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肯曾說，新聞學是一門不準確的科學。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最後幾年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在民主黨中期選舉取得勝利的6個星期後，阿肯色州一家特別立法委員會披露小石城取消種族隔離的爭端「被肯定地證實受到了共產黨的影響」。該委員會主席、眾議員保羅·範達爾森表示，委員會曾舉行過三天的公開聽證會，早已使阿肯色州人民警覺到共產主義的威脅，範達爾森的一個同事自信滿滿地預測美國黑人將會拒絕受邀加入任何由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煽動或「共產黨支援的」遊行示威。他說，種族和平已近在咫尺。
1959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新任校長克拉克·克爾仔細觀察學校的大學生後說：「僱主們將會喜歡這一代人……因為他們將很容易被駕馭。再不會有什麼暴亂了。」
這一年11月，美國羅馬天主教的主教們反對使用聯邦經費在國內外宣傳人工節育，他們認為，那些聲稱美國天主教將會逐漸接受避孕措施的說法十分可笑。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一直在尋找一個整潔體面的年輕美國人，以抵消貓王的影響力，結果選中了查爾斯·範多倫。此人是哥倫比亞大學一名年薪4400美元的教師，他此前剛好在長達14個星期的、聯播中最大的有獎問答節目《二十一》中贏得12.9萬美元的獎金。之後全國廣播公司以年薪5萬美元聘請他成為該公司的顧問以及《今日》節目的評論員。他還編輯了一本頗具啟發性的文集，名為「致母親們的信」。在他收到的信件中，有3/4來自感謝他為國家年青一代樹立光輝榜樣的父母和老師們。1958年年底，當紐約州的一個縣級大陪審團開始對那檔測試節目弄虛作假的控告進行調查時，記者們全都聚集在他那格林尼治的漂亮住所。他對於這一控告極度蔑視，說：「我從未接受任何暗示或幫助，據我所知，之前其他人從未在這檔節目中贏得大獎。」當他們一直追問此事時，他嚴厲地說道：「你們一直問我這些問題，簡直是一種侮辱。」
然而，美國黑人、大學生、天主教教徒以及查爾斯·範多倫開始令那些自認為了解他們的人感到驚訝。
1960年2月1日，認為黑人的鬥爭精神將會消失的希望突然破滅了。那天，北卡羅來納州農業技術學院的4名黑人學生走進附近格林斯博羅市南埃爾姆街道的一家伍爾沃斯商店，先買了一些東西，接著便在快餐廳坐下，點了幾杯咖啡。按照南部實施種族隔離的法律和傳統，負責人並未理睬他們。他們就安靜地坐在座位上，直到餐廳關門。第二天，他們再次出現在餐廳櫃檯前，還帶了5個黑人朋友。他們稱此為「入坐」。接下來，每天「入坐」的黑人越來越多。那些黑人青年情緒穩定，舉止得體，完全不理睬那些噓聲不斷、在他們面前揮舞美國南方邦聯旗幟，還向他們彈菸頭兒的白人青年。他們要讓那些人知道，他們會一直待到咖啡送來為止。
如果這次「入坐」只針對這家商店的員工，那麼他們將永遠無法得到想要的服務。但是，伍爾沃斯是一家美國連鎖公司，這正是他們所指望能夠起作用的一點。在北卡羅來納州，「入坐」運動蔓延到了達勒姆、溫斯頓塞勒姆、夏洛特、羅利和海波因特，而該州以外位於納什維爾、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滿和南卡羅來納州的羅克希爾的餐廳也都被佔據了。在接下來的14天，黑人在15個城市的伍爾沃斯分店上演了「入坐」，在波士頓，分別來自哈佛大學、布蘭迪斯大學、波士頓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400名學生在12家伍爾沃斯分店設定了糾察線。這一舉動令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十分高興。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則讓他們以及整個美國為之一震，示威者還出現在了沃爾格林、克雷斯、格蘭特和利格特(這些都是美國最大的零售公司)的餐廳。在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同情黑人的人士舉行了一次捐款以支援那些示威者，耶魯神學院的學生在紐黑文市中心遊行以表支援。被激怒的廉價商店經理將咖啡價格提升到一美元一杯賣給那些黑人，並把座位中的螺絲取出，還威脅要關閉餐廳。然而這些舉動都無濟於事，因為那些示威者用各種新的消極抵抗來面對那些商店經理採取的措施。接下來，運動從餐廳擴散到了社會上的每個實施種族隔離的公共場所。他們在汽車旅館走廊上「入睡」，在公園裡「入遊」，在圖書館「入讀」，在電影院「入睡」，在賭場「入賭」，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當春天來臨時，他們還在僅限白人游泳的沙灘「入泳」。
5月10日，當納什維爾6家餐廳取消種族隔離時，黑人們初戰告捷。這是除得克薩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採取的普遍行動。整個春天，南方各地都打響了消耗戰，種族界線在這裡後退一碼，在那裡後退一碼，頑固分子的壓力不斷增加。6月5日，黑人南部地區委員會報道，9個分散在南北邊界的餐廳都取消了種族隔離，這些地方之前並未發生暴力事件，也沒有任何商人因憤怒的白人威脅要進行報復性抵制而受到損失。弗吉尼亞州的熱餐店於6月23日向黑人開放，這是該運動打入該州的第一個楔子。7月18日，諾克斯維爾的商店取消了餐廳種族隔離制度。7月25日是黑人歡呼雀躍的日子，因為6個月前便開始進行全面行動的格林斯博羅的伍爾沃斯和克雷斯商店取消了種族隔離。就在同一天，位於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和樸次茅斯的4家商店也結束了這種制度。自那以後，事件發展就開始不那麼順利了。從不言敗的美國極南部正死守陣地。10月19日，亞特蘭大警察逮捕了由馬丁·路德·金帶領的51名「入坐」遊行者。他們由於拒絕交納保釋金而被捕入獄。1960年閃電式的偉大的「入坐」運動就這樣結束了，黑人們停止活動來鞏固他們的戰果，但甚至是阿肯色州的立法機構也知道這種暫停活動只是緩兵之計。擁有18871831人口的黑人種族正在萌動，美國黑人終於走向了前臺。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朗氣清，克拉克·克爾終於看到了未來。這些年經過對加利福尼亞州共產黨堅持不懈的調查，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舊金山洛可可市政廳舉行聽證會。被傳喚出庭的人中有幾個公立學校教師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大二學生，據說他們所有人都是積極的左翼分子。加州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些學生坐著幾輛車前來給他們加油打氣。但沒人想過舉行遊行示威，因為在那個天真無邪的時代，幾乎沒有大學生知道如何去遊行示威。他們只是想在聽證會里找個座位，但是整個會場都已擠滿了人。警察將臺階上的門堵住。有人開始推搡。一名警察跌倒了，但後來有人說他被打了。後來警察使用了警棍和水龍頭。在這瘋狂的半個小時裡，有12人受傷，52人將被送進監獄。奧克蘭的傑西卡·米特福德在《國家》雜誌中報道：「現在的學生已經丟掉了20世紀50年代所擁有的冷漠和順從。」她預測，在未來的10年，那些學生將「改變整個世界的未來」。一名被打了的大學生告訴記者：「我是一名政治上的‘處女’，現在卻在市政廳的臺階上遭到‘強姦’。」對全美361萬大學生而言，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訊息無疑是一種挑戰。在此之前，忍無可忍的學校教職工一直鼓勵學生們投身政治活動。現在他們知道該如何做了。
在這躁動的幾個月裡，由於黑人自尊心和學校政治意識的提高，促使另一場社會變革的方法正在出現。1960年5月9日，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宣佈批准使用一種安全的口服避孕藥。sup/sup這種藥物的商品名為伊諾菲德，由芝加哥塞爾公司製造。該公司表示，此藥在1500名女性志願者身上進行了4年試驗，被證實百分之百有效。每月服用20片，憑處方即可購買，每月花費僅10~11美元。這種通過藥物節育的方式再結合新式避孕裝置，以及外科節育手術，就可以讓女性逃離對懷孕的恐懼了。因為從一開始，擔心懷孕就限制了她們的性生活。現在，似乎她們可以和男人一樣隨便上床了。上百萬婦女將診所和藥房圍得水洩不通，就為求得此藥。除了防控疾病以外，從未看過如此多的人定期服用特效藥。當全國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務所主任歐文·勒布朗大主教報告說天主教婦女和非天主教婦女一樣正在定期服用此藥時，天主教主教們大失所望。1959年11月，主教們曾譴責「一些基督教團體代表」，即新教牧師們，不實行節慾。如今，甚至天主教神父以及一些擔任聖職的修女們，都因生活的變化而正在重新考慮他們的修道誓言。
紐約市立大學市政學院的學生赫伯特·m·斯坦普爾在敗給範多倫之前曾贏得49500美元獎金。而在1958年8月，該學生向曼哈頓地方檢察官弗蘭克·霍根和《紐約世界電訊–太陽報》講述了引起他良心不安的苦惱。就在此時，查爾斯·範多倫的泥塑像開始碎裂。斯坦普爾告訴他們，《二十一》這檔節目就是在作假。他表示，事先參賽者會被告知題目的答案，但當他們的人氣衰退時，便不再能得到答案，因此他們只得假裝被擊敗。他之前曾被告知要輸給範多倫。和他一樣，範多倫也曾在一個裝有攝像機的隔音玻璃房內接受面部表情訓練，例如，當他為一道題苦思冥想時要表現出緊咬嘴唇、擦拭額頭上的汗或者說話結結巴巴。經過節目製作人的彩排後，範多倫的表演便讓2500萬名電視觀眾為之震驚，例如他說出僅有的三名累計擊中超過3500次棒球的球員名字（「泰·科布、凱普·安森以及……特里斯·斯皮克！」），識別出在《茶花女》中歌唱「我要生活在歡樂里」的詠歎調的歌手是誰（「她在由……舉辦的派對結束時剛好演唱過這首歌，她的名字是！是個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奧列塔！」），此外還說出了7個小矮人的名字（「瞌睡、噴嚏、愚笨、快樂」，停頓了一下——「愛抱怨的那個——啊，頑固——博士——呃，害羞的那個——叫怕羞！」）。
斯坦普爾和其他參加《二十一》節目的參賽者以及哥倫比亞《6.4萬美元挑戰》節目的參賽者都將他們知道的內幕告訴了紐約大陪審團。範多倫在宣誓後否認此事，米切爾·施魏策爾法官則因為當代美國民間英雄遭到誹謗十分生氣，以其中包含了無法證明的指控而將記錄封存。在陪審團庭外，範多倫告訴記者，他對於報界的那些誹謗十分「傷心」並且「震驚」。他還重複說，他過去一直都表現得十分「誠實……從未接受過訓練或指導」。
做偽證的問題就在於，犯罪人無從得知是否有人能夠證明他們在撒謊。惠特克·錢伯斯曾經把事實真相藏在南瓜裡，表明真相終會浮出水面，而範多倫也同樣難逃一劫。詹姆斯·斯諾德葛拉斯是一名藝術家，同時也是《二十一》節目的獲獎者。他提供了一些他在參加節目前一天到前三天寄給自己的掛號信，上面是將在節目中涉及的相關問題和答案。這些信件由眾議院立法監督小組委員會成員開啟，正是這個鐵面無私的委員會，先後讓伯納德·戈德法因和舍曼·亞當斯垮臺。這些信件證實斯諾德葛拉斯所言屬實，立法監督小組委員會由此接手曼哈頓大陪審團留下的這個案件，開始在證詞和物證上設計，要讓這位名叫查爾斯·範多倫的人，這位迷人、英俊、落落大方、出身於書香門第、畢業於名牌大學的人垮臺。
1959年10月，他們開始此次行動。範多倫像之前的希斯一樣表現出一副義憤填膺的貴族派頭，向小組委員會發去一份電報，決然地否定了所有對他不利的指控，聲稱他並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幫助」，還表示無論委員會何時向他問話，他都會「出席」。委員會回電邀請他自覺來國會議員面前做證時，他卻消失了。正式傳票已經發出，可是送傳票的人卻無法找到他。接下來的6天，美國人民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10月14日，也就是第7天，經事先安排，他出現在紐約羅斯福飯店，接受了傳票，並舉行了一次人滿為患的記者招待會。他讀了事先準備好的稿件，他說，由於一連串事件讓他十分傷心，因此他請假與妻子一同從哥倫比亞飛往新英格蘭，「在那裡10月的美景中……整理我的思緒」。他說之前並不知道自己被傳喚，記者們感到十分吃驚。當這件事成為每家報紙以及新聞廣播頭條時，他怎能不知道傳票的事？他蒼白無力地笑道，出於對美國國會的尊重，在出席「那個恰當的論壇」，也就是聽證會之前，他不會發表任何評論。
11月2日，他一身樸素著裝，出現在聽證會上。當他坦白一切時明顯有些緊張，他說道：「倘若能改變我過去三年的人生軌跡，我願付出任何代價……我已學到許多關於善與惡的東西。它們並不總是如表面看上去的那樣。我陷進去了，深深地陷在騙局之中……我幾乎可以說服我自己，我所做的事情並沒什麼害處，因為它對於全國人民對老師、教育和文化生活的態度產生了積極影響。」
他繼續說，他後來「感到十分不安與害怕」，他「多次」請求節目製作人讓他在比賽中輸掉。他們卻回答，會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結束我的比賽。最後，一名極富魅力、滿頭金髮的女律師成為參賽者，其中一位製作人「告訴我，我會輸給她。我因此表示感謝」。當公眾開始知道這場節目秀是在騙人時，他感到「很恐懼……接著就逃跑了……首先我是在自我逃離」。存在「一條出路，我當然會對它考慮再三，這條出路就是說出真相」。可是「從感情上講」，這是「不可能的」。接著，他的傳票到了。「……後來，一件小事改變了我的想法。我收到一名陌生婦女的來信，她曾經在加羅韋主持的節目上看到過我，表示很羨慕我在那裡的工作。她告訴了我一個唯一可以使自己心安理得並彌補我過去所作所為的方法（當然，她也並不完全知道我幹過什麼），那就是清晰、坦白並誠實地坦白這件事。突然，我明白她是正確的。」次日清晨，範多倫接著說，他鼓足勇氣給他的律師打電話，當聽完他講的話後，律師說了一句：「願上帝保佑你。」這就是他最後的陳述。他將發言稿放下，轉向自己的律師，並投以微笑。
這真是荒謬。讓他坦白的並非一個陌生女人，而是那張傳票。再者，如果他當時真在節目上感到「極度不安」，那麼就沒必要請求製作人「放他一馬」，他只需在直播時答錯一道題就可以了。小組委員會的一名共和黨人，來自紐約的眾議員史蒂文·b·德魯尼安看穿了他的謊言，於是對他說：「我認為擁有你這樣智慧的成年人不應該因為講了事實就受到讚揚。」然而，其他國會議員接下來卻真的做出這樣的事來。委員會主席奧倫·哈里斯表示他想「稱讚」他的坦白。伊利諾伊州眾議員威廉·e·斯普林傑希望哥倫比亞大學不要「過早」將他開除，該州另一位眾議員彼得·f·馬克則說他相信全國廣播公司會原諒他。其他一些人表示，他們想要為他的「堅韌」、「坦白直率」和「自我反省」表示「稱讚」。哥倫比亞大學則與這些人看法不一，5小時後該大學便解除了範多倫的教職，全國廣播公司也於次日將其解僱。然而，這可不是得人心的做法。聽證會的群眾當時都支援範多倫，為他和那些稱讚他的小組委員會成員鼓掌，並對國會議員德魯尼安的評論不屑一顧，全然不予回應。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因他被撤職而舉行了一次集會以示抗議。一個民意調查顯示，3/4的美國民眾認為，如果和範多倫面臨同樣處境，「大多數人」可能會和他做出同樣的事情，而在全國廣播公司收到的來信中，支援他與不支援他的人數比為5∶1。
範多倫和其餘13名知名人士剛在紐約被指控犯下做偽證罪，哈里斯小組委員會便馬不停蹄地找出電視臺欺騙民眾的新證據。青少年文娛節目頭號唱片播送員迪克·克拉克坦白，他選擇播出的都是能給他帶來經濟效益的唱片。這被稱為「暗中給回扣」。事實上，聯邦電訊委員會主席約翰·c·多爾弗卻對此進行辯護。他爭辯道，沒人因此受到傷害，而且任何試圖對此進行監督規範的行為都將「破壞我們十分珍惜的話語自由權。」有人就此揭露，多爾弗自己就曾在其監管的一家廣播公司巨頭那裡收受賄賂。之後，艾森豪威爾接受了其遞交的辭呈，但公眾對此似乎漠不關心。因此，那些對此事毫不關心的電視觀眾會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無趣的聯播節目也就不足為奇了。《劇藝報》雜誌表示，如果1959年是有獎問答節目年，那麼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這一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製作了8個此類性質的節目，全國廣播公司有9個，美國廣播公司則有11個。這些節目每星期佔據的黃金時間達24.5個小時。
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陽光下沐浴了7年之久，那些曾經支援總統的輿論製造者開始煩躁不安起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就曾問道：「很多事情正鬧得沸沸揚揚，艾森豪威爾正在做什麼呢？大家從報紙上讀到的都是他在打高爾夫球的新聞。那麼誰在治理國家呢？」讀者們對此漠不關心。總統在歐洲時，副總統通過談判結束了長達116天的鋼鐵業罷工，從而贏得一次個人勝利。儘管如此，民意測驗結果絲毫未受影響，因為公眾對此不聞不問。剛剛獲得解放的剛果在一場悲慘的內戰中經歷血雨腥風，由貢勒上尉領導的寮國叛軍則推翻了昭·薩松尼特首相領導下的親西方政府，而美國民眾在地圖上都找不到這兩個國家。美國國內，報業罷工使所有紐約報紙都停止發行，與此同時，監獄爆發了一連串暴動事件，飛機上還出現攜帶炸彈事件，其中一起事件發生在一個利慾薰心的年輕人身上，他為了得到自己母親的保險費，便在飛機上安裝炸彈，將當時正在飛機上的母親和其他乘客一同炸死。一項調查顯示，報紙頭版無人閱讀，讀者們比較關注的是連環漫畫和體育新聞。當卡里爾·切斯曼在8次緩刑後終於在加利福尼亞州接受處決時，那些反對執行死刑的人們對此表示反對，但這些人相對較少，一系列手法極其殘酷、泯滅人性的謀殺事件似乎也並未觸動那些一向冷漠的人們。其中一宗謀殺案涉及一名來自堪薩斯州的農民赫伯特·克拉特，他的妻兒也無一倖免。《時代週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期刊上發表了對此次犯罪的報道。新聞標題是「冷血殺戮」，它的讀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魯門·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人們脫口而出的流行語是「什麼的」，該詞已成為口語中萬能的成分了。例如，格林斯博羅的黑人正在舉行「抗議什麼的」，羅曼史就是「愛情什麼的」，梅特里科爾就是「節食什麼的」，或者希區柯克的《驚魂記》就是「驚心動魄什麼的」。幾乎每個地方都在使用這個詞，但聯邦政府的其中一個機構中卻未出現這樣的詞。還未有人說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外交什麼的」。這似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顯然也不太合適，因為杜勒斯是老一輩，是常年受到身穿燕尾服和條紋褲的外交部長們影響、具有政治風度的人。但他那傲慢自大的說教和過分簡單的「大規模」報復論與蘇聯火箭升空的資料相比，的確顯得過時老套。在1959年的頭幾個月，由於病痛的折磨，杜勒斯幾次進出沃爾特·裡德醫院，並且似乎開始明白他曾經為之奮鬥並想要永久維持的東西方僵局即將不合時宜。然而，他還是為此抗爭到了最後一秒。就在他忍著疼痛離開華盛頓並踏上前去歐洲的最後之旅時，他對一位朋友說道：「如果這病不是癌症，我認為此行至關重要，不得拖延。如果這是癌症，那麼身體更加不適也無關緊要。」
這個病的確是癌症。他每天不是在沃爾特·裡德醫院接受百萬伏特的x光照射，就是在丘位元島上休息曬太陽，這位國務卿開始將整個身心都投入與死亡進行的絕望的戰鬥之中，當他與病魔奮力抗爭之際，治國的韁繩最終還是從他手中滑落了。從表面上看，世界權力平衡局勢並未發生改變。根據條約，美國仍然承擔著42個國家的防禦義務，就杜勒斯而言，用最新流行的時髦詞來說，他仍然在政界神通廣大。美國社論作者對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所提出的「睿智建議」和表現出的「堅定不移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國政府在來電中表達出「萬分難過」之情，法國外交部對於「這個可能是西方遭受的最大損失」表示關切，波恩則對西方政策制定的車輪上拆掉了一根「輻條」而感到遺憾。然而，這只不過都是一些外交辭令，杜勒斯一定深諳此理。儘管他仍然通過電話和白宮以及國務院保持密切聯絡，並警示任何可能反對冷戰的異端邪說，但是對於那些能夠察覺這些跡象的人來說（杜勒斯也能夠察覺這些跡象），一旦他退出歷史舞臺，華盛頓和莫斯科就會採取緩和政策，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埃米特·約翰·休斯寫道：「杜勒斯緊握的拳頭」即將被「艾森豪威爾那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黨中期選舉慘敗的餘波中，哈格蒂編輯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展望艾森豪威爾在1960年為成為共和黨繼任人參加競選時，能夠繼續保持他作為維護和平使者的功績。根據與總統的談話，備忘錄將杜勒斯在霧谷的6年中所反對的一切事情都當作目標。備忘錄中直接假設在外交上採取靈活態度的時機已經來臨。艾森豪威爾–哈格蒂備忘錄指出，總統必須以一名和平使者的身份站在國際舞臺上。當中還繼續宣稱，無論是在出席聯合國各種會議、到訪包括持中立態度的印度等遠在世界角落的國家，還是在面對以熱忱的態度希望他參與與蘇聯的赫魯曉夫的高階會議和會談這類建議時，總統都必須扮演這種角色。
蘇聯總理已經準備好歡迎此類提議。1959年1月26日，赫魯曉夫在迎接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副總理從美國訪問歸來時曾說過，「不排除」蘇美之間關係「解凍的可能性」。他表示，只要能夠改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任何可以做的事」，我們都必須去做，因為一旦爆發熱核戰爭，後果將不堪設想。西方國家有人說，赫魯曉夫「比任何人都懼怕戰爭」，這一點他們完全說對了。在過去，杜勒斯會照例回答，蘇聯要首先表達出誠意，任何相關會議才能順利進行，但他對此是懷疑的，因為在他看來，蘇聯志在贏得冷戰，而非結束冷戰。然而就在此時，另一位政府發言人表達了不同觀點。副總統尼克松表示，美國也希望兩國關係能有所緩和，「因為我們意識到，如果關係就這樣僵持下去，我們終將凍結在堅硬難破的冰雪中，只有原子彈才能將它炸開」。
5月24日，沃爾特·裡德醫院結束了對杜勒斯的臨終看護，併發布公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於今晨7點49分（美國東部夏令時間）在睡眠中與世長辭。」當時，副國務卿克里斯琴·a·赫脫已經開始掌管事務。他的首要任務便是解決最近剛發生在柏林的一系列令人厭煩的危機。赫魯曉夫之前已向西方大國發出最後通牒：如果他們在6個月內還不撤離柏林，紅軍就會把他們攆出去。如果按照杜勒斯生前慣常的反應，他會對此通牒做出反擊，同時還會一展實力，在戰爭邊緣迫使對方放慢腳步。艾森豪威爾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動方針。他召開記者會並發表了一份慎重的宣告，宣稱如果柏林發生任何開火事件，都將「阻止我們履行自己的職責。我們現在並不是說要向柏林開火，我們只會繼續承擔對那裡人民應盡的義務。但如果我們的義務被阻止履行，那說明一定是另有他人在使用武力」。赫脫把這個最後通牒作為會前談判的一個策略，而且隨著事態的發展，也的確如此。
杜勒斯一進入墳墓，事件發展就過度急促起來。5個星期後，也就是6月28日，蘇聯副總理弗羅爾·r·科茲洛夫帶領一批由蘇聯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紐約，為蘇聯科技與文化展覽會揭幕。7月11日，艾森豪威爾以個人名義邀請赫魯曉夫來美國訪問。7月23日，也就是杜勒斯逝世後的兩個月，美國副總統前往莫斯科，在索科爾尼基公園為美國國家展覽會揭幕，用艾森豪威爾的話來說，就是為蘇聯到訪美國所做出的「禮節性回敬」。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不能稱為對緩解東西方緊張局勢做出的貢獻，卻可以從中看出赫魯曉夫和尼克松兩人好鬥的本性。展覽會上最有趣的展覽就是一套有6個房間的牧場住宅樣板房，中間是條參觀走廊，參觀者能通過走廊看到房間內的所有傢俱陳設。蘇聯領導對此十分憤怒。這觸碰到了他們的敏感神經，因為蘇聯人造地球衛星是以犧牲消費品生產和相關服務為代價製造出來的。當時展覽會揭幕式正通過蘇聯電視臺進行直播，赫魯曉夫感覺自己有些失策。他迫不及待地想打上一架，而尼克松就是那個應戰者。揭幕儀式同樣也在美國電視臺直播。尼克松希望成為下一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不論哈格蒂對競選戰略有何看法，他早有自己的打算，其中決不包括在電視直播上受到一個氣憤的共產黨人的欺負。最後的結局便是新聞界所謂的「廚房辯論會」或「索科爾尼基最高階會議」。
當他們駐足於樣板房那時尚華麗、裝置精巧的廚房時，這場辯論便隨即展開。尼克松聲稱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住房，在美國幾乎任何一個工人都能住上這樣的房子或類似的房子。赫魯曉夫則對此嗤之以鼻。
赫魯曉夫：你們認為蘇聯人民會為這個展覽大吃一驚。然而事實上，所有新建的蘇聯住房內都有這樣的裝置。在美國要花錢才能買到這樣的房子，可在蘇聯，只要你是這裡的公民就可以擁有這樣的房子。如果一位美國公民沒有錢買房子，他就只有睡在大街上的權利。你們卻說我們是共產主義的奴隸！
尼克松：……我們並不認為這個展覽會使蘇聯人民為之一怔，但這會激起他們的興趣，正如你們的展覽激起我們的興趣一樣。對我們而言，多樣化、選擇權以及我們擁有一千個不同建築師的事實，就是生活的趣味。我們不想要政府的一名官員做出決定，宣佈我們將只有一種樣式的房子。這就是差異。
赫魯曉夫（中斷對方講話）：就政治差別而言，我們永遠不會有達成一致的一天。如果我追隨你的意見，那麼我就會被米高揚引入歧途。他喜歡辣味湯，而我不喜歡。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意見相左。
尼克松：我們來談談各自洗衣機的優點，而非雙方火箭的威力豈不更好？這種競爭不也是你們所希望的嗎？
赫魯曉夫（把大拇指頂在尼克松胸前）：是的，這種競爭正是我們想要的，但是你們的將軍說他們十分強大，足以將我們毀滅。我們也能給你們展示一樣東西，讓你們知道什麼是蘇聯精神。我們十分強大，完全能夠將你們打倒。在這點上，我們也能給你們看點東西。
尼克松（用手指在赫魯曉夫面前晃動）：我認為，雙方都十分強大。在某些方面，你們比我們強大。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們卻強過你們……
當他們在擺放著加利福尼亞州葡萄酒的桌前停留時，開始了最後的較量。赫魯曉夫舉起酒杯說：「為維護和平以及廢除所有在外國土地上的軍事基地乾杯。」
尼克松（並未舉起酒杯）：讓我們就為和平乾杯吧。
站在一旁的一位蘇聯人：祝赫魯曉夫總理長命百歲！
尼克松：我將為此乾杯。我們或許不贊同你的政策，但我們還是希望你能身體健康。祝你長命百歲。
赫魯曉夫（乾杯後）：等我到了99歲再來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心急呢？
尼克松（他在此次討論會說了最後一句話）：你是說你在99歲時還在執政，而沒有自由選舉嗎？
這真是一場奇特的交鋒，與其說它是兩位好鬥者之間的一場辯論，倒不如說是一場爭吵。雙方都下定決心要給觀眾留下比對方更加平和的印象，同時也面臨著由自己造成的不利。美國副總統在這次辯論上更勝一籌，但那位蘇聯總理卻表現出一副溫和、坦率的樣子，或許這更適合他的角色。尼克松表現出一副喜歡思想交流的模樣，赫魯曉夫則展現出愛民如子、願意竭盡全力保護他們的形象。赫魯曉夫好像正是為了證實這一點，才不再計較尼克松的傲慢無禮（他顯然是這樣認為的）。並且，尼克松一回美國，赫魯曉夫就接受了艾森豪威爾邀請其訪美的請求。他虛偽地說道：「我準備把衣服口袋翻個底朝天，向大家展示我並無惡意。古時，人們在談和之時通常都會把武器留在大廳。我們現在也應該那樣做，而不應刀劍相向。」一番話後，他悄無聲息地撤銷了柏林那份最後通牒。
杜勒斯反對召開此類最高階別會議的一個原因是，他擔心美國同盟可能會覺得他們即將遭到拋棄。為使他們消除疑慮，總統於8月底飛往歐洲，分別與康拉德·阿登納、哈羅德·麥克米倫和夏爾·戴高樂進行為期兩個星期的談話。這是一次令人感到驚異的行程。在華盛頓，人們很容易忘記歐洲人對艾森豪威爾那深厚的感情。他們的那份感情並未受到黨派性或意識形態上的干擾。對他們而言，艾森豪威爾是曾經帶領遠征軍取得勝利、將他們從納粹統治中解放出來的美國將軍，他是那麼的善良、坦率與低調。德國人也同英國人和法國人一樣對他感恩戴德。當艾森豪威爾乘坐的梅賽德斯–賓士駛入波恩時，大約有31.5萬人（幾乎是該城市人口的兩倍）排隊站在路旁向他歡呼，並舉著「我們信任你」和「我們敬仰你」的標語橫幅。在倫敦，他乘坐的是一輛鴿灰色的勞斯萊斯。在那裡，成百上千人大喊著「很高興見到你，艾克」或是「你真行，艾克」，當車隊進入格羅夫納廣場時，記者們看到他眼中噙著淚水，因為在這裡，艾森豪威爾將軍曾指揮盟軍打敗了希特勒。
對於正處於困難時期的戴高樂而言，他本希望巴黎人表現得更加剋制，但這已不大可能。在布林歇機場，兩名皆為將軍出身的總統正在互致頌詞，接著一群人尖叫著「艾克」（被法國人叫成了「伊克」），把其他所有聲音都淹沒了。「伊克」在巴黎待的這兩天裡，這種呼聲從未完全止息，即使是在凱旋門下向法國無名烈士敬獻粉紅百合花和玫瑰花圈，抑或是在巴黎市政廳對持續的歡呼聲表達感謝時。他在感謝時說道：「我心中充滿感激，無以言謝。那麼我就用一句簡短的法語來表達我的激動之情——jevousaimetous（我愛你們）。」很顯然，在這種場合下講一些嚴肅的話題有些不合時宜。戴高樂曾向由三國指導的北約反覆強調他的計劃。艾森豪威爾向他保證會通過大洋彼岸的電話與他保持更加密切的聯絡，才制止他這一行為。（艾克對一名助理說：「我知道他是一個頑固的人，但只要他頑固地站在我們這邊，那麼任何事情都好辦。」）他在蘇格蘭卡爾津城堡待了一個週末，在那裡他一個人住在有9個房間的公寓裡，這是蘇格蘭人民在歐戰勝利日後給他的禮物。之後，他於9月7日飛回美國。他告訴那些前來歡迎的人：「我十分確信，至少目前所有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
赫魯曉夫在美國舉行的巡迴訪問將是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又一階段。9月15日，在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機場，蘇聯大使米哈伊爾·緬希科夫對著飛機舷梯叫喊道：「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我在美國的土地上向你致敬。」就在美國觀眾對此深表疑惑時，那位大使從舷梯上走了下來。他身材矮小卻十分粗壯，禿頭，身著黑色西裝，上面佩戴著三枚小勳章。與他一道的還有他靦腆的妻子尼娜·彼得羅夫娜、女兒朱莉亞和拉達、兒子謝爾蓋和63名隨行的蘇聯官員。總統艾森豪威爾對他們表達了正式的歡迎，接著他們便由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進行為期兩星期的美國訪問之旅。
總的來說，這次訪問很成功。美國人通常都偏愛那些脾氣不好的人，而此人的尖酸刻薄堪比托馬斯·愛迪生和亨利·福特。無論是在面對美國企業家的演講中、在艾奧瓦州鄉村之旅的講話中，還是在同紐約市市長羅伯特·華格納和洛杉磯市市長諾里斯·波爾森共進午餐的交流中，赫魯曉夫都表現得有些狡猾、以自我為中心以及毫無顧忌，但同時也很有人情味，並決心與鄰國和平相處，但還是無法避免要出些亂子。赫魯曉夫在與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的董事長斯皮羅斯·p·斯庫拉斯進行的一場爭論中佔據上風，而在另一場爭論中則敗給沃爾特·魯瑟和他工會的6名副主席。（他接著便譴責他們是「資本家的代理人」，而在魯瑟大笑時，他感到十分茫然。）在觀看了好萊塢一家歌劇舞團為他表演的「康康舞」後，他一臉正經地稱這種舞「敗壞道德」，還補充道：「一個人的臉可比他的臀部好看多了。」
在位於馬里蘭州卡托克廷山的總統別墅戴維營裡，赫魯曉夫表現出他最好的一面。他並未發表任何冒犯的言語。事實上，他說的不外乎都是一些模糊空泛的東西。他理解的謹慎似乎就是避免去觸及那些實質性的問題。在第二天會談的中途，艾森豪威爾以個人的名義向他呼籲道：「你能夠使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下來，從而對歷史做出巨大貢獻。這個機會就掌握在你的手中。」然而，這位蘇聯領導人拒絕被約束。他對美國烤牛肉讚不絕口，也很享受同艾克一同觀看的一部西方電影。在乘坐直升機到葛底斯堡的短途行程結束後，他稱讚了總統珍貴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到此為止，這就是他對緩和做出的貢獻。
第三天，兩位領導人發表了一份聯合宣告。他們此前都同意普遍裁軍是全球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此外，就柏林事件應該重新協商，目的是為「符合各方意見，以及維護和平」找出一個解決辦法。「所有棘手的國際問題都不應以武力解決，而應通過協商的和平方式處理。」艾森豪威爾總統將於明年訪問蘇聯。
有一段時間，報紙上都在大肆宣揚「戴維營精神」。在短短的時間裡，這個精神幾乎就像羅斯福–丘吉爾的大西洋憲章那樣重要。人們認為，美蘇關係最終迎來了一個轉折點。但這全都是假象。對德國和世界未來發展因意見不同而引發的基本的、關鍵性的問題，美國總統和蘇聯總理甚至隻字未提。良好的情緒最終也會消失殆盡。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情緒發酵變質，人們也開始不再幻想。相關人員認為，在同蘇聯舉行任何一個新會議之前都必須要打好更堅實的基礎，尼克松也贊同這一說法。
但是，尼克松並不認為這個令人失望的結果可以證明杜勒斯堅持反對舉行最高階會議是正確的。全世界的政治家已經開始著手《時代週刊》所謂的「新的個人外交的全球比賽」，他們都不願回到過去冰冷的狀態。他們精心策劃的旅程正在循著一個明確的計劃，它將引導他們走向稱心如意的結局。下一步將是舉行被人們稱為「西方最高會議」的會議，與會者包括艾森豪威爾、麥克米倫、阿登納和戴高樂。這4位領導人將重申維護柏林和平的誓言，同時為他們與赫魯曉夫之間舉行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會議擬出一份共同方案。
這次重要會議於12月在巴黎召開。儘管如此，艾森豪威爾也不會把12月的行程僅限於巴黎。其個人外交的冒險之旅令人歡欣鼓舞，因為波音707型新式噴氣式飛機的誕生讓這次冒險之旅持續下去。在歐洲西部國家的各個首都，艾森豪威爾受到了熱情歡迎，這讓他天真地以為在車隊中歡呼人群的熱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轉化為持久的善意，並能改善國際關係。抱著這種想法，再加上哈格蒂之前為他準備的備忘錄，這位總統便決定既然已經出國，那麼不妨去拜訪一下義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臘、突尼西亞、西班牙以及摩洛哥等國的執政者。拜訪這11個國家需要歷時19天，跨越三大洲，行程共1.95萬英里。在此之前，他向全美民眾發表了一個電視講話。他表示：「在執行這次和平與友好使命的過程中，我希望能促使他國對美國有更多的認識，也能更加了解外國友人。」
此行是否會增進了解尚未可知，卻提供了總統大受歡迎的令人吃驚的新證據。在義大利，那些羅馬人站在雨中，全身都溼透了，只為一睹總統風采。這裡的人把「艾克」叫成「易凱」。一名記者在《晚郵報》上寫道：「我們歡迎的這個人是用那種植廣袤如海的小麥的堪薩斯州農民的口吻在與我們交談，是在其出生前不久去西部拓荒者的口吻。當危機迫在眉睫時，他呼喊著‘和平，和平’，完全不帶一點兒華麗辭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爾自己說他在安卡拉受到的歡迎是「我見過的最震撼的一次」。而在卡拉奇，75萬多名巴基斯坦人前來歡迎他。他表示，在新德里，他「完全被淹沒」在人群中，事實可能也的確如此。上百萬尖叫的印度人高舉橫幅，有的人歡呼道：「艾森豪威爾，和平之王。」他們還向他乘坐的敞篷車拋擲許多鮮花，結果他一下車，便站在了一英尺深的鮮花上。在他到訪的國家，這樣的場景比比皆是：在伊朗首都德黑蘭，75萬伊朗人民為他歡呼喝彩，之後他在伊朗議會兩院聯席會上發表了講話；當他向希臘國民議會致辭時，50萬充滿激情的雅典人就聚集在外面；當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元帥在馬德里迎接他時，50萬西班牙人也在那裡歡迎他；在卡薩布蘭卡，歡迎他人的也有50萬。
這場景讓人既目瞪口呆，也讓人十分費解。西歐國家對他的熱情歡迎可追溯到「二戰」期間，但此次訪問中唯一經歷過「二戰」的國家只有義大利，而義大利人當年是站在敵對一邊的。為什麼印度平民要徒步40英里路，只為一睹總統風采？為什麼阿富汗部族人要花上幾天時間編織花環，只為放在總統座車的前面？部分原因似乎在於各種語言反覆讚頌的「和平，和平」。在世界各個角落，戰爭都被視為人類最大的災難，甚至對那些從未聽過炮聲的人來講都是如此。但這並非是那些數量巨大的人群背後隱藏的全部原因。顯然，美國其實比美國人知道的要更招人喜歡。儘管反美人士製造了更多的噪音，但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似乎還是很讚賞並信任美國的。
艾森豪威爾於12月22日返回美國。那年聖誕節是他總統生涯的一次高峰，同時也是美國外交歷史上的一個頂峰。在他每年向全美國發表的聖誕賀詞中——這次是以28種語言向海外播送的，他談到了此次行程：「我此行的目的是改善氛圍，讓外交進行得更加順利。這次外交是為全人類尋求……和平與正義。」他的成果將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初見分曉。到那時，他和西歐國家的三位領導人將在最高階領導人會議上同赫魯曉夫會面。這次會議計劃定在1960年5月16日舉行，地點在巴黎。
在20世紀50年代末，《紐約時報》的讀者不時會讀到赫伯特·l·馬修斯撰寫的文章，他生動地描述了一群滿臉鬍子的年輕古巴革命分子，正藏在位於馬埃斯特臘山區那雜草叢生的熱帶叢林中。他們的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是一名30多歲的律師，身材魁梧，說話囉唆。1956年聖誕節，卡斯特羅帶著12個人登陸古巴。在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抓住這些人之前，他們就已進入山區，舉出「7·26」運動的紅黑兩色旗。這次運動名字來源於在卡斯特羅領導下，於1953年7月26日對聖地亞哥巴蒂斯塔分子發動的一次殊死攻擊。此次舉旗的目的在於號召古巴熱愛自由的人們加入他們。
最初幾年，卡斯特羅發起的運動在美國頗得人心。巴蒂斯塔統治下的古巴是個極權國家，由恐怖分子和貪官汙吏所操控。那些貪官汙吏依靠賣淫業、賭場以及侵吞公款獲取錢財。為了鎮壓造反的學生，哈瓦那大學被封鎖，持異議者被謀殺。他們的屍體被肢解後送到其父母面前，或是直接像垃圾一樣被丟棄在臭水溝裡。華盛頓對於一個真正民主的古巴即將到來的前景感到歡欣雀躍。早在1958年3月，美國就已經全部中止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國武器。馬修斯這樣的美國記者就寫了一些極富同情的報道，將卡斯特羅和他那些滿臉鬍子的革命者描繪成為同胞帶來自由和正義的羅賓漢式的人物。但那些記者們錯了，而這種錯誤在當時十分普遍，對巴蒂斯塔厭倦不已的大多數古巴中產階級和許多有影響力的古巴軍官也錯了。這就是巴蒂斯塔失敗的原因。卡斯特羅麾下只有不到2000名革命者要與4萬名裝備精良的巴蒂斯塔武裝相抗衡，但商人和地主都在給卡斯特羅提供資金，中產階級也在為那些革命分子吶喊助威。其中大部分革命分子就是中產階級，包括年輕的自由職業者和知識分子，如菲德爾和他的弟弟勞爾，以及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也就是後來成為卡斯特羅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醫生。
1958年的最後幾個星期，格瓦拉在距離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維亞斯打敗3000名政府軍，並佔領了該省省會聖克拉拉。巴蒂斯塔派去的一車隊的軍人，甚至都拒絕下車。舊政權的末日就要來臨，巴蒂斯塔也知道這一點。元旦這天，巴蒂斯塔乘飛機逃往國外。接著，卡斯特羅便沿著古巴的中央公路一路行進600英里，慶祝這大獲全勝的時刻，總共持續了6天。菲德爾的軍人舉著手槍和衝鋒槍朝空中開火。他們親切地稱呼他們的領袖為「老馬」。他是「卡岡都亞」式的人物，在這個觀念深入人心之前，他就已經是個極富魅力的人了。他是個禁慾主義者，從來不近女色。除了購買價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沒有其他個人享受。要想讓他脫掉那身沾滿汙垢的軍裝，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卡斯特羅說道：「我對權力不感興趣，也不想擁有權力。從現在開始，古巴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復了古巴喪失的尊嚴，帶給了這個國家民族認同感，徹底根除了腐敗現象，同時還推出了大量旨在教育兒童和激勵其父母的舉措。有人暗中傳播他是共產黨員的訊息，大眾對此都不屑一顧。反動主義者總是把改革者稱為赤色分子，像馬修斯這類在《紐約時報》工作的人對20年前反動主義者在西班牙的這一作為仍然記憶猶新，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為了表現出自己是美國的友好鄰邦，菲德爾帶了100箱表示友好的朗姆酒飛往美國。他和代理國務卿克里斯琴·赫脫吃著牛排，喝著香檳。甚至在這種場合，菲德爾也穿著那身又舊又髒的軍裝。之後他又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會議室同18名國會議員進行交談。他告訴他們：「‘7·26’運動並非一次共產主義運動。參與該運動的人員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當被問及美國在古巴的投資時，他答道：「我們無意沒收美國財物，我們拿走的所有財物都會如數奉還。」他其實十分招人喜歡。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和諧的音調。與卡斯特羅結束三個小時的會談後，副總統尼克松寫下一份長達12頁的機密備忘錄，分發給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白宮。他在這份備忘錄中提到，他相信古巴的新一屆領導人「若不是非常天真地看待共產主義，就是受制於共產主義的條例之下」。但中央情報局將這份備忘錄粗略歸檔，國務院直接置之不理，艾森豪威爾則將其丟在一旁。在尼克松眼中，各個地方都有共產主義妖魔，而政府已對此感到厭倦。
1959年春夏，美國人民猛然清醒了，隨後美古關係便開始惡化。當古巴獨裁者的名字換成卡斯特羅時，他對獨裁者一貫的憎恨似乎消失不見了。他對權力的滿不在乎也隨之消失。菲德爾以足以使巴蒂斯塔都為之震驚的殘酷無情終止了人身保障法，在整個島上都建立了軍事法庭，同時下令終止已被判有罪的被告上訴的權利。到了9月，他開始向「左」傾。他承認紅色中國，把美國稱為「以人類為食的……禿鷲」，並宣佈廢除1952年與美國簽署的軍事條約，還挑釁地表示，美國佬肯定不敢入侵古巴。
「7·26」運動的理想主義者和夢想家們都被出賣了。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那股因遭受挫折而憤怒的情緒震動了整個古巴。其中100多人因此鋃鐺入獄，其他人則向北逃亡到佛羅里達州。逃亡者中包括激進的年輕工程師曼努埃爾·拉伊，他曾領導卡斯特羅在哈瓦那的地下組織；還有兩位十分出名的自由黨人：曾被卡斯特羅選為新政府第一任總理的米奧·卡多納和經過遴選成為新政府第一任總統的曼努埃爾·烏魯蒂亞。此外還有那些自認被出賣給赤色分子的勇敢官兵，分別是何塞·佩雷斯（「佩佩」）、聖羅曼、埃爾內多·奧利瓦，以及馬埃斯特臘山區「7·26」運動的英雄之一烏維爾·馬託思。有些人第一次聽到卡斯特羅背叛的訊息時，根本就不相信。他們表示，除非親眼所見，否則絕不相信這件事。而有些人確實已經目睹了這一切。奧連特省年輕機智的省長曼努埃爾·弗朗西斯科·阿爾廷梅博士聽到卡斯特羅親自概述將在三年內把古巴共產主義化的計劃。阿爾廷梅後來表示：「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滲入共產主義政府的民主人士。」
這些人是不會向他們視為徹頭徹尾邪惡的東西妥協的。倘若他們想要自己的靈魂自由，就必須從美國記者所稱的「蔗幕」中逃離出來，並希望將來某一天能夠收回他們的家園。古巴人有自己的風格，一些人的逃跑方式十分勇敢，阿爾廷梅就是其中一個。他給卡斯特羅寫了一封私信，宣稱將退出此次運動，原因是他已「從你的嘴裡聽到將使古巴共產主義化的全盤計劃」。他喬裝打扮成一名牧師，帶著一本內藏手槍的彌撒書進入美國大使館。在那裡，有人將他引薦給一個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負責將他藏在一艘駛向北方的宏都拉斯貨船的秘密隔間中。在坦帕市碼頭，前來迎接他的是一位高大的美國人，此人自稱是「威廉斯的朋友，名叫伯內特」。不久，許多難民聚集在邁阿密，使這裡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古巴城市，威廉斯和伯內特的其他朋友也都在此出現，他們介紹自己為「吉米」、「桑尼」、「西比」和「唐」等。阿爾廷梅漸漸發現，這些人其實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
當然，他們並不承認自己是中央情報局特工。即使有人問他們，他們也不會承認。這些人找藉口說自己受僱於美國一家致力於解決古巴問題的大公司。他們的領導尤其注意維持這種假象。他身材高大、衣著華貴，是唯一有全名的特工，即「弗蘭克·本德」。弗蘭克一直提醒阿爾廷梅：「請記住，馬諾洛，我不是美國政府工作人員。我與那裡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我只是為一家願與共產主義抗爭的大公司工作。」之後，那些美國人還試圖想給別人一種有位古巴富翁在背後支援他們的印象。那些古巴人互相擠眉弄眼，開玩笑說那位富翁的名字就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後，其中一人表示：「當時我們真是愚蠢至極。我們認為山姆大叔在背後支援我們。他想秘密行動。沒關係，因為他是山姆大叔，他十分強大。」那些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嚴肅地告訴他們，如果聯邦調查局發現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們就有入獄的危險。他們還解釋說，這就是他們隱姓埋名的原因。這也被當作用黑布矇眼、傳口令以及使暗號等鬼把戲的託詞。美國人就此次行動可能會混入雙重間諜表示擔憂，因此要求那些古巴人接受測謊儀測驗、羅沙克測驗，此外還要接受一名戴著眼鏡、外表溫和、帶有濃重德國口音的精神病學者長時間的盤問。（他是馬克思。）那些通過測驗的人就被派出執行秘密任務。舉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其中一人需要飛往紐約，以「喬治·l·林戈」的名字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酒店登記入住，接著按照一系列人打來的電話的指示行事，直到消除監督他們的美國人的疑慮。
通過審查的人將被分成兩組。年輕一些並願意投入實戰的人被編入一個旅，此後被稱為「labrigada」（旅團）。在邁阿密，年長的那些人就組成名為「frente」（陣線）的聯合政治戰線，它將慢慢接替卡斯特羅政府。作為一個有效的組織，「陣線」洩露了大量秘密，但關於年輕士兵的資訊並未透露太多，因為該組織對他們也知之甚少。那些洩露出去的秘密也沒什麼重要的。即使當時有人告訴菲德爾，派去對付他的那支軍隊有多麼弱，他也不會相信。他認為那支隊伍肯定得有2萬人左右。可是直到1960年11月，隊伍的實際數量還只有450人，並且從未超過1200人。他們使軍人編號從2500開始，好讓那些抓住俘虜的敵軍上當受騙。當一名新兵在訓練中死去時，該旅就以他的編號2506作為自己的番號。該旅的徽章就是在一個十字架上加上2506這個數字。他們的軍服和戰旗上也繪有這個圖案。
後來，在特務的謊言被揭穿之後，大家才知道這項活動其實是受命於華盛頓最高領導層的。負責每日監察的是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全盤計劃都來自於所謂的「特別小組」，它是由來自白宮、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組成的高階指揮機構。雖然艾森豪威爾總統並未參加他們的會議，但他聽說過他們。當卡斯特羅於1960年3月17日拒絕艾森豪威爾政府為達成一項諒解做出的最後努力時，總統便同意訓練古巴流亡者，以備來對付卡斯特羅。
關於「旅團」活動的許多細節，就像是出自一本伊恩·弗萊明寫的以詹姆斯·邦德為主人公的間諜小說，這部小說在當時風靡一時。監督流亡者訓練的美國官兵大都借自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他們都是老兵，在「二戰」和朝鮮戰爭中頻頻受到表彰，卻都有勇無謀。他們在選擇訓練地點時似乎都是雜亂無章的。起初，一名古巴人用中央情報局讓弗蘭克·本德轉交給他的錢租下了墨西哥灣的度假勝地尤斯帕島，那些古巴人便在尤斯帕鄉村俱樂部舒舒服服地住了下來，其中一些高爾夫球愛好者還因此提高了球技。之後，一架c–54型運輸機將他們載往美國巴拿馬運河區古利克堡陸軍叢林戰訓練營。他們本不該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但一名中央情報局指揮官將一份巴拿馬的報紙落在了那裡，而且從軍營所在的那座小山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巴拿馬運河。
在接受完8個星期的游擊戰課程後（有人告訴他們，這些技巧將由他們傳授給一支古巴解放軍），他們再次輾轉，到達了瓜地馬拉。這次也是故意不讓他們知道所在的位置。離開巴拿馬後，他們被告知下個目的地的代號叫「小農場」。然而，當兩輛大轎車將他們從瓜地馬拉聖何塞機場運出之後，他們便知道這個代號的含義了。受訓者的閱歷都十分豐富，他們中的許多人曾到處旅遊。鵝卵石鋪成的街道和印第安村落骯髒的土坯房都足以證明，這裡地處中美洲。再加上美國頗具影響力的標誌隨處可見：高速公路沿途都是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廣告牌，還有許多加油站出售著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美國石油公司或者標準石油公司的石油。這些就能說明目的地是瓜地馬拉。
沒過多久，車子開始穿越群山環繞的熱帶叢林，這裡是瓜地馬拉瀕臨太平洋海岸的馬德里山脈。他們將要去一個大型咖啡種植園，該種植園歸瓜地馬拉駐華盛頓大使的兄弟羅伯託·阿萊霍斯所有。在瓜地馬拉總統米格爾·伊迪戈拉斯同意不加過問後，阿萊霍斯便允許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使用種植園的部分土地來訓練。（在此次行動的骯髒後果中，伊迪戈拉斯堅持表示美國曾同意他對英屬宏都拉斯領土的要求。華盛頓方面當然堅決不承認這一點。）這個營地稱為特拉克斯基地。營地選在種植園最不好的一部分土地上，這是此次行動的一大特點。從基地總部可以看到仍在活動的聖地亞古多火山，營地下的土地就是火山灰形成的。一些地方的火山灰可深達6英尺，一下雨就變成一攤稀泥。在人們的記憶中，那年的雨量最多。因此，那些古巴人大多數時間都是在稀泥裡打滾。
就在這時，他們中有一些人開始公開懷疑中央情報局是否無所不能，另外一些人則把他們的懷疑之聲壓了下去。大多數人還是對他們的美國佬顧問充滿信任的。當然，他們推斷，那些打敗過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的強大征服者一定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他們也同意「旅團」的力量非常薄弱，但卡斯特羅之前領導的「7·26」運動也不過只有12名游擊隊員而已。當時，拿他們和卡斯特羅的隊伍這樣比較還算合理。中央情報局顧問正打算將他們分為若干個小型游擊隊，他們會在接受訓練後分散到古巴的6個省份中去。他們準備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動身，最後期限是9月19日。這個計劃很可能會奏效，即使不成功，後果也是可以承擔得起的。戰敗的叢林游擊隊隊員通常都能夠分散逃跑，也不會留下什麼痕跡。卡斯特羅很難證實他們背後有美國支援，而他們也許還能參加下次行動。
8月，位於華盛頓的特別小組開始懷疑在新古巴成立游擊隊是否是明智之舉。卡斯特羅的軍隊可比巴蒂斯塔的軍隊難應付。國務院給出的資料顯示，卡斯特羅麾下擁有40萬軍隊和民兵，是巴蒂斯塔兵力的10倍。再從馬埃斯特臘山區發動叢林游擊戰似乎已不大現實。此外，卡斯特羅的軍隊已由他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精心武裝，美國國務院研究估計，他的朋友已給他提供了2.8萬噸軍用物資。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羅的海岸哨兵和空中偵查員的警戒以及部署均表明，他已從巴蒂斯塔在這方面所犯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因此現在想要利用空投來提供游擊隊隊員的物資恐怕異常困難。
如果這些理由足夠充分（來年發生的事件證明果然是這樣），似乎表示應該勸阻他們進行任何軍事遠征。然而，事情並非如此。那些在華盛頓指揮這一行動的人開始權衡兩棲登陸的優勢，他們讓古巴人駕駛美國軍用飛機對該旅登陸提供戰術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艦艇登陸進攻的方式在「二戰」中的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十分有效，麥克阿瑟讓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仁川登陸，從而破壞了朝鮮的供應線。但似乎沒人指出「旅團」的規模只相當於美國一個步兵營，而過去重要的兩棲作戰行動從未少於過9個營，還有炮兵、空中優勢和一支艦隊作為後盾。「二戰」最後一次實施艦艇登陸進攻是在沖繩，總共出動了1200艘艦隻。
華盛頓方面信心十足，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成功的法寶，因此放棄了游擊作戰的計劃，確信一旦「旅團」建立起一個橋頭堡，整個古巴都會聚之麾下。中央情報局在弗吉尼亞州蘭利的總部向特拉克斯基地發去一封很長的電報，下令叢林游擊員的人數必須減至60人，並讓瓜地馬拉特工「只發給其他人常規武器，同時進行一些常規訓練」。古巴人認為這一命令意味著他們一上岸，美國軍隊就會緊隨其後。他們推測，只有這種情況才能解釋這個改變的合理性。中央情報局顧問不僅沒有對他們加以指正，其領導弗蘭克·本德還告訴佩佩·聖羅曼以及隨從的古巴軍官說，他們會得到「水中、空中、甚至水下的保護」。所有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都對這個新計劃充滿激情，從那以後，他們表示對勝利持任何懷疑態度都是軟弱的表現。弗蘭克·本德認為這件事比他對美國總統的忠誠還要重要。他告訴佩佩·聖羅曼說，華盛頓的有權人士正試圖取消這次行動，而且可以相信，這個命令可能來自白宮。他表示：「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你要過來做一場表演，假裝把我們這些顧問都抓進監獄，同時將整個計劃實施下去。」為了確保讓那些對此感到吃驚的古巴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做出了更具體的安排。他解釋道，他們將在每個中央情報局顧問的房門口都安置一名「旅團」的武裝人員，切斷其與華盛頓的聯絡，並繼續執行原定計劃。他會告訴他們何時以及如何離開特拉克斯基地，並前往集結地。他笑著說：「我們終將獲得勝利。」
毫無疑問，弗蘭克在華盛頓的上級對此一無所知。像那些與此次行動有關的所有人一樣，他們也是到後來才看清整個局勢的。而身處白宮的艾森豪威爾、哈瓦那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弗吉尼亞州的艾倫·杜勒斯、瓜地馬拉的弗蘭克·本德、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邁阿密的「陣線」以及在馬德里山下咖啡種植園裡受訓的勇士們都處於困惑之中，只是程度不同罷了。通訊聯絡失敗了。特別小組竟忘記告訴艾森豪威爾要將游擊戰改為兩棲作戰的計劃。「旅團」的古巴人仍然相信他們只是一次襲擊行動的先遣部隊，而「陣線」那些人則認為美國人說過，少於5000名士兵是不會發動攻擊的。
中央情報局正在試圖招募儘可能多的戰士。每位新加入的戰士每月可得到175美元工資，妻兒也會分別得到50美元和25美元的補助金。在這種情形下，保密工作勢必受到影響。隻言片語一經傳出，便人盡皆知。卡斯特羅經常預言，「僱傭軍」即將入侵，但古巴人民根本不需要他來告訴他們這一點，連社會最底層那些砍甘蔗的人都知道反動分子要開始行動了。關於「旅團」的文章已經刊登在瓜地馬拉的《時報》上，而且被大多數西班牙文報刊轉載，其中一些還在古巴發行。新古巴的民兵們睡覺時都挨著步槍，炮兵則在大炮旁睡覺。
美國人可以從《邁阿密先驅報》和《紐約時報》上讀到相關的英文報道。儘管總體上講，美國人並不像古巴人那樣關心即將到來的戰爭。他們雖然知道那裡正在發生一些事情，但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被其他事情分散了。即將受到侵略的又不是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更加關注的是民主黨總統提名發生的戲劇性變化，以及艾森豪威爾的白宮生涯即將迎來的高潮，即重要的巴黎峰會和出訪蘇聯。特工的先遣小組已在愛麗捨宮對安全措施進行了檢查。5月1日，巴黎峰會召開前的16天，一架奇怪的飛機突然出現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上空，該地是位於蘇聯邊境內大約1200英里處的烏拉爾山區的一個工業綜合基地。和瓜地馬拉的古巴旅一樣，這架飛機是中央情報局實施計劃的一部分，由洛克希德飛機公司按照中央情報局的特別要求製造。它的官方型號是u–2。不久以後，全世界都稱其為「間諜飛機」。
u–2型飛機呈黑色，機身狹長、尾翼高且機翼寬，裝有一具渦輪噴氣式發動機，駕駛艙只能容納一人。從嚴格意義上講，它不算是軍用飛機，因為飛機上沒有任何炮火裝置，而只是配備了靈敏的紅外線攝像機，可以通過機身下面7個艙孔向外拍攝，能夠將寬125英里、長3000英里的景物拍攝下來，可供洗印成4000張雙幅照片。照片的清晰度簡直讓人難以置信。經過數倍放大後，解譯員甚至可以完全看清在飛機下方9~10英里處拍攝到的報紙標題。飛機上的其他裝置可在空中檢測出秘密進行核試驗的證據，同時還能測定蘇聯雷達的效能。u–2型飛機以其飛行高度作為防護手段。相關人員對動力學以及飛機結構細節的仔細研究，使得該飛機能夠在高空進行有效續航作業。據說，它已超出蘇聯雷達的監測範圍。總之，這架飛機作為偵察裝置，其精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這架飛機於五一勞動節這天進行試飛，飛行員是弗朗西斯·加里·鮑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