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那是片面之詞，我認為不能用作證據。
理查森主席：這就是證據。
波特：雖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要求會被駁回，但我們仍要求讓被告或她的辯護律師知道這些惡意中傷來自哪裡。
理查森主席：當然，這無濟於事。如果這些證據是真實的，就不是謠言或是中傷了。我們很難公開這份證據。
波特：是在發誓後採證的嗎？
理查森主席：那倒沒有。
委員會委員：證人是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為哥倫比亞特區的共產黨活動調查提供了很多資訊。
貝利小姐：我很擔心，如果我在這裡認罪，會不會就讓這位證人真的成了可靠證人。但這絕不可能，因為這些指控根本不成立，這裡所說的一切都不能增加這些指控的可靠性。
貝利小姐的上訴被駁回了。被告指出委員會流程是對憲法保障的公然蔑視，而理查森卻以「政府服務是一種特殊情況，不涉及權利」這樣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推卸責任。然後，他看看日程表，開始鑽研另一批未處理的控訴，與同事商議。這就是反共分子主持下的司法。
在官僚政治的漫長曆史上很少出現這樣浪費時間和紙張的現象。即使是在理查森私設的法庭上，像貝利小姐的案子這樣，所有證據都對被告不利而被判罪也極為少見。實施忠誠調查的5年裡，聯邦調查局共調查了300萬名美國人，並進行了1萬起全面調查。初步控告案有9077起，其中有2961起案件在地區忠誠審查委員會審理，且有378人被解僱。一位國會委員要求理查森總結調查結果時，他說：「還未發現哪個案件或是證據直接指明當事人是間諜。在聯邦調查局找到的證據中，還未說明任何一個案件涉及間諜。」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寫過：「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如今《共產黨宣言》問世100週年，同樣的幽靈降臨美國——這當然是無稽之談。理查森曾向國會議員吹噓：沒有發現間諜，肯定是搜查人員把他們嚇跑了。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不僅讓聯邦僱員遭殃。伊雷娜·約里奧–居里來紐約參加科學研討會時，就被拘禁在埃利斯島上一夜，因為幾個匿名電話說她可能是敵人派來的奸細。帕內爾·托馬斯sup/sup在《自由》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原子彈工廠裡的紅色分子》，暗指所有科學家都將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而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政府都無法聘請到年輕的核物理學家。訂閱《蘇聯醫學評論》（由美蘇醫學學會出版的專業雜誌）的醫生們，只好要求該雜誌用白紙包起來郵寄。
那些積極配合防衛工作的企業日子也不好過。有一家公司花了300萬美元重新添置保險箱、保險櫃，用來存放政府交託的機密檔案；各大學既要對國家忠誠，又要保障學術自由，不免左右為難。一個接一個的立法機構要求教師們宣誓效忠，僅僅在加利福尼大學，就有1.1萬人；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解僱了175名拒絕宣誓的教授。各地教師的忠誠宣誓由學校董事會主席、家長教師協會會長以及警察局局長監督執行。在很多地區，退伍軍人協會或是海外退伍軍人協會還負責檢視教學課本中是否有煽動性內容。
除了教育行業外，受打擊最大的恐怕要數娛樂行業了。紐約的三名前聯邦調查局探員，在美國無線電藝術家協會反共分子的慫恿下，出版了《反擊》一書，其中列出151名演員、導演和作家的名字，都是曾出現在國會各個委員會檔案中的人物。《反擊》在各家廣播公司的高階管理層中被廣為閱讀，外界督促他們解僱榜上有名的人，並在僱用新人前認真對其調查。接著這三人又出版了《紅色渠道》，該書羅列了更多的有可疑親友或關係的播音員和演員。《反擊》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是「共產黨員最認可的廣播公司」，震撼了整個娛樂業，副總經理們只好將《紅色渠道》儲存在書桌底部的抽屜裡。在美國廣告業中心麥迪遜大道以及整個好萊塢，這本書都被稱為「黑名單」。
10多年中，「黑名單」成了娛樂業的代名詞。這一次要挾正中要害，嚇壞了靠公眾輿論為生的娛樂業管理層。時間已經沖淡了這個時代的一些觸目驚心之事，但不能原諒那些公司經理，如果他們不軟弱屈服，不至於讓自己陷於遭受威逼的境地，也不至於如此不堪。通常情況下，他們知道一位明星是因遭到競爭對手妒忌才被列入黑名單的。而對於低等級的人，經理們會立即解僱一些佈景工人或化妝人員，理由是這些人「不忠誠」或是「危害安全」。但如果有一位高管能真正挺直脊樑，那些所謂的反擊者也不會得逞。
瓊·繆爾的經歷就是典型例子。前一天她還主演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最受歡迎的情景喜劇《奧爾德里奇的家》，第二天她的名字就上了《紅色渠道》，當天下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終止了她的合同，把她趕了出去。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對媒體的解釋讓原本就墮落的時代更加陷落，其他公司也開始效仿它的做法。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發言人圓滑地說，繆爾當然不是共產黨員，她一直都忠於自己的國家。但可惜她成了有爭議的人物，而爭議會讓贊助商感到驚慌，也會激起民憤，從而影響公司。簡言之，解僱她的原因是有人在背後中傷她。從那時起，「有爭議的」幾乎便成了「不忠誠」的代名詞，同樣能讓一個人的前途盡毀。漸漸地，大多數人開始質疑那份「黑名單」。但如果有人打抱不平，周圍總會有人搖搖頭，令人惱火地說：「無風不起浪。」
的確如此，沒有風哪來的浪呢？並不是說多蘿西·貝利和瓊·繆爾有什麼罪過。她們是無知和恐懼的殉葬品，正如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樣。但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間諜早已把真正的秘密帶走。斯大林一造出原子彈，很少人認為世界還有和平的機會，倫敦勞埃德保險公司就不這麼認為，而蘇聯科學家能造出第一個核武器，完全歸功於蘇聯副領事安納託利·雅科夫列夫，她是聰明了得的間諜，在「二戰」期間，她組織了從紐約至洛斯阿拉摩斯的精密諜報網。
若不是渥太華的古琴科叛變，雅科夫列夫的間諜組織絕對不會暴露。即便如此，解開這個複雜的間諜網，加拿大騎警、蘇格蘭場sup/sup和美國聯邦調查局三方聯合調查了4年才完成。福克斯是破案的關鍵人物，他向蘇格蘭場在哈韋爾的一位督察坦白，供出了紐約的哈里·戈爾德。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們在戈爾德的公寓裡搜出了一張新墨西哥州地圖，標出他與福克斯和戴維·格林葛拉斯的會面地點。這一發現讓戈爾德崩潰了，無法再否認。朱利葉斯·羅森堡從《紐約先驅論壇報》得知戈爾德被捕的訊息後，拿著報紙去找露絲·格林葛拉斯。他說，她和戴維必須離開美國，因為戴維很可能會牽連他們所有人，包括他的親姐姐艾瑟爾·羅森堡。露絲說：「我們哪兒也不能去，我們還有個剛剛10天大的嬰兒呢！」羅森堡答道：「孩子不會死。每天都有小孩在海上或是火車上出生，我的醫生告訴我，只要帶上足夠的罐裝奶，把水燒開，孩子就不會有事。」
朱利葉斯給了格林葛拉斯夫婦1000美元，並在地圖上畫了一條複雜的逃亡路線：從墨西哥城出發先到瑞典，再到捷克斯洛伐克，最後抵達莫斯科。他說，當地共產黨會和他們會合，為他們引導每一段路程。格林葛拉斯夫婦拿著準備好的護照照片，又一次遲疑了。露絲病了。朱利葉斯急瘋了，又給了他們4000美元，但夫婦倆卻告訴他，他們要留下面對懲罰。11天后，聯邦調查局逮捕了戴維。他必須在妻子和姐姐之間做出選擇，他選擇了妻子露絲。於是在一個初夏的晚上，羅森堡夫婦正在收聽《孤膽騎警》時，聯邦調查局的人闖了進來。當時只帶走了朱利葉斯，艾瑟爾則留下照顧兩個兒子。後來她也進了監獄，不得不為兩個兒子另作安排。他們在戰時背叛了國家，等待他們的是在紐約新新監獄接受電刑。
這才是真正的背叛，不是那些逼著幼兒園教師和電影臨時演員忠誠宣誓的狂熱愛國者的妄想。毫無疑問，這個羅森堡–格林葛拉斯–戈爾德–福克斯–納恩–梅間諜鏈是國際間諜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在莫斯科，他們交出圖表、公式和數百頁的秘密資料，從在橡樹嶺分離鈾235和鈾238的氣體擴散處理過程到導彈的設計藍圖都十分詳細。儘管全身心地投入核武器的製造過程，蘇聯對其瞭解也不過如此。美國斥資20億美元，集合了西歐和美國最優秀的科學家，動員美國工廠，花費了三年半的時間，終於在阿拉摩戈多取得巨大成功，在日本上空爆炸。那時，蘇聯情報負責人從福克斯的報告中已詳細瞭解了整個原子彈製造過程，而目睹了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爆炸景象的福克斯在報告裡還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這個資訊可是無價之寶。當時，蘇聯的物理學家們還無法制造出原子彈。他們雖然掌握了相關的物理理論，但是20世紀40年代的蘇聯還沒有足夠的工業資源去冒這麼大的風險製造原子彈。這次叛變縮小了美蘇之間的核差距，而這些英美叛徒也讓冷戰至少提前了18個月。
這些叛徒罪惡滔天，英美反間諜網又漏洞百出，讓他們得以逃脫。當時的輿論完全可以要求唐寧街10號和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易主，但這樣的惡性事件當時並未發生。對選民而言，整個事情可能不過是上帝的旨意。保密工作雖然差得令人哀嘆，但兩個國家都沒有繼續在實驗室尋找替罪羊。一般人缺乏足夠的科學素養，無法正確看待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氣體擴散過程不太可能引發選舉爭端。而且在這些罪犯中，除了共產黨，無法證明他們與其他政黨有什麼關係。而共和黨想要的就是在這夥將美國的秘密洩露給蘇聯的人裡，找出一群新政支援者，或至少其中之一是新政派。
20世紀中葉，美國政治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找到他們想要的。也許這並不正確，但只要足夠接近他們想要的結果，就可以分裂國家，讓許多人斃命。如果那些「政府中的共產黨」沒有洩露原子彈計劃，也只是因為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這種計劃。實驗室裡的間諜都是一路貨——他們聰明、敏感、理性、生於世紀之交後不久，而且對「一戰」都留有恐怖記憶。他們見證了股市大崩盤後的經濟危機，接著又看到西班牙、衣索比亞、中國、中歐遭受侵略以及慕尼黑事件的恥辱。歐洲的民主讓他們感到絕望，於是他們投入共產主義的懷抱，相信共產主義能夠重建世界。為了這一事業，他們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們大多數人得不到物理學家們的黃金機遇，但認為所有人都能盡一份力。在行政機構的人可以竊取國家機密，如果是內閣以下級別，則會建議採取蘇聯的辦法，例如擊潰德國的魯爾區。即使是個普通人，也可以做通訊員。哈里·戈爾德就是其中一個通訊員，惠特克·錢伯斯也是一個。
這是非常複雜的。時至今日，有些人儘管信仰不同，但都如此堅定，即使供狀俱在，或者鐵證如山，他們還是矢口否認；迪安·艾奇遜至死還相信哈里·德克斯特·懷特是無辜的，而「希斯事件」仍是一個謎。要理解1948年夏天發生的奇怪現象，你可以想象在一個大家庭裡，孩子們都堅持認為被魔鬼跟蹤，家裡的其他人則一再安慰他們說沒有魔鬼。大家一遍遍地搜查房子，什麼也沒找到。孩子們堅持認為他們聽上去荒謬的故事是真的，其他人卻置之不理。直到一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個小孩子注意到小房間的門是半開的，他猛地將門開啟——一個真正的魔鬼走了出來，身高10英尺，滿嘴獠牙。在加拿大的伊戈爾·古琴科就是這樣一個孩子，三年後，美國叛逃者在華盛頓提供了這樣的證據。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門不是開在小房間裡，而是通向主臥室。
在「猜疑時代」早期，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都試圖對這個紅色妖怪付諸一笑。10年來，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一直敗壞羅斯福新政的名聲，以造成國家恐慌。要說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會在現在出現，似乎難以想象。伊麗莎白·本特利在參議院行政部門經費委員會下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做證時，《紐約客》記者李伯齡肆意嘲弄本特利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裝下，本特利小姐將利用廢物製造合成橡膠的秘方（那時候還沒發明出來）交給了艾爾sup/sup，也可能是告訴了他大規模進攻開始的大約日期（其實是多此一舉，因為盟軍參謀長一確定就會傳達給蘇聯的同事）。我忘記她得到資訊的地點了，但她確定那個傳給她資訊的男人說，是從羅斯福總統前行政助理勞克林·柯里那裡得到的情報，但柯里發誓他對於破譯蘇聯程式碼一事一無所知。」
那年8月，李伯齡無休無止地開本特利小姐的玩笑。於他而言，本特利小姐是「肉豆蔻」瑪塔·哈麗sup/sup，而在《紐約世界電訊報》不再稱她為「紅色間諜女王」而是用「迷人」、「金髮女郎」（她兩者都稱不上）形容她後，這位《紐約客》批評家就戲稱她為「金髮的紅色間諜女王」。他後來的評論變得更加尖酸刻薄。笑話歸笑話，這個女人的確敗壞了正派人的名聲。他寫道，這種審訊「讓人聯想到一群低能兒在玩偵探遊戲」。李伯齡認為：「編輯們對於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資料，如果嗅不到合成橡膠燃燒的氣味，那一定是對訊息極不敏感。」如果認為他這是想貶低證詞就錯了，那完全不是他的風格，並且違反了他篤定的信念。然而，當傻里傻氣的南達科他州眾議員卡爾·蒙特說「證據太過模糊，還不足以輕信」時，李伯齡評價道：「我覺得報界忽視了審訊滑稽的一面。」
隨著夏季慢慢過去，一切變得沒那麼可笑了。宣誓後，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錢伯斯指證37位前政府僱員參與了蘇聯間諜活動，其中有17位拒絕發誓表示自己是否是共產黨或間諜。他們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來保護自己，他們的名字像保羅·羅伯遜的老唱片《泥炭沼澤士兵》或《四位起議將軍》那樣，不怎麼被人記起了。1948年以前，他們並不為公眾所知，但他們全都是掌握實權且有決定權的人。還有6個人沒被傳喚。其餘的人中，哈羅德·韋爾已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約翰·阿布特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不是間諜；在美國國務院服務14年的老兵勞倫斯·達根在兩個證人證實他是共產黨員後，從曼哈頓一棟樓的16層窗戶跳下或是摔下死了；前國務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懷特在不利證據的壓迫下死於心臟病；另外還有12人發誓，所有對自己的指控都是誣告。但其中有兩人被指控做偽證，一個是威廉·雷明頓，被判決有罪，隨後在監獄被謀殺；另一個是阿爾傑·希斯。
1948~1949年版的《美國名人錄》記載了他的生平：
阿爾傑·希斯：律師，1904年11月11日生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查爾斯·阿爾傑·希斯和瑪麗·希斯(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文學學士；1929年獲哈佛大學法學學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麗西拉·範斯勒·霍布森結婚；孩子有蒂莫西·霍布森（繼子）和安東尼；馬薩諸塞州、紐約市和美國最高法院律師。1929~1930年任最高法院法官秘書兼律師，1933~1935年任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農業調整署總法律顧問助理，後任副總法律顧問；1934~1935年任參議院軍需工業調查特別委員會法律助理；1935~1936年任美國司法部特別檢察官……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1944年任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執行秘書；1945年2月陪同羅斯福總統參加雅爾塔會議；1945年於舊金山任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秘書長；1946年1~2月任聯合國大會美國代表團首席顧問。美國betakappa兄弟會成員、alphadelta兄弟會成員、學會會員、大都會成員。家住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第7區，西北p街3210號。辦公室在紐約州紐約市第18區第五大道522號。
再難找到比他更具吸引力的「羅斯福式」的人物了。用起訴他的人的話說，他是個「典範」。他清瘦、皮膚黝黑、穿著講究，是一個很有修養的理想主義者——既是人民公僕，又是喬特律師事務所的一員，以民主黨改良派的身份列入華盛頓《社交名人錄》。他就讀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時，曾是辯手、賽跑名將和班上「最擅長交際的人」。他的聲譽毫無瑕疵，伊利諾伊州州長艾德萊·史蒂文森可以證明這一點，兩名美國最高法官和美國前首席檢察官，約翰·戴維斯（曾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以證明。希斯的出場令人印象深刻，他帶著哈佛口音，笑容滿面，如同羅斯福最有魅力的時候。他步伐優雅，彷彿是在他經常出現的巴爾的摩跳交誼舞或是在吉布森觀看網球比賽。審判時，他看起來更像是尊貴的聽眾而不是被告。說這樣一個人是共產黨，就如同叫他「騙子」一樣讓人難以置信。
指控他既是共產黨又是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卻承認自己是流氓惡棍。加入《時代週刊》前，他還沒有脫離共產黨，卻無數次發假誓說已經與其沒有關係。少年時，錢伯斯和兄弟迪克簽過一份自殺協議，結果迪克自殺，錢伯斯卻食言了。17歲時，他與一個名叫「獨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奧爾良的一家廉價旅館同居。後來，他帶了一名女流浪者與母親同住在長島——母親之所以同意他這樣做，據他說是「因為她已經失去了一個兒子，不想再失去第二個」。他曾因為寫了褻瀆神明的劇本而被趕出哥倫比亞大學，也曾做過小偷。他曾起誓為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效力，卻很輕易地就退出了。他漫不經心地承認，自己各個方面都違背了自己的誓言。現在，1948年，人到中年，滿身贅肉，滿臉憂鬱，面帶愁容，眼皮浮腫。
然而，錢伯斯倒是兩個人中對問題的一個方面看得最清楚的：「有史以來，希斯這個案子最能說明普通男女和那些假裝代表他們行動、思考和說話的人們之間，有多方面的裂痕。這些裂痕與其說是這個案件造成的，不如說是這個案件暴露出來的。這一點比案件中的其他特點更為明顯，也更讓人不安。一般說來，擁護阿爾傑·希斯、準備不惜一切保護他、為他辯護的，多是些‘優秀人物’，當然也並不總是如此。」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兩黨都認為阿爾傑·希斯很快成了一種象徵：民主黨自由派將他視為新政各項成就的代表，現在正受到攻擊；而對於保守的共和黨人來說，他代表了讓他們厭惡的東部精英。自由主義者首先表態，他們堅定地認為希斯是無辜的，並勸說持異議的人也相信這一點。保守黨在這方面動作慢了點兒。起初，他們不認為錢伯斯會贏，但理查德·尼克松給他們指明瞭道路。早在知曉錢伯斯和希斯之間爭鬥的真正意義之前，即叛國行為被定罪之前，雙方就舉起旗幟，擺開陣勢，準備開戰了。此後，雙方漸漸喪失理智，案件盲目升級，到處都是憤怒。悲劇的是，民主黨自由派的推斷是錯誤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政黨勝利了，錢伯斯不僅是對的，而且還持有證據。
起初，錢伯斯看起來並不正確。希斯演得太好了。其他人都躲在第五修正案的庇護下，或找其他藉口逃避，而他沒有。1948年8月4日，希斯得知錢伯斯第二天要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面前指認自己是共產黨，他就先給委員會發電報，要求有發誓否認控告的權利。第二天，希斯來到委員會辦公室，顯得義憤填膺。他回答了所有問題，並否認錢伯斯的所有指控。最後，蒙特主席對希斯的「配合態度」和「坦率直言」表示感謝。約翰·蘭金走過來與希斯握手。每個人都面帶微笑，只有尼克松緊緊盯著希斯的臉。這個月還沒過完，就證實了這位年輕的加利福尼亞州議員似乎有先見之明——事實上，他的推斷是建立在可靠的情報來源上的。聯邦調查局之前已經開始調查希斯。該局一個名叫艾德·赫默的特工每天給一個名叫約翰·克羅寧的牧師打電話，告訴他調查的進展，再由克羅寧牧師轉達給尼克松。儘管如此，在8月的第一週還是沒多大進展，不得不說尼克松極具毅力和洞察力。他提議讓錢伯斯和希斯當面對質。
委員會其他成員決定再次傳喚錢伯斯，他們認為希斯可能是無辜受害者，是錢伯斯認錯了人。第二次非公開審理（希斯也不在場）時，錢伯斯開始顯露自己對希斯以及希斯的妻子和家庭的全面瞭解。他記得，他們夫婦親切地稱對方為「希利」和「普羅斯」，寵愛自己的寵物狗可卡犬，他們在沃爾塔廣場的房子裡配有嵌金希區柯克椅，一面鑲金邊的鏡子頂端有一隻鷹，牆壁上半段是桑葚圖案的桌布，下半部分是鑲嵌板。錢伯斯知道的還不只這些，但這已經足夠證實他與希斯夫婦的關係確實不一般——關於他們家的孩子、僕人、傢俱和愛好的事情，總能說出個一二。希斯的一個愛好就是賞鳥。錢伯斯描述了希斯在波多馬克河看到藍翅黃森鶯的那種興奮勁兒。碰巧，委員會中的一名委員約翰·麥克道爾也是個業餘鳥類學者。當希斯再次被召回委員會時，麥克道爾問他是否看到過藍翅黃森鶯時，希斯眼前一亮，高興地回答道：「看過，就在波多馬克河。你知道那地方嗎?」過了一會兒，他又接著說：「它們飛回來，在那些沼澤地築巢。頭很漂亮，真是很美的鳥兒。」這只是一個小插曲，卻令委員會印象深刻，這是希斯沒想到的。
顯然，錢伯斯對希斯的瞭解是基於他們親密無間的友誼。8月25日，尼克松在紐約康默德酒店400號房間開始了他的審問。這是案件的轉折點。尼克松的質問和錢伯斯對他的瞭解讓希斯慌了神，他指認錢伯斯原名叫喬治·克羅斯利，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認識的一個遊手好閒的自由作家。尼克松步步緊逼，要求希斯另找三個證人證明錢伯斯就是克羅斯利。這顯然令希斯心煩意亂。他答道：「有可能的話，我會的。為什麼要問我這個問題？我想想看。事情發生在1935年，我唯一能夠想到肯定知道他是喬治·克羅斯利的人，應該就是我在奈的委員會（軍需工業調查特別委員會）結交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進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鋒。談話是在那兩位重要人物議員尼克松、麥克道爾，以及委員會調查員路易斯·拉塞爾之間展開的。
麥克道爾：那麼，你確定他是喬治·克羅斯利？
希斯：是的，在我看來是這樣的，有他自己的供詞為證。
麥克道爾：錢伯斯先生，這個人是不是你在他家住過的共產黨員阿爾傑·希斯？
尼克松：根據你的證詞是這樣的。
麥克道爾：你確定這是他嗎？
錢伯斯：確定是他。
（這時，希斯站起來，向錢伯斯走去。）
希斯：此時此刻，請允許我鄭重宣告，我想邀請惠特克·錢伯斯先生針對在委員會以外的社會領域做同樣的陳述，放棄免除因誹謗被起訴的豁免權。你敢不敢？我希望你他媽的趕快這樣做。我絕對不會碰他（對拉塞爾說），倒是你們碰到我了。
拉塞爾：請坐下，希斯先生！
希斯：主席要求我，我會坐下，拉塞爾先生，主席要求我坐下……
拉塞爾：我希望不受打擾。
希斯：我沒有……
麥克道爾：請坐！
希斯：你知道是誰挑起的。
麥克道爾：休庭一兩分鐘，等我回來再繼續。
但是太晚了，希斯已經鑄成大錯。在此之前，他的孤注一擲還有點兒作用。他是對的，1935年已經過去很久了。而他反駁錢伯斯的話、兩人聲譽的差別，都讓結果不言而喻。再者說，就算是共產黨員也不算是罪犯，而且竊取國家機密的重罪也已經過了訴訟時效。委員會幾乎已經準備放棄採用本特利和錢伯斯的證詞了。但是威脅錢伯斯讓其脫離豁免特權的庇護，並威脅以誹謗罪提起訴訟，局勢則大為不同了。現在，錢伯斯不得不出示證據。歷盡波折的整件事情將被移交法院，由法院判定誰在說謊，敗訴者將因偽證罪被判入獄。
8天后，希斯和錢伯斯在華盛頓又一次進行對質，並且是公開審理。這次，希斯明顯沒那麼強勢了。他帶了律師，而且在回答問題前都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為開頭。即使是問他是否是應法院傳喚參加聽證會時，他的回答也是：「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收到傳票後就自願來到這兒了，這也說明我會接受這種說法。」錢伯斯告訴國會議員，希斯曾給過他一輛1929年a型福特汽車，以便共產黨需要時使用，這可以在機動車登記記錄裡查到。希斯無力地答道，那是輛舊車，丟在大街上任其慢慢鏽蝕，「幾乎沒什麼經濟價值」，所以他就讓克羅斯利開走了，或是以為他開走了。想了一會兒，他說：「我給了克羅斯利，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剛開始要說，尼克松打斷他：「等等，我並不想打斷你的那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但就你是否給了克羅斯利一輛車，你完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你一生中送出了幾輛車，希斯先生？」臺下發出了不友好的鬨笑聲，希斯堅持說完他的開場白，並堅稱自己將唯一一件「最好的收藏品」給了克羅斯利，「因為我能把自己的住所都讓給他住……」這時，鬨笑變成了一片沉寂——委員會所有人的想法一致：若明知那個人是遊手好閒之徒，你就不會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車給他。希斯給出的三個證人的名字也是無用的——一個已過世，一個找不到，還有一個對克羅斯利絲毫沒有印象。
兩天後，錢伯斯出現在《與媒體見面》（當時的一個廣播節目）上，接受希斯的要求進行公開辯論。他說：「希斯過去是共產黨員，沒準兒現在還是。」人們等著希斯把錢伯斯告上法庭。等啊等啊，9月27日，希斯終於在巴爾的摩控告錢伯斯誹謗。案件還未來得及進一步發展，全國大選就開始了。對於希斯來說，這正是退出的好時機，而事實也證明，這是他最後的機會。最終杜魯門獲勝，弄得共和黨人手忙腳亂。他們不但失去了眾議院的控制權，也失去了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另外，委員會中的兩名共和黨人在改選時也落選了。但是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國會議員的預料。11月7日星期三，錢伯斯作為被告，在巴爾的摩的審前聽證會現身。屆時，他向希斯的律師提供早期與原告有聯絡的證據，如果有的話。走投無路之際，錢伯斯只好說出震驚整個國家的真相：原來早在10年前，阿爾傑·希斯、他的妻子普麗西拉和錢伯斯都是蘇聯間諜網成員，向蘇聯洩露美國國家機密。
1938年4月，錢伯斯與共產黨決裂，但從1937年五六月至那時，阿爾傑·希斯曾將手裡所有的機密檔案、電報、報表和急件都給了他。他們的傳送方式有三種：有些是原件，錢伯斯就用微縮相機拍下來，然後把原件還給希斯；有些是希斯整理後自己手寫下來的；其餘的則由普麗西拉帶回家，用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機打出來，然後她丈夫又悄悄把檔案歸還國務院檔案室。做這個事情的不只他一個。亨利·朱利安·沃德利，國務院貿易協定處主任、美國某世家後裔是錢伯斯的另一個接頭人。現在沃德利已經承認此事，多虧訴訟時效已過，他沒有被起訴。可是，希斯曾經對這些矢口否認——他已經走過頭了。由於做了偽證，他已被套牢，再也走不出來了。
錢伯斯於1938年洗手不幹之前，整理出3卷微縮膠片和84份檔案（其中43份檔案是在普麗西拉的打字機上打出來的，還有41份備忘錄是希斯手寫的）。錢伯斯把這些東西都裝在一個大牛皮紙信封裡，交給了妻侄內森·萊文——布魯克林的一位律師，讓他把信封藏在安全的地方。在10年以後的1948年11月14日，錢伯斯找到萊文，要回信封。信封一直被放在雜物櫃頂上，佈滿灰塵，萊文站在浴缸上才能夠得著。錢伯斯在廚房拍了拍灰塵，帶著列印件和書寫的備忘錄，來到巴爾的摩的審前聽證會。這些檔案的出現讓希斯驚慌失措，但他仍故作鎮定，立刻讓律師將檔案呈給司法部門。這一招很漂亮。如果杜魯門政府宣佈這是機密檔案，錢伯斯就會被禁止提及此事。此外，錢伯斯還面臨著另一個危機：其所出示的檔案揭露出他是密件接收者。尼克松的工作人員黔驢技窮了，擔心會是錢伯斯入獄。但並不只有希斯聰明，錢伯斯沒有把所有東西都帶去，他把微縮膠片藏在自己馬里蘭州農場的一個挖空的南瓜裡。12月2日晚，當眾議院調查員問他還有其他什麼證據時，他領著他們去了農場。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要求對南瓜裡的檔案實行24小時監控，兩天後報紙上刊登了這則新聞。
民主黨憤怒了。這些「南瓜檔案」看起來似乎是錢伯斯這出鬧劇最滑稽的部分。檔案的內容由媒體披露後，24小時監控看起來是如此荒誕可笑。就像a·j·李伯齡在《紐約客》裡所寫的，它們是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即使在1938年，這些事情都沒多大意義，在1948年更是如此。其中一個檔案裡說日本想在哥斯大黎加某個島購買錳，可是那裡根本就不出產錳。另一份檔案鄭重其事地提醒大家注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交換參謀。還有一份檔案記錄納粹準備馬上奪取奧地利，可是那時全世界都知道了。裡面記錄了美國駐維也納總領事的觀點：「希特勒很可能正準備犧牲奧地利，換得外交政治的勝利。」
這確實讓人暗自發笑，但這恐怕是民主黨自由派在這件事情上的最後一笑了。其他檔案被解密後，顯然有一些對莫斯科具有極大價值，新聞記者手裡的一些檔案被政府扣押了，因為國務院判定這些檔案極度機密，就算現在（1948年）公開，也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而且檔案的內容並不重要。就算它們只是天氣預報或交通事故，但出現在前共產黨情報人員手裡也讓人震驚，因為所有檔案都是以密碼d（國務院最高機密檔案密碼）傳遞的。這意味著程式碼已被破譯，美國外交高階機密已受到威脅，其他政府機構能夠隨時竊聽、獲取各盟國外交部長之間的談話內容、機密線人的姓名、軍隊調動以及總統指令等很多方面的情報。的確，國務院前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確認「南瓜檔案」的巨大規模時，認為如果這些檔案在1938年被其他政府獲得，尤其是密碼d丟失的話，將是「對美國利益最大的威脅」。
現在政府別無選擇。杜魯門總統在媒體見面會上說，關於間諜的討論與競選毫不相干，只是為了轉移目標。但是他的司法部門仍在動手搶奪還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手裡的檔案。在紐約，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審團，給他們展示了一些放大的微縮膠片。希斯、錢伯斯和希斯夫人都被傳喚了。12月15日，希斯被控告兩次做偽證。他的初審始於1949年5月31日，於7月8日結束，陪審團因意見不一而陷入僵局：8人認為希斯有罪，另外4人與之意見相左。這樣的結果讓法官很是不快。在希斯案子的整個過程中，他都很熱心：推翻控方、支援被告以及拒絕那些能讓陪審團解開迷惑的證人出庭。那些希望判決希斯有罪的人對他都感到很失望。
就在這時，理查德·尼克松開始引起自由派選民的關注，並大大地冒犯了他們。民主黨人提心吊膽地追蹤著審判，希望大量間接證據能夠以某種方式解釋清楚整個案件，僵局也讓他們很失望。竟然有8個陪審員相信錢伯斯，這讓他們很受打擊，而且他們也沒心思和一個愛爭論的年輕共和黨議員產生不快。但尼克松卻咄咄逼人。他指責「杜魯門政府十分害怕希斯先生會被判無罪」，甚至說法庭「顯而易見地偏袒被告」，這也是事實，但要求調查法官就不明智了。而觸怒那些簡單相信正義，宣稱「普通美國民眾希望放棄案子裡所有技術性細節」的人更不明智。沒有技術性細節的審判就像動用私刑。a·j·李伯齡相信希斯但又無計可施，他注意到「若不能給尼克松議員不喜歡的人定罪，就是‘非美’」，另一句評論更加激烈，認為尼克松就像「受困的銀行出納員，把畢生的積蓄押在一匹走路都顫顫巍巍的老馬上」。
錢伯斯並不顫顫巍巍。他確信11月17日第二次審判時，新法官的公正以及希斯新換的律師會使其比第一次審判少些戲劇性，自己能夠勝訴。當時還有一點對被告不利——凡是政治大案，必須與所處的時代背景結合起來考慮。從1949年到1950年1月，即第二次審判結束後，冷戰的氣氛正緩緩上升。兩次審判期間，蔣介石在與中國共產黨的戰爭中節節敗退，到第二次審判時，蔣介石已經全盤皆輸。在東歐，蘇聯影響日益擴大。於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合起來，防止西歐也受影響。同時，蘇聯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在美國國內，司法部長手裡的危險組織逐月增加，間諜告發事件已經失去了新鮮感，人們不再認為其難以置信。聯邦調查局逮捕了朱迪絲·科普朗，指控其從事間諜活動。《史密斯法》的被告們與希斯在同一棟大樓受審，審判過程中安靜的時候，你可以聽到在弗利廣場上共產黨遊行示威的聲音。1948年8月，錢伯斯和希斯在分開10年後在康默德酒店的房間裡當面對質時，亨利·華萊士的推斷還有可能是對的。17個月後，陪審團第二次離場商議時，美國人反對蘇聯和反對崇拜蘇聯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員一致通過，判定希斯這兩條罪狀成立。
並不能因此說希斯是國際政治的受害者，只能說國際政治讓他陷入困境。通覽兩次審判的記錄，儘管法官有所偏袒，但當人們看到第一次審判結束時，竟然有4位陪審員投票認為希斯無罪，的確感到很奇怪，因為單是那些檔案就足以定他的罪。希斯承認備忘錄是他的筆跡，但他辯解說這只是習慣，因為常常為上司弗朗西斯·b·塞爾總結長檔案時進行摘錄。塞爾及其秘書都否認了這一點，國務院也沒人聽說過有這樣的傳統。審判時，希斯被問到錢伯斯是怎樣得到這些摘要的，他表示不知道，他認為也許是有人仔細搜尋了他的廢紙簍，把這些檔案保留了下來。然後控方毫不留情地追問，為什麼它們是摺疊好而不是被揉成一團，希斯認為那無從知曉。
在有如下這些材料的情況下，美國政府與阿爾傑·希斯的對決像是一個謎：伍德斯托克牌印表機、藍翅黃森鶯、嵌金希區柯克椅、沃爾塔廣場的房子牆上貼著的桑葚圖案、「希利」和「普羅斯」的暱稱、手寫便條以及400美元的「借款」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借款是其中最有說服力的。1937年秋，錢伯斯需要一輛新汽車。將舊車折價後，他還缺400美元。他跑到希斯夫婦那裡借錢，得到了那筆借款。
以下這些證據確鑿。11月7日，希斯夫人從賬戶裡取出400美元。4天后錢伯斯就買到了他的汽車。銀行存摺和汽車商的發票都可呈上作為證據。希斯夫人辯解說，她取錢是為了裝飾他們的新房子。但她沒有任何收據可以證明這一點，而且她幾乎取出了他們所有的存款。由於只剩下14.69美元（存款太少了），希斯不得不從銀行借300美元支付自己汽車的月供。20世紀30年代正處於「大蕭條」時期，沒有家庭會為一位不太熟且信用不好的人做如此大的犧牲。對於希斯夫人的說法，控方問陪審團：「如果你們有支票賬戶，又可以在商店賒購，並且還未遷入新居，你們會這樣做嗎？你們會一次性取出400美元嗎？你們會出去買裝飾品，先支付現金，讓他們以後把東西送來嗎？」兩名女陪審員笑了。她們當然不會這樣做。普麗西拉·希斯也不會這樣做。
1950年1月那個人聲鼎沸的星期六，陪審團完成了判決，尼克松議員收到了無數賀電，有一封來自赫伯特·胡佛：「阿爾傑·希斯能夠定罪，都歸功於你的耐心和毅力。政府存在的這股叛國風，最終以大家都深信不疑的方式被揭露了出來。」胡佛很少激動，但是揚揚得意之情在這幾行字中表露無遺。很容易想象出來他那個週末的心情。一開始，他就對新政派有所防備，現在，整個國家的人終於看到他是多麼正確了。
迪安·艾奇遜則是另一種心情。這位國務卿在希斯剛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時，就認識這位年輕人了。他在聯合國做聯絡工作時，希斯曾在他手下工作。1947年，艾奇遜辭去副國務卿的職位，暫時重操律師舊業，他的親近同事們用銀盤託著一個可裝冰水的保溫玻璃水瓶送給他。刻在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倫、洛伊·亨德森、迪安·臘斯克和阿爾傑·希斯。定罪後的那個星期三，希斯被判在劉易斯堡聯邦監獄服刑5年。同一天，艾奇遜召開記者招待會。《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霍默·比加特問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國務卿大人，你對阿爾傑·希斯的案子有何看法？」人們對審訊的其他方面已經記不清了，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記得：「我想清楚地告訴你，無論希斯和他的律師會受到怎樣的懲罰，我都不會對阿爾傑·希斯置之不理。」他解釋說，每個人都應該按自己的原則做事，而他的原則是什麼，也是毋庸置疑的：「我認為這些原則很早之前就為我們定好了。它們在橄欖山上宣佈，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在《馬太福音》第25章34節的開頭找到sup/sup。」
那天晚上，艾奇遜給他的女兒瑪麗sup/sup寫信：
……今天，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阿爾傑的案子一直在我的腦海裡，縈繞不去。我以前告訴過你，這完全是悲劇——無論可能的事實是多麼合理。我知道我肯定會被問到這個案子，這很難回答——這不是簡單的迴避還是回應的問題，那一點兒都不難。但是，要想說出一個人的心聲，不受那些在你身後叫囂的人的影響，將自己真正相信的東西恰當地表達出來，這很不容易。
跟在身後叫囂的人就包括尼克松，他告訴記者，他認為國務卿的評論「令人噁心」。還有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周以德，他說杜魯門應該拋棄艾奇遜。那個月，國會對「橄欖山的訊息」並不感興趣，它需要的是戰利品。「二戰」結束還不到5年，世界已經開始解體。中國離美國而去，斯大林有了原子彈，國務院內藏有間諜——還有更糟糕的事情呢！艾奇遜的記者招待會過後6天，總統宣佈已經開始研製殺傷力極大的氫彈。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向全美人民潑冷水，他在電視裡警告人們：「放射性物質會毒害大氣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因此滅絕……全部滅絕近在眼前。」4天后，倫敦警察廳逮捕了福克斯，理由是他將美國原子彈資訊洩露給了蘇聯。「我們還要怎麼容忍？」霍默·凱普哈特在參議院大喊。「福克斯、艾奇遜、希斯以及國外氫彈威脅我們，新政也在慢慢吞噬美國。老天，難道美國就只能這樣束手無策嗎？」
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後座參議員和一個天主教牧師、一位政治學教授和一個華盛頓律師在華盛頓康涅狄格大道的殖民地飯店（位於白宮和杜邦廣場之間）就餐。他告訴他們，他急需建議。過去的一年裡，約瑟夫·r·麥卡錫遇到的都是壞事。他把兩黨有名望的參議員都得罪了，在自己的州里也遇到了問題。1949年，威斯康星州律師事務管理局差點因為其違背職業規範，而取消他的律師資格。因為他在司法機關供職的同時，還參選參議員，但局裡只是給了麥卡錫一個警告。如他自己所解釋的：「那是違法的——喬（約瑟夫的暱稱）很任性（每個人都會犯錯），但我們相信他不會再犯。」
他們根本就不瞭解這個人。遇到危機時，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而現在，他已經遇到了這樣的轉折點。由於為一些納粹戰犯辯護，他在華盛頓已經引起了公眾的注意。華盛頓一項民意測驗顯示，他被選為美國最差的參議員。而他則提醒在殖民地飯店的顧客們，過兩年他準備再次競選。
他需要一個競選議題。他們有什麼好主意嗎？
美國人小像：愛德華·羅斯科·默羅
有時，當風吹得恰是時候，倫敦的夜晚就會勾起人們的記憶，彷彿能聽見高射炮響，以及納粹德國空軍機群在頭頂的嗡嗡聲，喧鬧嘈雜。稍加想象，你還能看見探照燈射向空中。然後，幻想一位孤獨而勇敢的美國青年，他不怕犧牲，穿過短波的靜電干擾和噼啪聲，告訴自己的同胞，我們必須知道：
這——就是倫敦……
我站在屋頂，俯瞰整個倫敦……我想我們也許馬上就會聽到周圍傳來的一陣陣炮聲了。現在，探照燈在同一方向來回照射。你將聽見兩起爆炸。聽，它們響了！我想,幾分鐘內，周圍應該會有彈片飛來。近了，更近了。
飛機仍然在高空盤旋。今晚早些時候我們聽到的頭頂傳來的爆炸聲又響了。那時候，我們聽見許多炸彈從空中落下來，落在附近幾個街區。此刻，頭頂傳來了高射炮彈的爆炸聲。然而，附近的槍聲似乎已經停止。現在，你能感受到探照燈就在你頭頂正上方。一會兒，在離你更近的地方又會傳來兩聲爆炸。它們又響了，那冷酷無情的聲響。
默羅站在英國廣播公司大廈的頂樓。這座大廈是德國的主要目標，十分危險，所以廣播之前還需要獲得溫斯頓·丘吉爾的批准。夜復一夜，默羅登上頂樓或者其他地方，向觀眾們描述發生在聖保羅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特拉法加廣場的大浩劫。高樓大廈在他身邊倒塌，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辦公室也被毀了三次，然而他仍然用平靜沉鬱的聲音報道他的見聞，將英國的戰況及生存情況更真實地帶給美國家庭。他的播報從不裝腔作勢，輕描淡寫造就了其工作的有效性。在播報最後，他會以當前倫敦的流行語作為結束：「再見——祝你好運。」
雖然很少有人意識到——尤其當他後來與喬·麥卡錫抗爭時，默羅本質上是個保守主義者。他相信愛國主義、個人榮譽和西方文明價值觀。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時，這位極富雄心壯志的窮小子奮力前進，成為美國預備役軍官訓練營的軍官候補生。他之所以選擇華盛頓州立大學，是因為那裡最早開設大學無線電廣播課程。他沉著冷靜，知道自己未來的事業。他喜歡將自己形容為報道準確、客觀、傳統的新聞記者（「我試圖成為一名記者，評論員有點神聖，我從來不敢確信自己是正確的」），但事實上，他更像傳統的傳教士。在他從倫敦寫給父母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道：「我記得，你們曾經想讓我成為一名傳教士，但是我沒有信仰，除了相信自己。現在我正在一個影響力極大的講壇上傳教。我經常出錯，但是我試影像傳教士那樣說話。一個人不必非得當上牧師才會說真話。」
默羅在學生團體和教育機構工作了5年後，於1935年加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1937年，29歲的默羅乘船前往英格蘭，接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歐洲分公司。那裡並沒有太多工作，且大部分都十分無聊：安排演講、音樂會、文化廣播等。1938年，當希特勒佔領奧地利時，默羅正在波蘭組建哥倫比亞廣播學校。默羅當下包機飛往維也納，及時報道了納粹軍隊入侵的情況。接著，他僱用威廉·夏伊勒組建了一支最優秀的戰事報道記者隊伍，繼續報道慕尼黑會議、捷克斯洛伐克陷落、倫敦閃電戰和「二戰」期間歐洲的其他主要戰役。
1945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任命默羅為該公司副總經理，但由於默羅不懂預算，也不願開除員工，兩年後便主動辭去了職務。他憑藉一檔以莫爾斯電碼拼出n–e–w–s的夜間新聞，重回廣播電臺。倫敦成就了默羅，他將那些年人們耳熟能詳的流行語稍加改動，以「這——就是新聞」開頭和「晚安——祝你好運」結尾。1948年，默羅與弗雷德·w·弗蘭德利一起製作了他們的第一張專輯《現在請聽》，該專輯記錄了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聲音。很快，默羅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一同撰寫了年終新聞綜述，它在聖誕節中的角色就像萊昂納爾·巴里摩爾《聖誕頌歌》中的吝嗇鬼斯克魯奇一樣，舉足輕重。
默羅起初不願離開廣播站去電視臺工作，但是這一轉變是必然的。默羅已成為美國最著名的新聞播音員，正如《提示》雜誌中寫到的：默羅帥氣瀟灑，甚至足以擔任電影中戰地記者一角。數百萬人雖然與默羅素未謀面，但在書上讀到他「世界末日的樣子」或者讀過厄尼·派爾描述默羅在戰爭中的樣子：他用手比畫著、時不時點點頭、滿頭大汗、看一看時間，老是在口袋裡掏香菸。從1951年起，隨著《現在請看》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廣播節目的首播，美國觀眾可以在客廳電視上看到默羅播新聞了。由於他那時正處於巔峰，且堅持完全獨立，所以美國觀眾也看到了大眾傳媒歷史上一些最為精彩的新聞報道。
1952年12月28日，默羅帶上相機，前往朝鮮戰場前線，向美國展示散兵坑中的聖誕節是怎樣過的。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稱，對於《現在請看》和其姐妹節目《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來說，沒有什麼是可以因困難或擔心引起爭議而不做的。他就對麥克阿瑟的看法問題採訪了杜魯門，又請麥克阿瑟談談杜魯門，還在克里姆林宮採訪了赫魯曉夫。他調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懷特、安妮·李·莫斯、j·羅伯特·奧本海默、歐文·佩雷斯和海軍上尉米洛·拉杜洛維奇等案件。《現在請看》是第一個討論吸菸與肺癌的關係的電視節目——這個話題除了默羅，其他評論員想都不敢想。《現在請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期是1954年3月9日那晚，默羅膽量過人地質疑當時最有權勢的參議員麥卡錫是騙子。
他最後說:「對反對參議員麥卡錫那套做法的人們來說，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可以不顧我們的傳統和美國的歷史，但對於後果，不能迴避責任。一個合眾國的公民是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的。」
默羅在這次節目中所表現出的勇氣和引起的敵意，怎麼說都不算誇張。晚間11點的新聞播音員唐·霍倫貝克，僅僅在節目結尾時說了句「我支援愛德華·默羅說的每一句話」就引發赫斯特報系對他的報復，最後以結束自己的生命告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時正要職員們宣誓效忠，請了前聯邦調查局成員對他們進行審查。公司被默羅的事嚇呆了。（默羅在當時已任哥倫比亞廣播網董事，他說在接下來的那次董事會議中，同事們對他節目的反應是：「好節目，只是你這樣做讓我們感到惋惜。」）麥卡錫本人則輕蔑地說，他並沒有看報道：「我從來不聽也不看廣播電臺和電視裡極‘左’分子和自由分子的那些東西。」他甚至不屑回應，所以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將廣播時間交給尼克松副總統。尼克松副總統則藉此機會請求麥卡錫與共和黨建立統一戰線。
如果作為一名冷戰分子，默羅的熱情沒有被充分認識到，那麼這僅僅是因為美國公民無論在公共生活還是私人生活中都同樣有這份熱情。與其他同胞一樣，默羅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熱心支援者，支援希臘和土耳其的杜魯門主義，贊成美國加大軍備開支，認同美國應在歐洲有更強大的駐軍，支援總統有權無須國會批准就可以派遣美國軍隊到國外。默羅支援朝鮮戰爭——「我們劃了一道線，」他讚許地說，「沒有跨過半島，但是跨越了世界」，並預言在越南採取「進行某種形式的干預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默羅也贊同威爾遜式自決的自由觀點。珍珠港事件之後，他說美國國務院「錯誤判斷了戰爭的本質，它既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也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這一切都足以使新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1960年考慮邀請默羅擔任美國新聞署署長了。
默羅欣然接受，一方面報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適逢默羅對大眾電視現狀大失所望。隨著情景喜劇、智力競賽節目以及單調乏味的西部片的出現，電視年獲利總計10億美元。默羅激烈反對電視的「頹廢、逃避現實和與我們生活的世界隔絕」，但新聞行業巨頭對此充耳不聞。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將《現在請看》這檔周播節目砍掉，改為臨時特約節目。新聞人戲稱新廣播為「時不時請看」。
愛德華·默羅的晚年並不如意。他本來就不適應官場，再加上約翰遜政府決議將美國新聞署作為越南戰爭的宣傳工具，因而導致該機構的良好聲譽一落千丈。他的「世界末日的樣子」預言中最為嚴峻的情況即將發生，示威遊行將要上演，而記者們的露面更加劇了城市的騷亂。過度追求廣告利益使電視網越來越沒有底線。為了插入更多商業廣告，「插播時間」竟從32秒延長至42秒。《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是默羅最後一個得意之作，但最終也難免被另一檔節目代替，節目內容有關一匹會說話的馬。默羅於1965年春去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當天就釋出了他的死訊，而緊接著這條新聞簡報的，就是香菸廣告。
默羅的骨灰被灑在他在紐約的波靈農場上，但這並不代表默羅已經徹底離開了這個世界，因為就在農場土地之下6英尺處，埋藏著全新的電視電纜。只要這根電視電纜永存，只要通訊的社會影響力永在，默羅的精神就會永存。
這——就是默羅。
原書為哈里·科恩，疑為原書錯誤。——編者注
《過河入林》英文名為「acrosstheriverandintothetrees」，有人把它改為「acrosstheribsandbetweentheknees」（過肋入膝）加以諷刺。——編者注
原書如此，疑為筆誤。——編者注
戰後，美國的極端保守主義者和右派已完全不同於傳統保守主義，正如新「左」派與戰前的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相悖一樣。一切似乎都與世界本來的樣子背道而馳。任何想要將其重新命名的嘗試只會加劇混亂。因此作者無奈之下並未參考當時的具體時間。
「星法院」是英國封建王朝法院，無陪審團、獨斷、濫用職權，是專斷司法的代名詞。——編者注
帕內爾·托馬斯時任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主席，1949年12月3日，托馬斯被判犯有詐騙罪，被罰款1萬美元，併入獄。
蘇格蘭場：英國倫敦警察廳所在地，代指倫敦警察廳。——編者注
艾爾是本特利的情人和主要聯絡人，原名雅各布·科洛斯，於1944年去世，是間諜網中的一員。間諜網中還包括哈里·戈爾德和克勞斯·福克斯。
瑪塔·哈麗是世界最富傳奇色彩的女間諜之一。——編者注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瑪麗是威廉姆·p·邦迪的妻子，20世紀60年代成為美國政府對越南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