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那個星期四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酒店的演講，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就可能出現，甚至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能會這樣說。他們雖然風格迥異，但講話的本質類似。肯尼迪和其他冷戰時期的人物沒什麼差別，到演講的末尾還提到了慕尼黑會議。他提醒聽眾，慕尼黑會議的作用是：民主國家若不能抵抗集權主義的獨裁者，終將滅亡，而且敵人「不費一彈也不用越境，我們自會一步步地、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地失去安寧」。於是他決心「吸取經驗教訓」。他總結道：「歷史將記錄下來，這一艱苦卓絕的鬥爭將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期達到高潮。作為美國總統，我要明確表態，即便前方危險重重、代價慘重，我都決意一定要堅守美國的制度。」

這一預測是對未來歷史走勢所做的最不聰明的預測。那次演說是肯尼迪對豬灣事件的公開回應。他返回白宮後又採取了另一個更有象徵性的行動。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喬治·邦迪突然被破格提升。他的辦公室也從西行政大道對面相對簡陋的行政大樓搬到了白宮的西翼，與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僅咫尺之遙。每天早晨，邦迪都要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例會，其管轄權還擴大到了掛著大幅地圖、配有各色電話的白宮作戰室。白宮準備好了，邦迪準備好了，作戰室當然也準備好了。熱線已經開通，侵略者必將得到刻骨銘心的教訓。

認真研讀古巴問題報道的人裡頭也有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這位部長會議主席對那些冷戰言辭並不在意，因為那些也是他自己常說的話。讓他感興趣的倒是這位新總統，他年輕而缺乏經驗，這次可真是狠狠地摔了一跤。肯尼迪似乎還有點兒迷糊，這正是對他狠狠打擊的良機。

白宮也知道，克里姆林宮肯定是如此看待美國的大潰敗的。主要是因為經過豬灣事件後，華盛頓的信心已所剩無幾，又氣餒又驚慌。肯尼迪與赫魯曉夫原定於6月在維也納進行會談，這在2月本來已安排好了。赫魯曉夫在5月12日還寫信說，邀請仍有效。肯尼迪想往後推，但又覺得這樣會被視為懦弱。他說：寧登高峰，勿近邊界。所以他並未鬆懈，加倍努力地準備著維也納會談。他被告知蘇聯主席覺得之前艾森豪威爾在和他進行兩次最高階別會談時都準備不足，所以對他也很不以為然。艾克一遇到難題總要求助他的助手。所以肯尼迪決定，所有重要會談只有他們兩人和一名譯員參加。

同肯尼迪一樣，赫魯曉夫也受到國內強硬路線派斯大林主義者的壓力，他們認為，只能使用強索豪奪等手段才能從對方手中得到想要的東西。赫魯曉夫本人就很擅長於此，斯大林對其很欣賞。他也因此好像具備一種天生的力量。前年秋天的聯合國大會上就有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這些年來，很多地緣政治學家因為剛果問題而名譽大損。還有u–2事件、同艾森豪威爾舉行日內瓦最高會議未能成行、美蘇關係緩和希望不大等因素，早就讓赫魯曉夫感到不滿。加之在加丹加省新受的恥辱，他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一開始，他一直埋怨達格·哈馬舍爾德，罵他是殖民國家的工具。他要求廢除聯合國秘書長，提議用三人組成的執行機構取而代之，這三個人分別代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和中立國家三個集團。根據蘇聯人用三匹馬並排拉馬車的習慣，把這種安排叫作「三駕馬車」。赫魯曉夫脫下鞋子，在桌上有節奏地敲了幾下，以示強調，這讓聯合國大會上的人們吃驚不小。為了恢復秩序，愛爾蘭的主持人幾乎敲斷木槌。製造此類混亂讓這位蘇聯主席眉飛色舞，一到莫斯科，他就揚揚自得地說：「聯合國真是沒用，它就要消失了。」

1961年1月6日，為了反擊美國自由派對欠發達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以及必要時進行軍事幹預的政策，赫魯曉夫列出共產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面臨的巨大挑戰：「永遠支援為解放而鬥爭」的「正義」的民族戰爭。過了6個星期，他的剛果同盟者帕特里斯·盧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殺害。於是，暴怒的赫魯曉夫就稱之為「哈馬舍爾德罪惡活動的最高殊榮」，再次要求立即撤銷他聯合國秘書長的職務。

令蘇聯右派力量不滿的遠不止這些，作為發言人，赫魯曉夫也將這些不滿統統表達出來。之前眼看就要加入他們陣營的寮國，現在卻逐漸走向中立路線。蘇聯紅軍中有強硬派極力想恢復蘇聯核試驗，而核試驗1958年秋季就已暫停了。現在他們已擁有2000萬噸級、3000萬噸級、5000萬噸級和1億噸級的武器，正急於試驗。每天，這些冷戰的症狀不斷刺激著人們，讓外交氣候處於寒冷之中，但是又不會就此導致世界危機。另外，對他們而言，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問題，赫魯曉夫稱之為「卡在喉嚨裡的骨頭」，有時也稱之為「需要割除的毒瘤」，或者「薩拉熱窩」，暗示此事有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他指的便是柏林的分裂。

15年來，蘇聯始終覺得西方插足前德意志首都是一件令人無法忍受的事。斯大林在1948年曾試圖趕走同盟國軍隊，卻受到了大規模空運的阻撓。當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提高了蘇聯的國際地位時，赫魯曉夫乘著這趟「順風車」，要求將柏林變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斯大林隨後給了盟國6個月的期限，後來艾森豪威爾將延長期限作為邀請赫魯曉夫訪美的條件，他才推遲了期限。艾克也做出適當的讓步。他對柏林的態度是「反常」地表示認同。艾克曾提出可以協商關於西方駐軍的規模以及民主德國能多大限度地利用該市作為其宣傳和情報活動基地等問題。

現在赫魯曉夫又讓肯尼迪陷入同樣的爭端中。在他有關「解放戰爭」的演講中，赫魯曉夫公開表示了對柏林的強硬態度。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拒絕「考慮實際情況」，那麼蘇聯將可能「採取堅定不移的措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和約」。這樣，肯尼迪便又要面對艾森豪威爾曾驅除了的惡魔了。赫魯曉夫明確表示，這一協議將包含以下保證：任何對聯邦德國邊界的「侵犯」都將被視為對華沙條約所有成員國的「挑釁行為」，就是說西方要麼放棄柏林，要麼準備投入戰爭。這是他的真正意圖嗎？夏爾·戴高樂對此持懷疑態度。他敦促總統堅決抵抗（「要能忍受得了」）。他說，如果肯尼迪堅決抵制並部署新一輪空運，那位主席就可能會有所動搖。一心期盼維也納會議能解決問題的埃夫里爾·哈里曼同意戴高樂將軍的提議，但他也建議改換一種策略。他預言赫魯曉夫一定會反應激烈，肆無忌憚地恐嚇這位新總統。對此最佳的回應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卻又不失禮節。肯尼迪也不必過度高估對手實力。在哈里曼看來，赫魯曉夫本人也肯定很緊張。這位主席唯一的一次西方之行以失敗告終。再者，美國和克里姆林宮的專家們也一致認為赫魯曉夫從未忘記自己出身卑微。但難以避免的是，維也納會議的氣氛可能會有些緊張。這位蘇聯主席可能會恣意挑釁，因為他只會這一招。哈里曼建議，總統那時應超然處之，一笑了事。

肯尼迪在即將飛往奧地利的前夕在巴黎得到哈里曼的這個建議。巴黎站的行程對新上任的第一夫人來說彷彿初戰告捷。11年前，她只是巴黎大學的一名學生。如今卻滿載著兩卡車行李，全身珠光寶氣，隨從簇擁著她（還包括歐洲頂級理髮師），故地重遊。戴高樂幾乎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法國報紙描繪她是那麼「美貌」「迷人」「閉月羞花」。在進入一個記者招待會的會場時，美國總統說：「我認為應該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陪傑奎琳·肯尼迪到巴黎來的那位男士。」

維也納的氛圍卻截然不同。肯尼迪夫人也曾調侃赫魯曉夫：「哦，主席大人，別拿數字來煩我。」但當時的氛圍過於凝重，不是她用這種玩笑就能緩和的。當赫魯曉夫的俄產黑色海鷗牌汽車穿過鐵絲網，駛入美國駐奧大使館那座用石頭砌成，包裹著水泥和灰泥的巨大建築時，那裡的氣氛便一下子如當時的天氣般糟透了。肯尼迪對助理說，他的對手是「外表詼諧幽默、內心狂暴」的人。在兩天的會談中，他的狂暴也顯露在外了。在最後一次磋商後，詹姆斯·賴斯頓請求拜會總統。那天，肯尼迪戴了頂帽子，他走進屋子，賴斯頓正在那裡等他。總統讓整個身體都陷進沙發裡，把帽子壓到眉梢，發出一聲長嘆。賴斯頓感到他似乎有些震驚。他問總統：「局面很棘手吧？」肯尼迪回答：「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事。」

後來，賴斯頓寫道：

他（肯尼迪）走進美國大使館的一間昏暗的屋子裡，渾身顫抖，異常憤怒。他試影像往常一樣保持平靜，理智地對待赫魯曉夫。他極力想講講道理，要赫魯曉夫明確說明蘇聯準備做什麼、不想做什麼。但赫魯曉夫卻以柏林問題和以戰爭解決爭端來威脅和恐嚇他……肯尼迪在那間屋子裡所說的話，讓我對以下事實深信不疑：

赫魯曉夫已對豬灣事件瞭如指掌。若肯尼迪當初不對卡斯特羅採取行動，或乾脆把他除掉，赫魯曉夫倒覺得都在情理之中。但肯尼迪魯莽地攻打古巴，卻無膽量堅持到最後，這讓赫魯曉夫覺察出，他面對的是一個初出茅廬、很易受到威懾和脅迫的年輕領袖。

談話中，肯尼迪告訴賴斯頓：赫魯曉夫極為粗暴、兇狠，有時像要向對方撲過來一般。只在一件事上他還是理智的：他認為寮國問題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之外，討論其他任何問題時，他的態度都很惡毒，帶著嘲笑的意味。他堅持要求撤換哈馬舍爾德，改用「三駕馬車」代替他。同時，要通過代表世界三大政治陣營的三方委員來監督美蘇之間的所有裁軍協議。肯尼迪辯駁任何一方行使否決權就會導致該設想失靈（「即便是俄國的三駕馬車，也只會有一個駕車的」），但這於事無補。對柏林一事，赫魯曉夫下了最後通牒，他聲稱堅決要從蘇聯的喉嚨中去掉這根骨頭。無論美國人是否同意，他都一定會在今年年底前同民主德國簽訂和約。如果美國想因此而挑起戰爭，那他也無能為力。對於凡事都喜歡訴諸戰爭的瘋子，就只能給他穿緊身衣了。

應肯尼迪的要求，他們進行了最後一次私人會談。肯尼迪總統極力想說服赫魯曉夫不要採取如此魯莽的行動，但赫魯曉夫斷然拒絕了，「我要的是和平，但如果你要的是戰爭，那是你的問題」。他簽訂和約的決定已不可逆轉，12月就是簽訂和約的時候。在他們道別時，肯尼迪說：「今年的冬天會很冷。」

肯尼迪對賴斯頓說：「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弄清他為何要這樣做、為何要以如此敵對的方式；第二，弄清我們有何對策。我認為，第一個問題不難解釋：他這樣做是因為豬灣事件。我覺得他一定在想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是很容易對付的。任何惹了麻煩卻又沒能堅持下來的人都是缺乏膽量的。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打擊我，這樣我就面臨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如果他堅持認為我既缺乏經驗又沒有勇氣，那麼，除非他的想法能改變，否則我們不可能和他達成任何一致。因此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而赫魯曉夫是否一言九鼎將盡人皆知，這個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一到莫斯科，他就下令公開發表兩份有關核試驗和柏林問題的備忘錄，而且在會上已經交給了肯尼迪。國務院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對柏林問題，他並沒有設定什麼期限，但這個現在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蘇聯的最後通牒。自此，赫魯曉夫將蘇聯的軍事預算提高了31.44億盧布，除此之外，他還發表了一系列顯露著沙文主義意味的演講。

肯尼迪也不甘示弱。6月25日，他向美國人民發表電視演講：「若戰爭爆發，那一定是從莫斯科而不是自柏林發動的……只有蘇聯政府才會利用柏林邊界問題，並把它當成發動戰爭的幌子。」他要求國會批准給五角大樓撥款32.47億美元，徵集預備役，將徵兵限額擴大到原來的兩倍，上調戰鬥部隊的上限，重啟、檢修已封存的飛機和船艦。迪安·艾奇遜請他宣佈美國進入戒備狀態，副總統林登·約翰遜也有此主張。可肯尼迪仍主張並不排斥談判的方式。他不能貿然利用核武器進行威脅，因為蘇聯可能真會逼他攤牌。他對《紐約郵報》的一位編輯說，他主要擔心的是那位主席是「存心要整整我」，要真是這樣，那可就「全完了」。

雙方的領導人都感到壓力驟然增加。為了安撫在柏林的德國人，讓他們覺得不會被拋棄，肯尼迪總統派了副總統和「空運英雄」克萊將軍一起出訪德國。赫魯曉夫向全世界發出警告稱，蘇聯現在已經能夠造出威力為1億噸tnt（三硝基甲苯）當量的原子彈，而且已經有了能夠運載原子彈的火箭。為了證明這一點，一位蘇聯宇航員已經被送上了太空軌道。美國國內的緊張氣氛日盛，肯尼迪催促人民修建防空洞。與此同時，柏林一片騷亂。7月，30444名難民湧入這個城市的西部。8月的前10天，又有16500人越界而來。12日一天，就足足過來了4000人，其中大部分是醫生、技術人員和熟練工，這些人正是民主德國共產黨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實施5年計劃所需要的人。

8月13日午夜過後半小時，黑暗空寂的街道上，警笛轟鳴，由t–34和t–35型蹲式坦克保駕護航，滿載民主德國軍隊的卡車穿越分隔東西柏林、長達25英里的邊界線。頭戴鋼盔的民主德國人民警察佔領了主要的通道。大量的木馬、鐵絲網、水泥樁柱、石塊、鎬頭、鐵鍬從卡車上被卸了下來。過了4小時，太陽出來了，一道初具規模的圍牆也建了起來。4天后，這道牆竣工了，留在東柏林的人們就這樣被圈禁了起來。

這個舉動讓西方國家驚詫不已。肯尼迪當時不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花了4天時間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議。9月1日，赫魯曉夫又將螺絲擰得更緊。美國的地震儀通過監測蒐集了確切的證據證明蘇聯又在進行核試驗了。肯尼迪和麥克米倫呼籲蘇聯領導人停止試驗，他們指出這種新的放射性微塵的擴散程度和毒性，但赫魯曉夫對他們的呼籲置之不理。隨後，偵探裝置又檢測到蘇聯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核試驗。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蘇聯進行了30次核試驗，並且幾乎都是在大氣層之內進行的。這一系列核爆炸過後，蘇聯向空氣中排放的放射性有毒物質比英、美、法排放量的總和還要多。在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開始前的一次演講中，蘇聯領導人宣佈很快將爆炸一枚5000萬噸級的原子彈，這枚原子彈的威力是投放在廣島的那顆原子彈的2500倍，相當於戰爭史上投放過的烈性炸藥總和的5倍。在第二次會議上，他對代表們說，爆炸結果「證明該原子彈的威力比科學家們計算的5000萬噸級還要大」，但科學家們當然不會因這個「錯誤」而受到懲罰，他的這番話引起了代表們的一片笑聲。

肯尼迪決定，如果這就是赫魯曉夫對西方國家禁止在大氣層核試驗建議的唯一答覆，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國重啟核試驗計劃，但是他只批准不產生放射性微粒的地下核試驗。對於蘇聯政府的行為，肯尼迪說：「我們現在必須採取措施，再謹慎的人也會覺得這些措施很有必要。」這天是9月8日，雙方的信任危機到達了衝突一觸即發的臨界點。柏林牆完工了，一道磚石和水泥圍成的柵欄橫亙於柏林的中心地帶。8月22日後，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允許盟軍通行，其他部分都被封閉了，但就算在那一處，也有東柏林的警察檢查士兵們的證件。界牆以外110碼的範圍禁止任何人靠近。巴黎、波恩和華盛頓收到通知，正式要求聯邦德國領導人不得乘飛機進入柏林。對這一點，聯邦德國的態度很強硬。9月8日，赫魯曉夫堅持聯邦德國飛機進入柏林需要受到控制的指令被聯邦德國斷然拒絕。10天后，肯尼迪準備離開海厄尼斯港回到華盛頓時，收到了一個令人悲痛的訊息：達格·哈馬舍爾德在飛赴剛果途中因飛機失事身亡，原因始終不明。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來，戰爭從沒像這次一樣讓人感覺這麼近。

兩週後，赫魯曉夫開始從戰爭的邊緣往回退。他對正在訪問蘇聯的比利時外交官保羅–亨利·斯巴克說：「我原以為西方國家會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可後來發現正好相反……我不想將你們置於不堪忍受的境地；我非常明白，你們也不會讓自己被踩在腳下。」這樣的話，卡在喉嚨裡的那根骨頭也不再那麼難以忍受。「你知道」，他繼續對比利時的客人說，「對我來說，柏林不是什麼大問題。對10億共產黨人來說，200萬人又算得了什麼！」而且現在事情也沒那麼急了。他之前給肯尼迪下的最後通牒中的時間是「今年年底」，但他又對斯巴克說：「我不受最後期限的限制。」柏林牆已經建好，現在他似乎在儘量取得西方的某些妥協，以挽回一些自己的面子。他做了一些緩解緊張局面的舉動，包括大方地誇讚肯尼迪的成熟穩重和睿智。但他發現他的這些舉動沒有得到任何反饋，只得草草收場。10月17日，在蘇共代表大會上，他又一次宣佈：「西方國家對現在的情形已有所瞭解，正在尋找解決德國問題和西柏林爭端的辦法。」他總結說：「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必堅持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簽訂和平協議了。」

就這樣，一場對抗終於結束了。當時看起來是美國勝利了，但真正付出的代價，以後才看得出來。莫斯科的表態、柏林爭端以及重啟核試驗這幾件事之後，施萊辛格寫道：「總統無疑已經感覺到了，一旦美國撤出亞洲，世界局勢就會失衡。」肯尼迪認為，他應該進一步向他的對手證明他的無所畏懼和堅定毅力。他對詹姆斯·賴斯頓說，共產黨敢於向西方開戰的唯一地點就是中南半島，「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如何證明我們力量的強大，看起來越南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好地方」。

對林登·約翰遜來說，這些日子可不那麼愉快。一年前，他還是美國參議院權力很大的多數黨領袖，現在他成了副總統——美國政府中最沒有實權、最令人窩火的職位。每天，他都從各方面體會到自己的無足輕重。在白宮，他只有一個停車位，只有一部與白宮連通的分機電話（而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有3部）。他的妻子從來沒有坐過總統的專機。他自己曾上去過，但不是受邀請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有三次發現約翰遜單獨在機艙裡四處張望。他們是因為正好當時總統要使用飛機才進去的，因此不得不請他下來。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都令約翰遜很尷尬，但他還是一次次回來，總統專機這一實際權力的象徵讓他很是痴迷。

肯尼迪的人將約翰遜的人都看作外人。除了沃爾特·詹金斯之外,副總統的下屬們對那些聲名顯赫的總統顧問而言完全是陌生人。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沒有白宮的出入證，只是作為參觀者進過白宮。這種被當作不存在一般的處境甚至連約翰遜的特工人員也不例外。從職位上講，他們的地位與總統的警衛人員一樣，但實際上，他們被排除在白宮警衛隊之外，他們不能使用白宮的車、辦公室，不能參加一些社交活動。他們中很多人對此並不在意，因為他們知道得到這種待遇並不是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被精英們排斥，主要是由於他們要護衛的人無足輕重——再也找不出其他詞來形容了。

肯尼迪完全沒注意到這一點。像大多數總統一樣，對於地位僅次於他的副總統，肯尼迪選擇了敬而遠之。或許是根深蒂固的歷史原因，或許是出於人的天性，美國選舉出來的第一號和第二號人物之間的關係向來不和睦。一些早年和行政首腦關係密切的人在當選為副總統後，會發現他們曾經的情誼被冷冰冰的社交禮節所取代，他們因此備感受傷。他們忘記了，對總統而言，副總統的存在就等於每天提醒他好像隨時都會死去。也許還不止這些。雖然有些人也能坦然面對死亡，但他們並不想讓接替他職位的人如影隨形。那些希望總統們能夠詳細向副總統介紹情況的人很少考慮到其中的深層含義。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須清楚總統這一職位的意義，以及第二號人物所繼承的會是什麼。一家之主可以毫不畏縮地寫下遺囑，可要是他知道死後，隔壁鄰居會成為他孩子的父親、他妻子的丈夫，他肯定會面無血色。

除了這個來自憲法的煩惱外，還有另一個煩惱。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為了「平衡」總統競選選票，正、副總統候選人必須來自不同地區，而他們在不同選區的號召力不同，性格也可能完全對立。也就是說，那位丈夫可能要選一個與他長相不同、衣著不同、談吐不同且價值觀也不同的人替代自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里·杜魯門彼此就大不相同。艾森豪威爾與尼克松、肯尼迪和約翰遜也是如此。在肯尼迪看來，約翰遜就是一個非凡的並且很滑稽的怪才，他的自我膨脹無恥而放肆。出國訪問時，他每天打電話到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詢問美國報紙如何報道他的活動。他總是在為競選作秀，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國醫生驚呼：「天哪，他在和一位麻風病人握手！」他決定讓卡拉奇的一名趕駱駝的人充當親善大使，這讓巴基斯坦舉國歡呼。他告訴那位受驚的趕駝人巴希爾·艾哈邁德：「我們已看過了你和你的駱駝，我們的總統也想看看。他打算幫你改善生活。」事實上，總統根本就沒有這打算，似乎這個險招要壞事，結果卻沒有。艾哈邁德的美國之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肯尼迪很是滿意，他說：「如果是我，我會擔心駱駝在白宮草坪上拉屎。」

得知副總統的心結後，肯尼迪開始想盡辦法表示對約翰遜的尊重，為他創造出國訪問的機會，其中有些事情的影響還很大。諷刺的是，有兩件起初在他看來毫不起眼的事情，回想起來卻變得無比重要。第一件是柏林之行。在去柏林之前，約翰遜心情很差，但他的演講很成功，而且還趕上了參加美國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隊的入城歡迎儀式。東道主認為他的到來是這座遭到圍困的城市的命運轉折點，因此，他回國時的情緒也深受感染。

第二件事就是那年5月出訪西貢（現胡志明市）。剛開始此事的重要性並不明顯，後來其意義之深遠才被覺察。這是一次南亞之旅。人們期望副總統此行能為非共產主義政權鼓勁兒。但這次並不像在柏林時那樣，副總統此行並不是表示美國願意同他們並肩作戰。那時候，美國在越南還沒有承擔這樣的使命。儘管如此，約翰遜仍然對西貢信誓旦旦。他也表示十分欣賞吳庭豔，稱他是「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訪問團離開越南後，《星期六晚郵報》的斯坦·卡諾問約翰遜是否真是那樣想的。副總統回答說：「呸，老兄，他是我們在那兒唯一的人！」

這位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又黑又胖，是個煙不離手的單身漢，最大的特點就是永遠有說不完的話。從他那棟巨大的黃色的以灰泥建造的獨立宮（現稱「統一宮」）走出來的人，都要聽他六七個小時甚至長達12個小時的獨白，而且中間不停頓。除了這點他倒沒什麼別的缺點。60歲的他，仍然行事果斷、目標堅定、富有獻身精神，是一個典型的鐵腕當權者。他的頭銜是總統，卻不怎麼關心民主，完全是一個暴君，或像高高在上的官僚，堅信人民的職責就是尊重他、服從他。反對他的人都被送進了集中營。在他的統治下，沒有自由的媒體，也沒有真正的改革。政府官員候選人都是軍官，挑選時看中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誠。雖然吳庭豔本人很廉潔，但他的宮殿裡到處都是貪官汙吏和野心勃勃之人。他嚴厲而又固執，認為天主教徒就該享受特權，只因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他的專政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沒有他的允許，部隊的連隊指揮官都無權調動自己的部下；到他快要下臺時，沒有他本人親筆簽名的護照一律無效。月復一月，他的專斷統治越來越嚴苛，他只同少數幾個親信以及他的親人商量，尤其是他那個囂張跋扈的弟弟吳廷瑈以及吳廷瑈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國駐外記者所說的「龍夫人」。吳廷瑈夫人曾經解釋過吳家的統治哲學：「如果我們開啟窗戶，進來的不僅僅是陽光，還會飛進來許多壞東西。」

進去的少了，出來的也不多。在情報方面尤其如此。有關越南戰爭的兩大謎團之一是：為什麼這裡讓許多西方專家聲譽掃地，缺乏有力的證據就是主要原因之一。歷史上很少有這麼多著名人物在這樣一個重大事件上犯下如此荒唐的錯誤。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於提前宣佈解決越南問題的辦法而丟了臉，許多士兵和政客也錯誤判斷了這場戰爭的性質和可能的發展趨勢。1954年4月6日，新英格蘭的一位參議員為了給他的同事們釋放一下壓力，引述了一些早期人們對越南戰爭的議論：「軍事情形看起來對我們越來越有利」（迪安·艾奇遜，1952年）、「我們認為，中南半島的形勢正在好轉」（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森，1953年）、法國打勝仗的「可能性很大」（國防部長查爾斯·e·威爾遜，1954年），以及「法國就要勝利啦」（海軍上將雷德福，1954年）。可是法國敗了，7年裡犧牲了19000名法國人。這些言論似乎證明了那位新英格蘭參議員的懷疑是正確的，這位議員不是別人，正是約翰·肯尼迪。肯尼迪自己後來也受困其中。在白宮，他對越南的政策也是根據1960年參議員委員會報告中劉易斯·卡羅爾估計的情形做出的：「根據軍事援越使團團長的保證……美國軍隊……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年初，肯尼迪批准了一項援助計劃，前提條件是戰爭會在18個月內取得勝利。

另一個越南之謎是：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人，包括4位美國總統（兩位共和黨總統和兩位民主黨總統）都認為美國有義務拯救西貢政府。而這個國家在亞洲，距美國7000英里，是位於遙遠的中南半島的原始土地，到處是稻田和茂密的叢林。10多年來，華盛頓的歷屆政府力排眾議，甚至不顧國內的局勢也要保證那些飽受爭議的人物執掌越南。然而，美國在越南所做的努力，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肯尼迪應該早就知道這一點，他是少數幾個從一開始就看出這個麻煩的人。1951年，他以眾議員的身份訪問越南。回國後，他在《與媒體見面》節目中說道：「沒有當地人民的支援，美國就不可能在東南亞的任何一個國家取勝。」後來，他也受到冷戰派言論的影響。冷戰派認為，美國已經「失掉」了中國，現在再不能「失掉」中南半島了。

美國對西貢的承諾始於1954年，1957年又重申了一次。日內瓦協議簽訂後，在給吳庭豔的信中，艾森豪威爾總統保證美國「會幫助越南政府成為一個強大而又自食其力的國家，能夠抵禦軍事顛覆和侵略」。艾克給這項承諾帶上了一個附加條件，即「越南也要採取相應的改革措施」。他的目的就是「以防任何人將他國的意識形態強加於貴國自由人民的身上」。

林登·約翰遜在白宮的幾年裡，每次提到越南時都會說：「艾克做出過的承諾，我就必須遵守。」可事實上他沒有，這畢竟不是一項正式的協議，參議院沒有參與，該協議甚至缺乏合法性。然而，約翰遜和肯尼迪都覺得受到這項承諾的束縛，認為必須遵守不可。西奧多·c·索倫森寫道，撤銷美國對越南的支援會讓「整個世界對美國承諾的可信度產生懷疑」。阿瑟·施萊辛格進一步寫道：

無論在1954年以前我們與越南是否有重大利害關係，艾森豪威爾的信件都讓這種關係產生了。無論我們是否應該畫下那條曾經畫好的線，一旦畫下了，就永遠要受這條線的束縛。無論多米諾骨牌理論在1954年是否有根據，7年後，當鄰國政府將自己的安全寄託在美國是否有能力信守對西貢的承諾時，這一理論就已經得到了印證。肯尼迪……必須繼續完成這一項他承接下來的工作，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白修德在《總統的誕生》（1968）中寫道：「在越南的事業是美國近半個世紀的事業，這項事業讓整個世界明白……如果當今已有一個雖然還很脆弱的世界秩序，這個世界秩序也是美國在20世紀的4次戰爭中用40萬美國人的生命換來的。」約翰遜總統認為「匆忙撤出」就意味著「對整個世界宣佈我們不信守約定，不支援自己的朋友」。《時代週刊》對那些不同意這一說法的人這樣解釋：

……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南越……如果美國不能或者不打算將越南從困境中拯救出來，任何亞洲國家都不會再相信美國，這樣的話，失去整個東南亞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如此的撤退所帶來的後果是無法想象的。為了支援派遣部隊趕赴越南，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直率宣告，稱如果不這麼做，那麼在世界的另一端，情況將會嚴重惡化。萊曼·l·蘭尼茲爾將軍在代表參謀長聯席會議講話時預言，一旦越南共產黨取得勝利，「我們將會失去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亞洲地區」。而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則自信地認為一定能在與游擊隊的對抗中取得勝利，正如他所說的，「北越連常規轟炸都禁不起」，他告訴肯尼迪總統，派遣「一支美國的軍事特遣部隊」是「至關重要的」。

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毫無道理的，肯尼迪政府如果並不認為有義務將古巴旅從註定要失敗的海灘戰場上撤回，那它也不欠吳庭豔什麼。而且，艾森豪威爾的信也起不到什麼作用了，因為吳庭豔已經公開藐視了採取「必要的改革」的義務。他在1956年還拒絕在越南實行全民選舉。對他而言，就算美國與他同受條約的束縛，要他按照規定履行條約也是十分荒誕可笑的，更何況根本就沒有這項條約！

使華盛頓無法拋棄西貢的真正壓力是來自國內政治的。麥肯錫已經死了，但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非常擔心吳庭豔會成為第二個蔣介石。而尤其諷刺的是，美國竟然犯了與當初給蔣介石出謀劃策時同樣的錯誤，儘管這是個政治問題，但他們仍給予了軍事上的援助。犯這種錯誤的一個原因是國會山那些權威人士的態度。這些人物對參謀長聯席會議抱有很大信心，卻不相信國務院亞洲司的政治官員。另一個解釋是內閣成員性格特徵的差異導致了這個結果。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他們都曾在越南問題上向白宮諫言。麥克納馬拉做事果斷、雷厲風行，而臘斯克則膽小懦弱、敷衍了事。所以，美國國防部獲得發言權必然是更有說服力的。

在艾森豪威爾任期的後幾年，越南還相對較為和平穩定。每年美國派遣800名軍事顧問，並且提供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足以維持越南當時的局勢。到了1960年12月，也就是肯尼迪總統宣誓就職前的一個月，吳庭豔的對手宣佈建立民族解放戰線。在獨立宮，他們將民族解放戰線命名為「越共」。起初，吳庭豔並不擔憂，在上一年秋天，他輕易阻止了一場試圖謀反的政變，當時約翰遜副總統問他想不想要美國軍隊增援，他回答不需要。但儘管那時他說陸軍部隊沒必要支援，還是承認需要其他一些援助，於是肯尼迪總統同意派遣一支400人的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接受訓練任務。美國承諾派兵支援越南軍隊，這還是第一次。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國駐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瑙爾汀抵達西貢。前任駐越大使曾試圖說服吳庭豔，可依舊無功而返，他自己還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瑙爾汀決定吸取教訓，不想重蹈覆轍。現如今，越南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破壞活動已經很猖狂了，連那位愛裝腔作勢的總統都不得不對其俯首稱臣。當時，鄉村的環境還在不斷惡化，而越共遊擊隊正四處活動，伺機暗殺鄉村首領。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戰爭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與此同時，他們還警告，西貢當局實施的獨裁政策和縱容貪汙腐敗的錯誤舉措，勢必會引發人們對吳庭豔政府執政能力的質疑。

在華盛頓，人們不斷要求白宮方面不要插手有關越南官員違法行為的事務。副總統約翰遜說服肯尼迪總統，將「殲滅越共」視為「真正的終極目標」。參謀長聯席會也向總統保證，僅需4萬地面部隊就可以將越共反政府組織「全殲」。另外再派出128000名士兵，便足以擊退來自北越的侵擾。國防部長羅斯維爾·w·吉爾帕特里克建議與吳庭豔當局就建立「可行性防禦安全聯盟」展開對話。五角大樓官員威廉·p·邦迪也呼籲，美國應「儘早強勢進入」越南，並對敵方進行猛烈打擊。他認為此次進攻有70%的勝算。

肯尼迪當局經過進一步調查，同意增派685名美國軍事顧問前往西貢支援，同時還為吳庭豔政府的2萬多名越南軍人提供武器來擴充和武裝南越軍隊，自此越南部隊總人數達到了15萬。像艾克一樣，肯尼迪希望幫助南越進行內部改革，調動一切資源反對越共，並以此作為美國採取行動的前提條件，但他並未著重強調這一切。此時，他正忙於有關柏林進行核試驗的事務，無法快速抽身。據此，美國外交史學家小施萊辛格曾撰文質疑肯尼迪是否對越南真正關注過。剛剛適應冷戰節奏的觀察家們又開始對美國政府捲入越南戰爭的行為大為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國內形勢似乎一週比一週糟糕。」他還發現：「越南遊擊隊似乎已經陸續控制了越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區，因此，我幾乎看不到在不經軍事人員的護送下，美國人敢於開著自己的轎車把我送出西貢市。」他還報道了當時越南政治垮臺所產生的驚人影響力：「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越南共產黨總是能在他們的陣營裡，找到前赴後繼的不畏死亡的民眾，可以為了共產黨的利益而犧牲自己。」這種強烈的革命精神令那些沒有這些經歷的人深為不解。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游擊隊佔領了越南的一個省，並處死了該省的一名總督。而此刻吳庭豔的軍隊則是節節敗退。儘管很不情願，他還是與瑙爾汀協商，與他簽訂了雙邊共同防禦協約。華盛頓方面對此做出積極回應。夏季以來，所有擴張計劃都驅使林登·約翰遜總統派兵前往東南亞。副總統支援傳統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他在歸國途中如是寫道：越南真正的敵人「是飢餓，是無知，是貧窮，是疾病」。他相信美國人無論採用何種先進的策略，都必須將這些敵人作為其攻擊目標，充分利用我們先進的科技實力。

總統對此做出了相關回應。在派往西貢的高階軍事顧問中，包括兩名他最信任的人員，分別是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和沃爾特·w·羅斯托。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相關的國家文職官員和軍事人員就可以充當總統在越南這一戰略要地的眼睛和耳朵。對於羅斯托而言，自始至終他都是永不妥協的鷹派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調查組裡絕無高階外交人士。正如索倫森隨後撰文寫道：「國務院不能和五角大樓相抗衡，因為它沒有這個能力。」該報告還進一步反映出以政治上的不良影響為代價達成軍事目標的相關行為。

泰勒——羅斯托的報告成為越南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為了抑制吳庭豔政府的衰敗之勢，報告要求肯尼迪派駐一批美國軍事顧問；更為重要的是還要派遣一個美國的步兵團，初期有8000人，之後會依據實際需要不斷增加。泰勒作為這支部隊的絕對領導者，希望總統能夠以越南問題為主題發表一次電視講話。然而他對關於進入越南的有些觀點讓人匪夷所思。比如，就此次遠征來說，他竟將越南與朝鮮相比，「美國軍隊無須過多準備就可以輕鬆適應越南的生活和工作」。而事實上，越南和朝鮮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點就是常規戰。敵人盤踞在邊境線附近，美國軍人就可以在這些固定區域進行他們的常規作戰部署，這對於他們來講，再熟悉不過。而越南的環境卻不是這樣。第二點是，這次是在濃密的熱帶雨林裡進行的非常規軍事戰爭。此外，還有一點不可忽視，也是最重要的，韓國人民希望美國士兵能夠在當地保護他們，而越南人民根本不是這樣想的。他們認為美國的軍隊不過是其原屬殖民宗主國法國的繼任者，他們都想佔有越南，而唯有越共民族統一戰線的軍隊才是他們心中真正的英雄。

政府當中的一些內閣成員及其他成員，如切斯特·鮑爾斯、喬治·鮑爾、艾弗里爾·哈里曼，也對泰勒這份宣告中的資訊大為震驚。然而，只有肯尼迪總統一人有資格對此提出質疑。他拒絕在電視機前對民眾講述有關事宜，因為在他看來，這將把越南問題和柏林問題相提並論。他還明確指出，泰勒和羅斯托不像其他的參謀長聯席會成員，對美國干涉越南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持正面態度，他們只想要北越不再滲入南越，只是他們沒能提出具體可實施的措施。其實最令他傷心的是有關派遣軍人的這一提議。索倫森寫道：「越南戰爭的主要倡導者都支援這個行動，稱之為測試美國美好信念的‘試金石’，標誌著美國已下定決心出兵。」但總統一人投了反對票，而且也只有他的票才最終起決定作用。肯尼迪說：「他們想要一支美國軍隊。這對於恢復自信心和保持軍隊士氣是必要的。但這就像是我們在柏林所做的一樣：大批軍隊持續進駐，樂隊仍要繼續演奏下去，而4天過後，民眾就會忘了一切，然後，我們又被告知，還得派更多軍隊去。這樣就像喝酒一樣，這次酒勁過了，下次還想再喝。」

儘管如此，總統還是擺脫不了大家的影響。他不同意派遣美國部隊，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卻做出了讓步。接著，從1961年12月起，美國就開始加強在越南的武裝力量。就跟7年前的艾森豪威爾一樣，肯尼迪總統在與吳庭豔公開交換信件時肯定了這一安排。當然，這一安排也並非美國單方面的想法，並且吳庭豔也同意改革，並承認他的軍隊需要加強領導和振奮士氣。但此安排並沒有給美國規定援助的限期或者什麼時候停止援助，只是含糊地說直到平定越共，逐出北越人為止。泰勒倒沒看出這裡面有什麼玄機。他從菲律賓發電報給總統說：「經由南越而捲入亞洲戰爭，是有這樣的危險，但還不至於太嚴重。」相反，喬治·鮑爾對此卻顯得焦慮不安。他說，吳庭豔在沒有看到美國派出的步兵之前，決不會善罷甘休。讓美國派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這樣，在美國幫他應戰之時，他就能夠穩固自己的政權。鮑爾預測，如果美國答應派兵，就會越派越多。他對總統說道，5年內，將會有300000美國士兵被派往越南。肯尼迪大笑道：「喬治，我看你簡直是瘋了！」

美國後來加速對越南戰爭的干預（這也證明了鮑爾和一些人的觀點是正確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西貢駐守的美國決策人的性格。從1962年年初到肯尼迪執政的頭1000天末，有兩個人物很關鍵，一個是瑙爾汀大使，另一個是2月抵達越南的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新任團長保羅·d·哈金斯將軍。對這兩人的任用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因為瑙爾汀出身於弗吉尼亞望族，傳統守舊，對亞洲一無所知。他的任命得益於國務院強硬反共派的力薦。無論身處何種危機，他都會支援吳庭豔，而當肯尼迪真正需要他的時候，他卻跑到愛琴海逍遙度長假去了。哈金斯比他更糟糕。他是波士頓的一個世家浪子，高中沒讀完就退了學。他之所以能在軍隊得到晉升，只因為他精通馬術，是個出色的馬球隊員。在喬治·s·巴頓想要放鬆時，他又可以充當一個好夥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金斯擔任巴頓的副參謀長，那時別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推彈杆」，因為他執行巴頓的命令時雷厲風行。但和巴頓一樣，他有時也並不那麼服從命令。這一點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如實向總統報告越南戰況時，顯露無遺。肯尼迪曾明確指出，一切越南戰況，不管是好訊息還是壞訊息，他都想知道。可哈金斯卻不喜歡上報壞訊息，他認為這會影響自己的事業前程。相反，他所做的是讓人感覺他所報告的情況表面上聽起來都還不錯。他一到西貢，就告訴美國記者，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也希望周圍的人都很樂觀，而且，他還透露，給華盛頓的每日情況彙報暫且可稱為「進展報告」。他想讓人們充分相信，在他的帶領下，打擊越共的戰爭將進行得十分順利。

瑙爾汀和哈金斯一致認為吳庭豔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沒有他我們將無計可施。然而對他執政能力的批評只會激怒他，那時我們所有的想法都將會消失殆盡，灰飛煙滅。霍默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稱，這將成為美國政府與吳庭豔的生死相搏，他們的命運共生，不進則退。吳庭豔很快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明白，此刻無論他怎麼利用這兩個美國佬都沒問題，他可以肆意妄為，對著這兩個美國佬指手畫腳。

哈金斯到任之後，第一階段的反共戰鬥被稱為「日出行動」，此比喻也還較為恰當。哈金斯告訴記者，他打算建立一系列堅固的「戰略村」，但這隻能由國內軍事組織來操控防守。他的戰略合作人是越南總統吳庭豔的弟弟吳廷瑈。接著，美國得知這項戰略防禦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為超過1/3的農村人都生活在戰略村，看來戰局會日趨好轉。目前來自西貢的所有報道都是好訊息。對哈金斯表示懷疑的人可以從瑙爾汀的評價那裡得到證實，因為他認為當地情形是令人放心的。

事實上，戰略村是一次失敗的實驗。除了身居高位的人，其他什麼也沒能改變。他們依舊通過釋出公共新聞來發動戰爭。從戰地發來的報道被哈金斯重新改寫，他刪掉了流露出悲觀主義情緒的語句和令人悲傷的壞資訊，用完全虛構的內容取而代之。那些對此持反對意見的上校和少校都被調配到那些沒人願意去的崗位上，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中校約翰·保羅·範恩。而且，他們的檔案裡還被寫了一些評語，這些評語可能會終結他們的軍事生涯。一次，當另一位比哈金斯低一個級別的將軍在前線巡視時，發現實際情況與美國軍事援助顧問組在電報裡所描述的大不相同，於是他給哈金斯寫了份報告，講述了戰爭的實情。哈金斯在空白頁邊上草草寫道:「謊言，謊言，又是謊言。」然後，他將其扔在檔案櫃後面。真實的謊言就是他自己，但能夠反駁他的唯一資訊源就是美國報紙上駐越南記者發回的報道資訊。哈金斯稱記者為製造轟動的商販，或者，更糟糕的是，甚至罵他們是叛徒，以此遮掩事實，自我開脫。哈金斯偶爾也承認自己受挫，那是因為他有不可告人的企圖。他希望藉此弄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槍支，以及更多的直升機。他還警告說，如果無法提供這些東西，就意味著民眾對軍隊已失去信心，任何記得以前中國的情形的人都會知道這意味著會有什麼後果。

如果發生新年攻勢或爆發越共的游擊活動，或許哈金斯的「新聞傳播」在一開始就會被拆穿，然而，事實是，游擊隊的活動恰好有所減少，這也是所有新聞人想要的。他們宣佈「日出行動」帶來了戰場上方的蔚藍天空。他們欣喜若狂，這種喜悅也感染了華盛頓的其他人。馬克斯韋爾·泰勒說道，他感受到越南將出現一場全國性的盛大運動，用以粉碎共產黨。麥克納馬拉說：「所有統計資料表明，我們就要贏得這場戰爭了。」肯尼迪總統異常驚喜，批准增加對西貢的軍隊支援，駐軍人數從2000人增加到16000人。美國軍事援助顧問組也升級為越南軍事司令部。

剪影：20世紀60年代早期

艾克是艾森豪威爾的暱稱。——編者注

1英里≈1.609千米。——編者注

1英尺≈0.305米。——編者注

1944年1月，美英盟軍在「古斯塔夫」防線北面的安齊奧海灘登陸，協同正面部隊突破該防線。德軍頑強抗擊，美英部隊雖盡力守住灘頭陣地，但傷亡慘重。——編者注

佩佩：佩雷斯的暱稱。——編者注

1碼≈0.914米。——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