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世界領導權的大旗從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移交給欣欣向榮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時間和地點，我們或許能夠確定。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快到中午時，英國駐華盛頓大使英弗查普爾勳爵致電美國國務院，要求與剛接替伯恩斯出任國務卿的喬治·c·馬歇爾將軍進行緊急會晤。大使解釋說，他接到白廳的命令，要遞交一份「藍皮書」（外交術語，指非常重要的正式檔案）給美國政府。迪安·艾奇遜回覆說，馬歇爾去普林斯頓大學200年校慶上發表演講了，此事能不能等到星期一。
英弗查普爾勳爵回答，確實不能。他將派一等秘書h·m·西奇爾現在就把檔案送過去。這裡就有一個對等接待的問題。艾奇遜是副國務卿，如果他接見了一等秘書，那就違反了外交禮儀。他需要一個職位更低的人作為代表，因此指定了遠東和非洲事務司司長萊·亨德森負責此事。於是在當天傍晚，這兩個職位不高的外交官在行政辦公大樓一個昏暗的辦公室裡會面了，邁出了世界領導權西移的第一步。
事實上，西奇爾帶來了兩份檔案，艾奇遜後來回憶道，兩份檔案都「相當驚人」。艾奇遜知道希臘已陷入混亂局面。據報，共產黨已做好接管政權的準備，有謠言稱英國要撤軍，亨德森提交了一份題為「危機當前和大廈將傾」的備忘錄，急切希望獲得外界的大力支援，幫助希臘的聯合政府，這是希臘唯一的出路。直到此時，希臘的窮途末路才暴露出來。艾奇遜在檔案中讀到，如果希臘不能在近期內獲得第一筆2億多美元的救助金，就不得不屈服於蘇聯的新一輪野蠻侵略。土耳其也深陷困境——這是第二份「藍皮書」。土耳其人頑強一些，但若缺乏援助也將投降屈服。英國已無力幫助這兩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與納粹德國的6年戰爭已使英國彈盡糧絕、國庫空虛，它也亟需美援。不久，英弗查普爾勳爵將再次向美國求援，這次就是為英國自己了。
杜魯門獲悉後大吃一驚，他根本不知道情況已壞到這個地步。誠然，丘吉爾早就發出警告，說歐洲已變成「廢墟、停屍房、瘟疫和仇恨的溫床」，但人們大多認為這是丘吉爾在聳人聽聞。對於歐洲的痛苦掙扎，報業不是置若罔聞，就是輕描淡寫。《時代週刊》一直善於發現一語中的的旁觀者，它引用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游擊隊隊員遺孀的話：「我們要的不多，但很急迫。」在華盛頓看來，這話頗有道理，因為他們覺得歐洲與美國一樣，在短暫的混亂和調整階段之後，就會恢復和平時期的經濟狀況。戰勝日本後的一星期裡，總統審查了盟國關於延長租借法案的申請，但沒有同意。他說，租借法案提供的400億美元已經足夠，該專案應該儘快清算。他堅決反對美國在1945年9月後繼續為全球扮演聖誕老人，給各國提供無償幫助。
戴高樂和蔣介石對此表示抗議，丘吉爾則疾呼：「我不相信這是美國的最終決定。我不相信作為世界強國的美國會如此簡單粗暴行事。」美國的確沒有這麼做。它放棄一種借款方式，只是用其他方式代替，主要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雖然以借款、賒賬和直接贈予的方式獲得了110億美元援款，但低地國家法國、義大利、聯邦德國和巴爾幹半島各國仍然擺脫不了物資缺乏的狀況。在戰後的兩年裡，每年秋天，辦事有條不紊的柏林市民都要在土地凍上前挖好數以千計的墓坑，準備埋葬他們自知再也看不到第二年春天的鄰居。希臘的供水系統是從雅典時代一直沿用的，已殘破不堪，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贈予希臘的物資只勉強夠更換鏽蝕的管道和水泵。從愛琴海到北海，納粹暴政被推翻了，但勝利之後的不是自由，而是飢餓和混亂。經歷了德國人的踐踏、炮彈的轟炸以及抵抗部隊的劫掠，無數工廠變得漆黑陰冷、門可羅雀。想開工卻搞不到原材料，即使原材料奇蹟般地出現，遭受破壞的鐵路網也無法將其運到工廠。看起來政治領導權註定要轉移到蘇聯手中了，因為已沒有其他指望。
美國國務院得知必須馬上開展大規模救援行動時，本指望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能夠提供援助。1946年7月，杜魯門簽署了一項法案，授權向英國政府提供37.5億美元的貸款，期限為50年。他認為，這樣就能徹底履行美國對歐洲的所有義務了。然而現在，貸款用盡，卻一點兒成果都沒有看到。倫敦1/4的房屋（1.7萬間）仍是殘垣斷瓦，雖然建起了1萬間尼生式活動營房作為緊急避難所，也只能滿足一小部分人的住房需要。在美國女性對「新樣式」議論紛紛時，她們的英國姐妹們每年卻只有配給的一條裙子、4盎司毛線、兩碼衣料、1/3條襯裙、1/4件套裝和1/5件睡袍。勝利除了使這個美國的最大盟國維持生存外，並沒有帶來更多東西。
更糟的是，1947年1月開始的嚴冬威脅，使得生存都成為問題。從1月開始，一直持續到2月底，溫度始終在零度以下，暴風雪肆虐，雪量之大前所未有，積雪層層覆蓋住房屋，使整個英國陷入癱瘓狀態。農業產量不及19世紀，工廠關閉，電只在每天早晨供應幾個小時，失業人數增加到600多萬，物資配給比戰時還嚴格。在那個寒風刺骨的星期五，西奇爾帶著兩張分別關於希臘和土耳其的「藍皮書」乘車前往賓夕法尼亞大道時，白廳曾預言「來年情況將更糟」。倫敦《泰晤士報》把該預言稱作「英國政府釋出的最讓人揪心的宣告」。赫伯特·胡佛應總統要求走訪歐洲24國之後報告，歐洲的人民，尤其是戰爭期間漂泊無依的兒童們，正處在餓死的邊緣，只有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慷慨解囊，才能獲救。自此，所有對歐洲艱難程度的質疑都煙消雲散。
然而，胡佛在國會中的共和黨同僚卻並不相信這種想法。他們議論紛紛，認為山姆大叔被耍了，上當受騙了，把錢扔進了老鼠洞或給了一個「全球公共事業振興署」，而美國夢卻會以破產告終。歐洲人被這種冷漠麻木的言論刺痛了。
反美國主義迅速擴散。一位隨軍牧師提到，在歐洲人眼裡，美國大兵是一群可憐的年輕小夥子，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為什麼而戰，也不知道勝利意味著什麼，他們只對三件事感興趣：睡女人、偷白蘭地酒和坐下一班船回家。在倫威克·c·肯尼迪牧師筆下，美國職業軍人的典型形象是：「穿著鼓鼓的制服、肥胖、飲食過量、孤獨、悵惆、觀察力差、膚淺。他們是征服者——一邊口袋裡裝著一根巧克力棒，另一邊裝著一包香菸……而這也是征服者能夠給予被征服者的全部東西。」
這種說法傳到國會山後，議員們怒不可遏。20世紀30年代以來，議員們第一次抱怨歐洲忘恩負義。但希臘和土耳其的問題更加複雜。共產黨確實已成為當地的一大威脅，英國不再能發射葡萄彈驅散他們了，美國因此面臨著艱難的選擇。一個插上鐮刀斧頭旗幟的歐洲是不堪設想的，因為這就意味著蘇聯的煉鋼生產能力、造船設施、技術工人、電力和化工品產量、科學技術知識以及工業裝置都將翻一番。如此，也只有如此，蘇聯能與美國的實力相當。海軍上將佛瑞斯特·謝爾曼在一次國會委員會上做證說：「我認為，如果我們失去了西歐……我們將難以維護美國的完整。但即使我們失去了整個亞洲大陸，我們仍能存活下來，逐漸積聚力量，再把它奪回來。」
這話很有道理，儘管在1947年不夠引人注目。在人們的記憶中，蘇聯仍是那個勇猛的盟軍。雖然失望已開始深化，但其影響也不過是降低士氣。「二戰」固然野蠻兇殘，但戰爭雙方界限分明，正義與邪惡一目瞭然，但若之後在新的問題上爆發衝突，未免讓人沮喪寒心。1946年，赫伯特·貝亞德·斯沃普在寫給伯納德·巴魯克的演講稿中首次使用了「冷戰」一詞。巴魯克認為這個詞太過嚴重而劃掉了。1947年4月13日，又經歷了一年蘇聯的粗暴態度後，他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市演講時終於使用了這個詞，但當時也僅限於所謂的「意識形態戰爭」。直到1950年5月，朝鮮戰爭爆發前夕，保羅·霍夫曼還相信「冷戰是一種好的戰爭方式，是唯一不會造成實際破壞的戰爭方式」。
然而，人們在1947年就已經明白，只依靠意識形態是不能夠將馬科斯將軍和他手下的2萬名共產黨（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隊員從希臘的山區中趕走的。希臘合法政府需要的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所謂的「大規模非意識形態援助」——簡而言之，槍炮。比起黃油，槍炮更能爭取到反共產主義的共和黨人手中的贊同票。杜魯門和他的顧問決定雙管齊下，然而他們的經驗顯示零碎地承擔義務毫無效果。歐洲需要重建，而不是救濟。美國需要制定一份真正的外交政策。為了師出有名，美國政府在最新一期《外交》雜誌中找到了一篇文章，題為「蘇聯行為的根源」，作者只署名為「x」。
其實，「x」就是喬治·f·凱南，他當時還是一位默默無聞研究蘇聯人思維模式的學生，但已經顯露出非凡的才華。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擔任參贊期間，寫出了第一篇論文論述遏制蘇聯。
在20世紀40年代的條件下，遏制政策是切實可行的。哈里·杜魯門非常信奉這種觀點，他公開宣告，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富裕的自由國家，美國要履行對「自由世界」的義務。他是凱南這一觀點的堅定倡導者，因此凱南的觀點被普遍稱為「杜魯門主義」。在杜魯門的命令下，這些觀點被寫入《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檔案》，在迪安·艾奇遜看來，該檔案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政策方針之一」。事實上，在凱南的文章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之前，艾奇遜已在一次與國會兩黨領袖的會議中，當著總統的面概述過這些原則。這關係到土耳其和希臘的未來，他之後寫道：「我從未像這次講話時那麼迫切地感到問題完全取決於我一人。」他講完後，現場陷入長時間沉默。然後，阿瑟·范登堡轉向杜魯門說：「總統先生，如果你向國會議員和全國民眾發表這樣的講話，我會支援你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議員都會支援你的。」
他發表了講話，他們也的確表示支援。3月12日，杜魯門要求兩院的聯席會議批准他撥出4億美元的援款——2.5億給希臘，1.2億給土耳其。之後，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和范登堡在美國各地巡迴演講，向每一個有影響力的團體宣傳遏制政策。直到5月22日，杜魯門總統在堪薩斯城米勒巴赫飯店的臨時辦公室裡簽署了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法案，該法案正式具有法律效力。
當時，杜魯門主義堪稱奇思妙招。龐大的右翼團體卻發出了強烈的反對聲，他們希望把共產黨「趕回」戰前的邊界內。也有其他異見分子，但他們提出問題的方式比較溫和，因此直到1/4個世紀後也未得到答覆。參議員塔夫脫指出，希臘和土耳其兩國即將獲得美國送出的武器，因此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將發起戰爭的力量授權給任何政府首腦時，國會都應特別小心謹慎。阿爾伯特·c·魏德邁將軍認為，遏制政策會導致愚蠢的軍事行動，因為蘇聯人可以在其衛星國的邊界挑釁騷擾美國人，到時會演變為「他們的三等部隊與我們的一等部隊進行對抗」的局面，使美國損失慘重。最令人不安的是，沃爾特·李普曼採用了魏德邁的觀點並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巧妙地反駁了凱南的論證。
1947年，李普曼出版了一本薄薄的書《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在書裡，他態度客氣——從頭到尾都稱呼凱南為「x先生」，卻措辭有力。他引用了《外交》雜誌上的那篇文章，指出凱南的主要觀點是「哪裡顯現出共產黨滲透的痕跡」，就應該對哪裡進行「堅定不移的反擊」。他寫道：如果蘇聯是日本那樣的島國，美國就能通過空中和海上力量對其進行封鎖。不幸的是，蘇聯是個實力強大的大陸國家，只能通過陣地戰或會導致大量傷亡的無休止的游擊戰才能遏制它。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歐亞大陸幅員遼闊，而美國的軍事力量是有限的。」在希臘，游擊隊已經把戰場轉移到山區。在那裡，精密的武器毫無用處，步兵戰術技巧決定了一切。李普曼接著說，在實施遏制政策的情況下，戰爭結局取決於本國招募的軍隊或衛星國自己的部隊，而二者都指望不上。美國必將「與自己手下的傀儡政權脫離關係，而這無異於向蘇聯妥協投降，丟了面子」，或必將付出不可估量的代價，不得不在「一個我們並不願意、無法預見、也許還討厭的問題」上給予他們支援。李普曼三番五次對支援遏制政策的外交官談到亞洲的局勢和他們在那裡會遭遇的陷阱。在亞洲接受挑戰，就意味著把選擇戰場、武器甚至出戰國家的權力都交給了共產黨。他得出結論：「我難以理解x先生怎麼會提出這樣荒謬的戰略方針。」
但18個月後，希臘內戰結束了，土耳其不復軟弱，喬治·凱南成了英雄。華盛頓人互相提醒，李普曼並不是絕對可靠的，畢竟，他曾錯判羅斯福。然而這次，他的直覺是對的。誠然，沒有美國的援助，希臘的中間派不會贏得勝利。但試想一下，若鐵托沒有與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鬧矛盾而導致南斯拉夫和希臘之間的邊界關閉，使得馬科斯將軍無處藏身，結局還未可知。後來從表面上看，朝鮮半島的局勢與希臘極其相似，因此遏制政策和「有限戰爭」更加大行其道，而避難所的問題卻沒有得到真正解決，這是導致越南戰爭爆發的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諸如麥克阿瑟和佈雷德利這樣的職業軍人，儘管在其他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卻一致認為李普曼預計的那種戰爭將是一場戰略噩夢。
這是遏制政策的消極一面。積極的一面則是馬歇爾計劃，它由杜魯門主義發展而來，成為其偉大續篇。如果人們認為因凱南的遠見使希臘和土耳其擺脫水深火熱而感恩戴德並不值得，那麼西歐對美國的感激之情確實是無法估量的。最終，馬歇爾計劃（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變得與社會保險一樣，得到一致贊同。
說到馬歇爾計劃的發起人，當屬副國務卿威爾·克萊頓。在歐洲進行了6個星期的考察後，克萊頓回到美國，並在書面報告中寫道：此計劃是避免未來10年內爆發戰爭的唯一選擇。在他到訪的每一個國家裡，顛覆運動都正在破壞國家的完整性和獨立性。他寫道：「由於飢餓、經濟失調和挫折感，破壞運動已經在一些剛解放的國家中獲得勝利。」他還建議總統和國務院喚醒美國人民，讓他們立即行動起來。乘坐飛機從蘇黎世抵達華盛頓後，克萊頓把自己的備忘錄通過艾奇遜轉交給了總統。艾奇遜提醒杜魯門，他曾要求艾奇遜於5月8日在南方的一個小型聚會上代表總統講話，如果喚醒是一劑良藥的話，也許他應該在那裡小試牛刀。
杜魯門同意了，所以馬歇爾計劃這個概念首次問世就是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蘭的三角洲州立大學教育學院裡。艾奇遜對聽眾說，在國外，生存如此不易，剛過去的嚴冬就差點使北歐人民滅絕。他說：「如今，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利用美國的經濟和財政資源增加存活的機會。這是維護美國的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必然舉措，是保證美國安全的應然之舉，也是美國作為人類的責任和光榮。」
總之，這就是馬歇爾計劃，但當時並未用馬歇爾的名字命名。密西西比州人喜歡該計劃；提前打好招呼的《紐約時報》將之登載在第一版，並由詹姆斯·賴斯頓寫了一篇分析文章。然而各家通訊社卻漠不關心，因為在普羅大眾看來，經濟類文章就像官員們冗長的講話一樣枯燥。但如果是馬歇爾將軍發言，報界還是會注目傾聽，所以第二輪試探由他完成。馬歇爾的演講本定於6月16日在艾姆赫斯特學院的畢業典禮上發表，後來提前到6月5日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與此同時，迪安·艾奇遜也在賣力鼓動以爭取記者的支援。這些都證明歐洲經濟正急劇惡化。艾奇遜對英國記者尤其積極。他對英國廣播公司的倫納德·米阿爾、《每日電訊報》的馬爾科姆·馬格里奇和《每日快報》的勒內·麥科爾說：「別浪費時間寫報道了，一拿到這份計劃就給倫敦總部打電話將全文報告吧。你們中還要有人立即請總編去確保歐內斯特·貝文（英國時任外交大臣）已得到一份此計劃的全文。不管時間多晚，也要叫醒他，並交到他手裡。」
馬歇爾將軍在哈佛大學的講話持續了15分鐘。他首先描繪了「歐洲經濟結構的崩潰狀況」，然後指出解決之道在於「打破惡性迴圈，重塑歐洲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經濟和整個歐洲經濟復甦的信心」。美國必須繼續向其提供援助，而他正在考慮撥出170億美元。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隨意支出應該由一個系統的計劃取而代之，「在針對當前局勢應該採取的措施和我國採取任何行動後本國應配合使其發揮適當作用方面，歐洲國家須達成共識」。美國已完成了自己的步驟，現在輪到歐洲了。
多虧馬格里奇，歐洲幾乎馬上行動了起來。英國當時已近第二天午夜時分，但《每日電訊報》的一個報童還是帶著馬格里奇的報告，騎著腳踏車奔向歐內斯特·貝文的家。當時，他還在沉睡中。這篇報告確如艾奇遜建議的那樣，是通過越洋電話全文發給倫敦的。貝文和法國外長喬治·皮杜爾當即在巴黎召開了全歐會議。會後，歐洲國家請求經濟援助的申請如雪片般紛紛飛向華盛頓，這些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義大利、希臘、土耳其、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奧地利、愛爾蘭、冰島、葡萄牙、瑞典、瑞士、盧森堡以及之後的聯邦德國。經過6個星期的辯論，否決了塔夫脫要求削減10億美元的修正案後，國會正式通過了馬歇爾計劃，並再撥款5.97億美元，以幫助這些國家度過長期援助生效之前的幾個月，也就是所謂的「馬歇爾缺口」。
1948年4月14日是杜魯門總統正式簽署馬歇爾計劃後的第11天，名副其實的「約翰·h·迅捷」號貨船裝載著9000噸小麥，離開加爾維斯敦灣駛向法國波爾多市。這是向法國運送應急食品的6艘船中最先出發的一艘。馬歇爾計劃總計向歐洲提供了125億美元，比馬歇爾預計的需求少。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派生計劃，如使33.9萬流離失所的歐洲人成為美國公民的《戰時錯置人員法案》。這是美國曆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頁。當然，蘇聯人暴跳如雷。他們隨即宣佈了莫洛托夫計劃，但之後不了了之。急劇「左」傾的亨利·華萊士把馬歇爾計劃稱之為「戰爭計劃」（英文諧音）。眾議院裡75位議員投了反對票，參議院裡新當選的議員約瑟夫·麥卡錫要求美國每花一美元，就應獲得價值相當的戰略物資或海外軍事基地。
儘管麥卡錫發表了這樣的言論，歐洲領導人還是既深受感動又歡欣鼓舞，英國尤其如此。丘吉爾盛讚馬歇爾計劃是「歷史上最仗義疏財的行動」。倫敦的《經濟學人》雜誌稱它為「一國為他國所能做到的最正直、最慷慨的事」。30個月後，英國東山再起，《曼徹斯特衛報》說：「普通的言辭已無法表達我們的謝意。這是國際關係有史以來取得的最非凡的成就之一。」時任財政大臣休·蓋茨克補充道：「我們這個民族，並不輕易流露情感……也不善言辭，但這些特點不應掩蓋我們對美國人民真實而深刻的感激之情。」
英吉利海峽對面的歐洲大陸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營養不良不復存在，人們在冬天可以穿得暖和了，柴油機車拉著裝滿原材料的車廂在新建的鐵路上快速移動，薩爾和魯爾煥發生機，工廠甚至比戰前還要忙碌。1951年，馬歇爾計劃直接促使讓·莫內構想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為現實，6年後，歐洲煤鋼共同體催生了《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即共同市場。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實力逐步增強，後來一直髮展到可與美國和蘇聯抗衡。但在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仍然一家獨大，甚至沒有任何國家能望其項背。美國可以一直保持其領先地位，除非它經歷極端的厄運，如一位或幾位總統大肆揮霍國家的財富和青年力量，捲入奧威爾式遙不可及的戰爭。這種可能性在當時連想都沒有人想過。正如英國人說的那樣，無憂無慮是美國的國民特質。美國是富裕、豪爽、和平的全球第一大國，並將繼續保持這一殊榮。
第二名的日子卻每況愈下。蘇聯慘遭納粹德國的破壞洗劫，不能夠或不願意明白為什麼西方盟國直到1944年才開闢第二戰場。雖然德國已被打敗，但蘇聯對其表現出的任何復甦跡象都非常敏感。這種全民性的恐懼被約瑟夫·斯大林的偏執進一步放大，成為西方國家軍人和政治家不得不肩負的沉重十字架。隨著歐洲復興的跡象重現，德國也再次生機勃勃，這種負擔也日益沉重，在1948年達到頂峰。那個春天，美國國會還在就馬歇爾計劃爭論不休，蘇聯的行為卻越來越表現出侵略性。2月，斯大林奪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他封鎖了柏林。
直接導致的問題就是貨幣。佔領德國伊始，蘇聯就在德國西部大量印發紙幣，企圖阻礙德國復興。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西方各國發行了新的貨幣，同時簽署了《布魯塞爾條約》，並同意為聯邦德國復甦草擬一部憲法。蘇聯人一步步抵制這些改革措施，他們在會議中途退場，發行了自己的貨幣，使柏林和聯邦德國之間的鐵路交通停止運營兩天，以「維修」的名義封了一座公路橋。然後，下令全面封鎖，就此與西方完全決裂。
西方盟國決定不反擊，杜魯門想盡辦法避免正面對抗。唯一微小的希望就在空中，西柏林僅靠美國佔領區的坦佩爾霍夫機場和英國佔領區的加圖機場進行空中運輸。空中封鎖不可能實現。蘇聯的飛機有可能挑戰西方的飛機，一旦出了事故，也容易推卸責任，雙方都不失面子。
這樣大規模的空中運輸給自己的毀滅埋下了禍根。西柏林有250萬人，比洛杉磯、費城、底特律和克利夫蘭都多。從未有人以空運的方式給這麼多人輸送過物資。僅僅為了使柏林市民存活，每天就要4000噸物資，意味著全天24小時內每3分36秒就要有一架c–47運輸機起降。此外，每架飛機必須裝載10噸貨物，雖然超過了核定載重量，但這還只是基本必需品。由此看來，飛行員已冒生命危險，而柏林市民依然生活艱難。發電用的煤遠遠不夠，發出來的電只夠照明使用，再沒有多餘可以取暖。要使城市正常運轉，每天需8000噸物資，意味著每1分48秒就要有飛機起降。然而，這在當時是無法做到的。
德國承諾約束民眾遵守秩序予以配合。美國空軍和英國皇家空軍制訂了一個爭分奪秒的周密計劃。為了訓練新的飛行員，在蒙大拿州仿造了一個柏林空中走廊的進航道和導航設施。他們學會在地面控制進場雷達的幫助下，蒙著眼睛駕駛4引擎運輸機。機組人員全天候工作，睡眠不足。維修人員用水管沖洗被煤塵染黑的機身，因此患上了可怕的皮膚病。時間表也並不總是順利運作。1948~1949年，共有28位美國人在這場柏林空運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飛行員稱之為「補給行動」。開始時，送入柏林的食物並不夠。1948年6~7月，每天只輸送了1147噸物資，蘇聯的封鎖似乎就要奏效了。第一次突破是在6月30日，從巴拿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出發，駕駛著c–54運輸機的空軍中隊抵達了。這些運輸機體積更大，能裝載更多物資，可以延長頻繁起降的時間間隔。盧修斯·克萊將軍飛回華盛頓要求派出更多這樣的飛機，獲批160架。隨著冬日臨近，空執行動開始以每天4000噸的數量持續開展。在美國、英國和後來加入的法國年輕飛行員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維持生存，而且還可能有點兒起色了。
他們希望柏林能提供更大降落空間，這個要求現在也已經得到滿足。坦佩爾霍夫機場新建了兩條跑道，加圖機場也新增一條。但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新建一個機場。9月，法國提議在其佔領區泰格爾修建，但他們懷疑這是否可行，因為需要太多勞工，並且，他們缺少碎石機和其他重型機械。然而，西方盟國將看到美國人的創意加上德國人不屈不撓的個性會碰撞出多麼絢麗的火花，他們會受益終生。2萬多柏林男女老少自願參加勞動，工作三班倒。同時，c–54運輸機開始運來必要的裝置。「補給行動」指揮官克萊在其回憶錄中平實地寫道，第一次規劃會議上，他的工程師提出新機場能在3月建成，於是「我覺得有必要告訴他們，新機場要在12月建成」。在敢作敢為的法軍司令讓·加內瓦爾將軍的幫助下，他們真的按期完成了。他被參與該工程人員的精神所感染，在拆毀一座擋在新跑道上的無線電發射塔時，由於塔位於蘇聯佔領區而蘇聯人拒絕將其拆除，他索性帶領爆破隊進入該區域，炸燬了發射塔。
法國佔領區的新機場一建成，「補給行動」就一飛沖天。12月，空運量達到平均每天4500噸，1~2月達到了5500噸。顯而易見，柏林人的生存已經不是問題，還能拿出少量的煤供家庭和某些產業使用。克萊的空運艦隊已發展到擁有224架c–54運輸機。到第二年早春，空運量已達到每天8050噸，還曾有一天卸下了1.3萬噸物資。圍困中的柏林迅速變為歐洲物資最充裕的城市之一，倉庫裡堆滿了物品，以防蘇聯還不知道他們已經失敗了。
蘇聯人知道了。5月12日，封鎖已經解除，空執行動成為歷史。不可能的任務完成了。從1948年年初開始區域性「小封鎖」的那幾個星期算起，封鎖持續了15個月，在此期間，美國及其盟友的飛行班次多達277264次，運送了2343315噸食物、燃料、藥品和衣物，平均每個柏林人獲得了一噸的物資。這一壯舉成為佳話，美國飛行員創造的奇蹟彌補了幼稚的美國大兵在休假期間的粗魯行為。丘吉爾鄭重地說：「美國拯救了世界。」當然不能說全世界，但它確實拯救了中歐至關重要的一部分。空執行動也許不能代表美國的典型形象，但它確實是美國最好的一面，擔得起海軍工程營和空軍的自誇：「困難的任務，我們馬上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我們花點兒時間也能完成。」並且做得漂亮，做得仗義。
美國政府慷慨大方，飛行員也如此。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榮耀，一半歸功於「補給行動」，另一半歸於卡爾·s·霍爾沃森中尉發起的「小補給行動」。在出入坦佩爾霍夫機場途中，他將一袋袋綁在降落傘上的糖果投給在底下圍觀的柏林兒童。這種做法很快流傳開來，所有的飛行員開始效仿。1948年12月，他們開展了「聖誕老人行動」。成千上萬個掛著禮物的迷你降落傘日日夜夜從空中飄下，它們來自那些從頭頂呼嘯而過的隱身「朋友」，送給年齡太小而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作封鎖的柏林孩子。每件玩具、每個娃娃以及每塊糖果都是機組人員自掏腰包買的。
從這件事及其他事情中，歐洲人開始對美國的國民性格產生好奇。美國人擁有解決問題的信心和豐富的技術知識，他們務實，輕理論重實踐。稍不幸的是，他們市儈。麥克阿瑟將軍曾代表他的同胞發表講話，他充滿優越感地對一位來訪者說：「回去讀一讀柏拉圖對烏托邦的展望，再看看我們所取得的成就，真是讓人驚歎啊……在那麼落後的環境中，這些老傢伙居然擁有這麼高尚的理想，這麼熠熠生輝的智慧！」對於和麥克阿瑟看法相同的大部分美國人而言，直接探究和說幹就幹的精神比精巧複雜的蘇格拉底式論證更加重要。
即使美國人穿著便服，歐洲人也能在他們開口前辨認出來。部分原因是他們的餐桌禮儀、服裝剪裁、不拘禮節以及似乎每個人肩上都掛著的一部相機。同樣還有他們的言談舉止。「征服者？」埃裡克·塞瓦賴德談到美國士兵時說，「他們的腦子裡根本就沒有徵服這個概念。他們只是追擊德國人，不得不走過了地球上的這塊區域。」戰前住在慕尼黑時，塞瓦賴德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國人散步時總會引起德國人的注目。他得出結論：「世界上沒有人如美國人一般閒庭信步。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身體僵直，也不像法國人那樣敦實矮小、扭捏拘謹，他們左顧右盼，脖子自如轉動。」有些人把這叫作傲慢無禮，有的人則稱之為自信滿滿。當然，這難以確切描述，卻真實存在。另有人說：「英國人在地球上昂首闊步，一副主人的樣子；美國人則在地球上昂首闊步，根本不管誰是主人。」
過去，好萊塢讓歐洲人看到的美國人的形象，彷彿都被嘉年華里的哈哈鏡扭曲了。現在，他們關於美國人的印象則來自想家的美國士兵，以及日益增多的美國遊客。印象並沒有改善多少。外國遊客通常代表的是特權階級，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覽群書，通常會講多國語言。但由於美國生活水平極高，各階層的公民都可以遠渡重洋觀光，他們拖家帶口，妻子吵吵嚷嚷，孩子的叫聲更如魔音穿牆。從歐洲移民到美國，其後代回到祖輩的故鄉，給美國增添光彩，但也損壞了美國的名聲。
美國流行文化水平（略低於奧威爾所說的「上層中產階級的底層」），使得歐洲人擔心整個世界美國化。美國人從大西洋的另一邊蜂擁而至，遊客、技術人員、交換學者、外交官、記者、美國新聞處的圖書管理員、紅十字會的女職員、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行政官員、「第四點計劃」的農學家、臺口餐廳的女服務生和商業人士（僅在巴黎就有5000人）在海關處分別搶灘登陸，之後散入內陸地區，人數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富布賴特專案和史密斯–蒙特計劃每年會將4萬名學生送到美國學習。歐洲人開始互相議論這些人將給歐洲帶來什麼，而皮埃爾和格蕾琴這些普通的法德青年男女又會在大洋彼岸學到什麼。
1945年，一把閃亮的新式美國電椅取代了法國傳統派摯愛的斷頭臺，法國人大為光火。這種變化多少具有象徵意義。（美國人也同意這種說法，但他們有不同的理由。）聖誕節原是穿著五彩繽紛的本地舞者在公共場合大放異彩的時候，現在，歐洲人成了美國聖誕歌曲的「俘虜」，他們聽著人類有史以來傳唱範圍最廣的聲音——平·克勞斯貝低聲吟唱《白色聖誕》（截至戰勝日本當日，共賣出了170萬張）、《平安夜》（賣出了150萬張）和《不要困住我》（賣出了125萬張）。農民們世世代代都自豪於在歐洲社會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現在卻意識到，自己的同胞正靠「美國中西部」（號稱‘世界的糧倉’）餵養，那些被精選的葡萄釀製出的上等美酒養刁了胃口的人，居然改喝起一種廉價的棕色液體「可口可樂」——盡人皆知的「可樂」。20世紀40年代末，每天要售出5000萬瓶，將這些液體倒在一起足可以浮起一艘輕型巡洋艦。法國人發起了反擊。雖然法國還沒有從空執行動中恢復過來，但巴黎的國民議會還是以366票對202票通過了一條限令：「禁止在法國、阿爾及利亞和法屬殖民地進口、生產和銷售可口可樂。」
與英國漫長統治時期「約翰牛」的不受歡迎一樣，人們對所謂「美國化」的憎惡也迅速蔓延，這是在所難免的。在歐洲人看來，大西洋對岸的這個龐然大物，是依靠一種新的經濟帝國主義崛起的，這比老牌的帝國主義更讓他們感到有損尊嚴。有同感的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牛津大學的教授們在《泰晤士報》上讀到，英國市場營銷協會每年派出50名行政管理人員到哈佛商學院學習，並且由英國王室承擔費用，他們作何感想？當羅馬人得知，因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技術調整」，里拉又貶值了，他們又會作何感想？當在比利時經營獨立加油站的商人發現，埃索石油公司在歐洲賣出的石油比在美國賣出的多，會作何感想？當任何一個歐洲人得知，在美國商務部眼裡，洛桑只是聯合碳化合物公司的海外總部，蘇黎世是美國谷物產品提煉公司的海外大本營，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分別是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塞拉尼斯公司和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歐洲總部所在地，他們又會怎麼想？
然而，除了這些商業巨頭重拳出擊取得的可喜成果之外，似乎美國把它最優秀的人才和最費心的行動都白白浪費了。美國付出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外國援款，大使館卻經常成為敵對示威的目標，以至於不得不考慮安裝防彈玻璃，這似乎讓人難以接受。接受贈款時動作倒是迅速，但一個月甚至更短的時間內，那些人就公開表示對美元的鄙視。正是在杜魯門時代，一位在歐洲頗有威望但非沙文主義者的美國知識分子路易斯·克羅嫩伯格也惱怒地寫道：
美國人作為先驅者的傳統由來已久，先征服了北美洲大陸，又控制並駕馭了無線電波，他們完全有權感到驕傲自豪。美國人有權以自己的民族理想和獨特的處事手段為傲，開始時不懼艱險、披荊斬棘，最終十分安逸舒適。為什麼不可以感到驕傲呢？我們豪爽大方又熱情好客，我們生機勃勃又警惕小心。貧苦無助的人走投無路，卻能在美國前途無量。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感到驕傲呢？
一些人對歐洲的批評展開回擊。《時代週刊》在某一期中將法國稱為妓女，令人難忘。（在法國國民大會中又一次引起騷亂。）毫無疑問，如果總統在預算中砍掉所有外國援助，他的國內威望將有所提升，但他從未認真考慮過這種做法。甚至連參議員塔夫脫也明白，想要回到孤立主義已不可能，國內壓力再也不是美國總統關注的唯一因素。在熱核武器時代，整個地球相比戰前已縮小不少，理解別國的希望和抱負成為保證本國安全的因素之一。正是在這方面，哈里·杜魯門將他擔任總統早期幾星期制定的所有條條框框置之腦後。雖然缺乏高明的治國才能，他卻以自己的勇氣和美國人特有的機敏彌補不足。迪安·艾奇遜後來寫道：「杜魯門政府站穩腳跟後，它的政策明顯經過了集中討論和指導，在本國曆史上新穎別緻，顯示出一種理念和魄力的深度和廣度。」當時，艾奇遜引用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中的話說，美國在國際危機最嚴重的黑暗時期裡取得的勝利，使盟國安心，使敵國挫敗。美國總統成長為一位強大的對手，表現出「黑夜裡哈里的一點兒英雄形象」。
在柏林空執行動之前的整個春天，共和黨人數著日子，心中的喜悅與日俱增。距離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首次讓他們坐上冷板凳，已過去了16年。他們繼續輕視「那個傢伙」的一切，在某種意義上，依然有成千上萬共和黨人反對他。但他們相信，他的妖法已與之俱滅，他們不用再懼怕他那邪惡的笑容、瘋子似的笑聲、斜叼著香菸的樣子和閃閃發光的夾鼻眼鏡。
替代羅斯福的是一位謙遜的政客，看起來只會虛張聲勢。杜魯門與羅斯福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杜魯門中等身材，戴一副普通的眼鏡，語調平平，嗓門高，沒有他的貴族前任所具有的預科學校畢業那種文化人的口音特徵。他們認為，是羅斯福個人向其所有政綱中注入了生機活力，顯而易見，它們必然能在下個4年一次的公民投票中廢止，就像美國憲法第18修正案一樣。那一天將是11月2日，他們已經迫不及待了。
這將輕而易舉。頂著一頭秀麗金髮的康涅狄格州女眾議員克萊爾·布思·盧斯稱「杜魯門已經完蛋了」。民主黨人退避了，但沒人出面反駁。自從1946年11月共和黨人在中期選舉中以橫掃千軍之勢贏得了所有席位以來，每次民意測驗和每個政治專家的訪問都傳遞出一個資訊：如果杜魯門競選總統，他註定會失敗。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認為總統幹得不錯的美國人越來越少——急劇下降到36%。如果他參加競選，他競選不過杜威、史塔生、麥克阿瑟或范登堡中的任何一位。
約瑟夫和斯圖爾特·阿爾索普對其讀者說：「假如杜魯門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他將被迫展開近代歷史上最孤立無緣的競選活動。」甚至總統本人也憂心忡忡。1947年秋，他再次向在波茨坦的艾森豪威爾試探。杜魯門請陸軍部長肯尼斯·c·羅亞爾告訴艾森豪威爾將軍，如果艾克願意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他很樂意擔任他的競選夥伴。艾森豪威爾則請羅亞爾代他向總統表示衷心感謝，而同時又表示遺憾。也許他認為杜魯門當他的副總統會使自己競選失敗。
1947年11月中旬，總統特別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向總統提交了一份長達35頁的連任競選方案。其中，克利福德指出，杜魯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大多數人所意識到的。他善待農民，他降服了約翰·l·劉易斯，猶太人欣喜於他是一位熱心的支援猶太復國主義者，黑人欣喜於他下令任命了一批黑人軍官。他使三軍團結起來，否決危害勞工利益的法案，提議開展大規模住房建設工程，以及將老年人醫療保險作為基本的社會保障，這些都是國會山上的塔夫脫、威利、米利金、布里格斯、裘·馬丁和查理·哈勒克等共和黨保守派所拒絕討論的。克利福德認為針對第80屆國會反對派佔優勢的情況，總統應以一個弱者的形象參選。
杜魯門建議艾森豪威爾競選這件事，並沒有在其回憶錄中提及，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從未考慮過要退出競選。但實際上，似乎直到1948年3月1日，他都還在猶豫。當時他在基韋斯特的一個媒體釋出會上表示，自己「忙於外交事務及其他狀況，還沒有時間考慮任何總統競選活動」。在之後的一星期裡，產聯堅決反對亨利·華萊士出任第三黨候選人。顯而易見的是，這一點使杜魯門相信他有獲勝的機會。3月9日，他致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j·霍華德·麥格拉思：「嗯，霍華德，如果你也這樣想的話，我們就幹吧。」麥格拉思很困惑（他並沒有要求杜魯門再次參選，只是要求他做出決定），但走到外面的大廳，他鼓起勇氣對白宮記者團宣佈：「總統已授權我發表以下宣告，如果被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提名，他將接受並參與競選。」杜魯門終於開始競選了。
大多數民主黨領袖立即要求他退出競選。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布朗克斯區領袖愛德·弗林拒絕與總統在紐約同臺演講，一個體格魁梧的總統助手硬將他從車裡拖出來，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奧林·約翰遜當眾怠慢杜魯門。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提出總統應該辭職，好讓共和黨人馬上接任以恢復國民信心。斯特羅姆·瑟蒙德帶領的一個6人代表團，團員都是南方各州的州長，因杜魯門政府的種族融合舉措而心生嫌隙，準備退出民主黨轉而支援一位南方的候選人。如此一來，這次競選就有4個黨參加，其中兩個是從民主黨分裂出去的。麥格拉思不得不取消一次在曼哈頓舉行的民主黨贊助大會——只有三個人肯出席。他在洛杉磯的一次集會上提到杜魯門時被噓聲打斷。情緒激動的質問者由詹姆斯·羅斯福和其他羅斯福新政的支援者帶頭，他們的附和者眾多。在這些發誓要推翻杜魯門的人群裡，有詹姆斯的兄弟艾略特、里奧·漢德森、佛羅里達州的克勞德·佩珀、切斯特·鮑爾斯、沃爾特·魯瑟、威爾遜·懷亞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輕市長休伯特·漢弗萊。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領袖傑克·阿維宣稱他不再支援杜魯門，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則想出一個被《時代週刊》稱作「別出心裁的主意」。這個主意讓人驚歎，怎麼之前都沒有想到呢，他們可以選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為候選人呀！
1948年民主黨支援艾森豪威爾的運動完全是一場高雅喜劇。人們都沒有意識到艾森豪威爾兩次拒絕了總統的這一提議，也沒有意識到他是自視保守的共和黨人——甚至杜魯門也不知道。艾克可能出任民主黨領袖的光明前景使上段列出的反對杜魯門的人全部臣服，再加上澤西市的弗蘭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約翰·貝利、肯塔基州的黑皮·錢德勒、喬治亞州的理查德·拉塞爾、芝加哥市市長愛德華·j·凱利以及亞拉巴馬州參議員李斯特·希爾和約翰·斯帕克曼。
最後那滑稽又令人難以原諒的行為是，華盛頓州民主黨領袖休·米切爾居然給白宮發去一封電報，要求總統擔任動員艾森豪威爾出任民主黨候選人委員會的主席。
「或者艾克或者死」運動非常受歡迎，只要艾森豪威爾還會改變主意，哪怕希望再渺茫，杜魯門都不可能得到黨內提名。但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艾森豪威爾直截了當地表示拒絕，他宣佈「在任何情況、任何條件和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絕接受提名」。由此，該黨的廣大成員才終於放棄了這個想法。民主黨代表們情緒消沉，他們堅信會在11月遭受失敗，為了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減少損失，他們請求先在費城大會堂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共和黨將用過的裝飾物留在原地。顯貴的行為理應高尚，共和黨大方應允。民主黨人對此表示感激，簡直稱得上卑躬屈膝。他們已經在節省開支，好為1952年的競選搶佔先機。也許，那時艾森豪威爾會願意領導他們。
與此同時，杜魯門的團隊正忙於重塑克利福德所謂總統的「肖像」（「形象」一詞還沒有普及）。總統看不起那些拉攏群眾的手段，他將之稱作「耍花招」。但是一想到要攻擊共和黨佔優勢的國會，就激起了他的戰鬥本能。這個宏偉的戰略方案的第一招是，每星期一向國會提交一份受到民眾歡迎但塔夫脫及其同僚肯定會擱置的議案。在相當短的時間裡，杜魯門接二連三提出開建聖勞倫斯河航道、擴大民權、由聯邦政府興建住房、向中國sup/sup提供援助、延長戰時管制條例、修建高速公路和延長互惠貿易法案的期限，這一切都註定成為11月的爭論焦點。
若民意測驗的資料可信，杜魯門的前景在4月顯得最為灰暗。但正是那時，杜魯門的競選團隊突然靈光閃現，克利福德、喬治·m·埃爾西和查爾斯·s·墨菲三人都不記得究竟是誰想出的妙計，可見當時的混亂程度。他們皆知總統從未學會一板一眼地念講稿，他總是低著頭看稿子，語氣呆板，也不知道哪裡應該強調，往往錯過該停下來等待掌聲的時刻。然而，在即興演講中，他卻講得繪聲繪色，收效良好。因此，有人提出何不說服他在大型集會上即興發言呢。杜魯門喜歡這個想法，4月17日，他先面向美國報紙編輯協會念了一篇準備好的文稿，然後臨場發揮講了半小時的美蘇關係。這場演講使人震驚，也振奮人心。結束時，編輯們為他歡呼喝彩，互相交流意見，都認為他講得很好。之後，他又發表了4場即興演講，推向最高潮的是他於5月14日在五月花酒店當著1000名年輕的民主黨人進行的政治演講。演講最後，他說：「我想對你們說，在接下來的4年裡，白宮的主人將是一位民主黨人，而你們正看著這個人。」所有人起立鼓掌。第二天早上的《紐約時報》稱其為「新杜魯門式」的「戰鬥」宣言。終於找到了正確的競選方式，杜魯門對此表示滿意，他和團隊決定開展一場橫貫美國的競選宣傳。
但是他們遭遇了經濟困難，而且看起來難以解決。民主黨為此次競選籌措的專用資金幾乎用完了。在整個競選活動期間，民主黨人註定捉襟見肘，認為杜魯門能贏得大選的資本家寥寥無幾。4月，他們甚至就開始考慮削減開支，而在五月花酒店的晚宴後，競選團隊又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為什麼不讓杜魯門將他每年3萬美元的旅行津貼拿出來，乘火車周遊美國，宣傳他在國內外所取得的成就，並就他與國會的問題說幾句話呢？
居然淪落到要這樣做，說明情況確實對杜魯門相當不利。當然，尋求連任的歷屆總統通常不得不乘車到美國各地為紀念碑揭幕或為橋樑通車剪綵，以此自我宣傳。這種短途旅行通常被視為合法使用納稅人的錢，因為其目的在表面上看來往往是無黨派利益的。但這次公費旅行卻是另一回事。杜魯門從一開始就嚴正宣告，他打算將每一分鐘都用在與共和黨人佔優勢的國會口誅筆伐上。而正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卡羅爾·里斯所言，說這種做法是「非政治性的」就如同說「彭德格斯特集團sup/sup」是「非政治性的」。毫無疑問，若不是杜魯門的競選毫無希望，若不是這次巡迴演講從遠處看起來會徹底失敗，里斯是絕不會輕易放過這個話題的。
6月3日晚上11點5分，在國會因兩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而休會之前的兩星期，由16節車廂組成的總統專列悄悄開出華盛頓聯合車站，向西駛去。雖然杜魯門總是坐飛機在城市之間穿梭，但人們還是希望總統和總統候選人們能夠乘火車出行。火車的最後一節便是奢華的「斐迪南·麥哲倫」號裝甲車廂，是美國鐵路協會專為羅斯福製造的。該車廂的牆壁用胡桃木製成，車廂裡能夠與華盛頓時刻保持無線電聯絡，最醒目的特徵是後部有一個超大型平臺，頂部有條紋頂棚，並配有公共廣播系統。那時候這個平臺看上去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後來在總統的政治歷史中，它卻成了競選表演最出彩的舞臺。
然而，人們記住的通常是發生在這個舞臺上那些小小的不幸。有些民主黨人以為杜魯門同意了說服艾森豪威爾參選，所以帶著自制的標語牌出來歡迎他，上面寫著：艾克當總統，哈里當副總統。內布拉斯加州民主黨主席威廉·裡奇試圖登上「斐迪南·麥哲倫」號車廂，卻被趕下去了。他氣憤地對記者說：「我堅信他不會當選，他的所作所為沒有可取之處。他似乎更喜歡那些所謂的朋友，而不是為民主黨幹實事和捐款的人。」在另一個地方，杜魯門所謂的朋友是一位1918年退伍的軍人，有人要他安排一次演講會，但他卻以為這是第35師的聚會，因此將其他人擋在門外。結果，總統發表演講時，本來可以容納1萬人的禮堂裡只有稀稀拉拉約1000名聽眾。攝影師們按捺不住興奮之情，站在後排高處不停拍攝，照片全是總統對著大片空位演講的情景。這些照片暗示，真的沒有一個人對總統的演講內容感興趣，《時代週刊》則評價他的演講「越來越有娛樂價值」。
至少有兩次，他都是穿著睡衣和浴袍出現在火車平臺上的。他對著一批瞠目結舌的聽眾說：「我知道他們通知說我要在這裡發表演講，但很抱歉我本來已經上床睡覺了，不過我認為你們也許想見見我是什麼樣子的，即使在我沒穿好衣服的情況下。」在加利福尼亞州巴斯托市，一個女孩盯著他的藍色睡袍問他是否感冒了。他搖搖頭，而她堅稱：「你的聲音聽起來像是感冒了。」他眨眨眼睛，回答：「那是因為我乘火車四處演講，嘴裡進了風。」事實確實如此。在俄勒岡州尤金市，他像往常一樣先向聽眾介紹他的妻子貝絲（「這是我的老闆」）和女兒瑪格麗特（「她是我老闆的老闆」），接著信口開河談起波茨坦問題。他忘了有記者在場，說道：「我喜歡老約（約瑟夫·斯大林），他是個好人。但他受政治局操控，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於是，美國東部的盧斯夫人對他進行了猛烈抨擊。她欣喜於民主黨終於含蓄承認喜歡老約，惡毒地說：「好老約啊！他們當然喜歡他呀！他們不是把整個東歐、中國東北、千島群島、中國華北都給了他嗎？不是讓他在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建立了聯合政府嗎?」
在華盛頓，哈勒克對記者們說，杜魯門將作為美國最糟的總統名垂青史。而俄亥俄州眾議員克利夫·克萊文傑則說，他是頭「密蘇里州的蠢驢」。這時，塔夫脫說漏了嘴。本來倒不是什麼大事。在對費城聯盟俱樂部講話時，他對杜魯門「在美國各個鐵路小站發表演說辱罵國會」的行為表示遺憾。他發明了「鐵路小站」這個新詞，而在共和黨人看來，這個詞頗為不妙。民主黨總部發電報給杜魯門的火車所經過的所有鄉鎮和城市的最高領導，向他們說明情況。他們對這種詆譭非常憤慨，杜魯門便愉快地把他們的回覆發給媒體。在洛杉磯，看到等待自己到來的長龍後，總統咧嘴笑道：「這是規模最大的鐵路小站吧!」
6月18日，杜魯門返回華盛頓。他離開了兩星期，行程9504英里，在16個州發表了73次演講。多數情況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建議，讓自己「拼命地引發爭議」。旅行快結束時，他感到群眾和自己的情緒無形中已經相互交融。他在伊利諾伊州就說過，11月新一屆國會選出來後，「也許這個新國會將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富人的利益」。抬頭看著他的人們含糊不清地表示同意。在華盛頓州布雷默頓市，一個伐木工突然大聲喊道：「加油幹呀，哈里!」他馬上喊回去：「我會的，我會的！」在斯波坎市，有人問：「向塔夫脫扔點兒雞蛋怎麼樣?」杜魯門回答說：「我不會向塔夫脫扔新鮮雞蛋的!」他大聲疾呼：「你們已經選出了史上最糟糕的國會。如果選舉時再讓共和黨在國會里佔優勢，那你們就是最大的笨蛋，比我想象的還要笨!」聽眾大聲喊叫起來，表示同意：「加油幹呀!」「哈里，給他們點兒顏色瞧瞧!」他趕忙狂放地回答：「我現在就是這麼幹的，就是這麼幹的!」
毋庸置疑，塔夫脫說得很對，這種做法有失身份，非常卑鄙。這種先例給未來的競選運動帶來了相當惡劣的影響，而且對范登堡等共和黨人也不公平。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會有巴爾幹半島上的杜魯門主義，也不會有馬歇爾計劃和柏林空執行動。但他單槍匹馬克服一切不利條件的精彩表演確實震撼人心。白宮的記者們就這樣認為，他們不時對身處首都的妻子說，總統的表現太搶眼了，他們甚至忘記了他當選的機會微乎其微。
費城的政府高階官員花費了65萬美元整治市容，依次讓共和黨、民主黨和進步黨在那裡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而被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新聞報》一名編輯命名的「迪克西黨」（美國南部民主黨），將在昔日的邦聯聖地上召開大會。他們對這座東部城市相當滿意，因為那裡的大西洋海濱是同軸電纜實況轉播能夠覆蓋到的最遠的地方。演講者都明白這一點，雖然愛德華·r·默羅和其他知名評論員都還堅持用無線電廣播，但在美國東部，已有大批觀眾可以通過約40萬臺小型電視機收看在費城大會堂裡的演講了。在當時，這已算是了不起了。
1948年，新聞記者們只需花12美元就能租到帶浴室的房間，卻還埋怨通貨膨脹。那時，他們認為旅館裡的雜務可以低價僱用黑人來做。杜魯門那時已試圖改善有色人種的困境，但是共和黨的綱領委員會在仔細研究了民權內容之後，心安理得地拒絕考慮這個問題。該問題當時還沒有引起知識分子的注意，他們仍對威廉·福克納1948年出版的小說《墳墓的闖入者》sup/sup中的懇求半信半疑。南方各州的議員們繼續禁止旨在廢除人頭稅的法案，而南方黑人們也還像祖輩一樣，生活在對絞刑架的恐懼中。1947年有人曾動用過一次私刑，而各黨召開代表大會的這年，私刑又出現了兩次。
當時共和黨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馬斯·e·杜威、哈羅德·史塔生（「划著雙槳，乘風破浪，哈羅德·史塔生是最棒的」)、道葛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脫（「要幹活，叫鮑勃sup/sup」和「領航掌舵，有塔夫脫」）、厄爾·沃倫和小約瑟夫·w·馬丁。威斯康星州的喬·麥卡錫以及理查德·尼克松也出席了大會，但他們當時都還是小角色。史塔生參加威斯康星州的初選會時，麥卡錫只是支援史塔生的代表，而尼克松也支援史塔生，但他地位低微，根本不夠資格入選加利福尼亞州代表團，只能旁聽。但是，他們後來大做文章的那個問題已在這裡提了出來。斯坦森鼓吹採取措施放逐共產黨人，參加俄勒岡州初選會的選民認為這荒唐至極。但大會主要發言人卻宣稱：「我們要把聯邦政府僱員中的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左」傾）清查出來並驅逐出去。」
1月15日，杜威宣佈參加競選，或更準確地說，他讓年輕的吉姆·哈格蒂代為宣佈的這個決定。之後，他雖然摔了不少跟頭，但依然領先於其他共和黨候選人。他總是把粗鄙瑣事留給他人處理，解釋是自己要集中精力解決重大問題。而事實上，他將大量時間花費在衣著修飾上。他那整整齊齊的短鬍鬚和一板一眼的舉止，使人們想起啟斯東電影公司電影裡的笨警察或是結婚蛋糕上的小人。在初選會期間，攝影師們曾說服他戴上一頂容積足有10加侖的高大帽子，以及20世紀20年代羅馬尼亞的瑪麗王后訪問美國時戴過的印第安人頭飾。照片顯得荒謬可笑，他為此後悔不已。對於他那不溫不火的態度，有人惡毒而不公正地說：「你瞭解透了湯姆·杜威，就會討厭他。」
那年春天，史塔生成為杜威的勁敵，可說是又偶然又不幸。杜威身高5英尺8英寸，史塔生則高達6英尺3英寸，他們在初選會的休息時間站在一起拍照時，看起來就像一個男人帶著他的兒子。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時，杜威終於穿上了一雙增高鞋。然而，以前那種形象已經無可挽回。尤其讓杜威惱怒的是，他根本沒有預料到史塔生會在初選會上大獲成功。在威斯康星州，人們原以為麥克阿瑟會獲勝，因為這位將軍的擁護者資金充裕，而且該州充斥著他的速寫傳記：《麥克阿瑟：註定是英雄》、《麥克阿瑟：自由的鬥士》和《偉大的麥克阿瑟》。3月29日《紐約時報》頭版預測：「麥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勝利在望。」第二天，支援這位將軍的代表在大會中僅贏得8票。參議員麥格拉思對記者們說：「這件事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要保證民主黨在11月的選舉中獲勝，只需評論員們一致預言失敗。」記者們都客氣地笑起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們也會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
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杜威在俄勒岡州後來居上，贏得勝利，但他卻未獲得共和黨普遍認可。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全國範圍的共和黨人還是更喜歡明尼蘇達州的那個巨人，史塔生和杜威的支援率分別是37%和24%。這些民意測驗資料值得杜威的更多關注。前一年夏天，每兩個共和黨人中就有一個想選這位短小精悍的紐約人。支援率下滑得如此厲害，他本來應該有所警惕，特別是羅斯福領導之下的民主黨已經成為美國的多數黨。被提名為候選人以後，杜威本應重拳出擊。然而接受提名時，他的講演讓代表們昏昏欲睡：「我們所追求的團結，不只體現在物質方面具體的事情和措施上，最主要的是體現在精神方面。我們的問題並非來自外界，而在於我們自身。」
杜威和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厄爾·沃倫一起讓攝影師們拍照之後，就回家休息去了。直到9月19日，離選舉只剩下6個星期時，他才離開奧爾巴尼。因此，正如《紐約時報》所言，杜威的競選活動是「近年來在野大黨的總統候選人中用時最少的」。他似乎把競選活動看作只是走走過場，而其他共和黨領導人居然也認可了這種想法。幾個有影響力的共和黨人認定他們自己將成為新政府的一員，所以在費城開完全國代表大會回家時特意取道華盛頓，搶在其他同僚之前買下了物美價廉的房屋。
7月12日，費城熱浪滾滾，民主黨的高層代表們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進會議室，揮汗如雨。美聯社在報道中說：「民主黨人表現得活像是來參加葬禮的。」三個星期前鮮豔奪目的各色旗幟，如今已陳跡斑斑、灰暗慘淡。一面高懸的橫幅上寫著杜魯門使美國散發出人性的光輝，但是幾乎沒人抬頭看。大會向人們發放了為幫助杜魯門獲得勝利的成套裝備，包括一個筆記本、一支鋼筆和一個哨子。有人嘲諷道：「是為了帶領民主黨走入墓穴的吧!」貝爾維尤－斯特拉福德大廳的門廊頂棚上裝有一隻巨型機器驢（民主黨標誌），向每個路過它的人眨巴著通了電的藍色眼睛，這是整個會場唯一看起來歡快點兒的東西。代表們全都是一副飽受打擊的肅穆樣子，只有反對杜魯門的各州代表團還保持著一點兒活力。他們剛從支援艾森豪威爾運動的慘敗中恢復過來，現在正瘋狂地滿世界尋找救命稻草，以避免第三次失望。選舉前夕，19個州的主席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他們接觸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道葛拉斯，但他推辭不幹，他們只好作罷。接著杜魯門也致電道葛拉斯，請他擔任副總統候選人，他還是不願意。從那時的情況來看，總統好像連副總統候選人也找不到。最後，阿爾本·巴克利，這個忠誠可靠的老夥計，說他樂意與杜魯門一起參加競選。
杜魯門真是顏面盡失。他知道大多數代表都不想選他，如果他退出競選，他們一定會起立歡呼，然後迅速選出另一個人。亨利·華萊士看來肯定會獲得幾百萬張選票，足以使杜魯門失去整個紐約州。南方諸州曾是民主黨的堅定支援者，現在他們也要分裂。明尼阿波利斯市年輕的市長漢弗萊（37歲）、伊利諾伊州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和州長候選人保羅·道葛拉斯和艾德萊·史蒂文森帶頭提出了強硬的民權政綱，激起論戰。在這一點上，杜魯門本來不想充英雄，但此時民主黨的南北兩派正要拼個你死我活，迪克西黨在關乎成敗的唱名投票中以651.5∶582.5落敗。亞拉巴馬州的漢迪·埃利斯高喊「拜拜」後，帶頭離開會場。
7月14日星期三晚上，南方聯邦離開，幾乎同時，總統抵達會場，好險沒有相遇。那晚，執行主席在會議中要求大家注意秩序時，杜魯門的專列剛剛駛離聯合車站。在「斐迪南·麥哲倫」號車廂內，他坐在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山姆·羅森曼之間，把講話稿的要點通讀了一遍。他以為一到會場就要直接上臺講話，但並不是那樣，也不可能是那樣，因為大會正在進行提名演講，他還得在悶熱的後臺等上4個小時。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悲慘的時刻。有人將他領到講臺下一間陰冷的小房間裡，那個房間有個窄小的陽臺，下面是一條垃圾遍地的小巷。房間靠近鐵路，火車呼嘯而過時，他可以聽到轟鳴聲，也可以感受到直背座椅的震動。他一會兒和巴克利說說話，一會兒又和霍默·卡明斯聊聊天，斜著眼睛瞧瞧外面的汙跡和垃圾，抹抹前額上的汗，修改一下演講提綱，張望一會兒，又獨自沉思一會兒，等啊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