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布里克認為最好的悼詞：塔夫脫被認為是一位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人。但這對艾森豪威爾卻是不祥的預兆。未來幾個月，這位白髮蒼蒼的俄亥俄州人將提出憲法修正案，嚴格限制美國與別國簽訂條約的範圍，以及總統協商行政協議的權力。該修正案將使政府陷入困境。越南戰爭爆發後，人們對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當時艾克認為這是不明智的。他寫信給諾蘭：

如果參議院……採納布里克修正案，將會使我們國外的朋友和敵人認為，美國打算從世界事務的領袖位置退下來。由此而必然產生的反應十分重要。這會損害我們對和平的希望和計劃，以及正在討論的重要國際事務成功的機會。

諾蘭的看法則有所不同，他與艾克的觀點少有一致。在之後的5年裡，他讓總統與國會領袖的每星期例會變成一種折磨。艾克會大發雷霆，筋疲力盡，有時幾乎語無倫次。諷刺的是，諾蘭繼任多數黨領袖，艾森豪威爾應對此負責。塔夫脫逝世後，按慣例，總統作為多數黨的領袖應挑選新的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但艾森豪威爾認為他的政府與羅斯福和杜魯門的政府大不相同，這一觀點害了他。他堅決認為，行政部門只是政府三個權力相等的部門中的一個，總統試圖控制國會議員則是對開國元勳的藐視。他稱自己為「守憲總統」時，就是這個意思。由於他對國會的尊敬，在塔夫脫過世後的日子裡，他一直沒有插手。葬禮當天，他直截了當地向內閣表示：「我著重強調一點，我們這個政府絕對不會對於挑選新的多數黨領袖發表個人意見。我們不會干預他們的事務。」

但是，他們決意插手他的事。激進派與過去5屆政府的政策進行了長期鬥爭，已成為熟練的政治「游擊隊員」，擅長滲透到行政部門，讓公務員的日子過不下去。國會調查便是他們的首要武器。艾克本以為，他入主白宮的第一年，國會的聽證會便暫時停止。他告訴內閣，他認為美國人長期處於高壓狀態下，在聚光燈下進行的沒完沒了的聽證會現在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他的政府應該有一段整理事務的時期。只有它失敗了，國會才能插手。

布勞內爾苦澀地說，第83屆國會已然插手干預。僅國務院就分別進行了10次調查，國務院職員忙得連讀郵件的時間都沒有。艾克回應說，政府必須同國會合作，也許他們只是在調查杜魯門的人。但事實上，他們調查了每一個人，包括許多不在政府工作以及從未涉足政壇之人。麥卡錫調查《美國之音》，詹納的美國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尋找中學裡的共產黨，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哈羅德·維爾德的帶領下，準備搜查教堂。在一次廣播節目中，維爾德說該委員會已經清除了表演界的顛覆性分子。現在，他們正準備調查基督教教會。他說，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清除個別教會分子，包括那些致力於政治活動多過本職的教會分子」。

艾克一生都對他的信念毫不動搖：「我們的長期利益，要求我們通過國會的黨組織領導國會。」然而有時，即使是這位「守憲總統」也會對國會發怒。在之後一次的新聞釋出會上，有人問艾森豪威爾：「聯邦政府通過國會調查教會中的共產主義，你是否支援這一做法？」他給出否定回答，教堂是最不該調查不忠誠的地方，質疑他們的愛國精神，沒有任何好處。也許在這種情況下，調查人員才應該接受調查——對於一位不插手國會議員事務的總統來說，這句話已經很重了。

但共和黨在執掌國會，而且那是一批特殊的共和黨人。有時，他們的極端保守主義確實讓人無法應對。喬·麥卡錫的終審日即將到來，參議院的議員們開始聯合反對他。不久，每位參議員被要求在他和艾森豪威爾之間做出選擇，因此右翼的共和黨人將暴露自己，成為總統的敵人。除了馬薩諸塞州的萊弗裡特·索頓斯托爾，參議院每個共和黨元老人物——諾蘭、德克森、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支援這個蠱惑人心的政客。

麥卡錫的發言人喬治·索科爾斯基指責，共和黨在艾森豪威爾的領導下，「變得太現代化，與新政沒什麼兩樣」。而在艾克就職的第二天早上，麥考密克將軍就在《華盛頓時代先驅報》上把艾克排除在共和黨之外了。但是，大部分時政評論員都站在總統一邊。塔夫脫逝世7個月後，《華盛頓時代先驅報》被《華盛頓郵報》收購，那是一份別具一格的報紙，尖銳地指出「參議員諾蘭似乎無法將政府目標和個人憎惡區分開來」。《商業週刊》評論說「共和黨大權在握，是否稱職自然是人們想要問的問題」。羅斯科·德拉蒙德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到這是新的「華盛頓混亂」：

共和黨政府內被掉以輕心的分裂、長期不和、相互辱罵，尖酸刻薄的消極爭論弄得到處烏煙瘴氣，這樣的後果是什麼？從中又會得到什麼政治收穫？這種新的「混亂」產生的效果就是展示了共和黨政府是個爭論不休、毫無建樹、立法無能的政府。

有時，首都記者在報紙上提出質疑：聯邦政府是否已成為自我嘲弄的範例。參議院的掌舵手威廉·諾蘭不斷提醒總統，目前迫切需要海軍對中國海岸實行全面封鎖，並否決保羅·尼采的任職（尼采是威爾遜挑選的國防部副部長，主管外事），因為諾蘭認為尼采作為國務院一員，曾是「艾奇遜災難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埃弗雷特·麥金利·德克森成功地在一項撥款法案上附加了一條：如果聯合國承認中國的合法地位，那麼美國將立即終止提供任何費用給聯合國。國會5次通過這個附加條款的草案，總統5次拿起筆，又5次放下筆，說他不能既接受該草案，同時又主政外交。布里奇斯的決議打破了僵局，他聲稱「國會的看法」是中國應該永遠被阻隔在聯合國之外。兩院全體通過該議案，副總統尼克松記錄參議院的一致表決時，十分讚許。當漢弗萊起草一份議案將加入共產黨判為重罪時，這場鬧劇到達了高潮。這個議案必須修改，因為它會破壞《麥卡倫法案》。《麥卡倫法案》要求共產黨員登記，而登記就意味著自認有罪，因此可使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來回避罪責，但是共產黨的身份無論如何都不受法律保護。司法部長布勞內爾被嚇壞了。該議案至少有6點是違憲的，而且還將若干現有的反對共產黨的法律抵消了。無論如何，20世紀50年代初，國會中沒人打算向選民解釋沒有投反對票的原因。漢弗萊這項荒謬的議案在參議院以79∶0通過，在眾議院以265∶2通過。

除了接下去與麥卡錫的較量，艾森豪威爾執政的第一年是他在華盛頓最糟糕的一年。杜勒斯在麥克勞德的煽動下，以近乎莫須有的罪名解僱了許多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國務院護照辦現由弗朗西斯·奈特領導，他像麥克勞德一樣，也是麥卡錫任命的。他正在調查愛德華·默羅是否忠於國家。默羅在激進派中不得人心始於1953年10月20日他在哥倫比亞電視臺的節目《現在看吧》中，講述了密歇根大學一位名為米洛·拉杜洛維奇的大四學生的窘境。拉杜洛維奇在空軍後備部隊服役8年後，突然被列為危險分子。他被指控違反空軍條例第36~52條，與「共產黨或同情共產黨者」來往密切。他被剝奪中尉軍銜，並被部隊開除。這使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無法找到工作。這個案子曾由一個三名上校組成的委員會審查，空軍部隊沒有提供證據，也沒有提供具體的指控內容，還拒絕透露指控中尉的原告，並將他們自稱掌握的證據放在信封裡，整個聽證會期間都沒有開封。默羅查了裡面的內容，與拉杜洛維奇來往密切之人是他的父親和妹妹。他們的可疑活動便是讀一份塞爾維亞語的報紙，該報紙在南斯拉夫發行。5年前，南斯拉夫就與莫斯科斷交了。但空軍部隊不願冒這個險，不願意要其親屬閱讀外語刊物的官員，而這種語言曾是一度崇拜已故的斯大林的人使用的。

拉杜洛維奇的新聞播出5周後，空軍部長哈羅德·塔爾博特出現在《現在看吧》節目並宣佈，他再三考慮後，決定恢復中尉拉杜洛維奇的職位，因為他絕對不會威脅國家安全。這對塔爾博特來說，是一次恥辱的經歷，但絕不是最後一次。1955年夏，他被指控與持有空軍部隊合約的企業有不正當交易，便在重重疑雲下辭職了。而在1953年，政府還極力維護塔爾博特，轉而指責默羅。媒體的可信度正在成為一個大問題。默羅之類的人有很多，拉杜洛維奇之輩也不只一個。

在美國海軍航道測量局工作了23年的公務員亞伯拉罕·查薩諾夫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向深得上級器重，卻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職停薪，人事部門通知他，他已被稱為危險分子。兩個月後，海軍一個委員會裁定證據不足，一致認為他應該官復原職，但數月過後，沒有一點兒動靜。此時，查薩諾夫已傾家蕩產，靠向妻子的親戚借貸維生。1954年4月7日，儘管證據不足，海軍部長助理詹姆斯·史密斯仍下令解除查薩諾夫的職務。《華盛頓每日新聞》的記者安東尼·劉易斯告知大眾這一訊息，並公佈了具體細節。劉易斯關於此案的故事為他贏得了普利策獎。而為查薩諾夫辯護，更進一步加深了共和黨保守派和媒體之間的隔閡。

記者們認為政府右翼有時不清楚「左」翼的所作所為，或者即使知曉，也毫不在乎。他們以關於沃爾夫·拉德金斯基的愛國主義的不得體的爭論為例。拉德金斯基的例子十分荒唐，是因為他的愛國主義顯而易見。他是一位鬥志昂揚的反共人士，也是土地改革的專家。在麥克阿瑟的領導下，他在日本的土改運動被認為是勝過共產黨土改的範例。實際上，斯科特·麥克勞德極力推薦拉德金斯基的政見。儘管如此，埃茲拉·塔夫脫·本森還是不想讓他進入農業部。本森認為他是危險分子而解僱了他，史塔生為他澄清事實後，本森又在總統同意下聘用了他，並派他到亞洲，與共產黨的土改專家鬥智鬥勇。

艾克最愛說追查共產黨就是追查「一罐蟲子」。其中的困難與其他問題一樣，都要回到競選總統時期。共和黨曾表示民主黨追查間諜的力度不夠，然而要制訂一個比杜魯門1947年建立的內部安全專案更為嚴格的計劃，十分不易。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爾嘗試了一下，釋出10450號行政命令。在此命令下，只要有一絲叛國嫌疑，僱員就會被立即開除。還有其他很多偏離一般準則的行為——酗酒、吸毒、參與不正常的性活動、曾犯重罪、精神不正常、參與裸體組織、有不衛生的習慣和說謊等一切「與國家安全不一致」的行為，都可以成為開除的理由。

這個規定確實縮減了不少政府人員。10月23日，白宮宣佈在執行10450號行政命令的4個月裡，1456名聯邦工作人員離職，其中只有5人是艾森豪威爾執政後僱用的。為進一步證明在對抗世界共產主義中取得的進步，白宮發表宣告，依據《史密斯法》，指控41名美國共產黨領袖獲罪，2名共產黨判間諜罪，1名判叛國罪，並將84名外籍顛覆分子驅逐出境。而司法部長那已經為數不少的顛覆組織的名單上又新增了62人。艾森豪威爾發表第二個國情諮文時，又宣佈了新的戰果。他說，從政府解僱的「危險分子」已達2200人。隨後，尼克松宣佈，「上千名共產黨、他們的追隨者以及‘危險分子’已被政府掃地出門」，並報告6926人從政府僱員名單上除名。

共和黨人高興不已，畢竟這些都是事實。政府中到處都是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艾克找出並開除了他們。但民主黨卻完全不同意共和黨的說法，他們檢查文職人員記錄，發現在第一份清單上，只有863人被解僱。其他人要麼辭職，要麼退休，而且他們本來就打算離開政府的。尼克松報告的數字中，只有1743人因被指控不忠而被解僱——41.2%的人曾被艾森豪威爾政府僱用。史蒂文森嘲諷共和黨的忠誠調查計劃就是個「數字遊戲」，總統私下也這樣認為。杜勒斯向內閣訴苦，他認為整晚閱讀呈遞給他的檔案簡直是浪費時間，只是因為有人報告某工人家庭中的某人（甚至是他的鄰居）是和平主義者，是世界聯邦主義者，或支援氟化飲用水。

哈里·凱恩對10450號行政命令進行了最無情的抨擊。凱恩曾是華盛頓州的共和黨參議員，1952年競選失敗，通過國會山老朋友的幫忙在顛覆活動控制委員會任職。由於裡面有詹納、麥卡錫和德克森，他自己也主張極端保守主義，所以沒人期望他會成為擁護民權自由的人。然而，他卻是這樣的人。在一次情緒高昂的演講中，他嚴厲抨擊白宮「向不正義的一方偏離太遠了」。總統大罵凱恩忘恩負義，亞當斯則提醒他還是這個團隊的一分子，不應辱沒自己的團隊。

然而，這個團隊還未學會相互合作。麥卡錫一直在給共同安全署找碴兒。內政部長麥凱趕走了才能出眾的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局長，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專搞宣傳活動的人。商務部長威克斯繼續與國家標準局鉤心鬥角，這是哈里·沃恩和唐納德·道森都不敢踏入的禁地。聖母大學法學院前任院長克拉倫斯·馬尼恩博士是一位極右分子，被任命為總統的政府間關係委員會主席。他贊成布里克修正案，使白宮陷入混亂。sup/sup

布里克修正案在保守黨人中間受到追捧。一些最熱心的支援者都不瞭解其中的內容，他們之所以簽字並捐錢支援它，也只是因為在某些會議室和俱樂部都是這樣做的，這就和在1936年支援自由聯盟是一件時髦事的情形一樣。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正確的，不然為何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美國醫師協會、憲政委員會、《芝加哥論壇報》以及婦女支援布里克修正案委員會都贊同這一修正案呢？婦女支援布里克修正案委員會是「海外軍人的妻子與母親的自願組織」，她們向國會呈遞了一份50多萬人簽署的請願書，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同樣，反對方也一定是錯的。不然為何它們會包括婦女選民聯盟、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律師協會國際法和比較法部、紐約市律師協會、美國支援聯合國協會以及埃莉諾·羅斯福呢？

首都的記者們稱布里克的出擊是「自1788年以來，關於外交關係的憲法的最大一次論戰」。可能就是這樣。如果不是麥卡錫和美國政府之間更為尖銳的鬥爭使之黯然失色，那麼此次出擊將是10年來極端保守派最大的一場運動。1953年1月7日，該修正案被參議院提出時，共有64名聯合提案人——已達到憲法修正案所需的2/3參議院人數。杜勒斯疾呼該修正案「會對國家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脅」，但沒有人理會。尼克松請求參議院的共和黨人不要使自己的總統難堪，如此活動6個月後，他不得不告訴內閣：「毫無疑問，許多民眾都支援該修正案。」

20世紀50年代初期，極端保守派熱衷於提出憲法修正案。赫布洛克稱之為「拼字遊戲」。在第83屆國會中，至少有107項這樣的提議被提交給委員會。其中一項解釋叛國罪不僅是倡議顛覆國家，「無論是依靠武力和暴力」，只要「削弱」其力量，就是叛國罪。其他提案還包括：禁止美國士兵踏上別國領土，除非國會已向該國宣戰；禁止將納稅人的錢用於社會福利事業；新加入的州只能有一名參議員；聯邦政府不得干預各州管理其居民「健康、道德、教育、婚姻以及良好次序」的權利；申明「美國虔誠地遵守基督耶穌的權威和教義以及尊敬其他國家的救世主，並通過他們得到萬能的上帝的賜福」。

參議院對其中6個提案進行了討論，每一個都獲得了多數票。其中4個提案獲得了通過修正案必需的2/3的票數，可以提交眾議院討論。如果在那裡仍有2/3的人投票通過，就會交給各州立法機關討論。這是參議院不負責任的表現。當時盛行的詭辯可以用德克森的話表述：「如果州立法院否決，那麼伊利諾伊州新上任的參議員不會有意見；如果州立法院同意，我也會同意。」諾蘭也是同一腔調。他說，布里克修正案的反對者害怕的是什麼？難道他們不相信人們的判斷？答案當然就是開國元勳從未想過國會會成為氣窗，讓修改憲法的提案通過；州立法院傾向於有特殊利益的代表，容易向特殊人物妥協，所以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但這樣回答的人寥寥無幾。馬薩諸塞州的年輕參議員約翰·肯尼迪表示：「不同意修改憲法，是我們最寶貴的保護措施，也是最穩定的堡壘。」然而，其他議員對他的話充耳不聞。

布里克修正案針對的不過是雅爾塔會議，這個陰魂仍不肯離去。如今，每個訊息靈通的市民都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亞發生了什麼事，但「秘密協議」的幻象仍縈繞在華盛頓，威廉·詹納之類的妖人讓其保持著勃勃生機。他悄聲說，反對布里克修正案的勢力正由一個「秘密革命組織」操控著，其中包括歐文·拉蒂摩爾、亨利·華萊士、阿爾傑·希斯（已收監）、哈里·霍普金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懷特（兩人均在20世紀40年代過世）。馬尼恩不是唯一受「布里克熱」影響的政府官員。1954年1月29日，關於修正案的討論已持續一年之久，這時在內閣會議上，查理·威爾遜說，他對支援修正案的人感同身受，條約不應剝奪人們的權利，像雅爾塔和波茨坦那樣的會議就應該被列為非法的。總統再次耐心地解釋，布里克修正案不能妨礙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的約定，因為這都是政治上的協議，既非條約也非行政協議。

回到辦公室，艾克大怒：「我受夠了，簡直要大喊大叫了！這些該死的事毫無意義，只會損害美國的威信。我們常說法國人沒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國家——而我們則坐在這裡為布里克修正案爭吵不休。」在海軍准將酒店進行就職前內閣預演時，他就已經遇到這個問題了。那時，這個主意對他來講充滿了吸引力。聽到羅斯福和斯大林（不知為何，丘吉爾的角色總是被忽視的）瓜分世界的事情後，他極度憤怒，然後便上鉤了。他認為（布里克是這樣說他的）人們反對該修正案，會轉過來對聯合國不利。修正案聽起來合情合理，如果有一位無能的總統或昏昏欲睡的參議院要奪取人民和各州的憲法權利時，美國會因該修正案而有了保證。

杜勒斯詳細研究了修正案，他越深入考慮，越是驚慌失措。布里克真正反對的似乎是一切條約和行政協議。他的其中一項修正措施就是將權力從白宮轉移到國會山。杜勒斯認為，這樣就會引起其他政府懷疑他們與美國簽訂的條約是否有效；因為這屆國會簽訂了，另一屆國會又會廢除。sup/sup艾森豪威爾開始改變對該修正案的看法。他完全站到反對布里克修正案的陣營中，是在討論無關此事的所謂的「部隊地位」的協議時，根據該協定，如果美國士兵在未執勤時觸犯了外國政府的法律，所在國政府有權按照該國法律對美國士兵進行處置。（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美國士兵在日本向一群婦女射出一枚空的迫擊炮彈，結果殺死了其中一個人。）極端保守派則堅決認為，美國軍隊對美國所有在海外的部隊有絕對控制權。恰好，艾森豪威爾比華盛頓的任何人都瞭解「部隊地位」的協定，因為他擔任北約總司令時曾起草、商討並監督管理其中一部分協定。他試著向諾蘭解釋其理論與實際，但這位多數黨領袖火冒三丈。他用力拍打桌子，大聲吼道：「一個在和平時期應徵計程車兵，在違反其意願的情況下被派往國外並履行職責——上帝啊，我不認為他應該被交給國外審判！他還穿著我們美國的制服。我不願我的兒子受到那樣的待遇！」

布里克也是這樣的態度。在一次攻擊兩位國務院工作人員的情緒激動的演講中，他暴露了自己真正的動機。雖然他們反對他的修正案，但這並不是他攻擊他們的原因，他們為北約「部隊地位」協定做證才是原因所在。這是戰略失誤，當時總統正在聽演講。艾克找到最好的憲法專家，對修正案進行研究。他們報告說，根據該修正案，美國便無法加入北約，這令他垂頭喪氣。修正案具體指出，除非憲法將某些問題交由國會處理，否則參議院無權對其進行立法。因此，根據布里克修正案，這樣的協定要成為法律，就必須得到各個州的同意。艾森豪威爾說，這會讓各州立法院拒絕承認美國簽訂的協定sup/sup。艾克說，因此總統和國務卿必須面對「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代表48個州政府」。

1954年2月26日，在一系列令人吃驚的議會手段後，布里克修正案終於到了最後表決這一步。在「部隊地位」的鬥爭中，布里克敗下陣來。為挽回顏面，艾克提出一個程式上的緩和措施，即對協定投票表決時，只記錄投票數，而不是口頭唱票。布里克拒絕該提議。2月25日，該修正案支援率不到2/3，50位參議員同意、42位反對。

就在這次鬥爭絕望的關頭，發生了一個悲劇性事件。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沃爾特·喬治起草了一份修正案，內容與布里克修正案相似。這份修正案值得嚴肅對待。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援者並非都不負責任，其中一個負責任的人便是美國律師協會前任主席弗蘭克·霍爾曼。該協會中，「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與法律部」也支援布里克，一些研究憲法的學者也站在他這邊。這並不表示它是一項有利的修正案，雖然在吵吵嚷嚷的討論聲中，確實有一些建議值得仔細聆聽。自從羅斯福執政以來，總統的權力已經大得驚人了。艾森豪威爾歷來謹慎，他是不會濫用權力的。但從接下來的事件看，後來的白宮主人可不是那麼小心翼翼。而且，喬治提出的修正案可不僅僅是經過修飾、更亮眼的布里克修正案。其語言是精心雕琢的，語氣比布里克修正案更為溫和，而且刪減了布里克修正案中一些臭名昭著的從屬條款，即禁止國會對超越其權力範圍的問題採取行動。艾克反對的就是這一條，即反對某些條約必須各州都支援。去掉這一條，政府反對布里克修正案的原因就沒有了。喬治的提案在很多方面具有先見之明，但因為其會限制總統在外交政策中的自由，還是遭到了白宮的反對。sup/sup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些記得喬治修正案的參議員們再次想起了它。而在反對總統于越南戰爭中的行動的憤怒聲中，有人想起了諾蘭的意見，但他早已在競選中失敗並隱退，在加利福尼亞州過著普通的生活。sup/sup諾蘭當時贊同喬治的修正案，因為他無法忽視「行政部門干預司法權力帶來的危機」。如果那天是塔夫脫處於諾蘭的位置，他一定會使這場辯論顯得更莊重，但是所有理智的希望都在情緒的迷霧中失去了方向。一個參議員要麼是艾森豪威爾的人，要麼是他的敵人，情況就是這樣。就這樣，布里克把喬治一同拖下了水。即便如此，政府也只是勉強勝利。對於喬治修正案，有60票贊成、31票反對——由於需要2/3的贊同票，因此其實只有1票的優勢。如果第31位參議員當時生病或是去廁所，而眾議院和州立法院投票又通過的話，那麼美國隨後20年的外交歷史將大不相同。舉一個例子，那個臭名昭著的讓美國有權在大範圍內干預越南內政的「東京灣決議」，便會因違憲而被否決。

布里克修正案被否決的那天，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慶祝了自己66歲生日。他是政界元老，看起來也像。關於他的一切都與眾不同：獅子般的頭，輪廓分明的臉；「大都會」、「風笛搖滾」、「市區」和「世紀」等俱樂部的會員；卡內基基金會主席，教會正義與持久和平委員會聯邦理事會主席；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會員；普林斯頓大學、巴黎大學以及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學位獲得者。

杜勒斯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成為基督教長老會的一員。他認為他的宗教信仰是偉大的力量，但實際上卻是他的累贅。他認為反共產主義是長老會教義的延伸（用喬治·凱南的觀點來看，正如蘇聯領導人認為共產主義本身就是福音一樣），因此，他的外交政策與蘇聯領導人一樣，都是僵硬和教條主義的。艾森豪威爾相信妥協和調解，但他挑選的實施外交政策的人卻極度不信任這一點。杜勒斯巧妙地破壞了史塔生裁軍的計劃，理由是美國的北約同盟國會將此看作美國決心減弱的表現。對他來說，靈活比軟弱更糟糕，那簡直是不道德的。誰不同意他強硬的主張，就會被烙上恥辱的罪名。1953年，杜勒斯第一次出訪時，以總統名義贈給埃及總統穆罕默德·納吉布一支鎳制自動手槍。這是提醒所有中立國的政治家們，以武力反抗共產黨，才會贏得美國的友誼。對於中立國的領袖（如印度的尼赫魯）來講，世界並非如此簡單。尼赫魯試著在兩大競爭集團之間找尋自己的位置。他認為，反共產主義與反殖民主義同等重要。杜勒斯認為中立主義最惡劣，便理直氣壯地將武器運往巴基斯坦，從而失去了與印度的友誼。

儘管杜勒斯花言巧語，20世紀50年代唯一被推翻親蘇政府的只是美國後院的一個小國家——瓜地馬拉。但這場勝利也值得懷疑，因為它為日後拉丁美洲的潰敗播下了種子。然而，杜勒斯那宗教式的熱情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他深思熟慮地煽動東歐國家的人民——他承諾會把當地的蘇聯暴政「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的一次內閣會議上，他十分滿意地報告，法國的喬治·皮杜爾和英國的索爾茲伯裡侯爵3天前同他會面，表示他們對東歐的「真正自由」十分關切。他說：「據我所知，這是倫敦和巴黎第一次願意支援這項原則。」

關於此次會議，休斯在他的會議筆記中氣憤地寫道：「他真的相信幾句話就能讓人人都享受自由嗎？」但是杜勒斯相信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從什切青到的裡雅斯特的聽眾都相信了。杜勒斯未能解釋，美國決意幫助他們也僅限於「一切和平的方式」（艾森豪威爾總是不會忘記小心地提起這個限制），這將帶來悲劇性的後果。民主德國突然爆發罷工、縱火、暴亂。蘇軍坦克鎮壓3萬名東柏林人發起的暴動後，艾克向媒體強調，美國不打算在東歐進行實際干預。但11月底，杜勒斯煽動在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地的騷亂。他說，因為他宣佈美國不會承認蘇聯對這些國家的兼併行為和「確定它們的被奴役地位」。

杜勒斯經常不在首都，這令那些喜歡低調處理外交事務的人緩了口氣。實際上，他到處活動，像賣保險一樣向盟友提供對抗侵略的策略，將美國軍事力量作為鋼筋，把非共產主義國家聯合起來。除北約外，又加入重組後的美洲國家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在中東簽訂《巴格達條約》——後來成為中央條約組織，美國雖未加入，但大力支援該組織。包圍共產主義國家的條約，每年都會增加新的內容，直到美國要對8個安全條約承擔責任，並保護42個國家。沃爾特·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道：「杜勒斯不僅展示出自己是個精明且善於算計的外交官，而且是一個賭徒，用本國的血汗、財富和榮譽當作自己承諾的支票，比過往任何一位國務卿能想象的還要奢侈浪費。」

儘管杜勒斯一生中並沒有被要求兌現以上的承諾，但如果真有人要求了，那麼負責兌現之人恐怕會十分擔憂。一些驚恐的證人衝到國會委員會的房間中進行抗議：美國在擴大軍事責任的同時，也在削弱自己的實力。作為一名將軍，艾森豪威爾對五角大樓不太尊重。在一次預算中，他將空軍預算削減了50億美元，由此遭到范登堡將軍的疏遠。當中國臺灣遭遇一次週期性緊張局勢時，他又命令將軍隊人數從320萬減少到285萬。只有一位五星上將總統才敢這樣做。他拒絕了一切在核武器時代不實際的戰略。有一次，白宮舉行會議，討論進一步裁軍，他說：「如果你能冷靜地理智思考問題，那麼將用於陸戰部隊的經費用於建設新的公路益處還更多些。這樣在敵人來襲時，大城市的居民可以更快撤離。」

總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內閣中最強有力的人物漢弗萊也支援他。他們的目標是減稅，而他們認為這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正確方法。舍曼·亞當斯寫道：「這個‘新姿態’以及以核報復為基礎的計劃，顯然是艾森豪威爾削減陸軍人數的原因。」艾森豪威爾是總司令，他承擔全部責任。為消除進一步的疑慮，他指示五角大樓假設美國將來會捲入核武器戰爭。國會山的民主黨人抱怨美國現有的安全只是一種假象，人們被騙了，而總統的動機則具有政治性。的確，有一部分動機是出於政治考慮的。政府提出了一個更為虛偽的承諾，即「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sup/sup戰略上的單一武器論也受到尋求簡單方案以解決問題之人的青睞。顯然，美國不打算發動征服戰。因此，他們說國防部顧名思義就應該只搞防禦。他們只要求美國不受侵略，大規模報復的威脅也只是確保這一點。

當然，他們的信條理論並不奏效。國務卿與總統各行其是，無法實現這個目標。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大方，軍事政策卻相當吝嗇，但很少有政治家發現這個差異，真讓人驚訝。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報復政策可能是有效的遏制方式，那時美國總統小心翼翼地避免捲進國外事務，但美國現在已不再是這樣的國家了。「美國式和平」已取代「英國式和平」，英國曾派遣炮艇的地方，如今美國派去了杜勒斯和他的圓珠筆。超級大國需要大規模的威懾力量來保持和平，而那種「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的說法好像國際政治是美國7月4日國慶日的老式慶祝儀式，只是空談而已。

年輕的亨利·基辛格看出了這一問題。1954年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成為哈佛大學政治系的教員，並出版《核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以嚴謹的邏輯分析了美國在世界中的姿態。他總結到大規模報復是一種謬論：政府進行有限度戰爭的能力大大降低了，最後只剩下原子彈這個武器，每當外交不能達成一致走到訴諸武力的邊緣時，國家的生存便成為賭注。艾奇遜也看出了矛盾之處。他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於美國主張大規模報復具有「主動權」進行分析，認為其非常荒唐。他指出，報復是對某些人主動性的回應。羅維爾對這個矛盾看得也非常清楚。1954年4月8日，他在《華盛頓來信》一文中預測，「如果中南半島發生最糟糕的事，原子彈在那裡會像石弓那樣毫無用處，到時地面部隊將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以前的實力，而且遠不只於此」。

華盛頓與印度正好有12個小時的時差（一處是子夜，另一處是正午）1954年2月10日早上10點30分，艾森豪威爾總統走進印第安人條約室參加每星期三舉行的新聞釋出會時，在河內法蘭西大廈的法國軍隊總司令部正被黑夜籠罩。記者問他，地球另一邊的軍事情形是否仍然嚴峻。他說：「我比任何人都反對美國在那個地區捲入熱戰。因此，我批准的每次行動都是反覆斟酌的，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不捲入戰爭。」

下一位記者問道：「總統先生，你說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不管戰爭走勢如何，你都決定不捲入或者不那麼深地捲入中南半島的戰爭？」

艾森豪威爾回答說，他並不能預測未來。然而，他接著說：「如果美國在那些地區深陷全面戰爭，尤其是動用大部隊作戰，我無法想出對美國來講，有比這更大的悲劇了。」

與後來的情形相比，美國軍隊當時在中南半島戰爭中的人數並不算多。這得追溯到上一屆政府，那時他們就已經在那裡了。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中南半島上的三個國家——越南、柬埔寨和寮國仍是法國的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它們的地位有所改變——巴黎承認它們是「法蘭西聯邦」內的「獨立國家」了。這不過是個反對殖民主義的姿態，目的是反對蘇聯對胡志明越盟軍的支援。1950年2月7日，華盛頓和倫敦承認了這三個國家，艾奇遜強調說：「支援附屬國家的人民通過和平和民主的程式走向自治和獨立，是美國的基本政策。」他希望一些亞洲國家隨後也能承認這三個國家，但它們躊躇不前，因為厭惡了越南保大親王，這位法國支援的傀儡寧願在裡維埃拉曬太陽，也不願執政。艾奇遜不顧其他國家對保大的蔑視，仍固執地將美國的聲望押在中南半島。後來，他懊惱地回憶起國務院的一位同事約翰·奧利曾警告他，美國正處於這樣的境地：「傾向於取代而非補充法國的責任。」奧利說，美國會成為法國的替罪羊，捲入直接干預的泥沼中，「事情只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艾奇遜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決定……既然我們干預這件事，就不要再回頭看了。」

到艾森豪威爾宣誓就職時，美國已經負擔了法國1/3的經費，運載武器到中南半島，並派出200名空軍部隊的技術工程師。艾克繼續支援，但已經不夠了，越南危機加深了。2月那個早上舉行新聞釋出會時，越南危機已集中到一場大戰上，這是典型的戰爭，比夏伊洛戰役或阿爾貢戰役更能改變世界程式並影響美國發展。7年來，法國軍隊被胡志明傑出的軍事將領武元甲將軍打得潰不成軍。這些在聖西爾軍校訓練的法國軍官對武元甲的游擊戰極為陌生，遭到阻攔，因此發誓要引越盟進行一場決戰。1953年11月20日，他們空投1.5萬傘兵到河內以西約200英里處的戰略要點。此處覆蓋著可連線中國、東京灣和寮國的通訊線路，該地位於泰國境內，地名「奠邊府」由三個泰語單片語成：「奠」為大，「邊」為邊境，「府」為行政中心，即邊境上的大型行政中心。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了。

在地理位置方面，東南亞的這一區域是最險峻的：懸崖峭壁、叢林幽深、峽谷險要、河流洶湧。但是，各處地面有一些相對平坦的窪地，較大的窪地還可整修為跑道。奠邊府就是這樣的盆地，其形狀如長長的橡樹葉，小溪是樹葉的支脈，中央的河流則是樹葉的主脈，其長11英里，寬3英里。奠邊府周圍森林密佈、山谷深邃。法國傘兵部隊在此修建了一個機場，以及一系列的「豪豬」——保護機場和出擊敵人的堅固據點。自馬基雅維利時代起，軍事戰略家便主張指揮官佔領高地。他們認為如果一方佔領了高地，就可用炮火摧毀另一方。然而，法國軍隊沒能佔領俯瞰奠邊府的高地。在對抗游擊戰的同時守住這些山峰實為不易，因此河內的總指揮部認為沒必要守住高地。在法蘭西大廈，戰地記者聽說法國的大炮比武元甲能得到的任何武器都更先進。而且，越南群山密佈，越盟也無法將大炮拉進來。

法蘭西大廈的判斷錯了。自11月以來，9萬名越南農民把105毫米野戰炮穿過荒山野嶺運到了奠邊府。到了1月，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隊已進入有利位置，俯瞰著灰黃的平原大地。2月10日，在華盛頓的艾森豪威爾正在印第安人條約會議室回答關於中南半島的問題時，越盟第57團在長途跋涉並休整一番後，從灑滿月光的山坡上俯視那個保護法國12個營的睡熟士兵的碉堡群。後來游擊隊的指揮官何文賢告訴別人，那晚機場周圍搖曳的火炬，令他想起他們村中屋舍前一堆堆柴火中發出的火光，那代表對逝者的追思。

3月13日，武元甲在黎明前的炮火聲中拉開了圍攻奠邊府的序幕。法軍放出煙霧隱藏機場未能奏效，飛行員們稱這個低窪的盆地為「夜壺」。三天前，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上，一名記者向總統提到密西西比州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的觀察所得。斯坦尼斯當時就提出警告，美國向越南派空軍部隊技術工程師，很可能會使美國捲入這場戰爭。艾克說，不會那樣的，除非國會行使宣戰的權利，否則美國不會干預中南半島的戰事。

歷史學家可能會好奇，為何要討論美國捲入戰爭的問題。聯合國未對中南半島有過任何承諾，不久之前的美國與此地也毫無瓜葛。唯一真正對該地區感興趣的只有羅斯福總統，他希望看到該地區擺脫法國的殖民統治。一年前，艾森豪威爾還不願擴大一場反共產主義的亞洲戰爭。他表示，即使僅僅在奠邊府實施空襲也要冒極大風險，這可能會使美國空軍與中國空軍陷入對抗。無論如何，進行決定性一擊的機會很小。法國在中南半島的軍事力量遠不及聯合國在朝鮮的軍事力量。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爾，大部分政府領袖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是全球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鬥爭的領導力量。朝鮮停戰後，中南半島成為唯一有這種衝突的地區。主張干預的人表示，如果共產黨在一條戰線獲勝，那麼所有戰線都會遭遇危機。這同樣是知識界的意見，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經濟史教授沃爾特·羅斯托在《代達羅斯》雜誌上寫道：

蘇聯或中國地面部隊的調動，會使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勢力失去平衡。同樣，如果歐亞大陸關鍵地區的男女無論出於希望還是失望而轉向支援共產主義，也會失去平衡……如果我們成為集權主義海洋中一個民主的小島……那麼美國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

一致的看法是，只要美國部隊還在朝鮮，那麼向法國提供財物、槍支和策略就已足夠了。依此推論，現在需要的東西更多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支援，自由世界的安全就將受到威脅。

前一年9月，即1954年中下旬，艾森豪威爾批准向法國軍隊提供一筆更大的經費（3.85億美元）。當時，杜勒斯將美國在中南半島的目標確定為成功完成納瓦爾計劃，該計劃以當地法國指揮官的名字命名。杜勒斯解釋說，這樣就會在「1955年戰爭結束前，擊敗共產黨有組織的進攻」，只剩下掃蕩戰，這個可由越南軍隊在1956年完成大部分。納瓦爾計劃失敗了，但是直到1954年1月4日，總統與國會領袖們討論即將發表的國情諮文時，還未考慮將美國軍隊派往中南半島。艾克打算請求國會支援，繼續給法國軍事援助。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問，這是否意味著派美國士兵去越南。大吃一驚的總統回答：「不是這個意思。」他說：「我可以寫上‘物質援助’。」他確實這樣做了。

到3月第三個週末，中南半島的局勢已然惡化。杜勒斯依然對法國充滿信心。3月23日，他還預計法國軍隊將獲勝，但五角大樓可不確定輸贏。奠邊府傳來的訊息令人沮喪。武元甲的炮兵佔據盆地周圍，實際上機場已無法使用。用c–54型飛機向12個營的被困人員空投物資，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如果在距地面6000~8000英尺處空投物資，那麼半數都會掉在越南軍那邊；如果在4000英尺進行空投，越南的高射炮又會擊落大部分飛機。敵軍從四面八方逼近法國軍隊的要塞，在許多地方安放了自動武器。巴黎通過外交途徑向華盛頓發來請求，請求美國實施空襲以緩解受困部隊的壓力。3月22日，法國軍隊參謀長保爾·伊利將軍飛往華盛頓請求援助。

李奇微強烈反對，他說，一旦同意投入美國空軍，派遣步兵也只是時間問題。他對當地地形略知一二：稻田、叢林、糟糕透頂的公路網以及極差的通訊裝置，甚至連海港也很糟糕。美國的干預只會成為「悲劇性的冒險活動」。他以書面形式向艾森豪威爾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後來在其回憶錄《軍人》中寫道：「對於一個像他這樣有軍事經驗的人來說，其中的含義再明顯不過了。」但同樣擁有戰爭經驗的雷德福則認為美國派出轟炸機是個不錯的主意。人們紛紛猜測國務卿的立場。3月29日星期一，他在海外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時，就誰都不會再懷疑了。他的話語和腔調都是關於冷戰的：

在如今的局面下，共產主義蘇聯與其盟友共產主義中國使用一切手段，將它們的政治制度強加給東南亞，這會帶給整個自由社會極大的威脅。美國認為不能被動地接受這一可能性，而應聯合行動反擊。這可能會面臨嚴重危險，但如果我們今天不下決心，幾年後我們面臨的危險與如今相比會大得多。

星期六，杜勒斯在國務院與兩黨的國會領袖商議，向他們解釋對法國集體防禦的必要性，也就是說，要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美國派出遠征軍。他自信滿滿，認為一定能嚇退中國共產黨，讓他們放棄胡志明。他說，如果這個行動失敗了，就要把越盟消滅。任何妥協都不可能達成，即使理論上的妥協也不行。一位觀察家對國務卿講話的印象是：國務卿「極度懷疑，如果在中南半島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美國是否還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上，杜勒斯與艾森豪威爾、雷德福在總統的橢圓形書房議事。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干預是否合情合理，如果合理，那麼理由是什麼。在巴黎，皮杜爾不斷催促狄龍大使。法國竟要求使用原子彈，可見它們絕望程度之深。兩艘載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艦與第七艦隊一起在東京灣巡航，但華盛頓沒人真正考慮過使用核武器sup/sup。事實上，艾森豪威爾禁止任何空襲。在一定情況下，他願意考慮杜勒斯的「聯合行動」，由盟國共同出力。法國必須同意將戰爭進行到底。他們必須讓越南、柬埔寨、寮國完全獨立。法國和中南半島三國必須請求盟國（美國和英國）參戰。最後，有權宣戰的國會將做出決定性的一步，而並非由總統決定。杜勒斯在這樣的條件下可以盡力去做，在艾森豪威爾與丘吉爾的電訊往來中，他試探後者的態度（他的態度比艾克更為保守），然後啟程，試著將倫敦和巴黎的盟軍集結起來。

三天後，總統便在語言中增加了一個隱喻的表達。儘管不願美國插手干預越南，他仍然堅信冷戰信條。杜勒斯在海外記者俱樂部的演說未發表之前，他就已閱讀過草稿，也贊同他的觀點。他在每星期例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告訴記者，法國在中南半島的威望瀕臨絕境，而深陷危機的不僅僅是威望。共產黨在那裡奪取勝利，就會擴大紅色帝國的版圖，奪去美國重要的原料。這意味著自由世界將失去整個東南亞，而美國在太平洋沿岸的軍事防線也會受到威脅，即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中國臺灣地區和日本等地。艾克說：「你放置了一排多米諾骨牌，推倒第一塊，最後一塊也只會跟著很快倒下，這是必然的。所以這就是全面瓦解的開始，它會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

杜勒斯從歐洲回來後，感覺迅速干預的機會已經來了。白廳和法國政府似乎已準備接受聯合行動的建議。如果在危機中陷入重重包圍的法蘭西大廈有任何接受援助的機會，那就是現在了。丘吉爾並未強烈反對該建議。而法國為了獲得援助，幾乎可以犧牲除凱旋門外的任何東西（事實上，喧鬧的示威隊伍正在凱旋門抗議擴大戰爭）。艾森豪威爾雖然似乎不為所動，但他一定會改變主意的，即使他堅持，國會也會行動。

就在這齣好戲唱到此時，尼克松走到了舞臺中心。當時他的動機尚不明朗，他也從未就此澄清過。那時，他似乎是華盛頓中最兇猛的「鷹」派人物，但首都大部分人過去和現在都認為，這位副總統只是在為政府放出試探性的氣球而已。4月16日星期五，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報紙編輯協會年會，就是釋放氣球的場合。他的講話本來是非正式的，但其內容實在駭人聽聞，就無法再隱瞞了。他被問道，如果法國撤軍，放棄越南，那美國會怎麼做？美國士兵會取代他們的位置嗎？尼克松回答，他們會的。自由世界的境況十分危險，如果進一步撤出亞洲，結果不堪設想。他祈禱法國能全力以赴，贏得勝利。「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為避免共產主義勢力進一步在亞洲擴大——尤其是避免在中南半島擴大勢力，我們就必須鋌而走險，派美國士兵參戰。我認為行政部門必須採取不受歡迎的政治立場，即正視這個行動並採取行動，我個人支援這樣的決定。」

他的話即刻引起了各界反響。一些政府官員已做好準備進行新的戰爭，但報紙沒準備好，編輯們紛紛致電艾克，要求總統否認副總統的意見。國會也沒準備好，譴責尼克松是極不負責的沙文主義者。在國外，關於美國軍隊部署的種種傳聞引發了各種緊張不安的反應，從而打亂了盟軍派遣遠征軍的計劃。當月隨後將在日內瓦召開關於亞洲問題的19國會議，倫敦決定看看會上能取得什麼成果。星期一，杜勒斯從奧古斯塔（艾森豪威爾正在此處打高爾夫）返回華盛頓，告訴記者，美國「不太可能」干預越南戰爭了。

4月下旬，法國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請求支援。當時杜勒斯和雷德福正在巴黎處理北約事務，皮杜爾請求國務卿，希望美國進行空襲，否則奠邊府就會失守。杜勒斯說他會考慮考慮的，但這只是友善的說法而已。艾森豪威爾再次向他表明，只有國會同意，美國才會派兵到中南半島。而且，杜勒斯也看到了巴黎報紙上的報道，對於受困的法國部隊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

到目前為止，奠邊府的局勢已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編輯們不斷在頭版刊載有關越南的隻言片語。人們終於知道，法國此次行動的代號是「禿鷲」。頭版的地圖上描繪著被包圍據點中的要塞位置——這些小山被命名為安妮–瑪麗、加布裡埃爾·多米尼克、伊莎貝爾、休格特、弗朗索瓦絲、克勞丁、比阿特里斯，以及兩座姊妹山——伊利安1號和伊利安4號，綽號「洛洛布里達姐妹」。法國高階軍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已從上校升為陸軍准將，既然他是英雄，就該獲得將軍的榮譽。一名法國護士熱納維埃芙·加拉爾–泰羅比拒絕登上最後一班飛往河內的飛機，被稱作「奠邊府的天使」。關於卡斯特里的故事有許多版本。據說，他發現他的部隊已在劫難逃，便讓士兵向自己開炮。

許多關於圍困的報道都不屬實。卡斯特里沒有向炮兵部隊下令朝自己開火，因為他的炮兵部隊已全軍覆沒。美國報紙上描寫的「孤軍奮戰」的故事，與受困軍營的實際情況沒有任何聯絡。戰地記者不該受到責備，因為法軍總部的訊息也不靈通。在4月18日星期日的復活節，法蘭西大廈披著綬帶的軍官在河內大教堂吟唱讚美詩時，就已經不再瞭解「禿鷲」行動的情況了。派去偵察營地情況的偵察機飛到營地上空，要麼被武元甲的高射炮擊落，要麼被趕走。整個跑道都在越南機槍的控制之下。c–54型飛機搭載著卡斯特里的准將勳章、慶祝晉升的白蘭地、幾盒傑出服役十字勳章和榮譽軍團勳章以及其他物資，該飛機試圖空投這些東西，但都失敗了。據點裡的無後坐力炮如今已落入越南人手中，他們正朝著奔向降落傘的法國士兵瞄準射擊。第二天一早，越南廣播電臺興高采烈地宣佈，他們繳獲了一切空投物資，包括白蘭地。

如今，奠邊府法國軍隊的境況相當慘烈，陣亡人員已達半數。他們有時要忍受熱帶烈日的烘烤，有時更忍受傾盆大雨煎熬，只能在大堆的糞便和腐爛的屍體下躲藏。炮兵陣地丟失後，他們便無法進行有效反擊，因此陷入絕望之中。武元甲的105毫米大炮的火力一直未曾停息。越南軍隊的戰壕蜿蜒曲折，繼續向法軍逼近，也與敵人的步兵越來越近。有一陣傳來希望，說河內會來一支救援軍，隨後美國空軍部隊也會趕來支援。士兵相信這個傳聞，指揮官也相信，甚至卡斯特里也相信，因為他很難接受這個事實：納瓦拉是將他派到此地送死的。如今到了4月，他已經獲悉河內總部命令他銷燬一切武器和物資，不能落入敵人手中。至於他的部下，他被告知要讓他們知道，他們擋住了越盟大軍，保衛了法蘭西的榮譽，以此來動員他們進行最後決戰。

5月7日，受困56天后，奠邊府上空的三色旗終於被白旗取代，隨後又被越南的金星紅旗所取代。法國的榮譽一去不復返了。在日內瓦，關於亞洲問題的多國會議已經開幕。他們仍在討論美國派遣遠征軍的問題。默羅在會上通過廣播評論道：「美國尚未決定派遣部隊到中南半島，也沒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派出部隊。第二句話可能比第一句更重要。如果最後的問題是將中南半島送給共產黨還是救出來，那麼一定形式的干預在所難免。」

杜勒斯告知與會各國，儘管中南半島很重要，但因為不讓共產黨控制東南亞而拯救它，並不是勢在必行。這就為達成妥協掃清了道路。越南會暫時以北緯17度為界分為兩部分，雙方要在1956年7月20日分別進行自由選舉後再統一。《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羅伯特·多諾萬認為，這是下下策中的上策，多米諾骨牌「還不至於全部垮塌」。與此同時，國務卿繼續想方設法結成亞洲聯盟，因為艾森豪威爾宣佈，「自由世界」知道「朝鮮和東南亞的攻擊，威脅到整個自由世界，只有聯合行動才能消除威脅」。9月，杜勒斯在馬尼拉成功完成這一任務，來自澳大利亞、英國、法國、紐西蘭、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和美國的代表宣誓加入聯合防禦，抵抗侵略。他們因此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其中第4條條約規定，一旦其中一國受到攻擊，他們便要共同抵抗。條約不僅對外部侵略有規定，對內部顛覆活動也有規定。另有一份獨立的議定書，將條約的保護範圍擴大到越南、柬埔寨和寮國。

美國這時的外交似乎很成功。南越和美國代表沒有在《日內瓦條約》上簽字，但很少有人認為這一點很重要。杜勒斯的官方身份只是會議的觀察員。因此，既然雙方沒有簽字，就不會履行保護兩年後越南選舉的義務。這就埋下了伏筆，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選舉不能順利舉行，便會導致戰爭再次上演。此次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越南暴動被烙上「侵略」的印記，從而成為直接向在馬尼拉結成聯盟中的每一個成員宣戰。約翰·奧利所說的「滾雪球」開始了。

10月，國務卿深思熟慮後告訴內閣：「美國從未像現在這樣得到別國的尊敬，外交關係也從未如此好過。」

後來，私下談到越南時，他說：「我們在那裡是清白的，沒有殖民主義的汙點。奠邊府的失敗，也許會因禍得福。」

美國人小像：瑪麗蓮·夢露

她是嚴重精神分裂症患者格拉迪絲·珀爾·貝克的私生女。格拉迪絲曾為米高梅、派拉蒙以及哥倫比亞這些電影公司剪片子，一生頻繁地進出精神病院。她的精神疾病同樣折磨著父母和弟弟，以至於弟弟最終自殺。1926年，她以當時無聲電影明星諾瑪·塔爾梅奇的名字給那個不該出生的孩子取名。若干年後，那個小嬰兒長大成人。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的導演為她改名為瑪麗蓮·夢露。在她成名前，夢露曾試著打電話給親生父親。父親的秘書說：「他不想見你。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到洛杉磯見他的律師。」

她一聲不響地結束通話電話。如果一個小女孩有理由控訴她的童年生活，她會那樣做的。她曾被12個家庭領養過，他們各有各的粗俗行為。在其中一個家中，她的玩具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另有兩個家庭是狂熱的宗教徒，其中一個家庭教她唱《耶穌愛我》作為懲罰。若她有不純潔的思想，便會用磨刀用的皮帶抽她；當她脫掉衣服與小男孩對比身體的不同之處時，她被叫作蕩婦。她喜歡一條小狗，但鄰居殺了它。她的外婆看望她時，想要用枕頭悶死她。她在孤兒院待了21個月，16歲時嫁給了一個老男人。她不愛他，於是逃離了那種監禁般的悲慘生活。她像變了個人似的，說話開始結結巴巴，患上慢性失眠症。她成為一個絕望的女子，貪婪地想要被人戀慕。

在一張墨菲床sup/sup上，她的第一任丈夫教會她銷魂的性愛。她熱愛這種感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性愛。但這無法滿足她，她渴望受到萬人的崇拜。小時候，她會在格勞曼埃及劇院打發星期六下午的時光，看到貝蒂·戴維斯主演的《紅衫淚痕》和瑙瑪·希拉主演的《絕代豔后》，她夢想自己也能在大銀幕中出現。在外界，她想方設法追隨克拉拉·鮑、珍妮·蓋諾和葛洛麗亞·斯旺森的腳步。耶爾克讓她在一部戰地婦女的影片中出演角色，她便接到第一次試鏡的通知。她走進房間，坐下，點燃香菸。第一個看到樣片的男子說：「我打了一個寒噤。這個女孩身上有一種無聲電影中沒有的特質。她是這個電影時代中，第一個像明星的女子。試鏡中的每一個動作都散發著性感。」

後來，執導《熱情似火》的導演比利·懷爾德稱她「具有肉慾的衝擊」，並表示具有此衝擊力的明星只有克拉拉·鮑、珍·哈露和麗塔·海華絲。觀眾在馬克思兄弟的喜劇電影《快樂愛情》中首次看到夢露。片中，她惴惴不安地走進格勞喬的私家偵探社，嬌喘著說：「有幾個男人尾隨我。」突然，所有人都對她產生了極大興趣。《夜闌人未靜》和《彗星美人》兩部影片上映後，她一舉成名。倫敦勞埃德保險協會還為她那挑逗性的步態投下重保。

這是她應得的。1950~1961年，她的影片共上映23部，票房收入總計達2億美元。當時只有法國的碧姬·芭鐸才能與她媲美。夢露平均每星期會收到5000封信，其中許多是求愛信。在土耳其，一位瘋狂的愛慕者因為她的拒絕而割腕自殺。蘇聯的《真理報》和梵蒂岡的《羅馬觀察家報》認為她代表著罪惡的社會。紐納利·約翰遜稱她「如同尼亞加拉大瀑布和大峽谷一樣渾然天成」。《生活》雜誌說她是「胸部豐滿的貝納爾」，她性感的三圍（37.5–23–36英寸）為成千上萬的男人所熟悉，他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妻子的三圍。在更多時候，她的巨大吸引力源於她那迷人的嗓音、如火的熱情、淺金色的頭髮、微張的溼潤嘴唇、夢幻的藍色眼眸以及撩人的步履。

她比那更加難以捉摸，更加充滿紅塵的慾望。她受崇拜的慾望如此強烈，甚至在攝像機前做愛。因為這一點，她的性慾激發了觀眾的性慾，甚至女性觀眾也如此。這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她沒有挑逗他人。她已準備好，甚至渴望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她14歲時，朋友們的父親就已對她動手動腳。一年夏天，一個下班的警察弄壞了屏門想要接近她。她從不假裝受到驚嚇，甚至也不感到厭惡。

她成了一名劇院經理人的情婦。這位經理人日漸消瘦，醫生告訴他，他的心臟虛弱，必須避免劇烈運動。但夢露的慾望與日俱增，直到他身體垮掉。夢露與他在棕櫚泉度假時，他就去世了。她與狄馬喬結婚後，有一次丈夫外出，她便穿上軟皮平底鞋徘徊在舊金山的街頭，尋找性伴侶。她與伊夫·蒙當共同主演了《讓我們相愛吧》，影片中她扮演的阿瑟·米勒夫人勾引裡面的蒙當，並且米勒知道了此事。

她為自己的淫蕩歡喜雀躍。作為一名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為一份日曆拍攝裸照。她並不需要那50美元的酬勞，她只是喜歡這件事。（一個娛樂週刊的女記者問她：「你是說你什麼都沒穿嗎？」夢露說：「我穿了，我有攝影鏡頭。」）她從攝影師那裡得到了透明的底片，上面拍的是她的陰毛。她將底片作為結婚禮物送給狄馬喬。她叫狄馬喬「猛男」，但他在性方面比較保守。拍攝《七年之癢》時，她在紐約人行道上將腿叉開放在柵欄上，這極大地惹惱了狄馬喬。一群影迷看見一陣風吹過她的裙襬，露出臀部，歡呼雀躍起來。對她而言，這是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之一。

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裡，她一直致力於為《花花公子》拍攝裸體照片。她希望這組照片能同時出現在全世界的女性雜誌封面上，這是她的夙願。她期待青少年禁看的x級影片儘快上映。約翰·赫斯頓將《不合體的衣著》中她裸露胸部的幾個鏡頭刪掉後，她極度憤怒，大叫道：「讓觀眾們遠離電視。我愛做審查員不會通過的事。我們在這兒幹什麼，難道是為了忍受這一切，讓影片通過審查嗎？總有一天，他們會放棄審查制度，遺憾的是，我可能見不到這一刻了。」

她成為像卓別林和嘉寶那樣的大明星了，並榮獲「英國影后」的殊榮。這種成就感讓她飄飄然起來。她的三段婚姻皆以悲劇結尾，流產兩次後，她喪失了生育能力。好萊塢一直將她打造為金髮的花瓶角色。她曾逃往東部，向斯特拉斯伯格認真學習表演藝術。但是兩年後，她重返加利福尼亞州，仍尋求之前的那種角色。

1959年1月上映的《熱情似火》是她個人的極大成功，但是在耀眼的光環下，是人們未曾看見的陰暗面。她酗酒，依賴鎮靜劑。她從不守時，同事們漸漸疏遠她。傑克·萊蒙和託尼·柯蒂斯在出演一對快樂的易裝癖者時，一整天待在片場，等待她的出現。要想在早上6點半叫醒她，助手得用大量黑咖啡和按摩師。助手將她扶起來時，她鼾聲如雷的身體會來回滾動。有時下午4點才能開始拍攝，有時甚至會延遲到第二天早上，然後又會重複叫她起床的程式。

她記不住自己的臺詞。在一個場景中，她的一句臺詞是：「是我，舒格。」但就是這樣簡單的臺詞，她都試了47次。她對於給劇組造成的不便之處和花銷毫不在乎，這甚至會為一部影片增加100萬美元的成本費。有一次，副導演敲她更衣室的門，告訴她其他演員已經準備就緒，夢露回答：「滾蛋」。

最後，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解僱了她。因為在拍攝《瀕於崩潰》一片時，7個星期裡，她只到場了5天。那是1962年的夏天，36歲的她似乎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她對《生活》雜誌的記者說：「結束也許是一種解脫。就好像我也不知道你在什麼樣的跑道上，但是當你到達終點線之時，你會感嘆自己做到了！但如果沒有到達終點，你就必須從頭再來。」

她的最後一樁風流韻事是與一位既是律師也是政界人士的華盛頓人發生的。她擔心破壞他的政治生涯，擔心會懷上他的孩子。後來，他希望她出席一個晚宴，席間還有一些朋友和兩個妓女，夢露因此大發雷霆。回家後，她在唱機上放上辛納屈的唱片，吞下藥櫃中所有的戊巴比妥鈉片（鎮靜催眠藥），從此香消玉殞。

她的屍體（檔案號：81128號）一直放在洛杉磯停屍處，無人認領。後來狄馬喬前來認領，為她舉行了葬禮。夢露從未想過自己靈柩的樣子，但她一定想過自己死後的事情。她曾做出了具體安排。按她的要求，艾倫·斯奈德為她化妝，瑪吉·普利徹做衣服，阿格尼絲·弗拉納根做髮型。

維他風：20世紀20年代，利用唱片來使音畫同步的電影技術。——編者注

後來他解釋說，本想在「共和黨」和「首席法官」之間加個逗號，但艾克仍然十分生氣。

藍鉛筆：意即他需要大家的指正。——編者注

艾克未採取的措施無關緊要。他沒有入侵中國東北，沒有派軍隊進駐中南半島，沒有實施預防性戰爭，沒有用「自由政策」取代遏制政策，也沒有停止美國在北約的活動——這些都是其共和黨和政府內一些權威人士希望他採取的措施。

dde為艾森豪威爾姓名的縮寫。——編者注

de亦為艾森豪威爾姓名的縮寫（不含中間名）。——編者注

為了避免混淆，要說明的是，白宮一共有兩個橢圓形房間。橢圓形辦公室在西翼，而橢圓形書房在總統府的二樓，位於總統家庭的住宿區。

結果是，亞當斯迫使他辭職。

其他贊成加強總統權力的人提出了這一點。但按同樣的邏輯，政府也可以否定前任政府簽訂的條約。

布里克不同意這一解釋。

喬治修正案中的關鍵條款是，如果任何條約或國際協定的條文與憲法有衝突，例如不承認國會有宣佈參戰的權利，那麼該條約或協定無效。另外，國際間的非條約性協定，除非國會立為法令，否則無國內法律的效力。

諾蘭於1974年2月自殺。

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現在在美國引申為「物美價廉」，用於日常生活。——編者注

法國方面則有不同的看法。參看儒爾·羅伊的《奠邊府戰役》，巴黎版，1963年，第270頁尾註。

墨菲床：裝在牆上的床。平時外觀如衣櫃，將櫃門翻下，就是一張標準的床。——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