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4日，漢城（今韓國首爾）再次淪陷。共產黨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將美國軍隊阻隔在朝鮮半島中部的原州，破壞了聯合國軍的整條戰線。麥克阿瑟的第八集團軍新任司令、陸軍上將馬修·邦克·李奇微率領20萬人（半數為朝鮮當地人）對抗40萬中朝軍隊，結果「落荒而逃，自食惡果」，使得遠在華盛頓的國務卿艾奇遜也感到情緒低落。
聯合國軍戰線倒沒被沖垮。李奇微投入後備兵力，利用空中優勢，從兩翼迅速集結軍隊，緊緊堵住原州的缺口。1月中旬，即中國春節前夕，朝鮮的進攻勢頭已過。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聯合國軍開始反擊。2月底，第八集團軍被打回漢城郊區。3月14日夜，李奇微重新佔領漢城。兩個星期後，兩支大軍再一次在三八線上展開對峙，又回到三個月前的原點——單就這一點，也可以說又回到9個月前戰爭爆發之際的原點。
美國的這一代人仍在為「二戰」取得的勝利激動不已，又因近來順利登陸仁川的奇蹟而衝昏頭腦，他們不可能平靜地接受這種僵持的局面。對於大部分美國人而言，僵持（鼓吹有限的目標以避免無休止的戰爭）就像異教邪說，聽來令人生厭。《生活》雜誌的一篇社論表示，要拒絕與蘇聯共產主義「共存」，說那是「政治哄騙」，是「致命的謬論」。「院外援華集團」對美國政府不願入侵中國東北不屑一顧，認為它們是在「姑息」，極端保守的共和黨人則認為艾奇遜號召剋制的做法幾乎等於叛國。
戰前的孤立主義正經歷著一場不同尋常的改變。12月，33個師的中國軍人開始湧入麥克阿瑟的防護網。兩名孤立派曾公開表示要對朝鮮的遠征軍置之不理。12月12日，約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發表的演說中呼籲美國人：「做好你們自己分內的事，只在家園遭到威脅時再幹涉。」12月17日，前總統胡佛聲援肯尼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與共產黨軍隊進行的全球衝突中，美國軍隊不會永遠處於上風，但美國空軍和海軍可以控制海洋，保衛美國。他告誡美國人要安分守己，同時要餵飽「世界上飢餓的人民」，以及貫徹他解決國家危機不變的政策——平衡預算。
然而，敏感的孤立主義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變化。胡佛的單幹假設並非像起初那樣孤獨，也不是僅限於西半球。他想「一邊以英國為疆界，另一邊以日本、臺灣sup/sup、菲律賓群島為疆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接替胡佛擔任共和黨右翼領袖的塔夫脫在參議院亦做出同樣的讓步。塔夫脫表示，如果這些地區遭受襲擊而又能成功防衛，那麼對於這些「民主島嶼」應予以保護。胡佛–塔夫脫主義，也可稱作美國堡壘主義或大陸主義，在新年到來之際，已被提議為代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的另一個選擇。在國會的這次討論中，選擇哪一個為最佳方案是主要議題。記者們紛紛稱之為「大辯論」。
當時，美國的當務之急是撥款建立4個師，這是杜魯門曾向北約做出的保證。1951年1月5日，塔夫脫告訴參議院：「國會從未批准給歐洲一支地面部隊的方案，我們也不應該不明就裡地同意該計劃。」三天後，參議員惠裡提出參議院第8號決議，反對在制定正式的國會政策前，向歐洲派遣地面部隊。2月15日，共和黨大部分議員簽署宣告，贊同胡佛的大陸主義。塔夫脫的對手們一心把他說成故意阻撓議案通過者。然而，他們不曾明白且塔夫脫也忽視的是，在塔夫脫身後支援他的是由憲法賦予發動戰爭權力的國會，並非白宮。塔夫脫並無意妨礙行政部門的工作。1月15日，塔夫脫宣佈，他「已準備妥當，可與總統……或多數派政黨人士討論並制訂出方案，以獲得美國民眾的一致贊同和不斷支援」。但杜魯門並不打算與他人分享自羅斯福「百日新政」以來，通過許多先例而日漸擴大的總統權力。
按20世紀70年代的觀點來看，這次辯論最顯著的一點是，雙方都預設某些先決條件，但這些在20年後早已不是什麼永恆的真理了。無論是政治雄辯家還是國會都提倡「自由世界」——他們一致認為「自由世界」包括蔣介石盤踞的中國臺灣、李承晚的韓國、保大的南越、薩拉查的葡萄牙、法魯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廷、法屬阿爾及利亞、受軍事獨裁控制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亞洲的所有歐洲殖民地。大陸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都認為，運用美國的軍事力量是有益的。雙方無論誰獲勝，美國人民都會接受，他們不會組織遊行和抗議，甚至連討論都不會有。所有辯論者都認為共產主義是龐大而單一的，有一箇中央系統指導著他們從中國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紅色活動，因此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地方進行的任何活動都是事先計劃好的，然後對所有的「自由世界」產生影響。當時，這種信念出奇地獲得了一致支援，杜魯門總統因此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在中南半島和西藏看到一種模式，其在時間上與朝鮮的進攻相吻合，我們把它們視作對西方世界的挑戰。這單單是共產主義者的挑戰，其目的在於增強大部分亞洲人民已平息的排外情緒。英國盟軍和歐洲的許多政治家都認為中國的行動旨在阻礙美國援助歐洲重建的計劃。
此次討論在以胡佛–塔夫脫為代表的共和黨人和以杜魯門–艾奇遜為首的民主黨人之間產生了本質上的分歧，但這還遠非黨派之爭。約瑟夫·肯尼迪仍是一名民主黨人，參議員喬治和道葛拉斯也是民主黨人，兩人都認為在國會不支援的情況下，總統不得派遣士兵出國。另外，共和黨參議員洛奇和諾蘭則認為，參議院在原則上已支援北約，因此杜魯門能派出軍隊以實施計劃。托馬斯·杜威、厄爾·沃倫、哈羅德·史塔生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援北約。最後，一位未來的共和黨總統的證詞決定了辯論的結果。
這位證人就是艾森豪威爾。馬歇爾將軍對所謂的「集體安全」的必要性高談闊論，但其主張與羅斯福–杜魯門政策保持一致的時間太長了，所以被認為難以超脫戰爭之外，而艾森豪威爾則不同。聖誕節前一個星期，艾森豪威爾離開哥倫比亞大學，成為西歐軍事防禦的最高指揮官。他對國會說，除了「重新武裝保衛西歐」，別無他法。他說，在歐洲人中，反對斯大林的呼聲高漲，他建議美國取得北約的領導權，主張更多的美國武裝力量進駐歐洲，而國會也不應限制其日後的增援力量。
塔夫脫抗議道，這樣會使事情「更加模糊不清、難以捉摸」，但辯論就此結束，他失敗了。詹姆斯·賴斯頓在《紐約時報》上評論道，艾森豪威爾擁有艾奇遜不具備的東西——「國內的政治支援」。此外，他還有「共和黨的支援，而這是自1950年春天威斯康星州共和黨人麥卡錫進入西弗吉尼亞州以來，國務院最缺少的東西」。惠裡的決議案被否決了。4月4日，國會接受了另一方案，同意派遣4個師到歐洲駐紮。國會告誡總統，沒有「國會進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軍隊，但如今已無法阻止杜魯門了。
這是共和黨人過得極為艱辛的一個冬天。他們18年沒有執政了，並未意識到政治力量正在艾森豪威爾將軍那裡聚集，而只看見更加灰暗的前景。當時，麥卡錫是黨內最出名的人。11月，他前往馬里蘭州剷除米勒德·泰丁斯。這是一次不光彩的活動。共和黨內無足輕重的約翰·馬歇爾·巴特勒是泰丁斯的競選對手。麥卡錫與《華盛頓時代先驅報》支援巴特勒，煞費苦心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報《記錄》。競選前夜，這份小報出現在馬里蘭州每戶人家的門口。報上是麥卡錫編造的攻擊泰丁斯的卑劣謊言，封面上是一張移花接木的假照片，顯示泰丁斯正與美國共產黨總書記厄爾·白勞德握手。泰丁斯因此失去4萬張選票而落選，在這之前，他可是被看作戰無不勝的。如果他被淘汰了，那麼人人都有出局的可能。競選後的次日早晨，一位民主黨資深參議員環顧參議院的同事，問道：「喪鐘為誰而鳴？」然後冷冷地回答：「為君而鳴。」
接下來的一個月，華盛頓薩爾格雷弗俱樂部發生的一件事，顯示出林肯政黨的墮落程度之深。在知名專欄作家德魯·皮爾森33歲生日前夜的晚宴上，參議員尼克松離席，發現醉醺醺的麥卡錫正在男廁所毆打皮爾森。麥卡錫用皮帶抽打這位專欄作家的臉，譏笑道：「迪克（尼克松的暱稱），這一下是為你打的。」接著又說：「我想證明一種理論。如果用膝蓋使勁頂一個人的睪丸，血會不會從他的眼珠子裡冒出來。」尼克松上前一步說：「讓我這個貴格會信徒來阻止這場架吧。」他拉著麥卡錫的胳膊說：「走吧，喬（麥卡錫的暱稱），該回家了。」麥卡錫說：「不，讓他先走，我可不會背對著這個人。」皮爾森離開後，麥卡錫告訴尼克松，他不記得把車停在哪裡了。兩人在附近找了半小時，這位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尋找車牌，而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則在黑暗中搖搖晃晃地跟在後面。尼克松找到車後，麥卡錫便急馳而去。對麥卡錫來說，最好是醒醒酒再開車，就像對共和黨計程車氣來說，最好是別的共和黨人獲得千萬選民的擁戴。但共和黨別無選擇，很多年前黨內就已經沒有偶像了。
接著，春天來了，一切都變了。4月11日，杜魯門為他們帶來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杜魯門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務，讓大辯論演變為更大的辯論，觸發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作戰勝利日到12年後達拉斯事件sup/sup之間，美國最讓人大動感情的震盪。
麥克阿瑟與艾森豪威爾不同，他不受士兵的廣泛愛戴，但人氣並非衡量將軍好壞的標準。論功績，同時代的將軍無人能及麥克阿瑟，他也可能是美國曆史上最出色的指揮官。1918年，麥克阿瑟擔任駐法彩虹師師長，當時38歲的他是軍隊中最年輕的將軍。之後，他率領美國陸軍與日軍作戰，並以總統代表的身份治理戰後的日本。直到1951年，在許多美國民眾心中，他都有如神祇。在48年的軍旅生涯中，他學會了也實踐了軍人的一切美德，但唯一例外的是，他當不好副司令。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在中國軍隊參戰後的那個冬天，麥克阿瑟在想些什麼，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已喪失戰鬥熱情。據曾任佈雷德利將軍的副官，後任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高階軍事助理的切斯特·克里夫頓少將的說法，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在1月以軍事理由而非政治理由召回麥克阿瑟：「問題的關鍵在於麥克阿瑟失去了自信，並逐漸對下屬軍官和軍隊失去信心……但當他犯下不服從總司令命令的錯誤時（這一點證據確鑿），參謀長聯席會議輕而易舉地做出了決定。」然而，大部分華盛頓人懷疑總統是否有勇氣訓斥麥克阿瑟。4月11日，《華盛頓郵報》早報的標題為「國會獲悉，總統不會召回麥克阿瑟，但仍會訓斥他」。
當時，美國上下都知道了兩人之間的爭論。威克島戰役的精神早已被忘卻。12月初，麥克阿瑟開始在報紙上中傷總統，將言辭激烈的信件寄給《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週刊以及合眾社社長。杜魯門後來表示：「我本應該即刻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然而，杜魯門只是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警告麥克阿瑟，未經華盛頓同意，「不得擅自發布有關政策的言論，不得召開記者會或公開講話」。聖誕節後，總統寫信給麥克阿瑟，對其才能大加讚賞，同時委婉地提醒他，「就擴大敵對區域而言」，總統有責任「謹慎行事」。為確保麥克阿瑟明白這一命令，聯席會議的兩名首長柯林斯和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於1月12日飛往東京，在總部大樓將信交到麥克阿瑟手裡，並告訴他，如果他需要，他們會做出說明。麥克阿瑟說不需要。接下來的兩個月內，麥克阿瑟不見任何記者。用國務卿艾奇遜的話說，麥克阿瑟「蓄意破壞政府的行動……破壞了一次他被告知的行動，這是對總司令的公然反抗」。
杜魯門認為該停戰了，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刻已到。3月20日，他起草宣告宣佈這一訊息，並抄送給聯合國中的每一個美國盟國以作參閱，參謀長聯席會議將檔案秘密送到東京。令他們詫異和害怕的是，麥克阿瑟竟然通知報社，並宣佈他已準備好按自己的條件與交戰方進行談判。這破壞了杜魯門的計劃，卻又一事無成。麥克阿瑟提出的建議是全殲中國軍隊，正如沃爾特·李普曼直言不諱地指出：「任何政權都不會在生存問題上討價還價。」中國重申了自己對勝利的信念。和平攻勢還未開始就已然失敗，只留下氣急敗壞的總統。隨後，杜魯門寫道：「麥克阿瑟讓我別無選擇，我無法再容忍他不服從命令。」但在採取行動之前，又發生了一件事，使杜魯門忍無可忍——麥克阿瑟給國會議員喬·馬丁寫了一封信。
馬丁是眾議院中的共和黨領袖。在國會中，有些人將麥克阿瑟看作友好的駐外統治者，馬丁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則是密歇根州共和黨參議員霍默·弗格森，他居然建議派國會議員去東京，以便從麥克阿瑟處瞭解美國政策的目標，以及實現該目標的途徑。眾所周知，馬丁是杜魯門的激進批評者之一。麥克阿瑟必定了解，這封信的唯一結果就是招來麻煩。4月5日，馬丁在眾議院宣佈：「我有責任將我從一位偉大而可靠的人士那裡獲得的訊息告知美國民眾。」此訊息就是，麥克阿瑟對美國政府進行了全面攻擊，並要求中國國民黨部隊進駐朝鮮前線。那天晚些時候，倫敦傳來訊息，麥克阿瑟與英國陸軍中將馬丁會面時，公開做出了同樣的宣告。當晚，艾奇遜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的內閣會議後，總統要與他和馬歇爾將軍進行商討。艾奇遜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即將討論的主題毫無懸念。」
第二天，4月7日星期五，杜魯門的親信都知道了他對麥克阿瑟最近一次不服從命令的回應，但艾奇遜建議他等到下星期聽聽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後再說。星期一，馬歇爾將軍宣佈，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決定解除麥克阿瑟的一切指揮權，由李奇微接替其職務，馬歇爾和佈雷德利對此也無任何異議。下一步就是通知麥克阿瑟，這可是一個難題。杜魯門得知《芝加哥論壇報》已知內情，氣憤地說：「我不允許他主動辭職，我要撤他的職。」杜魯門命令佈雷德利儘快完成此事。佈雷德利從五角大樓向身在朝鮮的陸軍部長弗朗克·佩斯傳達命令，通知他更換司令一事，並命令其立即飛往日本通知麥克阿瑟。但對希望保持將軍自尊的人們來說，這無疑是不幸的。由於電源故障，佩斯與總部失去了聯絡，被冰雹困在帳篷裡。與此同時，白宮的新聞秘書在凌晨1點匆忙召開新聞釋出會，宣佈了杜魯門以為已傳到東京的這一訊息：
總統致麥克阿瑟將軍：
作為美國總統和軍隊總司令，我有權撤銷你的盟軍最高指揮官、聯合國軍總司令、遠東作戰總司令及美軍駐遠東總司令等職務，對此我深表遺憾。
你應將所任各職移交給馬修·李奇微將軍，立即生效。你有權下達為前往你所選擇之處所要下達的命令。
撤換理由將在上述電文遞交與你之時，同時公佈。
然而，並沒有同時公佈，冰雹毀了這一切。就在佩斯等待冰雹減弱之際，白宮記者已迫不及待地釋出了總統宣告：「我深感遺憾，道葛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已無法全心全意地貫徹美國和聯合國的政策……」此宣告火速傳遍了世界各地。此時東京時間為下午3點，一名副官恰巧聽到了廣播中播送的訊息，並告知了麥克阿瑟夫人，然後告訴了麥克阿瑟。而那時，將軍正在同華盛頓州的參議員沃倫·馬格努森共進午餐。
《倫敦旗幟晚報》宣佈，麥克阿瑟被解職了。《紐約時報》的默裡·舒馬赫從漢城發回電訊：「校級軍官認為，東京總部和美軍第八集團軍之間的關係將更加融洽。」但美國國內的反應並非如此。大部分民眾因這場沒有贏家的戰爭而灰心喪氣，正在用暴力以外的一切方式向杜魯門表達自己的不滿。從馬薩諸塞州的伊斯特漢普頓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人們不是倒掛國旗就是降半旗。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加夫列爾和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人們焚燒杜魯門的畫像；在俄克拉何馬州的龐卡城，還有人燒掉艾奇遜的畫像。到處都散佈著請願書，牧師在講壇上大聲怒斥。新的反對杜魯門的笑話到處流傳：「如果杜魯門還活著，這件事就不會發生」，「我要去喝杜魯門牌的啤酒，這酒像其他啤酒一樣，只是沒有酒沫sup/sup」。《洛杉磯先驅考察者報》暗示總統因吸毒而糊塗，《俄克拉何馬日報》則把這次撤職稱為「夜深人靜時犯下的罪行」，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俄克拉何馬州夜深人靜時，東京卻是白天。
洛杉磯市議會宣佈休會，對麥克阿瑟遭到「政治謀殺，致以沉痛的悼念」。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密歇根州等地的立法機關通過了譴責杜魯門的決議案。馬里蘭州查爾斯鎮的一名婦女被告知，她不能將把總統稱為白痴的電報發往白宮，於是她便和辦事員一起翻閱《羅格同義詞詞典》，直到找到可接受的「假才子」一詞。其他地區電報處倒是比較自由，經國會議員同意，將以下選民的電報載入《美國國會檔案》中：我們要彈劾那個低能兒；我們要對白宮那個「豬頭」的最新暴行提出抗議；我們要彈劾白宮中將我們出賣給「左」翼分子和聯合國的猶大；建議去布萊爾國賓館再找出一個希斯；當一個國民警衛隊前上尉撤掉一位五星上將時，彈劾這個上尉完全符合章程；彈劾那個自稱為總統的某某人；彈劾那個堪薩斯城拉選票的小政客；彈劾那條在總統座椅上的燻青魚。sup/sup
白宮的收發室被電報淹沒了。總統新聞辦公室不得不承認，在第一批收到的27363封信件和電報中，批評撤職命令的人數遠大於支援者的人數，大約為20∶1。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69%的選民支援麥克阿瑟，而只有29%的人支援杜魯門。在格里菲斯體育場內，人們不斷向杜魯門喝倒彩，發出噓聲，這是自1932年對胡佛以來，民眾第一次公開給總統喝倒彩。參議員詹納說：「如今，美國已被一個秘密集團控制，該集團由蘇聯間諜管理。」麥卡錫在密爾沃基的會議上大罵總統是「兔崽子」，周圍則都是一群醉醺醺的「保守分子」。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後，在國會議員馬丁的辦公室召開了共和黨第一次高層會議。馬丁告訴記者，他們討論了彈劾總統的問題，並暗示不僅是杜魯門本人，他的整個行政機構都可能會受到審判。
會後，馬丁邀請麥克阿瑟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麥克阿瑟立即接受了該邀請。對他這種能言善辯的人來說，此次機會終生難得。他豁達地接受了下臺的事實，內心十分平靜。少校考特尼·惠特尼告訴記者：「我剛剛離開他，他泰然自若地接受了總統的解職命令，軍人品質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他最輝煌的時刻。」4月17日，「巴丹」號飛機降落在舊金山機場，這是麥克阿瑟14年前第一次從美國陸軍退伍後，首次踏上故土。當他頭戴鑲著金邊的帽子，身披引人注意的軍用雨衣現身在舷梯口時，歡呼的人群不斷向他湧來。他的車隊花了兩個小時才緩慢地穿過了14英里sup/sup長的歡呼人群，抵達舊金山酒店。在這裡，警察手拉手保護麥克阿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們13歲的兒子阿瑟·麥克阿瑟二世，以免他們遭到踩踏致死。第二天，麥克阿瑟站在舊金山市政廳宣佈：「我所瞭解的政見可以用一句大家熟知的話表達——上帝保佑美國！」此時，10萬加利福尼亞州人再次歡呼。
在華盛頓國家機場，麥克阿瑟受到了17響禮炮和聯席參謀長們的歡迎，他們贈給他一套銀質茶具。當時還出現了尷尬的場面：他不知道參謀長們在他撤職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對他們十分熱情，但是對總統的代表、杜魯門國民警衛隊的老朋友卻十分冷淡。哈里·沃恩嘟嘟囔囔地溜走了，這下這位英雄才凱旋般地穿過30萬華盛頓人夾道歡迎的隊伍。4月19日中午12點30分，最值得紀念的時刻到來了，全美聽眾從廣播中聽到眾議院門衛宣佈：「議長先生，五星上將道葛拉斯·麥克阿瑟到了。」
將軍大步走上主席臺，參議員和眾議員歡呼到嗓子嘶啞時，他依然站姿挺拔，十分平靜。最後，他說道：「我的講話不會帶著遲暮之年的怨恨和苦楚，我只有一個目標——效忠祖國。」人們再次歡呼起來，一次又一次。總共34分鐘的演講被30次雷鳴般的歡呼聲打斷。有人認為美國不可能在兩條戰線打仗，麥克阿瑟則反駁道：「我認為這是失敗主義最明顯的表現。如果一個潛在的敵人能開闢兩條戰線，我們就必須對抗。對亞洲共產主義的姑息甚至投降，會損害我們在歐洲為阻止它所做出的努力」。他放低聲音說：「我計程車兵問我，為什麼把軍事優勢讓給敵人？」他稍微一停頓，悄聲說：「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最後，他聲淚俱下：「我即將告別52年的軍旅生涯。我參軍時，還是19世紀的事。我想實現童年時的希望和夢想，但自從我在西點軍校宣誓效忠祖國以來，我的希望和夢想就已不復存在了。然而，我仍記得當日軍營中最流行的歌謠，歌中驕傲地唱到老兵永不死，他們只是歸隱了。正如歌謠中的老兵，我的軍旅生涯結束了，我要歸隱了。我只是一名盡力做好上帝所賦予的天職的老兵。再見。」
斯佩裡·蘭德公司曾宣佈，麥克阿瑟已加入該公司的董事會，但顯然他歸隱的地方不在那裡，也不在其他地方。他的結語深深觸動了欽佩者的內心，許多人把他當成心中的神。密蘇里州眾議員杜威·肖特悲傷地說：「今日，我們聽見了上帝的聲音，上帝現身了，我們聽見了他的話語。」麥克阿瑟曾違抗過的前總統胡佛評價他是「一個從東方出現的五星上將，聖保羅的化身」。一位參議員說：「不同意麥克阿瑟就是不忠。」下午，麥克阿瑟對6000名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成員說到這一看法時，她們也一致同意。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在憲法大廳召開第60屆全美會議。女士們一起脫帽，以免擋住注視將軍的視線。他沒讓她們失望，他說：「在這危急時刻，所有愛國者都注視著你們。我早就想親自向你們表達我心中的敬意了。」
翌日，會議記錄秘書長沃倫·沙特克·柯里爾夫人在宣讀會議記錄時說，她發現將軍的講話也許是憲法大廳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托馬斯·思羅克莫頓夫人立即起立，提議刪去「也許」二字，會議一致同意。那時，麥克阿瑟已身在紐約，成為一次歷史性示威的中心。為了支援他，人們向他拋撒了2859噸紙屑，是上次（當時是為了艾森豪威爾）的4倍。警察估計參加人數達750萬，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曼哈頓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4萬名碼頭工人停工以參加示威，學校也停課了。將軍的轎車經過時，人們在胸前畫著十字，婦女用手巾掩面哭泣。18名過於興奮的觀眾被送進醫院。一些有生意頭腦的小商販把1948年麥克阿瑟競選總統時發行的紀念章、三角旗、玉米芯菸斗拿出來販賣，立即銷售一空。另一個生意興隆之處是叮砰巷sup/sup，他們為下面的歌曲（根據美國福音《善言永存》改編的英國士兵民謠）錄製了5種唱片：
老兵不會死，不會死，不會死，
他們永不死，
只是歸隱了。
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詹姆斯·達夫說：「美國上下正處於感情激盪的狀態中。」鮮花商在出售麥克阿瑟茶香玫瑰（「無須特殊照料」）、麥克阿瑟蘭花、仙人掌、劍蘭、天竺葵、牡丹和蝴蝶蘭。麥克阿瑟一家住在華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的套房，每日房租為130美元。此後，該飯店每天會接到3000個電話，都是想和將軍談話的人打來的。麥克阿瑟向胡佛表達了自己的敬意，並且接待了紅衣主教斯佩爾曼和共和黨內一些有權勢的議員，包括塔夫脫、斯泰爾斯·布里奇斯、麥考密克上校、亨利·盧斯和威廉·倫道夫·赫斯特。顯然，政治問題在將軍心中的分量極重。在始於馬薩諸塞州，於州立法機關前進行的一系列演講中，他批判杜魯門在「戰場上的綏靖政策」，以及在實施國內外政策上的「畏首畏尾」。總統對此批判置之不理，直到麥克阿瑟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上宣佈，總統3月與敵人的談判破壞了美國領導人的「秘密計劃」——不再把守臺灣，並讓北京在聯合國佔有一個席位，以換取朝鮮半島的和平。此時，杜魯門才反擊道：「麥克阿瑟自己也知道，這純屬謊言。」但那時人們激昂的情緒已經過去。麥克阿瑟除了菸斗和金邊帽子之外，已全身心地投入政治運動中。現在人人都知曉這個情況了，因為他被選中在1952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做主題發言。
麥克阿瑟被解職後10天，民意調查顯示，其支援率首次開始下滑。與此同時，在朝鮮前線，共產黨軍隊又一次向聯合國軍發動攻勢。李奇微對此並不意外。他已發現對方工事背後預兆不詳的軍事集結，於是命令在對方工事中部打進一個楔子。在新一輪的進攻中，該楔子落入中國部隊的手裡。隨後兩星期，韓國部隊相繼潰敗，四處逃竄，第八集團軍不得不再次倉皇退到三八線以南。但中國也未能突破防線。一個月之後，雙方筋疲力盡，暫時停戰，於是詹姆斯·範佛里特組織了一次有效的反攻，扭轉了劣勢。當他把戰線扳直時，中國軍隊又把戰線往南推進。之後李奇微又把戰線恢復了原狀。1951年5月底，他衝破共產黨軍隊在韓國的防線，鋸齒狀的戰線延伸到朝鮮半島腹部，從東邊的日本海到西邊的黃海。兩軍在西部的據點都在偏僻的板門店附近。
戰爭是殘酷、黯淡無光又令人沮喪的。為了讓它充滿活力，李奇微的參謀給此處的地形取了帶著家鄉味道的名字——「堪薩斯–懷俄明」、「猶他戰線」、「豬排山」、「拳擊場」，這種做法在後來的越南戰爭中演變成各種怪異的叫法：杉林急流戰役、阿特爾鎮戰役等。「二戰」時期那些乾脆響亮的口號如火炬、北極犬、霸王、鐵砧、巨龍、冰山等已經過時不用了。既然不能消除戰爭的恐懼，軍隊的新聞發言人便使用這些委婉的說法，好像戰場名字完全被美國化就能隱藏恐懼一樣。但正如那些無所不在的連環畫和感恩節時戰壕中的火雞晚餐一樣，戰場的名字只能讓士兵更懷念家鄉。
美國國內的人們不再關注戰事。俄勒岡一家報社的編輯懷疑根本沒人閱讀報紙了，他們一連兩天登載了同一個戰爭故事：同樣的內容、同樣的排版、同樣的標題，甚至同樣的位置——就在第一版第二欄中部。他們的猜測得到了證實，根本沒人發現這條重複的新聞。埃裡克·戈德曼報道，在內布拉斯加的黑斯廷斯，一名在中國軍隊發動的第一次戰役中大腿受傷的陸軍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進了城，盯著第二大道商店裡琳琅滿目的商品說：「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東西。這裡簡直是繁榮興盛啊」。
這裡繁榮興盛，全美亦如此。美國在海外作戰，但國內未遭受侵略和攻擊，人們珍愛的一切都未遭受威脅。不像吉卜林筆下的在遠地作戰的19世紀的英國士兵，美國士兵根本不覺得自己在為帝國榮譽奉獻。他們作戰的唯一目的是換取另一片土地的和平，參加的是一場罪犯不會受到懲罰的警察行動sup/sup，這真是不好。隨後，美國作家詹姆斯·米切納發表自己的觀點：「美國自1950年朝鮮戰爭起，便建立了令人迷惑、道德敗壞的信條。那時，我就質疑這些信條，如今，我越來越懷疑它們了。這錯誤的信條就是：我們可以用左手參加一場戰爭，讓那些被挑選出來的人隨便去死；而右手卻保持穩定的經濟發展，讓有幸留在國內的人盡情狂歡，掙大把的鈔票。」
遇到這種情形，為麥克阿瑟歡呼似乎成為沮喪的人們的一條出路。這也許還會激勵政府努力尋求和平，並且急需願為此奉獻之人的力量。停戰是一件敏感的事。美國政府當時並未正式承認朝鮮和中國的地位。中國人一直堅稱，三八線附近的軍隊全是志願軍，因此不受中國軍紀約束。蘇聯則否認對此次衝突負有任何責任。美國國務院小心謹慎地商討著中國臺灣、中南半島以及在外交上承認北京和平壤的地位等邊緣問題。事實上，正在進行的討論也會增加戰場上的傷亡，因為野戰指揮官需要通過廝殺來改變處境。最後，根本沒有可靠的中間人尋求和平。謹慎行事必不可少。經驗證明，聯合國是不可能保守秘密的。即使是中立國，尤其是印度，也會走漏風聲。印度駐聯合國大使克里希南·梅農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有意提一些使美國蒙羞的條件。
喬治·凱南找到了解決方案。他在離開國務院休假期間，從普林斯頓致電雅各布·馬利克，希望雙方使用俄語進行非正式會談。5月31日，首次會談於馬利克在長島的避暑山莊中進行。開頭有點兒不順利，但之後就進入了一系列冗長的討論，只有到馬利克認為有必要「慎重考慮」，即與莫斯科方面商討時，討論才停止。最後，他建議戰場上的指揮官們主動談判，這些他們都照做了，但早期的結果仍令人失望。中國人依舊帶著諸多懷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更為機智且自謙。他說服雙方於7月10日在三八線附近的古鎮開城進行談判，但有關議程的爭吵也隨之而來。初秋時節，談判地點搬到了板門店。但這也無濟於事，談判仍不時中斷。朝鮮人的行動使戰爭拖延了兩年，即將進入第三年。艾奇遜曾諷刺說，美國人好戰的熱情再也「無法降到更低了」。
如今，冷戰的溫度已降低到北極的水平。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之間的緊張局勢主宰著世界事務。它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汙染：小說、戲劇、電影、雜誌裡隨處可見它的身影；報紙的連載文章中更必不可少（如赫伯特·菲爾布里克的《我過著三重生活》講述一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曾當了9年的共產黨員，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有500多家報紙刊登了這個故事）；廣播和電視上也不斷播放著這樣的局勢；辛辛那提的棒球紅隊曾一度更名；社會科學的老師如果不罵這些「共產主義奴隸」的邪惡罪行，就會面臨被解僱的危險；那些反共產主義的狂熱分子得到了最高的演講費用，列舉厭惡共產主義及其跟隨者或「左」傾分子的理由，會具有極強的說服力，他們還因此被授予了美國最高的獎項。
甚至連美國小姐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近10年來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布魯克林的一個救生員。1951年年底，他的小說已售出1300萬冊。身體結實、留著平頭、聲言瞧不起「長髮」的33歲的米奇·斯皮蘭於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審判者》，其主角名叫邁克·哈默。他的作品越來越多，《快槍手》、《以牙還牙》、《孤獨之夜》和《大屠殺》相繼問世，被看作美國國家特性中自發組織民團、暴力維持治安的最新代表。邁克·哈默不僅是一位不屈不撓的私家偵探，更為了正義和民主而殺人，該人物為其創作者帶來了每本5萬美元的利潤。1951年出版的《孤獨之夜》賣出了300萬冊，其中一個典型的場景是以這樣沾沾自喜的思考結束的：
今夜，我殺的人兩隻手都數不過來。我冷血地向他們射擊，享受著每一分每一秒……他們是共產黨人，老李。他們是紅色雜種，早就該死了……他們從未想過有像我一樣的美國人。他們認為我們都像馬糞一樣，軟弱而愚昧。
邁克背後影射的人物被稱作「新麥卡錫」或「另一個麥卡錫」，又或是無名的改革者，他們有勇氣揭發政府中的共產黨人，由此遭到不忠誠的常春藤盟校畢業生的憎恨。如果該系列的書前後一致的話，邁克應該是劫富濟貧的雅各賓黨人，但大部分時間裡，斯皮蘭的描寫並不連貫。書中的某些段落晦澀難懂，使不合邏輯的推論也不易被發現。在《獵豔者》裡，邁克悼念一位麥卡錫式的人物里奧·納普時說：「共產黨人並不能經受住強大的攻勢。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們只是一群髒兮兮的農民，為了奪取控制權而殺人，像我們這樣的人是能制服他們的。他們是一群大呼小叫的笨蛋，優等人出現後，他們就會明白自己小人物的身份而倉皇逃竄。」作者考慮邁克和共產黨農民間的分歧而陷入沉思時，這種等級優越感無處不在：
去他媽的臭皮囊，讓他們和他們的哲學通通見鬼去吧！死亡和毀滅是克里姆林宮的人唯一能做的事，他們瞭解暴力和死亡的價值，一次又一次地在野外作戰中上演，撕毀除他們以外的一切東西。
之後，大概是為了區別乾淨正派的美國人與以死亡和暴力為宗旨的信徒，邁克告訴一名女俘虜，如果用一支塞滿泥土的槍殺她，會發生什麼事:
槍管會像橘子一樣爆開，火藥全都會順著你可愛的喉嚨灌進去。如果你想驗屍官幹那制止蛆蟲的活兒，這倒是個好辦法。他們必須把小刀伸進去，把你的腦髓刮出來放在餐盤裡，再用尖嘴鉗一點兒一點兒地把頭蓋骨夾出來。
她噁心作嘔，而他卻繼續說：
最慘的要數脖子了，你想想啊，頭都沒有了，而心臟還不知道它的重要神經中樞不在了，脖子一會兒就開始不斷噴血——你知道血會噴多高嗎？不知道嗎？讓我來告訴你。
再次嘔吐後，她說：「你真噁心。」然而，他還是沒有當時的連環畫噁心。為了討好改革家和兒童心理學家，連環畫也會表現出一本正經的信條。1951年的某連環畫封面上寫著：「本刊致力於預防犯罪和顛覆行為。我們希望美國青少年能從中瞭解犯罪和叛國的真面目——悲傷、黑暗、傻瓜的絕路以及眼淚。」但雜誌內容教會他們的不止如此。寫實的圖片上畫著被綁著雙腕吊起的黑人屍體；男孩們將燒紅的鐵棒插到不忠的女孩的雙腿之間；女孩也不甘示弱，用碎冰錐刺進共產黨罪犯的眼睛裡（「把它放下，不，不要！啊，啊，啊……」）。這樣的主題不斷出現，還有強姦、謀殺、踩踏孩子的臉和喝異性的血（「當她咬他的脖頸時，他感覺像是一種炙熱的毒液通過靜脈麻痺他的每一塊肌肉——他能意識到結果是什麼」）。女妖的特徵則是喜歡把受害者捆起來，鞭打至死。如何傷害別人是另一個常見的主題。解剖圖顯示出人身體的各個部位，從「用手指戳或拇指摳眼睛」到「用腳後跟踩別人的腳背」，旁邊還附有解釋文字：「人體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敏感……這些圖供受訓的政府特務使用，讓他們瞭解人體特徵以及使用什麼來傷害這些部位。」有些場景讓目不識丁的人們都能理解邁克·哈默主義，在插圖中附有以下資訊：
魔鬼，現在你們知道了吧，知道在午夜的月光下，在廢棄的城市中心球場，一場棒球比賽正在進行的原因了吧。仔細地看著，看看這場奇怪的棒球比賽！一條條長長的腐爛的人的腸子充當壘線，肺和肝是球壘……心臟則是本壘。看看懷特醫生，彎著腰，用帶著汙穢的頭皮打掃心臟，大聲叫道：「開球……擊球手上場！」擊球手走向本壘，揮動著死人的胳膊和腿，他選中一隻後，便把其他的扔掉，站在擊球區等候投手將頭顱扔過來。接球手將死屍捆在胸前當作護胸，場內球手都戴著死人手做的手套，還有肚子做成的松香袋子，以及其他的裝備——都是用明星投手赫比·薩登的身體做成的。
連環畫的老讀者知道肢解赫比的、邪惡的老懷特醫生是敵人的間諜，也並不感到奇怪。這一集中，邪惡力量獲勝。大部分情況下，連環畫描寫的經常是共產黨人被處以極刑，如用繩子吊死、用手槍砸死、活埋、喂鯊魚、吊在忠誠的美國人的汽車保險槓上——「旅途的道路極易磨損輪胎。」「但你不得不承認，這可是毀容最好的辦法了！」「是啊，就算是斯大林也認不出這攤肉！」這裡的說教一清二楚。在對抗自由世界的敵人時，有秩序的社會顯得十分無助，唯一的希望便寄託在敢於違犯法律的兇殘的人身上。毋庸置疑，他們是野蠻兇殘的，但顯而易見，我們十分需要這樣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說：「我不贊同麥卡錫的方式，但他的想法是對的。」
正確的做法是蔑視權威，不受約束，將共產黨人拖到煤氣廠後面，擰斷他們的脖子。普通人對此深信不疑，因為他們像麥卡錫一樣，對美國的政策早已深惡痛絕。美國的政策與他們兒時所學的一切背道而馳，有違傳統。沒有獲勝的朝鮮戰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們曾經受到的教育是，美國應避免糾纏不清的盟友關係，可如今國家卻希望他們忘記這一切。美國軍隊已成為北約的中流砥柱，1952年年底，美軍已擁有50個師和4000架戰機。為完善全球的軍事基地，一筆前所未有的國民收入被投入軍事裝備的製造中。在華盛頓，聯邦政府的機構月月都有所擴大。這還不算，前幾年遭受過經濟大蕭條後，如今美國似乎在向全世界的貧窮國家施捨它的新財富。而所有賬單都轉嫁給了美國的納稅人，這讓他們日漸不滿。
他們能向哪裡尋求援助呢？他們唯一信賴的同盟者站在了日漸減少的戰前孤立派行列。老一代「美國第一」主義者對美國的新方向表示擔憂。范登堡看到第一個軍事援助計劃時，給妻子寫通道：「真難以置信，計劃賦予總統無限的權力……這無疑會讓他成為地球上的頭號軍閥。」塔夫脫投票反對，因為計劃提到「我們有提供軍費幫助西歐國家軍事建設的義務。我認為這樣的義務只會讓戰爭更加無法收拾，而不會得到和平」。密蘇里州參議員弗雷斯特·唐奈譴責集體安全的概念會將美國捲入其他國家戰爭「道義上的承諾」。
20年後再看這番話，會發現它是很有預見性的，但當時人們並不這樣覺得。那些曾因稱讚慕尼黑而臭名昭著的老傢伙似乎是對的。政界中幾乎沒人意識到，1945年8月6日，國際政策的一切結構開始崩潰。那天扔下的第一顆原子彈成了革命性行動。而外交關係和軍事聯盟的全副武裝，乃至於民族的概念，如今也像70歲老將軍頭腦中的軍營小調那樣，既過時又毫不相干。只有人們相信有必要動用陸軍和海軍時，陸軍和海軍才有價值。如果一系列的行動被看作不可思議，那麼一切基於此的假設都會失去存在的理由。在原子彈時代，軍事手段仍可能解決小國間或小國與大國間的爭端，但對於大國間的爭端則一無是處。英國一位軍事分析家約翰·斯萊瑟爵士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我們最終發展到這一步，戰爭作為實際推行政策的工具（我們這一代曾經歷世界大戰）已經自行廢除了。」「艾諾拉·蓋伊」號飛到廣島、「偉大藝師」駛向長崎，表明超級大國間的戰爭比最殘暴的斯皮蘭小說或最令人作嘔的連環畫都要恐怖上千倍，迄今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驅散這可怕的蘑菇雲。相反，原子彈規模越來越大了。
日本投降後，洛斯阿拉摩斯曾一度寂寂無聞。那些知名人士都重返大學校園；核心工程師則移居阿爾伯克基，那裡有一個新的工廠，即將啟動一條裝配線生產核武器；老科技園區內的實驗室裝置已被拆除，道路維修工作已然擱置，建築物也逐漸腐朽。戴維·利連撒爾視察後，報告華盛頓說：「我們發現了大量健康隱患和火災隱患，這會損害士氣。」似乎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洛斯阿拉摩斯逐漸衰落並最終成為鬼鎮，但20世紀50年代初，某些東西竟使之倖免於難。一夜之間，街道變成了柏油大道，一座醫院建了起來，接著學校和圖書館也建起來了，圍繞中央林蔭路建立了一些商店、劇院和社群中心，體育場正破土動工，運動員紛紛被招進一家名為「洛斯阿拉摩斯原子轟炸機」的體育俱樂部。
死灰復燃的繁榮景象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那個皮膚黝黑、眉毛濃密的匈牙利人——愛德華·特勒。他狂熱地製造威力更大的爆炸熱核武器，其熱情戰勝了科學界、五角大樓和聯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將他稱為「氫彈總設計師」，真是毫不為過。
氫彈在殺傷力方面已然登峰造極，其破壞力是1945年投放的原子彈的25倍乃至1000倍。原子彈的能量源於核裂變，分裂鈾原子；氫彈的能量源於核聚變，聚合氫原子，這也是太陽發光的過程。在極高的溫度下，才能實現聚變，因此氫彈又叫熱核武器。人們早已從理論上得出其實現的可能性，但在廣島慘劇後，原子物理學家對談論這種可能性都敬而遠之。假設的新炸彈被稱為「超級彈」。一直以來，《原子科學家通報》都隱晦地提及「超級彈」，但從未加以定義。他們認為，世界上越少人瞭解「超級彈」越好。
特勒不贊同這一看法。1942年夏，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7位物理學家認真考慮人為聚變的可能性，特勒便是其中之一。他永遠不會忘記隨後令人激動的「自發表現、冒險和出其不意的精神」。但令他失望的是，考慮熱核武器可能性的問題在1943年被中止了。因為聚變需要極高的溫度，只有在原子彈爆炸時才能產生這樣的溫度，因此首先要解決裂變的問題。而這個問題解決後，大家認為就該停手了。但此時，特勒已經將想象中的「超級彈」看作自己的「孩子」，同事們也樂意將這個寶貝留給他。
戰勝日本後，特勒說如果可以進行熱核試驗，他就留在洛斯阿拉摩斯。得到否定回答後，他便前往芝加哥大學核研究院任職。第二年，他再次談到「超級彈」，並宣稱這個威力更大的炸彈在兩年內就會研製成功。他當時是少數派，而反對「超級彈」的物理學家以愛因斯坦為首。愛因斯坦認為，甚至連考慮製作氫彈的想法都是錯誤的。可特勒卻看不出何錯之有。他指出，他們之所以製造出廣島那枚原子彈，是因為他們認為納粹科學家正在製造原子彈。現在，據傳蘇聯科學家正在研製熱核武器。難道斯大林就比希特勒更可靠、更清醒嗎？
1949年9月23日，蘇聯試爆原子彈成功，這一訊息成為美國發展新式核武器的轉折點。至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發展聚變炸彈最終戰勝了一切反對意見。首先，他們發現列寧格勒（今俄羅斯聖彼得堡）的物理學家早在1932年就探討了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爾瓦雷斯和歐內斯特·歐·勞倫斯對此深信不疑，轉而支援特勒，他們三人成為科學界知名的「超人」。而「超人」首腦特勒的最強反對聲則來自愛因斯坦、奧本海默和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科南特，這三人是美國科學界響噹噹的三巨頭。因此，即使雙方在別的方面勢均力敵，反對派也應該輕易就穩操勝券，開始時也確實如此。1949年10月25日，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在華盛頓開會，權衡是否該支援研製熱核武器。如果在一個大城市投放一枚氫彈，該城市80%~90%的人會立即死亡。因此，他們對此持否定意見。除道德理由外，氫彈製造昂貴而複雜，這也會使阿爾伯克基生產原子彈的速度減緩。而且，即使證明氫彈是可行的，值得投放氫彈的蘇聯目標也只有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而這兩座城市用裂變物質就能毀滅。
這是普遍認知取得的勝利，但只是鬥爭的開始。「超人」們與美軍預備役少將劉易斯·斯特勞斯結成盟友，斯特勞斯是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5位理事之一（其餘4位為反對派）。他們還爭取改變其他人的看法，如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兩院聯合原子能委員會成員以及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保羅·尼采。「超人」們認為美國的威望應歸功於美國科技的優勢，如果蘇聯製造出第一枚氫彈，美國將大失顏面。1950年1月13日，奧馬·佈雷德利決定支援「超級彈」研發計劃，其理由是，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他不能在加速的軍備競賽中讓蘇聯哪怕是暫時得到好處。同月，希斯被判有罪，麥卡錫主義開始盛行。佈雷德利做出承諾後4天，支援氫彈製造者的第二個刺激因素從倫敦傳來——福克斯被指控叛國。人們難以斷言福克斯究竟知曉多少，但他曾出席英美科學界最高階別的會議，因此美國政府在心情上正處於過度反應的狀態。1月31日，由國務卿艾奇遜、國防部長約翰遜和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利連撒爾組成的三人特別小組在行政大樓開會，再次討論了熱核應急方案是否可行。持反對意見的利連撒爾在表決中被擊敗。當天下午，杜魯門總統便宣佈，他已命令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研發氫彈或「超級彈」。
許多科學家認為自己的良知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奧本海默作為代表說道：「從一些粗淺的意義上來說，粗俗、幽默、誇張等方式也不能將其消除，物理學家知道什麼是罪惡，這是他們不會喪失的知識。」《原子科學家通報》每期的封面上都附有一個時鐘sup/sup，指標指向11點52分，現在指標已指向11點57分了。在康奈爾大學教授漢斯·貝特的帶領下，12位資深物理學家發表宣告，指責杜魯門的決議。他們表示：「我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權力使用這種炸彈，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炸彈已不再是戰爭武器，而是毀掉整個人類的手段。其使用違背了一切道德標準，違背了基督教的文明。」毫無疑問，他們是真心誠意的，但貝特的憤怒只是短暫的。不到5個月，朝鮮戰爭爆發，這對反對者的決心是一次考驗，同時他們也受到了新方案對科學家好奇心的挑戰。朝鮮戰爭動搖了貝特，他認為愛國主義要求他摒棄自己對氫彈的反對意見，並投入初步的研究工作中。他投入的極大精力是成功研製氫彈的主要原因。然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只是滿足他們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朝鮮戰爭一週年紀念日當天，特勒在普林斯頓高階研究學院對幾位優秀的同伴發表講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新任主席戈登·格雷記錄了此次討論情況。部分記錄內容如下：
會上出現了一些情況。愛德華·特勒將自己的想法告知大家，他認為這是一種製造熱核武器的全新探索途徑……大家進行了計算，主要是貝特、特勒、費米等幾位博士在計算，奧本海默也十分積極……與會者無一例外地參與其中，這也包括奧本海默博士。大家熱情高漲，現在某種東西已經成功在望了。
同一星期，格雷承諾將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出資建造美國第一個氫彈工廠。直到13年後，電影人物斯特蘭齊勒夫博士才對特勒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但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時夢想的怪物早已被安放在地下發射臺上，一按鍵便可使用。
首先，必須要解決一系列的數學難題。製造原子彈的方程式已經相當複雜了，而新的方程式更是無法用常規方式推導。要製造這個複雜的裝置，每一步都需要驚人的計算量以得出精確資料，從而測定對內部數以百萬計的微小部件的影響。因為這些反應是在若干分之一秒內連續發生的，因此從實際效果看，它們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但人類的大腦卻無法應付。1951年的計算機也沒幫上大忙。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為哈佛大學設計的計算機儘管有500英里的電線和300萬個電接頭，速度也遠遠不夠。雖然計算機不斷改良，但其中效能最好的eniac（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也只能記憶27個單詞。令人惱火的是，它們還變幻無常。暴風雨會讓它們發生故障，電子管熄火，電路出錯，而維修人員也找不出毛病所在。技術人員整夜整夜地坐在出問題的計算機前，在一個問題上花費數月時間，而其他設計組的專家則只能束手等待結果。洛斯阿拉摩斯的計算機組員每星期多工作一天，且24小時輪流值班。科技區的進度止步不前，直到一位科學家約翰·馮·諾依曼決定打破這個瓶頸。諾依曼考慮到「超人」們的矛盾心理，便將他們的目標稱作「魔鬼的武器」，然後無情地、不顧一切地開始研究。20世紀30年代時，諾依曼在數學界已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他喜歡製作機器人和機械玩具，而如今對「超級彈」做出的永久貢獻又將是另一種超級玩具。它可以容納和記憶4萬位元的軟體（計算機對輸出資料的叫法），並在一天之內算完三個月的方程式，諾依曼將其命名為「數學分析器、數字積分器和計算機」。該裝置申請專利且在美國原子能委員會註冊而無法更名後，他的同事才發現其名稱的首字母縮寫為maniac（瘋子）。
在「瘋子」的幫助下，他們在杜魯門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製作完成了重達65噸的氫彈。在「堪薩斯–懷俄明戰線」和「大酒杯」的時代，將它叫作「邁克」也不足為奇。「邁克」被運到馬紹爾群島的埃尼威托克島，放在埃盧蓋拉布小島上的一間小屋內，屋內還放著各種離子室、高速攝像機、β射線光譜攝製儀、裝有鈾和重氫的容器和其他核設施。7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摩戈多沙漠地帶舉行過的儀式再次上演。1952年10月31日晚，所有船隻都後退40英里，只有一隊志願者做最後準備。他們也撤離後，便在船上使用擴音系統開始倒數，引爆炸彈。黎明時分，數到零的時候，「邁克」便立刻成為第一枚人造炸彈之星。目瞪口呆的船員們看著巨大的火球升空達5英里，隨後出現一團巨大的蘑菇雲，呈淡紫色、藍色、灰綠色，上升25英里後進入平流層，而下面的埃盧蓋拉布小島燃燒起來，一分為二後便沉沒了。
潛水員隨後在海底發現一個1英里長、175英尺sup/sup深的峽谷。科學家們計算出，炸彈形成的直徑4英里的火球會使斯波坎或舊金山的所有商業區、聖路易斯或匹茲堡的大部分地區以及曼哈頓自中央公園到華盛頓廣場的一切瞬間化為烏有。當時海軍安保十分稀鬆，書信檢查員沒有在意此類信件，它們使人不寒而慄，一位目擊者稱「至少10個太陽」才能比上它爆炸的亮度。一些信件被登載在當地報紙上，現在整個世界都知曉這個實驗及其可怕的後果了。9個月後，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在莫斯科得意地宣佈：「美國已不再壟斷氫彈了。」b–29型空中實驗室在亞洲上空追蹤到放射性物質，證實了他的說法。與此同時，英國也在試驗其第一枚原子彈，其特點是可怕的z字形雲朵。核俱樂部的成員逐漸增加。愛因斯坦、奧本海默和科南特預見的噩夢終於變為現實，到處都籠罩著恐怖。愛因斯坦告訴記者：「全體滅絕正在向我們招手。」
新情況隨之產生：完美的武器必須由完美的工具運載。20世紀50年代早期，爆炸中的自動化技術還沒有完全脫離人為因素。建設美國核工廠的責任將由戰略空軍司令部承擔。該司令部有27萬人，駕駛著b–29轟炸機不斷在全球穿梭，確保即使美國被毀滅，他們還能進行毀滅後的復仇。戰略空軍司令部一點兒也不吸引人，每名飛行員都要攜帶著比「二戰」聯合空軍突襲時扔下的還要多的炸藥。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將軍高舉宣傳牌，宣佈「和平是我們的事業」，並將爆炸聲稱作「自由之聲」，將年度演習稱為「世界轟炸冠軍大賽」。演習中，將由配備雷達的火車記錄誰擊中什麼目標。但將軍和飛行員也是人，正因為如此，他們不久就會被淘汰。
取代他們的偏偏是來自第三帝國那硝煙未散的廢墟中的實驗室。在「二戰」交戰國中，只有德國預見了噴氣式火箭的軍事用途。設計過v–1和v–2型導彈的科學家成了搶手貨，戰略司令部的戰略家們不斷上門取經。如果使用火箭推進，原子彈不用半個小時就能穿越大西洋或北極。戰略司令部曾考慮使用火箭，但認為其不太精確就放棄了。原子彈的誤差幅度不能超過2‰，這意味著如果射程是5000英里就會出現10英里的偏差，但對氫彈來講，這個偏差卻無所謂。埃盧蓋拉布小島的沉沒使大家對問題有了全新而殘酷的看法。按《財富》雜誌恐怖的說法：「由於毀滅性熱原子彈頭中的量子躍進，炸彈會在離目標中心8~10英里的範圍內爆炸，這一點在軍事中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提致命的塵埃會降落在廣大地區了。」
「放射性塵埃」這個危險的詞開始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語言，它暗示炸彈造成的死亡圈的擴大，標誌著「戰爭」整個概念的改變。另一個意義重大的新詞是「過度毀滅」。氫彈被改良為「裂變–聚變–聚變」炸彈（fff炸彈）——在原子彈爆炸和燃料聚變的基礎上，再加上彈殼的聚變，放射性塵埃的覆蓋範圍增加到300平方英里sup/sup。
正是這一點，使人們開始深入研究問題。「二戰」時的民防系統計劃簡直就是個笑話：海洋那麼遼闊，軸心國的轟炸機根本構不成威脅，那些頭戴白色扁平鐵皮帽的空襲隊員對整件事也感到丟臉。如今，他們長期的警戒終於有所回報。他們重新活動起來，監督學校的演習。另一方面，護身符和江湖騙子的生意逐漸興隆。江湖醫生開始宣傳鉛箔乳罩、鉛製胸衣、鋁製睡衣和危險時可掛在頭上的鬆緊口袋。還有一個怪人兜售「鈾235原子震傷特效藥」，後來美國公共衛生署發現該藥的主要成分是小蘇打、食鹽和水。另一個謠言是，剃光所有寵物的毛髮，就不會有放射性物質了。動物保護協會提出抗議，才沒造成什麼嚴重的後果。
但這些民防運動多少有點兒不切實際。對最有事業心的企業家來說，最具決定意義的是修建家庭掩體。1951年1月，洛杉磯一家建築公司為它修建的第一個家庭掩體舉行破土儀式，以鼓勵人們修建家庭掩體。一位有三個孩子的母親魯思·科爾霍恩夫人在電視臺攝影記者面前正式鏟了第一鍬土。她簽訂合同，花1995美元修建地下家庭掩體，內有色彩亮麗的混凝土牆壁、草綠色的塑膠地毯、用推拉門巧妙隱藏的儲藏室和一個輕巧的蓋格測量器。她興高采烈地告訴電視觀眾：「我在夏天就做了許多罐裝水和罐頭，這將是一個不錯的儲藏室。」略微思考後，她接著說：「我將把這個地方打造成孩子們玩耍的樂園。」
花上3000美元就可建造一座「一號小型防護罩」，它包括手提三路收發報機、鼓風機、發條鍾、急救箱、斯丹諾牌取暖爐、放射性元素圖表、防護服、化學清潔劑、汽油發電機和一套鍬鎬裝置（「爆炸後可挖出條路」），以及一個五口之家在地下3~5天所需的一切用品。
對於大多人來說，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在爆炸當日對待目光短淺、沒能修建自家掩體的鄰居。退入自家的掩體後，就再也沒有多餘的空間留給鄰居了。所以他們必須將鄰居拒之門外，必要時還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有些人考慮使用包括手槍在內的成套裝備，但大部分人還不至於那麼現實。後來，後院的地下防空洞就成了稀奇玩意兒：一些成了燒烤場地，另一些則用於堆放園藝工具、滑雪輪胎和孩子的腳踏車。
不久，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們對核屠殺引起的恐怖說法也知之甚詳了。他們毫不費力地將思考重點從百萬噸級的炸彈轉到百萬計的死亡上——每百萬計的死亡指殺死100萬人，而一天之內就可能發生10~15次百萬計的死亡。對於軍隊以外那些考慮周全的人們來說，熱核炸彈爆炸的產生使世界陷入火海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但他們也束手無策。冷戰分子對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聞，政界人士則似乎已被麥卡錫主義麻痺。自慕尼黑事件以來，那些曾控制過某次國際危機的知識分子也無法運用智慧和力量去打破此次危機的控制了。
與此同時，隨著時間流逝，新一代美國人逐漸成熟。敏感的人們認為，中學時的防空演習具有啟示性，必然會喚醒這一代兒童。然而，雖然長輩們寄希望於他們，得到的卻是殘酷的失望。
在杜魯門執政的最後幾個月，大學教師發現知識界混進了一種遲鈍而腐爛的氣息——原來這正是那年青一代。如今回憶起來sup/sup，很難理解當時的學生會因麻木不仁而受到責罰，但他們確實如此，並不冤枉。美國青少年從沒有那樣孤僻離群、小心謹慎、缺乏想象、麻木不仁、不思進取和沉默不語。
「沉默的一代」是20世紀50年代特有的，就像尾鰭型汽車後擋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樣，成了當時的時代特徵。死寂籠罩著大學校園，自由主義變得疲憊無力、枯燥乏味。校園中沒有憤憤不平的年輕人，沒有燃眉之急，沒有戰鬥熱情，只有一小股極右反對分子的吵嚷聲。只有少數「垮掉的一代」才會提出抗議，而他們也像同齡人那樣對理想主義和爭論退避三舍。對於大多數人，「搶短襯褲」（指大學男生突襲女生宿舍以奪取女生襯褲為戰利品的胡鬧活動）或「硬塞」活動取代了具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在「硬塞」活動中，大學生儘量擠進一個狹小的空間，人越多越好，比如一輛大眾牌汽車內塞進40人，或一個戶外電話亭內擠滿12人。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弗雷斯諾分校，學生們將電話亭放入游泳池的深水區，7名志願者屏住呼吸，硬把自己塞進其中。
少數熱心的社會學家試圖找出其中的意義。他們認為，「硬塞」活動只是把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戲劇化，學生本身並沒有錯。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一切毫無意義，鬧過之後，他們仍會排隊等待大公司的招聘面試。他們耐心地等待著一切，因此到校園參觀的人開始對他們的溫順議論紛紛。漫畫家將學生描繪成布魯克斯兄弟的空心服裝，羅伯特·弗羅斯特對學生「缺乏果決能力」深表憂心。一位紐約市立大學的女校友返校參加社交集會，震驚離去——女生們談論的話題永遠是自己未來在郊區的家庭，以往該校的學生則一直認為這是高貴的女子學校女生的典型行為而對此嗤之以鼻。來自牛津大學的辯論競賽者參觀美國大學校園時，驚奇地發現，自由企業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普林斯頓大學一位戴眼鏡的三年級學生問奧托·巴茲教授：「有什麼事值得進行一場運動？」在哈佛大學，戴維·里斯曼描述對學生的不滿時說：「當我問這些學生，他們能為這些事幹些什麼時，他們竟然對自己還能有所作為的想法感到驚訝。當我建議，事情發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他們可以組織糾察隊時，他們還以為我在開玩笑。」
1950年，默裡·羅斯寫道：「極少數年輕人能與積極奉獻的人共同努力，並與他們為實現人類的最高目標而共同奮鬥。」《生活》雜誌為了找到能使年輕人興奮的方法，請他們列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答案很直接：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喬·迪馬吉奧、麥克阿瑟、貝比·魯斯（著名棒球手）、羅伊·羅傑斯（電影演員）、克拉拉·巴頓（美國紅十字會創始人）、薇拉·埃倫（電影演員）、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多麗絲·戴（歌手）和伊麗莎白·肯尼修女。這與他們父母的選擇幾乎一致。在新的10年間，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年青一代的美國人受父母一輩人的價值觀影響極大。威斯康星大學的威廉·奧尼爾認為：「美國中產階級致力於個人安全，從而造就了具有強烈中年人價值觀的一代年輕人。」過去，我們有把握假設一個年輕人的政治觀點起初在「左」翼，之後隨著年齡增長，會逐漸轉到右翼。但現在可不敢保證了。20世紀50年代，大學生的政治觀點從正中間開始，並一直停在那兒。
當然，在任何一代學生中，大多人都是沉默的，只有少數善於表達的人具有代表性。20世紀20年代，並不是很多人都能穿浣熊皮外套，也只有少數人能駕駛斯圖茲熊貓牌轎車。20世紀30年代，一部分人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或為和平舉行罷課。但在50年代卻難以找到能言善辯之人，難以找到可擔任領袖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學足球隊選出兩名隊長或輪流擔任隊長，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會員的鑰匙也都被悄悄地揣在兜裡。大學生們似乎鄙視「領袖」這一概念，而將他們稱為「面面俱到的人」，但深究後，才發現他們其實毫無特點可言。關於這種人的美德，威廉·懷特曾在《有組織的人》一書中闡述為「表現並不突出，熱情並不過分」。校園裡「面面俱到的人」認為領導源自集體，進步在於所謂解決問題的會議，因此他們沒有必要進取鑽研和富有想象力。關鍵是，他們懷疑個人主義。尋求個人的威望和成就必須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個人愛鬧矛盾，製造麻煩，危害集體榮譽，大家都想遠離他。
在他們奇怪的特性中，喜好爭論是最嚴重的罪惡。「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擔任何義務，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教養。他們的理想不會破滅，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理想。他們不開金口，避免嚴肅地討論，將改革者稱為「假善人」，敬而遠之。在獨立和體制發生衝突時，他們堅定地站在體制的陣營中。他們不追求名望，只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援。他們渴望在集體作戰中通力合作，而刻意隱藏會遭人排斥的個性。那些年，有錢的學生開始不修邊幅、衣衫襤褸，以免與眾不同。一名大學游泳隊隊員對里斯曼說：「我對我的競爭對手感到生氣。我有點兒不對勁——我希望我能像某人那樣與別人精誠合作，而不在乎輸贏。」懷特注意到，學生不再夢想自己創業。他們想為別人、為較大的公司、為他們信賴的人工作。然而，他們對成為推銷員或升職為部門主管則並不感興趣。成為推銷員就意味著面臨競爭，主管則有時必須嚴厲。大四學生經常告訴招聘人員，他們想在人事部門工作，因為他們喜歡與人打交道，他們也喜歡到公共關係部門工作。懷特直言不諱地指出，那是因為他們想在「上班時間內討好每一個人」。
這種觀點與抗議行為格格不入。對於教授而言，反對麥卡錫主義是當時最為激情憤慨的事，但學生們卻無絲毫興趣。麥卡錫在校園沒幾個支援者，但也沒引起太大的反感——大部分學生認為這件事很乏味。在各個領域，包括神學、新聞學和法學，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學生對於職業的選擇卻有了極大的變化。如今最熱門的職業要數工商管理了。20世紀40~50年代，曾經最受歡迎的人文科學已開始沒落，以至於不到30%的人會主修基礎學科。職業培訓受到年輕人的追捧，而工商業是最受歡迎的職業，因為學生的「投資」會得到最高利潤的回報。20世紀40年代末期，美國只有19.4%的大學生主修工商專業，到1955年，主修該專業的人已佔大多數。
如果他們有什麼偶像，那一定是斯隆·威爾遜《一襲灰衣萬縷情》中的主人公湯姆·拉斯。在小說開頭，威爾遜筆下的英雄有一位名叫貝琪的妻子，他們有3個孩子，在韋斯特波特有一座6間房的住宅，有一輛1939年的福特汽車，有1萬美元的軍人人身保險，還在慈善基金會有一份年薪7000美元的閒差。雖然生活比較樸素，但還是多姿多彩的。他需要一輛新車，廚房的地毯又開始磨損了……然後，湯姆似乎撞上了好運：他得到了一份處理公共關係的工作，年薪9000美元。他工作後才發現其中的陷阱：在新崗位上，他必須工作。再也沒有三個小時的午餐時間了，喝咖啡的時間也大大縮短，並且也不能在工作時間內討好別人了。如今，他必須工作，有時還得在晚上5點之後或星期六加班，從而佔去他與貝琪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這一切使他極為不滿，他告訴老闆他受夠了。湯姆也願意多掙錢，但如果要以減少他作為丈夫、父親、「面面俱到的好人」的作用為交換條件，他寧可辭職。這是小說的高潮部分，其結局也出人意料。老闆妥協了：
霍普金斯站起來，又倒了一杯酒，客氣地說：「當然，還有許多好的職位不必佔用你太多的時間，現在的問題只在於幫你找一份合適的。」
「沉默的一代」對此深信不疑。在他們認為的情誼背後隱藏著他們本質的純良，以及一種安徒生式的信念：出於某種超自然的理由，他們認為看著時鐘準時下班的人會享受到「美好生活」、「美好而合乎情理的生活」以及「正確而圓滿的生活」。霍普金斯辯解道：「總有人要幹這個工作。」湯姆也同情地答道：「我知道。」但那會是某個人而不是他，他可不會為了錢而變得神經質：
我不願意讓出時間。我實話實說，我想掙錢，沒人像我這樣愛錢。但我不願意晚上和週末也工作，這樣下去沒完沒了。還不止這些。我並不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我無法說服自己，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20世紀50年代的「湯姆」們相信所有偉大的發現都已完成，所有偉大的夢想都已實現，所有偉大的財富都已到手，他們可以朝九晚五，一星期工作5天，每天只需鼓搗一下技術，處理一些專業問題，將自己大把的精力花費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做禮拜、參加公眾活動、「瞭解」孩子、打高爾夫、觀看少年棒球聯賽，和自己的「貝琪」過著滿足的生活，一起在家鋪設水管。只要在畢業前與合適的公司簽訂合同，將自己的名字擠進激烈的競爭大潮中，大搖大擺地沿著消費的「高速公路」前進，這一切都將屬於他們。正如一位批評家指出的那樣，大學生不再吹捧「玩起遊戲」，而是「心中有數」，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他們也意識到這個「數」會不斷變化，但他們確信變化時會有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人們不再談論背叛，因為沒有必要了。一開始，他們就被束縛住了，如同中世紀的年輕人被修道院束縛，他們則是被美國方式束縛住了。他們認為，畢業後等待他們的世界既不冷酷，也不殘忍，而且一定沒有敵意。在美國藝術與科技學院的校刊《代達羅斯》上，一位學者寫道：「當代學生的主要特徵是，他們對日常生活和未來的展望都感到無比心滿意足。極少數人對身體健康、職業規劃、家庭關係、國情和世情、安全幸福的生活感到憂心。」即將畢業的學生已準備好擁抱現狀，如果有必要的話，還得捍衛它。他們會遵紀守法、納稅、服兵役、參加投票，儘管投票後就不再關心政治。他們在穿著、談吐、信仰、交友、頭髮長短，尤其是思想方面，努力符合社會標準。這樣，他們就能換來美好生活的一切特權和優待，即經濟上的保障。
這種交易使教師大為震驚。經歷了貧困和法西斯主義而倖存的美國遺產似乎被愚蠢的青年背叛了。他們寧可用理想去換取貂皮把手的啤酒開瓶器和14k金的賒購牌。他們贊同艾森豪威爾將軍給「知識分子」下的定義：「誇誇其談、言過其實的人」。
在紐約的羅德夫·肖洛姆猶太寺內，劉易斯·紐曼拉比將「搶短襯褲」的惡作劇歸咎於麥卡錫主義。他說，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將「關於重大事件的討論和反對看作危險事件」，因此學生只好通過「好笑、不得體的‘搶短襯褲’活動來發洩過多的精力」。這未免言過其實，但多少也有點兒道理。即使深思熟慮的討論沒那麼危險，它在有組織的社會的各個層面也不會受到鼓勵。一位研製噴氣推進裝置的工程師被逮捕了，除了他是羅森堡夫婦的朋友外，沒有任何理由。歐文·拉蒂摩爾曾7次被控告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做偽證sup/sup。國務院禁止人們到共產主義國家旅遊。美國在聯合國的僱員被視為「危險人物」並遭到解僱，《麥卡倫–沃爾特移民法》sup/sup的通過簡直是保證到美國大學演講的歐洲學者都會當眾受辱。
麥卡錫此時正處於人生巔峰，幾乎每星期都會傳出反對自由思想的新暴行，多愁善感的學生們難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順從者會受到獎勵，信奉異端則將遭到懲罰。華盛頓是麥卡錫及其對手最大的戰場，但幾乎每個地方都在進行各種規模的有聲有色的戰鬥。例如，在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有人提議將公共圖書館裡作者是共產黨或疑為共產黨的作品打上紅色印記，這引起了一場風波。一位當地的家庭主婦默特爾·格拉索克·漢斯太太倡議了此次活動。據《紐約時報》報道，漢斯太太「從不以文學造詣和博覽群書自居」，但這並不表示她對書裡的陰謀詭計沒有獨到的見解。她提出了一份有嫌疑的作者的名單，並希望處理他們的作品。她沒要求將書焚燬，打上標記就足夠了——亮紅色的大標記一眼就能看見。標記印在封面內頁，表明作者的共產黨身份和政治立場，並附上他被「傳訊」的次數。漢斯太太說：「這樣，讀者就會知道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都在閱讀共產黨的宣傳冊。」聖安東尼奧市市長的妻子也是一位女民兵，她認為漢斯太太的建議很好。接著，事態發展超出了人們的想象。監督者記錄下翻閱過這些書籍的人，將他們的名字呈報聯邦調查局或在《聖安東尼奧報》上發表。這引起了市內有權勢的馬弗裡克家族的極大不滿，他們主張公民擁有自由權。這場運動最終以反對蓋章者的獲勝而結束，但造成了許多家庭不和以及友誼破裂。
在印第安納州，另一位家庭主婦托馬斯·懷特太太（印第安納州教科書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對盎格魯–撒克遜的民間傳說提出了別樣的解釋。她說：「現在，共產黨在教育方面有一條新指示，即大力宣傳羅賓漢的故事。他們想宣傳羅賓漢劫富濟貧的精神，這就是共產黨的路線，這簡直玷汙了法律和秩序。」但身為共和黨人的州長卻不願表態支援或反對羅賓漢。英國諾丁漢的郡守威廉·考克斯告訴記者，他認為羅賓漢（1160~？）不是共產黨。印第安納州教育局局長威爾伯·楊召開記者會，宣佈無論怎樣，他都會重讀羅賓漢的傳奇故事。20世紀50年代初期，懷疑凌駕於一切事物之上，在一些行業中，懷疑就等同於有罪。美國主要的戲劇出版商塞繆爾·弗倫奇似乎覺得黑名單還不足夠，於是組織了一次劇本比賽，在比賽中，保留「取消任何捲入學術、文學、政治或道德爭論的作者的參賽資格的權利」。
當聯邦調查局特工公然到學校進行安全檢查，校董會又要求學生宣誓效忠時，大學生在這種情況下不保持沉默，倒是一件怪事了。幾乎人人如此。斯蒂龐克–帕卡德汽車公司董事長保羅·霍夫曼是一位崇尚自由的共和黨人，他卻是一個例外。在其他任何時代，霍夫曼關於自由的見解都算不上大膽，但在那時能強烈地堅持己見就很不尋常了。他在西南部的一所大學演講後，一名學生問：「你認為像我們這樣的學校，應該學習共產主義嗎？」霍夫曼回答說：「當然，我認為我們應該瞭解什麼是共產主義，這樣，我們的新一代，也是最重要的一代美國人，就會知道為何共產主義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脅。」學生說：「我與你的想法一致，但此時此地發表這樣的言論十分危險。」事實上，霍夫曼說這樣的話也不是沒有一點兒危險的。他受到了監視，當他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支援下，爭取到去印第安納州波利斯市演講的機會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設法讓他無法使用室內戰爭紀念館。而事實上，他此次的演講主題為「自由企業」。
民團迫害、新式熱核武器帶來的恐懼、父母講述「大蕭條」的故事，這一切都造就了「沉默的一代」。當然，這一代也有能言善辯之人。普林斯頓大學的奧托·巴茲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表示，這一代人的長輩們對他們判斷錯誤。他說自己的學生不過是小心謹慎而已。他認為，指責他們缺少政治上的戰鬥精神是錯誤的：「將來會證明他們正是講求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而這是美國在國際和國內生活中，長久以來就需要的。」這樣的讚美軟弱無力，沒有得到回應，也沒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位更為著名的學者菲利普·雅各布表示，「沉默的一代」的價值觀表現在背離美國傳統上。他說，儘管學生們高度讚揚真誠、誠實和忠誠，但他們在「學術上的誠實標準一般都很低，在許多重點院校，有計劃的欺騙都成了司空見慣的事」。他覺得學生的享樂主義和反智主義表明他們已拋棄了清教徒的傳統，他認為這些學生「也許是主要文化和道德革命的先驅，但在本質上卻是世俗的（名義上是宗教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卻是融入集體的）社會的引路人」。
如果別人看見了革命的影子，他們會隻字不提。但既然雅各布博士描繪出輪廓，自然會有人賦予其血肉。想想這一代人當時自願閉口不談的感覺十分有趣，他們雖然年幼，還無法評價「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性，但這種神秘性必然會在他們思想中某個陰暗角落留下記憶和言語所不能及的影響。1951年盛夏，在這個10年剛剛拉開序幕時，新澤西州梅普爾的馬克·拉德sup/sup年僅3歲；曼哈頓的馬里奧·薩維奧sup/sup和凱西·布丁sup/sup，一個8歲，一個7歲；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休伊·牛頓sup/sup10歲；艾奧瓦州道奇堡的琳達·蘇·埃文斯8歲；紐約的凱瑟琳·普拉特·威爾克森sup/sup6歲；伊利諾伊州德懷特的戴安娜·奧頓sup/sup9歲。
20世紀60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經成為歷史。衛斯理公會大學的一群大學生在籃球聯賽中場休息時，對往事深感懷念，於是自然地哼唱起記憶中的抒情歌謠。他們唱道：
閃閃叮叮和你，
閃閃叮叮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