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玩得很開心，
在——一——起。
接著唱：
胡迪·都迪時間到，
胡迪·都迪時間到，
鮑勃·史密斯和胡迪，
對你說你好！sup/sup
再唱道：
米老鼠，米老鼠，
永遠讓我們如此歡樂！
米——待會兒見！
奇——我們喜歡你！
老——鼠——老——鼠！
唱著歌的學生分享著父母不知道的歌謠。他們是第一代看著電視長大的孩子，這時公共關係工作者開始談論「形象」，心理學家開始談論「角色」；廣告術語中的「公眾」一詞為「大眾」所取代。20世紀30年代的孩子每天只有45分鐘的兒童廣播，其餘閒暇時間裡，他們只能收聽成年人的節目。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小一點兒的孩子則聽父母講述他們童年時代聽過的故事，這些故事始終未曾變過：《鵝媽媽》、《格林童話》、《一個孩子的詩園》、《金銀島》、《小飛俠》、《小婦人》和《綠野仙蹤》。在杜魯門任期的最後幾年，這一切都開始衰落。除了被迪士尼製作成動畫片（《木偶奇遇記》、《睡美人》）或被著名錶演家珍藏（《小飛俠》、《綠野仙蹤》）的作品外，曾經圍坐在媽媽膝蓋旁聽過的故事已被漸漸遺忘，除了那些不認為講故事和聽故事奇怪的家庭。
《閃閃叮叮》、《胡迪·都迪》、《米老鼠》、《幸運兒》和木偶戲《與斯納基·帕克一起的生活》是新傳媒中不那麼令人反感的倖存者，一般節目的水平則比較低下，贊助商對好節目漠不關心。在《電視指南》的調查中，家長支援《魔法房屋》和《想象先生》節目，卻因其在尼爾森和胡珀收視率調查中成績不佳而被停播。伯爾·蒂爾斯特朗的《庫克拉、弗蘭和奧利埃》木偶戲雖然長期播放，但最終被倡導暴力的節目，如《電視上尉》、《天空之王》、《年輕宇航員》、《半夜船長》和《超人》等壓制。「超人」的扮演者喬治·裡弗斯在加利福尼亞州開車撞到石牆，撞破額頭後，看見自己的血而昏倒。即使這樣，他的影迷還是繼續幻想他無堅不摧。
新的少兒節目中約有1/3是講述犯罪和暴力的。美國製造玩具手槍的公司從10家增加到300家。「雙槍手」威廉·博伊德深謀遠慮，購買了他自己所演的過時牛仔片電影膠片的專利權，贏得了來自電視的第一桶金。到1950年，僅銷售赫白龍·卡西迪同款服裝所得的總收入就到了4000萬美元。赫白龍的6支槍造成的傷亡人數使電視上的總傷亡人數增多，到1954年，該人數已超過朝鮮戰爭中的死亡人數。熒幕中的某些兇殺案令人不寒而慄。《紐約時報》的傑克·顧爾德反對播放年輕女孩被勒死的特寫鏡頭，但佔據時代主流的觀點是，電視節目在「大殺手傑克」的面前，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電視中的暴行還有些好處，即幫助小觀眾在幻想中釋放好鬥心。無論如何，暴力節目廣受歡迎，孩子們就是想看這類節目。因此，麥迪遜大街上那60個方形街區的所謂的「電視業」中心決定增加暴力級別。就在不遠處的公寓裡，住著一個經常逃課的小學生，他看遍了所有電視中的暴力節目——他叫李·哈維·奧斯瓦爾德sup/sup。
幾乎新傳媒的各個方面都飽受爭議，除了其重要性。顯然，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電視時代比收音機時代來得更快。收音機發展到頂峰時，美國人一個月購買了16.5萬臺收音機。1948~1949年，每個月都會售出20多萬臺電視機，而這還只是開始。1950年1月1日，美國總共有300萬電視機使用者。在那個動盪的年代（麥卡錫主義和朝鮮戰爭的年代），又有700萬臺電視機進入美國家庭。收音機仍是廣播界的霸主，向4000萬聽眾播送節目，但這僅僅是因為大部分人還未向推銷戰術（「你的小孩被遺忘了嗎……」）和社會壓力低頭。在大都會里，這些力量通常會得到報紙的宣傳幫助。報紙誤判了廣播電臺的吸引力，輕易將開放頻道的權利讓給他人，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次，它們一開始就掌握了主動權。巴爾的摩市推出詳盡的圖例，來解釋銷售手段是如何在報紙的支援下顯示顯著效果的。1949年春，胡珀的資料表明，82%的城市居民收聽廣播，僅18%的人觀看電視。於是，《巴爾的摩太陽報》、《太陽晚報》、《星期日太陽報》開始勸告其訂閱者觀看他們自己的wmar臺的電視節目。結果，1950年5月，該市成為第一個電視節目的晚間觀眾（50.2%）人數超過廣播聽眾的城市。
但觀眾並不滿意。新鮮勁兒一過，人們便發現wmar臺的節目畫面有雪花點，節目製作也略顯粗糙，幾乎成了一種新的「空中汙染」。「那些衰弱的老年摔跤選手怎麼了？」巴爾的摩人在大街小巷不斷詢問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是：「沒怎樣啊，他們還在繼續摔跤。」《時代週刊》宣佈：「電視已成為1950年的主要行業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頭幾個月，電視節目的水平仍然不高。雖然不時也有佳作呈現，如《達夫的小酒館》、傑克·韋布的《法網》和那位從西弗吉尼亞州來到亞馬孫的、精靈般的女英雄達格瑪，但即使最好的劇目也不過是二流的雜耍表演。當時人們心中的「電視先生」是著名的喜劇演員米爾頓·伯利。許多大牌表演家都曾是經驗豐富的廣播名人。兩年前，戈德堡一家轉戰電視螢幕（代表作《來者請進》、《無人接聽》），但大多數作品都沒能引起轟動。想聽愛德華·默羅的新聞或平·克勞斯貝最新民謠的人們必須使用收音機，而非電視機。阿瑟·戈弗雷繼續通過收音機與4000萬聽眾互動，用弗雷德·艾倫所說的迷人的「裸音」與聽眾親密接觸。
電視的部分問題在於技術。攝影師仍然憑著感覺來，安裝人員將天線搭錯位置，第一批大量生產的電視機不斷出現問題，維修工卻無法解決這些問題。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里克拉夫特公司生產了第一款方形映象管。這確保電視機可以使用整體的管面，並節省50%的外殼體積。但對於美國電視業來講，仍存在巨大障礙：地球表面是弧形的，調幅波是彎曲的，而調頻波和電視機接收的電波是直的。在電視機出現的前幾年，水平線外的電視使用者無法收看到畫面，因此只能在當地人才中尋找節目製作人。194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工程師使用所謂的同溫層電視廣播技術，將天線放置在b–29轟炸機上，被其送上2.5萬英尺的高度，在匹茲堡上空盤旋。這是一次不錯的嘗試，方圓250英里內，電視螢幕上都能接收到閃爍的訊號，但還需要更為精密的材料。同軸電纜和微波傳輸裝置最終解決了這一問題。三年內，一個意義重大的、埋在地底的電纜網路工程開始執行。1951年9月，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通過94個電影片道，向4000萬觀眾播放杜魯門總統在舊金山簽訂《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時的講話。至此，電視網開始與當地頻道簽訂合同，廣播向電視轉型的重大時代來臨。
不久前，《廣播日報》公佈了1950年的媒體獎項，從中可看出，廣播和電視這兩大巨頭仍勢均力敵：廣播電視年度風雲人物：傑克·本尼年度風雲人物：席德·西澤時代女性：伊夫·阿登時代女性：費伊·埃默森最佳表演：《勒克司廣播劇院》最佳表演：《第一影室》最佳喜劇演員：傑克·本尼最佳喜劇演員：米爾頓·伯利之後的5年，經銷商平均每年售出500萬臺電視機，這一資料持續走高，直到美國88%的家庭（4000萬戶）擁有電視機，其中13%的家庭擁有兩臺或以上的電視機，有的家庭甚至有6臺電視機。1949年，收看電視節目的農場主相比10年前增加了27倍。195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一些初中生每星期花在電視上的平均時間接近30小時。調查可準確估計美國高中畢業生的時間分配——他們花1.1萬小時上課，1.5萬小時看電視。隨後，威斯汀豪斯的研究表明，美國人花在電視上的時間比花在工作上的時間還要多。
那些不看電視的人（20世紀50年代，很少有自尊心比較強的知識分子會承認自己擁有電視機）會認為看電視的人莫名其妙。諾曼·卡曾斯向他那些困惑的讀者說：「電視晚間的娛樂節目是毒藥，是雜耍，是格鬥表演，這是電視一貫的套路。」馬克斯·勒納認為，電視機是「窮人的奢侈品，因為它可以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法官們認為，電視機確實是必需品，不能被債權人所沒收。1954年，冷凍快餐問世，人們再也不必因為捨不得離開電視機而狼吞虎嚥了。同年，托萊多市的水電專員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在特定的三分鐘裡，水的用量會突然升高。為了弄明白原因，他做了一次細緻的調查，才發現在整個托萊多市，電視觀眾會在播放廣告時衝進廁所方便，然後沖水。
當時，美國家庭每天看電視的平均時間為4~5個小時。路易斯·克羅嫩伯格認為，汽車曾誘使人們離開家門，而電視機則將人們帶回家裡，但後者逐漸摧毀了家庭生活：
以前父母和孩子一同開車出遊，大家有說有笑，相互交流；如今，他們在電視機前並排坐著，一坐就是幾小時，幾乎沒有眼神交流。如果他們相互討論，也只會為電視節目爭論不休。
他們該選擇什麼節目呢？一些早期的電視節目相當不錯。1950年3月，美國廣播公司推出的《歐洲十字軍》成為第一個贏得皮博迪獎的紀錄片；第二年，默羅的電視紀錄片《現在請看》獲此殊榮；第三年，阿利斯泰爾·庫克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援下，每星期日下午帶著為時一個半小時的《時代列車》節目進入人們的起居室。其他頻道的節目也很精彩：吉米·杜蘭特雖然粗俗，卻十分風趣；維克托·博格演技不佳，但也是個迷人、快樂的丹麥小夥子；富爾頓·希恩主教雖然油腔滑調，但頗有學問。無論按什麼標準衡量，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出品的歌劇都是最優秀的。每星期日晚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飛哥好年電視劇場》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第一影室》聯合推出新晉優秀劇作家的生活劇作品，第一期播放的是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馬蒂》。在眾多主持人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默羅仍然高居榜首，但觀眾們也收聽美國廣播公司的約翰·查爾斯·戴利或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約翰·卡梅倫·斯韋茲主持的節目（「現在是全球要聞時間，請看報道」）。戴維·布林克利也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任職。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與布林克利組成了著名的新聞廣播小組。默羅退休後，他們成為最受歡迎的主持人。
如果這些節目具有代表性，那麼美國人的生活質量應該逐漸上升才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誰該為索然無味的電視節目負責呢？那些有興趣監管電視進展和有足夠判斷能力的人為此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沒人應該負責。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才來填補所有的空餘時間，而等待著的觀眾數量巨大，只有所謂的陳腔濫調才能滿足大部分人的口味。真正逗樂聽眾的是這樣的內容：
奧奇：嗯……啊……哦，親愛的……你……看到……報紙了嗎？
哈里特：哦，親愛的，裡基也許看見過。
奧奇：哦……哎，我……裡基（突然闖進來）：嘿，老爸，我把報紙給戴夫了，他又給了桑利。（離去）
奧奇：哦，哎……親愛的，我……我想……看報紙。
年輕觀眾（不只年輕觀眾）屏住呼吸，觀看下面的情節：
博伊德：運氣真好，我們把一群人圍住了，巴特·史萊姆綁架了法官的女兒。
嘉比·海耶斯：什麼，這幫下流的人，光幹壞事！霍皮，走吧，我們去為民除害。
當203頻道播放以下情節時，400萬忙著煮飯、熨衣服的家庭主婦竟為之動容：
海倫：哦，保羅！手術很成功。
保羅：你是說，小傢伙沒事了？還會繼續擔任棒球擊球手？
海倫：是的，昨晚，我一直都在做禱告。
保羅（溫柔地）：你的禱告奏效了。
海倫（停頓良久）：是的，保羅，我的禱告——奏效了。
《年輕的宇航員》像赫白龍·卡西迪一樣老生常談，《我最愛的丈夫》像奧奇和哈里特一樣愚蠢，《世界轉動之時》和《夜之邊緣》則像海倫·特倫特一樣花哨。電視節目好比「天下烏鴉一般黑」。星期日晚間時段不是《第一影室》與《飛歌好年電視劇場》的較量，而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埃德·蘇利文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史蒂夫·艾倫之間在晚上8點的競爭。蘇利文簽下當時最貴的明星嘉賓貓王而拔得頭籌。貓王曾是孟菲斯的卡車司機，他最令人難忘的歌詞是「去吧……去尋找愛情」。為了讓貓王上三次蘇利文的節目，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不惜花費5萬美元——這筆錢在當時可以購買許多嚴肅電視劇劇本或紀錄片。
電視節目的道德標準與好萊塢的電影一樣無法捉摸。貓王的骨盆和費伊·愛默森大開的領口都是可以接受的，而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戈弗雷發人深省的話語卻被看作「馬車伕的幽默」。當諾埃爾·科沃德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出品的《福特明星劇院》中仍保留在《歡樂精靈》中出現的「渾蛋」等不文明用語時，《時代週刊》發表評論說：「上星期，觀眾在電視上聽見了最猥瑣和最不敬的話。」網路監督者經常找格勞喬·馬克斯的麻煩，傑瑞·萊斯特的古怪行為（「我是豆包」）也冒犯了一些人，但節目還是在悄無聲息中通過了審查。從某種程度上看，審查制度似乎只是拿誰開刀的問題。有獎問答類的節目幾乎可以容忍所有汙言穢語。但是，當反共分子創辦了一家名為aware的公司並抹黑約翰·亨利·福克（像威爾·羅傑斯一樣喜歡講俏皮話）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迅速解僱了他。福克必須提起公訴才能恢復原職。6年後，他贏得訴訟，但誹謗者卻沒受到任何懲罰，其中包括《贏得所有錢》的節目主持人克萊頓·巴德·科利爾。
2月，一項調查顯示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大眾的觀影品位。排名前十的電視節目分別是《埃德·蘇利文》、《6.4萬美元有獎問答》、《佩裡·科莫》、《我愛露西》、《12月新娘》、《天才發掘者》、《賭你一生》、《瑞德·斯凱爾頓》、《我的拿手絕活》和《華特·迪士尼》。總體上，這些節目都比較平淡且華而不實，而佔據主導地位的主題則是打鬧喜劇。這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現出電視在新媒體宣傳工具、國民性格乃至時代精神方面的意義。艾倫·泰特認為，20世紀50年代的悲劇在於大眾傳媒破壞了通過感情交流思想的方式。路易斯·克羅嫩伯格表示，在電視機的方螢幕出現後，一切保護隱私的牆壁就此崩塌，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他說，美國已成為偷窺者的國度。
但在美國並不是所有話都是對著話筒說的，還有許許多多的話不是說出來的。這些話印在書本上、盲文中、磁帶中、報紙上、留聲機中、電影膠片中、塑膠上、畫布上，甚至建築中。交流方式在不斷變革，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和20世紀60年代的性。從未有過如此大量的資訊被傳送出去，也沒有過這麼多的傳送方式。資訊量大得十分驚人。1950年起，每年在雜貨店和報攤售出的平裝書為2.5億本，每本售價在25美分、35美分和50美分（大本）不等。印刷行業已有8.1萬種書籍在印刷中，其中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就多達17個版本。布羅根表示：「有充足的證據表明，美國大眾的品位正在提升。」1952年1月，平裝圖書的銷量如下：魯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售出40萬冊，《裸者與死者》125萬冊，《1984》75萬冊，《慾望號街車》50萬冊，帶著抽象封面設計的《奧德賽》譯本售出35萬冊。源自加拿大的大江被原木堵住了，它們都等著在加工坊被製成紙漿，這樣美國讀者既能娛樂又能受到教育和啟發，有所覺醒。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紙張被運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紐約時報》、《評論報》、《花花公子》、《假日雜誌》和格羅夫出版社，它們被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書》、《冷暖人間》、《瘋狂雜誌》和《美國學者》，以及哈羅德·羅賓斯、約翰·克羅·蘭塞姆、諾曼·卡曾斯、馬克斯·勒納、艾倫·塔特和路易斯·克羅嫩伯格等人的著作。
隨著電視業蒸蒸日上，美國5000家電影院票房慘淡。厄尼·科沃斯和《一日女王》偷走了曾為克拉克·蓋布林和金吉·羅傑斯傾倒的觀眾的心。隨著時間的流逝，嵌在好萊塢林蔭大道上的明星名字也變得黯淡無光。那裡苦澀地寫著：「購買聖誕郵票，打倒電視。」如果沒有海外收入，好萊塢早就關門大吉了。這也是海外收入第一次佔到電影總收入的50%。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埃裡克·約翰斯頓說：「大眾喜歡駕車出遊，觀看電視，將來我們的業績肯定會有所下滑，我們必須面對這一事實。」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電影只在夏日放映。自戰勝日本以來，鄉下影院已從351家增至7000家。同時，那些位於大街上老式的華麗電影院如主街、派拉蒙、首都、寶石、福克斯、競技場劇院這些在整個「大蕭條」時期最值得驕傲的事業，都已逐漸沒落。
全美觀看電影每星期人數統計表明，約4500萬人不再看電影了。寬銀幕電影曾引起短暫的轟動，不久又再次跌落谷底。老闆關閉包廂，解僱員工，親自去叫賣爆米花。不久，電影只在週末上映，最終，不少電影院關門大吉，其中一些被改造成保齡球館、超市、銀行、公寓，甚至教堂。很諷刺的是，在曼哈頓，電影院改建成了電視演播室。在大都市周邊和小城市中，電影院早已佈滿灰塵，成為老鼠聚集之地，最終成為火災隱患，有礙觀瞻。由於電影院大門很容易撬開，於是也成了流浪漢藏身和情人們約會的地點。銀幕上曾上演保羅·穆尼為阿爾弗雷德·德萊弗斯辯護，加里·庫珀寧願遭受折磨也不願洩露騎士的行蹤，此時這裡卻到處都擺滿空酒瓶。查爾斯·布瓦耶在這裡乞求赫蒂·拉瑪爾與他私奔逃離卡巴斯，伯納黛特飾演的詹妮弗·瓊斯則在這裡受到聖母瑪利亞的召見，如今，走廊到處扔滿了菸頭、衛生紙和用過的避孕套。
但電影仍是一種社會力量。在某些情況下，電影將社會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麥克·託德的《環遊世界80天》就是個極好的例子。片中共有29位明星、68894名群眾演員、7959只動物——包括4只鴕鳥、6只臭鼬、15頭大象、17頭公牛、512只猴子、800匹馬、950頭驢、2448頭野牛、3800只羊和一頭受驚的奶牛。類似的影片還有《火車怪客》、《白鯨記》、《晴空血戰史》、《黑獄亡魂》、《金臂人》、《紅男綠女》、《危急時刻》和《桂河大橋》。新興的明星，如朱迪·霍利德、柯克·道葛拉斯、瑪麗蓮·夢露、威廉·霍爾登和雪莉·麥克雷恩，至少與戰前的銀幕之星一樣優秀。
電影業的主要問題在於票房收入不高，但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外國電影逐漸受到歡迎。戰爭爆發前，經常看電影的觀眾從未看過歐洲電影，上映的少數英國電影也單調乏味、令人生厭。約瑟夫·阿瑟·蘭克改變了這一狀況。亞力克·吉尼斯、傑克·霍金斯、邁克爾·雷德格瑞夫等英國演員在美國像美國演員一樣家喻戶曉。義大利人送來了安娜·瑪格納妮和吉娜·勞洛勃麗吉達，奧地利人帶來了瑪麗亞和馬克西米利安·謝爾，法國人有碧姬·芭鐸和伊夫·蒙當，日本人則有三船敏郎，瑞典擁有一個劇團，該劇團的演出讓人知道巴黎真的不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20世紀40年代末期，好萊塢迫使演員遠離近郊電影院的銀幕，想觀看電影，就必須去大城市中所謂的「藝術劇院」。
1950年2月，紐約聯邦法庭廢除了電影製片人和發行人必須與當地電影院簽訂合約而相互約束的條款。電影院老闆再也不用沒看過電影製片人和發行人送來的影片就進行播放。電影院老闆接二連三地購買影片，並且可向任何人購買。對具有事業心的歐洲人來說，整個美國就是個開放市場。這一決定影響深遠。好萊塢是在保證每部影片都有機會與觀眾見面的基礎上成立的。電影院老闆如果想購買秀蘭·鄧波兒或羅伯特·泰勒主演的電影，就必須購買一定配額的二級影片和實驗電影。結果是，電影院同時放映兩部影片或「一些精選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電影一起放映，如果合觀眾口味，一顆新星便就此誕生。現在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了。1950年以後，即興將兩部影片同時放映的風險太大。電影院老闆有權拒絕無名的影片，讓電影製片人和發行人損失慘重。結果，太平洋岸邊的大亨將一切力量投入拍攝宏大的電影中，如果失敗了，損失會超過百萬美元。
總之，好萊塢在這10年生意慘淡。電影業曾在美國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如今業績卻一月不如一月。大亨們堅決反對將自己視為珍寶的老電影搬上電視，即使在電視製作中使用電影的方式也無法打動他們。於是，他們只能看著電影城衰敗，最後變成鬼城。
電影製作人正處在痛苦的過渡階段。美國的道德觀念仍禁止播放情色片，甚至裸露也不許。對於無害的《嬌娃春情》，《時代週刊》的評價是：「這是合法上映的、最淫穢的美國電影。」製片人繼續拍出符合大眾娛樂的電影。電影必須吸引某一特定社會群體這一理念還未盛行。1954年上映的《晝夜搖滾》獲得首次成功，即使這樣，美國大部分青少年也對此無動於衷。這部電影取得的突破以及作為一種全球現象出現的搖滾樂首先源於英國，在那裡，「二戰」以來的動亂造就了第一個自發組成的青少年團體。當年9月，電影引發了3000名搖滾青年的騷亂，於是12個英國小鎮的議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禁播該片，並在放映該片的影院外佈滿了警戒線。搖滾青年的髮型特別引人注目，當時美國青少年男孩的髮型仍是中規中矩的平頭，但搖滾青年們的頭髮很長，梳在腦後。這個髮型可追溯到戰時的洛杉磯，它被叫作「鴨屁股」（當然不能在男女混雜的地方叫）。他們那時還沒有將頭髮披散在肩上，那是以後的事了。
在過渡階段來臨前，電影是社會的聯絡者。電影吸引了各個年齡段的觀眾，沒有種族歧視——除了黑人，但甚至他們自己也沒在意。電影穩固了家庭紐帶，提醒人們遵守共同的價值觀。戰時拍攝的電影展示了祖先是英國清教徒的美國人、異教徒和美國少數種族一同工作，給美國這個「大熔爐」增加暖意。此外，好萊塢還是社會的良師益友。影迷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明星的行為。例如，電影中不能表現男女同床的畫面，因此海斯辦公室和之後的布林就改變了睡床行業中床的樣式；在電影中，連最輕微的汙言穢語也不能使用，據說這有助於保持社會語言的純淨。另外，雖然當時沒引起廣泛重視，但過渡期前拍攝的面向普通大眾的影片還是為國家提供了共同的話題。在20世紀70年代，互不相識的中年人可以談論《費城故事》、《叛艦喋血記》或他們記憶中寶貴的100多部影片中的任意一部，即使在30多年後，他們這一代人也能找到共同話題。而他們的孩子缺少的正是這一點：尼克松執政前期，沒有一部電影能與美國生活相聯絡。
當然，這一切與藝術毫無聯絡。按藝術的標準來看，20世紀60~70年代最好的電影比之前的任何電影都好。那時，過渡已然結束，可以探索新的情感和關係，將其從古老的規矩中釋放出來。電影製作已經成熟，可以用高度嚴肅的態度對待電影，才華橫溢的導演能夠以前人無法想象的方式處理電影膠片。但是，有些東西還是丟失了。電影成了離間者。小孩子去看週末午間電影，青少年去看同齡明星為他們拍攝的電影，成年人則看為他們量身打造的影片。好萊塢以前的紐帶力量一去不復返。
社會標準也變得不同了，產生誤會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不合主流」就是一個誤導人的詞語。20世紀50年代，一些青少年開始警告父母，他們決定不再跟隨社會大流。但在亞文化模式中，跟隨大流是肯定的。歐文·豪尖刻地說：「一個追求潮流的少女怎麼會承認不喜歡沃恩·門羅呢？」有些例子是隨意列舉的，但也十分有趣。《花花公子》早期的刊物上大喊：「加入‘垮掉的一代’。購買‘垮掉的一代’的領帶卡，購買‘垮掉的一代’的運動衫，購買‘垮掉的一代’的戒指。」20世紀50年代初期，這種亞文化崇拜模式迅速形成。朝鮮戰爭帶來了繁榮，於是花費在崇拜上的錢就更多了。1955年，剛主演了《無因的反叛》的詹姆斯·迪恩sup/sup在一場車禍中被活活燒死，他成了亞文化崇拜的第一個殉道者。
社會科學的地位正在上升。人們對一切媒體充滿了好奇心——它們是幹什麼的？有什麼影響、意義和潛能？哈佛大學的戴維·里斯曼和芝加哥大學的魯埃爾·丹尼一同調查了媒體在塑造人民社會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媒體向人們灌輸作為美國人（無論男女老少）的意義何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馬歇爾·麥克盧漢正在試著定義「依靠視覺而直線反應的老一代」和「依靠聽覺和觸覺而多向反應的年青一代」。在巴爾的摩，門肯蒐集材料說明了一種國家語言（「標準美語」）的形成，隨其而來的則是區域性語言的衰落。sup/sup
這些年裡，廣告業從巴掌大的地方發展到像萬寶路「香菸之鄉」那麼大的地方。1948年，美國公共關係協會成立時，國內大約有100家公共關係公司，許多都在簡陋狹小的地方辦公，在企業中設有公共關係科的公司不到50家。位於曼哈頓的公共關係公司迅速增加到1000家，這是一個稀有業務——或一個窮困的政府部門，油印機和一些急於表現的溫和職員在這裡必不可少。不久，高階公共關係顧問便會升到該行業的副總裁級別，在華盛頓，他們則會成為總統選定的非正式顧問團的成員。這些人出現之後，形象往往取代了真理。他們為公司領導寫開幕詞，用免費搭乘公司飛機的方法籠絡記者，為應召女郎發津貼。自從羅伯特·蒙哥馬利擔任艾森豪威爾的顧問後，公共關係的技巧在政治競選中成為必不可少的一環。
同時，廣告開始向更細微的模式發展。20世紀40年代，廣告直接向人們展示虛弱、感傷、雄心壯志、貪婪和恐懼。例如李施德林的廣告語：「永遠的伴娘」、「我98磅sup/sup，弱不禁風」、「最好的朋友都不會告訴你」、「我坐在鋼琴前，他們哈哈大笑」。誇張的手法反而使高階的語言顯得平庸無趣。因此，梅西公司在《紐約時報》上登了寬達6欄的廣告嘲笑廣告公司，題為「不熟悉的詞語和短句——廣告人如何形容女士服裝和配飾」。其中包括，「薄紗：幾乎沒有——黑色最佳」、「質感：一切比石頭柔軟的東西」、「富有魅力：任何東西加上閃光亮片即可」、「難以言喻的：我們一小時沒看見它了」。至此，20世紀50年代的廣告業已開始蓬勃發展。麥迪遜大街上的文人被聰明、能言善辯的經理人擠到一邊。電視中拍賣商的叫賣和買主任意選擇的憂慮淹沒在諸多廣告語中：「欣喜若狂吧，向地球發出呼喊」、「本迪克斯轎車讓2000萬女性坐在駕駛座」、「巴卡第酒的熱量還不及一杯脫脂牛奶」、「鋼鐵與世界一般大」。對廣告市場的行為研究已達鼎盛時期。不久，甚至有人提出驚人的所謂的潛意識廣告——電視熒幕上快速閃過廣告語，這樣它就能避開有意識的眼睛而進入人們的潛意識，在人們購物時，該廣告語就有可能浮現在他們的大腦裡。自弗雷德里克·韋克曼的《推銷員》一書風靡以來，精明的美國人就不斷地注視著麥迪遜大道上的一舉一動，正如他們曾為埃米爾·庫埃和霍華德·斯科特深深著迷一樣。杜魯門時代末期，在溫內特卡或貝萊爾，幾乎人人都能說出硬推銷和軟推銷的不同之處，以及羅珀、尼爾森、胡珀等人的重要意義；也都知道「讓我們把這個升到旗杆頂」或「放在火車上，看它是否會在韋斯特波特下車」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皮爾兄弟公司也許是軟推銷中最受歡迎的人，而研究現代廣告學的學生最推崇的人是亨利·摩根。在廣播最輝煌時代的末期，作為一個怪人，摩根幾乎可以在廣播裡做任何事。一次，他以83美元將自己的所有員工拍賣了。他經常採訪自己，又假設好萊塢的預告片比正片更令人激動，並用整整半個小時播放預告片的音訊。當播放早餐麥片粥的廣告「啪，劈，砰」時，他會戴上耳機以隔絕那震耳欲聾的吵鬧聲。一個又一個憤怒的廣告贊助商把摩根解僱了。最後，他不得不從事無趣乏味的硬推銷工作——一個天才推銷員在消費者無休無止的貨幣戰爭中消失了。
廣告商每年花費100億美元（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2%）操控大眾，為設計更加巧妙的商品找到更為廣泛的需求。其理論是廣告會刺激經濟發展，從而為美國方式戰鬥。油嘴滑舌的廣告人佔據了許多崇高位置，這相當於自柯立芝新時代以來就特意為金融家準備的職位。幾乎每個人都十分信任他們，甚至連斯大林也購買了2000臺發射機，以干擾自由世界損害其國家的言論。體育迷乖乖接受了假休息時間、假受傷以及足球比賽中「最後兩分鐘的警告」，將這一切看作廣告商的推銷手段。葛培理佈道協會特意調查了地鐵站裡站著的乘客的習慣，以確定投放佈道協會廣告的最佳位置——上帝也相信市場行為研究了。
1929年，「咆哮的20年代」結束。之後還不到25年，美國便進入另一次的狂歡作樂。有人稱之為「發福的5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稱，1/9的美國人持有股票，其他大多數人似乎都是債務人。埃裡克·戈德曼寫道，有些百貨公司推行一種廣告策略，參加的顧客一生可以賒一筆賬（例如500美元），支付一定費用後，將工資交給「債務律師」並讓他分發給債權人，便可以從債務律師處領取生活津貼了。
汽車變得更寬、更長、更矮。每年秋季上市的新車都配置了更多的破銅爛鐵和更大的尾鰭型後擋板。造價13074美元的凱迪拉克eldoradobrougham汽車的儀表盤上還配有口紅、舒潔面巾紙盒和4只鍍金的酒杯。底特律之外，市場為那些擁有一切的人提供純金的牙籤、威士忌味的牙膏和潛艇。《華爾街日報》發現了繁榮的郵購產業，它可向顧客提供真人大小的著名模特的塑膠複製品，還戴著真頭髮，有手指甲和腳趾甲，單身漢購買這些複製品，和它們一起睡覺，甚至還有人花幾千美元為塑膠模特購買衣物。女士們則梳著各式彩色髮型從理髮店走出來：香檳黃、秋杏色、火銀、肉桂黃、蘋果綠、孔雀藍和亮褐色。週末，她們的丈夫尋找著裝有雷達裝置的新漁具，這些漁竿會發出電脈衝，發現魚後立刻報告位置。宴會上，商人們向好奇的朋友展示塑膠製成的矩形大來卡sup/sup信用卡。對美國中產階級來說，使用信用卡的奇蹟就在未來等著他們。
所有這些都是時代的一部分。整個10年中，廣告牌、電視熒幕以及小商販開啟包裹叫賣的地方，都充滿了乏味和粗俗。如果有一個時刻能代表其他時刻，那一定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電視上播出的《紐倫堡審判》的高潮部分——《90號劇院》播出的一齣精彩的戲劇，主題是納粹德國法律的不公平之處。美國法官克勞德·雷恩斯與德國法學家保羅·盧卡斯對簿公堂。雷恩斯問道：「以上帝的名義，你能讓我明白為何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殺害在……」他動了動嘴唇，沒發出任何聲音——沒說出口的話是「煤氣爐中」。在《90號劇院》的贊助商美國煤氣協會的極力反對下，這個詞被剪輯掉了。
這是勞倫斯·衛爾克sup/sup、蘇西·帕克sup/sup、拉夫連季·貝利亞sup/sup和阿爾貝特·施韋澤sup/sup的時代，這是「超級彈」和索爾克疫苗sup/sup的時代，這也是奧威爾式絕望和魯瑟sup/sup式希望的時代。克里姆林宮中坐著一位「二戰」的勝利者，他有一個頑固的下巴，少有幽默感；白宮中坐著「二戰」的另一位勝利者，他的下巴同樣頑固，並且也缺少幽默感。對於兩國的公民來說，對方的領導者不久就會低頭——也許是通過武力手段，這一點比水晶還要清晰透明。雙方都認為，自己的內政基本定型，隨著時間流逝，變化也不會太大。他們都不信任知識分子，卻都擔心下一代的成長。華盛頓熱衷科技，莫斯科亦如此。在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宣傳國家鼓勵的信仰而受到追捧，蘇聯的情況與之相同。
新罕布什爾州坎迪亞41歲的赫爾曼·桑德爾醫生被無罪釋放。他在曼徹斯特被指控一級謀殺。他為了「減少病人的痛苦」，往59歲癌症患者阿比·波諾托夫人的靜脈裡注射了空氣。1951年結束了，1952年即將開啟。在阿克倫的警察局長會議上，大家譴責法律和條令的缺失。1950年進行人口普查的官員報告，新的人口中心正好位於伊利諾伊州奧爾尼的外部。波多黎各成為美國的首個自由聯邦。威廉·蘭道夫·赫斯特去世，享年88歲，人們在芝加哥的動物收容所為他舉行了彌撒儀式以示哀悼。
48歲的希臘船王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奧納西斯被指控在購買多餘船隻時預謀欺騙美國。多爾·沙裡告訴洛杉磯的哈佛俱樂部：「美國會是有大團圓結局的國家。」阿肯色州、田納西州、密蘇里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和亞拉巴馬州的龍捲風造成236人遇難。紐約一位社會批評家對美國死氣沉沉的年青人感到哀傷，他表示：「我已經被時代淘汰了，我希望年青一代能破土而出，舉起岩石，撕毀偶像，甚至製造出可以理解的破壞行動。」最後，他認為「大學生不應以社會理智的名義去反叛，而應以追求時尚的名義去反叛」。
人們開始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的比弗洛奇湖中開採鈾，據說這是北美儲藏量最大的地方。新近獨立的印度尼西亞的總統蘇加諾在參觀位於伊利諾伊州的林肯墓地時，人們聽見他不停地自言自語道：「我愛美國人！」紐約紐瓦克機場在兩個月內發生了三起致命事故後關閉。而英國哈維蘭彗星型客機從倫敦飛往約翰內斯堡，6724英里的路程花了不到24小時，從而開闢了世界上第一條噴氣式客機航線。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仍然忠實於螺旋槳飛機，他乘坐「聖牛」號，花14小時橫渡了大西洋，並稱贊它是「偉大的飛機」。中央情報局的報告稱，蘇聯打算在美國外交官的雞尾酒中加入調好的迷幻藥，該藥會令人產生古怪的行為。1952年，路易斯·拉薩尼亞博士將該藥用在幾位波士頓志願者的身上，以找出其藥效發作後的表現。他發現，一個人的性格越不穩定，對迷幻藥就越敏感。威利·薩頓被一位服裝銷售員認出來後，在布魯克林被捕。當被質問為何搶劫銀行時，他回答：「因為錢在那裡。」
在開羅，穆罕默德·納吉布將軍和迦瑪爾·阿卜杜爾·納賽爾上校召開軍官會議，廢黜法魯克國王，宣佈埃及共和國成立。住在安大略湖的迪翁五胞胎已長到16歲。康尼·麥克sup/sup已經92歲了。在奧地利的蘇聯佔領區中，艾森豪威爾的《遠征歐陸》一書因被視為「法西斯文學」而被沒收。以阿肯色州眾議員伊齊基爾·蓋辛斯為首的眾議院某委員會展開調查下流文學的運動，於是帶有色情文字的信件和文章不斷向他們湧來。五星上將切斯特·尼米茲向特克斯·麥克拉里和金克斯·福爾肯伯格坦承，只要上船，「我總會暈船」。
在馬里蘭州，參加投票的公民以4∶1的比例支援爭議較大的《奧博反顛覆條約》，其中包括定期檢查共產主義活動的條款。22歲演員約翰·巴里莫爾在結婚兩週年紀念日上大肆炫耀並瘋狂飆車，在拉斯韋加斯被捕。在哈瓦那，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取代卡洛斯·皮羅斯政府，奪得古巴的政權。加利福尼亞州高階法院宣佈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效忠宣誓無效，卻仍保留州的效忠宣誓。美國最高法院批准紐約學校的時間安排sup/sup，並解除了對電影《奇蹟》的禁令，這是電影第一次享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喬·阿多尼斯因預謀破壞新澤西州的賭博法，被捕入獄。密蘇里河、密西西比河和紅河洪水氾濫，造成3人死亡、10萬人無家可歸，估計損失達3億美元。眾議院一個委員會調查「二戰」期間1萬名波蘭軍官在卡廷森林被屠殺的真相時，認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應承擔責任。統治玻利維亞的政審會議在造成200人死亡的叛亂中被推翻。阿根廷政府查封了獨立的《新聞報》。南非最高法院宣佈將有色人種投票者另列名單的法律無效，而總理丹尼爾·馬蘭則宣佈最高法院本身就不合法。在巴黎，阿瑟·凱斯特勒完成了《渴望的年代》一書的手稿，醉酒後打了一個警察，後來他說「這是他過去同警察打交道的經驗造成的」。印第安納州假釋委員會假釋了戴維·斯蒂文森，他曾是該州三k黨的龍頭老大，也曾是20世紀20年代殘暴的殺人狂魔。道瓊斯工業指數維持在206~236。人口調查局報告，自珍珠港事件以來，美國的空調數量已增長了三倍。
在內華達州的拉斯韋加斯附近引爆了5枚原子彈，包括一枚小型在半空爆炸的原子彈和5000名軍人參加的一次原子彈軍事演習。美國最高法院對1949年圖謀推翻政府的11名共產黨領袖維持原判。馬薩諸塞州立法機關禁止共產黨投票。1951年6月19日，杜魯門總統簽署延長征兵的法令。美國關閉了紐約的匈牙利大使館，禁止美國人去匈牙利旅遊。
1951年10月3日，白宮宣佈蘇聯進行了第二次原子彈爆炸，10月22日又報道了第三次。在聯邦德國，康納德·阿登納總理贏得大選，並批准了《歐洲防務集團條約》。在布拉格，魯道夫·斯蘭斯基和其他9個被清除的共產黨人因間諜罪和叛國罪被絞死。美國向蘇聯和中國降低關稅的計劃終止了。自由歐洲電臺在慕尼黑設定了發射器，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宣傳反共產主義的言論。蘇聯限制外國外交官只能在莫斯科方圓25英里的範圍內活動。在紐約，蘇聯還迫使聯合國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讓位於瑞典人達格·哈馬舍爾德。
所有這一切，還有上千件類似事件，就像20世紀50年代早期那些被撕掉的日曆，一件件地過去了。隨著季節更迭，白雪被青翠代替，夏日以其最迷人的樣子消逝，秋天枯葉飄落，白雪重新降臨。這10年穩定了，冷戰卻加深了。下一次美國選舉臨近，政治的面目更加可憎。「搖擺世代」如今已近而立之年，為人父母，教導子女。他們感到不安，越來越意識到國家正陷入危機。
本書中的「臺灣」皆為「中國臺灣」，但因美國政治意圖，書中人物、事件等在提及「臺灣」時均刻意迴避這一事實。——編者注
達拉斯事件：1963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在達拉斯遇刺身亡。——編者注
此處雙關「，酒沫」在英文中的詞是head，該詞還有「頭腦」的意思。——編者注
此處雙關，「燻青魚」的另一層意思是：為轉移注意力而提出的不相干事實或論點。——編者注
1英里≈1.609千米。——編者注
叮砰巷：或譯為廷潘衚衕，位於美國紐約，它不僅是美國流行音樂出版中心，也是流行音樂史上一個時代的象徵和一種風格的代表。——編者注
這些說法都是美國人不正確的政治偏見。——編者注
此鍾意即人類離自我毀滅（零點）還有多遠。——編者注
1英尺≈0.305米。——編者注
1平方英里≈2.590平方千米。——編者注
作者視角以原著成書時間（1974年）計，全書同。——編者注
拉蒂摩爾被指控過兩次，分別在1952年和1954年。第二個指控在1955年被撤銷。
《麥卡倫–沃爾特移民法》：該法案規定非美國籍的外國僑民必須隨身攜帶在美國登記過的證明檔案，否則一律處以罰金或收監。並另有一系列歧視外國人的條例。——編者注
馬克·拉德：美國極「左」恐怖組織「地下氣象員」派的領導人。——編者注
馬里奧·薩維奧：美國爭取言論自由運動的一個領導人。——編者注
凱西·布丁：極「左」恐怖組織「地下氣象員」的重要成員。——編者注
休伊·牛頓：美國黑豹黨的一個領導人。——編者注
凱瑟琳·普拉特·威爾克森：極「左」恐怖組織「地下氣象員」的重要成員。——編者注
戴安娜·奧頓：極「左」恐怖組織「地下氣象員」的重要成員。——編者注
上述歌詞出自1948年的一首兒童歌曲《胡迪·都迪》。——編者注
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美國籍古巴人，被認為是肯尼迪刺殺案的主犯。——編者注
在美國，迪恩與珍·哈露和瑪麗蓮·夢露一樣出名。20年後，他還會收到影迷的郵件。除了微型膠捲外，紐約市立圖書館無法儲存他的資料。他的崇拜者會偷走資料，林肯表演中心圖書館只有一本關於他的書，這本書是法語的，書中的圖片全被剪走了。
10年後，林登·約翰遜總統入主白宮，休斯敦的一位婦女說：「有一位沒有口音的總統難道不是件好事嗎？」這個例子充分證明了區域性語言的衰落。
1磅≈0.454千克。——編者注
大來卡：於1950年創辦，是第一張塑膠付款卡，最終發展為國際通用的信用卡。——編者注
勞倫斯·衛爾克：美國著名音樂人。——編者注
蘇西·帕克：美國著名模特，20世紀50年代美國封面女郎代表人物。——編者注
拉夫連季·貝利亞：蘇聯政治家，秘密警察首腦，斯大林「大清洗」計劃的主要執行人之一。——編者注
阿爾貝特·施韋澤：德國人道主義者，常年在非洲從事醫療援助工作，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編者注
索爾克疫苗：預防小兒麻痺症的疫苗，以其研製者喬納斯·索爾克命名。——編者注
魯瑟：美國聯合汽車工會領袖，有關他的故事，參閱《光榮與夢想2》第十二章。——編者注
康尼·麥克：美國棒球手。——編者注
此處的時間安排指紐約的學校每星期空出一小時，讓天主教和猶太教學生去教堂上教義課。——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