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墜入深淵

由於身體不適,瑪麗·艾奇遜·邦迪不得不住進紐約薩拉納克的一家療養院,將幼小的兒子交由父母撫養。就在那裡,在希斯判決當月,她收到了來自父親的一封信,裡面說:

……我就要做一次公開演講,盡我所能地把遠東問題、我們力量有限的問題以及我們的目標和方向解釋得更為清楚。我們過去做了太多愚蠢、不忠和可鄙的事情,現在我希望能如我期望的那樣,沿著更為清晰和理智的方向前進。

用艾奇遜的話說,「在這個時刻談論亞洲問題,壓力巨大」。現在蔣介石徹底失敗了。剛戰勝日本時,他曾統帥一支裝備精良、陣容龐大的軍隊,如今卻節節敗退,直到他的軍隊被一點點蠶食,自己也淪為中國一個島上的難民。蔣介石的無能,是每個看著他力量步步瓦解的人都清楚明白的。《芝加哥論壇報》的主編羅伯特·r·麥考密克上校甚至曾告訴美聯社:「蔣介石政府不能平定那場被錯誤地稱為共產黨暴動的叛亂。」這位上校很快就會改變他的想法,意識到自羅斯福從胡佛手裡奪取白宮以來,蔣介石在中國的失敗是最能做文章的政治議題了。

艾奇遜給女兒寄信的時候,新中國已經成立4個多月了。毛澤東正在莫斯科與約瑟夫·斯大林商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斯大林剛剛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因此成為蘇聯的朋友是十分有益的。美國人民知道這些後,根本就沒心情在意罪責誰輕誰重的問題。抨擊政府的共和黨人讓大家思想更加混亂,將蔣介石、福克斯、希斯、毛澤東、羅森堡夫婦、雅爾塔會議以及艾奇遜等都混為一談,貼上紅色標籤。參議員塔夫脫的一句話在參議院中被廣泛引用,他說國務院「已經被一群‘左’翼分子掌控,他們顯然想擺脫蔣介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將中國送交給共產黨也願意」。

這是政治。軍事策略則是另一回事。1947年,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同意不值得為韓國一戰。1949年3月1日,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告訴《紐約時報》記者:

我們對亞洲侵略的防禦部署,過去一向是建在美國大陸的西海岸。太平洋看起來就像一條大通道,隨時可能有敵人進攻。現在,太平洋已經成為盎格魯–撒克遜的一個內湖,而我們的防線則沿著亞洲海岸線的島嶼鏈。它始於菲律賓群島,再貫穿整個琉球群島(主要堡壘是沖繩),然後折回日本和阿留申群島鏈,回到阿拉斯加。sup/sup

從地圖上看,那條防線至少還是很有戰略性的。麥克阿瑟認為如果敵對力量控制中國臺灣地區或是朝鮮半島,他還是可以接受的。這位將軍比國務卿更具政治頭腦。1949年年底,他開始意識到,中國大陸紅星的冉冉升起震驚了美國人民,公眾輿論將共產黨軍隊的任何進一步擴張都視為美國令人刺痛的失敗。艾奇遜堅持己見,放棄中國臺灣地區。1949年12月18日,他建議美國駐亞洲使團將中國臺灣地區的重要性最小化,因為「普遍都認為會失去它」。兩星期後,麥克阿瑟將備忘錄影印件洩露給了媒體。塔夫脫和胡佛要求海軍保衛臺灣,但遭到了杜魯門的反對。在這種背景下,艾奇遜於1950年1月12日在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新聞招待會上發表了那篇在給女兒的信裡首次提到的演講。

顯然這不是讓一個國務卿毫無準備地隨意發揮的時候。因此,他的下屬們給他準備了厚厚一疊講稿。「但到最後,」沒有太多解釋,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寫道,「我把那疊講稿放到一邊,抓住其中的一兩頁開始演講。」對聽眾而言,他只是回溯麥克阿瑟將軍10個月前就設計好的防線——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群島,再到菲律賓群島,但蔣介石的失敗改變了華盛頓的政治藍圖。「目前,要考慮太平洋其他地區的軍事安全(顯然他想到的是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他又說,「肯定要明確的是,沒人能夠保證這些地區不會遭到軍事襲擊,最初的抵抗一定來自被襲地區的人民。」他含糊地得出結論,如果事實證明他們是堅決的戰士,根據《聯合國憲章》,他們就有權提出呼籲。

直到生命的盡頭,艾奇遜都強烈否認由於將韓國排除在防線外,為其開戰開了綠燈。但當他告訴記者俱樂部,美國正在等待中國「局勢明朗化」,又說美國防線是沿著「阿留申群島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島」時,共產黨只能得出結論:美國將朝鮮海峽西北部的人民拋下,讓他們自己保衛自己。事實也的確如此。

錯誤地解釋美國的政策並不像是艾奇遜的作為,事實上他也沒有。像前一年3月的麥克阿瑟一樣,他排除了美國捲入亞洲大陸戰爭的可能。但是,美國的趨向是會改變的,希特勒就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毀於一旦。現在,斯大林又犯了相同的錯誤。蘇聯的領導者正在部署朝鮮戰爭計劃(這一點,毛澤東完全被矇在鼓裡),因為他相信了艾奇遜。國務卿發表完在記者俱樂部的演講之後,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雅各布·馬利克退出了安理會,因為它拒絕驅逐中國國民黨,不歡迎來自大陸新政權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國人注意,按照他的觀點,時間設定得非常好。沒有和莫斯科協商,美國就起草了《日本和平條約》。自從戰勝日本,蘇聯就希望華盛頓能放手讓他們處理朝鮮問題。喬治·凱南認為,當他們看到事情並不是他們預想的那樣,他們就得出結論:「如果這是我們從日本那裡得到的全部好處,那麼在美國讓日本回到朝鮮之前,我們最好趕快把它抓到手。」

同時,杜魯門的全球策略開始轉變。4月,杜魯門總統主持了一次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在會上,他拋棄外圍防禦戰略,開始了一項新的策略,這項策略可使美國抵禦任何非共產主義政府的威脅。在那次會議上,通過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檔案,除了其他問題,還規定將美國未來收入的20%作為軍事撥款。不管明智與否,這個決定都不應該被保密。可斯大林對此一無所知,他設想奪取韓國就像1938年對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是個熟蘋果,是摘下來的時候了。後來,雖然國會有人批評艾奇遜傳送了錯誤訊號,但他們並沒有落井下石的權力。國務卿演講後的一星期,一心以節約為念的眾議院以193對192票的一票之差,否決了一小筆用於支援500名美國軍官監督韓國軍隊進行裝備的撥款。那天晚上,艾奇遜給瑪麗寫通道:

今天真艱難,工作不太多,但是麻煩不斷。在眾議院會議上,我們關於朝鮮問題的提議失敗了。在我看來,這是我們自己的錯。本來不應該因一票之差而輸掉的。我們太謙恭、太聽之任之了。如今,我們要走很長一段回頭路。

這條路的第一個交叉路口就在正前方。

1950年1月,約瑟夫·r·麥卡錫41歲,在許多方面都正在走下坡路。4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黨大勝時,他被選為參議員,而這將成為美國參議院的一大恥辱——他是一位損人利己的政治家,不但從盧斯特隆預製裝配建築公司受賄1萬美元,還從華盛頓百事可樂公司的說客那裡借走了無擔保的2萬美元。他投機倒把,不顧一切地將錢投入黃豆期貨和與馬票經紀人的長途電話上。國會山的一些人知道,麥卡錫那隻破舊的茶色公文包裡經常裝著一瓶威士忌。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酒鬼,每天都向朋友吹噓自己可以「喝一瓶1/5加侖裝的酒」。照他這樣喝下去,他也就只有六七年的時光好活了。

麥卡錫是一個流氓,看起來就像。他目光游移不定,時常暗自竊笑,聲音刺耳,帶著譏諷。在參議院,由於他有一臉濃密的大鬍子,人們很快就能認出他來。事實上,他具有典型的愛爾蘭人負面特徵:矮胖、牛肩、濃眉,如同在波士頓8號碼頭和芝加哥南部的舊式公寓隨處可見的人一樣。他沒有休伊·朗的天賦,也對自己缺乏信心。他有的只是非凡的說謊能力和了解美國通訊業的直覺。除了這些,他還冷酷無情。他幾乎什麼都不信,如果他有信仰的話,那就是虛無主義。他最喜歡在報紙上讀到自己的名字,並且想繼續擔任參議員。

殖民地酒店的那次見面對他來講根本就沒什麼收穫,之後麥卡錫打電話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說,他在5個星期後,也就是林肯誕辰紀念日的那個週末,會有時間發表關於共產黨的言論。就算委員會委員聽到這個訊息很高興,他們也沒有喜形於色。當然,他們也不會吃驚,畢竟這是政黨路線。當時的反共英雄尼克松就警告說,希斯的案子只是「美國共產黨聳人聽聞的間諜活動裡的一小部分」。尼克松的言論頗受歡迎,但是據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所知,麥卡錫對共產黨一無所知。林肯誕辰紀念日唯一能夠為他找到的演講場所,就是西弗吉尼亞州惠靈市俄亥俄縣的婦女俱樂部,接著就是鹽湖城和霜諾市。去惠靈市的途中,盡職的空姐看到自己的乘客列表上有一位美國參議員,就問候道:「下午好,麥卡錫議員。」他看上去有點意外。「哎呀,下午好,」他說,「很高興有人認識我。」

搭飛機前,他做了一點點,也只是一點點功課。要說那是什麼研究,可就太過了,大部分都是他的「草稿」,就像他後來對記者描述的,那只是從其他共和黨人的幾篇發言稿裡剪剪貼貼,稍稍做了點兒改動。據《惠靈訊息報》報道,他從尼克松在1月26日眾議院的演講中節選了一段作為自己的內容:

尼克松在國會的演講:

我們從希斯的案子裡要吸取的教訓是,我們所對付的不僅是那些為了30個銀幣sup/sup而竊取一件新武器設計藍圖的間諜……允許敵人左右和修改我們的政策,是遠比這些更陰險罪惡的活動。

麥卡錫在惠靈市的演講:

在討論共產黨的問題時要銘記一點,我們所對付的不是為了竊取一件新武器設計藍圖而得到30塊銀圓的間諜。我們正在處理的是遠比這些更陰險罪惡的活動,因為它允許敵人左右和修改我們的政策。

據目前所知,對於顛覆問題的調查,麥卡錫只是簡單地打了一個電話。他打電話給《芝加哥論壇報》駐華盛頓的威拉德·愛德華茲,稱自己要寫篇演說稿需要他的幫助。通過愛德華茲,他得到了兩個有關國務院員工忠誠度調查的簡單情況,而且大部分已被人遺忘了。第一個調查可以在《國會議事錄》裡找到。1946年7月26日,當時的國務卿詹姆斯·f·伯恩斯寫信給伊利諾伊州的眾議員阿道夫·j·薩巴思說,審查人員從戰時機構調到國務院的3000人裡,通過初步篩選,提出有284名不能長期僱用。其中有79人已經被解聘了。284減去79,麥卡錫得到了神奇的數字205。205人被建議免職,而他們的名字在伯恩斯寫這封信時還在職員名單上sup/sup。他得到的另一個情況被反共者稱為「李氏名單」。羅伯特·e·李是眾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的調查員,曾調查與《美亞》雜誌事件相關的108個國務院人事檔案。1948年,國務院發給該委員會關於那108人的統計總結報告,仍在職的還有57人——這是「亨氏食品公司的品類數目sup/sup」,理查德·h·羅維爾在《紐約客》裡諷刺說。

這樣,麥卡錫議員就有了兩個數字:205和57,但他只知道這麼多。要知道他有多會招搖撞騙,必須記住一點,他此時沒有卷宗、原始資料以及任何參考資料。他知道有兩份過時的名單,但他一份也沒弄到。如果有人問起,他說不出一個名字,但就憑著這點東西,他就要進行全面巡講,先到西弗吉尼亞州,在科羅拉多州轉機後到猶他州,再到內華達州的雷諾市。他大概覺得沒什麼人會懷疑他。他期望能夠在一小群共和黨婦女聽眾面前佈道演講,說說老生常談的問題。返回時,威斯康星州的報紙上已經有了關於他此次巡講的評論,提醒共和黨的官員們和贊助人他的存在。當然,他可能會進行兩三次猛烈抨擊,但也不會比那個週末其他共和黨發言人更加厲害。後來,他突然發現自己還有一個極棒的蠱惑人心的方法:其他人都只是籠統地譴責賣國,而他可以談論賣國賊。

惠靈市廣播電臺wwva錄下了他的評論,並在當晚廣播出來。但歷史性的遺憾是,磁帶在廣播後立馬被洗掉了。那次事件留下的,除了人們的回憶,就是《惠靈訊息報》記者弗朗克·德斯蒙德的記錄。根據這份記錄,那篇著名的發言是:

雖然我不能花時間列舉出國務院裡所有共產黨人和間諜圈成員的名字,但我手裡有一份205人的名單,國務卿知道他們是共產黨,但他們現在正在國務院工作,制定國務院的政策。

他當時可能是拿著一張洗衣清單、購物單或是舊的聖誕賀卡吧!不管那是什麼,都不重要,因為過後他就扔了。一個星期後,他回到華盛頓,那裡一半的人都要求他證明他的指控,他很努力地嘗試找出自己到底說了什麼,卻想不起來了。他甚至詢問那一帶的業餘無線電工作者,看他們是否有可能錄下了這次演講。但一無所獲。

德斯蒙德的文章出現在《惠靈訊息報》,還被《芝加哥論壇報》轉載,又登上《丹佛郵報》頭版。三天後,《紐約時報》也刊登了麥卡錫議員的指控。美聯社將兩段德斯蒙德的評論登載在b線,國務院有人讀到了這篇評論。因此麥卡錫在丹佛轉機時,有位新聞記者告訴他,國務院想要他所指控的共產黨人的名單,以便馬上開始調查。麥卡錫回答說,他的話被誤解了,他說的不是205名共產黨人,而是205個「危險的嫌疑分子」。記者問他是否能夠看看那份名單。當然,他答道。但後來他又說自己把名單落在機場的行李裡了。《丹佛郵報》儲存著一張照片,照片裡,麥卡錫可憐兮兮地盯著自己破舊的公文包,搜尋著那份不知去向的名單。

2月20日下午,參議員召集法定人的鐘聲響了三次,喬·麥卡錫(約瑟夫·麥卡錫的暱稱)提著那隻鼓鼓的、茶色的公文包大步流星地走向臺前。民主黨人要求他提供證據,而他回華盛頓後,也兩次向新聞記者保證,如果他拿不出證據,就辭職。現在他要給參議院上演一齣史上最荒唐的晚上開會的戲。他這次不僅有數字,還有其他東西,儘管並不多。李提供了108份兩年前從國務院檔案整理出來為眾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準備的檔案影印本。其中,只有40人仍在國務院任職。這些人已經過聯邦調查局的全面調查,並已通過審查。可是,麥卡錫仍將81個人作廢的檔案堆在自己和鄰近議員的辦公桌上,堂而皇之地宣稱他已經看透了「杜魯門的保密鐵幕」。

接下來的幾分鐘簡直狼狽透了。麥卡錫翻弄著第一批檔案,說自己將只提這些人的編號。這本身就讓人懷疑,因為在參議院臺上的發言,照法律不構成誹謗罪。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令人吃驚。聽眾們發現,麥卡錫是第一次看這些檔案。他看每份檔案時都要停一停,飛快地翻閱,看裡面的內容是什麼。若換成別人,肯定窘迫得堅持不下去,但麥卡錫無所謂。他站了將近6個小時,堅持演完這場鬧劇,如果有檔案難住了他,他就滿不在乎地聳聳肩。總之,他不肯離開議會席。

這些檔案所涉及的人員,有些根本就與國務院無關。21~26號為美國之音廣播電臺工作,12號曾受聘於商務部,麥卡錫滿不在乎地承認:「他現在在哪兒,坦白說,我不知道。」62號「對於共產黨活動是無關緊要的」。對於40號,他說:「我從這個袋子裡沒找到什麼資訊,但是也沒有檔案證明他與共產黨無關。」72號把這位議員難住了。這份檔案很重要,他吞吞吐吐地說:「這與我要找的剛好相反……我確信他不是共產黨人。好幾位證人都對他評價很高,說他品行端正,是個民主的美國人……反對共產主義。」(另外,72號根本就沒在國務院工作過。)對此驚訝萬分的理查德·羅維爾問道:「除了純粹的精神失常,還有什麼會讓一個人在討論81個共產黨人時說:‘這些共產黨人裡有一個很重要,因為他不是共產黨人呢?’」

但麥卡錫還是固執地要說完。9號和77號的檔案內容是一樣的。15、27、37和59號根本就不存在,檔案都是空檔案。13號和78號僅僅是普通職員。14號「主要是道德問題」,卻被誤放在41號的檔案裡。52號值得注意,主要是因為他為16號工作,而「16號」——就好像最終撿到金子一樣,他說:「這是國務院裡最危險的間諜之一。」

很顯然,這個人不是間諜,這些檔案裡一個間諜也沒有。但是通過在這份檔案裡插一句,在那份檔案裡刪一句,用偽造的調查材料對整個過程進行了潤色加工,對那些喜歡先看漫畫版,再看體育版,最後瀏覽一下大標題的讀者來說,麥卡錫製造的新聞給他們造成一個印象,好像他已經發現了顛覆活動。在2月20日的那場表演中,麥卡錫對事實的篡改幅度還很小:三個「有俄式名字」的人變成了「三個俄羅斯人」;像「據報道」、「據說」字眼消失了,「可能已經」和「可能」被「已經」和「是」代替;「值得考慮的誹謗資訊」被翻譯為「共產黨活動的確鑿證據」。其他篡改則令人非常吃驚。聯邦調查局的審查通過記錄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改為聯邦調查局稱其有罪。如果「一個美國好公民」被國務院機構拒絕,原因只能是要僱用共產黨。而有些事實,例如申請人的年齡已經超過70歲,則根本就沒提。共和黨人驚呆了。肯尼思·惠理作為該黨的參議院領袖,儘可能在議案中幫助麥卡錫,但也儘量避免和他搞在一起。塔夫脫(幾乎不認識麥卡錫)後來告訴記者:「這真是一場不計任何後果的演出。」

第二天早上,報紙頭條揭露這些檔案毫無用處,陳舊過時。民主黨人歡呼雀躍,他們召開核心會議,要求多數黨領袖——伊利諾伊州的斯科特·盧卡斯「全面徹底」地調查「對美國不忠的人們是否受僱於或曾受僱於國務院」。因為其他共和黨人與麥卡錫保持距離,而且他自己也曾堅稱他樂於接受調查,參議院一致通過盧卡斯的第231號決議。惠理試圖求助眾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因為該委員會主席——田納西州的肯尼思·麥凱勒是右翼分子,他不會給民主黨自由派太多的幫助和安慰。但這一提議在全黨投票時被直接否決了,然後提議移交給了外交關係委員會。得克薩斯州的湯姆·康納利任命米勒德·e·泰丁斯為那不太好惹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這位野心勃勃的頭面人物曾掌控了馬里蘭州長達25年。在他任命其正式成員(康涅狄格州的民主黨人布里恩·麥克馬洪、羅得島州的民主黨人西奧多·弗朗西斯·格林、馬薩諸塞州的共和黨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艾奧瓦州的共和黨人伯克·b·希肯盧珀)前,麥卡錫就稱之為袋鼠法庭sup/sup。泰丁斯保證「無政治迫害,無任何掩飾」。私底下,他自命不凡地稱威斯康星州的那位後座參議員為「那小子」。他並不知道,一共要對麥卡錫進行5次調查,而這只是第一次嘗試。在這些調查中,沒人能夠找到問題的根源,除了麥卡錫自己。

當然,他得到了某些幫助。沒有人,甚至是麥卡錫都不可能單槍匹馬把事情鬧出這麼大動靜。若沒有某些說客的努力,在國會里不可能走這麼遠,麥卡錫在飛去惠靈市之前給《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打了電話,表明他知道怎樣獲得幫助。調查員李所扮演的角色又是另一個跡象。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嶄露頭角時,這些人和他們的同黨們就開始了大規模的援助工作,只要麥卡錫需要,大量人員和資料都能為他所用。並不是他們選擇了麥卡錫,而是麥卡錫選擇了他們的議題。任何集團想在國會里搞什麼名堂,都並不是那麼容易能找到一個參議員出頭的。而一旦找到,他們最不願發生的事情,就是看到他身敗名裂。

這就是所謂的「院外援華集團」。其絕大部分成員都受僱於那些右翼報刊發行人:麥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論壇報》裡的威拉德·愛德華茲和沃爾特·特羅安;麥考密克的《華盛頓時代先驅報》裡的喬治·沃特斯;在麥考密克的共同廣播公司聯播網上常常出現的小富爾頓·劉易斯;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紐約美國人日報》裡的勞倫斯·克利;赫斯特報系的記者霍華德·拉什莫爾、肯·亨特和雷·理查茲;還有兩位赫斯特報系的專欄作家喬治·索科爾斯基和j·b·馬修斯。馬修斯有一份名為「附錄九」的小冊子,相當於反猶主義者的《錫安長老會議紀要》。1944年,《附錄九》由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員們輯成,共有7卷。裡面有22000個名字,不加選擇地排列在一起,是從被懷疑對國家不忠的機構的負責人名單、那些告密者,和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極端保守主義者的小冊子中搜集來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成員都覺得它荒謬絕倫,全體成員收回《附錄九》並停用,但是馬修斯卻私下留了一份。有了這件武器,麥卡錫便可以口無遮攔、信口雌黃,而這本冊子中所沒有的,麥卡錫還可以從對華政策協會創始人、院外援華集團主要贊助人阿爾弗雷德·科爾伯格那裡獲得。30年來,科爾伯格通過從大陸進口東方的紡織品而獲得利益,但蔣介石下臺後,其財源就被切斷了。現在,他從鉅額財富中撥一點兒給《反擊》、《自由人》和艾薩克·唐·萊文的《實話實說》等刊物中。

這股勢力正在華盛頓徘徊,尋找一個頭領。他們現在聽命於麥卡錫,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為他服務得很好。他的對手也很強大:有國會山的民主黨領導杜魯門總統(他私底下談論麥卡錫時,曾說那個「狗孃養的必須受到彈劾」)以及所有不像麥考密克和赫斯特那麼「右」的記者。在與麥卡錫的第一次衝突中,約瑟夫、斯圖爾特·艾爾索普與其鬥爭得尤其激烈,他們嘲笑麥卡錫在辦公室裡故弄玄虛的表演——打電話時用鉛筆敲打話筒「而使竊聽器的磁針失效」,電話快結束時,他故意演戲打給來訪者聽。只見他抓住聽筒,喃喃地說:「是,是,我能聽見,但不能說什麼。聽得見我說什麼嗎?你真的知道那傢伙的內幕嗎?是嗎?好,我跟你說。把這些閒話假裝無意地透露給1號,告訴我他的反應。明白嗎?那好,我等會兒再打給你。」

沃爾特·李普曼在談到這位參議員的蠱惑人心的伎倆對國務卿的影響時說:「沒有任何一位代表國家處理國外大事的美國官員,在國內會受到如此巨大的傷害,甚至是威爾遜在1918年也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許多老牌自由報刊如《巴爾的摩太陽報》,在麥卡錫進攻的第一年都莫名的沉默,但《華盛頓郵報》步步針對他,《紐約時報》和《聖路易斯快郵報》也是如此,《時代週刊》更是揪住他不放。對戰鬥雙方衝擊最大的可能就是《華盛頓郵報》漫畫家赫伯特·布洛克(筆名是「赫布洛克」)的一幅畫。赫布洛克創造了一個新詞:「麥卡錫主義」。他畫了一幅畫,把這幾個字刻在一個裝滿泥漿的圓桶上,桶下是10個搖搖晃晃、濺滿泥漿的水桶。

然而,麥卡錫和他卑鄙無恥的追隨者們似乎總有所得。李普曼冠冕堂皇的文章與麥卡錫對美國多數黨的攻擊相比,蒼白無力。麥卡錫說:「民主黨派的標籤現在是那些屈從於賣國賊的男男女女們的私產了,那些人佩戴的政治標籤都是一個叫杜魯門的白痴給縫上去的,已被一個叫艾奇遜的騙子所腐蝕,又被(哈里·德克斯特)懷特紅色屎尿所敗壞。」甚至赫布洛克的傑作也被富爾頓·劉易斯所利用,他告訴他的聽眾:「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麥卡錫主義就是美國主義。」而麥卡錫本人也在威斯康星州的聽眾面前說:「麥卡錫主義就是捲起袖子大幹一場的美國主義。」sup/sup

這些口號和辱罵本不該產生太大影響,但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是,麥卡錫在美國基層中點了一把火。雖然他的虛假面孔被一片片撕碎,將他的指控被其他參議員一點點選破,他的謊言也被層層揭開,直到他完全赤裸地暴露在公眾面前(他還咧著嘴笑),但民眾對他的支援率卻有增無減,而且態度更加堅定。這種跡象毋庸置疑。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50%的民眾對該參議員持「贊同的觀點」,認為他在為美國做好事,29%的民眾反對他,還有21%的民眾不表態。那些後來隨同麥卡錫到各地競選旅行的記者,見他受到如此讚揚,非常震驚。而國會山上那些懷疑他們的報道的記者,也發現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每天早上麥卡錫收到郵件時,也會收到一大堆皺巴巴的鈔票和毛票。

麥卡錫將這些錢全部投資到大豆期貨中,而他的共和黨同事們左思右想後,也開始改變對他的態度。惠裡用手摟著他結實的肩膀,威廉姆·e·詹納請他與自己合影,霍默·弗格森把自己蒐集到的顛覆分子名單與他交換,歐文·布魯斯特和卡爾·e·蒙特則把自己的下屬借給他為他服務。泰丁斯的委員會的一個成員希肯盧珀也開始站到這位正在酣戰的威斯康星州參議員一邊,而且非常賣力。在眾議院,一個哥倫比亞特區小組委員會還為麥卡錫最荒誕無稽的指控——「同性戀與共產主義的聯絡」舉行聽證會。麥卡錫說這明顯是蘇聯的陰謀,目的是引誘「國務院的女員工們過同性戀的生活」。最後,共和黨的最後一根柱子也倒了下來。要是再發現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黨賣國賊,而這個人對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影響又像希斯對新政的影響那麼大,對於塔夫脫來說就太難以承受了。這位正直的典範人物宣佈:「從國務院的親共政策看來,喬·麥卡錫要求進行全面調查是完全合理的。」他接著又對麥卡錫說:「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試第二件!」這架勢就像麥卡錫還需要別人指點似的。

3月21日,這個魔術師的魔術口袋已經空空如也了,或者表面看是這樣,但之後麥卡錫又編造出了前所未聞的把戲。他告訴泰丁斯的委員會,他打算說出美國「頭號蘇聯間諜」的名字。委員會聚集起來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在那兒,麥卡錫卻坦白承認他沒什麼新的東西可說。「這件事沒有什麼神秘的,」他說,「都已經記錄在案了,還有些證物。」確實如此。原來他講的那個歐文·拉蒂摩爾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位教授,研究亞洲問題的專家。他當時在阿富汗境內,但他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國務院的僱員。他只是對政府有關遠東問題的事情提出了一些建議。他寫了一份關於蔣介石問題的報告,其中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激怒了院外援華集團,尤其是科爾伯格。有關拉蒂摩爾的所有事情,國會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儘管如此,麥卡錫仍告訴持懷疑態度的泰丁斯,拉蒂摩爾「肯定是間諜」,有關他的檔案是「爆炸性的」。他又說:「如果你破了此案,就將破獲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起間諜案。」第二天早上,他將這些都告訴了媒體,不過沒提拉蒂摩爾的名字。他說:「我的成敗就在這個案子了。如果這次錯了,我相信小組委員會對我其他的案子就不會那麼認真對待了。」他說,那個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裡,那是一個超級間諜,「曾是希斯所在國務院間諜網的首領」。

那件事發生在星期二。週末,參議院召開記者會時,大家都在暗地裡討論拉蒂摩爾。3月26日,德魯·皮爾遜對此寫了新聞報道。而此時,麥卡錫玩起了失蹤,而他的迴歸是為了另一項完全不同尋常的指控。拉蒂摩爾在阿富汗知道麥卡錫將要回來以後立即聲稱,自己並不是蘇聯安排在美國的頭號間諜,將飛回國內澄清這一謠傳。同時,麥卡錫也聲稱自己被誤解了。那個星期四,麥卡錫在參議院說:「關於拉蒂摩爾,我或許太過強調他是不是一個間諜這一問題。」他原本想說這個教授是「遠東政策的首席設計師」。麥卡錫說:「這個人簡直就是制定政策的危險人物……我相信隨便一個小孩子都能回答出來誰是遠東政策的設計師,他就是歐文·拉蒂摩爾。」惹得那些想從這個神秘教授身上獲得更多資訊的記者們鬨堂大笑。

4月6日,在強弧光燈的照射下,拉蒂摩爾在委員會做證。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參議院會議廳的人群,是自9年前溫德爾·威爾基到這裡表示同意《租借法案》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他們聽到證人對每條指控都加以否認。拉蒂摩爾拿出蔣介石夫婦給他的個人信件,表示他們十分感激他所做的工作。泰丁斯透漏,委員會的4名議員曾研究過拉蒂摩爾的檔案,並未發現任何有關他參與破壞或反動活動的證據。拉蒂摩爾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隨後離開了會場。4天之後,麥卡錫引見了一位《工人日報》前任主編。此人名為路易斯·布登茲,他發誓說,在1944年的晚會上,自己的上司曾告訴自己,「將歐文·拉蒂摩爾看作共產黨」。

右翼參議員們揚揚得意,大聲喝彩。喬已經證實了該傳言,布登茲就是拉蒂摩爾的惠特克·錢伯斯。兩名保守黨的記者當時明顯被騙了。威廉·懷特報道,布登茲被正式告知,拉蒂摩爾是個賣國賊。阿瑟·克羅克說,許多有識之士正在改變他們對麥卡錫的想法,但他們並沒有讓這些人改變太久。拉蒂摩爾的律師阿貝·福塔斯和保羅·波特嚴厲地詰問布登茲所有相關事情。是的,他什麼都招了:承認在聯邦調查局審查他的4年裡,除了歐文·拉蒂摩爾,他說了自己所知的所有有關共產黨的訊息;承認在1947年告訴一名國務院安全專員,拉蒂摩爾並非共產黨,並在1949年年初的《柯里爾》雜誌上發表文章否認他是共產黨;承認歐文·拉蒂摩爾的名字在他所有關於共產黨人的書裡都從未出現過。那麼他怎樣證明現在沒有說謊呢?他無力地說:「在另一本書裡,他把拉蒂摩爾先生描繪成一個了不起的人。」他退場後,貝拉·v·多德和弗雷達·厄特利這兩名前共產主義分子走上證人臺。多德女士把拉蒂摩爾是個共產黨人的觀點嘲笑了一番,厄特利的證詞比較模糊,但她斷言拉蒂摩爾絕不是間諜——說到這點時,連布登茲都認為這種指控太令人吃驚了。但麥卡錫毫無悔意,他把視線轉移到另一個「中國通」身上,這個人曾寫過「一本書,詳盡地闡釋了麥卡錫對亞洲問題的親共原因,正如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清晰地闡述他對歐洲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樣」。記者提了一些問題,麥卡錫無言以對,只好承認他並未看過這本書。其實,他連書名都不知道,只是答應事後會查證。麥卡錫再一次被人駁倒,這個名字又再一次成為頭版新聞。

泰丁斯的信心在慢慢減弱。無論是以智取勝,還是以勇取勝,他發覺自己作為一個嫻熟的政客都有點力不從心。當他在修改一份只有已覺察麥卡錫醜惡行為的美國人才會讀的報告時,公眾對麥卡錫的支援正在不斷增加。來自緬因州的共和黨人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也發表了由她和其他5個共和黨自由派共同簽署的反對麥卡錫主義的《良心宣言》。即便如此,多數黨領袖盧卡斯數了一下人數,發現參議院只有12名民主黨人公開反對麥卡錫。泰丁斯在道德或作風方面都佔了上風,但麥卡錫卻從來不理性也不正派,他就是個政治騙子,他的騙術橫掃了春季總統初選。當調查他的委員會在斟酌他的報告應該怎麼寫時,威利斯·史密斯正在用麥卡錫式競選把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弗朗克·p·格雷厄姆趕下了臺,眾院議員喬治·a·斯馬瑟斯正在用第二輪麥卡錫式競選打敗來自佛羅里達州的自由派參議員克勞德·佩珀,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候選人海倫·加哈根·道葛拉斯正遭到曼徹斯特·博迪第三輪麥卡錫式預選的詆譭,而理查德·尼克松正在準備第四輪麥卡錫式競選,最終在大選中擊敗了她。

因此,這份報告還沒寫完,就已經遭到了質疑。最終,報告的內容與預料的相差無幾,控告麥卡錫「弄虛作假、愚弄眾人」,涉嫌有意說謊。麥卡錫早就知道報告會這樣寫,所以將這次報告冠名為「參議院的恥辱」,「為美國紅色第五縱隊開綠燈」。塔夫脫稱這次訴訟為「一場鬧劇」和「一次掩飾」,是對「一名戰鬥的愛爾蘭裔海軍陸戰隊隊員」的侮辱,緬因州的歐文·布魯斯特隨聲附和。惠裡攻擊艾奇遜,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蓋伊·加布裡·埃爾森則說共和黨正在揭露「共產黨的間諜、密探、特務和黨員」,他們「充斥著整個美國政府」。

到夏天時,樂觀主義者以為看到了麥卡錫氣數已盡的跡象。通訊社已經將他記者招待會的報道減少了很多,許多報紙則壓根不再報道。與國外赤色分子的鬥爭漸漸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麥卡錫的小插曲不再吸引人了。當他手舞足蹈地舉著「聯邦調查局的報告」揭露國務院的「三個共產黨間諜」時,胡佛的駁斥也未讓人感到意外。至少在這時看來,麥卡錫主義似乎走到了盡頭。

但這只是一個錯覺。千千萬萬的美國人將威斯康星州的這位後座參議員看作反共的象徵,只要共產主義還是個議題,大家就將他看作英雄。這樣一來,他日益驕橫起來。有人提醒他還沒有回應委員會的指控,他回答說:「我不回應指控,我提出指控。」一位記者問:「你正在看的不是機密檔案嗎?」那位參議員啪地合上檔案說:「曾經是的,但我現在取消了機密。」在一次雞尾酒會上,一個女孩兒詢問道:「麥卡錫議員,你是什麼時候發現共產黨的?」他嘲弄地瞥了她一眼,回敬說:「兩個半月前。」

美國政府正全力調查有多少共產黨員曾經在國務院任職(205個,57個,108個,40個,66個,25個,1個,還是0個?),朝鮮正部署9支裝備精良的部隊攻擊手無寸鐵的韓國。12萬朝鮮人民軍由2萬名有戰鬥經驗的共產黨員帶領,他們參加了「二戰」中的蘇德大戰,包括斯大林格勒戰役。朝鮮的12萬人民軍以任何軍事標準來衡量都是精英力量。部隊配備的是122毫米榴彈炮、76毫米分割槽榴彈炮、76毫米自行火炮、120毫米迫擊炮和各種型別的蘇制高射炮,各種步兵武器,從反坦克炮到小型衝鋒槍都有。還有150輛蘇聯t–34型坦克,它們曾經在庫爾斯克前線摧毀過克虜伯虎型裝甲車,這些龐然大物使這支部隊更加銳不可當。此外,他們還有雅克式和斯多爾摩維克式戰鬥機群。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事專家小羅伯特·d·海納爾上校的看法是「遠東所有的武裝力量裡,除了蘇軍,這支部隊可能是完成任務最好,最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部隊了」。

面對強大對手,韓國總統李承晚能動用的只有比保安隊略強的軍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五角大樓故意削弱了李承晚這支擁有6.5萬人的部隊的力量。朝韓均宣稱要發動進攻,準備不惜流血犧牲,統一朝鮮半島。儘管朝鮮人民軍定期巡邏時已經跨越了北緯38度,甚至有時多達1500人,但華盛頓主要擔心的卻是75歲的李承晚。為了挫敗他野心勃勃的本性,韓國部隊只配備了一些陳舊的日本九九式步槍、近射程的m3型105毫米榴彈炮、過時的2.36英寸火箭筒,沒有大於81毫米口徑的迫擊炮,沒有無後坐力炮,沒有坦克,沒有進攻性炮兵,也沒有軍用飛機。對於這樣的疏忽,華盛頓政府是罪魁禍首,而美國國會則是從犯。杜魯門在他1950~1951年的年度預算中,曾特別指定給韓國撥款6000萬美元,國會卻把它砍掉了。美國對韓國的防禦,只寄希望於美國軍事顧問團。但這個希望很靠不住。在韓國的政權中心漢城(今首爾),這個顧問團只是把韓國的軍隊作為軍事警察來訓練。除此之外,美國人只是裝裝樣子而已。1950年6月13日,政府部門的威廉·c·福斯特在一次國會委員會上做證時說:「韓國實行嚴格的訓練計劃後,已經建立起一支擁有10萬名戰士而且紀律嚴明的軍隊,用來應對來自朝鮮軍事力量的任何挑戰和清掃韓國各個區域內的游擊隊員。」在戰爭前夕的《時代週刊》採訪中,顧問團那位啟程回國的陸軍准將威廉·l·羅伯茨,稱他的部隊為「美國以外最好的軍隊」。

這不是事實,而這樣說還是客氣的。最讓美國人震驚的是,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也軟弱無力。自從「要回家」的騷亂讓戰後一片混亂時,這種情況就開始了。阿爾伯特·c·魏德邁將軍評價說:「美國打仗就像踢足球比賽,勝利後就離場慶祝。」然後,關於三軍統一的爭議又將士氣糟蹋得所剩無幾。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宣佈,他將「精簡臃腫的軍隊」。通過將軍事預算由300億美元減至142億美元的方法,砍掉了很多部隊。五角大樓放棄了對抗蘇聯新型潛艇的雷達防禦網和保護性裝置的研發。到1950年,蘇聯已擁有了和美國同等數量的戰鬥機,軍隊是美國的4倍,坦克師是美國的30倍。美國只有一個步兵團接近最強作戰實力,在役軍人總共只有592000人,還不到珍珠港事件時的一半。最後,駐日的美國4個集團軍情況也在惡化,用威廉·f·迪安將軍後來的話說,他們已經變成了一支鬆散的軍隊,習慣於「與他們的日本女友鬼混,大灌啤酒,連皮鞋都讓僕人來擦」。

指揮官們是不能以對敵人的意圖一無所知為託詞而推卸責任的。朝鮮半島不幸的分裂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前108年,而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作戰勝利後,三八線地區就紛爭不斷。除了各自增加巡邏隊來回巡邏的次數,以及李承晚和金日成之間的互相叫板及武力威脅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提醒華盛頓注意,暴力衝突可能一觸即發。中央情報局在報道中描述朝鮮軍隊在邊界大量集結,並警告只有策劃大規模的進攻,才能解釋得通這種情況。國務卿肯定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報,在國會委員會做證時,他就已經讀到過記錄在案的幾則情報局電報,其中一則可以追溯到1950年3月10日,並預言「朝鮮人民軍將在1950年6月進攻韓國」。更確切一點兒說,30個月前,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曾告訴過白宮「從軍事安全立場考慮」,美國在朝鮮沒有「戰略利益」。當時可能確實是這樣,但是現在,也許任何一個總統,只要拒絕抵制新生共產主義力量擴張,都會遭到彈劾。隨後,政府機關指出朝鮮只不過是危險地之一,柏林問題一觸即發,法國在中南半島遭遇慘敗,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軍隊正在南斯拉夫邊境大規模集結。政府擁護者辯解道,我們不可能在世界各地都緊張備戰。確切說來,這就是採取牽制政策的問題所在。

1950年6月的最後一個週末,美國迎來了當年夏天的第一股熱浪,在高達100華氏度(約37.8攝氏度)的酷暑下,美國人有氣無力。能夠離開電視螢幕的人,都跑到有空調的劇院裡去了。孩子們看的是羅伯特·牛頓在電影《金銀島》裡扮演的高個子約翰·西爾弗。喬伊斯·卡里著的《馬嘴》成了讀者在吊床上消遣的文學讀物。在莫寧賽德高地,當時還是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正躲在他的住宅裡閱讀《迷途的皇后》,這是贊恩·格雷的第51本小說,作者死後才出版。迪安·艾奇遜整個下午在馬里蘭州哈伍德農場的家裡種花消磨時光,晚飯後看著書就進入了夢鄉。門外一直有鬼鬼祟祟的人影來來回回——自從麥卡錫得勢後,這位國務卿收到了很多恐嚇信,這讓他恐懼萬分,保鏢全天都守在他身邊。

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合會議主席奧馬·佈雷德利,乘坐由東京飛往美國的班機經過太平洋上空某處。剛好那天下午,杜魯門總統也在飛機上,星期六下午兩點,他乘坐的總統專機「獨立」號穿過烏雲俯衝而下進入堪薩斯州機場的跑道。兩個小時前,這位總統還致力於巴爾的摩國際友誼機場的開幕式(一項有益於世界和平的事業),而現在他期待能夠和弟弟維維安在週末剩餘的閒暇時間裡料理一下家務,並與老朋友聊聊天、敘敘舊。白宮記者們被告知不得對此進行報道,星期一之前不會安排任何需要總統參加的活動。

和往常一樣,總統不在華盛頓,政府高層都會鬆一口氣,這次也是。國務院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約瑟夫·艾爾索普的家裡休息。國務院遠東事務新聞官w·佈雷德利·康納斯則在華盛頓的公寓裡和孩子們玩遊戲。他們任何一個人都絕不會想到聯合國會有新情況。自從1月蘇聯代表雅各布·馬立克拒絕出席安理會會議以來,聯合國就一直停擺。美國安理會代表華倫·奧斯汀正在佛蒙特州家中的蘋果園裡修剪蘋果樹,他的副手歐內斯特·格羅斯也不在辦公室,而在長島曼哈薩特鎮家裡招待孩子的小夥伴們。聯合國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則正在附近的福里斯特希爾閒逛。

那時紐約剛到下午,中西部則是中午,在遙遠的三八線則是凌晨4點,用麥克阿瑟後來的話來說:「朝鮮就像一條眼鏡蛇,發動了突然襲擊。」

朝鮮夏季季風才剛剛開始,暴雨就傾盆而至,直瀉在綠油油的稻田裡以及貧瘠的灰褐色山坡上。此時,朝鮮軍隊的大炮——射程40英里遠的重炮,接二連三地開火發射了。起先,炮擊是零零星星的,因為那些小型排炮還在等著朝鮮軍隊那門122毫米榴彈炮發出火焰訊號,所有大炮隨即會一起放出訊號彈火焰,炮轟接連而至,而軍官們正在研究向南部發射炮彈的炮擊點,並校對射程範圍。頭頂上空,雅克式和斯多爾摩維克式飛機越過溫暖溼潤的空氣向著不到50英里遠的漢城飛行。像中國人一樣,朝鮮人仍用軍號通報傳令,一聽到軍號聲,步兵就會越過邊境撲向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儘管天色漆黑,又下著大雨,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胡亂摸索的混亂場面,但朝鮮人民軍大將崔庸健竟然成功地將9萬名士兵帶領到韓國,沒出現任何堵塞現象。海陸部隊乘著中國式平底帆船和舢板在韓國邊境線以南登陸上岸。被一陣喧鬧聲吵醒後,韓國人摸索著穿上自己的衣服。幾個小時內,他們就將匆忙上路,逃離漫天遍地的轟鳴聲。其中一些人的下半生都將流離失所,四處避難。

6個小時後,正值美國東部夏令時間8點,佈雷德利·康納斯成為在華盛頓聽到這則訊息的第一個美國官員。合眾社的唐納德·岡薩雷斯打電話告訴他,合眾社駐朝通訊記者斷斷續續發來新聞快報,稱朝鮮軍隊正沿著三八線進行猛烈攻擊。岡薩雷斯詢問國務院是否聽說了這個訊息,康納斯說他也不太瞭解,但他會立刻想辦法確認。掛了電話,他就試著給美國駐漢城大使通電話,但電話接線員告訴他,電話無法接通。星期日早上,所有海外電話線路都是關閉的。康納斯匆匆趕到新國務院大樓位於c街的入口處,但在緊急電話線路集合在一起恢復使用之前,部門聯絡中心收到了一份美國駐漢城大使約翰·j·穆喬發來的電報,發電時間為上午9點26分,電報裡寫道:

今晨,朝鮮軍隊兵分幾路向韓國進軍。從本次襲擊的性質以及發起方式看,這是對韓國的全面進攻。

迪安·臘斯克和聯合國事務部助理國務卿希克森被火速召集。晚上10點,希克森叫醒了艾奇遜。希克森提議明早召開聯合國理事會特別會議,要求朝韓雙方停火。他補充道,既然華倫·奧斯汀在佛蒙特州,歐內斯特·格羅斯就應該在紐約率先帶頭做決定。艾奇遜對此表示同意,並指示他通過特里格夫·賴伊召集理事會人員,並拿起那部白色專線電話接聽了由白宮打來的電話。

杜魯門一家在獨立城北特拉華街的家中,剛用完晚餐。這位一家之主在書房坐了一會兒,已開始打盹兒,因為快到他睡覺的時間了。然而,就在此時,他接到艾奇遜的電話,只聽他一開口便道:「總統先生,我有重要訊息向你彙報,朝鮮已攻入韓國……」才講幾句話,總統就表示要立即乘飛機回來,但艾奇遜勸他還是先好好睡一覺。現在除了要調動聯合國力量,使其行動起來以外,別無他法,只能等待更多情報,並表示他會在明晨再給總統打一次電話。總統問他現在自己有什麼能做的,艾奇遜回答:有。實際上他是能夠做點兒事情的。路易斯·約翰遜非要限制國務院與國防部之間進行的交流,此舉真是荒謬。他想直接與陸軍部長弗朗克·佩斯聯絡。杜魯門說,好了,就這樣辦吧。說完就結束通話了電話。於是,國務卿就開始凝聚美國人的積極性,自己掌握美國的行動權。在他看來,此時此刻,比戰場更重要的行動主場是位於紐約的成功湖sup/sup。

當希克遜電話告知特里格夫·賴伊時,他說道:「天哪,傑克,這是在公開對抗聯合國啊!」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朝韓是受聯合國守護監管的,而美國只是在韓國代表著聯合國。在波茨坦會議上,世界三大巨頭英、美、蘇曾一致商定,朝鮮半島的未來將在共同監管下根據選舉進行決定,而後蘇聯卻變卦了,拒絕讓聯合國專員越過三八線以北。在艾奇遜的指導下,其下屬參謀擬定了一份安理會決議,決議稱朝鮮軍隊對韓國的軍事武裝襲擊破壞了和平,應當立即停火交戰。由於蘇聯對安理會的聯合抵制仍在進行中,該決議也就以9∶0的票數通過了。

星期日上午,從穆喬那兒收到的都是負面訊息。一支朝鮮坦克部隊駛向漢城和金浦機場,勢如破竹。艾奇遜總結說:「韓國的武器遠遠比不上朝鮮」。12點35分,他打電話到獨立城,請求總統返城。上飛機前,杜魯門與記者交流了幾句:「不要危言聳聽。這次也許情況緊急,但我希望情況沒那麼糟。在我掌握所有情況之前,我不會回答任何問題。」回到賓夕法尼亞大道1628號布萊爾國賓館,杜魯門立即召集所有外交和軍事顧問圍坐在一張紅木餐桌前召開緊急會議。他當場做出三項決定:通知麥卡錫調配所有可用的飛機和船艦接回在朝鮮的美國人,必要時可以越過三八線;麥克阿瑟將軍要為韓國軍隊提供彈藥;美國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巡邏,以防朝鮮進攻韓國只是聲東擊西,其真實目的是進攻中國臺灣。如果毛澤東在那裡追擊蔣介石是在一年前的話,美國可能會置之不理。但是現在,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不允許美國保持中立。

星期一是聯合國成立5週年紀念日,那是黑暗的一天。艾奇遜評價說:「那天,從朝鮮連續傳來局勢日趨嚴峻的訊息。」朝鮮人民軍不顧聯合國的停火決議,兵分6路包圍李承晚的首都漢城。李承晚政府已經向南方遷移,路上都是驚慌失措的行人。韓國士兵還在潰逃,他們本來還要死守春川,但是第一輛t–34型坦克到來時,就潰不成軍了。韓國駐美大使張勉博士來到白宮。總統轉著辦公室的大地球儀,手指著朝鮮說:「這裡是遠東地區的希臘。如果我們現在表現強硬,堅決攻下來,就不用考慮下一步了。」張博士覺得他沒有解決問題,含淚離去。晚上9點,杜魯門在布萊爾國賓館又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戰時內閣」(現在他是這樣稱呼這些會議成員的)聽到奇普·波倫和喬治·凱南說蘇聯缺席安理會會議,認為這給了美國一次極大的機會,他們不需要擔心蘇聯會投否決票了。考慮到這一點,總統同意了一項新安理會決議,呼籲所有的聯合國成員國合力將朝鮮人趕回去。很明顯,出力最多的將是美國,杜魯門總統也很樂意幫這個忙。在徵得顧問們的同意後,杜魯門命令麥克阿瑟帶領海軍和空軍部隊向三八線以南的韓國防禦士兵給予直接戰略支援。同時,在艾奇遜的催促下,總統也加大了對在中南半島作戰的法國軍隊的支援力度。

星期三,漢城陷落,韓國的防禦部隊退到了漢江。那天中午,在長島的斯德哥爾摩飯店,特里格夫·賴伊、雅可布·馬立克、歐內斯特·格羅斯三個不太可能聚在一起的外交官坐到了一起,不過只是為了赴一場定期的午餐會。他們三個也沒有其他事情可談。馬立克認為安理會在星期日做出的決議是「非法的」,因為沒有一個蘇聯代表出席,中國大陸也沒被允許參加。賴伊只好緊張地等待著,因為他要一絲不苟、認真地盡到聯合國秘書長的職責。暫且不說星期日的事,他建議馬立克到這個下午的戰事大會聽聽美方的新決議。「你不加入我們嗎?」他問道,「在我看來,要維護你們國家的利益需要你加入我們。」但這個蘇聯人卻搖頭,慷慨陳詞:「不,我是不會參加的!」離開餐廳後,格羅斯擦著他額頭上的汗水,對賴伊說:「如果他接受了你的邀請來參加會議,想一想會發生什麼後果。」可能會發生的事也就是蘇聯會反對美國的新舉措,接著,十有八九,美國會發動未經聯合國授權而對朝鮮進行干涉的戰爭,簡而言之,那會是一場更早的越南式戰爭。

星期二晚上,那些有電視的美國人坐在電視機前第一次看到了聯合國會議,這次會議奇怪地被插播在商業廣告與兩檔名叫「富丁尼」和「尖腦袋」的兒童木偶劇節目中間。為馬立克預留的座位仍然是空的,那個強有力的美國決議獲得了通過。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國際性組織決定用武力解決紛爭。正如社論記者在第二天清晨所寫的那樣,因杜魯門做出了給予韓國海軍支援與空軍掩護這一深得人心的決定,所以當這一決議在國會宣佈時,國會成員全體起立鼓掌歡呼,經久不息。白宮新聞發言人收到這一訊息,臉上也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名義上的共和黨領導人杜威州長滿腔熱情地支援美國對朝鮮干涉。甚至《芝加哥論壇報》也致賀總統,指出他的立場受到全民一致支援。

但也不都是如此。有一個人就站在這股潮流的對面。星期二一整天,參議院都在討論對外政策的新思路,羅伯特·塔夫脫卻坐在一邊,手託著頭,靜靜沉思。到了星期三,他上臺發言。他控訴說,是政府「邀請」朝鮮進攻韓國的,因為政府聲稱朝鮮不在美國的防禦範圍內,這就難怪朝鮮認為能夠肆無忌憚地進攻韓國。他說:「如果美國在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作戰時不打算用自己的軍隊對國民黨提供軍事援助,為什麼現在要派出軍隊保衛韓國,去對付朝鮮共產黨呢?」請不要弄錯,塔夫脫說,他同意美國用武力讓進攻者滾回三八線那邊,而且如果政府將這個問題交給參議院定奪,他肯定會投票支援。但事實上,政府沒有這樣做。相反,這項決議已經開先例地「篡奪了國會的權力」。憲法規定只有國會才有權力宣戰,而總統的行為「無疑帶來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塔夫脫總結說:「就我對這件事的研究看,在國會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處理這件事情之前,沒有人有權使用武裝力量來支援聯合國。」

塔夫脫坐下後,共和黨右翼參議員們象徵性地鼓了一下掌,但他們隨即發表了其他意見。關於總統是否「擅用職權發動戰爭」的問題,加利福尼亞州的威廉·諾蘭說:「我認為,美國總統所做的每一項關於……聯合國以及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重要決定,都應該獲得所有美國人民的支援,無關乎他們的黨派關係如何。」塔夫脫集團的其餘人都爆發出響亮、持久的掌聲。關於韓國能否守住漢江,蔣介石提出要派33000名國民黨老兵去朝鮮作戰,還有訊息說英國在太平洋的所有戰艦都已交由美國海軍指揮。美國人此時沒心情去衡量憲法的那些細微之處。然而杜魯門還是同意塔夫脫的看法,他需要國會做出支援政府的決議。艾奇遜則持反對意見,在他看來,塔夫脫的講演雖然「基本上是誠懇的」,可是帶有「嚴重的黨派偏見,而且十分不得體」。他堅持認為總統「不必徵得國會的同意,而可以依靠憲法賦予他的美國武裝力量總司令的職權行事」。

歷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很多,但很少有像這次這麼諷刺的。迪安·艾奇遜任職多年來一直被人嚴厲譴責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工具,卻如此仇恨共產主義,甚至認為總統可以利用其美國三軍總司令的職權,在不詢問任何人的情況下,調配美國軍事力量參加一場反共戰爭。對於自己認定的事情,艾奇遜從不改變主意。1962年發生導彈危機時,他曾要求肯尼迪總統入侵古巴。晚年的時候,他成為越南戰爭中最狂熱的鷹派分子之一,戴著紅白藍三色臂章給華盛頓高中的學生們演講,鼓吹對抗共產黨的必要性。當然,那時總統干涉外國戰爭的權力已經大得多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50年6月在艾奇遜鼓動下開了先例。

華盛頓、成功湖、東京以及漢城等新聞公報,將公眾徹底弄糊塗了。在星期四下午的總統記者招待會(朝鮮戰爭開始後的第一次)上,記者們迫切要求杜魯門澄清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