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很可能會挑選《時代週刊》來看，因為他知道里面會有關於他的報道。頭版就有他的一張生活照（他當時已50歲，但看上去只有40歲），連照片一同刊登的還有一篇採訪，其中引用了他談論西貢政變的政治後果的話：「若越南戰爭變味，明年越南就會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若一切正常，那就不會。我感到很奇怪，我們奉承鐵托，討好卡達爾，遷就赫魯曉夫，卻對真正與共產主義為敵的同道人缺乏表達同情的基本禮節。」
從不討好共產主義者的巴里·戈德華特在1964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中處在領先地位，而納爾遜·洛克菲勒由於在5月間與哈佩·墨菲結婚而削弱了他的獲勝機率。就在11月的第3個星期裡，戈德華特通過在芝加哥商業改進局一次宴會上的一席話，在他的一個本黨選區裡贏得了一次新的勝利。他說，新邊疆綱領所創造的是「1026天裡白白浪費的開銷、一廂情願的想法、不當的干涉、空泛的理論和日益低迷的信心」。
每當這位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猛烈抨擊肯尼迪時，記者們總是要求總統做出回覆。「還不是時候，」肯尼迪總是笑嘻嘻地回應道，「還不是時候」。但是，顯然他對將與戈德華特競選總統一事是很享受的。
在這次助其競選的重要人士中還包括了第一夫人。特勤處的人希望肯尼迪夫人能勸說她丈夫在人群聚集處能更加小心。在去得克薩斯之前的那個星期，他就不顧特勤處的忠告，讓轎車司機駛離了他的摩托車護衛隊，繞道穿進了擁擠的曼哈頓鬧市區。就在總統的轎車等紅綠燈時，一個業餘攝影師突然猛衝到肯尼迪的車邊按下了相機快門。一個紐約的警官對記者說：「那人萬一是一名刺客呢。」
這是技術革新的一年。柯達公司推出了「傻瓜相機」，寶麗萊公司研製出了彩色膠捲。聚乙烯也出現了。底特律的秋季車型推出了以光滑的傾斜式後窗為特色的款式，即所謂的「斜背式」；魚形車的斜頂後窗尤其引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郵政部宣佈將一類郵資從4美分漲到5美分，並突然提出了將使用郵政編碼系統，弄得人們糊里糊塗、怨聲載道。白宮的電話號碼由「national8–1414」變為「456–1414」，這標誌著數字技術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在貝爾系統的主要電話線路圖上，表示長途電話已轉為可直接撥號的陰影部分面積正像個大腫瘤一樣快速擴散著；1963年，使用長途電話直接撥號的貝爾系統使用者人數已達4420萬之多。文科院校的大學生們在展出的人像卡片上寫上了這樣的話：「我是一個人——請勿將我摺疊、拉長或截短。」
芭比娃娃的銷量在1963年首次達到了高峰。在兩年前有了男朋友肯的芭比如今又迎來了她「最好的朋友」米奇利。（芭比那位「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直到1968年後才出現在了美泰玩具店的銷售線上。在1963年，黑美人就如同黑人權利一樣，還在等待著世人的發現。）到底該把逼真的女孩玩偶做成什麼樣仍然讓玩具廠商爭論不休。相當多的父母反對芭比有結實的小乳房。大眾對此的態度還是相對保守的。在婚前性行為的問題上，人們還是認為「那不是好女孩會幹的」；儘管加爾·格林在1963年題為《性與大學女生》的調查中發現，越來越多的好女孩都這樣做了。（在格林小姐的書裡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令當時的人們十分震驚，她描述了一個大學女生聯誼會的女孩一邊瘋狂地哭叫，一邊故作表情痛苦假裝爬牆，喊道：「你們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沒有做愛了。」）
美國的一些女大學生經常與人上床，但她們的母親很少知道自己的女兒對性那麼隨便。後來，家長們憤怒地反對男女混住式宿舍樓，卻差點被校園生活中更為驚人的事實嚇回去了。柏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務室的報告顯示，性病已對本科女生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這樣的事實不禁讓人目瞪口呆。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有很多，停用混住式宿舍就是其中一種。但在1963年，這還不是當務之急。《花花公子》那時每星期平均會收到50封年輕女孩寄來的申請書，這些女孩都熱切盼望著自己的裸照能出現在該雜誌的摺疊插頁裡，而且在編輯們看來，她們的火辣身材確實也夠資格入選。然而，就算是《花花公子》也不得不迫於公眾輿論做出某些必要的配合。比如，它還不敢登出模特的陰毛。但是，該雜誌在1963年時刊登了一張模特赤裸著上身的照片，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因為那模特的樣貌幾乎完全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色情的東西在當時既不是時尚，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頓一個由3個法官組成的法庭將《芬妮·希爾》一書裁定為淫穢小說，並將其列為禁書。法官指出：「儘管這本書確實寫得不錯，但也改變不了它是本淫穢書籍的事實。」「骯髒的東西包裝得再漂亮也還是改變不了其骯髒的本質。」琳達·拉芙蕾絲在當時還只是個生活在得克薩斯州布賴恩區愛吃棒棒糖的12歲女孩，誰料到10年後她憑藉在電影《深喉》中的色情演出一躍成為超級巨星，這著實讓人唏噓。
還有很多人是新聞中未曾報道的，如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凱特·米利特、傑曼·格里爾以及後來成為美國攝影公司總經理的博比·裡格斯。貝蒂·弗裡登的《女性的奧秘》一書當時剛剛出版，但婦女解放運動卻仍在醞釀中。《時代週刊》在11月22日那期中報道：「目前，沒有人比那些已成為社會穩定象徵的40來歲的家庭主婦們（她們有十來歲的孩子和事業成功又極具責任心的丈夫）更喜歡叫嚷著表示不滿了。」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對這些嘈雜聲卻不曾察覺。七女大聯合會為那些「準備參加家庭外活動」的讀過大學的主婦們開設了職業培訓班，但僅有50個人報名。而且她們當中沒有人認為男人十分不堪。所開設的職業培訓班主要講授教育、圖書管理學、社會工作以及被視為突破的公共關係等內容。七女大聯合會主管安妮·克羅寧就男人對女學者們自克拉夫林姐妹失敗以後採取的自衛態度有何想法的問題展開了實際調查。她告訴新聞記者：「只有少數丈夫對妻子又迴歸職場感到很惱火。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還是對這事兒抱著嚴肅和理解的態度。我們並沒有在拆散任何維持得不錯的家庭。」
那個年代，女性的時裝款式既不大膽，也不前衛。那時還沒有長褲套裝，就連工作辛勞的空乘小姐也無此裝束。後來傑奎琳·肯尼迪開始引領時尚——圓筒形禮帽、尖頭細高跟鞋和蓬鬆微卷的齊耳短髮。那時，裙子的長度通常是剛過膝，沒有腰身的緊身裝十分流行。這一切都極大突出了女性特質。男人至上的風氣盛行。加里·格蘭特和瑪娜·洛伊在午夜場電影《燕雀香巢》中的表演雖然沒有遇到任何的抗議，但是也沒有人想知道女主角布蘭丁夫人在她的香巢裡可能會做些什麼。而一位作者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多蘿西·基爾加倫的人物簡介，其中把多蘿西參加1936年環球之旅比賽的事描述成了一個新聞噱頭，並公然評價：「多蘿西畢竟是女人，所以晚到了一步。」1963年的夏天，伊安·弗萊明的書《愛我的間諜》發行了平裝本，下面是書中的一段話：
女人都喜歡半強姦式的愛，或搶奪式的愛。這種愛甜蜜又緊張刺激，使女人對男人的感情在一種緊張危險的情緒中產生。感激心理和女性天生對勇士的嚮往之感疊加，使得女人一點都不覺得羞恥……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心中的偶像，我一輩子對他都懷著感激。
1963年11月的第三個星期，《紐約時報雜誌》刊登了一篇關於大學校園氛圍的報道。報道稱，大學生編輯們發現，他們的同學通常對萬事漠不關心，一心只想能在事業上有作為；而且比起重大社會時事，他們更關心安全和自身生活問題。電影《人猿泰山》就是當時流行的最好消遣。芝加哥大學正試圖重燃人們對橄欖球賽的熱情。康奈爾大學的兩個兄弟隊就剛進行了30個小時的橄欖球賽，最後兩隊以664∶538的比分收場。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女大學生們在男生宿舍上演了一齣「搶褲衩」的好戲——所有大學的學生宿舍其實是男女分開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向來走在兩性問題的前沿，他們曾要求學校醫務室出售避孕藥。然而，他們對此並未爭取到底，儘管該要求是可以協商的，但是事實上卻沒人再關注了。
《卡米洛特》於1963年1月結束了在百老匯的演出。《湯姆·瓊斯》獲得了本年度「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黑人演員西德尼·波蒂埃憑藉《原野百合花》獲得了「最佳男演員獎」；帕德里夏·妮爾也因演出《赫德》獲得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1963年11月票房大賣的電影是《瑪麗，瑪麗》和《瘋狂世界》。熱播的電視節目有《基爾代爾醫生》《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個兒子》《佩裡·梅森》《黑茲爾》《露西》《豪門新人類》以及《陰陽魔界》等。全國廣播公司為11月5日安排的星期一電影是《雨中曲》——之後未播出。
據《廣告時代》雜誌的哈里·麥克馬漢介紹，那一年，「埃賈克斯的白衣騎士」和「白色龍捲風」（「純淨得就像白色龍捲風！」）兩則商業廣告最為流行。皮爾啤酒用「伯特和哈利的歸來」作為廣告創意。麥斯威爾速溶咖啡的廣告創意則是「一杯加半杯」。雪佛蘭汽車廣告中汽車在威尼斯河道的水面上行駛，而赫茲公司的廣告則是將人倒進了敞篷汽車裡。當時流行的歌曲是《走開，小姑娘》《多米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錘子》《神龍帕夫》和《在風中飄蕩》。
暢銷小說有瑪麗·麥卡錫的《群體》、莫里斯·韋斯特的《漁夫的鞋》、詹姆斯·米切納的《駝隊》以及海倫·麥金尼斯的《威尼斯風波》。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有詹姆斯·鮑德溫的《下一次將是烈火》，以及引發了生態環保運動的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和兩本備受在那一星期即將發生的週末大事件影響的書——傑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國式死亡》和維克托·拉斯基的《約翰·肯尼迪：其人及其神話》。由於羅伯特·肯尼迪曾參照《美國式死亡》一書為哥哥選擇了下葬用的棺材，使得該書具有了某種歷史意義。而位居非小說類暢銷書榜首的拉斯基的書則被認為是有誹謗性質的作品，後來被其出版商從書店下架。
在體育方面，得克薩斯大學在大學橄欖球賽中拔得頭籌。那個賽季，達雷爾·羅伊爾球隊出了個奇才，託尼·克洛斯比，他是個光腳射門手。就在肯尼迪總統飛去達拉斯的前一個週末，克羅斯比還憑藉一記42碼開外的長距離射門得分幫助球隊擊敗了得克薩斯基督教大學隊。在職業球員中，克利夫蘭·布朗隊的球員吉米·布朗一時傲視群雄。在美國橄欖球聯賽即將結束之際，紐約巨人隊和芝加哥熊隊正準備一較高下；最終芝加哥隊以14∶10的比分奪得冠軍。在美國橄欖球聯賽決賽中，聖迭戈戰馬隊以51∶10擊敗了波士頓愛國者隊。那時還沒有「超級盃」。在冰球界，底特律紅翼隊的戈迪·豪可謂大名鼎鼎。他在參加過1132場比賽，牙齒被打掉12顆，累積受傷共縫了300針之後，於1963年11月，在與蒙特利爾加拿大人冰球隊的較量中第545次進球得分，這也創下了紀錄。在籃球方面，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的鮑勃·庫西在1962年的賽季後便正式告別了賽場。他的退役讓大家覺得凱爾特人隊從此將不堪一擊，但是，自肯尼迪最後一次離開白宮，1963年的賽季開始已經有兩個月了，凱爾特人隊僅輸了一場比賽——只丟了一分。這多虧了中鋒比爾·拉塞爾（身高6英尺10英寸）。
當年新聞未曾報道的一些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美國瓦茲、東村、格蘭特公園、傷膝河、人民公園、美萊村、溪山、肯特州立大學、比夫拉、林肯公園、孟加拉國、阿提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島、比米尼群島、波札那、卡達和水門。而位於華盛頓國務院旁的水門辦公公寓兩用大樓已在建設中；之後肯尼迪總統的送葬隊伍也將在此經過。舊金山的嬉皮士聚集區海特–阿什伯裡是個單調乏味的工人居住區。當時住在海特區的人並不熟悉後來的一些嬉皮士用語，如：通過吸毒逃避現實、超級巨星、吸服迷藥致幻、迷藥致幻、大麻香菸、激發性慾、上床、偷搶、退學、群居組織、捉弄、臨時住屋、發火、醉酒、淫亂聚會、嬉皮士的集會、分享、和平與愛情的非暴力政治主張、垃圾、鍋柄公園、迷幻的美國熒光藝術、角色扮演、打群架、喚起回憶、街頭劇、迷幻狀態下的惡魔崇拜以及神性感應。
《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其倫敦分社發回來的報道，報道稱：「英國一個由4個流行音樂男歌手組成的樂隊如今大受歡迎，引發了無數青少年的狂熱追捧。」他們就是甲殼蟲樂隊。1964年2月，他們遠赴美國演出，那時，他們發行的3支單曲早已在美國廣為流傳了，歌名分別是：《她愛你》《我想握住你的手》和《站在那裡》。
據戴維·哈伯斯塔姆報道，發動了西貢政變的越南將領們希望美軍撤換掉哈金斯將軍，但是五角大樓表示，他們相信哈金斯將軍一定能履行其打敗越共的諾言。民眾對美國通過軍事途徑解決越南問題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國防部副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亞州溫泉區舉行的商業會議上對此進行了反駁。他說，美軍擁有絕對的殺傷力，任何人公然反抗只會自取滅亡。
法國駐美大使的夫人妮科爾·阿爾方登上了11月22日的《時代週刊》封面。吉米·霍法正被起訴。夏爾·戴高樂對英國進入共同市場持否決態度。羅斯·巴尼特州長簽署通過了大陪審團裁定的判決，認為近期因牛津市州立大學給黑人學生詹姆斯·梅瑞迪思提供入學資格而引發的騷亂應該由聯邦政府全權負責。理查德·伯頓和伊麗莎白·泰勒在拍攝電影《埃及豔后》時因戲生情，如今兩人正設法擺脫各自的原配，打算早日完婚。在安保人員的重重護衛下，名畫《蒙娜麗莎》在美國進行了展出。
1963年時，美國人口達到了189242000人（到1973年，人口將達到209000000人），其中就業人數為70000000（1973年將達80627000人），失業率為5%。美國的人口中心位於伊利諾伊州塞勒姆以東4英里處，在20世紀50年代裡已向西移動了57英里，這是人口中心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最大的一次西移。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不再是他們最重要的經歷了。二戰之後的「嬰兒潮」讓美國人年齡值的中位數降到了29.5歲。
勞工組織的數量變化也讓人吃驚：1960~1962年，工會成員減少了近50萬。工會工人的比率從1955年的24.4%降到了1962年的22.2%，就連一向不反對工會的默裡·肯普頓也開始說工人運動已是「日薄西山」了。
原因之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工人已忘卻20世紀30年代那些工人罷工的英勇事蹟了。與此同時，勞動力的性質也正在發生改變。在戰勝日本之後的歲月裡，藍領工人的數量減少了400萬，而白領職員——如經理、專職人員、售貨員、辦公室職員等，增加了近1000萬。
此外，在1963年11月，藍領工人的境況和20世紀30年代受壓迫的他們父親那一輩的工人已不可同日而語。1963年6月時，生產工人一星期的工作時間略多於40小時，平均工資為100美元——是大蕭條時期同類工人的工資的4倍。現在有近40%的家庭年收入超過了7000美元。約翰·布魯克斯指出，「無產階級」這個詞幾乎已經從人們使用的語言中消失了。卡羅琳·伯德寫道：「人們覺得物價在上漲，但這其實是他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衡量社會繁榮長期影響的最佳場所便是教室了。愛德華·f·丹尼森在其對經濟發展的綜合研究中指出，教育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從1929年的股市崩盤到肯尼迪總統任職末期，美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增加了10倍，達到每年390億美元。
這項舉措帶來的社會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在1900年，美國適齡青年中只有4%的人能上大學。到了1957年，這個比例為32%；肯尼迪上臺後，人數佔到40%，到他去世時則達到了50%。據安德魯·哈克計算，如今有60%~70%的美國人進入了中產階級。事實上，中產階級正迅速成為美國唯一的階級，其價值觀也正是曾經那些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層中產階級的價值觀。
一位歐洲的外交官說：「美國經濟已變得十分強大，幾乎讓人難以理解。」美國的社論作者曾驚歎聯邦德國的「經濟奇蹟」；其實，更大的經濟奇蹟正在美國國內發生。一些資料足以顯示美國經濟增長的規模。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的百萬富翁僅有27000人，但如今，美國有近9萬的百萬富翁，而且該數字正以每年5000人的速度增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海外投資額已由120億美元躍增到800億美元。僅通用汽車一家公司的年銷售額就有17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3。美國在60年代最初4年增加的國民生產總值比德國1964年全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高——前者為1220億美元，後者為1000億美元。自「二戰」以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投資額已從460億美元增加到了4110億美元；華爾街的公關人員熱切談論著「人民的資本主義」的概念。這個詞不無道理——紐約證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出的股票是掌握在大約2000萬美國人手中的。
當時的社會預言家認為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大好事。一些學者，如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則認為利益的分配應該有所改變，但實際上他也不否認經濟富足是件好事。蘭尼·布魯斯在1963年時只是個逍遙法外的粗俗喜劇演員；拉爾夫·納德當時也不過是哈特福特大學任教的一個籍籍無名的歷史和政治學講師。新左派的觀念認為，威脅美國的並不是國際共產主義，而是工業技術和規模龐大的各類機構——而且美國各大公司和華盛頓的官僚機構的龐大隻不過是一種冗官冗員，而這種觀念在當時還未成熟。自由主義者仍堅信政府機構的規模越大越好。
詹姆斯·賴斯頓196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曾說道：「當今世界的頭等大事就是變革了。」在這一點上，沒有哪兒比流動性日益增強的美國社會更加明顯了。由於南方的黑人相信在北方的城市有更好的生活等著他們，加之技術的革新，自20世紀40年代初期開始的國內人口大遷移在戰後依然持續著。美國1963年的農業產量比1940年高出60%，然而全國農業勞動所需的總時間卻從2000萬小時縮減到900萬小時。因此，到1963年，居住在城市和郊區的美國人佔到了總人口的75%。「農業集團」已不再是國會議員的心腹大患了。「大農莊」也喪失了其政治力量。
就連推動變革的運輸工具也在發生改變。火車站逐漸成為美國大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因為每有一位旅客乘1英里的火車，就有3位乘客搭乘飛機。（到1973年，該比例將達到1∶13。）90%的地方運輸是靠汽車；1963年，美國汽車行駛的總里程數達到了近8000億英里。據美國商務部估計，美國現有17000多家廢車處理場，而且隨著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修建的直達、無交叉、高速州際公路網的竣工，美國的道路交通擁擠現象也開始在各州蔓延開來。
從破舊的火車站出來，街對面的那些有著舊式復斜屋頂的城市旅館已逐漸淡去了光輝。自戰勝日本以來，原來的城市旅館中已有4000多家關門停業了。旅客如今拋開了城市旅館而選擇住在汽車旅館的豪華小樓裡，這些汽車旅館由戰前那些簡陋的「旅舍」改造而成，不僅會為旅客提供各種傳統的旅店服務，還推出了一些新的服務專案。黑白電視機成了眾多汽車旅館（只要不是最骯髒的）的標準配置（彩色電視機在當時還是種新鮮玩意兒）。那時，美國的電視機總數已達5640萬臺；而且，人口普查人員發現1960年美國只有8.5%的人沒有收音機。這意味著美國已經擁有了一個規模空前的資訊傳播系統，任何國家大事都會得到及時播報。11月22日的午後，在達拉斯的帕克蘭紀念醫院裡，所有資訊都通過兩名通訊社記者在醫院徵用的兩部電話機向外界釋出。那年冬季，芝加哥大學美國民意研究中心對此事進行了調查，發現在達拉斯時間下午1點時，即槍擊事件發生半小時後，美國有超過7500萬人獲悉了該事件，佔了人口總數的68%。到晚上時，獲悉事件的人數已達99.8%。即使那些家中沒有電視或收音機的人也通過其他渠道聽說了該事。
1963年9月2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節目將其新聞播報時間增加到了30分鐘。全國廣播公司緊隨其後也於9月9日增加了其節目播出時間，而這一舉動將對越南戰爭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為了填補額外增加的節目時間，電視報道中加入了新聞影像，其中就出現了美國士兵割掉越共士兵耳朵的鏡頭。但是在1963年11月時還不可能有這樣的影像，當時西貢連電視評論員都還沒有。那年，僅有17名美國人在越南戰爭中喪生，另有218人受傷。1963年11月的第三個星期從西貢發回的最有趣的訊息是一則關於柯爾特公司新產品m–16式步槍的報道，這款槍比m–14式更加小巧輕便。一位軍方發言人說，這就是在游擊戰中反共部隊輕鬆殲滅越共軍隊的原因之一。
據美國新聞署製出的國外民意測驗表顯示，美國在1963年的海外聲望極高。其他來自國外的訊息包括了一則從加丹加省發回的報道，報道指出該地區將結束與剛果持續了兩年的分裂局面；另一則是對倫敦的亞歷克·道葛拉斯–霍姆爵士領導的保守黨新政府的評論。評論指出，新政府是不穩固的；丹寧勳爵對普羅富莫醜聞的調查報告使英國人民極其震驚，而醜聞的女主角克里斯汀·基勒一時成為當年最出名的英國妓女。
在美國國內，道瓊斯工業指數在732點左右徘徊。新奧爾良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因為不肯向贊同種族融合的教會屈服而被羅馬天主教的主教驅逐出教。他們中還沒人聽說過貝里根神父兄弟倆的事。新聞中尚未提及的人還有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克利福德·歐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爾·雷、傑布·斯圖爾特·馬格魯德、安傑拉·戴維斯、安迪·沃霍爾、阿瑟·布雷默、維達·布盧、阿奇·邦克、邁拉·佈雷肯裡奇以及巴爾的摩縣官員斯皮羅·t·阿格紐，阿格紐當時正處在他4年任期的第2年。當時誰也沒聽說過什麼「耶穌迷」「《全球目錄》」「《龍蝦王》雜誌」「《性交》雜誌」「《金錢》雜誌」「熱褲」「水床」「電視節目《芝麻街》」「電影《愛情故事》」「黑人解放軍」以及「同性戀解放運動」。
《讀者文摘》1963年11月那一期轉載了《好管家》雜誌的一篇文章來預測未來：「安眠藥和興奮劑藥丸——用時千萬要小心！」1963年11月24日的《紐約時報雜誌》註定是讀者稀少的一期，瑪麗·安妮·吉塔在那期雜誌上分析了一些13歲左右的孩子的最新用語，如：「卑鄙小人」「特別討厭的人」「在舞會或聚會中‘玩得愉快’」「騙取」「太糟了，但也只好這樣」「真相」「天哪老兄」「結束通話電話」「令人毛骨悚然的」「歡呼聲」和「誇誇其談的人」等。這些不到13歲的孩子到1973年便該是大學生了。吉塔小姐認為，這群孩子新創造的詞並不遜色於他們的父輩，有時甚至更具想象力：「據可靠訊息稱，‘了不起’一詞已經被用在了‘新邊疆’政策中。」
當時還在世的人除了肯尼迪總統外，還有司法部長羅伯特·f·肯尼迪、馬丁·路德·金、瑪麗·喬·科佩奇尼、弗雷德·漢普頓、馬爾科姆·艾克斯、喬治·林肯·羅克韋爾以及45865名將在接下來的9年裡戰死越南沙場的美國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約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宮前的草坪上招待了2000名貧困兒童。這是她自兒子帕特里克8月夭折以後的首次公開亮相。在她讓人把200加侖的可可和1萬個甜餅分給她的小客人時，蘇格蘭高地警衛團的一個小分隊隊員昂首闊步地為他們演奏風笛。總統聽到這動聽的旋律也情不自禁走出了他的橢圓形辦公室欣賞起了表演。10天后，當她回憶起丈夫當時滿面春風的場景，便邀樂手們在他的葬禮上再演奏一次。
現在，幾乎每天都有無數回憶湧上她的心頭，讓她在達拉斯事件後慢慢回想、沉思、重溫、回味以及哀嘆。在蘇格蘭高地警衛團來為孩子們表演的前一天，肯尼迪總統帶著不滿3歲的小約翰參加了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老兵節典禮。縱容一個蹣跚學步的小男孩走入隊伍中影響其行進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因為他們覺得這應該是個嚴肅的場合。然而孩子的父親卻樂在其中，他對著孩子眉開眼笑的畫面被攝影師拍了下來。有人認為肯尼迪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把孩子帶來的。《展望》週刊專門用了一整版來刊登小約翰的照片；這似乎是總統不想讓攝影記者空手而歸而特意為他們提供的幾個鏡頭。
華盛頓軍區司令官菲利普·c·韋利少將當天也去阿靈頓國家公墓參加了老兵節。12天后，在貝塞斯達海軍醫院的屍體解剖臺旁，他俯視著肯尼迪的遺體，不由想起了豪斯曼《致一位英年早逝的運動員》中的幾句詩：
今天，所有的賽跑者都來到這條路上，
我們卻把你抬在肩上為你送行，
輕輕放下你在家門口，
小鎮為你肅穆寧靜……
而近期的許多事都能讓肯尼迪夫人聯想到那場悲劇；韋利將軍則只有這一件。但大多數美國人卻連一件都沒有。對他們來說，達拉斯的慘劇是突如其來的，他們甚至都不知道總統去得克薩斯州了。只有當地人對他的到訪有興趣；他來只是為解決兩位民主黨人的內部爭執，一位是自由派民主黨人，參議員拉爾夫·亞伯勒，一位是與其意見相左的得克薩斯州州長小約翰·康納利。直到「總統的車隊在經過鬧市區時遭到狙擊，總統遇刺身亡」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訊息見報後，得克薩斯州以外的民眾才知道總統這一次的達拉斯之行。
後來，美國人為了使自己的悲痛更真切，試圖去還原事件的全部經過。他們這才知道達拉斯鬧市區的大街小巷的具體方位；才知道教科書倉庫大樓在哪兒，狙擊手就是在那兒開的槍；才知道帕克蘭紀念醫院的位置，總統和身受重傷的康納利州長被火速送到了那兒救治；才知道慘案中所涉及的人的具體身份和職能。很快，美國人民都忘記了暗殺發生的第一時間他們其實並不知情，他們都是事後才瞭解事情詳情的。
在當天的車隊中，合眾國際社的記者梅里曼·史密斯所坐的記者專車就跟在總統座駕的後面，兩者間只有4車相隔。華盛頓當地時間下午1點30分，槍擊事件發生的當刻，他就用所乘車上的無線電話向當地分社發回了第一條簡訊：「經過達拉斯鬧市區時，先後有3發子彈射向了肯尼迪總統的車隊。」1點34分時，合眾國際社便已經在印製機上發排這則新聞了，此時離總統被送達醫院僅過去了兩分鐘。1點36分時，美國廣播公司的唐·加德納在本市新聞節目中插播了該新聞。1點40分時，哥倫比亞電視臺中斷了肥皂劇《地球照轉》的播放，觀眾看到了沃爾特·克朗凱特心急如焚地轉播著史密斯關於3發子彈的報道，並補充道：「據第一批報道的訊息，總統受了重傷。」1點45分時，全國廣播公司電視臺也暫時停播了另一部肥皂劇《單身老爸》而轉播了切特·亨特利的報道。就這樣，三大廣播公司對該事件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中途都未插播任何商業廣告，直到總統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下葬為止。
有些人最初是從之前的廣播節目或電視轉播中瞭解到槍擊事件的。其中有一位住在沃思堡的電視觀眾，瑪格麗特·奧斯瓦爾德，她正是暗殺者的母親，她從達拉斯–沃思堡電視臺看到了有關該事件的新聞。她住在達拉斯近郊歐文的兒媳瑪麗娜也看到了新聞。在華盛頓，一位政府官員的妻子伊麗莎白·波曾當時正開著車收聽wgms廣播電臺的廣播。卡羅琳·肯尼迪是車上的乘客之一，她正準備去和波曾的一個孩子一起過夜。當波曾夫人聽到廣播裡說「……頭部中槍，他的夫人傑基……」時，她立即關掉了收音機。然而，大多數人並不是那樣直接地獲悉此事的。他們要麼是從路人那兒聽說的，要麼是從電話或公共廣播裡聽說的，抑或是在餐館聽服務員說的，總之都是些不可靠的來源，畢竟那已是第三四手的訊息了，所以眾人難免會不信。為了弄清事情的真假，人們聚集在電晶體收音機、汽車收音機或酒吧電視機旁——總之是一切可行途徑，去了解真相，最終知曉這是真的。
（然而，卻有一些報道不夠準確或讓人誤解。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18分，美聯社發出一則未經證實的報道稱，林登·約翰遜也「受了輕傷」；下午3點14分，美聯社的電傳打字機又傳出訊息說，「今天，在距肯尼迪總統遇刺地點不遠處，一名特工和一名達拉斯的警察也中槍身亡了。」這似乎證明了該事件是一場陰謀的說法。直到下午4點33分，該新聞才得到糾正。）
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醫院方面宣佈肯尼迪總統死亡。正式公告卻一直拖到林登·約翰遜能夠離開醫院後才公佈。在最初的一個小時裡，大家普遍猜測兇手背後有個更大的陰謀集團。下午2點26分，新總統從醫院離開前往機場。6分鐘後，合眾國際社援引了為總統完成最後儀式的達拉斯牧師奧斯卡·休伯神父的話：「沒錯，他已經死了。」接著，總統的代理新聞秘書也證實了此事。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35分——達拉斯時間則要早一個小時，合眾國際社電傳打字機向全世界敲響了喪鐘：
新聞快訊
肯尼迪總統死了
這時，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達拉斯事件的另一方面。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把他的來復槍留在了教科書倉庫大樓6層的狙擊地點，走到街上乘坐一輛公共汽車經過了7個街區，後又轉乘計程車回到公寓取了一把手槍。下午2點15分，在一個小時之內，他又犯下了第二件殺人案，將前來盤查他的達拉斯警官蒂皮特槍殺了。35分鐘後，奧斯瓦爾德在附近的一個電影院裡被拘捕。警方的兇殺案調查組人員這才知道剛逮捕的這名罪犯是教科書倉庫的一名管理員，事實上，也是案發當時唯一不在倉庫的管理員。警方由此也逐漸掌握了一些間接證據。
下午3點38分，林登·約翰遜在「空軍1號」上宣誓接任總統之職，旁邊站著驚魂未定、身上還沾有血跡的傑奎琳·肯尼迪。9分鐘後，飛機起飛前往華盛頓的安德魯斯機場。不到兩個半小時，飛機便抵達機場。約翰遜在安德魯斯機場發表了繼任總統後的第一次電視演說，隨後乘直升機去了白宮。肯尼迪的隨行人員護送他的棺木到了貝塞斯達海軍醫院等候屍檢，屍檢工作一直持續到了大半夜。次日凌晨4點34分，覆蓋著美國國旗的棺木運回了白宮，被放置在東大廳的靈柩臺上。肯尼迪夫人跪在棺木旁，把臉深埋在星條旗的繁星中。
日子就這樣在混沌狀態中過了3天。星期六的首都大雨傾盆、狂風大作。星期六是一個分界，暈頭轉向的人們日後只記得此前一天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暗殺事件，此後一天刺客本人也遭到了謀殺。芝加哥大學的調查表明，星期六那天，大多數人花了10個小時守在電視機前，達到了週末看電視時間的頂峰，但觀眾並沒獲得多少有效資訊。總統的遺體還安放在東大廳；肯尼迪的家人、朋友和政府高階官員都前往那裡弔唁。星期日，總統的靈柩由一輛馬拉著的靈車載上了賓夕法尼亞大道，前面是一匹無人騎行的馬，馬鐙上倒掛著一雙皮靴，那是首領去世的象徵。與此同時，又有訊息傳來，達拉斯發生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新暴行。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在被移送到另一監獄的途中被一家夜總會的老闆傑克·魯比開槍打死。槍擊就發生在70個身著制服的達拉斯警察眼前。由於全國廣播公司當時正在電視上直播罪犯的移送過程，因此在第一時間實況轉播了該槍殺事件的經過。總統的遺孀在返回白宮時獲知了此事，並把這稱之為「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期一，總統的靈柩由靈車載往聖馬修斯大教堂，舉行完葬禮後，被送到了阿靈頓國家公墓安葬。以夏爾·戴高樂為首的92個國家的代表前來參加了葬禮。之後，他們出席了兩場招待會，一場是在國務院舉行的，另一場規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宮舉行的，肯尼迪夫人在那裡接待了他們。這件事到此也就結束了，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週末從未真正結束，若干年後，人們仍在努力嘗試想弄明白其背後深意。這已成為美國乃至全世界有史以來經歷過的最意義重大的發生與報道同步的事件。很久以後，美國人還在談論著他們最初是怎樣獲知從達拉斯傳來的訊息的，談論著他們對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墳前安放長明聖火以及對小約翰向父親靈柩行禮有何感想等話題。戴維·布林克利的結論是，這一刺殺案件讓人難以理解，他說：「那些天發生的事極度不合時宜，不論發生在何處都是不應該的，這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明。這件事太大、太突然了，而且來勢洶洶，牽涉甚廣。我們必須把其中的每個事件分隔開來單獨看待。」
儘管如此，人們還是總想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聯絡起來。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以總統的名字命名一些東西。卡納維拉爾角改名為肯尼迪角。艾德威爾德國際機場也改名了。美國文化中心改為約翰·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財政部開始著手鑄造5000萬枚肯尼迪50美分硬幣，這些硬幣多被作為紀念品被珍藏起來而未能在市面上流通。美國各地的委員會紛紛提議更改當地地名來緬懷總統。不久，傑奎琳·肯尼迪就發現，她也許哪天會坐車「經由肯尼迪大道前往肯尼迪機場去參觀肯尼迪中學」。這股風一直刮到了國外。加拿大有座山叫肯尼迪山，只因首位攀登此山者的名字叫羅伯特·肯尼迪。做的最顯眼的是英國，竟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倫尼米德草地劃出3英畝sup/sup來作為肯尼迪聖壇，而當年《大憲章》就是在這片草地上籤署的。1965年5月，伊麗莎白女王主持了開壇儀式，宣告將這片土地獻給「生前受人愛戴，死後為人懷念」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夫人回應說：「你有這份心意，我真的無比感動、備感安慰。」
當時，肯尼迪夫人收到了成千上萬封美國人的來信，這些信流露出的真摯深情讓人動容。戴維·貝爾形容這位已故的總統是「武士般的國王」；娜塔莉·海明威稱他是「一位慈祥的教父」；約翰·斯坦貝克在信中寫道：「他是人民心中最優秀的人……他直到生命盡頭都還在盡力把人民所創造的一切美好回贈給人民。」
在成堆的信件中還夾著一封令人難忘的信，但這封信是很久以後才被看到並回復的：
理查德·m·尼克松
紐約州紐約市第五大道810號
郵編：10021
11月23日
親愛的傑基：
在這悲傷的時刻，我和帕特都想讓你知道，我們的悼念和祈禱將與你同在。
雖然命運讓我和傑克的政治立場相左，但我們私下裡仍是好朋友，我們的友誼自1947年我們倆一同進入國會起便開始了，我一直很珍視這份友誼。這份友情在過去留下了許多痕跡，包括我們被邀請參加你們的婚禮。
我現在說什麼也不足以為全世界人民對他的頌揚之詞錦上添花。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美國人民也將永遠感謝你這位第一夫人所做出的貢獻。作為美國國家的女主人，你把魅力、美麗和優雅帶進了白宮，而你特有的保持年輕心態的秘訣也在美國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如果以後有任何需要我們幫忙的地方，我們一直會很榮幸為你效勞的。
你忠誠的，
迪克·尼克松
剪影：約翰·f·肯尼迪和林登·b·約翰遜
1964年，在赫魯曉夫被迫下臺後，勃列日涅夫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他跟阿列克謝·柯西金和尼古拉·波德戈爾內一起建立了「三駕馬車」的集體領導制。——編者注
牛頓·米諾曾在一次演講中將電視比作「廣袤的荒地」，而這個比喻在演講發表的50年之後還會不斷被提及，成為一個文化典故。——編者注
1英畝≈4046.856平方米。——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