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魯門總統離開米勒巴赫酒店回到華盛頓之前，有人建議他不要入住白宮。那裡雖然沒有政變，卻潛存危險。這座美國最著名的建築正面臨著倒塌的危險，杜魯門卻不以為然。據美國國家檔案館記錄：「杜魯門總統感覺到書房的地板有明顯震動，他感到很擔憂。」四面無風，周遭卻叮噹作響。總統將醫生的聽診器放在牆上，甚至能聽到嘎吱聲。
他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這件事，終於查出了原因。在競選的最後一週，工程師有一個駭人的發現：1814年被英國燒燬的房梁還沒來得及換掉，就要斷了。繪滿壁畫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重達70磅，已經下垂了6英寸。總統一家打算去獨立城，他們前腳剛出家門，那些建築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帶著工具和腳手架從另一個門進了白宮。白宮的翻修預計花費540萬美元。也許重建一棟大樓反倒更便宜，但人們絕不可能把白宮拆掉。修好後，白宮的下一任主人會擁有空調、防火裝置和多頻道有線電視。維修期間，杜魯門總統一家暫住在白宮對面，位於賓夕法尼亞大道的布萊爾國賓館1648號。
就是在布萊爾國賓館裡，「公平施政」誕生了。在杜魯門總統任職的前三年中，他把自己當作羅斯福政治遺願的執行者。但此時，美國已有1/3的人民脫離了貧困。正如卡貝爾·菲利普斯所言，瞬息萬變的經濟呼籲新自由主義的誕生。甚至在這次奇蹟般的選舉勝利之前，杜魯門的一群得力助手就已經在好幾個星期一的晚上開會討論計劃。他們開會的地點是聯邦社會保險局局長奧斯卡·尤因位於華德曼公園的公寓。尤因主張制訂一個全國醫療計劃，不久後他就因此成為使美國醫學會頭痛的人物。（除尤因外，參加者還有克利福德、查爾斯·墨菲、吉拉德·戴維森、戴維·莫爾斯和利昂·凱塞林。）他們最初想出的一系列計劃的雛形，都由總統在「蕪菁節會議」期間向國會提出的建議中提及。現在加以完善後，內容包括民權、住房、失業補助、農業補助和通貨膨脹控制方面的新措施：對低收入者削減32億美元的所得稅、聯邦政府向學校提供資助，以及廢除《塔夫脫–哈特萊法》。這些專案，再加上尤因的醫療計劃，後來成為肯尼迪新邊疆政策和約翰遜偉大社會政策的核心。
選舉結束以後，杜魯門在基韋斯特休養了一星期，接著就埋頭準備國情諮文。後來，這篇諮文確實改變了歷史。然而，在那些於1948年最後幾星期裡湧現出的創新之舉中，被認為和杜魯門的名字聯絡最為緊密的一個，並不是在1月5日的國情諮文中提出的，而是出現在兩個星期後的總統就職演說上。據克拉克·克利福德後來回憶：「12月末，我們在起草總統就職演說稿時確實很為難，不知道該怎麼組織語言。我們的總統在選舉中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壓倒性的巨大勝利。所以他和我們都認為，在1月20日他宣誓就職時，應該向全國提出一些宏偉、新奇、具有挑戰性的內容。」既然給國會的國情諮文裡詳細論述了國內問題，那麼就職演說就應著眼於國外問題。難點在於杜魯門對外政策的重大方面已經在希臘、土耳其、柏林和歐洲復興計劃上有所體現。那時克利福德想起了「幾星期或幾個月以前，國務院遞交給我一份備忘錄。當時在拉丁美洲已經開始試行一個小型的技術援助計劃，而這份備忘錄提出了一個我記得前景並不被看好的問題：能不能在遠東地區開展這個計劃，就像歐洲復興計劃一樣」。於是，克利福德向總統提出這個計劃，總統考慮片刻以後說：「看來可行。我們就採用它吧。具體的執行細節我們以後再商量。」杜魯門已決定向來參加就職典禮的群眾闡明，在和別國打交道時，美國將始終堅持建立聯合國、開展馬歇爾計劃和成立新的北大西洋聯盟。除這三點外，他現在又加上了一點，即對落後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在演說詞的最終稿中，這一點是這樣說的：
第四，我們必須開展一個大膽的新計劃，使我們科學進步與工業發展的成就可以用於改善和發展不發達地區……
所謂的「第四點計劃」轟動了世界。1949年3月4日，由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授權，該計劃重燃了人們的希望。利用美國的技術改革原始農業技術，由此提高亞洲和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並可以設立多個類似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機構，治理當地水患。「儘管有人批評總統先打擊後問理，」詹姆斯·賴斯頓在華盛頓寫道，「但人們普遍贊同他的殖民地開發專案。」《基督科學箴言報》報道：「杜魯門總統把美國技術資源貢獻給世界，夢想改善那些不幸者的生活狀況，他的舉動激發了英國和西歐地區文人志士的思想大變革。」不難想象，從一開始，國會中就有人反對，迪安·艾奇遜把這些人稱為「老頑固」。參議員肯尼思·惠裡和喬·馬丁抱怨連連，印第安納州的詹納認為這都是厄爾·白勞德一手策劃的，而塔夫特想弄清楚錢該從何而來。
其實塔夫脫是知道的。錢當然只能來自國會。但許多靠總統入選國會的民主黨人卻是忘恩負義之輩，共和黨和南部的民主黨又一次聯合起來反對政府。18個手握重權的參議院委員會的主席都來自南方各州，而參議院臨時議長、眾議院議長和兩黨黨鞭都隸屬這個聯盟。直到1950年6月5日，國會才通過了「第四點計劃」，並同意撥給它杯水車薪的4500萬美元，直到那時，杜魯門才有權簽字執行。但隨之而來的還有很多限制性條文，正如卡貝爾·菲利普斯所說的那樣，它大大降低了這一計劃在「杜魯門最初提出時所具有的巨大宣傳價值」。
大選以後，許多亟待解決的國外問題都壓在了杜魯門身上。馬歇爾將軍在沃爾特·裡德陸軍醫院摘除了一個腎臟，因而他只能留任至總統宣誓就職。杜魯門為繼任人選絞盡腦汁，他不能選一個他的好朋友、一個無名官員或一個路易斯·約翰遜那樣花錢大手大腳的競選贊助人（他將在3月代替詹姆斯·福萊斯特出任國防部長）。馬歇爾的繼任者必須是位被各位態度友好的大使欽佩、受到莫斯科尊重並在國會里享有盛譽的人物。
當選三個星期之後，總統派人請來了卸任後從事私人律師的迪安·艾奇遜。據艾奇遜回憶，走過白宮時，他看到這棟大廈只剩下外牆還矗立在那裡，而這是為了「照顧民眾的感情」。接著他就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走進了布萊爾國賓館裡總統的「小型辦公室」。總統請他坐下，然後笑著說：
「你最好還是坐著聽我接下來要說的話，」杜魯門剛開場，接著馬上說，「我希望你回來接任國務卿，你願意嗎？」
據艾奇遜回憶，他當時驚訝得「無言以對」。總統建議他回去和妻子商量。艾奇遜夫人無異議，於是她的丈夫便接受了。1月21日，艾奇遜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52任國務卿。可能除了西華德以外，艾奇遜是美國最具爭議的國務卿了。
就在一批工人修繕白宮的同時，還有很多工人正在圍繞著大城市的郊區小鎮幹得熱火朝天。拔地而起的新郊區包括希倫戴爾、加登維爾、諾斯伍德、帕克維爾、詩德伯翰、蓋恩斯維爾、德魯姆卡斯爾、安妮斯利、威爾頓代爾、鄧巴頓和塞達克羅夫特。而萊維頓已成為美國的住宅區樣板，模仿者數以千計。而在芝加哥市外，一群商人又在破土動工，試驗開發另一種名為「森林公園」的住宅區。他們意識到退伍軍人的家庭都小有積蓄，且工作穩定，為了滿足這些人對住房的迫切需要，他們率先修建出圍繞著購物中心的「花園公寓」用於出租。租客的存款增加後，他們又設計出錯層式別墅，由租客自己出資修建。結果是公寓裡的租客來了又走，走了又來，居民人數一直保持在3萬。這些人都要到購物中心的商店裡採購日用品，而這些商店也由這些商人所擁有。住在那裡的人都知道他們受房東剝削，但大家仍然樂在其中。連那裡的建築工人也很眼紅，都迫不及待地想搬入這些新郊區城鎮。
巴爾的摩一下子就湧現出不少於16個新郊區住宅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洛克·雷文村，家長教師協會主席是一名第10裝甲師的退伍軍人斯皮羅·阿格紐。從各方面來說，阿格紐都是這種一條龍服務式社群房產業主的典型代表。儘管他當過軍官，卻是個狂熱的平等主義者（「叫我特德吧」），還是海外退伍軍人協會和吉瓦尼斯俱樂部的活躍分子。阿格紐持有律師執照，但沒有從業。他明顯對擔任公職非常有興趣，政治風格則是新式的。當時巴爾的摩市市長小托馬斯·亞歷山德羅還住在小義大利區的房子裡，以彰顯他美籍義大利人的身份。阿格紐也出身於市中心的外裔聚居區，卻竭力擺脫這種背景：他到美國聖公會教堂做禮拜，最喜愛的音樂家是勞倫斯·衛爾克。他的休閒娛樂都具有中產階級特色：在電視上觀看巴爾的摩小馬隊的比賽，收聽曼陀凡尼的音樂和閱讀《讀者文摘》喜歡刊載的那種精簡版散文。他喜歡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條，墨守成規幾乎到了強迫症的地步。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和洛克·雷文村的其他男人一起給汽車清潔、上蠟，當時的車型有1948雪佛蘭fleetline、1949別克特別和奧茲莫比爾88款。而每到星期一，他就穿上一套雙排扣服裝（每排有兩粒釦子，後來變成三粒），把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頭上，8點45分準時到達他在施賴伯食品商店的辦公室。9點以後到的人都是這樣聽說的：阿格紐經理非常推崇行動要準時、做事要及時、幹活要勤快。
要是他曾邂逅小威廉·h·懷特，肯定會引起懷特的職業興趣。懷特比他大一歲，曾任海軍陸戰隊軍官，當時是《財富》雜誌的特約撰稿人。他把阿格紐這類人稱為「組織人」：他們可能會認為工作單調乏味或競爭激烈而無意義，但他們是屬於公司的，或者說屬於他們的職業賴以存在的任何一個組織。因為在住在這些新郊區的各種人物中，小經理們不過是其中一種型別罷了。此外，還有那些正在內科住院部實習而準備合夥開診所的年輕醫生、牙科實習醫生、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在久負盛名的律師事務所工作而僅拿月薪的年輕律師、在參謀學院進修的前程似錦的陸軍少校、在大公司的車間裡進行研究的物理學家、在藥物實驗室工作的博士生、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見習工程師，甚至還有最終能混到一個主教職位的教區牧師。大多數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是彼此聯絡的，正如有些人常說的那樣，他們「坐在同一條船上」。至於這條船駛向何方，他們卻很少發問。不出25年，到了他們嶄露頭角的時候，他們就會和其他與他們一樣的人一起，成為美國的中流砥柱，被《時代週刊》後來稱為「指揮的一代」。到那時，他們就會忙得團團轉。至於現在，他們還在盡情享受天倫之樂，和同輩們聚會、喝喝小酒，在郊區的活動中心娛樂放鬆——玩玩凱納斯特紙牌、打打乒乓球、下下中國象棋等。還有，在他們所擁護的人競選總統失敗的那一年，悄悄地低聲議論一下印第安納大學剛釋出的一份報告，也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的《金賽性學報告》。
當年，彼得·阿諾畫了一幅漫畫，畫中一個被報告震驚了的女人放下報告（《人類男性的性行為》，共有804頁，售價6.5美元，1948年賣出27.5萬多冊），抬頭問她的丈夫：「金賽有太太嗎？」事實是，他有，而且他們還有三個孩子，都是在他從事這項重要工作之前孕育的。但這並不是說之前他就賦閒在家。其實，他早在新澤西州南奧蘭治上學的時候就非常熱愛分類學，當時他寫了一篇記錄鳥類雨中行為的文章，並在一本自然雜誌上發表了。從那時起，他就喜歡蒐集、記錄各種詳細資料。在他對印第安納大學學生的某些課外活動發生興趣之前，該大學的動物學同事們認為他會因對癭蜂的大量研究而名垂青史。癭蜂是一種在中美洲東部發現的無害昆蟲，為了蒐集標本，他曾跋涉8萬多英里，對350萬個標本進行測量、分類和儲存，以展示它們的個體差異。通過顯微鏡，他記下了每種癭蜂的28種不同的測量資料，《下午報》稱之為「昆蟲學史上的里程碑」。作為一個科學家，他自然是客觀中立的，對他來說，這個癭蜂和那個癭蜂都是一樣的，他不會對它們的行為做出任何評價。後來事實證明，這種態度對他的用處還不止如此，它將使美國為之驚奇。
直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阿爾弗雷德·c·金賽的職業生涯還和他成千上萬的同僚近乎一模一樣——哈佛大學畢業、讀研究生、擔任教師多年、榮升終身教授、研究那些癭蜂等。在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裡，他的形象已為人們熟知：身材高大、結實粗壯、一頭淺黃色的頭髮和一副專心致志的神情。他的學生們都對他的耐心和自制深感欽佩。他有教授們該有的所有愛好：園藝、遠足、陶器、古典音樂等。他從未傳出任何醜聞，甚至沒有和任何麻煩沾過邊，人們想背後議論他都找不到理由。總之，他就是那種小心謹慎的教務長想找人開設婚姻問題課程時尤其偏愛的人選。毫無疑問，印第安納大學教務長從來沒有想過他會惹出問題，並引起軒然大波，還使這所大學成為色情作品收藏家的聖地。
金賽分析說，在對婚姻問題產生初步看法之前，他必須閱讀大量有關人類配偶之間生理互動的資料。他去了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在那裡，他大為震驚——無論在印第安納大學還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任何相關資料。令人驚訝的是，男女對彼此的瞭解還遠不及他們對癭蜂的瞭解。人類甚至對自己同一性別的性行為都一無所知，更別提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正常。對於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是無法容忍的。他決心扭轉這一情況，就是這種決心支援著他熬過了耗盡精力的長期研究，在他內心熊熊燃燒直至生命盡頭。大概就是描述這段時間，金賽夫人說：「他開始研究性行為以後，我就幾乎沒有再在晚上見到他。」
他的朋友倒是見過他，不過不是私下裡，而是在實驗中。作為一名客觀的研究人員，工作時他就不把他們當作朋友，而是看作實驗樣本之一，對他們進行測量並按差異分類。在他們的配合下，他制訂了一套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基本訪談提綱，包括300~500個問題，覆蓋性生活的各個方面：自慰、夢遺、性幻想、愛撫、婚前和婚後的性交史、通姦、換位、射精頻率、口交、肛交、獸交以及獨特的性癖好。交談後，他的朋友們是否離他而去不得而知，但在布魯明頓校區和其他地方謠言四起，說他正在其他任何人都不敢接近的雷區掘地三尺。沒有哪一方面會被遺漏，他用特殊儀器測量嬰兒們之後發現，他們在四五個月大時就會經歷性高潮；大齡單身女性吐露，穿制服的男士會讓她們達到性高潮；某個青春期的孩子在一天內經歷了26次高潮；一位博學老練的律師則在30多年裡每星期平均射精30多次。
參與研究的有銀行家、流浪漢、罪犯、作家、外交官、詩人、皮條客、編輯、牛仔、教師、計程車司機、文學經紀人、醫院護理員以及閒散的貴族。他們的回答都用密碼記下，編檔儲存，然後輸入ibm計算機。當有效樣本量達到幾千個時，金賽請了幾位助手。除了大學提供的研究基金外，他還得到了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到動筆撰寫有關人類男性性行為的第一卷著作時，金賽和他的三個主要助手已完成40個工年的工作量，彙編了1.2萬個個人案例。之後，他們又開始分析、研究女性相關的資料資料。第一卷著作定於1948年1月上市銷售。
自此之後，關於交換配偶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美國人對其已審美疲勞。聖路易斯市的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性學實驗室也激不起他們的興趣——在那裡，護士和醫生們的妻子以科學的名義自願和素不相識的陌生人性交。人們發現，要想恢復到金賽的報告發布以前的那種性無知狀態已經不可能了。在那之前，剛進入青春期的十三四歲的少年會和年長些的年輕人低聲談論性，但也不過是互相傳播愚昧而天真的資訊。成年人只會和其配偶談論這個問題，但也不過是以訛傳訛。金賽訪問了數千對聲稱婚後沒有性生活的夫妻，在對那些婦女進行婦科檢查後，證明她們所說屬實。金賽團隊的一個調查人員發現，有1000個已婚婦女還是處女，而她們卻對自己婚後為什麼一直沒有子女困惑不解。（她們的丈夫也同樣無知。）對於情況和他們一樣的其他數百萬人來說，有關生命的真相就像尚未有人踏足的巴西內陸一樣，神秘莫測而難以捉摸。
對受過教育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缺乏正確的指導，僅有的研究是哈夫洛克·埃利斯那令人半信半疑的調查，1/3的受訪者都說自己是在父母家中被異性僕人誘姦的，這就說明他的調查物件的社會基礎並不廣泛。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則根本沒受過任何指導。結婚手冊早在1世紀的基督教時代就出現了，即奧維德的作品，但是謬誤百出。因為缺乏知識，所以迷信肆虐：男孩們相信手淫是墮落的行為，女孩們則被告知「深吻」或「溼吻」會導致懷孕和性病。但是性衝動比恐懼更加強烈，男孩女孩們時不時地通過愛撫和中斷性交的行為防止受精，事後卻又羞愧不已。也許最令人難理解的是，社會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機構都堅信，宣傳這種隱秘的恐懼心理是它們的神聖職責。教會和世俗的領導者都認為，只有把孩子嚇到呆若木雞的程度，才有可能指望他們在來到教堂舉行婚禮時還是純潔的。（至於他們怎樣在新婚之夜克服那非理性的恐懼就沒有提及了，而且這和其餘的問題一樣，也是難以啟齒的。）除了父親對兒子和母親對女兒那倉促而毫無實質的交代之外，成人生活在他們心中完全就是噩夢和鬼怪。他們普遍的感受就像由秘密社團的前輩傳授的經驗那樣：他們那時如墜雲霧中，而他們的子孫們自然也該如此。
所有這一切都基於一個假設：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男孩會把自己「留給」那些仍然保持「純潔」（因此，新娘穿著白色婚紗）的有教養的女孩，而婚後，他們都會對彼此忠貞不貳，白頭偕老。男性同性戀者通常被認為是妖怪或變態，人們認為他們精神失常、泯滅人性。即使在閱歷豐富的人眼中，雞姦、口交、舔陰以及獸交也只存在於幻想中或不過是在更衣室的笑話。
但是這時，金賽卻對美國人透露了有關他們自己的如下事實：
85%的已婚男性有過婚前性行為。
在結婚那天以前，新郎已經平均經歷了1500次性高潮。
50%的已婚男性有過通姦行為。
單身女性和已婚婦女在結婚前「不是處女」的比例達50%。
2/3的單身女性有過某種形式的婚前性行為。
95%男性的性活躍期開始於15歲之前，在十六七歲時達到高峰。
單身男性平均每星期會經歷3~4次性高潮。
1/6的女性在青春期前就有過性高潮，還有1/4則會在15歲時經歷。
至40歲時，超過1/4（26%或700萬）的已婚婦女承認有過至少一次通姦行為（由於人們會隱瞞自己的不忠誠行為，所以金賽認為實際數字會更高），而結婚的時間越長，通姦的可能性就越高。
1/3的男性和1/7的女性在青少年時期有過同性性經歷。
10%的男性在16~55歲有至少三年的時間幾乎只喜歡同性。
4%（260萬）的男性「在青春期開始後只喜歡同性，終其一生都不會改變性向」。
那些在結婚當天已經不是處女的女性婚後通姦的機率比其他女性高一倍。
1/6生活在農場裡的男性有過獸交行為。
近70%的男性在35歲之前招過妓女。
在數千名受訪者中，2094名單身女性報告了總計46萬次性交行為，其中476名曾懷孕，而令金賽吃驚的是，80%的未婚媽媽都說她們並不後悔。
在全體女性中，3/4的非處女表示不後悔有過性行為，其中毫無悔意的是那些生活最混亂的，而最感到懊悔的則是那些性經歷最少的。
當問到為什麼還保持著處女之身時，22%的人坦承「是因為缺少機會」。
對於金賽的報告，沒有人能保持中立。整袋整袋的郵件被送到布魯明頓古老的動物學大樓二樓這位教授的辦公室裡。金賽躋身第一批一夜成名的人物，他的照片之類的東西登上了《時代週刊》的封面。而使他害怕的是，有些素未謀面的人找到他，向他吐露他們曾閉口不言的性生活隱秘。對他們來說，這固然是一直秘而不宣的，但對金賽來講，卻不過是重敘千百萬人做過的老一套事情而已。20世紀40年代後期，青少年性俱樂部的狂熱席捲美國。女孩子要想成為會員，就必須攜帶男伴在團體面前亮相，並承諾之後每星期至少參加一次性交大會。當這股浪潮抵達印第安納州時，一個記者請金賽對此發表評論。這位動物學家實事求是地指出（對那些認為性交是神聖行為的人來說，這種態度最使他們惱火），根據他的研究結果，在印第安納州每星期有45萬次通姦行為。金賽說：「正是因為如此，當看到報紙報道三四個青少年有這種經歷的時候，我絲毫不覺得驚訝。」1948年12月31日，《紐約時報》報道，有人冒充金賽的調查人員打電話騷擾一些受人尊敬的夫人。在金賽的統計資料發表一年以後，人們開始懷疑，體面正派究竟為何。當《紐約時報》的總機老是接到紐約市女性的電話，要求和真正的調查人員取得聯絡時，這個問題就更讓人難以回答了。
對於金賽的研究專案和人們對它的反應，可以看出一些美國人的特性。「再沒有其他人對自己如此好奇，」克萊德·克拉克洪說，「也沒有誰如此願意把自己作為科學分析的物件，或者如此飢渴地閱讀那些即使是最被嗤之以鼻和最膚淺的評論……與其他相比，金賽的研究最足以證明美國人認為知識，特別是科學知識，推動個人與社會進步，因此一直對它有一種近乎天真的信仰。」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美國人似乎把這些統計數字看作一個挑戰——如果獲得更多和更高質量的性高潮是最新的潮流，那麼美國準備走在潮流前線。1970年，兩本最暢銷的非虛構類書籍的主題都是「告訴讀者如何解讀金賽的資料，以使自己盡情縱慾」。事實是，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那些曾認為性衝動太強烈是一種罪過的孩子們反而擔心他們的性慾還不夠強烈。路易斯·克羅嫩伯格寫道：「美國剛擺脫認為性慾可恥的心理，就變得以缺乏性慾為恥。」在尼克松時代，新女權主義的狂熱鼓吹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不斷論戰，爭辯究竟女性投身事業是會使她們男性化，還是使她們得到更多的性滿足。雙方都認為金賽的統計數字是符合事實的，而更有意義的是，雙方都認為性慾的滿足對個人甚至對社會都很重要。
這方面的情況也和其他方面一樣顯示出杜魯門時代和尼克松時代似乎相距不止一代人的時間。1972年，未婚女性必須在有人陪同的情況下才能出席社交場合的慣例，或者男子在接近年輕女性時輕觸帽簷以示禮貌的行為，都被認為不合時宜，就像1948年在社群電影院的銀幕上看見迷你超短裙和髒話一樣。奇怪的是，諾曼·梅勒出版《裸者與死者》那年，他要表達士兵的髒話時，只能自己製造新動詞。1949年，約瑟夫·甘農是決定《紐約時報》廣告欄內容的負責人，他一共修改、刪節和退回了1456份廣告稿，主要原因是他認為裡面包含淫穢資訊。甘農在遣詞造句方面天賦異能，總能對那些不合適的用詞進行刪改。一則宣傳性感內衣的廣告說，這種內衣「不雅，但非常漂亮」，被改成「巴黎風情，但精美絕倫」。一所夜總會的廣告主打詞是「50位豐乳肥臀的人間尤物」，經過甘農的手，就變成「50位魅力四射的天仙」。那些穿著婦女緊身胸衣而曲線盡顯的模特兒被他塗成不男不女的怪模樣，使人質疑究竟為什麼要買這些胸衣。《紐約時報》還給薩莉·蘭德的相片畫上了衣服，從鎖骨到股骨都裹得嚴嚴實實的。
對薩莉來說，在那些日子裡可謂窮途末路。她在密爾沃基市跳脫衣舞時，被女警長傑拉爾丁·桑普森拘留的次數數都數不清了。桑普森警長做證，被告在嘉年華的穿插表演中連內褲都沒穿，「簡直是赤身裸體」。薩莉憤怒地抗議，她身無分文，買不起褲子。由於沒有一個保護公民權利的律師為她辯護，她被判有罪而進了牢房。警察剝奪了她的一切，包括女性隱瞞年齡的權利。她表示抗議：「抱歉，我不會說的。」但警察們還是千方百計地從她嘴裡套出來了，於是美國的報紙爆料：她已經46歲。只怪她生不逢時。在西海岸，有個比她年輕的愛好出賣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自己的把名字從諾瑪·瓊·貝克改為瑪麗蓮·夢露。1948年9月，她出演了自己首個電影角色後，被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解僱。（製片公司對她的評價包括「不會演戲」、「聲音像尖叫」、「完全沒有自信」和「甚至不能遮醜」。）但擁有自由身的諾瑪·瓊·貝克改名為瑪麗蓮·夢露後，依靠拍攝裸體照片也能勉強維持生計。她最具挑逗性的一幅照片還以鮮豔色彩被印在了安全套前端（當然沒登在《紐約時報》上）。但對薩莉來說，這條路走不通了，在這個用錢就能買到性的世界中，她已年老色衰。可是，金賽卻看不出薩莉和瑪麗蓮有什麼區別，這是他的典型態度。對他來說，她們不過又是兩個輸入布魯明頓那臺計算機中的數字而已。
「所有的標準都是胡搞亂來，」馬克·沙利文讀了金賽的報告後抱怨道，「無論是孩子們管家還是美國總統在全國各地巡迴演講，都顛覆了穩妥可靠的傳統生活方式。」他是哈佛大學1900屆畢業生，對新政尚難接受，更不用說杜魯門的「公平施政」了。對他這樣的人來說，戰後的日子特別不好過——這個時代和過去斷然決裂，日新月異，改弦易轍毫不留情。
要倒塌的不只是白宮。波士頓的布林克斯金庫久負盛名，是為其他銀行借貸的銀行，但被戴著萬聖節面具的暴徒搶走了100萬美元后，聲譽大跌。在澤西市的一次選舉中，弗蘭克·黑格的強大政府機器被一份改革計劃搞得支離破碎。新罕布什爾州一名醫生被指控對一個飽受痛苦又毫無生機的病人實施了「安樂死」，使得整個醫療行業蒙羞。（他後來被無罪釋放。）白人至上主義者開始覺得前景不妙：在杜魯門的總統就職典禮上，當斯特羅姆·瑟蒙德州長所乘坐的豪華轎車快要經過檢閱臺時，總統覺得有必要轉過身去和別人談話，以示對他的冷淡；華盛頓的賓館想在總統就職典禮期間和黑鬼死磕到底，卻接到該區住房委員會的通知，毫不客氣地要它們取消隔離，否則就要被處罰，結果它們取消了隔離，這可不會被登在《紐約時報》上；在俄克拉何馬州，法院下令州立大學招收一名黑人女學生，接著就有幾千例類似的事情；美國外交官拉爾夫·本奇居中斡旋而使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簽訂停戰協議，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當南部的白人鄉巴佬聽到本奇是個黑人時，他們只能喝瓶黑達科爾酒解解氣。
在新英格蘭北部的鄉村酒館裡，白人農民怨聲載道，大談社會的發展及其重要，或索性說它根本不重要。紐約正在愛德懷德修建世界上最大的飛機場——為誰？加利福尼亞州在帕洛馬山即將建成世界最大望遠鏡——為了看看月亮嗎？誰都知道做這種事情毫無前瞻眼光。社會新風尚層出不窮，人們忙著追趕潮流。歐洲的槍炮剛剛冷卻，德國人就開始出口首批塌鼻子的大眾汽車，在美國的售價為1280美元。美國女性在閱讀頁面有洞的《鑑賞》雜誌，購買1948年剛上市的汰漬洗衣粉。許多鄉村酒店的老主顧都要求將一個名叫伊登·阿貝茲的年輕人趕走，甚至贊成不惜一切代價。阿貝茲是最早的嬉皮士，也可以稱之為嬉皮士的前身。他在1948年顯露頭角：個性靦腆、溫和的素食主義者，一頭披肩長髮，滿臉鬍子拉碴。他把自己的人生觀寫在一首名為「自然之子」的歌中。納特·金·科爾的演唱使它轟動一時：
從前有個男孩，一個非常與眾不同、神情陶醉的男孩……
眼神有點羞怯和悲哀。
但他很聰明……他這樣對我說：
「你將知道世間最美妙的事，就是彼此相愛。」
1948年，艾倫·金斯伯格因在哥倫比亞大學宿舍的窗戶上塗寫反猶太人的下流言詞而被大學開除。不可一世的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宣佈和全美橄欖球聯合會合併，震驚體育界。弗蘭克·辛納屈的咽喉大量出血，時髦女郎們於是轉投佩裡·科莫和弗蘭基·萊恩的懷抱。在downbeat（歷史最悠久的權威爵士音樂雜誌）的評選中，斯坦·肯頓比伍迪·赫爾曼略勝一籌，領銜全美最好的爵士樂隊，雖然有些評論家開始懷疑即興音樂創作是否會像「搖擺世代」那樣，似曾相識。瑪麗·麥卡錫參觀格林尼治村後，狠狠地批評「那些穿著雙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音樂家在酒酣耳熱之餘，為那些同樣穿著雙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迷胡亂吹奏」。
回顧20世紀前半葉，布魯斯·布利文發現「美國的道德風氣有所改變，過去過分樂觀，而現在瀕於絕望」。他指出：「在20世紀的前40年，人們漸漸不再認同教會所守護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錯了。上帝也好，其他神也好，都已經走出教堂四處佈道去了。1949年，人們確信上帝出現在洛杉磯市一個巨大的帳篷附近。這個帳篷是葛培理搭起的，他三十出頭，是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福音傳道者，信徒們叫他「比利」。那年，比利吸引了30多萬加利福尼亞州人來到他的帳篷「神殿」，並使6000人改變了信仰，其中包括一個低音歌手、一個牛仔、一個騙子和一個職業運動員。
1946年7月4日，菲律賓成為主權國家。英國也撤出了印度和緬甸。1949年，荷蘭人不情願地承認印度尼西亞獨立。殖民主義戰前的政治體制正在走向消亡。美國對此持贊成態度——從美國立國的角度來看，它不可能採取其他態度。但是，對於那些因循守舊的老一代美國人，他們還是為又少了一個熟悉的標準而感到不安。布萊爾國賓館和克里姆林宮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夠使人焦慮了，而除此之外的外國事務，要麼令人困惑不解，要麼使人心煩意亂。關於納粹罪行的大量報道已經使人提不起興趣。回到美國國內問題，一群波多黎各的狂熱分子密謀在布萊爾國賓館暗殺總統。然而，哈里·杜魯門為了全面把握外界情況而東奔西走，這個陰謀沒有得逞。後來，人們也放下心來，大家意識到在無可匹敵的美國特勤局的管控下，沒有人能殺害總統。
大多數美國人是從收音機裡聽到這些訊息的。聽說過電視機的人雖然很多，但真正看過的人還是相對較少。但有些流行的廣播節目，如《鮑斯少校的業餘廣播》和《空中市政會議》，已經轉為電視節目了——電視當然需要這些節目。電視機的7英寸小螢幕已由12英寸甚至14英寸的螢幕替代，「雪花」次數也少了很多。但電視節目實在沒有觀看價值。先說說那些摔跤運動員，尤其是「華麗喬治」。在他上臺之前，他的僕人會先出場。僕人是個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燕尾服，端著一個銀盤，上面放著一條繡有喬治的姓名首字母縮寫的毛巾、一條跪下做祈禱時用的毯子以及各種各樣的噴霧式香水，以使他的主人不至於受到對手汗臭的侵擾。比賽開始前，總要故意停頓一會兒，讓觀眾猜測喬治那晚要穿什麼衣服。（「女士們先生們，他今晚要穿黃綠色！不對，是鮮紅色！」）喬治有88套緞子做的服裝，又抵抗不了貂皮底褲的誘惑。於是，漢尼巴爾·孔斯在1949年為《體育》雜誌報道喬治上場時的情況說：
他的頸前鬆鬆地繫著一根橙紅色的絲質圍巾。他那一頭茂密的金黃色捲髮，看上去好像在美容院打理了4個小時。他閃亮登場，鼻孔朝天地對著那些幹活的僕人們。他慢條斯理地把頭上的喬治式髮夾（閃閃發亮的鍍金小發夾）拿下來，把它們擲給人群。接著他就甩甩頭髮，像一條高貴的西班牙獵犬。
男子摔跤節目之後就是女子摔跤。如果還有比男摔跤運動員更糟糕的人物的話，那就是她們了。她們個個肥得像體形龐大的母狗，兩個乳房像裝滿一半的麻袋，陰毛從大腿根部垂下，身上總有剃毛時刮破的傷口。她們的惡趣味之一是跨坐在裁判員身上，直到他尖叫討饒為止，觀眾很喜歡這種場面。等到電視臺的製片主任也感到噁心之後，這些女人就被打發走了，從哪兒來的就回哪兒去。而棒球賽和拳擊賽之間的節目則變成了利奧·塞爾澤的輪滑比賽。這種比賽簡直難以形容。參加比賽的女孩子身材苗條，個性粗魯，穿著曲棍球隊的制服、防撞頭盔和四輪溜冰鞋。她們圍成圈子，不停旋轉，你撞我，我抓你，罵罵咧咧，負傷掛彩，大聲叫喊。哦，還有，她們把裁判按在地上，用她們的鋼質溜冰鞋狠狠踢他。觀眾認為這樣很有趣，一家人都圍在電視機前百看不厭。其中一個名叫格里·默裡的輪滑運動員有很多粉絲，幾乎可以媲美「華麗喬治」。可是體育記者們太挑剔了，對兩個人都不喜歡。1949年，喬治正處在事業巔峰，年收入高達7萬美元，「紅髮佬」史密斯卻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猛烈抨擊他，說他「臉孔不如格勞喬·馬克斯漂亮，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高超，摔跤技術不如康尼·麥克嫻熟，而普林斯頓的三角俱樂部則有比他強得多的女演員」。看完格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團之後，約翰·拉德納寫道：「輪滑是一種體育運動。中古時代末期的波希米亞民眾喜歡把人丟擲窗外，對他們來說，那也是一種體育運動。」
在大西洋沿岸城市裡，電視觀眾（或是門肯所說的「呆子」）在每千個居民中所佔的比例在哥倫比亞特區最低，大概是因為那裡正在上演許多別的事情。華盛頓已展現出符合其權力中心的新形象。喬治鎮已經修復一新，克利夫蘭公園也舊貌換新顏。在馬薩諸塞大道或不遠處的各國大使館裡，從愚昧無知的歐洲來到這裡的廚師們開始樹立起自己的名聲。在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的亞歷山德里亞、阿靈頓、貝塞斯達和切維蔡斯這些郊區，星期五的雞尾酒派對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人們很少見到共和黨人，在處理較重大的問題時，都是由堅持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定調子，如同過去16年的情形一樣。
在華盛頓的雞尾酒派對和宴會上，談話的主題與美國其他城市並無多大區別，只有一樣不同，就是議論政治問題時滿口專業術語。住在波林賓館或栗山賓館的客人逐漸領略到報銷賬單的好處。更多人意識到道·瓊斯工業指數已突破225的大關，而今年通用汽車公司要繳納444377889美元的稅款。在華盛頓的麥科姆街或卡洛拉馬廣場上，男人們能對國會各個委員會中議案的審議情況瞭解得更細緻，而女人們則更可能狂熱地議論年輕的特爾福德·泰勒在紐倫堡法庭幹得極其出色的那些工作。但直到20世紀40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候，受過教育的華盛頓人才開始追捧其他城市富裕階層所熱衷的事物。例如羅素·林內斯在1949年2月的《哈潑斯》雜誌上別出心裁地把美國人按照文化修養分為高、中、低三等，這本來是茶餘飯後隨便說著玩的，後來社會學家卻較真地對其進行了研究。一位挪威人類學家坐著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01天，成功橫渡太平洋，使那些喝著馬提尼酒的男人們驚歎不已，也激起了他們的冒險精神。在薩頓酒店或達拉斯高地公園裡可以看到穿著同樣裙子的女士，裙子長度都在小腿肚附近，她們可能在那裡對黃金單身漢評頭論足，千萬富翁身兼國會議員的約翰·肯尼迪名列前茅。（傑奎琳·布維爾暫時出國了，她一年前離開瓦薩學院去了巴黎索邦大學學習。）
電影這種娛樂方式依然最具話題性。在它最後那段光輝的歲月裡，銀幕上展現了一些出類拔萃的影片：約瑟夫·l·曼凱維奇的《彗星美人》（演員有貝蒂·戴維斯、喬治·桑德斯和安妮·巴克斯特）、喬治·庫克sup/sup的《絳帳海堂春》（演員有朱迪·霍利德和布羅德里克·克勞福德）、卡羅爾·裡德的《黑獄亡魂》（演員有奧森·韋爾斯、約瑟夫·科頓和特雷弗·霍華德）、《晴空血戰史》（格里高利·派克主演）、《日落大道》（葛洛麗亞·斯旺森主演）、《岳父大人》（斯賓塞·屈塞和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米高梅電影公司投資320萬美元的音樂片《飛燕金槍》（貝蒂·赫頓主演）以及羅伯託·羅西里尼的《火山邊緣之戀》（由於他和該片的女主角英格麗·褒曼有個私生子，而且兩人毫無悔意，於是該片遭到天主教團體的抵制）。
來看看之後那些事件的全景。20世紀40年代的最後那幾個月裡，《南太平洋》登上大螢幕，然後連續4年未下線，共放映了1694場。埃塞爾·默爾曼在紐黑文市開始學著演唱《風流貴婦》。t·s·艾略特的《雞尾酒會》、卡森·麥卡勒斯的《婚禮的成員》和威廉·英奇的《回來吧，小希巴》票房喜人。吉安·卡洛·梅諾蒂的《領事》是當年最優秀的音樂劇。文學評論家們都對歐內斯特·海明威的《過河入林》搖頭否定，有人甚至用諧音打趣說，它是「過肋入膝」sup/sup。而海明威本人很快成為說話惡毒的《紐約客》作家莉蓮·羅斯筆下的受害者。在倫敦，喬治·奧威爾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的《1984》終於使他一舉成名。現在，崇拜他的人正陸續找出他的早期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緬甸歲月》和《上來透口氣》。奧威爾這位20世紀40年代名噪一時的人物，就要在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月裡咽下最後一口氣了。
當時有兩部正在排練中的戲劇後來都大受歡迎，令人記憶深刻。有意思的是，它們都是關於女巫的，一部是克里斯托弗·弗賴伊的《不該燒死她》，另一部是約翰·範·德魯滕的《奪情記》，因為美國就要展開史上最大規模的獵殺女巫行動了。這樣具有諷刺意味的事絕不限出現於百老匯。1949年，叮砰巷製作了一首名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國去」的歌曲，曲調朗朗上口，極具傳播性。它剛取代胡迪·萊德貝特的《晚安，艾琳》，成為廣播電臺最新流行歌曲，亞洲的局勢就發生了變化。美國人發現，由於亞洲大陸發生了一些事，他們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能到中國去了。不客氣地講，美國遭遇了兩個世紀以來最大的外交失敗。和首都的其他人一樣，華盛頓的女主人們也早就知道，災難即將來臨。雖然她們根本沒有想到會出現後來追究責任時火花四濺的互相指責，但是，在杜魯門第二屆任期的頭一年裡，華盛頓的重要社交宴會的氣氛就已經很明顯將一點就著了。要發生什麼大事，空氣裡都是躁動不安的情緒，想躲也無處藏身。不久，重重疑慮就要籠罩全城。
1949年4月4日，在迪安·艾奇遜的欣然主持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成員國在美國國務院新建成的禮堂裡簽字結盟。當天，一位名叫朱德的共產黨將軍，把毛澤東麾下久經沙場的百萬大軍集結於長江北岸，對岸是少數幾個南方省份仍忠於蔣介石的國民黨，而長江是他們之間最後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手下身經百戰計程車兵們強渡長江，只遇到象徵性的抵抗——蔣介石已把他最信任的30萬部隊撤走，在上海周圍組成了最後防線。5月的第一週，朱德還在向上海發起猛攻，蔣介石已經渡過海峽逃到臺灣地區，帶走了儘可能多的國民黨人。至此，可以說中國政權已經不屬於他了。剩下的一切只是形式：6月26日，國民黨炮艇開始封鎖中國大陸的諸多港口；9月21日sup/sup，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同一天，聯邦德國也宣佈成為主權國家）；12月8日，蔣介石宣告在中國臺灣組成新政府。富蘭克林·羅斯福指望蔣介石建立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東方大國的想法隨之化為泡影。
美國反應遲鈍。自從1931年9月以來，中國一直在打仗。戰勝日本後，美國的報紙經常登載中國的局勢，說共產黨步步緊逼，而國民黨蔣介石則節節敗退。但是中國幅員遼闊，美國對中國的地理狀況比較陌生，當地的軍隊又因為尚未機械化而行動緩慢，所以美國人對這樣遙遠的戰爭並不感興趣。當然，他們都認識蔣介石，報紙也不時登載毛澤東的照片——相貌端正，眉頭緊鎖，總是不停地抽菸。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那邊的戰事錯綜複雜又遠在天邊。他們認為，如果有重要情況出現，政府便會通知他們。
政府確實發出通知了。國民黨潰敗後，艾奇遜決定對美國人民說出全部事實。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釋出了一份厚達1054頁的白皮書，承認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宣佈停止對國民黨的援助，並一一說明造成這一結果的一系列事情的經過。史迪威、赫爾利和馬歇爾這三位美國將軍都曾勸說蔣介石削弱國民黨軍閥的權力，肅清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貪汙腐敗和失敗主義，但都徒勞無功。自戰勝日本以來，美國提供給蔣介石的援助已超過20億美元。事實上，這都是在浪費彈藥——運送給國民黨的美軍武器有75%最後都被毛澤東繳獲。在白皮書的導言中，艾奇遜開門見山地說，蔣介石政權競爭力弱、貪汙腐敗，並且不顧人民疾苦。他還說：
中國內戰的結局並不如人意，但這不是美國政府所能控制的。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無法改變這個結局……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對抗後的結果，美國曾設法對其施加影響，但毫無成效。
對見多識廣的華盛頓人來說，這些話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多餘的。但是，美國大部分民眾卻困惑不解——所有這些有關國民黨腐敗無能的說法顛覆了他們以往對其的印象。他們所知道的中國人，是像賽珍珠筆下那些在人間天堂過著美好生活的農民，一直是忠誠可靠、熱情好客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是親美的。整個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的四大巨頭就是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和蔣介石。艾奇遜意圖遏制共產黨的戰略似乎完全破產了。他在自己撰寫的白皮書中承認，中國新政權也許會「有助於實現蘇聯的目標」。美國外交官在歐洲取得的所有成就，諸如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似乎一瞬間就被這場發生在亞洲的災難一筆勾銷了。
事情還沒完。8月底，當社論作者們還在消化白皮書的內容，最後一批勇氣可嘉的國民黨人坐著舢板從大陸港口出發去臺灣時，一架b–29轟炸機從亞洲執行飛行任務歸來，所拍攝的照片讓人惶恐不安。b–29轟炸機的任務本來是蒐集氣壓路線，它所拍攝的照片應該只能引起低階技術人員的興趣。可是，照片沖洗出來以後，卻顯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質的跡象。解釋只可能有一種，蘇聯某地發生過原子彈爆炸。這個發現掀起了軒然大波。美國人一直對自己說，即使蘇聯能製造出核武器，至少也要到20世紀50年代後期了。杜魯門總統得知這一訊息後，一再搖頭表示不願意相信，他問道：「你們肯定嗎？你們肯定嗎？」得到證實後，他沉重地說：「這意味著我們沒有時間了。」
三個星期後，杜魯門才向美國人民公佈這個訊息。9月23日，他授權釋出了一份簡短的宣告：「我們有確鑿證據表明在蘇聯發生了一次原子彈爆炸。」在白宮參加新聞釋出會的記者們一接到宣告就直奔電話而去（發稿）。他們走後，由於預計公眾的反應將會很強烈，所以總統躲了起來，他的內閣成員也都銷聲匿跡。只有一個人除外，那就是約翰遜，他因此頗為引人注目。艾奇遜本已開始懷疑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患上了精神病，而約翰遜在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為似乎為此提供了證據。他接受了媒體採訪，與他們談論部隊的部署情況，並輕描淡寫地提到蘇聯的原子彈：「現在，讓我們冷靜下來，不要把事情誇大。」大多數有責任心的編輯因擔心社會上可能會出現歇斯底里的情緒，已經在設法降低這個宣告的爆炸性程度。但這個打擊太大了，沒有任何辦法降低其影響。在芝加哥，物理學家哈羅德·c·尤里告訴記者，他覺得這真是「晴天霹靂」。他說：「只有一種情況比一個國家擁有原子彈更加糟糕，那就是兩個國家同時擁有原子彈。」
現在，美國政府要為前一年競選總統的行為付出代價。那時候，共和黨提名的正人君子被另外一名「強棒」擊敗。11月2日，共和黨人研究著城裡小報上的訊息，都是杜魯門所經過的小鎮上的，直到這時，他們才真正瞭解杜魯門這個人是多麼的陰險狡詐。現在他們要儘可能地譴責當局，而這個亞洲危機以及美國失去核壟斷的地位都是應該譴責的核心問題。有人從參議院共和黨那邊聽說，是美國「失掉了」中國——蔣介石的失敗應歸咎於華盛頓，因為有叛徒與共產黨密謀，幫助毛澤東上臺。這純粹是個「紅色陰謀」，當羅斯福前往雅爾塔時，密謀就開始了。
對於反共的中堅分子來說，陰謀愈演愈烈。政府內部的共產主義者在戰前便已存在，他們還有一大批忠實的支援者。蓋洛普的民意測驗顯示，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自成立伊始就深得民心，但其對於共產主義一事，始終沒有統一的看法。對於某些人而言，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就是蘇聯的間諜；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看作交黨費的美國共產黨員；而對於富蘭克林·羅斯福和他在政治上的死敵來說，共產主義只是全力擁護社會改革的一種模糊概念而已。
沒有人會質疑第一種解釋。蘇聯間諜確實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在這方面，美國人是團結一致的，任何模糊的釋義只會激勵他們更加團結。而對於極端保守主義來講，對共產主義的模糊解釋則成為他們賴以生存的條件sup/sup。對他們而言，任何想要改變他們年輕時代所熟知的世界的嘗試都是可疑的。如果他們能將一位新政支援者打上「紅色」標籤，那麼就能全部否定中間偏「左」的事物。
戰爭結束前的那幾個月裡，美國興起了關於忠誠問題的討論。如同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處理的其他事件一樣，知名學術雜誌《美亞》事件，也被搞得一團混亂。1945年年初，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位研究分析員在翻看1月26日那期《美亞》雜誌時，發現其中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竟然有戰略情報局的保密情報，其中一部分還逐字引用了原文。其實這並沒有多大影響。和許多政府機構一樣，戰略情報局通常會給所有檔案蓋上「保密」印章，而《美亞》雜誌所公佈的內容是美國國務院之前交給駐中國的美方記者的一份無關緊要的檔案，也蓋著「保密」印章。戰略情報局行事粗暴的官員隨即突擊搜查了《美亞》雜誌的辦公室，又發現了其他「保密」材料，都是些有關部分省份的水稻產量、地下水位或者牲畜數量的報告。戰略情報局提出訴訟，但陪審團拒絕控訴任何人，因此司法部門並沒有立案。但這些人依然不肯罷休。他們指控《美亞》雜誌叛國，這組分類資料又與中國有關，此後，事情便一發不可收拾。
「什麼也不做」的第80屆國會的作風已經嚴重影響到民主黨，其影響遠超外界想象。共和黨掌管國會山後，策劃了不下35起忠誠度調查案件。《美亞》雜誌事件被吵得沸沸揚揚，杜魯門便於1946年任命了一個調查重大忠誠案件的委員會，專門調查美國國內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1947年3月21日，經該委員會建議，杜魯門頒佈了9835號行政命令，並制訂「聯邦僱員忠誠計劃」。但喧囂仍然不止。於是，國務院極不情願地批准國會調查員行動，負責檢查人事檔案。調查隊由名叫羅伯特·e·李的共和黨人、反共分子帶領。李帶走了國務院108名僱員的檔案。這些檔案全部未經審查，其中包括沒有證據的指控、待確認的報告、惡意謠言以及後來被證實是錯誤的資料。某些來源甚至還未註明，其他材料也只代表了李的團隊的偏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被列為共產黨的前方陣營，一位勞工領袖受到一位製造商的指控（因為他曾經帶領這位製造商的工廠工人罷工），被打為共產黨員。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另一隊國會議員組成的隊伍要求更新李的名單。國務院回答道，最初調查的108名僱員中，現在僅有57人在職。這樣一來，那些所謂的名單及其相關檔案又被束之高閣。但57這個數字，之後還會再次出現。
1948年年初，另一名眾議院議員要求檢視國家標準局局長愛德華·康登博士的檔案。杜魯門知道康登成為政治誹謗運動的受害者後，便宣稱自己受夠了共和黨的審前盤問。3月13日，他命令所有政府官員將人事檔案收歸密存，拒絕國會的一切請求或傳訊。抽取的檔案中，抽取段落完全脫離語境，歪曲上下文的意思，讓政府無從辯白——這使總統的處境非常尷尬，而他的指令又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既然沒有官方的材料加以否定，反共分子便更加肆無忌憚，做事也越來越不顧忌後果。比如，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尼克松斷然指責民主黨，稱民主黨應該為「美國境內共產黨日益猖狂的陰謀」負責。民主黨領袖極力否認，但其內部的一些後座議員已經與反對派一唱一和。2月21日，馬薩諸塞州眾議員約翰·肯尼迪稱，在雅爾塔會議上，「病怏怏的」杜魯門聽從馬歇爾將軍和其他參謀長的建議，將千島群島和其他戰略要地「拱手讓給」蘇聯；美國政府還曾迫使蔣介石與毛澤東聯合，而杜魯門對蔣介石夫人的態度即使不算「輕蔑」，也「很冷淡」；美國國務院聽信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歐文·拉蒂摩爾這種政治顧問的意見，白白浪費了美國的軍用物資。肯尼迪因此得出結論：「這就是關於中國的悲傷故事。」
其實，肯尼迪曾與反共分子合作，但這事很快就為人們所忘記，或許是因為他後來出任了總統吧。而另一些人在中國問題的爭論上，表現得更加激進。早在1947年10月，身為堅決反共分子，前駐法大使威廉·佈列特在《生活》雜誌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報道》，指責華盛頓的官僚撤走美軍，讓蔣介石陷於危難。盧斯報社對此問題的討論尤其激烈。亨利·盧斯出生於中國山東，父親是一名傳教士，他是所謂「中國遊說團」的核心人物，這個遊說團的成員甚至不惜背叛美國，誓死效忠國民黨。1948年9月6日，《生活》雜誌宣稱雅爾塔會議是綏靖政策的「高潮」。之後，那些用來掩飾的花言巧語迅速消失了。共和黨開始將其在國會中的對手視為「叛國黨」，雷伯恩認為這是尼克松對他的詆譭，從此懷恨在心，再也沒有原諒過他。南達科他州眾議員蒙特請求總統「清查」聯邦僱員，揪出那些「有親蘇化傾向而導致我們的外交政策混亂的人」；伊利諾伊州眾議員哈羅德·維爾德宣佈蘇聯的間諜如同舞毒蛾，「遍佈美國各地」；賓夕法尼亞州眾議員羅伯特·裡奇指責迪安·艾奇遜為斯大林辦事。印第安納州眾議員詹納認為，每一個為蔣介石獻策卻未能阻止中國紅色潮流的美國人都有罪。詹納稱馬歇爾將軍是「叛國者的代表」，是「活脫脫的謊話精」，他聯合「叛國賊和綏靖主義者，在杜魯門和艾奇遜的持續影響下，一步步出賣美國」。
事情愈演愈烈。國會山的民主黨人認為反對派在1949年12月已經探底，因為那時國會兩院的共和黨人做出決議，認為國務卿失去了美國人對他的信心，並且不可能重獲信任，所以堅持要總統將他免職。最終，這份決定到了哈里·杜魯門的桌子上，他立即將其撕成兩半。但這還不算到底，甚至連底兒都沒有見呢。
自由黨派把共和黨反共分子看作舞臺上的反派。當然，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不僅將這個角色表演得活靈活現，居然還揚揚得意起來。某個下午，好奇的觀眾也許會溜進參議院的來訪者旁聽席，聆聽政府被抨擊為「乳臭未乾的偽自由派」，他們總是「可憐兮兮地尖叫」著「共產主義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是他們「出賣了中國使其淪為無神論的奴隸」。最合適的詞還得留給「國務院那些按莫斯科政治路線行事的跟屁蟲」，他們四處噴撒克里姆林宮的惡毒誹謗，「紅色迪安」則一邊諂媚地向莫斯科的領導卑躬屈膝，一邊無恥地嗚咽哭泣。很多時候，記者都在質疑蘇聯政治局裡的反美言論可能還不如美國國會里所說的這些不堪入耳。
偶爾國會山裡也會傳來理性的聲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國會聯合委員會考慮提名戴維·利連撒爾這位傑出的公務員出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反共分子、田納西州參議員肯尼斯·麥凱勒硬要說利連撒爾曾將共產黨員藏匿於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麥凱勒質問利連撒爾其頭腦裡是否有張蘇聯革命的藍圖，以下是證人的部分回答：
參議員，我腦袋裡確實有那份藍圖……民主制度的其中一條原則……是極力反對任何人偷走別人最珍貴的東西，包括他的良好聲譽，無論是影射還是間接諷刺都不行。尤其不能以民主的名義給他冠上莫須有的罪名。我深信，這樣的行為會導致國家的分裂，如果發展下去，甚至會摧毀整個國家。我深信不疑。
這種情況當然很少發生，它除了能鼓舞那些善良的人以外，毫無作用。美國的利連撒爾們估計錯誤，內部顛覆的恐慌並不能通過證據和理性得以解決。首先，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危機，反共恐慌也是病態的。在那段狂熱結束之前，一切都只能順其自然。但同時，如果它落入別有用心的人的手裡，就會變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參議員塔夫脫明白這一點，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共和黨在幹什麼，也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幹。反共分子的一次口頭攻擊（「克里姆林宮有史以來最有利的一個條件就是，在美國國務院內隱藏著一個親共集團，他們一有機會就促進中國共產主義事業。」）正中塔夫脫下懷，他告訴記者：「要肅清國務院內部的共產黨，唯一的方法就是更換國家領導人。」換句話說，他其實是在為1952年的總統選舉熱身。那時美國人民將選舉新一屆總統，而羅伯特·塔夫脫則很有希望當選。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領袖湯姆·科爾曼是塔夫脫的支援者，他說得更直白：「成敗在此一舉，我們會贏得選舉嗎？」
但民主黨人也希望獲勝。哈里·杜魯門很清楚，現在不但質疑聲四起，而且還有更多問題等著他。共和黨很會蠱惑人心，但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確也從莫斯科派出了間諜，美國的最高領導人有責任維護國內安全。1945年9月的一天晚上，杜魯門首次懷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間諜遍佈北美地區。當時，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武官部的一名蘇聯編碼員伊戈爾·古琴科抱起一摞罪案檔案，踉踉蹌蹌地在夜裡出逃並要求政治避難。加拿大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古琴科的檔案，他們發現了一個分佈很廣的地下組織，英國和加拿大都有公民牽涉其中，最後，兩位從事「最高機密」工作的英國物理學家也被捲進來，他們分別是艾倫·納恩·梅博士和克勞斯·福克斯博士。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參與的是華盛頓與其加拿大盟友共享的原子能計劃以及其他國防機密，大多都能成功。
起初，總統並不明白渥太華間諜組織如此事關重大。到了2月，杜魯門收到了埃德加·胡佛提交的一份供詞，這是紐約義大利情報圖書館前僱員伊麗莎白·本特利和惠特克·錢伯斯的供詞。這個案件的破獲很難說是聯邦調查局的功勞。7年前，錢伯斯打算在美國政府找一個人，重視他所反映的情況；而本特利小姐本想向聯邦調查局紐黑文市分局自首，卻沒人理會她，直到聯邦調查員在路旁監視她，發現一名蘇聯間諜塞給她2000美元時，他們才真的相信她的話。她和錢伯斯彼此並不相識，卻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陳述都非常驚人，以至於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神經錯亂。本特利小姐是瓦薩學院的畢業生，已經人到中年，她說5年來自己一直是蘇聯間諜，負責在華盛頓蒐集高度機密檔案，然後轉送到紐約的蘇聯聯絡人手中。在她指控犯有叛國罪的政府前僱員的30餘人中，有勞克林·柯里，他曾在1939~1945年任羅斯福總統行政助理，並兩次率領代表團前往中國，現為派克大道上某進出口公司的負責人；另一名是財政部前副部長哈里·德克斯特·懷特，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理事；以及商務部的後起之秀，達特茅斯學院畢業的英俊小生威廉·雷明頓。錢伯斯又指認羅斯福政府的9名官員為共產黨員，其中最著名的是阿爾傑·希斯，當時他即將離開國務院，出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
杜魯門聽完後，也和其他人一樣，懷疑其真實性，但加拿大事件的確使他有所動搖。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選舉中，大老黨（美國共和黨的別稱）的幾名國會議員候選人舊事重提，搬出《美亞》雜誌事件的後果，再次質疑杜魯門政府。作為回應，12月4日，美國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公佈了一份包含90個組織的名單，宣佈司法部認為這些組織都疑似共產黨前方陣營。那一年，名單上的數目不斷增加，截至1948年5月27日，又增加了32個組織。如反法西斯難民委員會，雖然其當初的目的只限於為美國的盟友蘇聯提供食物和藥品，但曾經任職於該機構的每個人都成為被懷疑的物件。那些曾經按蘇聯政治路線辦事的政府公務員也被解僱，用當時的話來講，他們是「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當時，杜魯門政府也為反共運動提供了最大支援：動用1940年頒佈的《史密斯法》，審判了美國共產黨的11位領導人。但這些恐怖的真實情況甚至不足以讓媒體做出反應，因為在當時看來，這些都再普通不過，就像1932年的普遍性失業。除此之外，9835號行政命令還鼓勵美國人窺探自己的同事、朋友、鄰居甚至是親屬的私事。而忠誠調查也是一種極端惡劣的政治打壓手段。1947年5月22日，聯邦調查局開始著手對200萬名聯邦僱員進行「逐個核查」，從郵遞員到內閣成員一個也不放過，以追蹤「不忠誠分子與破壞分子」。另外，聯邦調查局還負起調查每年申請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50萬人的責任。任何具有「不良資訊」記錄的人都會被全面調查，包括他的過去（有時甚至回溯至童年時期），聯邦探員會詢問認識或者被以為認識當事人的所有相關人員，問詢內容包括當事人的生活習慣、社交生活以及政治信仰等。所蒐集到的資料交由地區忠誠審查委員會審議，要麼撤銷控訴，要麼舉行聽證會，做出裁定。而國家忠誠審查委員會仍可做出完全相反的決定，它的裁決才是最終定論。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一個善良又盡職的郵遞員會面臨解僱呢？犯有叛國罪、參與間諜活動、鼓動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案》已明令禁止）、揭露官員隱私，或被司法部長定義為屬於破壞分子組織的人都會收到解僱信。至於他是否參與了以上任意一項，並不需要確鑿的證據，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行。只有當用人單位認為「不會影響安全」，在解僱信中才會「明確、完整」地寫明原因。否則，被告可能連何時、何地犯了罪都不知。如果當事人仍有傳統的權利與原告當面對質，本來也可能知道真相，但如今這樣的權利也沒有了。因為根據聯邦調查局的政策，公佈檢舉人的身份可能會阻礙將來的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司法部長宣佈的聯邦調查局名單上的機構是進行調查後得出的結論，不容置疑。被判有罪的這些機構不許辯駁，而隸屬於其中任何一個機構的公務員，或者認識這些機構工作人員的人，都會被解僱。也就是說就算與人交往，也會受株連獲罪。
有幸知道自己為何被解僱的受害者們會收到這樣一份通知，開頭寫著「證據顯示……」緊接著羅列罪狀（以下是從當時的指控檔案援引的內容）：
證據顯示，1943年以來，你一直與某某有往來。他曾對共產黨的宗旨和政策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同情。
作為費城民眾集會的贊助商之一，你的名字出現在1946年4月4日的《約克公報》上……該集會由國家爭取和平委員會贊助。經司法部長認定，該委員會為共產黨組織。
你在馬薩諸塞州威廉姆斯鎮的威廉姆斯學院受僱期間曾發表言論，認為相比共產黨的影響，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聽證會對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脅更大，因為它妨礙了言論自由。
你的名字被署在一封國家憲法自由同盟的公開信內，時間是1941年12月28日，其內容是要求迅速將武器運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經司法部長認定，國家憲法自由同盟是共產黨組織。
檔案中會包括一封正式的解僱通知：「上述資訊表明，你是共產黨的一員，或與之具有特殊關聯，或是對其表示同情。」這位不幸的僱員收到法院（《韋氏詞典》稱之為星法院sup/sup）的解僱信，僅僅是「基於謠言」。而公開的全面調查足以讓一個人抬不起頭，讓家人蒙羞。從對他進行忠誠調查起，他就成了疑犯，在證明他清白之前，所有人都會覺得他有罪。他的鄰居會突然在街上被安全域性的官員攔住問詢，不能接受他妻子的宴請，甚至不能讓自己的孩子與他的孩子玩耍。而被懷疑者的兒子不能加入童子軍，他本人也不能拜訪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以免給他們帶來麻煩。最後，他只能靠自己的積蓄生活（如果他還有積蓄的話），和家人相依為命。
1949年6月，現在任職最高法院的前司法部長克拉克評論說，聯邦政府的風紀從未像現在這樣好，「感謝忠誠法令」。很難想象他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美國的每一位律師都知道，這次調查讓正當的法定訴訟程式形同虛設。湯姆·佩因還曾驕傲地吹噓新大陸已成為「歐洲各地受到迫害的熱愛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風港」，這還真是對他的嘲弄。當時在華盛頓風靡一時的書是伯特·安德魯斯的《華盛頓政治迫害》，由《紐約先驅論壇報》華盛頓分社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編負責編輯，回顧了忠誠調查中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公正案件。約翰·羅德·奧布賴恩在1948年4月出版的《哈佛法律評論》中指出：「有罪定論所造成的影響相當於刑事犯罪的後果：失業、持續的恥辱、謀生能力的不斷削弱等。」忠誠調查已經花費了1200萬美元，其中有個最有趣的案子等著上訴，其罪名是因為在「一戰」期間拋棄了自己的隊伍而被解僱，而當時他才9歲。
那些相信國家忠誠審查委員會會公正處事的人，只是想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根據杜魯門的回憶錄，他認為委員會主席賽斯·理查森是「共和黨內傑出的保守主義者」，與司法部有密切接觸。毫無疑問，理查森的上任只是一種政治手腕，因為他是哈丁和柯立芝的門生，但說到公正處事，並不盡人意。這位主席年近70歲，在華盛頓擔任美國醫學會和普爾曼集團的法律顧問。他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成員，同時也是麋鹿會、大都會、火樹俱樂部和切維·切斯俱樂部的會員，他正是那種消極定義「忠誠」的國教教徒，如同一位非美人士，總是把正統與愛國主義混為一談。
有時候，個別事情可以說明整個時代。多蘿西·貝利的上訴案就足以證明。貝利小姐畢業於布林茅爾學院和明尼蘇達大學，1948年春天她41歲。她在美國就業服務中心工作長達14年，一直是模範員工。她唯一一次公共活動是加入美國公務員聯合會，而這個組織並未被納入司法部長的指控名單。貝利小姐是當地美國食品加工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因此遭人妒忌，但她並不清楚自己究竟得罪了什麼人。她被押往哥倫比亞地區忠誠審查委員會，但控方找不出合理證據，也沒有證人。貝利小姐矢口否認有罪，並請出幾位品德信譽較好的見證人，但還是被解僱了。
貝利小姐在賽斯·理查森的國家忠誠審查委員會出庭時，她的律師保羅·波特便暗示她可能會成為長期積怨的犧牲品。委員會主席回答道：「聯邦調查局提供了五六份真實可靠的報告。」雖然波特向理查森施壓，但理查森仍拒絕說出檢舉人的身份。他還補充，就算他想這麼做也不可能，因為「我壓根不知道他們是誰，從事過什麼活動」。理查森的委員會某委員提到了檔案裡的一項指控，對話如下：
委員會委員：另一個人說，他第一次注意你是在1936年前後，那時你是哥倫比亞特區一個共產黨「秘密組織」的成員。
貝利小姐：首先，我以前不知道、現在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秘密組織」。我根本沒聽過這個詞。我可以發誓，我從未加入什麼共產黨。
委員會委員：還有一位也指控你是共產黨員，他知道你與已知的共產黨員來往了七八年之久。這是我們找到的部分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