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起謀殺的受害者是一個新罕布什爾州的主教派教會神學院學生，他在雜貨店慘遭槍殺。兇手是一位兼職副警長，他聲稱開槍是出於自衛。儘管在被害人身上並沒有找到武器，目擊者也稱那個學生沒有使用武器，最後由12名亞拉巴馬州的白人組成的陪審團仍宣判該副警長無罪。三名涉案嫌疑人在里布教士被害一案發生幾小時後就被逮捕了，而陪審團只用了95分鐘進行審訊，隨後便將他們無罪釋放。三起案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柳佐夫人被害案，當時在兇手駕駛的車上的三k黨徒中有一個人是聯邦調查局的臥底，他指認了他的同夥，包括他們使用的武器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在第一次審訊中，家中祖孫三代皆是三k黨徒的小馬特·墨菲為他們自己辯護，而他的總結陳詞充斥著種族主義：「當白人和黑人糾纏不清的時候，那些白人就成了白人表皮之下的黑鬼……上帝不願意我們與黑鬼們攪在一起，我也不在乎林登·貝恩斯·約翰遜怎麼說。」據墨菲所言，那位探員違背了他加入三k黨時的誓言：「如一條奸詐的響尾蛇一般……自己標榜自己是白人，其實還不如披著白皮的黑鬼。」陪審團將此案擱置（以10票對2票的結果認為被告犯有誤殺罪），但這是墨菲最後的發言，在等待第二次審理期間，他遇車禍身亡。有偏見的法官本欲宣判此案的被告無罪，但此時聯邦政府插手了這起案件，宣判這些三k黨徒侵犯了柳佐夫人的人權。這條令人費解的法令曾使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的三k黨徒鋃鐺入獄，也將在佐治亞州殺害一名黑人陸軍軍官的兇手繩之以法。在這起案件中它又大顯神威，在由12名南方人組成的陪審團的審理下，這名法官判處被告最高刑期10年的有期徒刑。
塞爾馬事件推動了選舉法案的制定——約翰遜在3月15日要求國會通過此法時如是說，國人將此功勞全部歸於金博士。事實證明他達到了個人聲望的頂峰。前幾年在密西西比州發生的事件，開始引起人們對非暴力運動的疑慮，亞拉巴馬的謀殺事件證實了新一代黑人積極分子的懷疑。這些懷疑論者認定金已不再能給予他們幫助，於是離開了塞爾馬。然而廣大黑人並不這樣認為，隨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的不記名民意測驗表明，只有4%的黑人表示會積極支援斯托克利·卡邁克爾，2%的人支援更激進的拉普·布朗，三者中最為激進的羅恩·卡倫加的支援率僅為1%，而有40%的黑人支援金博士的觀點。儘管如此，那些積極分子卻也覺察出這種情緒的變化。大多數人渴望和平——大多數人總是想要和平的，但是美國正邁入一個新階段，其中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便是對暴力的推崇。現在回想起來，肯尼迪總統被刺殺以及兇手被滅口，看來似乎都是預兆。宇宙中的某個地方再次出現變動。1965年同一時期，在越南出現了追而殲之的方針，正是新萌生的那種情緒的體現，塞爾馬的一系列謀殺事件是其另一表現。在之後的歲月裡，由於黑人被壓抑了100年的憤怒和失望現已爆發，更多的表徵必將接踵而至。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這種新的城市情緒在洛杉磯的一個破爛的黑人區初露端倪。這個黑人區位於洛杉磯國際機場入口的南面，房子低矮，牆面灰泥剝落，讓人想到波多黎各的一些貧民窟。那裡的垃圾似乎從未被清理過。到處都是破爛——碎玻璃、生鏽的罐頭盒、腐爛的雞骨頭以及空酒瓶等。當地隨處可見被稱作「那傢伙」的白人警察，他們隨便就可以叫住一名黑人公民，提出「我要檢查你的身份證」的要求，那裡黑人的生活質量因此變得更加糟糕。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亞州公路巡警李·米尼庫斯要求檢查一位名叫馬凱特·弗賴伊的黑人青年的身份證。正當他打算以酒駕的罪名拘留這名青年時，一群人一擁而上，圍著米尼庫斯和弗賴伊鬧事。雖然這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但緊張情緒卻在平靜的表面下逐漸積累。此時洛杉磯已經歷了連續4天的高溫酷暑，人們都在戶外乘涼，於是很快就聚集起來圍觀這起事件。最終，弗賴伊在阿瓦隆大道連線皇家公路的拐角處被捕，這裡是洛杉磯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白人駕駛的豪車川流不息。最不幸的是，這裡的居民98%都是黑人，人口分佈密度為每英畝27.3人（整個洛杉磯則是7.4人），自20世紀40年代起就有大批黑人移民來到這裡，每個月平均有2000人進入軍工產業。洛杉磯如今共有城市居民273.1萬人，其中42萬是黑人。
在黑人居住的貧民區共有205名警察，其中僅有5名是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為尋找其實根本不存在的工作崗位而湧入這裡。這些務工者的後代常常禁不住毒品和酒精的誘惑，而他們一旦失足，「那個人」就會把他們帶走。在這個當地人稱作瓦茲的地方，真正有罪的並不是當地居民，而是那些誘人犯罪的陷阱。
在那個星期三下午7點45分，加利福尼亞公路巡警米尼庫斯逮捕了黑人青年弗賴伊，這一舉動立刻使他惹禍上身。警車閃爍的紅燈引來了很多人圍觀，弗賴伊的母親也在其中。她先是訓斥自己的兒子，接著開始教訓起這位警官。她的情緒很激動，圍觀群眾也對這位巡警指指點點，米尼庫斯一時緊張，就開啟無線電對講機請求增援。接著他又犯了兩個錯誤：他試圖強行將弗賴伊押上警車，並轉過身無視弗賴伊的母親，於是弗賴伊的母親憤怒地向他的背部撲去，矛盾進一步激化。當增援的巡警趕到後，弗賴伊的母親才被拉開，圍觀群眾不滿情緒加劇，但因為忌憚巡警手中的手槍而不敢有所動作。米尼庫斯與他的同伴隨即離去，但代價實在太高了。由於使用了武力，人們在敘述這件事時難免會誇大和歪曲事實，隨著時間的流逝，事件本身也不斷地被誇大，最後衍生出了兩個版本：一個是巡警用警棍猛擊一位孕婦的腹部，另一個則是一名巡警把一名婦女猛地推倒在警車上並試圖掐死她。隨著事態不斷升級，憤怒的圍觀群眾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玻璃瓶，到晚上10點時，圍觀者已經徹底變成了暴徒，他們攻擊無辜的過往民眾，掀翻警車，砸碎商店櫥窗。暴亂在傳統套路下不斷升級，到晚上11點時，警察封鎖了附近的8個街區。兩個小時後，2000名暴亂者衝破防線，在瓦茲街區橫行霸道，毆打外來者，砸爛一切能砸爛的東西，並洗劫商店。
直到凌晨3點，暴亂才有所消停——暴亂者們也需要休息，警察在貧民區巡邏，一切看起來似乎恢復了秩序。早上，被砸店家向保險公司索求賠償，工人們也開始清理暴亂後的殘局。這些人對暴亂一無所知，認為它已經結束了。但在弗賴伊被捕24小時後，也就是星期四晚上7點45分，他們的幻想破滅了。起初這次暴亂只是上次的翻版：年輕人們襲擊來往車輛，向警察投擲磚頭，砸破商店櫥窗，直到凌晨4點，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昨天的這個時候，暴亂者們已經偃旗息鼓，貧民區恢復了平靜，而此時另一幫年紀稍大且更加兇暴的暴亂者持武器湧上街頭，迪克·格雷戈裡帶著擴音器在瓦茲區來回走動，呼籲恢復秩序，結果腿上捱了一槍。貧民區人們的暴力行徑已接近叛亂的程度，但當局的高層卻並未認識到這一點。在瓦茲區，一隊警察在完成對漆黑街道上的民眾的疏散工作後就宣稱他們已經控制了局勢。
上午10點，發生了首起白天暴力事件，兩名白人售貨員遭到襲擊，這時當局官員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到11點，一名警察打傷了一個黑人搶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長本來在希臘度假，看到動亂越加惡化的報告，急忙飛回國內。他的副州長批准了洛杉磯警察局長要求調派國民警衛隊的請求。第一批警衛隊員於星期五下午抵達瓦茲。當他們還在一所小學裡聽情況介紹時，那個居民區的局勢已有新的發展，他們所聽到的都已過時。在一個有150個街區的區域內，5000多名暴徒橫行霸道，用自制燃燒彈點燃房屋，襲擊聽到警報趕來救火的消防員。晚上9點40分，瓦茲出現第一起死亡事件，一名副警長腹部受傷致死。緊接著又有三人喪生。國民警衛隊持裝有刺刀的步槍進入該區，隨處可見的大火照亮了道路，他們看見搶奪者從黑人區的商店搶走槍支、日用品、酒、珠寶等一切值錢的東西。這些商店外面都有用粗體寫的諸如「黑人兄弟」「親兄弟」「黑人開的店」「兄弟開的店」等字跡，儘管如此，其中有些商店還是未能逃過劫難。有一夥人還試圖放火焚燒橡樹公園社群醫院，那裡擠滿了在暴亂中受傷的黑人。《洛杉磯時報》的一名黑人記者羅伯特·理查森寫道：「那些暴徒現在正在燒燬他們自己的城市，就像瘋子有時會自殘一樣。」
星期六，屋頂上的狙擊手開始專挑士兵和警察作為射殺目標。消防員配備了防彈背心。警衛隊人數從1萬增加到1.4萬。星期六對40平方英里的地區實行戒嚴，星期日則擴大到46平方英里。不間斷的槍擊一直持續到8月18日星期三的凌晨，在一間黑色穆斯林教堂與暴徒們交火後，警察抓捕了35名黑人。至此，暴亂終於結束。在長達6天的暴力衝突中，共有34人死亡，898人受傷，4000多人被捕。損失預計達到4500萬美元。瓦茲騷亂造成的破壞使其成為自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來美國最嚴重的一次種族暴動，但事實上它獨具特色。儘管在這兩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數相當，但底特律事件的損失還不到100萬美元。美國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騷亂。和瓦茲暴亂同期，芝加哥西岸發生了暴動。8月12日，一輛趕往西加菲爾德公園救火的消防車撞死了一名黑人婦女。黑人同警察以及200名警衛展開了兩夜的激戰，他們大肆搶劫，用酒瓶攻擊白人。暴亂造成超過100名黑人被捕，67人受傷。在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並非大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區），18名黑人在一家夜店外面被捕，於是黑人們群情激奮地指責那7名警察的殘忍行徑。黑人用自制燃燒彈炸燬了許多白人開的商店，因此導致大規模的抓捕，國民警衛隊再次被調過來穩定局勢。斯普林菲爾德的4000名黑人舉行遊行示威，遊行隊伍最終到達市政廳。在那裡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全國大會副理事長喬治·威利對他們說，「北方爭取民權的鬥爭」會比南方「更持久、更血腥、更艱苦」。
每次暴亂髮生後都會有一個專家團對其進行調查，這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特點。布朗州長挑選知名人士組成調查組，讓他們在約翰·麥科恩的領導下對瓦茲暴亂進行調查，隨後發表了題為《城市的暴亂：開始還是結束？》的報告。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瓦茲事件不過是個開始，而尋找解決方案可以有多種方式。麥科恩報告著重強調了法律秩序的必要性。黑人激進分子抗議稱，瓦茲事件的本質是對壓迫黑人的法律的反抗。貝亞德·拉斯廷稱它是「黑人首次不再逆來順受轉而進行大規模的反抗運動」。白修德認為電視和廣播報道也應承擔一定責任。白修德稱當「超出了報道範圍，本身也就成為一個因素」。他還問道：「能否對電子媒體的報道加以控制，使其符合讓國家安定的最高利益？」馬丁·路德·金在巡視瓦茲的廢墟時，並沒有得到一致的歡迎。他漸漸習慣了這一切。黑人運動的火炬已經傳到了新一代黑人領袖手中，它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火炬了。
1965年夏季的種族騷亂狂熱而短暫。直到8月的第二週爆發瓦茲騷亂之前，美國仍有希望不爆發重大騷亂事件。第二年卻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洛杉磯又一次響起警鐘，但這次是在3月，一群黑人學生朝一名白人教師的汽車扔石塊，襲擊其他白人，後來開始搶奪財物。洛杉磯警察在前一年學到了很多經驗，一夜間便成功鎮壓了新的威脅，只有兩人死亡。但就算洛杉磯以微小的代價躲過這次暴亂，美國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全都免於災禍。幾乎美國的每個黑人居住區都發生了反社會的暴力事件。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黑人於4月開始騷動。到5月，加利福尼亞州的三個城市已進入臨戰狀態。克利夫蘭也於6月末爆發了類似的騷亂，兩週後奧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也加入其中。接著是布魯克林、巴爾的摩、珀斯安博伊、普羅維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爾沃基、底特律、代頓、亞特蘭大、舊金山、聖路易斯，還有佛羅里達州的龐帕諾比奇、佐治亞州的科迪爾、伊利諾伊州的西塞羅和密歇根州的蘭辛、馬斯基根、本頓港和傑克遜。等到夏末，共有7人死亡，超過400人受傷，大約3000人被捕，因破壞、搶劫和縱火造成的損失超過500萬美元。截至1966年年底，美國當年一共遭受了43起種族騷亂的破壞。
在西塞羅，黑人組織了一次要求住房不受歧視的遊行，進而和反對遊行隊伍中充滿敵意的白人發生了衝突。白人三番五次地試著衝破警察阻攔去傷害黑人。有12人受傷，6名警察被投擲物擊中，32名白人被捕。西塞羅事件受到特別關注，是因為它表明警察並未挑起動亂，而是經常去維繫脆弱的和平狀態。黑人經常攻擊他們，是由於警察代表著政府權威，往往是黑人們能見到的唯一的白人群體。在工人階級集中的社群裡，白人與黑人的憤怒往往不相上下，甚至會更強烈。兩邊都能感受到種族間劍拔弩張的氛圍。在1966年，這種衝突終於爆發。
最初，要求住房平等的遊行由馬丁·路德·金領導，活動在西塞羅的馬凱特公園進行。他被一塊石頭擊中，跪倒在地，只好宣佈取消遊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芝加哥分會主席羅伯特·盧卡斯不服，發起了新的遊行，理由是「爭取種族平等大會想保持壓力」。盧卡斯是新好戰分子中的一員，1966年也是這些人得勢的一年。弗洛伊德·麥基西克代替更溫和的詹姆斯·法默成為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領軍人物，斯托克利·卡邁克爾接替約翰·劉易斯成為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主席。然而運動的發展並不如他們想象的那般順利。卡邁克爾上任剛一個月，就發生了一個民權運動領袖們未加重視的事件，而該事件卻透露出其領導層內部的嚴重分歧。
6月5日，詹姆斯·梅雷迪思宣佈他將從孟菲斯出發，步行225英里到達密西西比州位於傑克遜的州議會。他的動機是想證明美國黑人無懼艱難的精神。麥基西克和卡邁克爾都認為這個辦法不切實際，就是空想。一位運動領袖稱它是自己「所聽過的最愚蠢的主意」，他們決定採取不理睬的態度。梅雷迪思並沒有因此退縮。就像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敘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學校園中經受過的嚴峻考驗）一書中說的那樣，他被一種「神聖的職責感」驅使，他相信命運正在他的故鄉等待著他，他的直覺是對的。一箇中年失業的密西西比白人奧布里·詹姆斯·諾維爾代表了他的命運。就在徒步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點15分，梅雷迪思在聯邦調查局特工的護送下正沿著密西西比州赫南多正南的美國第51號公路行進，諾維爾突然從路旁的草叢中竄了出來。「詹姆斯·梅雷迪思！」他大喊道，「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詹姆斯·梅雷迪思！」他朝著梅雷迪思連開三槍。孟菲斯一家醫院的醫生稱，梅雷迪思全身被射滿小號鉛彈。
梅雷迪思身上並沒有致命傷。諾維爾帶來的真正影響，是使人們轉變了輕視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觀點。槍擊事件立即發展成一場運動，民權運動中的每個參與者都想加入進來。迪克·格雷戈裡飛赴孟菲斯去追尋梅雷迪思的腳步，麥基西克、卡邁克爾以及馬丁·路德·金紛紛從梅雷迪思倒下的地方向南步行前進。金博士籌款2000美元用來支援「梅雷迪思自由行運動」，還要求南方基督教領導人會議為下一次塞爾馬運動去動員各方力量。
這是個不可能實現的計劃。塞爾馬運動是在黑人統一領導下提倡非暴力反抗的產物。現在，金的批評者，尤其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積極分子，紛紛站了出來。梅雷迪思遇襲的第二天，卡邁克爾對孟菲斯的集會人群說：「現在黑人要從白人手中奪回他們本應得到的一切。」金為這種煽動言辭深感痛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羅伊·威爾金斯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揚卻表示支援。而這些年輕激進分子的言辭變得更加有挑釁性。在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費城舉辦的「自由之夏」運動中，有三名參與者死亡——其中兩人為白人，一個密西西比白人在黑夜裡遭到槍擊受傷，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拉爾夫·費瑟斯通對該事件並不感到遺憾，而是欣慰地看到黑人已告別軟弱，表示「他們的行動會是以牙還牙」。卡邁克爾說話時完全是黑豹黨的腔調。在亞祖城，年輕的黑人們歡唱：「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須走開——必須走開!」而就在那天夜裡，在亞祖城的遊樂場，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員，23歲的威利·裡克斯（因其福音派風格而被稱為「教士」）登上一輛平板卡車，發表了一番讓老一代黑人領袖顫抖的充滿仇恨的演講。他講到要讓白人付出血的代價，並且反覆用「黑人權力」這幾個爆炸性字眼來描述他的目標。
在45英里外的格林伍德，卡邁克爾被關押7個小時後被釋放。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困境是他的激進態度造成的結果。白人自由主義者對此感到很失望，他們的貢獻遠不及過去在塞爾馬事件上那樣慷慨。食物和住所都是問題，卡邁克爾被捕就是因為他在一所黑人學校操場上搭建帳篷。正當他爬上另一輛平板卡車對在格林伍德聚集的人群講演時，他聽說了有關裡克斯演講的訊息。他使用民權運動領袖從黑人牧師那兒成功借鑑來的重複和問答的技巧，提醒他的聽眾：他那次就是在一所黑人學校的操場上被警察逮捕。「所有人都可以佔有我們的社群，除了我們自己之外……現在我們要奪回來，奪回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東西。我們才不會擔心這些東西是不是歸白人所有——也許是黑人的。不要覺得羞愧。我們——要求——黑人——權力！」
人群叫喊道：「對！」他又回到主題：「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黑人權力！我們要黑人權力！就是這樣——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從現在開始，他們問你們想要什麼時，你們就知道答案了。你們想要什麼？」
「黑人權力！」
「你們想要什麼？」
「黑人權力！」
「你們想要什麼？再說一遍！」
「黑人權力！」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羅伊·威爾金斯對此並無疑問，「‘黑人權力’指的是反對白人的權力……它必然有獨自戰鬥的意思，必然是隔離主義。而這與我們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倡議全不相符。」威爾金斯把該術語稱作「仇恨之父和暴力之母」。馬丁·路德·金最初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但在後來目睹了民權團體在該事件上逐漸產生的分歧後，他改換了言辭，將該術語解釋為「對種族自豪感的號召，號召黑人不再因為黑人身份而自慚形穢，號召改變黑人軟弱卑微的現狀，爭取獲得積極而有建設性的權力」。麥基西克認為這是在號召聯合行動：「除非我們能聯合黑人力量，否則我們將會陷入糟糕的境地。」但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在密西西比州的領袖人物查爾斯·埃弗斯，即已殉職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警告說「如果我們繼續走黑人至上的道路，那必然會失敗」；菲利普·倫道夫哀嘆這種煽動戰爭的行為是「對種族和平與繁榮的威脅」，他表示，「任何一個為民權鬥爭的黑人都不會支援黑人權力，因為這與民權和族群融合相悖。」
《紐約時報》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密西西比州部分民權領袖的不和導致了這次運動的公眾支援率下降。一次民意測驗發現，77%的白人認為黑人權力的主張正在損害黑人爭取的權利。正在紐約療養的詹姆斯·梅雷迪思同意這個看法。他說：「這裡似乎存在不少作秀行為。」等到身體徹底恢復後，梅雷迪思又重新加入遊行隊伍，受到了金和其他人的熱烈歡迎。儘管如此，他還是持懷疑態度。他說：「我覺得情況有些不對。」他還表示，「一些人在製造鬧劇，我討厭這種做法。」
新老兩代領袖的公開決裂已無法避免。6月23日，在靠近梅雷迪思遊行終點的地方——坎頓，事情終於發生了。當時，警察不準遊行人群在另一所學校的操場上搭帳篷。2500名黑人拒絕解散，堅持不肯讓步。卡邁克爾說：「逃跑的時期已經過去。」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警察用警棍和催淚彈驅趕人群時，他們四下散開。當金不贊成他們一定要搭帳篷的提議時，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層決定不再考慮金的看法。其中一人說：「從現在起我們將自己獨立完成要做的事。」接著，這些領袖提議，禁止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參與在傑克遜市舉行的大型集會，理由是該協進會對遊行的支援並不積極。對於這一決議，金和在遊行過程中提供醫療服務的一個醫護人員志願組織表示反對。但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爭取種族平等大會以及代表年輕黑人的其他兩個團體以多數票通過了該決議。查爾斯·埃弗斯說：「沒關係。他們都不在時，我仍會守在這裡。」他嘲諷地說，遊行對黑人選民登記完全沒有幫助。當遊行隊伍伴著樂隊演奏的《當聖徒們開始進軍時》抵達位於傑克遜市的州議會大廈廣場時，其他民權運動的資深參與者們發現，多年前曾跟隨金一起遊行的那些白人已經不在隊伍中了。
這當然並不代表自由主義者不再參與黑人爭取公平權利的運動。已經開始實施的爭取黑人進步計劃也並未因此受到阻礙。同月，密西西比州費耶特縣長達6個月的抵制白人企業的運動宣告結束，達成了包括費耶特的商店開始僱用黑人店員，關閉在加油站設立的有色人種專用廁所，接納黑人擔任警察和副警長在內的多項決議。朱利安·邦德在12個月內3次當選佐治亞州議員，最終他接受了美國最高法院的任命。在塞爾馬，吉姆·克拉克警長默默地摘下那枚寫著「決不」的徽章，因為他的職位取決於民眾的選票。這樣做仍是枉然。當黑人選民根據他曾反對的選舉法登記投票時，他註定會失敗。
曾經，少數黑人的成就使所有黑人都感到心滿意足，整個種族都為這少數人感到驕傲。現在卻不同了，卡邁克爾引用一名黑人婦女在那年9月講過的一句話說道：「拉爾夫·本奇吃的那些食物，完全不能滿足我的胃口。」電梯操作員和收入為一天3美元的棉花采摘工人也想要他們應得的那份。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但激進分子實現這一想法的方式並不可行。黑人在美國人口中僅佔11%。發動黑人革命的想法——1966年出現了很多類似的例子，是不理智的，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號召黑人抵制種族融合的主張實屬荒謬。
菲利普·倫道夫對貧困黑人和警察之間的暴力對抗感到震驚，他於9月表示，「街頭遊行和示威活動的氣數已盡，該結束了。」他提出了一個新方案，要「從街頭轉向談判桌」。10月，他聯合威爾金斯、揚、拉斯廷以及另外3名民權運動的資深人士，簽署了一個抵制暴力、騷亂、煽動行為的宣告，宣告結尾處講道：「我們不僅歡迎，而且要求美國白人的全面合作。」馬丁·路德·金雖表示在原則上支援，但拒絕簽字，因為他不想讓人誤解他承認黑人權力的代言人「肯定地不可挽回地犯了錯」。
卡邁克爾一度採取折中的路線，將黑人權力重新定義為：「黑人凝聚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們選舉代表，或逼迫他們的代表為他們的需求代言……對他們說：‘你看，夥伴，除非你為我們提供這些學校、醫院、操場和工作，否則我們不會投票給你。’」這種路線並沒有堅持多久。很快他就告訴聽眾：「如果我們得不到公平權利，我們就要把這個國家搞得四分五裂。」他還號召黑人「通過必要的手段為自由戰鬥」。在亞拉巴馬州的普拉特維爾，他說：「我們來這裡，是為了攪亂這個城市，我們一定要把它攪得天翻地覆。」他嘲笑約翰遜總統是「莽漢」「小丑」和「騙子」。他發現自己越來越認同黑豹黨的主張，認為其「權力交予人民」的口號意味著讓黑人獨享權力。接著，就像羅伯斯庇爾接替了丹東的職務一樣，一個更暴力的種族主義分子拉普·布朗代替了卡邁克爾擔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主席。當辛辛那提市區多地被自制燃燒瓶點燃，列火一直燃燒了5天5夜時，布朗告訴記者，「除非那些野蠻的白鬼子警察滾出去」，否則不會有和平局面。接著他宣佈：「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已經宣戰。」
1966年選舉中出現的反作用投票是對要求黑人權力的一個回應。參議員埃弗裡特·德克森等敏感政治家立場的轉變則是另一反應。德克森曾對1964年和1965年的民權立法表示支援，稱其為「一個時機成熟的想法」，但由於1966年法案中的第四條（「住房平等」條款），他斥責該法案是「一袋隱患」，因此該法案未能通過。令人驚奇的是，對新激進分子展開極力批判的，竟然是一家英國期刊——倫敦的《經濟學人》。《經濟學人》稱：「這些所謂的領袖中許多都具有可怕的法西斯主義傾向。」報道嘲笑那些「開明知識分子」，稱他們「帶有侮辱性地互相轉告，美國黑人中普遍存在的反白人情緒正如1943年法國人仇恨德國的情感」。報道還表示「搶劫和侮辱白人女性的事件」被這些積極分子解釋為「等同於黑人革命的一種高尚行為」。報道還預測：「美國人民對氾濫的暴力事件的暫時和非同尋常地忍耐必將導致白人激烈的反抗行為。」
與此同時，黑人種族主義者越來越肆無忌憚。黑豹黨在一些富裕的城市自由主義者中，日益被冠上湯姆·沃爾夫口中的「激進弄潮兒」之名。過去臭名昭著的罪犯只出現在警局的卷宗裡，現在卻被認為是對人類困境持新穎看法的觀察者，進而被認真討論。他們全部出身於貧民窟，其中一些人的發跡還可以直接追溯到最近的騷亂事件。羅恩·卡倫加來自瓦茲地區的底層，儘管他否認他所屬的黑人民族組織參與暴亂，但該組織已有4個成員被控犯下這一罪名。卡倫加的威望得益於瓦茲動亂。該次動亂的全部損失，漸趨明瞭，但仍不可計算。其中一些重大損失有可能會隱藏多年。這次暴亂的遺產之一是55sa型8發22毫米口徑的艾弗–約翰遜短槍管左輪手槍。1965年8月末暴亂初期，一個擔心自己人身安全的洛杉磯人用31.95美元買了這把手槍用以防身。之後他把槍交給他的女兒，她又把槍給了帕薩迪納的一個鄰居，鄰居把槍賣給納什百貨商店的一名叫穆尼爾·「喬」·西爾漢的員工。最後，喬把槍交給自己的弟弟西爾漢——比沙拉·「索爾」·西爾漢，也就是在瓦茲事件後的第三年，西爾漢用這把槍在洛杉磯刺殺了羅伯特·肯尼迪。
在越南的歷法中，12年為一個迴圈，蛇年（1965年）之後是馬年（1966年），接下來是羊年（1967年）。馬被認為代表好運，在吉祥的寓意上僅次於龍年，但就在1966年馬年的頭10個星期裡，美國駐越軍隊損失了將近一半的兵力——就在那10周的時間裡，2559人倒在了越共的槍炮下；實際上，這還只是個開始。那一年有4800名美國士兵在軍事行動中喪生。第二年5月，美軍死亡人數超過1萬人；隨著戰爭繼續，傷亡人數還在不斷上升。羊年每星期平均傷亡率比馬年高出33%。1967年的死亡人數，超過之前任何一年。同時期平民的死亡人數為53000人，這使美國深陷輿論的漩渦之中。
死亡人數並沒有阻止美國國防部提出更強勢、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參謀長聯席會議不斷給麥克納馬拉施加壓力，要求他向總統建議轟炸北越境內的汽油和潤滑油供給設施（被稱為「石油襲擊」計劃）。美國太平洋艦隊海軍上將格蘭特·夏普預測說，此舉會「迫使敵人同意談判或者就此止戈」。儘管美國中央情報局預言稱，石油打擊將不能阻止北越軍隊和補給的滲透，麥克納馬拉還是於1966年3月同意了該提議。中央情報局的預言應驗了。雖然北越軍隊在戰場上損失了不少兵力，但沿著1000英里長的胡志明小道滲入的北越軍人數，從每月1500人增至3500人，接著又增至4000人。截至那一年年末，武元甲平均每月輸送8800名北越士兵進入南越。不久，其全年兵員替換數達到了10萬人。
國防部調研團向麥克納馬拉報告說，面對轟炸，越共遊擊隊向南滲入的軍隊「並未減少」，而且「石油襲擊」對河內在北緯17度以南地區的作戰能力「並無明顯的直接影響」。國防部長親自飛到越南檢視情況，那是他的第8次實地考察。回國後，他告訴總統：「和平形勢，若有所變化，那就是變得更不可能實現。」他還說，空中轟炸「既沒有效阻止敵軍的滲透，也沒能瓦解河內方面計程車氣」。他建議對轟炸計劃進行重新評估。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決反對任何有關撤銷石油打擊計劃的主張。在遞交給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他們辯解說，軍事形勢「在過去一年出現了實質性改善」，還將轟炸計劃描述成「王牌策略」。威斯特摩蘭將軍飛回美國參加議會聯席會議時報告說：「在越南的4年裡，我從未像此時一樣深受鼓舞……我們已邁入即將看到終點的重要時刻。」
麥克納馬拉並沒有因此受到鼓舞。迄今為止，他已見過太多轉瞬即逝的樂觀估計。在西貢，他與同在那裡的一位下屬度過了一段愁雲慘霧的時期，這名下屬告訴他，官方表現出的樂觀情緒是騙人的，路的盡頭看不到希望的曙光。說這話的人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實際上，威斯特摩蘭回到華盛頓不是為了報告勝利，而是為請求增兵。1966年年終時，他手下共有37.5萬士兵。1967年4月又增加到48萬人，比朝鮮戰爭頂峰時期還要多。他想要在1968年6月前將軍隊人數增至68萬，或者人數至少達到56.5萬。他告訴約翰遜，只要有足夠多的軍隊，他就能在兩年之內結束戰爭；如果軍隊人數較少，則三年才能結束戰爭。總統不悅地指出，南越境內的共產黨軍隊已經達到驚人的數量。他問威斯特摩蘭：「當我們擴充部隊時，難道敵人不會擴充嗎？這樣的話，戰爭什麼時候才到頭？」威斯特摩蘭回答說，如果武元甲的滲透速度過快，他的軍隊補給將會是個麻煩的問題。無論如何，美國步兵會在敵方新兵源補充進來之前迅速殺光北越軍。約翰遜又問道，如果武元甲求助中國志願軍，會發生什麼情況。威斯特摩蘭將軍回答說：「那的確是個問題。」
美國捲入越南戰爭中的時間已經遠遠超出了「二戰」和朝鮮戰爭。這場衝突看起來更像是白人和亞洲人之間的鬥爭。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用多彩的名字來給這些戰鬥命名，它們讓人聯想起叢林中的苦難生活以及國內日益產生分歧的人民心中越發強烈的痛苦。其中有阿特爾伯勒行動、海軍陸戰隊廣場行動以及馬希爾行動、雙鷹行動和白翼行動。然後還有達多行動、881高地北坡行動、祿寧行動、瘋馬行動、霍索恩行動和德浪河谷戰役之後損失最大的一次行動——黑斯廷斯行動。接著是881高地南坡行動、溪山行動、康天的3個紅色高地行動，以及阿速坡行動。一個位於西貢河與西貢以北20英里的13號鐵路之間，由廢棄的橡膠種植園和熱帶雨林組成的三角形區域——鐵三角，被越共佔據長達20年。在1967年1月的雪松瀑布行動中，3萬名步兵對鐵三角地區發動襲擊，這是美國參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鬥。但一個月後的章克申城行動的規模更大。45000名美國士兵向接近柬埔寨邊境的c地區逼近，企圖徹底摧毀越共軍事基地。他們的確做到了，但之後又不得不讓敵人重新奪回，因為越南共和國軍隊即便充當防守部隊也無法堅守住陣地。
與此同時，國會已明確了對約翰遜戰爭策略的反對態度。但照後來的標準看，這種反對的態度並不明顯。16個反對政府戰爭行為的參議院議員警告河內方面，他們對政府的反抗是有限度的，他們「堅決反對美國軍隊任何單方面的撤兵行為」。然而，國會變得越來越固守自己的想法。受總統的委派，5名參議員在邁克·曼斯菲爾德的帶領下，去越南進行了為期35天的考察。他們做出的報告讓約翰遜總統很是失望，因為他們發現美國一年來的軍事行動並未改變戰爭的局勢，美國正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場「無盡頭的」戰爭中：「戰爭長短取決於北越及其支援者以增兵應對增兵的意願和能力。」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指責政府已經「偏離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導致現在「我們正在殺害無辜的人民……因為越南共產黨就在距我們1.2萬英里的地方，他們現在可能離我們只有1.1萬英里了」。
這算是最高層的領導提出的反對意見。參議員中的鴿派議員也許反對約翰遜在中南半島的政策，但他們卻投票支援撥款使戰爭得以繼續，而且他們的言辭溫和有禮。他們中最直言不諱的富布賴特也談吐得體。威斯特摩蘭在紐約講話時說，他「看到國內最近的一些不愛國行為，感到很失望」，並指控一些邪惡之人向敵人提供物資和心理援助。富布賴特只回應說，威斯特摩蘭此次訪問是政府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為戰爭升級鋪平道路」。這話確實沒錯。馬丁·路德·金做出更尖銳的回應，稱美國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事件承辦商」，還將美國在越南使用新式武器殺害平民的試驗比作納粹「在歐洲集中營進行的新藥和新酷刑」的試驗。在約翰遜夫人舉辦的白宮午餐會上，埃爾莎·基特用幾乎同樣的言辭抨擊了越南戰爭。斯波克醫生同樣告訴和平主義者們，「林登·約翰遜是敵人」。民謠歌唱家皮特·西格也這樣認為，他在自己的一首名叫《深陷泥潭》的歌曲中將總統的越南戰爭政策貶得一文不值，歌中這樣唱道：「那個老糊塗還在高喊‘堅持下去’。」這首歌隨後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禁止播放。霍華德·佈雷特·利維上尉是布魯克林的一位內科醫生，他拒絕訓練陸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的醫護人員，因為根據紐倫堡審判所制定的法規，他如果接受這項任務就會被判為戰爭的從犯。利維醫生於1967年6月被指控其在庭審材料上將越南戰爭形容為「殘暴的惡行」而被捕入獄，被判刑3年。
各高等院校依舊是抗議活動的中心。美國中央情報局、陶氏化學公司（凝固汽油的製造商）和為武裝部隊招募成員的工作者遭到了粗暴對待，有時還會被趕出大學校園。1967年聖瓦倫丁節，有人揭露說，代表了300多所大學學生會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每年從中情局獲取20萬美元的津貼，僅是這點就足以讓全國學生聯合會癱瘓。1967年10月，大學生髮起了「停止徵兵周」活動，組織了55000多名示威者到五角大樓的階梯前示威，他們掀起了反對徵兵令的許多新奇的、有時甚至是令人震驚的抗議活動，包括在美國駐倫敦大使館門上貼了8張徵兵卡，試圖阻擋從徵兵站運送新兵前往軍事基地的大巴車，與奧克蘭警察發生了長達5天的對抗。為了使反戰運動吸引人們的關注，學生們佔領了芝加哥大學的行政大樓長達3天。
這並不全是無私的理想主義行動。大學生正處於最容易被徵入伍的年齡階段，1965年的平均每月徵兵人數為5000人，1966年的人數幾乎在此基礎上增加了9倍，學生中可以緩期服役的情況越來越少。牴觸徵兵令的情緒在海報、徽章以及汽車保險槓貼紙上隨處可見。1967年最流行的歌曲阿洛·格思裡的《艾麗斯飯店》的主題便是躲避徵兵令。事實上，每個本科生的宿舍都有一大摞小冊子，上面寫著怎樣在徵兵局體檢中成功被拒的竅門。（「到場時裝出吸毒後極其興奮的樣子，如果想表現出毒癮發作的逼真情況，請提前幾個星期用普通大頭針扎手臂。」）作為還擊，赫爾希將軍向美國4088個徵兵局下達命令，要他們把抗議的大學生重新歸為一等合格。國會議員反對這一做法，認為赫爾希沒有權利這樣做。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稱，用徵兵令懲罰異己無異於「暴力行徑」，但赫爾希並沒有放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生為逃避徵兵而移民加拿大，造成多達1萬的美國年輕人流亡在外，他們在多倫多和平行動學生聯盟等團體的幫助下開始了新生活。
隨著美國變得越發兩極化，鷹派也變得更激進。俄勒岡州的莫爾斯（「美國正將人類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這場戰爭將不會帶來勝利。」）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寧（稱新戰爭協調法案為「預示戰爭無止境升級的空頭支票」）各自發表了反戰演講。為了應對這些接連而來的反戰演講，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爾·朗拉起國旗抨擊那些「鼓勵共產黨延長戰爭」的人。朗說：「當我看到美國國旗在國會山上飄揚時，我滿懷自豪……我祈禱著這裡永遠不會升起投降的白旗。」埃弗裡特·德克森預測稱，如果越南淪陷，美國的「整個太平洋海岸線」就會「完全暴露」。曼哈頓的鷹派人士發起了感恩節行動，在巴特里公園舉辦為期兩天的守夜活動。同時，支援戰爭的人被要求開著車燈行駛——突然間，每一條高速路上都生動展現出人民之中的分裂是如此之深。
林登·約翰遜常常是嘴上說一套，實際相信的卻正好相反。1966年6月約翰遜戴著那頂白帽子說：「每個美國人，無論年長年幼，都不可否認自己享有反對的權利。任何少數群體都享有發言的權利。意見和抗議是民主制度維持生命力的呼吸——即使呼吸起來並不那麼順暢。」而他內心的想法卻是，那些不贊成他戰爭行動的人都不是美國人，他有責任拿起手邊的任何武器與他們戰鬥。總統的公開宣傳收到了成效，他多次在關島、火奴魯魯、馬尼拉、墨爾本與他的亞洲盟友會談，為了將反戰事件趕出新聞頭版，他特意把出國旅行和反戰活動安排在同一時間。在澳大利亞，他發現並非只有美國大學生能夠發動反戰示威遊行。在墨爾本，他的激進反對者們向他的汽車扔出兩個裝滿顏料的塑膠氣球，他的車身被染成了代表越共的紅綠兩種顏色。
1966年5月17日，約翰遜對於戰爭反對者的真實想法暴露無遺。在芝加哥舉辦的一個民主黨募捐晚宴上，他訓斥那些「會背叛其領袖、國家和己方鬥士」的人，稱他們是「膽小鬼」。到那個夏季末，他一直在逃避使用「偉大社會」這個短語。他喜歡跟政治保守派打交道，對「自由派瘋子」則嗤之以鼻，因為他們完全是些「麻煩鬼，會把政治家逼成右派」。在白宮的隱秘場所，他坦言，參加反戰運動的美國人對國家不忠誠，他還指責俄國人一直「在後面搞鬼」。他向下屬透露，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一直在向他報告事件的「真實情況」。他表示，參議院的鴿派和蘇聯代理人有過接觸，他們一起用午餐，還參加了俄羅斯大使館舉辦的聚會，甚至鼓勵他們助手的孩子去和蘇聯駐華盛頓和聯合國的外交官約會。他斷言：「俄羅斯人借參議員之口表達自己的想法。通常他們的講話內容我事先就已得知。」1966年6月，一名總統獎學金的獲得者是個天資聰穎的17歲女孩，她的父母是戰爭的反對者。隨後學校老師收到命令，這名女孩的獲獎資格要被剝奪。埃裡克·戈德曼對此表示抗議，於是命令被撤回；但是，戈德曼被告知，以後的總統獎學金候選人及其家庭背景都必須經過聯邦調查局的審查。
鷹派紛紛效仿約翰遜的做法，用不忠誠之名來攻擊反戰人士。1966年，哥倫比亞電視臺播出了「吉波隊」（海軍陸戰隊）中的隊員放火燒農舍的畫面，五角大樓指責電視播報員對國家不忠。麥克納馬拉在蒙特利爾演講中提及反對轟炸河內時，指出美國每週在北越投放的炸彈噸數已經超過了「二戰」時德國投放的炸彈總數，他自己對戰爭支援的立場也因此被懷疑。1967年11月他決定辭職，而約翰遜的親信顧問中還有馬克·邦迪、喬治·鮑爾、傑克·瓦倫蒂、喬治·裡迪、理查德·古德溫以及霍勒斯·巴斯比也離開了華盛頓。比爾·莫耶斯的離開對總統打擊最大，但莫耶斯的離開正是由於總統模稜兩可的態度，這讓他很難發揮新聞秘書的作用。賴斯頓寫道，莫耶斯被信任鴻溝所傷害，莫耶斯本人則說，這個鴻溝太深了，「以至於我們連自己透露出去的東西都不相信。」總統為莫耶斯的離開感到痛心，但指責莫耶斯討好肯尼迪家族，並利用白宮，以犧牲政府利益來牟取私利。約翰遜看到簡報後暴跳如雷，但他並不愚蠢，他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約翰遜的公眾形象越來越糟，而這位新聞秘書則在新聞界獲得了好評。
約翰遜對自己公眾形象的估計是對的。直到1967年，他的形象還是很糟糕。特工處透露，自達拉斯事件後，因揚言要刺殺總統而被捕的人增加了5倍多。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林登·約翰遜應該為約翰·肯尼迪遇害負責。據《時尚先生》雜誌預計，到1967年5月，民間流傳的達拉斯悲劇始末有60個版本。那年年初，新奧爾良州地區檢察官吉姆·加里森告訴記者：「我和我的屬下幾個星期前就查明瞭這樁謀殺案的真相。」後來發生的事件表明，加里森實際上來自瘋人院，而並非法院中人。當年5月，哈里斯一個民意測驗站的資料表示，對沃倫報告持懷疑態度的美國人從44%上升至66%。許多人相信加里森掌握了一定證據，另外一些人開始懷疑與約翰遜有關的一切事物，包括他入主白宮的方式。
約翰遜的支援率一路下滑，到1968年3月，蓋洛普資料顯示：僅有36%的美國人認同他擔任總統期間採取的行動。正如5年後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樣，約翰遜採取了自我孤立的應對辦法。3年前他與戈德華特競選總統時，高興地朝人群中走去，這使特工們非常擔心。如今只有可靠的聽眾才能在公開場合見到他，他會見企業領袖或住在軍事基地的軍人家屬，只有在這些場合，他才能相信聽眾對他是尊敬的。白宮變得戒備森嚴。要通過白宮的各道大門變得更加困難，必須出示你的身份證明，公文包也要被嚴格檢查。總統的顧問們催促他走出去親近民眾。即便人群並不友善，國人也會對他的勇氣表示同情和讚許。任何方式都比像現在這樣自我隔離更好。特工處認為國內充斥著一種仇恨情緒，他們不贊成這樣做，認為總統貿然在未經審查的人群中露面十分危險，這次約翰遜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他越來越留意他的下屬和內閣成員的舉動，警惕著可能的變節行為。那些有意留任白宮、想要晉升或謀求仕途發展的人，都感覺要表現出異常的熱情和對他的忠貞不渝，才能實現這些理想。休伯特·漢弗萊因此變成了一個鷹派極端分子。拉里·奧布賴恩為表示對越南戰爭的支援，抬出死人來為徵兵造勢。他在弗吉尼亞州列剋星敦講話時說，如果喬治·馬歇爾將軍還活著，他將「毫無疑問」地支援約翰遜越南戰爭政策的每一點，時任司法部長尼克·卡岑巴赫在1967年8月17日的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上作證：三年前通過東京灣決議時，國會曾授權總統「運用一切必要手段採取軍事行動」，這一承諾足以保證總統在包括印尼在內的地區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轟炸靠近中國國境線的軍事目標。當時對話如下：
參議員富布賴特：「你是否認為宣戰是過時之舉？」
卡岑巴赫：「在當前的狀況下，我認為宣戰之舉在國際範圍內已是明日黃花。」
卡岑巴赫說，參議院准許美國參與地區防禦條約，例如這裡的東南亞條約組織，這就夠了。他暗示，在未徵詢國會的情況下，總統也可以使用美國軍事力量做他想做的事。在說到這一點時，委員會中的一名成員起身，憤然離席向外面走去，口中還咕噥道：「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告訴所有人。」這名參議員就是明尼蘇達州的尤金·麥卡錫。
1967年是黑人暴力運動的第三年，也是衝突最激烈的一年。這年5月，斯托克利·卡邁克爾辭去了名不副實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一職，飛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你們會為我的迴歸而感到高興，」他說，並把其繼任者拉普·布朗稱作「一個壞人」。布朗的高升，代表了激進分子的勝利，這些人執意要抵制融合統一，拒絕白人自由主義者的加入。7月26日，他說：「如果你給我一把槍，我很有可能當即射殺約翰遜夫人。」他還告訴底特律的黑人：「白鬼是你們的敵人。」
7月20~23日這個週末，白人被禁止參加在新澤西州紐瓦克市召開的黑人權力全國大會。代表團選擇黑人領袖馬爾科姆·艾克斯「非暴力抵抗已成為過去」的口號作為大會的主題。大會贊成的舉措包括，號召組建一個「黑人民兵組織」，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討論將美國變成由黑人和白人分立統治的兩個國家的可行性」以及承認「黑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有權在其認為必要時進行反抗」。種族融合已絕無可能，將近1000名黑人代表宣佈：種族的絕對隔絕是新目標。
布朗大學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內部刊物——《新聞信札》在8月14日那期中，刊文譴責猶太復國主義，攻擊美國猶太人，指責以色列「通過恐嚇、暴力和屠殺」欺壓阿拉伯人。這造成了該組織內部諸如哈里·戈爾登和西奧多·比凱爾之類的自由主義人士的離開，還點燃了布內·布里茨反誹謗聯盟的怒火。但這些激進分子並未因此有所忌憚。很顯然，白人同情者已經收到自己不受歡迎的資訊，爭取種族平等大會抹掉了會員章程裡面的「多種族」一詞。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代言人——弗洛伊德·麥基西克，發表了一份黑人宣言，宣稱靜坐、抵制以及和平示威活動都已成為過去。他說：「民權時期的戰略和哲學已經不再能指導我們在爭取完全平等的道路上前進。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方式，一個新的時代必會到來。」他表示，這個狂亂動盪、酷熱漫長的夏季，未來也許會被當作「黑人革命的新開端」而載入史冊。
有些白人似乎有些受虐傾向，他們常常以自虐為樂。最形象的例子也許是於1967年的勞動節週末在芝加哥召開的美國新政治大會。共有30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這些人代表了抱有不同政治目標的200多個團體，他們的目標包括呼籲結束越南戰爭、改善窮人的待遇以及為美國黑人謀求公平權利等。每個代表可代表的選票數量取決於該代表所在組織在當地的活躍成員人數。例如，婦女罷工和平組織擁有1000票，越南卡姆登公民和平組織有31票。黑人團體佔5000票。他們還想要更多。麥基西克說：「黑人不能只當別人平臺上的墊板，他們必須自己搭建平臺。」黑人代表組成了一個黑人領導核心，提出了一個有13點要求的最終提案。其中包括：要求所有委員會中黑人代表的比例要達到50%，譴責「猶太復國主義帝國戰爭」以及承認在紐瓦克會議上達成的所有決議有效。他們要求，所有這些必須在星期六當天下午1點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被接受。《堡壘》雜誌的一位編輯建議對提案中的語言加以修改，之後不得不收回這個建議，因為一名黑人核心組織成員斥責他：「一個白人有什麼權力修改黑人的決議？」
一名上了年紀的白人婦女解釋說，此舉不過是對美國新政治大會這個「社會晴雨表」的一次考驗，這個13點決議最後以3∶1的票數通過。代表們還站起來為自己鼓掌祝賀。可是接著他們又吃了一驚。黑人核心小組對這個結果仍然不滿意。黑人核心小組不僅想要分給自己的那5000票，還想把所有代表的28498票收入囊中——以實現對會議的絕對掌控。黑人發言人在講臺上解釋說，這完全是一個信任的問題，白人要想證明對黑人的信任就必須採納此方案。一名白人代表事後描述：「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帕爾默酒店的牆壁都開始滲出愧疚的水滴。」會議以2∶1的票數通過了此方案。此後，會議上每個決議的命運都交由一個年輕黑人決定，他坐在黑人核心小組的最前排，手中握著代表28498張選票的一張粉色大卡片。事實上，大會的成果很有限。不少白人曾希望選出總統候選人，由馬丁·路德·金和斯波克醫生分別競選總統和副總統。但該計劃還未提出便夭折了，黑人核心小組認為金博士是黑人白鬼子，而斯波克醫生行事保守，仍然在使用「黑鬼」這個詞語。
儘管布朗和麥基西克能言善辯，還是無法改變中產階級黑人不斷增加的事實。後來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到20世紀60年代，年收入在1萬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比例從11%升至28%。這條路對於有能力的黑人來說意味著美好未來。1965年，小本傑明·戴維斯成為空軍中將。住宅和城市發展事務部長羅伯特·韋弗、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天主教的羅伯特·佩裡主教、聯邦法院的法官康斯坦絲·貝克爾·莫特利，都在1966年擔任了重要公職。兩傢俬人機構的一項調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擔任公職。1967年，瑟古德·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空軍少校羅伯特·勞倫斯於6月30日成為第一個黑人宇航員（12月，他喪生於一次試飛訓練）；伊麗莎白·孔茨被推舉為美國教育協會主席；迪安·臘斯克的女兒嫁給了一位叫蓋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利夫蘭市和加里市都由黑人擔任市長；沃爾特·華盛頓被任命為哥倫比亞特區行政長官。溫和派的黑人因黑人激進分子的過激行為得以坐收漁利。1967年，詹姆斯·梅雷迪思又開始了他的密西西比進軍，這一舉動只引來一些慕名而來的白人要和他合影簽名。
而強烈反應在其他地方持續帶來猛烈打擊。在波士頓，一位44歲的祖母路易絲·戴·希克斯因為堅決反對解決學校種族不平等的方案，而成為名人，後來還當選為國會議員。在底特律的阿爾及爾汽車旅館，一位黑人青年在警察問訊的過程中被殺害。槍殺他的那名警官稱自己是出於自衛，而一個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判他無罪。這表明此類情況並不只限於美國最南部的保守地區。亞當·克萊頓·鮑威爾被剝奪了他在國會中的席位。他的確行為不端，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有人指出，托馬斯·託德則只是遭到了參議院的斥責。詹姆斯·格羅皮神父在密爾沃基開展的開放（種族融合）住房運動宣告失敗。萊斯特·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亞州州長，密西西比州州長競選的獲勝者是另一名種族主義者——約翰·貝爾·威廉斯。
然而，這些進步被大城市黑人區裡爆發的夏季騷亂所掩蓋，騷亂將兩年前瓦茲黑人暴動事件推向了高潮。就騷亂的瘋狂和破壞程度來看，暴亂區簡直像經歷了一場戰爭，的確有人相信這正如每到晚餐時間起居室裡的電視上播放的報道，像越南暴力事件的一種映象。在卡邁克爾之前擔任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約翰·劉易斯說：「政府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讓受壓迫的黑人不要在街上實施暴行，同時又在越南製造可怕的屠殺事件，還把本應用來改善國內種族狀況的錢用來支援越南戰爭。」
那年的4月8日，第一批火炬被點燃。當天晚上，納什維爾的警察把一個黑人趕出費斯克大學的一個飯館。接踵而至的是持續兩天的騷亂；到下一個月，克利夫蘭、華盛頓、路易斯維爾、蒙哥馬利和奧馬哈也爆發了騷亂。到了5月和6月，自制燃燒瓶、搶劫者的棍棒、狙擊手的來復槍出現得更頻繁。包括紐約、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亞特蘭大、伯明翰、辛辛那提、舊金山、布法羅、代頓、威奇托在內的大城市都受到影響。接著到了7月的第一個星期，發生了1967年黑人居住區第一場真正的災難。
按照慣例，衝突的起因又是和警察的衝突。星期五下午晚些時候，警車受命前往羅克斯伯裡（波士頓東南部的一個黑人聚居區）的格羅夫大樓福利辦事處集合。一群接受救助金的婦女正在舉行抗議福利政策的遊行示威。她們想要更多的救助金，還要求得到更禮貌的對待。當時已經過了福利機構的開放時間，這些婦女仍不肯離去。她們手挽手攔在門口，不準工作人員離開。警察破窗而入。一群黑人聚集起來，朝他們扔瓶子和石頭。更多戴頭盔、持警棍的警察趕來，他們迅速衝進已亂作一團的人群中。人群四處逃散，這個行動卻是個錯誤。黑人暴徒組成小隊，他們砸玻璃、搶劫掠奪、放火燒屋、襲擊白人，在羅克斯伯裡橫衝直撞。在黎明前，1000名警察與同樣數量的黑人對抗。到星期日晚上，暴亂才漸漸平息，有70人受傷，連線波士頓市區和郊區的主幹道藍山大道上的15個街區變成了一大片垃圾場。
在羅克斯伯裡騷亂一週後國內是平靜而又危機暗藏的，在過去兩個夏天裡發生的事件中，並沒有什麼可以使人放鬆警惕。城市居民正保持高度警惕，注視著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的動態。即便是在平靜時期，紐瓦克市也會被認為是暗潮湧動的。為獲得「模範城市」的補貼，這個城市的政府坦率地將它描述成「一個為窮人提供基本訓練的營地」。紐瓦克市擁擠骯髒，空氣中充斥著當地大量工廠排出的刺鼻臭味。它還是美國性病患者比率最高的城市；其犯罪率、危房比率均為美國第一。在過去的100年裡，紐瓦克市相繼迎來了新教徒、愛爾蘭人、義大利人以及猶太人到此定居；到那時為止，紐瓦克市是僅次於華盛頓市的一個黑人佔多數的大城市。1960年，紐瓦克市的人口中有62%是白人。現在，52%的人口是黑人，10%是波多黎各人。20.8萬名黑人中的大多數居住在破爛的城市中心區。那裡的失業率是全國水平的兩倍，而當地黑人的失業率又是該市總體水平的兩倍。在華盛頓，對於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關注這些問題的工作人員來說，紐瓦克是他們的一塊心病。在他們看來，紐瓦克只需一次警察衝突事件便會讓整座城市爆發。這個預言在7月12日星期三應驗了。
當天下午9點45分，一個黑人計程車司機因違反交通法規而被捕，他被帶到中心區的第4警局管轄區。他和兩名警官發生了激烈爭論，並開始互毆。外界傳言稱，計程車司機已被活活打死。圍觀人群聚集在一起，但並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人群散去後，警官向市區報告稱他們不過是「一群無所事事的孩子」。次日黃昏時分，一群黑人聚集起來，舉著標語遊行，但他們明顯沒有仇恨情緒。然後，有人率先扔出了第一個瓶子和第一塊磚頭。警察拿著警棍將人群驅散。黑人分成三兩個人一組，開始洗劫商店。到晚間11點，大規模的搶奪行動拉開序幕，狙擊手在樓頂上不斷射擊，到處都是熊熊火焰。紐瓦克市的1400名警察無法掌控局面。到破曉時，2600名國民警衛隊士兵以及300名國防警衛趕到支援，此時太陽照耀著理查德·休斯州長所說的這座「公開反叛的城市」。紐瓦克市24平方英里的街區，有半數都被暴亂者佔領；直到7月17日星期一，城市秩序最終才得到恢復。有77人在暴亂中喪生，損失達1000萬美元，這是繼瓦茲事件後最嚴重的一次暴亂。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日，警察查封了底特律第12街上的一家黑人夜總會，因為該夜總會在法定歇業時間凌晨兩點以後仍在營業售酒。底特律因此炸開了鍋。人群到處遊逛，傳播殘忍的謠言——這次有人稱一個戴手銬的男孩被從樓梯上踢了下去，人群在被警察驅散後，拉幫結夥地在街上游蕩，開始洗劫沿街的商店。此次暴動在某些方面顯得非同尋常。底特律市不同於紐瓦克市，一直以來它並不是麻煩的潛伏區。現任市長深受黑人的擁戴，推行包括鼓勵汽車產業發展在內的各項措施，這推動了大批黑人中產階級的形成。然而這也是麻煩產生的部分原因。未能成為中產階級的黑人就是此次騷亂的主要力量，他們憎恨白人和中產階級黑人。還有一個不同在於，在底特律市黑人和白人共同參與搶劫，他們一起沿街洗劫商店。縱火案的發生頻率幾乎讓人難以置信——11天共發生了1600起縱火事件。然而，底特律暴亂最突出的特點還在於其規模。亨利·福特稱它是「美國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內部騷亂」。有43人死於騷亂，超過7000人被捕。第12街上的18個街區以及大運河大道上3英里以內的地區被燒成一片灰燼。航拍圖顯示暴亂後的城市類似1945年柏林被轟炸後的景象。5000人流離失所，許多人卻像瘋子一樣高興。底特律的一名暴徒說：「這些房子燒起來真好看。」他還說：「我就坐在那裡，看著這些房子被火吞沒。那些白鬼子除了奮力救火外，什麼也做不了。」當然，他所描述的是黑人的房子。
約翰遜總統派伊利諾伊州州長奧托·克納領導的調查委員會研究暴亂問題，以找出避免發生更多類似事件的對策。參議院的調查小組委員會和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已計劃舉行聽證會——後者認為顛覆分子應對暴動負責。那個夏季黑人區爆發的騷亂並未就此平息。暴徒一共席捲了32個州的114個城市。總的死亡人數可能永遠不得而知，但至少有88人死亡，超過4000人受傷，1.2萬人被捕。其中，威爾明頓、托萊多、南本德、大急流城、龐蒂亞克、密爾沃基、紐黑文、普羅維登斯、薩吉諾、弗林特、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和馬里蘭州的劍橋堪稱衝突最激烈的騷亂區。
劍橋的暴動值得特別注意。它成為應驗了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懷疑的少數事件之一，還對美國國家政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影響馬里蘭州1966年州長選舉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反衝作用。一名種族主義者在民主黨初選中獲勝，黑人則支援共和黨候選人——溫和派的斯皮羅·阿格紐。但阿格紐對法律和秩序的感情，遠超過他在種族問題上的熱情。雖然如此，當拉普·布朗這個外來煽動者（如果真有這樣的說法的話），告訴在東岸集會的黑人說：「是引爆劍橋的時候了。」阿格紐還是被激怒了。布朗把一所黑人學校稱作「早該被燒燬的」無用建築。他力勸集會人群「自己弄些槍支」，把暴亂稱作「革命前的一次帶妝彩排」，還說，「在美國，暴力跟櫻桃派一樣再平常不過。」
於是劍橋發生了暴亂，那所學校被燒燬。阿格紐發出逮捕布朗的命令，指控他煽動暴亂和縱火。這位州長說：「他這種人，盤算著毀掉整個城市後溜走，留下這些窮人承擔他的惡行帶來的後果，我們絕不能讓他再踏進州內。」兩天後，布朗在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德里亞被捕。之後，他又被指控在起訴期間攜帶武器穿越州界。同時，州長阿格紐在處理此次事件上的果斷堅決，引起了共和黨國內領導層的注意，贏得了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在內的政界人士的讚賞。
剪影：約翰遜時代
林登·約翰遜總統在當政時期積極推行偉大社會改革，提出與通過了大量法案。由於約翰遜善於獲取國會支援，基本上他要什麼就通過什麼，許多法案都是隻字未改。——編者注
盧比孔河為義大利北部的小河，是歷史上高盧和羅馬共和國的界河，西元前49年愷撒越過此河進軍羅馬，與羅馬執政者龐培決戰。「越過盧比孔河」後來用以指邁出決定性的一步，破釜沉舟。——編者注
「二戰」中英法兩國因為要避免戰爭爆發而簽署了慕尼黑協定，犧牲了捷克的蘇臺德地區，這是一項綏靖政策。——編者注
1952年上映的一部美國電影，講述孤獨的執法官與出獄的犯人之間的對決，意在表現孤獨的正義對付邪惡，正義有時在少數人手中的主題。據調查，該片深受歷屆美國總統的青睞，或許是因為劇中主人公的遭遇多少投射出美國總統們的切身處境。——編者注
這一訴訟於1954年5月17日由美國最高法院做出決定，判決種族隔離本質上就是一種不平等。因本案的判決，美國社會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須分別就讀不同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被終止。——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