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奠邊府這個幽靈在美國人心裡變得越來越可怕，但在當時，那還是別人的事。它的陷落不是1954年唯一的大事，甚至不是重要事件之一。那一年對美國來講就是新聞之年。1月，世界第一艘核潛艇「舡魚」號駛出康涅狄格州格羅頓市的海軍造船廠。6個星期後的底特律，6位密歇根州的共產黨領袖被指控陰謀推翻美國政府。面對即將到來的不可否認的經濟衰退的跡象，總統決定在3月12日的內閣會議上，將經濟衰退稱為「迴圈調整」。
1954年，《麥考爾》雜誌在復活節出版的那一期介紹了「患難與共」的概念，它立刻風靡一時，有了社會改革的意味，幾乎成為20世紀50年代全美國的目標。4月1日，空軍學院成立，第一期學員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勞裡空軍基地宣誓入學。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遜將華盛頓州契夫約瑟夫大壩的建造合同交給了一家美國公司，而拒絕了報價較低的英國公司。國會兩院通過了修建聖勞倫斯河航道的議案。
朱利葉斯和艾瑟爾·羅森堡夫婦被處決。在此之前，白宮外有人示威反對這一判決，而另一群喧囂的年輕示威者則舉著標語牌，寫著「兩份煎羅森堡肉排即將出爐」。海軍作戰部長羅伯特·卡尼告訴記者，他和他的參謀團預計中國將在一個月內挺進金門和馬祖的近海小島，從而讓冷戰氣氛更加緊張。總統說：「他們掌握著我沒有的情報。」但他警告說，要進攻中國臺灣地區，「就得從第七艦隊身上踩過去」。7月23日的內閣會議上，內閣成員個個興高采烈，因為他們得知經濟指標很快就會上升，「迴圈調整」即將結束。8月的卡羅爾颶風吹倒了波士頓歷史悠久的舊北教堂的塔頂。9月，埃德娜和黑茲爾颶風旋即殺到。
艾森豪威爾與丘吉爾在百慕大群島商討世界和平。10月5日，原子能委員會批准了一份合同，埃德加·狄克遜和尤金·耶茨執掌的一家南方公共事業集團將在西孟菲斯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一座發電廠。艾森豪威爾總統形容他的政府的政治哲學時，先是用「有活力的保守主義」，然後是「進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義」，接著是「進步的溫和主義」，然後又是「溫和的進步主義」，最後是「積極的進步主義」。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蘭市的整骨醫生塞繆爾·謝潑德被判於7月4日謀殺其妻子瑪麗蓮罪名成立。征服珠穆朗瑪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向聽眾做著激動人心的演講。第一批有關吸菸與心臟病聯絡的權威報告發行後，在全國暢銷一時。
《花花公子》每份售價50美分，這10年中的報攤上與其競爭的暢銷刊物有：《鑑賞》（50美分）、標榜「未經審查，不得出版」的《秘密》（25美分）、《瘋狂》（10美分），以及20世紀50年代最暢銷的期刊《電視指南》（15美分）。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電視指南》已有53個地區版本，訂閱人數達700萬人。
美國的毒品文化還遠在將來，但在一些波普音樂會上，人們能從爵士樂大師邁爾斯·戴維斯和瑟隆尼斯·蒙克那詭異神秘的音樂中，隱約聽出毒品文化的根源。他們把錢叫作「麵包」，女孩叫作「小雞」，瞭解說成「啪嗒」；過去形容某些事為「極好」的，現在用「瘋狂」來代替。形容瘋狂的最高程度的詞是「酷」、「棒極了」、「終級」、「遙不可及」（後者還發展成「目不可及」）。去欣賞就是「去嬉皮」，有人嬉皮到了精神恍惚的地步，不久就會被叫作「嬉皮士」了。
在這10年裡，廣告的流行語成為知識界的笑料。隨著社會越來越重視廣告人，他們也更加精明，他們創造的簡短的廣告語已成為語言的一部分。1954年，最流行是加上「wise」字尾的詞，表示「關於……」「在……方面」或「以……的方式」。過多使用後，它便成為萬能詞。人們不說「今年的汽車都是鍍鉻的」，而說「關於汽車款式，今年都是鍍鉻的」。在錢方面，大亨都是富有的；在排序方面，輸家都是最後一名。在年齡上，女孩都是年輕的；在穿著方面，她應該是時髦的；在性格上，她應該是魅力四射的。以痛飲的方式喝酒後，你可能會熟睡一晚；關於頭腦，早上一定會難受；關於工作，你必須趕著去上班。
在麥迪遜大道的一端，坐落著音樂聖地——叮砰巷，當時那裡還是民謠歌手的天下。1954年最流行的金曲是基蒂·卡倫的《事小情深》，緊隨其後的包括佩裡·科莫的《被需要》、弗蘭克·辛納屈的《年輕的心》以及板刷頭樂隊（當時只有古典音樂家才會留長髮）的《噓……砰》。阿奇·布萊耶的《希蘭度的秘所》也是當年令人難忘的小調。「4個老a」演唱的《噴泉裡的三枚硬幣》（《羅馬之戀》）是同名電影的主題曲，該片由多蘿西·麥克吉爾、克利夫頓·韋伯和簡·皮特斯主演，是一部高階彩色寬屏電影。1954年，關於紐約碼頭區腐敗的訊息不斷傳來（4月15日，阿爾伯特·阿納斯塔西亞sup/sup被開除國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將這一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頒給了《碼頭風雲》。其他獲得獎項的電影還有《叛艦凱恩號》、《鄉下姑娘》、《七新娘配七兄弟》、《龍鳳配》、《縱橫天下》、《電話謀殺案》、《後窗》以及迪士尼出品的《海底兩萬裡》。電影仍然賺不了大錢，但當時有才華的人還是留在了好萊塢。
《劇藝報》雜誌列出了1954年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我愛露西》、《法網》以及格勞喬·馬克思和埃德·沙利文的雜燴節目。當時唯一真正優秀的電視喜劇節目是每星期六晚，希德·愷撒和伊莫金·古柯主演的《你的演出的演出》。該片播放160集後停播，廣播公司認為觀眾不再感興趣了。1954年，機智問答節目尤為流行：《我有一個秘密》、《停下音樂》、《猜猜是誰》、《猜歌曲》、《猜歌詞》。有些問答節目設有高額獎金，如《二十一》、《6.4萬美元的問題》都曾風靡一時。電視節目中，時間較長、奢侈的盛大場面更令人感興趣。1951年，吉安·卡洛·梅諾蒂為電視臺創作了平安夜音樂劇《阿瑪爾和夜話者》，受到廣泛歡迎。但1954年的重頭戲《綢緞與馬刺》糟糕透頂，以至於其主演貝蒂·休頓退出了影壇，儘管第二年其情況似乎樂觀一些。瑪麗·馬汀的傑出影片《小飛俠》準備於1955年3月7日在電視上播放，那時正在簽訂合同。
顯然，電視給美國的道德觀念帶來了巨大影響，但要定義影響的本質絕非易事。有人認為，電視網路太過開放，太過聽之任之了。電視收費比廣播收費更高，而且關於性的話題更為直白。大v領是20世紀50年代一個令人興奮的設計，讓女演員的胸部看起來很是豐滿，並讓她們以此為豪。德西·阿納茲的妻子兼合作演員露西·鮑懷孕後，《我愛露西》的節目製作人抓住這個機會，每星期都會插播露西懷孕後的情況。甚至拍攝了因為露西的孕吐反應，德西也跟著嘔吐的情況。
事實上，電視僅僅是一種趨勢，10年後這個趨勢的真正含義才會顯現出來。媒體本身永遠不會成為領跑者。它只是忠實地反映出20世紀50年代的生活方式，而它本身也是溫和、無害、不引起爭議的。電視中最常見的主題是迷人可愛但與現實問題毫不相干的，例如洛麗泰·揚在每次節目結束前所說的陳詞濫調、戴夫·加羅威的「和平」、雷德·巴頓斯在畫面外伴舞的「好好歌」。
這些節目是商業性的嗎？絕對是。商業利益的動機與「患難與共」的概念一樣神聖，誰要嘲笑它，就會被認為是搞顛覆活動的確鑿證據。每個人都在出售某種商品，美國人也樂此不疲，美國市場的多樣性在世界上已到了令人驚歎的地步。巴騰–巴頓–德斯廷和奧斯本廣告公司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進行的一項秘密調查報告指出，外交政策在美國選民心中是首要問題，共產主義滲透美國的問題位列第二，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家廣告公司不過是告訴僱主想要聽到的東西罷了。美國人想要經濟繁榮，而且也正處於繁榮時期——他們的體重因繁榮而上升，他們也享受著體重計讀數增加的樂趣。市場正在蓬勃發展，而且還將更加繁榮。底特律市預計雪佛蘭的戴娜·肖爾牌汽車在1955年會創銷售佳績。汽車工業預計下一年將售出800萬輛車，比之前任何一年都多出近100萬輛，他們信心十足，而且也是情理之中的。
1954年2月，7500多名共和黨人來到華盛頓橢圓廣場慶祝林肯紀念日，他們吃著盒裝的炸雞午餐，唱著《上帝保佑美國》。總統到場做了簡短講話。那時，他沒有賣弄「溫和的進步主義」或類似概念。他用了簡單的術語「保守主義」，短暫停頓後，他堅定地說：「千萬別害怕使用這個詞。」他們聽後歡呼雀躍，共和黨的中產階級也興高采烈。他們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堅定保衛者，他們保守、富裕、墨守成規，他們為此感到自豪。他們不願與怪人、赤色分子、異端、放蕩不羈之人、激進者、傻子、布林什維克、瘋子、「左」翼、贊同共產黨者、呆子、古怪的老傢伙和神經質的人有任何瓜葛。「雞蛋頭」更是他們譏笑的物件。他們不允許那些怒目而視的大學教授搞亂他們的工作。1954年4月13日，詹姆斯·雷斯頓在《紐約時報》上報道，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指示下，原子能委員會宣佈在奧本海默的控訴案審查清楚之前，他不能參與其他工作。奧本海默被指控「自1月21日起，費盡心思地阻撓美國研製氫彈的計劃」。
5個月前，兩院原子能聯合委員會前執行秘書、參議員布里恩·麥克馬洪的高階助理威廉·博登提出該控訴。1953年11月7日，博登寫信給埃德加·胡佛，表示「奧本海默很可能是蘇聯間諜」。信中附著一份詳細的材料，包括1942年4月以前的指控內容：「他每月會捐給共產黨一大筆錢」，「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產黨人」，「除了共產黨人，他沒有任何親密朋友」。
博登的動機尚不明確，他沒有任何新證據。早在20世紀30年代，政府就已經知道奧本海默是一個隨心所欲、中間偏「左」的理論家。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工作，最近他與華盛頓也沒什麼聯絡。他曾經是不少於35個政府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但1952年7月，他辭去了原子能顧問委員會主席一職。自艾森豪威爾執政起，他已將大部分精力投入普林斯頓高階研究學院的工作，他出任院長。作為政府顧問，他保留著參與最高機密的特許證，但從未使用過。博登控告奧本海默時，他根本不在美國。1953年，他受邀出席英國廣播公司聲望極高的裡思講座，擔任發言人。在英國期間，牛津大學決定頒給他榮譽學位，這是他的第6個榮譽學位。這很難說，奧本海默和牛津大學誰給誰增光。此時，這位美國最傑出的科學家已是歐洲各個學會的成員，各種獎金、榮譽和外國勳章不斷向他湧來。在美國國內，從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到《大眾機械》的名人堂，都有他的大名。
現在博登卻說他是蘇聯間諜，他更像是科學界政治鬥爭的受害者。在美國兩大核實驗室洛斯阿拉摩斯和利弗莫爾之間，有兩種不同的思想主張，雙方的核物理學家展開激烈爭論。洛斯阿拉摩斯實驗室中有奧本海默的同事和學生，他們認為核導彈應該是美國軍火庫中眾多武器的一種，這被稱作「有限遏制」。而利弗莫爾（或說「泰勒實驗室」）則認為國家安全取決於核打擊力量的無限發展，這被稱為「無限遏制」。大多數科學家贊同「有限遏制」，但提倡「大規模報復」的政府顯然傾向於「無限遏制」。利弗莫爾派佔了上風，實際上這也是奧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頓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對手還不滿足。這場辯論讓某些科學家變得狂熱起來——這毫不奇怪，因為該問題可決定人類的未來，愛德華·泰勒的某些崇拜者下決心詆譭奧本海默。他們顯然都支援博登。
然而，博登不過是寫了一封信。華盛頓的辦公桌上堆滿了這樣的信。除非某個官員認為信中有問題，否則這種詆譭他人的信是不會得到注意的。這就是此次事件的真實情況。埃德加·胡佛很久以來就對奧本海默心懷疑慮。1947年，胡佛用盡一切手段把奧本海默列為危險分子。據《先驅論壇報》報道，聯邦調查局關於奧本海默的檔案堆了4英尺6英寸sup/sup高。博登把信寄給胡佛真是再合適不過，而他早就想到了這一點。
胡佛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準備奧本海默的檔案，整理出了一英寸厚的摘要。11月30日，他將材料寄給白宮，同時也抄送給原子能委員會的劉易斯·斯特勞斯和國防部長威爾遜。閱讀完畢，威爾遜致電總統，要求不讓奧本海默接觸一切軍事裝置。艾森豪威爾說這「讓人煩惱不已」（當然，不管你對奧本海默看法如何，你也會因此煩惱），並召開緊急會議，商議這份控訴材料。他問，這位科學家知道這些材料嗎？艾克得到否定回答後，下令舉行聽證會。同時，他說他希望在奧本海默與所有政府機密之間有一堵「大牆」。這是個引人注意的提法，儘管當時在場的只有威爾遜、斯特勞斯、布勞內爾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羅伯特·卡特勒，但這個決定還在華盛頓引起眾多議論，最後傳到了參議員麥卡錫的耳朵裡。
奧本海默剛從英國回來，就收到讓他打電話給海軍上將斯特勞斯的訊息。斯特勞斯催促他立刻趕往首都，事情緊迫，並且不能在電話中商議。12月21日下午，這位科學家進入憲法大道上原子能委員會所在的閃閃發光的大理石大廈，在236房間——這位上將寬大、鑲著壁板的辦公室，他發現斯特勞斯正與委員會總務處長肯尼思·尼科爾斯少將商議問題。他們請他在會議桌旁坐下。在一陣寒暄和小聊幾句朋友的近況後，斯特勞斯儘可能得體地告訴奧本海默，他被懷疑犯了叛國罪，並向他說明了艾森豪威爾的指示，然後同他商議如何體面地退出，但奧本海默拒絕接受。
聖誕節前夕，讓他特別難堪的事發生了。原子能委員會的保衛人員來到普林斯頓大學，沒收了他手裡的一切機密檔案。聽證會計劃於4月舉行。賴斯頓知道了這一情況，他打算在一切有定論後才發表，但麥卡錫已計劃在參議院宣佈這件事，說他迫使政府採取了這一步，賴斯頓便公之於眾，引起轟動。為了不再引起更大的轟動，隨後舉行的聽證會都有點兒偷偷摸摸的意思。會議在t–3號臨時大樓舉行，這是戰時物價管理局官僚主義破敗的遺蹟。此次聽證會不向媒體和公眾開放。為防止記者知曉會議地點，奧本海默從後門進入。這次審判（就是名副其實的審判）在t–3號大樓2022號房間舉行，這個24英尺長、12英尺寬的辦公室被臨時改造，以便放置桌椅及一張破舊的皮沙發。奧本海默坐在那張沙發上，後來一個與會人員回憶，這位科學家「懶散地靠在沙發上，有時心不在焉，在這種情況下，沙發就成了被告席」。
房間的另一端是審判席。那裡坐著審判奧本海默的法官：戈登·格瑞、退休的工業家托馬斯·摩根以及西北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沃德·埃文斯。代表原子能委員會的是人事安全部的律師羅伯特·羅布。羅布採取了控方檢察官般咄咄逼人的態度，讓此次審判的氣氛更為緊張。他對奧本海默採取蔑視的態度。走進2022房間的陌生人一定想不到接受審判之人，就是成功製造出原子彈的實驗室的負責人。羅布在整個過程中使用各種審判手段，例如自己背對窗戶，讓陽光直射被告的眼睛。聽證會的992頁記錄滿是他蔑視的口吻。
偶爾，奧本海默那魂不守舍的聲音會通過一個手提式擴音器傳出來。這是用戰時的g–2型電話錄音帶錄下的，沒徵得奧本海默本人同意，他甚至不知道此事。這是有意羞辱，有時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安德烈·馬爾羅閱讀會議記錄後，對於奧本海默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竟坐在那裡任由羅布故意侮辱感到震驚。馬爾羅說：「他應該站起來，大喊‘先生們，我就是原子彈’。」但奧本海默太缺乏自信，太過羞怯，而且在摧毀廣島後思考過多。他這樣認為也是這樣告訴朋友的：「我們做了魔鬼的工作。」
蒐集了40名證人的證詞後，聽證會暫時休會以得出結論。指控奧本海默是敵人的間諜，這一點不成立：「我們特別重視他的忠誠問題，並得出明確的可使美國人民安心的結論：他是個忠誠的市民。」的確，陪審團指出：「奧本海默博士似乎高度謹慎，這反映出他擁有保守重大機密的超常能力。」審判小組中唯一一位科學家埃文斯主張恢復奧本海默進行機密工作的資格，但格瑞和摩根不贊同。他們不喜歡奧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他們認為，他的「社交關係反映出，他壓根兒不把保密制度放在心上」。接下來便是他對研究氫彈缺少熱情的問題，這一點比較麻煩：
我們發現他在氫彈研究專案中的行為令人十分不安，以至於有人質疑，如果在關係國防問題的計劃上，他的態度依然如此，那麼他繼續參加以後的工作，是否能符合最高的保密要求。
奧本海默就這項2∶1的決定向原子能委員會提起上訴，委員會又以4∶1的投票結果維持原判。亨利·史密斯委員希望其他委員看到，奧本海默的「忠誠和可靠顯而易見」，從他傑出的光輝成就來看，「他的貢獻會在未來對美國有重要價值」，而且「保密制度……既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利規定一個人生活中的每個細節」。但正是在這些方面，其他委員與他看法不同。一個有著巨大成就之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諒解，而就奧本海默對熱核武器的複雜心情，原子能委員會的委員也沒有采取像格雷那個委員會那麼強硬的態度。但他未能與相信異端政治邪說的朋友和親人劃清界限，這一點也不能忽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肅清奧本海默產生的影響正好與其敵人想要的背道而馳。奧本海默現在具有一個殉道者的新形象，泰勒反而像被社會拋棄的人。策劃這起陰謀的人本來期望泰勒會成為核物理學的新掌門人，然而他卻被排擠了。他是唯一反對奧本海默的著名科學家，因成為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而被人瞧不起。他也是一個叛徒，同時背叛了科學界同事和科學本身。開科學大會時，他遭到其他科學家的冷落；他陳述觀點時，他們便離席了。最終，他得到了寬容，但再也得不到信任。在小組討論和談話中，同行們對他都敬而遠之。他向恩里科·費米求救（當時費米已不久於人世），這位偉大的義大利科學家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支援泰勒，但批評泰勒的人認為這是他又一次違反道德的做法。他們認為他是追求名利之人，繼續冷落他。在科學界，他那「奇愛博士」sup/sup的形象已經形成了。
與此同時，西太平洋的一陣風讓「奇愛博士」象徵的人類命運成為焦點，給美國人展示了一副短暫而恐怖的景象，讓他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會對自身和世界造成什麼影響。3月1日，羅布正在準備反對奧本海默的材料時，原子能委員會在埃尼威托克島東邊的比基尼島上試爆了第二枚氫彈。其效果超出預計，它以相當於1800萬~2200萬噸tnt當量的威力（相當於廣島原子彈威力的900~1000倍）炸開了珊瑚礁。然後，風吹來了放射性塵埃。氣象學家預計一股強風會往北颳去。然而，風卻吹到了比基尼島往南120英里的地方，遠遠超出了炸彈測試人員劃定的危險區域。這些放射性塵埃落在一艘日本漁船上。恐怖的是，這艘船起錯了名字——「福龍丸五號」。最初，受到驚嚇的日本漁民認為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熱帶暴風雪。直到他們回到家鄉燒津港口時，可怕的真相才開始浮出水面。全部23人都病了，並且住院接受治療。隨後，其無線電操作員死了。與此同時，高敏度儀器檢測出日本、澳大利亞、美國、歐洲等地的雨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質，甚至飛過印度的民航機的燃油中也檢測出這種物質。
這又在關於死亡的詞彙表中加了一個新詞：鍶90或放射性鍶，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鍶同位素，半衰期為25年。這就是那場襲擊了「福龍丸五號」的致命的「暴風雪」。鍶90像鈣一樣在骨骼中累積，與放射性碘（已在漁民的甲狀腺中發現）結合，成為致癌物質。據說，它會進一步影響子孫後代，儘管這需要幾代人之後才能檢測出來。斯特勞斯上將稱這些警告危險的科學家是「綏靖派」和「杞人憂天派」。他將自己的技術團隊派往世界各地，而他們的發現似乎與此次調查的代號「陽光行動」一致。其他調查人員則愁眉不展。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名譽教授斯特蒂文特說：「這個爆炸了的氫彈最終會導致生育出更多的畸形兒。」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遺傳學教授柯特·斯特恩說：「由於過去的氫彈試驗，現在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體內都含有少量放射性元素。」比基尼島氫彈試驗的顧問、美國海軍科研局原子彈研究處負責人、物理學家拉爾夫·拉普預計，到20世紀70年代的某個時候，放射性物質在平流層的積累量會超過最大安全許可量，從而影響地球上每一個人的健康。
20年後，這個問題似乎使那個春天發生的所有事都黯然失色（布里克修正案引發的激辯、中南半島的危機以及奧本海默的革職），但那個時候，放射性物質和那些事一樣，被認為荒謬無比、微不足道、毫無意義，甚至被毫不重要的問題所遮蓋，以至於人們嚴重懷疑民主制度能否應對20世紀後半葉的挑戰。現在看來似乎難以置信，但當時，在整整35天的時間裡，全美國都捲入這場爭論：是誰將「左」翼的陸軍牙醫歐文·佩雷斯，依慣例從上尉提升為少校的？
參議員麥卡錫一再詢問：「佩雷斯是誰提升的？」他無法找出答案，而他對真相也沒有太大興趣。佩雷斯只是他插手軍隊的藉口。事實上，這位牙醫晉升為少校，並不是出於其上級的許可，而是根據《醫生法（草案）》順其自然獲得的。相關規定使軍隊收入與公民收入相平衡，麥卡錫本人也贊同這一點。1952年10月，佩雷斯加入陸軍。第二年便獲得銅橡葉章。後來發現他是美國勞工黨成員，在當時幾乎等同於共產黨。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澤西州基爾默營的麥卡錫小組委員會上做證時，援引了第五修正案。軍務處長已下令讓第1集團軍把他解職，三天後他被革職。但對於威斯康星州這位新上任的參議員來說，這還不夠。麥卡錫認為，軍隊應該對佩雷斯進行軍法審判。如果不這樣做，就證明共產黨已滲透陸軍部，他便打算使用自己的調查權力來挽救這一局面。
研究麥卡錫的人認為，麥卡錫要的遠不僅如此，事實也的確如此。麥卡錫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反對陸軍的理由就是它代表確立的權威——沒有比這更好的理由了。在未發現共產主義這個議題前，麥卡錫第一次在華盛頓挑撥離間時，就是與陸軍進行較量。在阿登戰役期間，73名黨衛軍在馬爾梅迪屠殺了150名美國戰俘。戰爭結束後，他們被判處死刑。而在1949年，麥卡錫曾為這些黨衛軍講話。人們的抗議使這位參議員登上了其夢寐以求的頭版頭條（「麥卡錫抨擊殘暴行為」、「麥卡錫暗示有秘密證人」、「麥卡錫控訴掩蓋真相的行為」等）。這些德國人被寬恕，但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麥卡錫不再與五角大樓較勁。但他對陸軍沒有舊怨，也沒有利益衝突。1954年年初，他有更強烈的動機去攻擊其他機構。攻擊陸軍並不是他的決定，而是兩個優秀的年輕人為他做的決定。這兩個人是麥卡錫的下屬，可以說是20世紀50年代的利奧波德和洛布sup/sup，他們分別是羅伊·科恩和戴維·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人中熱衷政治的年輕人的典型，正如後來的馬里奧·薩維奧和馬克·拉德是他們那一代的典型。他身材矮小、皮膚黝黑、反應遲鈍、目中無人，卻有著過目不忘的本事。他下垂的眼皮和奇怪的肉感的嘴讓他顯得陰沉而狡猾。他像麥卡錫一樣，喜歡為了爭吵而爭吵。科恩總是將黑髮梳得很整齊，這大概是能體現他出生於良好家庭的唯一標誌。他的父親是民主黨人，是紐約最高法院上訴法庭的法官。羅伊的母親崇拜自己的孩子。羅伊還是個孩童時，有一次受邀參加短途旅行，帶隊者是他一個朋友的父親。這位父親接到科恩夫人的電話，她說：「你太幸運了。羅伊要和你一起去，他是個特別聰明的孩子，知道許多事情。我相信你一定會從他那裡得到極大的樂趣，也許還能從他身上學到不少東西。」
毫無疑問，科恩少年老成。他20歲就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只得在曼哈頓無所事事，直到年滿21歲成為律師。那一天，他宣誓就職，擔任助理檢察官。他成了研究顛覆活動的專家，除了其他案件外，還參與了雷明頓和羅森堡夫婦的審訊。23歲時，他已成為沃爾特·溫切爾和喬治·索科爾斯基的內幕訊息的來源。科恩奉承他們，而他們也提攜他。他們給他寫介紹信，為他開啟下一個目標：擔任美國司法部長詹姆斯·麥格雷納裡的特別助理。1952年9月，他實現了這個目標。科恩在華盛頓的第一天就已有所表現了：他在麥格雷納裡的私人辦公室宣誓就職，儘管沒必要再宣一次誓；他舉行新聞釋出會宣佈自己的職責，卻忘記說明職位，於是舉行第二次釋出會糾正這一疏忽；他申請私人電報掛號號碼以及連線他在紐約的前上司的私人電話號碼，但都遭到拒絕。不過他成功地將其他三名年輕律師趕出他們共用的辦公室，從而擁有了私人辦公室。12月，他準備起訴歐文·拉蒂摩爾做偽證。那次起訴失敗了，但科恩根本不在乎。1953年1月14日，他辭去司法部的職務，成為麥卡錫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首席顧問。
沙因比科恩更時髦，他一頭金髮，懶懶散散，臉和體形都像是正在發育的希臘神祇。沙因出生於富裕家庭，畢業於安多弗高中，後於1949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在劍橋市，沙因因為有貼身隨從，以及一輛裝有電話和無線電收發兩用裝置的黑色敞篷車而引人注目。哈佛大學校報《哈佛深紅》記錄了他參加聚會的方式：
他從車中通過話筒喊話：「我是戴維·沙因，我現在駕車通過科普利廣場，請指路。」隔一會兒，又喊道：「我是戴維·沙因，我現在在肯莫爾廣場，請指路。」
與科恩一樣，沙因對共產主義極感興趣。在學校時，他寫了一篇關於共產主義的文章，隨後製作成6頁的小冊子《共產主義的定義》出版。沙因出名後，《時代週刊》稱他的文章「出奇的簡潔」。《紐約客》則挑剔多了：「這篇文章弄錯了十月革命、共產黨的成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等這些大事所發生的年份。他把列寧的名字搞錯了，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搞混了，將馬克思與列寧搞混了，將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和利沃夫親王搞混了，將15世紀的烏托邦主義與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也搞混了。」現在這本小冊子已經極為稀少了，但首次發行時，《共產主義的定義》在每個沙因旅館都與吉迪恩會的《聖經》放在一起，其旅館產業包括邁阿密海灘的羅尼廣場飯店、奧爾巴尼市的坦艾克飯店、洛杉磯市的大使飯店、亞特蘭大市的里茲–卡爾頓飯店以及博卡拉頓的博卡拉頓飯店。一位客人滿心歡喜地讀了這篇文章，他就是猶太教拉比本傑明·舒爾茨，他是美國猶太人反對共產主義同盟的負責人。舒爾茨拉比找到沙因，將他引薦給喬治·索科爾斯基。他通過索科爾斯基認識了科恩，又通過科恩認識了麥卡錫。
將一位千萬富翁的名字放在小組委員會的僱員名單上簡直荒唐可笑。而且，就國會提出的資格標準，沙因也沒有任何資格。1953年年初，科恩說服麥卡錫任命他的新朋友為心理戰總顧問。當時並沒有這樣的職位，是科恩主張設立的。沙因很樂意不計報酬地擔任該職務。兩位年輕人在紐約市華爾道夫酒店塔樓（沙因在此處有一間永久套房）設立了臨時總部，計劃巧妙地對《美國之音》進行調查。他們秘密地煽動《美國之音》的工作人員告發想法或習慣怪異的同事。麥卡錫談到有「忠誠的美國地下運動」支援他時，指的就是這些告密者。後來，在聚光燈下通過電視實況轉播聽證會後，媒體普遍認為，麥卡錫的這兩位精力旺盛的門徒已讓《美國之音》士氣低落。那時，科恩和沙因只有26歲，真不知道他們會鬧到什麼程度。
他們飛往歐洲，4月4日復活節的那個星期日，二人在巴黎露面。隨後是18天的瘋狂：在歐洲各國的首都來來去去，神氣活現地擺出姿勢讓媒體拍照，他們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作為美國國會代表的一般權利和特權。無論走到哪裡，他們身後都跟著一群興高采烈的記者不斷喊著：
完全對，科恩先生！
肯定是，沙因先生！
或唱著：
科恩沙因走東方！
科恩沙因走西方！
麥卡錫知曉，
科恩沙因走何方！
1953年下半年，麥卡錫身邊的人都已經知道麥卡錫對白宮充滿敵意。感恩節前的兩天，他公開表明。在11月16日的廣播中，杜魯門嚴厲地提起「麥卡錫主義」。麥卡錫要求給他同樣的時間做出回應。同政府一樣，廣播也盡一切努力滿足他的要求，以便討好他。但在講話最開始的幾分鐘後，麥卡錫將自己的矛頭指向了艾森豪威爾，而非杜魯門。在一星期前的新聞釋出會上，艾克曾表示不知道「麥卡錫主義」的含義。麥卡錫不懷好意地說，他很快就會知道的。艾克也表示相信自己有能力清除政府中的危險分子。他說，明年國會選舉時，這個問題將塵埃落定。而麥卡錫告訴廣播聽眾和電視觀眾說，還差得遠呢，「赤裸裸的、殘酷的、令人不快的事實」就是「共產主義還是個問題，並且到1954年仍是個問題」。
當然，他居高臨下地說，共和黨政府在這方面比民主黨做得「好太多」了，但「在對幾個問題的處理上，我們的擊球得分為零——因為我們把球打出界了」。他一如既往地羅列案例，列舉名字、日期、資料、檔案等——這些都是錯誤的，但聽眾也無法辨別真假。麥卡錫說，他為此感到丟人現眼、顏面無光，內心深處極為受傷。但更糟糕的還在後頭。艾森豪威爾像他的前任杜魯門一樣，不顧麥卡錫的勸告，堅持遵守與英國簽訂的互助條約，枉顧英國也與北京進行交易，這是對朝鮮戰爭中犧牲的美國士兵的侮辱。麥卡錫鼻音濃重的聲音響起來：
難道我們還要繼續把香噴噴的鈔票送給他們嗎……我們共和黨停止這個染血的大錯的時候到了……我們承諾給美國人民的與之不一樣。讓我們實現這一承諾吧，不是明年，也不是下個月，而是現在……我們只需要告訴我們的盟友和所謂的盟友：「如果你們繼續運送貨物到中國大陸……你們就得不到美國的一分錢。」
艾森豪威爾暴跳如雷。傑克遜和保羅·霍夫曼建議艾森豪威爾在下次總統新聞釋出會上，否認麥卡錫的共和黨身份。哈格蒂表示贊同，布賴斯·哈洛與其他4名總統助理也同意。但尼克松表示，這樣做，真正的受害者會是共和黨。後來決定由杜勒斯在自己12月1日的新聞釋出會上回應麥卡錫的問題，其發言稿已由艾森豪威爾逐字審閱。該國務卿說，「麥卡錫已經擊中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要害」，該政策主張尊重別國主權，不干涉別國內政外交，或是「使其成為我們的衛星國」。然而，與麥卡錫不同，杜勒斯這個反共派的強硬分子說，美國必須時刻準備「報復蘇聯，對準其要害施以毀滅性地打擊」。美國之所以仍有能力如此，「是因為我們能夠享有其他友邦的良好地理位置基礎」。
此時的麥卡錫如魚得水，沒有什麼比得上與國務卿好好較量一番更能讓他高興了，而且他也將近一年沒與國務卿交手了。另外，這也是個搗亂的好時機。艾森豪威爾即將在百慕大與丘吉爾進行會談。如果在會談前夜，通過電視向美國人民播放聲情並茂的申訴，便會破壞這個會議，並使總統難堪。事實上，這就是麥卡錫的下一步。12月3日晚，艾克前往會議地點時，麥卡錫通過廣播大聲譴責英國人，稱他們與屠殺美國士兵的人交易，由此斂財。他懇求「每一個對於這場與不共戴天之仇敵進行血腥交易，和我有同樣感受的美國人，寫信或打電話給總統……這樣他就會得到合適的指引」。5天后，白宮宣佈已收到5萬多封函電。在華盛頓，沒人相信「指引」這樣的空談，這純粹是兩個人之間的較量，報告郵件數量的總統發言人對此也直言不諱，麥卡錫獲得了寫信之人的信任，而艾森豪威爾則贏得了傳送電報之人的支援。由於白宮收到相對較少的電報，這便成為麥卡錫戰勝了總統的一種委婉的說法。
此時，華盛頓流行一種說法：麥卡錫在美國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引起這種反應的煽動者都非常可怕。其他一些跡象表明，麥卡錫主義將要達到一個新高峰。下個月，也就是1954年1月，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在過去6個月中，這位參議員的公眾支援率上升了16個百分點。也就是，每10個美國人中，只有不到三個人不支援他。他如今巧妙地操縱著媒體，很可能10個人裡沒有一個知道他是江湖騙子，但如果把普通人的反應當作無知而不予理會——其實的確可以不必理會，美國參議院的反應就必須要重視了。最瞭解他的惡毒的就是參議院了，但到了2月，參議院投票決定是否向麥卡錫常設小組委員會撥款21.4萬美元時，參議員們卻屈服了。只有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鼓起勇氣投了反對票。不敢加入富布賴特投反對票的參議員有：馬薩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薩斯州的約翰遜、明尼蘇達州的漢弗萊、田納西州的基福弗、蒙大拿州的曼斯菲爾德、華盛頓的馬格努森、佐治亞州的羅素、路易斯安那州的朗、特拉華州的威廉姆斯、加利福尼亞州的基克爾、伊利諾伊州的道葛拉斯、紐約州的雷曼以及緬因州的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他們個個都剛毅堅強，受到選民的極大好評。但他們從未遇到過像麥卡錫這樣的奇才。
誰信任他？他的優勢在哪裡？誰是麥卡錫主義的中堅分子？他們包括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會員、女民兵隊員、得克薩斯州的百萬富翁、懼怕公共水庫中的水被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的人民。他們是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我要回家子弟會、我們母親們動員起來協會、民族主義行動聯盟、警衛美國協會的成員。他們與路易斯·布羅姆菲爾德、約翰·張伯倫、馬克思·伊斯門、詹姆斯·伯納姆和威廉·巴克利一樣，反對「雞蛋頭」。（巴克利曾寫道：「麥卡錫主義……是將善良和有嚴格道德標準之人緊密團結在一起的運動。」）他們反對羅斯福立法，反對與西歐國家結盟，反對聯合國，反對通訊革命，反對反猶太主義，反對平等主義的狂熱，反對種族平等，反對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國內大遷徙，反對破壞階級界線和取消性別歧視的社會起義，反對加深兩代人間的矛盾。但在這些運動中，他們都失敗了。在麥卡錫的陣營中，他們快樂地唱著：「只有人民愛著喬。」而政客們相信那些黑黝黝的大批困惑選民是支援他們的。1953~1954年冬，國會中有人認為，參議院中有8位參議員是在麥卡錫的支援下當選的。
艾森豪威爾執政的第二年，這位威斯康星州的新任參議員已站在令人畏懼的頂峰，而羅伊·科恩就站在他的旁邊。戴維·沙因當時不在，他被招去服兵役了。沙因的缺席在華盛頓看來無關緊要，因為他不像科恩那樣光彩奪目。事實上，麥卡錫私下認為他是個討厭的傢伙。他沒向科恩提及此事，因為麥卡錫需要科恩，而他發現科恩也需要某人——他需要沙因。
7月，沙因的入伍通知書悄然而至。這顯然是個意外打擊，他似乎都已經忘記自己還登記服役。那時，沙因和科恩過著忙碌而活躍的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斯塔特勒酒店相鄰的房間裡；在曼哈頓度過愉快的週末，策劃對頑固守舊的官僚機構進行突然襲擊，想到這些就十分愉悅。麥卡錫作為煽動者，極為懶惰地將小組委員會的一切事宜交給他倆。他們感覺自己天下無敵，似乎也是如此。如果首都沒人敢反抗他們，那麼誰敢？答案便是沙因家鄉格洛弗斯維爾的徵兵局。這極具諷刺意味。格洛弗斯維爾的良好市民離政治結構太遠，他們不知道沙因那些位高權重的朋友們。他們也沒有什麼政治難題：華盛頓只對一件事的恐懼比麥卡錫更甚，那就是徵募兵役的醜聞。
科恩的第一反應是，他的朋友應立刻取得軍官的資格。但這不可能。陸軍、海軍和空軍都予以拒絕，因為他不夠格。後來，科恩將國會的陸軍聯絡官邁爾斯·雷伯准將叫到辦公室。後來，陸軍特別顧問約瑟夫·韋爾奇就此事質問雷伯：
韋爾奇：你確實知道科恩先生擔任這個委員會的顧問嗎？
雷伯：是的，韋爾奇先生。
韋爾奇：他的這個職位……是增加還是減少了你對於處理這個問題的興趣呢？
雷伯：……我覺得增加了我的興趣。
韋爾奇：我們暫且不用「不正當」的影響或壓力這樣的詞，你能否想起以前在什麼情況下，承受過比這更大的壓力嗎？
雷伯：我想不起在什麼情況下，有比這還大的壓力。
五角大樓並沒有輕視這一問題。事實上，對局外人來說，沙因案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來自科恩的壓力，而是軍事部門主動對一個年輕的富豪、麥卡錫的門徒示好——說到底，沙因不過是當年應徵入伍的50萬美國人中的一個。國防部長、陸軍部長、兩位陸軍參謀長、一位副參謀長、陸軍人事行政處處長、運輸兵總監、負責和國會聯絡的空軍少將和海軍軍事法官卻都研究了沙因的情況。
陸軍部長羅伯特·史蒂文斯（原為紐約的一名紡織製造商，在此事件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命令兩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再仔細考慮沙因是否有資格成為軍官。同時，這位年輕的申請人自己也開始對這件事感興趣。雷伯第一次見他時，沙因已準備舉起右手，當即宣誓成為軍官。但他的熱情被澆滅了，因為雷伯向他解釋，要想成為軍官還早。後來雷伯就此事做證時說：「他顯然認為填寫表格和按照程式辦理手續都是不必要的步驟。」
1953年11月3日，沙因穿上了軍裝，完成在紐約15天的臨時任務後（完成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他被派往新澤西州迪克斯堡k連進行為期4周的基礎訓練。由於科恩的堅持不懈，他的問題還沒有結論。實際上，事情變得越來越有趣。不能說軍隊處理問題不夠靈活。沙因與其他新入伍計程車兵不一樣，他幾乎每星期都可以離開軍營，部隊也允許他的轎車到營地接送他。他在訓練期間，接了不少於250個長途電話。一個下雨天，其他人都在進行打靶訓練，k連連長髮現沙因卻在偷懶。沙因熱絡地將胳膊搭在連長的肩上，向他解釋，他正在研究後勤問題，「想把軍隊改建為現代化軍隊」——連長竟然接受了這個藉口。沙因這種怎樣為國家更有效服務的想法雖然異乎尋常，但本來會受到重視，如果不是麥卡錫與五角大樓直接對話，表明自己不像科恩那樣對沙因充滿沒理由的熱情。麥卡錫打電話給史蒂文斯（電話錄了音），請求這位陸軍部長「做個人情」，不要把「沙因派回我的委員會」。他說：「沙因雖然不錯，但並不是不可取代……我很少見到羅伊做出這麼不講道理的事。」
陸軍部顧問約翰·亞當斯隨即成了科恩的出氣筒。科恩與軍營裡的沙因通電話後，就知道該怎麼能使自己朋友的生活過得好一點兒了。他隨時都會打電話給亞當斯。有一次，亞當斯正在阿默斯特學院講話，科恩打來電話，要求批准沙因第二天不用幫忙做飯。如果他遭到拒絕，就會變得怒氣衝衝。在紐約一次激烈的辯論中，他要求亞當斯下車，那時車正停在公園大道和第46街交叉的三條行車道中間。1954年1月14日，亞當斯告訴他，沙因可能會像90%的新兵一樣，到海外服兵役。科恩表示，這會「破壞陸軍」，並使史蒂文斯「不再擔任陸軍部長」。
到此時，人們開始對這種奇怪的狀況議論紛紛。12月中旬，德魯·皮爾森寫了一篇關於沙因的文章。第二個星期，《巴爾的摩太陽報》刊登了長篇報道，《紐約郵報》也於次年1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同時，麥卡錫對陸軍的看法越來越差。麥卡錫被科恩激怒，又因為佩雷斯的控告而大發雷霆，也許他每天都需要勝利來刺激自己，總之2月18日在紐約舉行的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他爆發了。而當時這個不走運的證人是拉爾夫·茲維克准將——阿登戰役的英雄，也是新澤西州基爾默營的指揮官。麥卡錫斥責茲維克，說他「不適合穿這身軍裝」，應該「解除指揮官的職務」，連「5歲小孩子的頭腦也沒有」。當這些話傳到五角大樓時，史蒂文斯在李奇微的壓力下告知媒體，不能向麥卡錫透露遣散佩雷斯的官員們的姓名。史蒂文斯對茲維克遭受「侮辱性的對待」及「辱罵」表示遺憾。他命令茲維克不再前往小組委員會做證，由他自己代為出席。史蒂文斯很快就接到了麥卡錫的電話。麥卡錫威脅道：「羅伯特，放手幹吧，你儘管試試。我會擰掉任何保護共產黨的人的腦袋……你儘管試試……我保證你一定會後悔的。」
接著，2月24日，在德克森的辦公室舉行了著名的「烤雞午宴」，那是共和黨的元老試圖解決麥卡錫和陸軍之間嫌隙的一次嘗試。史蒂文斯發現自己面對著麥卡錫、德克森、卡爾·蒙特和查爾斯·波特，而尼克松則在隔壁的辦公室。一位記者說，這位陸軍部長活像滿缸梭魚中的一條金魚。史蒂文斯認為自己在這些和藹又有同情心的共和黨同胞手中是安全的，因此放鬆了警惕。他說，他想要的一切不過是井水不犯河水。當然，他樂意在能表達這一意思的宣告上簽字，而且他確實簽字了。接著，門突然開啟，記者蜂擁而入。蒙特走進記者的隊伍，拿出「兩方諒解的備忘錄」，這是史蒂文斯在面對這些和藹的參議員時放鬆警惕後剛剛籤的宣告。他痛苦不已，由於自己沒能認真閱讀條文，現在他幾乎要屈從於麥卡錫的一切命令了。除其他內容外，該備忘錄還規定：
陸軍部長完全同意……告知委員參與提升佩雷斯並體面解除其職務的人員的名單，而且這些人將在委員會面前做證。如果委員會決定傳召茲維克將軍……那麼茲維克將軍必須出面做證。
第二天，五角大樓的官員們都揮著手帕相互打招呼。其中一人說：「能使全軍士氣高漲的只有沙因一人。」倫敦《泰晤士報》評論：「參議員麥卡錫今天做到了伯戈因將軍和康沃利斯將軍sup/sup沒做到的事：使美國陸軍屈服。」在赫布洛克的漫畫中，艾森豪威爾從劍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sup/sup，對麥卡錫說：「先生，手下留情！」《丹佛郵報》的帕爾默·霍伊特發電訊給舍曼·亞當斯：「如此看來，史蒂文斯的徹底屈服玷汙了美國陸軍，其程度比所有戰爭中敵人對我們的侮辱還要嚴重。」關於此事的訊息在華盛頓滿天飛：「史蒂文斯並不打算向這些參議員呈上指揮劍，他只是認為他們想看看他的指揮劍。」麥卡錫勝利後，仍冷酷地告訴記者，史蒂文斯「低聲下氣，下跪也不過如此」。
接下來的兩星期，事情逐漸有了變化。共和黨人全都擠在首都。不到一個月前，全國委員會主席倫納德·霍爾還稱麥卡錫是「偉大的財富」，如今卻批評他對史蒂文斯的做法。總統在3月3日的新聞釋出會上讚揚了茲維克，表示他的政府不會容忍任何官員「在國會委員會或其他地方做證時，受到任何形式的人身侮辱」。但大家還是盡一切努力遷就麥卡錫。此時，對於麥卡錫的要求是他表現出同樣的妥協態度。但他非但不願意，還嘲笑五角大樓，說佩雷斯是「某個陸軍軍官的聖牛」，並說他對案件的調查顯示「陸軍中的某些人提拔、掩飾並體面地解僱了一些為人知曉的共產黨人」。
國防部長威爾遜說：「真他媽的胡說八道。」麥卡錫第一次在參議院遭到奚落，奚落他的是佛蒙特州的拉爾夫·弗蘭德斯。「他塗上代表戰爭的油彩，跳起戰舞，發出戰爭的哨聲。他上了戰場，驕傲地帶著一名陸軍牙醫粉紅色的頭顱回來。我們可以認為這代表此時共產黨滲透美國的深度和嚴重程度。」肯塔基州的參議員約翰·謝爾曼·庫珀稱讚弗蘭德斯，總統則給他寫信：「我對你今天在參議院所做的評論十分感興趣。我認為美國需要聽到更多像你這樣的共和黨人的聲音。」攻擊麥卡錫仍然需要勇氣，但既然已經開始，陸軍就振作起來了。麥卡錫對軍方的影響十分可怕，漢森·鮑德溫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陸軍士氣低落，紀律和效率也不盡人意。」現在它已準備反擊，而武器則是沙因事件。這可是很有分量的事件，因為麥卡錫和科恩為科恩的朋友必須服兵役而責難陸軍。這也許是事實，並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這都是麥卡錫堅硬盔甲中最薄弱的一點。3月11日，陸軍（通過一名民主黨人）把沙因事件按時間順序的來龍去脈，包括科恩「破壞陸軍」的言語威脅全面披露。
第二天，麥卡錫反擊說，陸軍用沙因做「人質」，企圖「威脅」他，不讓他「揭露共產黨」。顯然，國會需要舉行正式調查聽證會聽取雙方意見。白宮希望由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處理此事（麥卡錫對它的影響力相對較弱），但委員會主席，馬薩諸塞州的萊弗裡特·索頓斯托爾即將在11月再次競選參議員，不願參與此事。接下來是國會的鉤心鬥角。民主黨試圖讓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調查此事，那裡民主黨參議員較多，再加上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一定會在數量上戰勝麥卡錫。但共和黨又不同意，唯一可接受的解決辦法對兩黨來說都愚蠢之極：麥卡錫和科恩的言行將由他們自己的小組委員會進行調查。麥卡錫同意在調查時不擔任主席職務，而由他的一個狂熱崇拜者蒙特接替。同樣，科恩也被認為不夠資格擔任總顧問，但要找到他的繼任者則頗為棘手，現在需要一個既能幹又沒對麥卡錫發表過任何意見的律師。德克森提名雷·詹金斯，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的一名出庭律師。接著就是程式問題。德克森反對公開聽證會，但林登·約翰遜還是成功使他同意了進行電視轉播。麥卡錫取得了質問的權利——他擔任主席時，可是堅決反對證人的質問權的。
1954年4月22日早晨，剛過10點30分，聽證會就在燈光耀眼又華麗的科林斯式參議院中心會議室開始了。似乎一切都準備就緒，詹金斯坐在話筒前，蒙特手持小木槌，麥卡錫遠遠地坐在他的左邊，棺材狀桌子的末端。9個月前，委員會中的民主黨人拒絕出席會議，以抗議麥卡錫的手段，但現在他們帶著自己的法律顧問——28歲的羅伯特·肯尼迪回來了，他主要以攻擊科恩聞名。蒙特與阿肯色州的老民主黨人約翰·麥克萊倫sup/sup簡單交談幾句後，敲敲桌子以示安靜。蒙特說：「現在，我們的辯護律師詹金斯先生將傳喚第一位證人。」詹金斯張了張嘴（他的嘴很大），但剛要說話，就被打斷了。會議記錄是這樣寫的：
麥卡錫：議事的程式問題，主席先生，我能否提個議事程式的問題？
按照羅伯特的《議事規程》，允許提出議事程式問題打斷主席講話，只要所提問題符合規程。但麥卡錫在心中盤算的是其他事，他洪亮的聲音響了起來。
麥卡錫：我曾聽說軍隊的意見，上至戰功赫赫的將軍，下至最新入伍的普通士兵，他們都表示，對於少數五角大樓的政客試圖破壞我們的調查並自稱來自陸軍部的行為感到十分憤恨……陸軍部並沒有破壞調查。只是陸軍部有三人並非軍人，應該點名。
此時，一位大公無私的主席一定會用木槌敲敲桌子以讓麥卡錫沉默，因為這顯然不是提出程式問題，而是在發表講話，但蒙特讓他繼續。他平靜地接受了麥卡錫荒謬的提議：陸軍部長是否代表陸軍還未有定論。就像開頭那樣，麥卡錫又打斷主席，再次發表講話。他用緊繃繃的聲音大喊道：「主席先生，主席先生。」蒙特看看他，點頭示意他繼續，於是他又開始陳述自己的觀點：
麥卡錫：我認為讓幾個企圖阻止調查共產黨的人自稱陸軍部軍人，是對一支具有百萬名傑出士兵的軍隊的侮辱。
麥克萊倫平靜地指出，反對陸軍的46份反控訴是由「喬·麥卡錫主席」的小組委員會簽署的，而蒙特還是做出了有利於麥卡錫的判決。這樣聽證會就形成了一種格局：麥卡錫依然毫無疑問地控制著聽證會，好像他仍是委員會主席。在他提出「程式問題」到對證人的反詰之間，他說了他想說的一切。蒙特本就是他的人，現在看來雷·詹金斯也是。大家選擇詹金斯是認為他不偏不倚，但小組委員會的這位特別顧問公然鼓勵麥卡錫胡言亂語，讓他起誓，還讓他解釋「共產黨的機構設定」。這讓之前聽過很多次這個問題的聽眾們感到沮喪，而麥卡錫又將地圖釘在黑板架上，並拿出教鞭。上完課，他說：「有許多人抱著這樣的想法，那就是我們能與共產主義分子和平共處。」詹金斯熱切地說：「先生，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他的回答耗去了那個下午的大半時間。即使如此，詹金斯還是一直鼓動麥卡錫：
詹金斯：麥卡錫參議員……結束時間快到了……現在你大概有2000萬~3000萬美國聽眾……我希望你能告訴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小孩，他們應該如何……為消滅共產黨盡一份力。
批評麥卡錫的人絕望了，這位參議員似乎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任何東西，甚至美國陸軍都無法與之匹敵。在他人格的驅動下，他將每次聽證會都變成麥卡錫式的情景劇，帶著處理過的照片和偽造的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忠誠的美國地下組織」從五角大樓檔案中竊取的備忘錄，以及麥卡錫那野蠻的長篇大論——例如他童年時有個叫查理的印第安導師曾教導他：「如果有人不懷好意地接近你，你應該迅速朝他胯下猛踢，直到他不能反抗為止。」每當出現任何對他不利的證詞時，情況都變得非常有趣，因為會議記錄又會記著他大聲疾呼「議事程式問題」或「主席先生，主席先生」，然後他便開始岔開話題，說自己如何「討厭和厭倦坐在這裡」，並且聽著「一派胡言」。於是中心會議室的聽眾呈現一面倒的趨勢，他們本來是來看雙方激戰的，如今都為參議員斯圖爾特·賽明頓敢於反駁麥卡錫而喝彩：「你談到了害怕。我想你知道，在我的內心深處，我不害怕有關你的任何事，也不害怕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場合所說的任何事。」
但坐在桌邊的其他人似乎沒有誰打算超出這個界限，而且在所有人中，最不可能摸麥卡錫這個老虎屁股的可能就是陸軍部特別顧問了。63歲的約瑟夫·韋爾奇身材高大，魁梧卻敏捷，一直是共和黨人，也是波士頓著名而有地位的黑爾和多爾律師事務所的高階合夥人。他義務接受了這次任務。記者說，這一定就是他被選上的原因。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他靜靜地坐著，胳膊肘倚在桌上，手掌心託著下巴，或者用手指摸摸前額的皺紋。他似乎又是個湊熱鬧的觀眾。他讓麥卡錫恐嚇他的當事人史蒂文斯，卻不提出任何反對。他說的幾句話都是莊重有禮的，倒顯得有點可笑。他戴著綠色領結，神情大驚小怪，嗓音尖聲尖氣，更像是狄更斯筆下的律師，而並非一名成功的美國出庭律師。
在首都，很少看見像韋爾奇這樣其貌不揚的人。他知道自己給人的印象，對此也十分滿意。他發現有時被人低估很有用。韋爾奇在貝肯山和波士頓廣場生活慣了，並未遇見過像麥卡錫這樣虛張聲勢恐嚇他人、睜眼說瞎話的人，因此他仰起頭，聽聽他要說什麼。韋爾奇把雙手深深插在衣兜裡，腳尖翹起，休息時他在人群中走來走去，聽他們的談話內容。當他在聽證會上講話時，其與麥卡錫簡直有天壤之別。邁克爾·斯特雷斯在其《電視審訊》中說：「麥卡錫永遠不會忘記廣大聽眾，韋爾奇則似乎總記不起他們；麥卡錫講話時對群眾充滿蔑視，韋爾奇則似乎與每個人都恭敬地交談，因此他自始至終都贏得聽眾的支援。」
漸漸地，那些關注韋爾奇的人開始感覺到他身上那股鋼鐵般的力量。他和麥卡錫在進行真正的較量，而他們第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交鋒出現在聽證會的第9天。當時韋爾奇反詰麥卡錫，聯邦調查局的機密信函是怎樣落到他手中的。這份檔案中的字被重新打過。根據法律，重打的機密檔案就等於將檔案內容公佈，這一點十分重要。麥卡錫倚在話筒旁，焦慮不安，臉色難看。在聚光燈下，其濃眉下的贅肉讓他的上眼皮顯出扭曲、惡毒的表情。韋爾奇讓他等候片刻，這位波士頓人幾乎刻意裝得懶洋洋的，胳膊肘撐在桌上，手指彎曲託著略帶紫色靜脈的臉頰，眉頭緊皺，好像第一次看到如此難以置信的事物。現在他已準備就緒。
韋爾奇：麥卡錫參議員，當你出庭做證時，你當然知道會被問到關於這封信件的問題吧？
麥卡錫：我估計這是個問題。
韋爾奇：當然，你也理解你會被問到這封信的來源。
麥卡錫：……我不會回答的……
韋爾奇：難道你在發誓會講出一切真相時，還有所保留嗎？難道你認為應該由你決定該就何事做證嗎？
麥卡錫：答案是，我會說出所有事實，毫無保留。
韋爾奇：謝謝你，先生。那麼，請告訴我們，是誰給了你這份檔案！
麥卡錫：答案是不。你不會知道相關資訊的。
詹金斯為了幫麥卡錫解圍，語出驚人地表示麥卡錫的做法合情合理，因為他是「執法官員……職責就是搜查犯罪行為」，然後委員會成員就轉向了其他問題。漸漸地，委員們和聽眾才明白韋爾奇剛剛乾了些什麼。他在揭露麥卡錫是一名不法分子。麥卡錫承認他有一封偷竊來的信，就已經違反了聯邦法規。他拒絕回答韋爾奇的問題，又讓自己處在藐視國會的境地。而且，他對這位波士頓律師的蔑視也似曾相識。聽證會結束後，大家相互交流各自的印象，就發現了其中的原因。4年來，美國人都看著麥卡錫在自己審訊的案件中，肆意欺辱那些拒絕回答問題的證人。他曾公開嘲笑這些人是「第五修正案的共產主義分子」，從而將《人權法案》變成一紙空文。現在，他卻公然效仿。
煽動者特別容易成為受人奚落的物件，但能奚落他們的人少之又少。自從科恩和沙因初露鋒芒後，人們一直猜測他們是否有不尋常的關係，但沒人想出合適的方法來談論這件微妙的事情。韋爾奇想到了一個辦法。自從聽證會開始，他便一直磨著智慧之劍的刀鋒，準備在麥卡錫的亂棍之下，刺向敵人。在談到一幅經過剪裁的照片時，機會來了。科恩為了證明一件模糊的事情，給了詹金斯一張照片，那是在馬奎爾空軍基地拍的，史蒂文斯正對著沙因笑。現在原來的照片被找出來了。原來史蒂文斯是在對著別的什麼人笑，而那個人的像被剪下換成了沙因。這時，中心會議室中寂靜無聲，大家都在思考。科恩極力否認，他不知道照片被修剪過。他說自己甚至不知道照片從何而來。韋爾奇佯裝無知地詢問當時的證人（麥卡錫的另一個下屬）：「你認為這是屁精sup/sup送來的嗎？」
桌子的那頭有人發出嘟噥聲，棍棒舉起來了。麥卡錫說：「請這位律師幫我解釋一下什麼是屁精。我想他可能是這方面的專家。」
韋爾奇的利劍出鞘了：「好的，參議員先生，我想屁精是神仙的近親吧。」
聽眾忍住了笑聲，但這位巨人已經受傷了。從那時起，麥卡錫就準備用最惡毒的言語對付韋爾奇，伺機報復。6月9日，聽證會進行到第8個星期，麥卡錫認為機會到了。當時科恩坐在證人席上，韋爾奇質問他，在新澤西州蒙默思堡的陸軍通訊部隊的僱員中尋找顛覆分子的情況。
韋爾奇：科恩先生，如果我現在告訴你，蒙默思堡情況糟糕，如果可以的話，你想當天就解決問題，對不對？
科恩：是的，先生。
韋爾奇：先生，我可不可以小聲請求，把你知道的關於顛覆分子、共產黨人或是間諜的情況告訴我們，請快點回答！你記得我說的話嗎？
麥卡錫的聲音響了起來，緊張不安，顫顫巍巍。
麥卡錫：主席先生，關於此問題……
蒙特：你想提出議事程式問題嗎？
麥卡錫：不完全是，主席先生，但就韋爾奇先生的要求，我們現在必須給出我們知道的在為共產黨工作的人的姓名，我想我們應該告訴他，在他的律師事務所有一個叫費舍爾的年輕人……他在很久以前就是一個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在很久以前被稱為共產黨的法律支柱……
韋爾奇看起來吃了一驚。桌旁一片寂靜，麥卡錫笑了笑，舔舔嘴唇，用充滿諷刺的話語繼續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