍是這個時代的主宰者。新的第一夫人恰逢股市大崩潰時出生，她有著驚世的美貌。她丈夫在國會山發表演講時，她就陪在他身旁，溫柔地拍著他的臉輕聲說：「啊，多美好的一天啊，傑克！」
隨後的幾個星期同樣是閃亮的。隨後，瓊·斯沃洛·賴特在描寫搖滾世代的回憶錄中，談到肯尼迪當政時期時寫道：「他是‘我們的’總統，是出生於我們這個世紀的第一個總統，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將是最好的一個。」對於「新邊疆派」而言，這種信念堅不可摧：沒有人能像他那樣被寄予厚望地當選和就任。
投票支援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的有34221463人，佔總投票者的49.7％。1963年11月他去世後，美國民意測驗顯示，被調查者中有65％的人回憶說當初選的是他。這就是說，有1000多萬選民的看法與其在選舉那天的看法不同。其實，在他去達拉斯之前，選民們就開始改變了。而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只有59％的人認為三年前投的是民主黨的票。
這一現象並非意外。肯尼迪就任之前，就下定決心要讓更多人支援自己。在當選後到就職前那段時間，肯尼迪閱讀了一部理查德·e·諾伊施塔特所著的學術著作《總統的權力》。作者在書中寫道，行政首腦給公眾留下的印象，「對於大多數選民來說，取決於他們對他的第一印象（這不同於他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肯尼迪決意一開始就給人民留下忠於職守，雷厲風行的良好印象。
在就職遊行中，肯尼迪發現海岸警衛隊中沒有黑人士兵，當即下令展開官方調查。第二天早上，肯尼迪很早就到了自己還空蕩蕩的辦公室，見證自己的內閣宣誓就職。肯尼迪緊緊握住哈里·杜魯門（這是杜魯門自白宮離任後首次回來）的手，並下達了第一號行政命令，為400萬貧困美國人供給了雙倍的糧食。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新任總統幹勁兒不減。人們總能見到他一邊在走廊快步通過，一邊飛快地下達命令，一會兒站著閱讀檔案，一會兒又邁著輕快矯健的步伐跑出去散散步，隨後又急忙飛奔回來，還不忘把指節弄出響聲。詹姆斯·賴斯頓這樣描述肯尼迪執政早期的典型狀態：「除了沒爬上華盛頓紀念碑外，他任何事都沒落下。」
華盛頓的其他人只得拼命跟上他的步調。新任勞工部長阿瑟·戈德堡說，肯尼迪在任期間，「截止日期永遠都在前天」。查爾斯·e·波倫說：「我從未見過如此事必躬親的總統。」政府有些成員被這位新領導逼得太緊，以致都難以進行日常工作了。國會一個委員會的主席抱怨道：「這位新領導人一天有26個小時，可是我卻只有24個小時。」駐蘇大使盧埃林·湯普森和艾森豪威爾單獨在一起的時間很少超過10分鐘，但是他和肯尼迪之間長達兩小時的會談就已有4次了，而談話內容也絕非瑣碎之事。一個參議員曾說：「與總統會面後，必須一溜煙跑上車，風馳電掣般地駛回國會，你得搶先一步，要在他對你的彙報做出評論之前到達國會。」
有一天，在肯尼迪西翼辦公室進進出出的人竟達到了100人。他曾在一次西翼會議中下達了17項指示。在宣誓就職後的兩個月內，肯尼迪便釋出了32項政府諮文和立法建議（艾森豪威爾在他就任的頭兩個月中僅釋出了5項），還發表了12次演講，簽署了22項行政命令和公告，給外國政要寄送了28封信函，召開了7次記者招待會。記者被他吸引：參加肯尼迪記者會的人數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位總統。華盛頓有位幽默的評論員發現，新總統看起來不光決意自己身兼國務卿一職，而且還要做自己的羅斯福夫人呢。他注重一切細節。在早前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一個問題涉及美國從古巴進口1200萬美元糖漿的計劃，他做了很專業的回答，而這個計劃在4天前相關部門給出的報告中不過在結尾處一筆帶過。他注意到陸軍特種部隊不再使用綠色貝雷帽，便下令恢復。他和將軍們討論東南亞戰略時，不忘親自測試將運往越南的卡賓槍。他任職後的第一個春天將要來臨，他居然注意到白宮日漸變綠的草坪上冒出了雜草，於是讓園丁馬上除掉這些雜草。
他打算向外拓展自己首要的執政基礎。他所需要的人民正在密切注視著他，他也想確保人民能夠對他放心。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會顯得充滿活力，這種形象為他加分不少，美國人讚賞主動的人。記者在報道中稱新總統很有掌控力，這也會大有裨益。有效的方式還有，比如總統限定迪安·艾奇遜用4天時間做一份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詳細報告。當然，同白宮記者團在電視節目中的頭幾次會見也很重要，其中第三次節目面向2150萬電視使用者播出，約6500萬人觀看，而此類節目均為現場直播。肯尼迪不僅得是他自己的羅斯福夫人，而且得充當他自己的羅伯特·蒙哥馬利。他確實如此。麥克盧漢稱其為表演能手。諾伊施塔特對總統的評價很到位，這也在民意測驗調查員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場就改變了許多選民的傾向。這些選民曾支援尼克松，如今卻改變主意，反而認為自己自始至終都是支援肯尼迪的。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政治奇蹟：這位新任總統牢固的民眾基礎能和艾克sup/sup比肩了。
道葛拉斯·卡特認為：「總統就如法國各有千秋的高階餐館一般。」肯尼迪的形象融合了多重意味，有傑奎琳·肯尼迪那如山茶花般的美豔，有英國畫家凱特·格里納韋畫布上3歲女孩卡羅琳的可愛，有總統演講時的口若懸河，此外還有些司法部長辦公桌上的橄欖球象徵的活力，以及新的理想主義。前屆政府那一堆冠冕堂皇的說辭一去不復返——「花小錢而獲大利」「起伏式調整」「痛苦的重新估價」等。舉國上下都意識到取而代之的將是一輪充滿活力的施政行動，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勞工部長就職才24小時便平息了一場罷工運動。像那個備受煎熬的參議員一樣，新內閣的成員都像患上了輕度「肯尼迪狂躁症」，每天都馬不停蹄，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毋庸置疑，這些繁忙的景象大多隻是幻覺，時間久了註定會破滅，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忙碌給人印象極深。據說有位部長邊標示郵件，邊接聽電話，還同時用簡略的專用語給助手傳達上級的指令。另一位部長一直訓練自己每天只睡6小時。還有一個名叫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內閣成員每天堅持7點半來上班，這讓五角大樓的警衛們驚愕不已。
特種部隊的綠色貝雷帽重返營地，這反映出肯尼迪追求完美的執念。後來，記者戴維·哈伯斯塔姆在寫到肯尼迪執政初期時說，他的下屬「具有讓人興奮的美國精英主義的感覺」。「精英主義」在那時並非一個帶貶損意味的詞，而是形容「五湖四海最優秀的人才濟濟一堂，共同實現一種理想的感覺。這種理想就是建構新的美國民族主義，併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歷史作用帶來一種嶄新有力且主動進取的精神」。這種例子不勝列舉，最典型的是政府聘用大量著名學者，這些學者絕大多數都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劍橋。當時的流行語對「失敗」的定義是：耶魯大學畢業，開著一輛貼有「尼克松」標籤的福特埃德塞爾汽車。有人問奧維爾·弗雷曼，他是如何被選為農業部長的，他說：「我也搞不懂，但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哈佛大學沒有農學院吧。」弗雷曼並非哈佛大學畢業生，但本屆政府看中的是他以優異成績從明尼蘇達大學畢業，還有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會員的背景。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在莫爾丁的漫畫中被描繪成開啟首都之門的新鑰匙。8年前華盛頓盛行的風氣是輕視知識分子，甚至對其不屑一顧，如今這種風氣已蕩然無存。為增強這種氛圍，「新邊疆派」儘量避免談論一些不和諧的事兒，比如他們的總統喜歡打高爾夫以及他最鍾情的那兩首歌曲（《比爾·貝利》《我心之心》）也並非古典歌曲。然而，將其描繪為出身名門卻是相當合適的。杜魯門扶植將軍，艾森豪威爾偏愛企業大亨，肯尼迪卻對學者們青眼有加。肯尼迪的顧問裡面，由國務卿領銜，有15位羅德獎學金得主、4位歷史專家。國防部長、國稅局局長、文官委員會主席以及駐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學執教。總統在黃金儲備方面的顧問也是一名教授，就連其軍事顧問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也是來自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的。更史無前例的是，白宮第一次聘請了文化顧問。
「出類拔萃之輩」是後來哈伯斯塔姆對這些學者們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誤的苦澀嘲諷。他是11年後才做出這一評價的，主要譴責他們在越南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他們下的最爛的一盤棋，但他們的災難不止於此。這也是回顧肯尼迪執政時期時不得不提的一個事實。新政府很早就有失誤了，而他們第一次關乎大局的失敗卻不能只由他們來承擔責任，因為他們僅是上屆政府所訂計劃的執行者。然而，他們原本應該帶有批判性地看待這些計劃的。可事實上他們沒有這樣做，這說明即使最聰明的政治家也會犯錯。他們的失誤在於沒有分清想象與實際。在回顧新政府剛掌權的日子時，羅伯特·肯尼迪頗有洞察力地說：「那些日子裡，我們總聽到所有人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因此我們還以為自己正朝著勝利前進。」對自身錯誤的察覺，不得不歸功於美國曆史上最荒唐的一次冒險，即以古巴豬灣命名的豬灣事件。
哈伯斯塔姆後來這樣描述那次慘敗：「看似與時代如此相合的總統竟通過了一個註定要失敗的計劃，而且是一個在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前提下提出的計劃，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後來，肯尼迪親自問特德·索倫森：「我那時怎麼會如此草率呢？我一生從不盲從專家。我簡直愚蠢到家了，怎麼會同意他們這樣做？」阿瑟·施萊辛格寫道，懊悔萬分的總統「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頻率反覆提起豬灣事件，很難理解一個理性的、負責任的政府為什麼會捲入這次註定要失敗的大冒險」。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開始時，那個計劃看來並不輕率。當選總統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聽艾倫·杜勒斯說起這個計劃。總統就職後兩天，杜勒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曼·蘭尼茲爾將軍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員做了彙報，即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及羅伯特·肯尼迪。1961年1月28日，總統召開第一次白宮會議，討論古巴旅的前途問題。施萊辛格注意到肯尼迪是「謹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告訴這位新總統無須擔憂，他們向他保證會萬無一失，該注意的地方都已注意到了。
肯尼迪當時上任才一個星期。他需要更多時間仔細理清此事，但中央情報局說時間緊迫，對古巴旅來說，更是機不可失。卡斯特羅即將收到幾箱從蘇聯發來的米格戰鬥機。6月1日，他們就能裝配足夠數量的戰機編入現役戰隊，駕駛員都是古巴飛行員，他們都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過訓練，將在海灘上殲滅古巴旅。並且，瓜地馬拉總統伊迪戈拉斯說過，受訓的人到4月後便不許留在當地了。因為那時將進入雨季，馬德雷山脈會即刻變為一片沼澤，繼續在那兒訓練是不可能的。中央情報局報告稱，古巴旅已一切就緒，力求一戰。古巴的解放只等總統的一聲令下了。
肯尼迪仍在猶豫，他的壓力也不斷增大。艾倫·杜勒斯直截了當地對他說：要麼批准此計劃，要麼愛好自由的流亡者便難以解放自己的祖國，這也就相當於鼓勵古巴在拉丁美洲範圍內破壞民主政府的根基，並會使其在1964年的總統選舉中陷入被動。因為被解散的、幻想破滅的古巴旅將在共和黨的資助下，在全美遊行，揭發肯尼迪是怎樣背叛他們並放棄反共運動的。杜勒斯問總統，他是否準備好了要告訴那些「只想獲得在自己的國家重建自由政府的機會」的「優秀年輕人」：你們「得不到美國的同情、支援和幫助」。
肯尼迪問他，計劃的成功機率有多大。杜勒斯提醒他，1954年6月，中央情報局推翻了瓜地馬拉政府。他說：「我當時就站在艾克的辦公桌旁，對他說我確信瓜地馬拉行動必定會成功。而此刻，總統閣下，眼前這一計劃的前景比那個更加美好。」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亦無異議。2月底，肯尼迪再一次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徵求大家的看法。他們向瓜地馬拉基地派出了一個調查隊。蘭尼茲爾將軍閱讀了報告並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戰計劃，再次誇下海口說此戰必勝。海軍作戰處處長阿利·伯克海軍上將對此也很贊同。肯尼迪又將一名軍功卓著的海軍陸戰隊上校派往瓜地馬拉，去做調查，廣泛徵詢意見。以下便是這位上校的評估：
實地觀察增強了我的信心，我相信這支部隊不但能完成初期作戰任務，還能推翻卡斯特羅政府，達到我們的最終目的。旅長和營長們對計劃的各個細節均已瞭然於胸，他們鬥志昂揚。這些年輕軍官朝氣蓬勃、睿智英勇，急切盼望有機會浴血奮戰……
他們說自己瞭解民意，堅信只要重擊對方部隊，他們便會潰敗並且馬上背棄卡斯特羅。他們原本就沒想過要支援卡斯特羅，他們表示古巴的傳統是誰強便跟誰走。他們百分之百地相信無論卡斯特羅用什麼策略，他們都能一一化解。
我亦有同樣的信心。
就這樣，肯尼迪應允了，他認為政府既然都準備讓美國軍隊去世界另一端的寮國攻打共產黨，怎麼能對佛羅里達以南不過90英里sup/sup進擊的共產黨政權置若罔聞呢？但是，即便如此，他仍心存疑慮。後來施萊辛格認為，要是當時有某位高階參謀提出異議，這一計劃可能就被否定了。而那時僅有施萊辛格和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提出反對意見。施萊辛格問肯尼迪：「你如何看待此次糟透了的入侵計劃？」肯尼迪無奈地回答道：「這個計劃，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1961年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被卡車運送到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這兒是上船地點。星期四，所有人員登船就緒。星期五，中央情報局的領導傳達了此次行動的目標：在豬灣佔領3個灘頭陣地，古巴旅傘兵部隊要奪取古巴本島與大海之間的薩帕塔大沼澤地上的幾個主要據點。星期日中午，遠征隊便只能背水一戰了。這支隊伍已投入戰鬥，他們的無敵艦隊以及規模微乎其微的空軍也參與其中。
實際上，本次戰鬥的真實性質與總統認為的自己批准的那項計劃相差甚遠。根據軍方的保證，總統以為古巴旅是精銳部隊，是由1400名受過游擊戰訓練的精英組成的。他與古巴旅計程車兵都被告知這支部隊在豬灣的目標是偏遠的戈壁荒灘，在那裡，唯一有人居住跡象的便是廢棄的用以避暑的房子。彙報者解釋說，如果部隊在夜裡登陸，卡斯特羅將無從知曉。而中央情報局的情報進一步向總統保證，古巴獨裁者至少在72小時內無力反擊。即便到了那個節骨眼上，這位獨裁者也會被搞得暈頭轉向。因為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古巴旅的168名突擊隊員將登陸位於300多英里以外的東方省海岸以牽制他。
杜勒斯、理查德·比斯爾（中央情報局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以及包括小霍華德·亨特在內的顧問們，都非常確信對卡斯特羅不抱希望的古巴人比比皆是，這就確保了此次登陸的萬無一失。他們宣稱有2500名古巴人參與各種反抗組織，還有2萬人對反抗活動表示同情和理解，而總人口裡至少有25％的人準備積極支援登陸的起義軍。有一個原則至關重要，也是肯尼迪在私下和公開場合再三強調過的：美國軍隊堅決不可對卡斯特羅發起進攻，這一點是他不可動搖的原則。在4月12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強調：「無論如何，美國部隊都堅決不可插足古巴事務。政府將全力以赴，我也相信政府能盡職盡責地確保一件事：任何美國人都不會干預古巴境內的任何軍事行動……古巴的主要問題不是與美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古巴人內部的問題。」
有人告訴他，一旦這些流亡者無法在豬灣奪取並堅守灘頭陣地，他們的行動將即刻結束，而後會「遁入山林」。這樣一來，總統就認為沒有任何顧慮了。他堅信通過這樣一個分散敵方注意力的做法，就能讓原本宏大的兩棲作戰計劃變成低調的滲透活動了。所以他覺得任何危及美國信譽和威望的可能性已經統統被扼殺在搖籃裡了。
然而他卻大錯特錯了。中央情報局的做法完全相反。自1960年11月4日後，由不到300人組成的古巴旅再沒接受過游擊戰訓練。絕大多數新兵根本不適應艱苦的叢林作戰方式。全旅能稱之為士兵的僅有135人，其餘的則是職員、律師、銀行家、內科醫生、地質學家、教師、牧場主人、新聞記者、音樂家、繪圖員、工程師、藝術家、技工等，外加三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新教牧師。實際上，由20歲左右的青年組成的部隊才能稱為精銳部隊，而這些人的平均年齡是29歲，有的已經年過六旬，最新加入的人連步槍都不會用。
這僅僅是肯尼迪錯誤的開始。實際上，叛軍如何在山上行進的問題從未測試過，因為毫無疑問，最近的山脈是埃斯坎佈雷山區，而那裡離海岸線約80英里，和豬灣中間隔著一片茫茫無際的沼澤。作為古巴人，這些流亡者可能之前就已指出過這一狀況。問題是，部隊分散滲透到那個山區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從未有人告訴過他們。中央情報局未徵求總統同意，也未徵求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便擅自隱瞞叛軍的這一備選計劃。其理由是，如果流亡者知道了，他們的戰鬥意志可能會被削弱，在仍有取勝機會時就想要放棄沙灘陣地。
為了鼓舞叛軍計程車氣，中央情報局的人絞盡腦汁，還許下根本不可能兌現的諾言。如弗蘭克·本德對他們說：「你們會很強大，將有更多的人與你們並肩作戰,所以你們甚至不需要我們。你們將勢如破竹，伸出雙手，向左轉，直入哈瓦那。」中央情報局還向流亡者保證，如果他們敗退，美國人一定會趕去救援。事後很久，流亡者頭目何塞·佩雷斯·聖羅曼才獲悉原來有一個備選計劃，就是可以逃進山裡，他不禁疾呼上當：「我們從沒聽說過這個計劃，我們只聽到‘如果你們失敗了，我們馬上趕過去’這樣的話。」在邁阿密，民主革命陣線的曼努埃爾·拉伊一直以為，美國部隊將緊隨古巴旅登陸。他後來說：「我們事前被告知，此次登陸將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們甚至還欺騙我們，一支1萬~1.5萬人的部隊已準備就緒。」
古巴旅的首次挫敗來自空軍，這是致命的一擊。中央情報局對古巴的空軍表示輕蔑，估計其戰鬥力幾乎「沒有任何威脅」，臆想其飛機「大部分是老掉牙的，沒用的」，而其總指揮部則是「一團糟」。卡斯特羅共有15架b–26轟炸機、10架「海上怒濤」式戰鬥機和4架t–33型快速噴氣式教練機。為了殲滅它們，中央情報局計劃在4月15日（星期六），即登陸前兩天，空襲古巴的各大機場。8名流亡者先駕駛「二戰」時的螺旋槳b–26轟炸機，隨後派8人中的兩人在邁阿密宣稱自己是古巴空軍的叛軍。但這一著棋沒走好，畢竟卡斯特羅深知究竟是否有人叛逃。很不湊巧的是，一名真正的逃兵在傑克遜維爾登陸，這令美國人更慌亂了。笨拙的b–26轟炸機又慢又難操作，並深受引擎故障所累。星期六晚，弗蘭克·本德給佩雷斯·聖羅曼送去訊息，說轟炸任務取得成功，幾乎卡斯特羅的所有飛機都被摧毀了，有12架在古巴的聖地亞哥機場，有6~8架在自由城，有8~10架是在聖安東尼奧。若此言為真，則是振奮人心的訊息，但這不是真的。古巴空軍還有6架b–26、兩架「海上怒濤」式、4架戰鬥機，壓軸的要數那2架t–33噴氣式飛機。不可思議的是，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輕視了t–33，因為他們認為那不過是教練機。但它畢竟是噴氣式飛機，能繞著叛軍的b–26機飛行。再者，t–33還備有50毫米口徑的機關炮，可以對b–26尾部進行掃射，而b–26轟炸機的軟肋就在尾部。「二戰」期間，b–26原本還配備了尾炮，但中央情報局卻以備用油箱替換了尾炮，確保飛行員在古巴飛行的時間能夠久一些。這為流亡者飛行員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制空權因此便屬於卡斯特羅了，而制空權在兩棲作戰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央情報局犯下的另一個錯誤，更加深了失敗的可能性：自始至終都沒人做出解釋，中央情報局為何竟下令將彈藥、汽油、食物、醫療裝置等這頭10天戰鬥的供給統統裝在同一艘船上。
這條笨重的船叫「里奧·埃斯孔迪託」號，是「二戰」時期的運兵船之一，這次共動用了5艘。和它們一起的還有兩艘護航艦，為迷惑敵人，它們都被稱為加西亞輪船隊。在某種程度上，這條船算得上是整個行動的象徵：沒有噴漆、鏽跡斑斑、發動機總出故障，而底艙更是臭氣沖天，與又破又舊的「非洲皇后」號不相上下。流亡者們對此感到十分驚恐。其中有位對航海常識知曉一二的迫擊炮手，恩裡克·魯伊斯–威廉斯，更是被嚇得不輕。據他回憶，當時真是「腿如灌鉛」。而埃爾內多·奧利瓦「一到船上就覺得我們上當受騙了。太出乎意料了，這根本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荒唐透頂的是這樣的船竟然被選中去執行偷襲任務。船上的起重機和絞盤一動便吱吱作響，噪音更大的是那些通體生鏽的裝卸機。「里奧」號的故障並非一天兩天的事。在順著密西西比河直下，抵達墨西哥灣時，有一片螺旋槳撞到了木頭。潛水員檢查了之後才發現這片螺旋槳整個被打彎了，所以它的運轉受到影響，此後只好拖著搖搖晃晃的船身與敵方空軍決一死戰了。
按肯尼迪的想法，這群年輕的古巴愛國者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在荒涼的海岸上登陸，但曼哈頓的一家公關公司卻讓他吃驚不小。在對白宮和包括古巴民主革命陣線在內的任何人都隻字未提的情況下，中央情報局便通過萊姆·瓊斯聯合公司釋出了新聞，並打著「古巴革命委員會」的旗號。中央情報局打電話到瓊斯公司位於麥迪遜大道的辦公室,傳達了新聞的內容，隨後該公司又將新聞內容透漏給報社。一份「立等見報」的公報稱：「古巴叛亂者反對卡斯特羅的戰鬥在幾小時內將打響。今天採取的行動旨在提供援助和供給。」最後還呼籲：「共同打擊，發起反抗。」
華盛頓政府的內部人員開始懷疑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搗亂，因為有關他們的事簡直被弄得一團糟。他們分批用於襲擊的登陸船隻都是小船，長約14英尺sup/sup，而且沒有護甲。船上50毫米口徑的機關炮沒安裝好，槍口的朝向也不對。這批船的動力來自外舷的發動機，在後來交戰的高峰，有位入侵者從自己的船上往外跳，碰巧撞到了舵手，把他碰翻到水裡，沒了舵手的船便開始失去方向並搖晃起來。這樣的小事故遠不止這些：有三個人正在使用50毫米口徑的機關炮在「大西洋」號船上練習打靶，不料槍身忽然從座架上滑落，開始向四面掃射，導致一名同伴中彈身亡，還有兩人被射傷。一個更不祥的兆頭是：有支突擊隊原計劃佯攻東方省，聲東擊西地轉移卡斯特羅對豬灣的注意力，這支隊伍卻一直未能在海岸邊露面。他們兩次爬上登陸船，卻兩次都退回了「拉普拉亞」號。與他們一起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回報，佯攻計劃「由於指揮不力，故以失敗告終」。但那些指揮官卻是中央情報局挑選出來的。
登陸東方省，讓卡斯特羅顧此失彼，這本是他們計謀的組成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一個反卡斯特羅的地下組織在古巴發動的人民起義。肯尼迪總統獲悉，地下組織的運動關係到整個任務的成敗，參謀長聯席會議也這樣認為。然而，中央情報局的行動讓人啼笑皆非。地下運動屬於總戰略的一部分，工作人員一直同羅赫略·岡薩雷斯·科爾索保持聯絡。科爾索是地下運動中帶有傳奇色彩的領袖，以「弗朗西斯科」這個代稱享譽古巴。他和他的同伴們已準備妥當，只要時機成熟，他們就執行命令製造混亂；之後，流亡者的宣傳站天鵝電臺就會開始進行廣播。天鵝電臺通過廣播告知大眾怎樣支援古巴旅、參加他們的隊伍、炸燬發電站等。紙上談兵容易做到，但實際操作上卻涉及該計劃各部分輕重緩急的基本問題。引發暴亂與打擊卡斯特羅空軍的空襲在時間上產生了衝突，無論先進行哪個，都會引起卡斯特羅在另一件事上的戒備。當時，制空權被認為更重要，所以他們先發動了空襲，但以失敗告終。次日晚，天鵝電臺用暗號和霍華德·亨特式的抒情散文作為命令，讓地下組織發動起義：
警戒！警戒！好好看看彩虹，第一道彩虹馬上顯現。奇科在家裡，去拜訪他。天空湛藍。把通知放在那樹上。樹是綠色與褐色相間的。信件已安全抵達，信的顏色是白色。魚即將浮出水面，魚是紅色的。
最匪夷所思的是，這條命令廣播的頻率好像沒調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和佛羅里達州的幾個電臺都接收到了，但沒人明白它的意思。雖然廣播一遍遍地重複，但是古巴旅、突擊隊、前方陣線、滲透小組以及古巴國內的破壞者等這些電臺的真正目標聽眾都沒聽到。事實上沒聽到也並無大礙。卡斯特羅早已因為前一天的空襲而警醒，已下令在古巴全國搜捕所有對他不忠的可疑者。19歲的費利克斯·羅德里格斯正在等待起義，但是突然間，用他的話說就是：「道路被封鎖，房子被包圍，成千上萬的人被捕，我的眼淚直往下掉。」僅在哈瓦那一地就逮捕了20多萬人，有男有女。他們被關進了壘球場中、公共建築內、劇院和禮堂裡。所以，地下組織的聽眾還沒來得及找到電臺，就被用槍口頂著逮捕了。次日，即原定登陸日，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國罪被處決。
前一天晚上7點45分，流亡者的特遣部隊——5艘鏽跡斑斑的貨船和兩個流亡者的護航隊——抵達豬灣並安頓下來。佯攻東方省、發起破壞活動、天鵝電臺下達命令、發動地下組織暴亂等輔助任務接二連三地失敗了，而這些原本都是為了支援岸上的叛軍的。而如今，此次兩棲作戰行動無異於當年的安齊奧登陸sup/sup那樣收效甚微，但叛軍一無所知。像在所有戰爭中一樣，進攻部隊總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他們全副武裝，在底艙等待，偶爾才能打個盹兒。晚上11點，司令官佩佩sup/sup·聖羅曼到甲板上透氣，卻看到了讓他萬分震驚的景象。之前聽說海岸上沒人，但眼前卻燈火通明。原來，那個訊息中說的是3年前卡斯特羅還未取得政權時的豬灣。在卡斯特羅當政後，政府決定把這片海灘改造成公園。如今，在中央情報局原以為無法跨越的沼澤地上，其實早已有了現代化的公路；3個旅遊中心即將竣工，有一個就坐落在古巴旅的首個目標地吉隆灘；近200座建築，包括汽車旅館、快餐館和澡堂等都進入收尾階段。這裡可一次性容納1000人，初定在5月20日舉行盛大的開幕式，離現在只有不到5周時間。自1月舉辦了三王節後，每到週末，成千上萬的遊客從哈瓦那趕來這裡觀禮。這一天正是星期日，古巴旅的運兵船快登陸時，最後一批遊客才剛離開沒幾個小時。海灘上的人還是絡繹不絕。負責收尾工作的建築工人與自己的家人一起住在吉隆灘。這真像是蘇聯陰謀家策劃的一次敵前登陸，登陸地點就在美國的科尼島公園或瓊斯海灘。得知這一狀況後，肯尼迪驚訝得半晌說不出話來。他記得，策劃這一行動時艾森豪威爾還在白宮。他驚呼：「天啊！我們留下來的這群顧問都是一幫什麼人？這種人居然還能留在總統身邊，太難以置信了！」
情況雖然已糟透了，但仍然沒到最糟。如果說在過去20年裡美國軍隊在戰術上有什麼絕招，那就是兩棲登陸作戰。從北非到諾曼底，從瓜達爾卡納爾到仁川，部隊都能有條不紊地將士兵送至岸上。潮汐漲落、水下障礙、暗流、激浪、裂流交匯——所有艱難險阻，只要藉助高明的航海術、特製的登陸艇及巧妙的兩棲登陸戰術，都能迎刃而解。現任中央情報局的戰略專家都是那時歷經兩棲登陸作戰的退伍軍人。如果他們對那場戰爭還有記憶，他們一定會記得，之前所有戰鬥中的美國指揮官都不會輕率地在夜間登陸，因為這樣只會增加失敗的機率。然而，這次他們的確讓古巴流亡者在夜間登陸了。同時，他們還忽視了豬灣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特徵：灣區的每個登陸點都被鋒利的珊瑚礁包圍著。
潛水員是先鋒，成為第一批登陸者，這些潛水員曾是古巴海軍軍官，他們的任務是設定登陸指示燈（儘管肯尼迪不允許這樣做，因為應當是美國人做引導）。暗礁的出現讓他們意識到需要標記出一條航道。午夜時分，潛水員安上了第一盞指示燈，這盞燈安在混凝土墩旁，用於指引即將上岸的部隊登陸。但他們剛一開啟指示燈，海灘上就亮起了吉普車的前燈。吉普車上恰好是民兵巡邏隊。吉普車調過頭停了下來，車燈一下就照亮了潛水員，潛水員在慌亂中朝車子開火。隨後，一輛滿載武裝民兵的卡車迅速趕來支援吉普車，好在運兵船「布拉加爾」號上的炮手及時解除了危機。其實這絕非幸事。首批流亡者甚至還未下船，構成突襲的要素——夜間登陸的唯一理由——就已消失了。
潛水員竭盡所能地想在珊瑚礁中開闢航道，以方便車輛人員登陸艇以及寬一些的登陸艇（裝載坦克）通行，而某些地方是不可能通過的。士兵離開海岸150碼sup/sup後便無路可走了，於是不得不攜帶武器和無線電裝置蹚水登陸，但無線電裝置一被海水浸泡就報廢了。暗礁還撞掉了部分船隻的推進器。有些急躁計程車兵往深水裡徑直一跳，但因為裝備超重，人便如石塊般直往下沉，同伴們還得將他們救上來。大家渴望著天明，甚至祈求天明，但是一個越來越明顯的事實是：天明只能讓他們的處境更糟。意識到這一點的是埃爾內多·奧利瓦指揮官。他後來做證稱，他夜裡兩點半時上了岸。首先映入眼簾的建築是一間小木屋，屋頂上露出微波無線電臺的天線。他迅速佔領了小屋，但正像他後面說的：「能看出他們剛在那裡發出了電報。」清晨6點，在吉隆灘上又發現了兩處微波無線電臺，發報機還是熱的。整個行動中，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員事前對此隻字未提，這不得不說是巨大的疏漏之一。通過這些電臺，卡斯特羅得知他們到了這裡。現在他就要行動了。
凌晨3點15分，哈瓦那的那位大鬍子被叫醒並告知敵軍已在吉隆灘登陸，逼近附近的長灘。為了提防其中有詐，他詢問了具體的細節。微波電臺的接線員報告稱，那些地方遭受到來自海上的50毫米機關炮、火箭筒和無後坐力炮的襲擊。隨後電訊訊號中斷，很明顯是電臺被佔，一個灘頭陣地已建立起來了。臨時政府隨時可能上臺，美國會承認這個政府，造成政治問題。於是，卡斯特羅決意要讓叛軍葬身大海。
卡斯特羅在全古巴部署的防禦工程從這一區域的軍事部署就可以得到反映，他在這個區域隨時可發兵阻擋比現在登陸部隊兵力還多的隊伍登陸。兵源包括他的公共工程部長奧斯馬尼·西恩富戈斯指揮的一個營、裝備有3個迫擊炮連的一個營、一個步兵營、3個用於守護通往沼澤帶的道路的後備營，還有幾支武裝民兵力量。總共有2萬人狙擊從薩帕塔半島撤出的叛軍。此外，卡斯特羅還擁有自己的空軍。太陽剛剛升起，他便命令自己的6架b–26轟炸機，滿載炸彈，從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起飛，由戰鬥機護航，襲擊停泊在豬灣的船隻。
那天早晨，灘頭陣地一片混亂，部分原因是地上的叛軍搞錯了方向，朝己方的飛機開了火。當卡斯特羅的飛行員抵達海灘時，叛軍最不堪一擊的部分當數古巴旅的重炮營了。潛水員在上午6點已繪製出通過珊瑚礁的路線，6點25分，士兵們帶著這些重型武器開始登陸。搬運程式異常緩慢，當敵人從上空突襲時，他們不得不全部停下來。有一段短暫時間內的戰鬥幾乎完全是在空中進行的，因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飛機，但t–33噴氣式教練機最終還是成功驅逐了叛軍飛機。於是，卡斯特羅的轟炸機瞄準了生鏽的貨船。首先被炸沉的是「休斯敦」號，它滿載著彈藥和汽油，26名船員在爆炸中喪生。接著被擊沉的是「里奧」號，它裝載著10天的補給。一架「海上怒濤」式飛機向「里奧」號發射了一枚火箭，「里奧」號霎時化為一團火焰。此時，特遣隊的指揮官就很被動了。他的船員大多是古巴人，在政治上沒多大忠誠度，很有可能叛變。於是他知會佩佩·聖羅曼，雖然古巴旅的軍火只卸了不到10％，但他和倖存的船隻得馬上快速撤離。他承諾當晚再來。
起初，來自古巴的不同訊息相互矛盾，在華盛頓的人似乎並沒放在心上，然而，那天上午古巴仍舊佔據著新聞頭條。卡斯特羅的外交部長勞爾·羅亞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指控在星期六駕駛b–26戰機的反叛飛行員發起的空襲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人員策劃的。阿德萊·史蒂文森惶惶不安，打電話質問哈倫·克利夫蘭。哈倫·克利夫蘭打電話詢問了美洲事務局，美洲事務局又問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後者鄭重否認了此次控訴，由此矇蔽了美國最德高望重的外交事務發言人。據此，史蒂文森告知聯合國，總統已明確宣誓「保證美國人絕不參加對抗古巴的軍事活動」。隨後，史蒂文森讀到一份假宣告，該宣告是由邁阿密的一個冒牌逃兵發出的，而史蒂文森卻信以為真：「這些飛行員和其他一些新成員很明顯是逃離了卡斯特羅的暴力統治。」他又補充道：「沒有美國人參與其中。美國飛機也沒有參與，而這兩架飛機，據我們所瞭解，應該都是卡斯特羅的空軍飛機，如飛行員所言，這兩架飛機是從卡斯特羅當地機場起飛的。」
他展示出一張b–26飛機的照片說道：「機尾有卡斯特羅空軍的標誌，證據確鑿，毋庸置疑。古巴的紅星和f·a·r（革命空軍）這幾個縮寫字母也清晰可見。」但羅亞回答說，任何人都能畫出這樣的標誌，這當然也正是所發生的事實了。美國大使向他保證：「我們已採取措施，扣押了古巴的飛機，不允許他們飛回古巴。」
實際上，美國並未採取這樣的措施。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說辭也越來越漏洞百出，只留下一個羞愧難當的史蒂文森在儘自己所能地擺脫謊言造成的混亂局勢，以自圓其說。正如羅伯特·肯尼迪後來所說：「事情已開始真相大白。」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事情也被揭露了。連肯尼迪的國外崇拜者對此都感到非常沮喪。「有一天，」米蘭的《晚郵報》表示，「與艾森豪威爾從政8年因膽怯懦弱、缺乏果斷的領導力導致其在美國威望下降的情況相比，這一次肯尼迪更是跌落谷底了。」《法蘭克福新聞》宣稱：「大家認為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吃了敗仗。」在聯合國大會上，亞非國家的外交家們還記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指責中立主義不道德，現在他們卻難以抑制欣喜之情，一致認為中立主義終於大有用武之地了。史蒂文森難為情地說，他不能確定誰襲擊了古巴，但他知道誰正在攻擊美國。
星期一下午6點的《邁阿密新聞》的頭條標題赫然寫著：「古巴海軍起義，入侵力量插足」。有訊息透露，此次海軍叛變使用了一個頗具想象力的代號——「獎金」。叛軍正以鉗形攻勢將卡斯特羅的軍隊分割瓦解。此外該報還引用了「各種各樣的訊息」，以證明入侵者已「在古巴6省中的4個省的海灘登陸，目前尚未遭到攻擊的僅剩哈瓦那省和東部的卡馬圭省」。這些報道全是無稽之談。壓根就沒有什麼「獎金」行動，古巴的海軍仍只效忠於一人，而唯一的行動僅限於豬灣海岸，在那裡，2萬名卡斯特羅政權的保衛者使叛軍走投無路。
船隻逃逸後，入侵者陷入絕境，但他們仍然英勇奮戰。傘兵雖然降錯了地方，卻逼退了民兵。雖然與敵方數量對比達到1∶13甚至差距更大，又面對著有重炮和空軍支援的敵人，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據點，第一天的損失只有不到100人。奧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卻擊退了2100名卡斯特羅計程車兵和20輛坦克的進攻，他們的傷亡不到百人，但政府軍的陣亡人數達500人，受傷人數達1000多人。這些數字是卡斯特羅的一名醫生透露的。
入侵者喜不自禁。他們所有的困難只有他們的領導者知情，而這些領導者們始終滿懷希望，因為中央情報局人員一直在通過逃散的運兵船上發出的無線電廣播鼓舞著他們。（「你好，佩佩！我要告訴你，我們絕不會拋棄你們，一旦那裡情勢緊急，我們會帶你們撤離的。」）後來，對於當時的對話內容一時間眾說紛紜。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話激勵海灘上的叛軍延長了他們的抵抗時間，從而也增加了傷亡。批評中央情報局的人普遍相信中央情報局戰略家們的統一思路：無論肯尼迪之前有怎樣的立場，此次入侵卻是隻許勝不許敗。一旦察覺美國的威望受損，他就會動用美國的力量進行干預。在這件事情上，像其他情形一樣，他們又錯了。總統的想法一直未變。「何為威望？」當天，他在白宮問他周圍的人，「是虛幻的力量還是真實的力量？我們要為真實的力量努力。無疑，在今後幾星期裡，會有人覺得我們一無是處，但這是小問題。」
看來大多數美國人能理解並表示同情，20世紀60年代後期那些造成他們分裂的埋怨之聲此時尚未到來，而美國也還沒有分裂成各個相互仇視的陣營。正如羅伯特·肯尼迪後來在《13天》中提到的：「豬灣事件時，我們的意見基本一致。」《哈潑斯》月刊編輯約翰·費希爾在該刊發表的觀點傳達了大眾的心聲，他說：「每位總統都需要大約一整年的時間讓自己的班子變得井然有序，在巨大而危險的官僚體制中摸索著前行……當（肯尼迪）正試著往屋裡搬傢俱時，卻發現屋頂掉了下來，門也被砸爛了。」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有82％的美國人贊同他的工作作風。肯尼迪苦悶地說：「我的作風很像艾森豪威爾，幹得越糟糕，反而越受歡迎。」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意見沒那麼容易達成一致。理查德·尼克松是右翼的強硬派，他在1964年第11期的《讀者文摘》上透露自己曾建議肯尼迪「找一個得體的藉口，然後……直接介入」。這在意料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時，一幫蠻橫激進的新左派卻活躍起來了。施萊辛格稱：「出人意料的是，左派中的許多人現在找到了之前質疑肯尼迪當選的理由。」他們的標語牌上寫著「公平對待古巴」。他們同示威者一起塞滿了曼哈頓聯合廣場，諾曼·梅勒也參與其中。白宮外的一位高個子女詩人身上掛著標語牌，內容是斥責第一夫人：「文學藝術家不會再支援你了，傑奎琳。」而「公平對待古巴」運動得到了許多大學的聲援，尤其是在人文科學學院和社會科學學院。斯圖爾特·休斯執教於哈佛大學歷史系，是新左派的早期人物，他帶領70名大學教師聯名給總統寫了封公開信，要求政府「扭轉目前的趨勢，不要對古巴進行軍事幹涉」。社會學家小巴林頓·穆爾預測將出現「軍國主義的反動政府，用自由主義的修辭粉飾自己的重大政策」。《權勢集團》一書的作者賴特·米爾斯在醫院病床上還不忘發電報給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次「平等對待大會」：
肯尼迪之流已把我們拉回了原始社會。施萊辛格之流已讓我們在理智和道義上都顏面掃地。我替美國感到恥辱。非常遺憾未能赴會，若身體硬朗，我現在就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並肩作戰。
實際上，卡斯特羅並未真的投入戰鬥，因為無此必要。其手下控制了豬灣局勢，他只需靜觀其變，看他們如何讓叛軍一寸寸地失去灘頭陣地。古巴政府軍使用的那些武器是拉丁美洲人從未見過的。星期一早上，配有蘇制122毫米榴彈炮的4個炮兵連開始炮轟海灘，榴彈所到之處，叛軍都被炸得辨不清方向。叛軍坦克指揮官英勇善戰，但與蘇制t–34坦克的火力相比，還是顯得不堪一擊。堅持到晚上，叛軍已彈盡糧絕。「夜幕降臨，我們希望船快點來」，佩佩·聖羅曼後來告訴海恩斯·約翰遜，「每個人都面朝大海，等著船來。我們都知道，沒船的話，我們就沒救了。」但直到午夜，船還是不見蹤影。絕望之極的佩佩與無線電發報員上了敞篷船，滑行了6英里，滿心希望能用無線電與中央情報局的船聯絡上。隨後，他返回指揮部，派遣了一名軍官去海上，試圖找到一位船長，這位船長現在因船員叛變而身處困境。在好幾個小時裡，這隻敞篷船一遍又一遍地發出這樣的電訊：「多洛雷絲，我是海灘。多洛雷絲，我是海灘。我一直在找你。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你。」
星期二剛破曉，古巴旅僅存的6架b–26飛機按預定計劃去炸燬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的古巴空軍的飛機。卡斯特羅交了好運，機場上空烏雲密佈，飛機因此毫髮無損。在吉隆灘，t–34坦克整齊地排成一列，同時朝海灘開炮。在日益狹小的海灘陣地上，所有的預兆看起來都不吉利。叛軍失利是因空中掩護力量單薄，而現在連掩護都沒了，連撤退都無法實現了。
星期二晚上，總統正在白宮參加一年一度的國會議員招待會，突然有人將他請了出來。他在自己辦公室的一幅地圖前面站定，當時他身著燕尾服，繫著白領帶看起來很不協調。而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兩位成員和中央情報局的理查德·比斯爾向他報告：目前要救出古巴旅，只能動用美國空軍，這樣才能讓他們免於卡斯特羅的非法審判。總統妥協了，批准離豬灣不遠、在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艦「埃塞克斯」號派遣6架無標記的噴氣式飛機。星期三早晨6點半至7點半，美國飛機將確保阻止卡斯特羅的飛機飛臨海灘陣地上空，這樣，古巴旅剩下的b–26飛機就可以襲擊環形陣地周圍的政府軍了。
豬灣悲喜劇終於開始上演最後一幕了。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是古巴旅飛行員的基地，距古巴有3小時20分鐘的航程。沒有間歇的任務讓這批飛行員精疲力竭，有能力執行飛行任務的只有兩個人。4名美國顧問深信從「埃塞克斯」號起飛的噴氣式戰鬥機能保護他們的安全，於是便主動請纓，各自駕駛著其餘幾架b–26飛機展開行動。在這次一無是處的行動中，中央情報局犯下的無數愚蠢錯誤裡面，這次的錯誤最嚴重。原來尼加拉瓜和古巴位於不同的時區，而這批飛行員卻忘了調整手錶。他們相當於提前一小時飛抵吉隆灘上空，而保護他們的噴氣式戰鬥機還靜靜地停在「埃塞克斯」號的甲板上。卡斯特羅的t–33教練機蜂擁而上，沒幾個回合便將他們統統殲滅，那4個美國人全部喪生。
現在只剩最後的痛苦了。吉隆灘上呼籲援兵、坦克和彈藥的聲音越來越弱。電報都非常簡短：「海灘戰鬥繼續。速派飛機，多多益善。」「已退至海里。彈藥告罄。敵軍將至。救援一小時內速到。」最後的抵抗是在星期二深夜，到處都是卡斯特羅的大炮和坦克。被重重包圍的叛軍將領在星期三清晨4點32分發出了最後一份電報：「正在銷燬一切裝備和通訊器材。坦克近在咫尺。無武器與之決鬥。我方將向叢林撤退。不能再候。」
但叢林也只能躲避一時。因為並未制訂撤退計劃，叛軍最後全部束手就擒。卡斯特羅大獲全勝，不到72小時便摧毀了入侵計劃。用海恩斯·約翰遜在自己有關這場戰爭的著名研究報告中描述這次戰鬥的話來說，入侵成為「自輕騎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陷入死亡的無底深淵以來，這次失敗當數那麼多漏洞百出、魯莽行事的襲擊中最被極力渲染的一次」。古巴旅的倖存者還得受盡凌辱，在哈瓦那體育宮公開受審，且被長期監禁。直到1962年聖誕節，因羅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諾萬發起贖救運動，他們才得以恢復自由。
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歷史學家們有種傾向，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豬灣事件或許轉變成了一件好事。經過這件事，肯尼迪不再相信專家，18個月後，在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時，他的應對更得當。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們討論美軍在吉隆灘的丟盔棄甲及他對此事的反應時，又有了不同的結論。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敗的第二天，在華盛頓斯塔特勒–希爾頓酒店，肯尼迪總統在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演講時顯得鬥志昂揚，說他決定這次放過卡斯特羅，但是他提前放話，「我們的容忍不是無限度的」，美國已準備採取行動，「倘若必要，就得單獨行動」，以「保衛美國的安寧」。他還警告莫斯科：「真要到了節骨眼上，對於那些已因布達佩斯血染的街頭而臭名昭著之人所謂‘對外干涉’的言辭，我們都會充耳不聞。」
這是最赤裸裸的冷戰語言。這無非暗示了美國的危險不在國內。美國唯一的敵人是堅若磐石的國際共產主義，他們的實力「無論是在古巴還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低估」。肯尼迪還告誡西半球的各國政府和人民：「我們要更密切地關注，並更現實地對待共產黨從外部對古巴進行干涉和統治的威脅。」因為「比任何時候更清晰的一點是，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美國都面臨一場殘酷的鬥爭，其激烈程度比兩軍對壘甚至核軍備的衝突要強得多」。
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自由主義的轉向那時還沒露出跡象。而這個轉向一旦開始，美國的威脅就都可看作是源自本國內部的了，如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環境汙染、技術問題、官僚機構、人口爆炸、「權勢集團」等。在肯尼迪執政期間，這些問題並未凸顯。自由主義的時代英雄，在20世紀30年代是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自然是美國大兵，而50年代是不被母親理解的青年，到60年代初，就轉而變為利用和平與飢餓、疾病以及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的和平隊士兵們。作為那時美國的自由主義派，肯尼迪相信貧窮和愚昧是造成發展中國家爆發革命的根本原因，而共產黨則利用這一點獲取一己私利。他確信，如果在執行「第四點計劃」時讓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狀況有所改善，那麼共產主義的號召力將變得微不足道。世人歡迎爭取進步聯盟的原因也在於此。總的來說，在追求進步時，拉美地區若和美國聯盟，那麼共產國際就很難拉攏它們了。
這些信念根深蒂固。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出現這樣的看法：自由主義派認為人類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義青年用那時的時髦話語來描述這一點就是充滿了實用主義。拉爾夫·納德是70年代自由主義派的典範人物，這時還未顯山露水。自由主義派人士在肯尼迪執政期間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都認為，根除社會弊端的途徑是擴張政府機構、增強總統職權。隨後，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覺醒將會動搖整個共和政體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