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華盛頓等待著自羅斯福以來第一位共和黨總統的指示。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都變了，緊跟時代的步伐——這麼說吧，從防空洞轉到了燒烤架。20世紀50年代初期，這十分容易。搖滾尚未出現，音像店也不是青少年的地盤，顧客仍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最喜歡的歌曲主題是愛，而不是慾望。他們慢慢地沉迷在那些柔和甜美的聲線中，如馬里奧·蘭扎、朱莉·倫敦和託尼·貝內特。那時，美國退伍海兵哈里·貝拉方特的年收入已達75萬美元。他的唱片《卡利普索》成為第一張銷量過百萬的黑膠唱片。那些循規蹈矩之人每月都會購買10萬張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僅是一位歌手，還是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流行音樂部門的總監，這就意味著每賣出一張唱片，他都會賺兩份錢。當時的音樂讓人輕鬆舒適，讓大家都忘了那是一筆大生意。米勒的同事佩裡·科莫在星期六晚上的電視節目中說，他不介意為了生活回去剪頭髮，但電視機前的觀眾卻無人發笑。
17年過去了，好彩牌香菸的歌曲仍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星期六晚上播放。為某種產品打廣告，還沒人認為是有害無益的。1952年，排名第一的歌曲是約翰尼·雷的《慟哭》，到1953年被帕西·費斯的《你的心在哪裡》所取代。漸漸地，自動唱片機傳來其他流行歌曲，如《葡萄牙的四月》、《煙霧瀰漫的山頂》，薇拉·琳恩的《再見，親愛的》、羅絲瑪麗·克魯尼的《請來我家》、特克斯·裡特爾的《正午》。《正午》是第一首電影大片的主題曲，出自加里·庫珀出演的同名電影。其曲調改編自「迪米特里·迪奧姆金的原創民謠」，由於整首歌朗朗上口，連艾森豪威爾將軍都難以忘懷，哼唱了好幾個月。在這些生動的藝術中，沒有任何令人震驚或緊張的元素，也沒有引起混亂。那是孕育的階段，是喘息的機會，是放鬆重新調整的時刻。敏感的民主黨人察覺到這一點了，史蒂文森說：「我同意現在是喘息的時刻，而自我調節已成為時代的精神。」艾奇遜則建議朋友「遵循自然規律，休養生息」。
杜魯門政府和艾森豪威爾政府交接的空隙，在科羅拉多州普韋布洛，一位名叫莫雷·伯恩斯坦的商人兼業餘心理學家準備對一位美麗動人的33歲女性弗吉尼亞·泰伊實施催眠，在心理學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在被伯恩斯坦催眠前，弗吉尼亞還只是科羅拉多州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婦。在他的引導下，弗吉尼亞講起柔和的愛爾蘭語言，跳起吉格舞，確認自己是個愛爾蘭婦女，名叫布里代·墨菲。在愛爾蘭經過仔細調查，發現還真有這個人。她於1758年出生在科克，也埋葬在那裡。接著發現，弗吉尼亞不僅以布里代的身份說話，還了解19世紀初科克的風土人情——那裡的人民、地理和風俗。連續在《丹佛郵報》上露面後，她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伯恩斯坦關於她的書《探索布里代·墨菲》先後加印了8次。弗吉尼亞以布里代的身份說的話被刻成黑膠唱片，售出3萬張，每張5.95美元。
儘管精神病學家震驚不已，但還是認為弗吉尼亞是把潛意識中的記憶片段交織在了一起。果不其然，在芝加哥，一個美國人發現一位本姓為墨菲的安東尼·科克爾夫人，弗吉尼亞在易受影響的童年時期曾住在她家對面。科克爾夫人來自科克，在孩子的請求下，她不斷講述自己年輕時在愛爾蘭的生活，以及從母親那裡聽來的故事。
電影院的收入持續走低。碧姬·芭鐸在《上帝創造女人》一片中的表現引起轟動，這頗能說明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時代週刊》驚訝道：「碧姬躺在那裡，有立體銀幕那麼大，屁股赤裸著朝上，就像審查員的眼珠。」於是，負責刪剪電影片段的稽核人員履行了他們的職責。這位法國最著名的演員只能在大城市的電影熒幕上出現，並且也不是總能見到，而普羅維登斯、沃思堡、孟菲斯和費城則徹底禁止播放她的電影。在艾森豪威爾獲勝的那個月，電影院老闆認為他們應該在立體電影上弄出點兒新花樣。立體電影的製作者認為這是繼有聲電影后的又一發展。該類電影採用三維立體技術：觀影時，你要戴上硬紙板外框的眼鏡，然後就會覺得像坐過山車一樣地飛速直下，以每小時150公里的速度飛馳，又或者眼睜睜地看著一支矛衝出銀幕，直指自己的咽喉。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長篇立體電影《非洲歷險記》在洛杉磯公映。其在一星期內的票房為9.5萬美元，派拉蒙影業公司的一位經理嘲笑這種要戴眼鏡看的電影的票房最終會十分慘淡，他說：「如果給觀眾放他們想看的東西，在他們的脖子上戴馬桶都可以！」結果新鮮勁兒一過，立體電影就像維他風sup/sup一樣死氣沉沉了。
在艾克和史蒂文森競選期間，還有兩件時髦的事：飛碟和數字油畫。據說第一次看見飛碟是在1947年，當時華盛頓州的一名飛行員報告說在亞基馬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上空有9個不明飛行物，形似淺盤，以每小時1200英里的速度在天空飛行。到艾克競選時，困惑的空軍每個月要調查50宗不明飛行物的案件，10年內花費在探索飛碟上的錢共計50萬美元，而這一謎案卻比以往更加神秘。
數字油畫就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藝術了。這是一種非藝術之人的小兒科行為，他們可以不必創作任何藝術作品，就以畫家自居。這10年來，其帶來的最顯著的現象就是贗品層出不窮，因此數字油畫可以被看作文化界的風向標。想出彩色數字油畫主意的是底特律的帕爾墨繪畫公司。顧客可以購買一幅複雜的靜物寫生或人物肖像——彌爾頓·伯利的是最受歡迎的。他們同時配好50種油彩或水彩，編上號碼，並將對應的號碼塗在油畫布或畫紙上。假如烏賊墨色的編號是14，那麼對應14的地方便都塗上這種顏色，以此類推。使用帕爾墨的方法，你花上11.5美元（含稅）就能重現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將其裝裱在「古色古香的金色畫框中」，而這個裱框其實是塑膠的。
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清晨5點30分，星空下，兩個男人出現在曼哈頓莫寧賽德大道60號，他們裹著厚外套，將領子豎起抵禦嚴寒，隨後坐上了等在路邊的黑色豪華轎車。其中一人是美國特勤局的愛德華·格林，另一個則是當選的美國總統。在那個時間，城市中還沒有車輛行駛。轎車飛速穿過空寂無人的街道，直奔東河方向，駛過三區大橋，轉向長島，最後停在與米切爾機場平行的小路上。那裡有兩架星座式客機正在待命，噴氣式飛機出現之前，那已經是最快的飛機了。其中一架是為將軍準備的，寒風凜冽，將軍趕緊登上了舷梯。
艾克的下屬將搭乘另一架飛機。那個星期六的凌晨，美國特勤局的車輛來回穿梭於整個紐約市區，與當選總統的車輛同時開出。他們採取了特別的方式，以確保不會引起外界的關注。將乘坐此次飛機的大人物離開家門，在約定的陌生街頭匯合；被委派的國防部長、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查爾斯·威爾遜在中央火車站徘徊，假裝是一位錯過車的乘客，其實他在等他的司機。新聞秘書吉姆·哈格蒂替艾森豪威爾準備了一份充滿虛假約會的日程表。這份日程表將發給報社，表示將軍在家公務繁忙。一直守候在莫寧德賽大道60號外的記者將會看見每天都有不少顯要的政治家進進出出——哈格蒂可不想露出任何馬腳。共產主義分子應該不會試圖殺害艾森豪威爾，但如今國際局勢這麼緊張，誰也不願意冒險。
星期二晚上8點，兩架飛機在漢城外降落，馬克·克拉克和詹姆斯·範佛里特兩位將軍迎接了他們。他們原來的指揮官，也就是將來的三軍總司令在韓國待了三天，研究戰爭形勢，在大炮轟鳴的前線探望士兵。12月6日星期六，美國人民首次得知此次行程。哈格蒂發表宣告告訴美國人民，下一任總統並「沒有靈丹妙藥，也沒有解決辦法」，但向他們保證「能做之事也有很多，並且會盡全力去做」，以此支援朝鮮戰場上的美國軍隊。與此同時，艾克前往檀香山，與他的顧問們一起登上美國海軍巡洋艦「海倫娜」號。尖刻的民主黨人表示，他飛往太平洋地區的唯一原因不過是實踐競選時的諾言。他在那裡的72小時中確實沒做什麼事，但那次旅程的意義遠不僅如此。他上前線的訊息極大地鼓舞了美國軍隊計程車氣，結冰的戰壕提醒他——其他東西都沒有這個作用，停戰已經迫在眉睫。最終，有了「海倫娜」號的巡航。巡航期間，他接受並思量著麥克阿瑟的意見，接見並選中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下一任主席阿瑟·雷德福艦長，並與他任命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進了瞭解。這三人都認為美國的對手只懂得使用蠻力。此次巡航至關重要。
將軍之前從未見過艦長，雷德福作為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在硫磺島登上「海倫娜」號。8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佈雷德利的第二屆任期將滿，艾森豪威爾推斷，其繼任者一定與查爾斯·威爾遜一樣，認為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中心在亞洲。雷德福不僅符合這一條件，而且還狂熱地守護太平洋戰區，他甚至都不願聽到關閉西雅圖桑德因特海軍基地的建議。他也贊同制訂新的戰略方案。艾克認為，龐大的軍事預算對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傾力打擊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威脅，那麼美國將陷入困境。他認為，製造大量的核武器是阻止侵略的更為明智的方法。如果蘇聯知道這場絕望的戰爭最後會以在克里姆林宮投放原子彈告終，那麼世界恢復和平的機會就會增加，或者理論上如此。杜勒斯喜歡這一想法，後來他稱之為「大規模報復」。
當然，這個想法十分危險，接下來對它的討論成為20世紀50年代的重大政治議題之一。一些民主黨人指責即將擔任財政部長的喬治·漢弗萊。漢弗萊強烈主張搞預算平衡，而五角大樓是聯邦經費的最大支出者。漢弗萊只是大規模報復戰略的眾多擁護者之一，麥克阿瑟也在其中。登上「海倫娜」號時，艾森豪威爾得知他的老首長在全國製造商協會大會上說，他已找到「一個清楚又明確的辦法解決朝鮮戰爭」，並且「不會引發世界大戰」。他拒絕公開該方案，但表示會呈給當選的總統。「海倫娜」號上的大部分顯要人士都不再把麥克阿瑟當回事，但艾克卻不這樣認為。他致電沃爾多夫，表示期待與他見面，「我也許會從你的想法和經驗中得到許多益處」。麥克阿瑟樂意見面，「尤其是因為，儘管我作為個人和軍人對此十分熱心，但這是我回來後官方首次對我的建議表示出一點兒興趣」。
12月9日，哈格蒂向媒體釋出了此次會面的訊息。第二天早上，杜魯門從岳母的葬禮返回華盛頓時讀到了這一訊息，隨之暴跳如雷。他說，如果麥克阿瑟將軍有結束戰爭的妙招，就應該告訴美國總統，這是他的職責。在第二天的新聞釋出會上，他對麥克阿瑟的計劃是否切實可行表示懷疑。他怒氣未消，也向「海倫娜」號「開火」了。他說，艾克前往朝鮮半島的保證是競選中一種不負責任的煽動行為。現在，每個人都發怒了。麥克阿瑟的意見簡直不值一提——艾克到紐約去沃爾多夫酒店拜訪了他，瞭解到他的想法不過是威脅中國，現任政府和離任政府之間進行平穩交接的希望也破滅了。
本來就沒抱多大希望。在飛往漢城前，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助手曾拜訪白宮，試圖結合兩者的外交政策。杜魯門叫來艾奇遜，讓他介紹世界上陷入戰爭的地區。他詳細敘述了越南戰場，他說最大的問題是，法國是否還有繼續對抗共產主義的意願。
艾克希望有個好的開始，但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他對領導的概念反映出他信任專家和權威。舍曼·亞當斯是他的參謀長，頭銜是「總統助理」。亞當斯之下則是內閣，組建內閣是總統當選人的當務之急。許多總統認為內閣作為審議機構太過冗雜，作用也不大，他們寧願與白宮的工作人員共事，讓部長們去管理那些部門。艾森豪威爾有意把他的內閣當作國家委員會，在其中商議所有重要事務。所以在就職前的幾星期，他並未同杜魯門和艾奇遜協調工作，而是在1月12日和13日，在紐約海軍准將酒店，讓新任命的部長們預演了兩次。
他任命之人反映出他對美國商業界的讚賞。艾克希望他任期內的政府作為商業的政府而為人們所記住，並多次談及此想法。他認為，商人比軍人更有才幹，這二者又都比政治家出色。對於他來講，政治家就是一群無能之輩。位於其價值標尺頂峰的，是工業界的偉大領袖。他組建的內閣中，商業界人士佔了大部分，以至於史蒂文森稱其是「大交易」，美國運輸研究委員會在《新共和》週刊上說這是「8個百萬富翁和1個水管工」組成的內閣。這個水管工就是工會領袖馬丁·德爾金，他將擔任勞工部長。
漢弗萊擔任財政部長，威爾遜是國防部長，司法部長是布勞內爾，郵政部長是薩默菲爾德，農業部長是埃茲拉·塔夫脫·本森，內務部長是道葛拉斯·麥凱，商務部長是辛克萊·威克斯，而奧維塔·卡爾普·霍比將擔任4月11日新成立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第一任部長。這與民主黨的內閣相比，變化十分驚人。新成員中有三人來自通用汽車公司：威爾遜、薩默菲爾德、麥凱都是雪佛蘭汽車的經銷商。（在一次討論激烈的新內閣會議中，傑裡·帕森斯遞給埃米特·約翰·休斯一張紙條：「從現在起，我只買普利茅斯牌汽車。」）由於五角大樓7.8%的業務都交給了通用汽車公司，威爾遜不得不賣掉了他的股份。之後，艾克要求其他內閣成員都這樣做。
艾森豪威爾任命的部長們與他本人一樣，在某些問題上比共和黨的政治家更為右傾（塔夫脫向朋友透露，他擔心政府中企業家數量太多），他們的言論也更為保守。接下來的幾個月，人們就看到了幾個突出的例子。新政府中最健談的就是威爾遜，講話總是滔滔不絕，因此他的綽號為「發動機查理」（通用電氣公司的總經理也叫查爾斯·威爾遜）。「發動機查理」有時會說他的話被引述錯了，有時他的確是對的。他從未說過：「對通用汽車公司有益處就是對美國有益處。」他只是在參議院委員會討論批准他的任命時說：「對美國有益處的就是對通用汽車公司有益處的，反之亦然。」這一說法與之前的說法全然不同，是對新政府不看好的自由記者將其顛倒了。然而，威爾遜也有不當之處。在談論五角大樓花費過多的問題時，他說：「我可不是來經營雜貨鋪的。」
艾森豪威爾總是因為聽見威爾遜說出不得體的話而生氣，為此休斯還有一段令人難忘的描述：他首先「牙齒咬得咯咯響」，接著「緊咬嘴巴」，最後「慢慢地將亮藍色的雙眼痛苦地轉向上方」。「發動機查理」的同事們有時也會因出言莽撞而遭受抨擊。喬治·漢弗萊談論海明威1952年出版的小說《老人與海》時說：「有些老人失敗了，一事無成，為何還有人對他們感興趣呢？」威克斯承認，在艾克的領導下，他實際上都不信任政府對貿易的監管方式。本森喜歡談論農產品價格的「精神層面」。有人提議免費為全美兒童注射沙克疫苗，霍比夫人則公開譴責它為「走後門」而來的「公費醫療」。政府中另一位成員霍華德·派爾作為有權參與內閣機密的總統副助理，竟親口說出「受苦的權利是自由經濟的樂趣之一」這樣的話。
回顧過往，這個即將上任的內閣比那些評論所預測的更令人印象深刻。作為一個團隊，他們敬業奉獻、勤勞奮進、頭腦清醒、忠誠愛國。幾星期以來，部長們每天準時出現在白宮西翼棺材狀的長桌旁，在高背黑皮椅上坐得筆直，認真地在面前的白色小筆記本上記著什麼，總統講話時便嚴肅地點點頭。幸而他們並不輕易氣餒，因為他們肩上的新責任極其重大。所有人，包括威爾遜在內，都未被要求處理像1953年1月發生在美國政府中的那麼大的事件。上次共和黨執政時，聯邦政府工資單上有63萬僱員，如今有256.1萬人，增長了3倍多；預算也從38.63億美元增長到854億，猛增了21倍不止。
從某種意義上講，新政府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內閣中最年輕和最堅定的共和黨人。休斯這樣評價副總統尼克松：「乾脆果斷、講究實際、注重邏輯，從不提出過大目標，但在建議或改良方法上卻迅速敏捷——我一直認為他像一名高效率的辯護律師，帶著對法律奇怪的馬馬虎虎的興趣。」像其他人一樣，尼克松有時會讓艾克不知所措。他在電視上討論艾森豪威爾早期的決定時說：「順便談談國務卿杜勒斯，我們終於有一個反對共產黨的國務卿了，那不是好事嗎？」當厄爾·沃倫被任命取代弗雷德·文森的職務時，這位副總統稱他為「偉大的共和黨首席法官」sup/sup，使得艾克大發雷霆。他在多明尼加共和國拉斐爾·特魯希略·莫利納的宴會上說：「為這個偉大的國家和卓越的領袖乾杯。」當時他正在高腳玻璃杯旁露出微笑，記者拍下了這張照片。
那些在海軍准將酒店召開的就職前內閣會議預示了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會發生的事。一開始，他們就熱忱地投入其中。每次會議前要麼默默祈禱，要麼由本森念禱告詞——他是摩門教十二門徒理事會的理事之一。如果艾森豪威爾忘記了，杜勒斯會清清嗓子，小聲提醒，艾克則脫口而出：「哦，天啊，今天早上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幫助才能達成目標。埃茲拉，請吧……」他們也進行了大量討論。當時的主要議題是即將在華盛頓舉行的就職儀式。儘管民主黨抱怨不斷，艾克還是決定以霍姆堡氈帽代替傳統的大禮帽，以顯示他不拘小節，這也是新郊區的人們支援他的原因之一。他向這群人讀了他宣誓就職後將發表的演說，當他們鼓掌時，他更是謙虛地說：「我需要你們的掌聲，但我更需要你們的藍鉛筆sup/sup。」威爾遜說：「你把旗幟高舉起來了，太棒了。」大家發現，「發動機查理」在任何問題上總是最先發表意見。噹噹選的總統陳述他最看重的信條之一（所有國家，包括共產主義國家都需要進行自由貿易）時，威爾遜插嘴說：「我比較守舊，我不願向印度出售武器。」這可讓反共產主義者竊喜不已，但他也會讓他們震驚。在討論朝鮮戰爭是否有可能停止時，他問：「能否來個一攬子交易？也許我們可以承認中國，解決遠東問題。」
艾森豪威爾在紐約一切準備就緒，於1953年1月18日星期日離開那裡，與家人一同搭乘賓夕法尼亞鐵路第90號商務列車前往華盛頓，他1945年從歐洲回來時也坐的同一列車。首都四年一度的慶祝活動已然開始，每個旅館都已客滿。《紐約時報》報道，理髮師推出了「瑪米爆炸頭」，如果顧客想把頭髮燙卷，只需花費兩美元；如果想戴「假髮」，那麼價格可高達17.5美元。當選總統無暇理會這些瑣事。他晚了一個小時離開曼哈頓，因為他在海軍准將酒店修改就職演講稿。星期一，他和其下屬還要在斯塔特勒酒店12層的總統套房繼續修改演講稿，那裡離白宮有三個街區。不幸的是，太多顧問參與其中並給出意見，讓星期二中午的就職演講顯得單調沉悶、冗長乏味。另外，演講前的宣誓完全屬於他一人，那是當天最令人難忘的時刻。它使人們想起新任總統最可貴的品質——休養生息。遊行隊伍沿著賓夕法尼亞大道行進時，一個賣紀念章的小販清點存貨時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他有兩種新穎的紀念章，一個寫著「我愛人人」，另一個寫著「我恨人人」。第一種紀念章銷售一空，第二種則幾乎無人問津。作為旁觀者，他說：「今天，大多人都是愛別人的。除了小孩，根本沒人買‘我恨人人’的紀念章。」
民主黨人可找不到高興的理由。依然因杜魯門的出言不遜而懷恨在心，艾克拒絕了這位即將離任的總統要與其在白宮共進最後一頓早餐的邀請。杜勒斯已兩次拜訪艾奇遜，而艾奇遜則寧願他不要來。二者雖然都是冷戰的強硬派，但他們的政見有很大分歧。艾奇遜懷疑（後來證明他是正確的），他的繼任者會迫於麥卡錫的壓力，解除約翰·卡特·文森特的職務。（文森特是個出色的外交官，曾受到麥卡錫的攻擊。）
到1月20日正午，麥卡錫就成了共和黨的一個難題。共和黨20年來一直在抨擊政府（自上一任共和黨總統以來，只有一位共和黨參議員繼續任職），現在他們將接管它了。離任的民主黨人則鬆了一口氣。瑪格麗特·杜魯門離開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前往艾奇遜位於喬治敦的家時，轉身開心地對父親說：「嘿，杜魯門先生。」杜魯門愣了一會兒，便開懷大笑。他離開的訊息沒有提前公佈，但在p街艾奇遜家的人行道上，聚集了500名祝願者；在聯合車站，5000人等著歡送「費迪蘭·麥哲倫」號最後一次駛向獨立城。杜魯門站在站臺上，對他們說他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姿態，自己即使「活到100歲」也不會忘記這個手勢，然後他伸出手，做出他當年競選時笨拙的姿勢，嘲弄地尖聲說：「這就是我想做的！」火車司機鳴笛警告後，火車便緩慢向前開去。一個孤獨的聲音唱起《友誼地久天長》的頭幾句，接著眾人加入，開始了雷鳴般的合唱，杜魯門從此成為歷史。
1953年1月21日星期三，清晨，白宮：
雖然新總統參加了兩個就職舞會，接近凌晨兩點才休息，但照常7點半起床，獨自在臥室吃早餐——習以為常的半個葡萄柚和咖啡。華盛頓人通常起得較晚，但西點軍校教會艾克早起是一種美德，他對此深信不疑。他將每星期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會領導的早餐會議定在早上8點，儘管他們極不情願。他處理日常事務的時間不會超過8點半。穿上咖啡色西裝，打上亮麗的領帶，他走到一樓，大步流星地走向白宮西翼的總統辦公室，舍曼·亞當斯（也是習慣早起的人）已在等候他。總統紅色皮椅後的桌子上，豎著一座綠色大理石的氣象鍾，是格蘭特總統執政期間花400美元購買的。艾克把它設定好，他是個有條不紊的人，每天早上都會這樣做。
早上8點2分，他要接見的第一個人是布勞內爾。他們商談了一些程式問題。內閣成員下午5點半將在東廂宣誓，威爾遜無法參加，因為他正在出售價值250萬美元的通用汽車公司股份。（俄勒岡州的共和黨人韋恩·莫爾斯將在參議院發言，提議威爾遜應被除名。在整個10年中，莫爾斯將是政府內部的肉中刺，最終他加入了民主黨。）布勞內爾回司法部後，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布拉德肖·明特納夫婦前來面見總統。明特納是皮爾斯伯裡·米爾斯公司的法律顧問，而這是一次社交拜訪。去年春天，在明尼蘇達州總統預選時，他為艾森豪威爾組織旨在使其進入候選人名單的運動，這次的見面就是對他的獎勵。
整個早上都被總統的例行公務塞滿。29個身穿紅夾克、頭戴白帽的騎師蜂擁而至，他們是科羅拉多州帕洛米諾騎警巡邏隊，參加了昨天的遊行，總統與他們一一握手。接著，總統接見了警察局局長赫伯特·福賽斯帶領的丹佛少年警察樂隊。收發室傳來好訊息：昨天的大典中，共收到1500封賀電。兩位共和黨州長與總統共進炸雞午餐。下午，艾克為第一次國情諮文演說做準備時，才發現他沒有辦公桌的鑰匙。
亞當斯解決了鑰匙的問題，之前總統親自負責的絕大部分檔案也交給他處理。亞當斯、珀森和哈格蒂是與總統最為接近的三名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時間面見總統外，政府中其他人必須通過新罕布什爾州前州長才能見到總統。大多數情況下，他那潦草的「ok，sa」與總統簽名一樣有效。他每天平均要接聽250個電話。亞當斯還使事情井井有條。白宮工作人員被警告不得散播流言蜚語，不得在走廊吸菸，不得將腳放在桌上，也不能在「舉止」上有「古怪的習慣」。
當助手們忙於工作時，艾克則在思考更重要的事，並保持身體健康。時年62歲的他是美國第34任總統：頭頂光禿、英俊瀟灑、精力充沛、面色紅潤、肩膀寬闊，身高177釐米、體重80公斤，只比40年前在軍校時重了1.8公斤。他昂首挺胸，咬緊牙關，緊閉雙唇。生氣時，他會用右拳打左手掌，用手掌緊緊握住拳頭；休息時，他表情嚴肅。要是他不願見人，便可以很冷漠。然而，他最吸引人的特徵卻是迷人的微笑。
胡佛用重力球鍛鍊身體，羅斯福游泳，杜魯門散步，艾克則打高爾夫。美國高爾夫球聯合會在白宮玫瑰花園外為他修建了一個高爾夫草坪，設了一個球洞。天氣好時，他就在總統府南草坪揮舞球杆；陰雨天，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臥室練習。不久，他又把過道對面的閒置臥室改造成畫室。新任第一夫人在戰後的聖誕節送給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批顏料，從此繪畫便成為他的愛好，十分認真。現在，他正給他的顧問們畫肖像呢。民主黨批評家正描述亞當斯是怎樣盡力一次處理6件事時，接到艾森豪威爾打來的電話問：「你的眼睛是藍色的嗎？」他們提醒美國人，自柯立芝以來，再沒有那麼輕鬆的總統。民主黨人譏諷艾森豪威爾的日程表，說那不過是列了一些他不會採取的措施。專欄作者trb在《新共和》週刊上寫道：「民眾愛艾克。他做得越少，他們越愛他。也許，這就是訣竅。他不會破壞現狀。」sup/sup
如同大部分政界人士，艾森豪威爾也不愛戴眼鏡。他的秘書安·惠特曼在一個特殊的機器上以特大號字型謄寫他的演講稿。他不會隨身攜帶老花鏡，而是在白宮隨處放上一打，每當思考問題時，他都會拿起一副，咬起眼鏡腿兒來。平裝本西部小說仍是他最愛的輕鬆讀物。盧克·肖特是他最欣賞的作者，雖然他也讀了布魯斯·卡頓內戰三部曲的前兩部《林肯先生的軍隊》、《光榮之路》，不久則讀完第三部《沉寂的阿波麥托克斯》。按照他的指示，辦公室的書架上擺了傑斐遜和林肯的作品集。他一有空就翻閱。《林肯選集》第二卷（1848~1858年）中，有一段話是描述他自己如何對待總統工作的。艾克很喜歡引用這段話：
政府真正的目標是為人民做他們需要做但作為個人又不能做或做得不好的事。如果是個人就能做得很好的事，政府就不該干預。
從下個星期三的上午10點半起，艾森豪威爾將在隔壁行政大樓的印第安人條約室定期接見白宮記者。在這些接見會上，他常常表現出對重大事件毫不知情。雖然這常常使其助手窘迫不堪，他卻坦誠表示這是真的，他坦言：「你們在告訴我一些我從未從我的政府聽說過的事。」他信口開河，不管語法、句法規則，亂說一通，常常使助手們不知所措。聰明的記者們記下了艾森豪威爾版的「葛底斯堡演說」：
我沒有核對過數字，我想大概是87年前，一群獨立自主的人準備在這個國家建立政府，我相信東部地區也包括在內。他們的理念則是建立在類似國家獨立的秩序與綱領上，即每個人都和另一個人一樣……
他唯一讀的報紙是共和黨《先驅論壇報》，這是事實，但要說他在新聞釋出會上的表現極其愚蠢（當亞當斯擔心釋出會上的一些敏感話題時，艾克就會淘氣地笑著說：「我會讓他們摸不著頭腦的」），或者把晚上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電視上，也不是事實。他唯一經常看的節目是《弗雷德·韋林演出》，每星期日晚9點至9點半播出。他偶爾也會到白宮的地下影院看電影，但是很少。他認為最愉快的事就是邀請十個八個好友，在白宮屋頂的日光浴室會餐，他則親自動手在活動的燒烤架上烤牛排。受邀來參加這個晚餐的人會收到寫有「ddesup/sup」的便條，通常只寫他們的名而不寫姓：
5月28日星期二晚上，你是否方便來參加一個非正式的男性晚宴。我希望一小群人聚聚，如果你能來，我會非常開心……因為這是非正式場合，我提議我們7點15分在白宮見面，早一點兒共享晚餐，晚上則可以暢談……我大概會穿用餐服，你穿便裝即可。
誠摯感謝，
真誠的，
desup/sup
誰會受到邀請呢？不會是政界人士。在艾森豪威爾看來，由於其職責所在，他見他們已經見得夠多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員。一旦他為某個部或局找到一個可以勝任的負責人，他便覺得完成了自己的職責，然後就將他和他的單位拋諸腦後了。如果當晚艾克想打橋牌打發那個晚上，便會邀請他最喜歡的牌友——北約的阿爾弗雷德·格倫瑟將軍、可口可樂公司總經理威廉·魯濱遜或投資銀行家克利福德·羅伯茨。如果是聊天，他邀請的人會多一點兒，但也是同一個朋友圈內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曾調查「總統的玩伴」，發現只有一個人與政界有點兒關係，那就是科羅拉多州前任州長。其他人則包括兩個農場主、兩名石油大亨、兩個酒商、兩個高爾夫球友、兩個房地產經紀人和三位銀行行長。工商界人士佔大多數——來自酒店、汽水、出版、保險、家用電器和輪胎業的總經理們，除去他們，就是眾所周知的保守派了，如赫伯特·胡佛、道葛拉斯·麥克阿瑟、弗朗西斯·卡迪納爾·斯佩爾曼和伯納德·巴魯克。
他們都會談論什麼呢？假如是第一次會面，他們一定會花些時間來欣賞各盟國政府為總統精心挑選的以示謝意的禮物，這是必不可少的。艾克在總統府的白色橢圓形書房中放滿了陳列紀念品的展示櫃，並稱它為自己的「紀念品陳列室」sup/sup。他們談笑風生，一小時內可以從石頭花園談到現代建築，還談到帕特和邁克的笑話、法國料理、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土耳其浴室、汽車款式、種菜、猶太人的幽默以及撲克牌的玩法。他是個健談的人，喜歡討論具體問題，而非泛泛之談。如果探討麥卡錫藐視憲法權利，他會心不在焉。但如果談到某個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具體情況，他就會一直聽下去，只要你說話不是太尖刻。他不歡迎惡毒卑鄙之人，艾克一向慷慨大方，他希望朋友們也如此。只有紳士才有資格進入這些房間，其餘的只能同舍曼·亞當斯打交道。
羅伯特·a·塔夫脫的政治手段從未如此嫻熟，他的精力也從未像現在這樣用之不盡。他在國會山四處活動：組織第83屆國會、智勝對手、獎勵盟友、決定誰應該擔任何職——總之，除了刷國會的房頂外，能做的都做了，而之後的某天，他連這個也要管了。塔夫脫讓自己成為多數派的領袖，並將所有重要的委員會主席職位交給極端保守的朋友擔任，如尤金·米利金、斯泰爾斯·布里奇斯、威廉·蘭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洛蘭。那些在芝加哥代表大會之前就支援艾克的參議員，例如堪薩斯州的卡爾森、紐約州的艾夫斯、賓夕法尼亞州的達夫，發現自己被委任的職位不受待見也無足輕重。塔夫脫瓜分參議院這塊大蛋糕時，有一件事失算了。他以為自己讓麥卡錫進入政府工作委員會是謀略過人，以為這樣他就能把時間都花在監督總務署的數字上了。塔夫脫表示：「我們已把麥卡錫安頓在他再也不會搞破壞的地方了。」
然而，任命剛剛下達，麥卡錫就開始找麻煩了。他在提交給參議院批准的政府人員任命單上就找到了藉口。第一眼看上去，這份名單完美無瑕，但麥卡錫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出罪狀。詹姆斯·科南特是艾克任命的駐德高階專員。麥卡錫宣稱科南特作為哈佛大學的校長，他的觀點「與美國人民的普遍信條大相徑庭」。艾森豪威爾想讓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擔任副國務卿。史密斯是個令人敬畏的人物，「二戰」中曾是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之後他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美國駐蘇聯大使。麥卡錫反對道，史密斯曾在控告麥卡錫誹謗罪的審前聽證會上做證，並且不顧麥卡錫和帕特·麥卡倫的控訴，為外交官約翰·佩頓·戴維斯辯護過。但參議院可不會因為這些證據不足的理由公然反抗那位深得民心的總統。科南特和史密斯的任命都被批准了。既然麥卡錫已經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白宮也開始有所警覺，知道他可不是好對付的。
任命查爾斯·波倫為駐莫斯科大使時，他們認真較量了一次。波倫對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來講非常重要，他是國務院中研究蘇聯問題的權威。由於該身份，他在雅爾塔會議上擔任羅斯福的譯員，但共和黨右翼極其憎恨與那次會議有關的任何人。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波倫堅決拒絕譴責雅爾塔會議。他甚至在批評該次會議的參議員面前維護它，稱雅爾塔會議在當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於是，雙方進入敵對狀態。這是權力的歸屬問題，總會有人贏，有人輸。
極端保守派就波倫的任命問題進行了越來越激烈的攻擊。布里奇斯告知參議院，駐莫斯科大使應該由「一位稱職的共和黨人」擔任。曾擔任國務院保衛處處長的斯科特·麥克勞德是麥卡錫的人。3月20日，麥卡倫指控他「沒有在得到的聯邦調查局情報的基礎上通過對波倫的審查」，這一針對麥克勞德的結論立刻就被杜勒斯「推翻了」。但國務卿隨即否認該事。同一天的晚些時候，麥卡錫罵杜勒斯是騙子，要求他發誓做證。麥卡錫聲稱知道波倫的檔案內容，說他是危險分子「還是太輕了」。此時麥克勞德心急如焚，他夾在兩個大人物中間，只能尋求白宮的幫助。他告訴亞當斯和珀森，這一切只是個荒唐的誤會。他只是讓杜勒斯注意聯邦調查局裡波倫檔案中「貶損他的材料」。麥克勞德請求辭職，但亞當斯告訴他，如果他那樣做了，只會讓現在不愉快的局面更加糟糕。
杜勒斯向外交關係委員會保證，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對波倫的忠誠「毫不懷疑」，但對於極端保守派的參議員來講，即使是保守派的國務卿都值得懷疑。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塔夫脫和亞拉巴馬州的斯帕克曼（他曾是史帝文森的競選夥伴）組成兩人委員會，一同研究聯邦調查局裡波倫的檔案。3月25日，塔夫脫向參議院彙報了調查結果：
沒有跡象表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質疑波倫先生的忠誠問題，他從未與共產主義者有過聯絡，也沒有對其表示過支援甚至容忍……我認為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對波倫先生的不良行為做出指控。
然而，麥卡錫仍然對波倫窮追猛打。艾森豪威爾告訴白宮記者，這位外交官的任命仍將交由參議院批准。總統表示，該任命會給美國帶來最大利益，問題就是這樣。盡職盡責的共和黨人沒有選擇餘地。塔夫脫本人對波倫的評價不高，但作為多數派的領袖，他不能反抗艾克，尤其是所有證據都支援與其相反的一方。於是他在參議院竭盡全力，以74∶13的票數通過任命。
乍一看，麥卡錫似乎挫敗了，但事實恰好相反。該問題分裂了塔夫脫的勢力，他不願再發生類似之事，便告訴艾克，他支援此事的代價就是「不能再出現波倫（這樣的人）了」。總統的助手們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與此同時，這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又在計劃新的活動。整個華盛頓似乎沒有一個共和黨人準備公然反抗約瑟夫·麥卡錫。
新政府要組成對抗麥卡錫的戰線，但由於競選時不明智的承諾，此時政府的實力有所削弱。芝加哥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共和黨綱領是一個大雜燴，反映了過去20年來破碎的希望、失敗中的迷思以及對共和黨主要捐贈者的承諾。其中一個承諾是，艾森豪威爾會將富饒的沿海大陸架交由各州管理。儘管韋恩·莫爾斯阻撓議事，總統還是兌現了全部諾言，但他的威望有所折損。他以改革家的身份進入政界，但爭論潮間地油田的歸屬可不是改革的問題。2月6日，在喬治·漢弗萊的催促下，他兌現了另一個競選承諾，下令立即取消對工資的控制，以及對大部分生活消費品的限制，包括肉類、傢俱、服裝、餐館中的食物以及零售商店中的大部分物件。然後，漢弗萊又要求緊縮聯邦信貸，削減國防經費支出。這次，艾克又答應了，讓擁護他的消費者深感失望，並且也為1953年後期和1954年上半年的經濟衰退埋下了隱患。
共和黨的謬見在外事方面是最多的，中國臺灣是其中一個主題。1950年6月27日，杜魯門派遣船艦和飛機前往朝鮮半島時宣佈：
共產黨勢力佔領臺灣，會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脅，也是對執行合法和必要職責的美國軍隊的直接威脅。因此，我命令第七艦隊阻止任何對臺灣的攻擊。而作為這一行動的必然結果，我要求在臺灣的蔣介石政府停止一切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海空攻擊。第七艦隊負責監督落實此事。
艾奇遜稱之為「中立」臺灣的觀點，共和黨極端保守派卻不贊同。他們認為，中立蔣介石的措施既不明智，也對美國不忠。他們不顧事實，相信蔣介石能輕易打敗毛澤東的軍隊，繼續讓他留在臺灣則是他們陰謀詭計的一部分。為了表示對國民黨軍隊的信任，麥卡錫、洛蘭和布里奇斯出席國民黨「大使館」的正式晚宴，與他們一同大喊其口號：「反攻大陸！」他們站起來大喊，使館裡的國民黨「大使」則熱烈鼓掌。
他們鄭重宣佈要「讓蔣介石出籠」。艾森豪威爾從未使用過這個詞，但它出現在綱領中。在這個命令下，參謀長聯席會議發電報給第七艦隊：
1953年2月2日
立即執行
收件人：珍珠港美軍太平洋指揮總部
抄送：日本東京遠東司令部
命令中要求你們保證不會將臺灣和澎湖列島作為中國國民黨進攻大陸時的基地，這一部分要求現已取消。
但蔣介石如何再次佔領大陸呢？沒有船隻，他甚至都到不了中國大陸吧！但艾森豪威爾仍然沉浸在幻想中。起草國情諮文時，他寫道，杜魯門的命令是要「美國海軍為防禦共產主義中國助力」。而且，談論重新挑起中國內戰具有挑釁性。報社洩露了訊息，安東尼·伊登警告總統這會「招致極為不好的政治反響，又得不到軍事補償」。艾克心煩意亂，決定前往國會山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請允許我澄清一下，我方下達該命令並沒有侵略意圖。」十分清楚的狀況是，被放出籠的蔣介石已經沒有牙，不再兇猛了。沒有第七艦隊的阻撓，中國共產黨做了幾次試探性的攻勢，發現國民黨沒有實力控制台灣海峽，甚至裝出個樣子都不行。幾個月後，蔣介石越來越懷念美國的艦隊。艾森豪威爾向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命令一週年之際，《紐約時報》報道了該事件的結果：11個沿海島嶼迴歸共產黨了，但這不是最後一個關於臺灣的訊息。由於美國國內可能出現的政治分歧，或僅是為了避開民主黨的嘲笑，第七艦隊又被調回了臺灣海峽，並被稱為「把蔣介石收回籠」。
芝加哥大會的綱領還進一步宣告：「拒絕履行一切包含秘密協議的承諾，比如雅爾塔會議之類暗中幫助共產黨的承諾。」像其他共和黨領袖一樣，杜勒斯在制定這個政治綱領時，認為關於美國國務院的一些事情並不符合事實。他們相信共產黨和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的民主黨建立了共產主義帝國。他們下定決心要改正這一錯誤。作為國務卿首次發言時，杜勒斯建議東歐可以「指望我們」，並在總統的國情諮文中寫下這一段：「隨後，我會讓國會通過一項適當的決議，明確表明政府不會承認過去任何包含允許奴役人民的秘密協議。」此處指的就是雅爾塔、德黑蘭和波茨坦，這一點很清楚。當艾森豪威爾宣讀時，共和黨人手舞足蹈地慶祝開來。看來秘密協議確實存在，接著，他們便一個傳一個，他們自始至終都知道。當時，杜勒斯確信在國務院某個昏暗的地下室會找到證明民主黨有罪的檔案。但檔案並不在那裡，也不在任何地方，它們根本就不存在。真相大白後，總統和國務卿開始糾正他們的看法。但共和黨在參議院中的首腦們已經在起草有關雅爾塔會議的決議。用他們的話講，他們會否認戰爭期間簽訂的一切協議。艾森豪威爾發現，如果該決議通過，美國在柏林和維也納的地位就會變得十分尷尬。
結果是，白宮和國會山的共和黨領導產生了第一次嚴重的決裂。2月16日，艾克在與共和黨領袖的每星期會談上，提出了一份由他和杜勒斯起草的模稜兩可的草案。該檔案實際上毫無意義：美國向東歐人的境況表示遺憾，並對他們保證會利用「一切和平方式」幫助他們。塔夫脫憤怒了，這壓根兒不是他所想的。艾克指出，更強烈的措辭除了會引起其他問題，還會冒犯國會中的民主黨人，他們會將此視為對羅斯福的侮辱，但塔夫脫就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在2月23日那次總統與國會領袖的例會上，艾克與這位多數派領導再次相互攻擊。除了徹底否決羅斯福與蘇聯之間的所有協議，塔夫脫不會同意其他任何決議。
這時，一股外來力量闖入了共和黨內部。他就是得克薩斯州的林登·約翰遜，參議院中新任少數派的領袖。約翰遜告訴白宮，民主黨與共和黨一樣不滿意東歐局面，並且願意與共和黨一起對此表示遺憾。然而，對於他們或是他們的總統沒有做過的事，他們不打算承認罪責。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國務卿瑟斯頓·莫頓表示贊同，於是沒有任何效力的政府決議送到了國會。尖刻的激進主義者搬出了所有關於羅斯福和杜魯門「背叛」的陳詞濫調。塔夫脫與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一起增加了一項修正案，聲稱該決議「不構成國會對美蘇間任何協議之合法性或非合法性的判定」。參議院民主黨政策委員會將這個修正案視作對羅斯福政策的批評。他們反對該修正案，問題陷入僵局。
就這樣，20世紀50年代的中心政治問題在艾森豪威爾執政的第5個星期就出現了：民主黨參議員支援艾克的外交政策，但共和黨內的頑固派卻堅決反對。總統下決心忘記過去，但激進派卻抓住雅爾塔會議的罪責不放，這讓總統感到為難。對這些人來講，他們慢慢相信在芝加哥代表大會上的疑慮已經一一驗證了。他們認為艾克是杜威和洛奇等人的傀儡，而他們是否愛國，值得極度懷疑。他們不太確定杜勒斯站在哪一邊（有時對於艾森豪威爾也不太確定），並對國務院援助諾蘭稱之為「遏制政策的特洛伊木馬」的任何嘗試心存警惕。
1953年，林登·約翰遜和他的民主黨參議員支援通過政府決議，不少於58次。然而，關於「被奴役的人民」的決議並未通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華盛頓，直到1955年，杜勒斯授權公佈雅爾塔會議的所有資料，而懊惱的參議院激進派發現其中並沒有用於競選的子彈。兩年前，該問題就已經到危急關頭了。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爾與國會領袖會面時，政府起草的這份決議又一次被提上議程。但在他們會面前，命運之神插手了，此事也就擱置了——斯大林不會再向任何人下達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突發疾病，生命垂危。
艾森豪威爾總統和夫人正在進餐時，莫斯科廣播電臺公佈訊息：「列寧思想的優秀繼承人，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英明領袖和導師，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的心臟已停止跳動。」總統向莫斯科發去了正式弔唁。第二天早上，他尖酸地對內閣說：「自1946年起，我就知道那些所謂的專家喋喋不休地討論斯大林死後會發生什麼，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又應該做什麼。現在他死了，你們可以翻翻政府檔案去找找有沒有什麼計劃，那隻會白費力氣。我們壓根兒就沒有任何計劃。我們甚至不確定他的死會帶來什麼改變。」
辦公室只剩下他和休斯時，他沿著橢圓形辦公室踱來踱去。休斯那時的筆記，讓我們瞭解了艾克當時的想法。他說：
聽著，對蘇維埃政權這樣不痛不癢的譴責，我已感到厭倦——我想人人都已厭倦了。我認為，如果我現在站在世介面前進行另一次譴責，是大錯特錯的——事實上極其愚蠢。而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能給世界人民提供什麼？我們準備做些什麼來增加和平的機會……
這就是我想說的。
咆哮著飛過你頭頂的噴氣式飛機每架值75萬美元。一個年薪1萬美元的人，很難掙到那麼多錢。世界怎能長期承擔這種東西呢？我們正在進行的軍備競賽會帶我們走向何處呢？最糟糕的結果是通往原子彈戰爭，最好的情況也是掠奪地球上的國家和人民辛苦得來的成果。
但「現在還有一條路擺在我們面前」，他說，「那就是裁減軍備」。如果那樣做，可使人人「有吃有穿，有房可住，有病可醫，有學可上」，如何實現這條道路呢？
讓我們直言不諱地說吧。不要口是心非，不要複雜的政治言詞，不要狡猾的宣傳手段。讓我們挑明我們真正要提出的東西……雙方撤回在各地的軍隊……在另一個地方，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自由選舉……我們可以自由且不受審查地向蘇聯人民播放節目，而他們的領導人也可以這樣向我們講話……並將我們希望其他國家經濟執行良好的一切努力都具體化。
我們該向蘇聯政府說些什麼？我會站起來說：我不會控訴他們的罪行，歷史不言而喻，我關心未來。雙方政府現在都有了新的領導人，以前的過節一筆勾銷。現在，讓我們開始對話，讓我們談論一些地球上每個人都能理解的事。這就是我們的提議。如果你方——蘇聯——有什麼改善現狀的建議，我方願意聽到回應。
這就是我想說的。如果我方確實無法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意見，我也不會發表演說。
舍曼·亞當斯認為艾克在4月16日對美國報紙主編協會進行的題為「和平的機會」的演講是其一生中最偉大的一次。理查德·羅維爾在《紐約客》上稱之為「巨大的勝利」，說其「堅定地建立起他作為美國領導人的地位，並再次確立了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紐約時報》稱其「意義非凡，感人至深」，甚至一向持反對意見的《紐約郵報》也贊同「這是美國最好的聲音」。20世紀60年代，時過境遷，休斯主要記得的，是為發表這篇演講所做出的努力。杜勒斯在每一個草案上都反對艾克的提議。休斯曾問杜勒斯，他是否認為朝鮮停戰符合美國的利益，杜勒斯搖搖頭說：「我們會後悔的。我不認為我們會從朝鮮停戰中獲得很多利益，直到我們給中國人致命一擊，在所有亞洲國家面前展示我們的優越性。」休斯將此話轉達給艾森豪威爾，他大怒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經驗豐富的顧問們真的表示他們不能認真對待和平談判，那我們就沒法同坐一條板凳了。」後來他又說：「有時，福斯特就是太擔心會被指責像杜魯門和艾奇遜。」這在所有方面都是一次艱難的演說，即使發表都十分痛苦。那天，艾森豪威爾胃痛難忍，幾乎無法抬頭，到最後簡直要垮掉了。
與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上百篇此類演說不同，這一篇引起了一波有效的和平攻勢。中國人也厭倦了戰爭。杜勒斯僵硬的外交政策給亞洲國家的印象是美國新政府毫無靈活性。一份印度報紙稱，美國人「用槍支來獵取和平」。現在，他們的總統表示事實並非如此。一種新的精神迅速在板門店傳開。當然，要解開這個結，光有和平的意願是不夠的。談判者們深深陷入日積月累的恐懼、仇恨與指責中，而這種情緒在中國控訴美國人使用細菌戰時達到了高潮。毫無疑問，斯大林的死讓強硬派中最強硬的那個不復存在，有利於問題的解決。隨後，杜勒斯認為是尼赫魯向中國透露了美國計劃向聯合國軍隊戰地指揮官配發戰術性核武器，從而讓中國感覺受到了直接威脅。當時的確威脅說戰爭會迅速蔓延到中國東北，後來艾森豪威爾向亞當斯提起過此事。杜勒斯曾疾呼美國已三次處於「全面戰爭的邊緣」——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危機、1954年中南半島危機和1954年年末到1955年年初毛澤東威脅要進攻中國臺灣引起的緊張局勢。但亞當斯對此表示懷疑，他寫道：「杜勒斯的政策是否真正經受住了這三次危機的考驗是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國務卿認為它經受住了。我懷疑，艾森豪威爾並未接近過三次危機中的任何一個，那不過是杜勒斯的自以為是罷了。」
無論怎樣，艾克對理性的呼籲在當時眾多事件的混響中至少是個清晰的音符，從而引起另一方的注意並把他們重新拉回到談判桌前。和談重啟後的第一階段，進展很慢。其主要障礙在於掌握在美國手中的朝鮮13.2萬士兵的命運。美國決定給他們權利，選擇是否迴歸祖國。1945年，盟國將從德國解放的蘇軍戰俘交給蘇聯指揮官。其中許多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亞，還有些人被處決，只因為他們當了俘虜。1952年5月7日，杜魯門宣佈：「我們不會把人交出來，讓他們被屠殺或者奴役以換取停戰。」同樣，艾森豪威爾也決定如此。戰俘的命運將決定談判的結果，這一點越來越明顯。
和談在總統關於和平的演講後第11天重新啟動，拖拖拉拉地貫穿整個5月。如今使聯合國各成員國團結起來越來越困難。一些歐洲國家「左」翼領導人認為毛澤東對細菌戰的指控可能並非空穴來風。另一方面，極端保守派則催促美國不必理會懦弱的同盟，並響應麥克阿瑟全面勝利的號召。艾克否決了。他告訴他們：「如果你在一個地方單幹，就要在所有地方都單幹。」在美國陣營中，沙文主義最強烈的「鷹」派人物是李承晚。這位78歲的韓國總統拒絕考慮任何分裂朝鮮的協議。他拒絕將三八線作為邊界或前線，而準備在沒有聯合國的支援下跨過鴨綠江，即使面對滅亡也在所不惜。後來亞當斯說：「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費盡唇舌，不斷努力呼籲李承晚保持理智，並讓其瞭解美國不會為了朝鮮統一而引發世界大戰。」他還表示，與李承晚的爭端，「較之與共產黨的爭論，更傷腦筋，令人沮喪」。
這位老人幾乎讓和平毀於一旦。6月4日，中國與朝鮮都同意：那些在中立的遣返委員會面前宣佈不願回國的俘虜，可以在120天的等待後被釋放並退伍。6月8日，雙方擬定草案，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好。6月18日凌晨兩點的華盛頓，杜勒斯被國務院值班人員的電話驚醒。原來是李承晚下令讓衛兵開啟戰俘營的大門，釋放了2.5萬名反共產主義的朝鮮人，這是他煞費苦心準備的。韓國的警察向這群難民發放食物，提供避難所和衣物。杜勒斯立刻打電話給艾森豪威爾——這是他在白宮的8年裡唯一一次被叫醒。艾克震驚不已。不出所料，那天早上共產黨指責聯合國與李承晚「蓄意合謀」，並要求「立刻」逮捕戰俘，但這根本不可能。6月20日，他們停止了談判，併發起一次重大攻勢。
杜勒斯並不氣餒。他認為對手會接受新的提議，並告訴艾克，如果另一方如他所想的那樣渴望停戰，「在給他們適當的保證下，他們就不會理會李承晚的一時衝動，並同意簽訂協議」。中國通過新德里證實了杜勒斯的想法。剩下的就是保證的事，需要給難以對付的李承晚施加更大的壓力。艾克發電報給李承晚，表示他讓聯合國的命令「陷入無法挽回的局面」。他派管理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與李承晚協商。羅伯遜與李承晚在漢城商討，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他聽著這位憤怒的老人傾倒壓抑已久的情緒。李承晚筋疲力盡後，羅伯遜向他解釋美國現在進退維谷。兩星期後，李承晚讓步了。
對於舉行簽字儀式前兩星期公佈的停戰條款，誰都不滿意。37個月的血流成河後，200萬人橫屍遍野，其中80%是平民，33629人是美國人，從此之後，朝鮮半島將恢復原狀。李承晚得到2350平方英里，而金日成多得到850平方英里，但綜合其他情況，雙方不分上下。雙方維護和平的原則並不存在。聯合國甚至沒能形成有效的監督系統，以防止金日成再次進攻。這是杜魯門在任期內就開始談判的結果，但他的停戰條件更為苛刻。保羅·道葛拉斯指出，杜魯門「一旦接受當前協議，華盛頓上下都會嚴厲指責他的」。
一位攝影師問艾森豪威爾感覺如何，他簡單地說：「戰爭結束了，我希望我的兒子儘快回家。」白宮對即將到來的停戰不置可否。在華盛頓的官員中，唯有國務卿滿意地評價道：「一個國際組織反抗侵略者，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今天，所有自由的國家，無論大小，都更加安全，因為集體安全的理想已然實現。」
這也是自由派的解釋。自由派那時信任羅斯福–杜魯門關於世界政府的概念，並決意竭盡全力支援其首次維護和平做出的努力。理查德·羅維爾如此闡明他們的信念——朝鮮戰爭是一次極大的勝利：
在朝鮮，美國證明其諾言與盟約一樣有效——甚至更有效，因為根本就沒有盟約。歷史會將朝鮮作為證明集體安全的例子，它現在只不過還是個看似有理的理論而已。它會成為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轉折點的例子。
保守派可不會輕易上當受騙。沃爾特·李普曼在《先驅論壇報》上寫道：「如今真實的情況是，雙方以及所有相關方面都已陷入相互制約的局面。」保守派有自己的想法。漢森·鮑德溫在《紐約時報》上解釋說，極端保守派認為「如果希望阻止亞洲共產主義的傳播，那麼（朝鮮戰爭）就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發生的正確的戰爭」。他們並未忘記共和黨的綱領控訴過：在杜魯門的領導下，一群「無勝利信念人」在「相互牽制的命令」下發動戰爭，「並在與敵人談條件時，陷入僵局，顏面盡失」。如今朝鮮與德國一樣，一分為二。他們認為「杜魯門的戰爭」即將成為「艾森豪威爾的綏靖政策」。
印第安納州的詹納和內華達州的馬隆認為即將到來的停戰是中國人的勝利。馬隆在參議院詢問：「這位尊敬的參議員，杜勒斯先生執掌國務院以來……政策可有什麼變化嗎？」詹納回答說：「我沒發現有何變化。」
在一次廣播訪談中，加利福尼亞州的諾蘭被問道：「我們即將得到的停戰是否是榮耀的呢？」他回答：「我不這麼認為。」他預測在這樣的條款下，「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失去在亞洲的平衡」。在朝鮮，馬克·克拉克將軍說：「此時，這些條款並未讓我感到高興。」而詹姆斯·範佛里特將軍（他在儀式結束後將負責保管聯合國的那份協議）則避免就此事發表意見，守口如瓶地回答：「不知道。這個問題將由高層官員回答。」保守派會反擊的，他們只是在等待羅伯特·塔夫脫的訊號而已。
什麼訊號都沒有。這位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就像7年前的范登堡一樣，現在正在經歷轉變時期。塔夫脫曾是羅斯福和杜魯門時期的攪局者，總是妨礙法案通過，如今成為新政府力量的燈塔。1953年4月30日，內閣出現危機。艾森豪威爾召集國會領袖，向他們傳達壞訊息：與他預料的相反，艾森豪威爾無法平衡第一次財政預算。杜魯門最先的預算是99億美元的財政赤字。艾克表示他能減少到55億美元，但不能再削減一分一毫，否則就會危害國家安全。財政部長漢弗萊、預算委員會主席道奇和國防部副部長凱斯隨後表示支援該預算。他們的要點是，將美國靜態防禦的局面改成動態防禦，同時預測任何時間向美國發起的攻擊，這需要大量經費，因此不能再減少預算。
塔夫脫大發雷霆。他失去了理智，用拳頭大力捶打著書桌，用強硬刺耳的聲音大聲嘶吼，說這個共和黨政府與那些民主黨人的政府毫無區別。五角大樓與往常一樣貪得無厭。該預算超過國民收入的30%，實在是太多了。除非政府提高稅收——這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否則赤字令人難以容忍。塔夫脫大喊道：「我們向美國人民承諾的首要大事就是減少財政支出！如果按這樣的計劃，我們就絕不會在1954年選共和黨的國會！你們正在帶我們走杜魯門的老路！我們在競選時承諾的一切，都被你們拋棄了！」最後，艾森豪威爾深思熟慮地對塔夫脫說：「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有一些必要元素。抓住它們並不難……」隨後，他便簡要敘述了冷戰戰略。
這是緊要關頭。如果塔夫脫離開會議，向媒體公開指責總統的財政計劃，並在國會成立影子內閣反對政府的外交政策，那麼艾森豪威爾的計劃將功虧一簣。無論如何，保守派總是對艾克充滿敵意，有權勢的多數黨領導說一句話就足夠了。但塔夫脫留了下來，他鎮靜下來，僅僅表達了希望來年政府預算能大幅縮減。艾森豪威爾向他表示，這個希望是合理的。
暴風雨過去了，塔夫脫從此成為總統最重要的支援者。私下，他笑話朝鮮停戰條款，但他能剋制自己的情緒，對媒體發言時，比諾蘭、詹納、馬隆之輩更為謹慎細緻。無可否認，他仍像以前那樣直言不諱。（他曾說過：「說話講究策略就是不真誠。」）他承認，分裂的朝鮮的前景「極度令人不快」，因為它創造了「隨時會引發戰爭的條件」，使中國從容處理越南問題。但他不願製造分歧，也不願絕望。
此時，記者注意到他的變化。6個月以來，這位多數黨領導以出色的表現輔佐共和黨的總統。他們寫到，自就職典禮以來，他的目標之一就是讓共和黨政府取得成功。這曾是孤獨的鬥爭，右翼的其他參議員對他的忠誠疑惑不解，而民主黨人則一直視他為難以和解的對手。另外，他正承受著新的心理負擔，儘管他們對此一無所知。過去幾星期，他越來越覺得自己病得很嚴重。
塔夫脫感到困惑。一年前，他開始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前，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醫生確定地說，他從未向現在這樣健康。在第83屆國會任職的頭三個月，他是國會中的風雲人物。然後在4月中旬，他與艾森豪威爾在奧古斯塔打高爾夫球時，突然感到臀部一陣刺痛，難以忍受。接下來的一星期，他根本無法入睡。服用大劑量的阿司匹林都已無濟於事，5月在蒙大拿州的白硫磺泉鎮休養也無法讓他好轉。6月12日，他在紐約醫院進行一系列的身體檢查，使用的名字是霍華德·羅伯茨。
醫生建議他進行深度x光檢查、服用可的松、拄柺杖以減輕對髖骨的壓力，並堅持讓他放下作為多數黨領導人的日常事務。6月10日，他將日常事務的決定權交給了諾蘭，但塔夫脫認為這只是暫時任命。在治療允許的範圍內，他會繼續處理政務，參加白宮會議。他預計下一次國會會議之前能回到參議院，並且身體比以前更健康。少數黨領袖林登·約翰遜是最後一個在國會山見到他的人。塔夫脫向他招手，大喊兩次：「我1月就會回來！我1月就會回來！」
那個6月，羅伯特·塔夫脫充滿英雄般的色彩。他強忍疼痛，蹣跚著同他的妻子瑪莎參加華盛頓的花園茶會。瑪莎本來就跛腳，幾乎全靠塔夫脫扶著，而他卻沒告訴她病情。像大多數政界令人敬畏的人物一樣，他總是在踏進家門時卸下嚴肅的面具。瑪莎認為他是一個忠誠體貼的丈夫，對他們的4個兒子來說，他是「戈普」，是露營旅行最討人喜歡的夥伴，他喜歡玩撲克，嚼口香糖，可以陪他們玩上幾小時，最後給他們講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故事，他在這些方面知識淵博。
7月初，他又進了紐約醫院。據報道，他情況「良好」。醫生預計他年底就可以回去工作，而在此之前也能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投票。他本該在7月23日出院，即將出院時，醫生卻突然宣佈他需要進一步治療，驗血時發現他有白血病。他回華盛頓的日子被無限期延長了。
板門店的談判進展仍然很順利。中國人剛在那裡修建了一座新塔。7月27日上午10點1分（華盛頓時間7月26日晚上8點1分），他們在一張新漆的桌子上籤署了18份停戰協議。代表聯合國簽署協議的是威廉·哈里森將軍，既沒有系領帶，也沒佩戴勳章；代表朝鮮簽署協議的是南日大將，穿著肥大的軍裝，掛滿勳章。他們沒有說話，沒有握手。而在李承晚的命令下，韓國無人出席。
不到一個小時，艾森豪威爾總統出現在電視上。他說：「帶著特殊的悲傷和特殊的感激之情，我們懷念那些受到召喚、在他鄉失去生命的勇士。他們再次證明了，只有勇氣和犧牲才能讓自由在地球上生機勃勃。」他警告說美國「只在一個戰場贏得停戰，而不是在世界贏得和平」，並說希望可以藉此說服睿智的人民協商分歧，而不是以「毫無意義的戰爭」解決問題。
現在是回顧美國外交政策和加強其作用的時候了，但是那位認同此點、能向美國保守派解釋清楚的人，卻在星期日晚上備受折磨地躺在紐約醫院。星期四晚上10點半，塔夫脫陷入昏迷，13小時後便過世了。
在這個關鍵時刻，他的離世成了大災難。威廉·懷特在第二天早上的《紐約時報》上寫道：「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的去世震撼了共和黨，在共和黨的半世歷史上，還未有過這樣的震撼。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橋樑就此真正消失了。他的去世對於政府……是無可估量的損失。」
事實上，這是全美國的悲劇。塔夫脫是美國唯一真正理解國會權力重要性和總統總攬大權危害性的政治家，也是能預見從釜山到美萊村這條長路走下去會有什麼結局的人。國會山的政客們悼念他，而他們的悼詞則顯示出他們對他的瞭解多麼少。俄亥俄州新當選的參議員約翰·布里克宣讀悼念詞。3.5萬悼念者經過國會大廈圓形大廳，此處停放著置於黑色靈柩架上的棺木。這裡也曾停放過塔夫脫的父親和林肯的棺木。海軍陸戰隊樂隊演奏著憂傷的銅管樂曲《美麗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說：「塔夫脫參議員從未猶豫過強制實施法律……這位長眠的領袖為他自己創造了不朽的豐碑。他對政府的付出，以及通過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奉獻，將一直傳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