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戰時，美國便會出現百川歸一的歷史局面。美國各階層均將困難時期看作需全國共同面對的災難，因為沒人能擺脫戰爭的影響，所以民眾需攜手共渡難關，儘管或許只是間接參與其中。戰後，各種潮流再次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據人們回憶，在某個星期，國務院簽署了一份互惠貿易協定，華爾街進行了一次兼併，美國大道（賓夕法尼亞大道）上舉行了一回火災受損物品大甩賣，派恩布拉夫市主辦了一場選美大賽，一位年輕的主婦鋪上了一塊東方地毯，而世界大賽（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總冠軍賽）則吸引了5000萬球迷觀看。
對總統觀察家們來說，從戰勝日本到朝鮮戰爭爆發的這4年10個月零10天實在危機重重。華盛頓沒有消停的時候，又都有哈里·杜魯門的身影。一次，哈里悄悄溜到墨西哥訪問，墨西哥總統帶他參觀了一座正在噴發的火山，他卻說：「這與美國的景色相比，完全不值一提。」當然，除此之外，還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哈里看待問題的角度當然與眾不同。他是美國總統，身居高位的人總是專注於國家前途。
在這兩次戰爭之間，無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和平貫穿始終。槍炮不響，轟炸機不飛，戰艦不出海，海軍陸戰隊閒下來只好做做俯臥撐。對出生於「大蕭條」時期、生長在烽火年代的人來說，這段戰爭空白期是一個喘息的機會。在這安寧的日子裡，那沉醉於搖擺樂的一代（有望在20世紀60~70年代一躍成為美國領袖人物的大學畢業生們）重新回到昔日女友的懷抱，而這些女孩也已經成長為少婦。1961年豬灣危機時的一天清晨，埃爾斯佩思·羅斯托對她的丈夫說：「現在是你們這些‘二戰’時的青年軍官擔負起責任的時候了。」
在後來的約翰遜時代，華盛頓盛傳著一句打趣的話，稱該首都「住滿了有權有勢的男人和他們年少無知時娶下的妻子」。這話暗示戰後婚姻無非是這些執掌權勢的男人在遠大征途中一時誤入歧途，這話說得刻薄而又不確切。對於年輕的退伍軍人和他們的新娘，20世紀40年代後期是一段美妙時光，他們恣意歡笑、海誓山盟，誓言猶如心靈聖壇上小小金色容器中嫋嫋升起的香氣，縈繞不去。年輕，又不曾殘廢，已經是萬幸了。結婚，就是為對方奉獻自己的一切，就是互贈禮物使彼此更加高興快樂。婚姻像一隻纖巧的萬花筒，年輕人的激情把數以百萬零星散亂的聲、色、香、味融合著叮砰巷流行音樂的片段拼接起來，像坐在行駛於第五大道的雙層巴士上，越過陌生人翻起的衣領一瞥而過的廣告；像塑膠袋中白色的人造黃油，需擠壓黃色的染料丸上色；像粉末狀的水性乳膠漆，要自己調配才能使用。婚姻也是一起躺在床上抽著一根又一根香菸的無窮樂趣，但下個年代卻將其變得索然無味。
婚姻，是與其他年輕夫婦玩猜謎遊戲，是亞歷克·基尼斯在電影《仁心與冠冕》中泛舟水上的場景，是戰後第一批福特或雪佛蘭汽車上市之前6個月的等待，是購買首批易洗免燙襯衣，是對她仍然縫在貼身連衣裙裡的應急款的取笑，是你把她從醫生的辦公室接到餐廳用午餐聽她說她真的懷孕了時的共同喜悅，是她第一次懷孕時輕撫她胸部的驚歎以及之後無數個第一次的新奇。婚姻，是週末躺在床上為她閱讀《推銷員之死》而哽咽，為《1984》流冷汗；是看電視裡瑪麗·馬汀的洗髮水廣告，談論討厭的奇格艦長，聽伊迪絲·琵雅芙和保羅·羅伯遜的歌曲，那臺老舊的米羅華唱片機剛好擋住水性乳膠漆已剝落的牆面。婚姻，是1948年寶麗來黑白相機剛面世時，在一個個星期日下午給對方拍攝的相片；是同年夏天擺弄哥倫比亞公司首次生產的10英寸或12英寸、每分鐘33.3轉的黑膠密紋唱片，以及來年1月rca維克多公司生產的新型45轉密紋唱片，接著，又突然特別懷念並重新拾起以前的78轉唱片。後來，婚姻是在「鄉村」酒吧消磨幾個小時後又在「尼克」和「艾迪·康頓」酒吧流連不歸，是在一個人影都沒有的第52街上行走。正是在這裡，佩特瑞羅終於使搖擺樂退出了流行的舞臺，讓位給查理·帕克和迪茲·吉萊斯皮共同創造的「激進」的波普爵士。在昏暗的吉米·瑞安酒吧外，你低下了頭。這時，社會逐漸追求個性，講究品位。素不相識的男人們，穿著筒上繡著邊花的襪子；把錢叫作「鈔票」；朝路過的女孩大喊「棒極了」；星期一打保齡球；在凌晨3點互發歌唱電報；在新婚夫婦的彈簧床墊上繫上小鈴鐺，然後在屋外偷聽；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腔調說：「我討厭戰爭，埃莉諾也討厭戰爭」；星期日穿上羅伯特·霍爾牌西裝將狐尾草綁在收音機的天線上，在後視鏡上掛一雙嬰兒鞋；星期六早上是雷打不動的洗車時間；見面時打招呼說「好久不見」（longtimenosee）這樣的中式英語；已婚婦女去市場買東西時，頭上還戴著捲髮夾，嘴裡總是嚼著口香糖；帶著全家去電影院觀看《四個女人與吉普》、《硫磺島浴血戰》之類的影片，而堅決不看《凡爾杜先生》，因為《大觀》雜誌揭露該片主角查理·卓別林是共產黨人。
昔日的小孩如今已成長為十幾歲的青少年［現在普遍使用的「青少年」（teenager）一詞最初出現在1945年1月7日那期《紐約時報》中］，日益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一些恪守傳統的家庭仍然將他們約束在家裡。瑪格麗特·杜魯門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憶錄《紀念品》中寫到，人們依然管她叫「‘那個杜魯門家的小女孩’——我和當時普通的青少年一樣，對這樣的稱謂極其反感」。然而，在白宮之外，「青年的力量」正在重塑社交行為，他們往往吵鬧過頭或者品位低俗，惹得老一輩美國人總是牢騷不斷。而年齡更小的孩子則用裝橘子的板條箱和旱冰鞋的輪子製成滑板，終日溜著玩，樂此不疲。
20世紀30年代，流行音樂的數量增長了10倍，全美自動點唱機達到50萬臺，每年賺取2.5億美元，但都是鎳幣。那些歌曲的曲調不值得回味，歌詞也容易被忘記，但是點唱機卻深受人們喜愛。年輕人相當鍾愛它，哈得孫谷中有一所名為斯卡伯勒的高中，該校畢業班的學生在1947年將一臺點唱機作為禮物獻給學校，家長和老師笑容滿面地在旁邊看著。
正是在杜魯門時代，美國順應歷史潮流加入了國際社會。1941年天氣陰冷的聖誕節期間，丘吉爾來白宮做客，羅斯福靈機一動，想出了「聯合國」這個概念。《時代週刊》在1942年1月10日的那期中報道：「聯合國這個新詞」已經悄悄地出現在世界詞彙庫中。此前一年，《財富》雜誌調查發現，希望美國加入一個國際組織的選民還不到13%。而到了1944年3月，這個數字猛增到68%。同年，各地大學生贊成美國派出代表團常駐聯合國，贊成比例為50∶1。薩姆納·威爾斯也同意這個想法，並寫了本頗具說服力的書《決定的時刻》，呼籲建立一個世界政府。1944年8月，每月一讀俱樂部推薦它為該月名著，並賣出近50萬本。阿肯色州眾議員富布賴特提出建議，主張「建立一個適當的國際機構，使其有足夠的能力為世界各國建立並維護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並且……美國應參與其中」。這個提議在眾議院以360∶20的票數通過，在參議院中也同樣獲得兩黨的一致支援。
為了爭取聯合國總部落戶的殊榮，費城、大西洋城、芝加哥、舊金山和南達科他州的布拉克山市與紐約市展開激烈的競爭，它們都願意提供免稅地段。而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尼治卻投票反對接收新的世界組織，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當地人反對威爾基和他的那本《天下一家》，藉此發洩不滿。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在他那位於沃德曼公園sup/sup的公寓中深思了數月，最終做出了對他而言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堅信國際社會相互依存才具有可行性。他曾蹲在倫敦的地下防空洞裡躲避空襲，當德國的導彈傾瀉而下，大地劇烈搖晃時，他問陪同人員：「人類發明了這樣的武器，誰還能夠置身事外或袖手旁觀呢？」范登堡說服了黨內孤立派。當時，他對沉默下來的參議員說：「我一向公開表示美國要自立自強。我仍然認為，不管有無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都絕不能再容忍我們的國防力量退步到只是擺設。但我相信，今後任何國家都無法光靠自己就能保平安……我希望美國能最大限度地與世界各國合作……我希望國際公法能夠獲得前所未有的尊嚴和權威。我認為這是滿足我們切身利益的必經之路。」
兩黨參議員全部起立為范登堡鼓掌。媒體也大唱讚歌，稱他的講話是一場「毋庸置疑偉大」的演講，是「參議院80年來最重要的演講」，是「用武力對付一切侵略的勇敢誓言」，是「保證不再出現慕尼黑協定的承諾」，是「使全世界振聾發聵的一聲槍響」。在一片興高采烈的氣氛中，華盛頓對發生在世界另一端的真實槍聲卻充耳不聞。原來胡志明壓制著滿腔怒火從巴黎回國，隨即宣佈越南獨立，並自立為總統，開始上山打游擊。而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卻沒有向其駐紮於當地的外交官發出特別指示。叛亂者畢竟只是當地人，算不了什麼，必要時只需派出幾個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就可以將他們擊潰，根本無須美國出手。越南是法國殖民地，法國外籍軍團就駐紮在當地，隨時可以出動鎮壓叛亂。
這裡有個難懂的語義問題，但要想理解戰後的國際政治，必須對其有一定的瞭解。當時，「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聯合國」都還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直到1947年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講，發起以其名字命名的計劃時，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演講中的「世界」僅限於北美、西歐以及它們的盟國和屬國。那時還沒有「第三世界」或類似的概念。驚人的是，1942年以聯合國名義發表的新年宣言也只有26個國家署名：美國、英國、蘇聯、中國、5個英國殖民地、8個當時還受納粹德國奴役的歐洲國家和9個南美洲共和國。簡言之，聯合國就是一個誓言要打敗希特勒的國家聯盟。1945年，非洲只有4個獨立國家：英國勢力仍佔統治地位的埃及、美國的奇特傀儡利比亞、剛從義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的衣索比亞，以及從過去到現在都處於白人寡頭政治統治下的南非。到「二戰」勝利，聯合國的成員國增加到51個，新加入的有獲得解放的歐洲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和分散在各地的小國。但聯合國依然像一個紳士俱樂部，你可以拍拍手叫聲「服務員」，或說句「我是年滿21歲、享有自由的白人」來表明自己具有獨立行事的資格，而不會得罪其他成員，包括黑色皮膚的成員。換句話說，在這個社群裡，鄰居尚未因黑人增多而搬走。
曼哈頓島五光十色，下東區第70街往下的幾條街區是富人聚集區，也是潮流前沿之一。戰後在這裡舉辦的宴會，開場方式往往千篇一律。叫一杯時髦的「海風」，即杜松子酒和橙汁或檸檬汁的混合酒水，並宣告：第一，你從不看電視；第二，你認為克里斯汀·迪奧已經失去了理智。在第一點上，你可能說的是實話，也可能不是，但在第二點上，你簡直大錯特錯。克里斯汀·迪奧至少和你一樣正常。戰爭結束時他還是一個默默無聞、步入中年的巴黎服裝設計師，但他敏銳地猜到，美國女性仍然盲目追趕巴黎的時尚潮流，且迫不及待地準備好要慶祝她們非常厭惡的l–85號政府條例的廢除。華盛頓的這一條例對女性服裝限制苛刻：衣服折邊不得超過2英寸，襯衫只能有一個口袋，大衣不能翻袖，腰頻寬度不得超過2英寸，不能佩戴額外的兜帽或披肩，裙寬不超過72英寸。巴黎淪陷後的5年內，無數美國女孩已習慣了沒有口袋和褶皺的襯衫、簡樸的套裝以及短裙，最後一種打扮倒是使得男人們大飽眼福。然而，迪奧並不願意屈服於現狀。1945年年底，這個出色的女裝設計師設計出離地不足12英寸的寬裙，沒有墊肩卻有加厚的胸罩襯墊（一般稱為「假乳房」），還有使男人心跳加速的鞋和帽子。迪奧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一旦女性接受了他的設計風格，她們就不得不花一筆錢給自己的衣櫥「大換血」。這次重拳出擊一舉贏得年營業額高達30億美元的服裝行業和女性雜誌的追捧。女性雜誌harpersbazoar、vogue和glamour簡直欣喜若狂。一位作家大聲喊出：「你的胸部、肩膀和臀部都圓圓的，你的腰部纖細，寬大的裙襬意味著你有一雙嬌嫩的美腿。這才是你呢!」他們在印刷精美的雜誌上大吹大擂，反對過去那些無趣、難看、單調的式樣，而宣揚迪奧這種裙襬寬大、用料奢華、豐富多彩（即價格昂貴）的「新式樣」。
「新式樣」成為1946年時尚界的戰鬥口號。對美國的丈夫們來說，除了因迪奧的裙子遮住女性的雙腿而感到失望之外，他們還得為妻子購買的新衣服付賬。一件塔夫綢便宴服的價格往往差異很大，從阿肯色州生產的17.95美元一件到巴黎原產的450美元一件不等。對他們的妻子來說，情況更加複雜。大多數人也覺得價格太貴。許多人還覺得，深v字領、窄腰身、斜肩、中長裙以及輕薄的蟬翼紗上衣連著下面的陀螺裙實在說不上好看。不僅如此，那些推銷活動簡直是在侮辱她們的智商。時尚雜誌中的短文都文理不通，vogue「傻笑」著說：「在本期中，穩重的人的優點被丟棄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它甚至不成句子。如果女性購買這些荒唐的服裝，就無異於承認她們確實是容易上當受騙的人，是兩性中更為軟弱的一方，是優柔寡斷的小笨蛋。在內，不能將家產交給她們；在外，讓她們出門很危險。
但對女性來說，難點在於缺少選擇，因為社會還是充滿了針對她們的各種禁忌，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成自制。她們的媽媽教導她們在任何方面都要做到謙遜溫和，但是在強烈不滿的驅使下，她們做了時代侷限下可以做的一切事情。676名肯塔基州職業婦女簽署了一份反對「新式樣」的宣言，重點抗議裙子的長度問題，因為女性早就習慣了裸露出腿部的大部分肌膚，而即使勝家牌縫紉機也無法將短裙放長。「剛過膝」俱樂部在數個城市迅速興起。達拉斯市1300名「剛過膝」俱樂部會員身穿裙邊剛剛蓋住膝蓋的裙子在商業區遊行，她們高舉標語牌，強烈要求不盲從法國的時尚潮流。迪奧在巴黎大聲叫屈：「天啊，我做了什麼錯事呀？」好像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機出現在1946~1947年。數百萬碼印花雪紡綢和蕾絲花邊堆積在曼哈頓服裝廠的倉庫裡，等待小石城、丹佛市和西雅圖市的人們做出決定，迫在眉睫。顧客們也飽受壓力。每次一個女孩在人行道上從另一個女孩身旁走過時，兩人都要就服裝式樣問題經歷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有人則想要暫時避開這個問題，選擇躲入所謂的第三世界戰後時尚，即採用不屬於「新式樣」的新式樣。例如，貧困的英國還在實行物資配給制，鞋跟高度不能超過2英寸，聰明的女裝設計師波多貝羅就製作出了一種鑲有楔形後跟的平底鞋，物美價廉，鞋面結實。1946年，美國的女裝設計師則重新推出了露臍裝，並創造出無肩帶、有鋼託的胸罩。1947年4月6日的復活節臨近，雙方的鬥爭依然僵持不下。然而，女人們彷彿一下子就放棄了抵抗。她們或許軟弱、愚蠢，但凡是能用現金付賬或可以賒賬的中產階級女性都不願意在節日那天穿得像個老古董。當她們走過教堂通道時，清楚地向美國其他人——她們牢騷不斷的丈夫們表明，「上流社會」這個詞來源於法國絕不是偶然。
這場鬥爭過去後，女人們不但舉白旗投降了，還裝作一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她們開始熱衷於穿衣打扮，服裝式樣層出不窮，帆布鞋、木屐、亞麻靴、細高跟「裸腳背涼鞋」，還有以面紗、羽毛、乃至鳥籠裝飾的土耳其氈帽。鞋匠的奇思妙想還情有可原，因為女性穿上長裙後露出的腿部長度有限，那些雙腿修長的女人就想穿著稀奇古怪的鞋子、五顏六色的尼龍襪和各種各樣的鞋帶吸引別人的注意力。但不管從什麼角度看，那些帽子都毫無道理可言。那些不實用的搭配——手套和奇形怪狀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倘若這些奇裝異服有什麼社會意義，那就是證明了女性直覺，她們有權利犯錯，有權利做沒有價值的事情，有權利變化無常。
在曼哈頓的宴會上，客人們一邊品嚐著「海風」或馬提尼酒，一邊談及以下話題：賴利·馬克菲爾用300萬美元買下揚基棒球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裡·巴特勒退休了、羅馬教皇新任命了4個美國籍紅衣主教。還有一個令人掃興的訊息：丹佛大學全國輿論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36%的美國人預計美國將在25年內再次打仗，23%的人則認為將在50年內，只有20%的美國人認為「二戰」是最後一次世界戰爭。這次民意測驗是在1945年年末進行的，美國人民還沒有意識到美國和斯大林的關係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那個年代，下東區第70街往下的富人區的宴會不允許採取自助餐的形式，男女不能穿著隨便。男士打黑領帶，女士身著晚禮服，在鋪著亞麻桌布的餐桌旁找到自己的座位。主賓坐在男主人的右手邊，男女交錯而坐，旁邊的人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規矩，你要同左右兩旁的客人交談，不能冷落任何一方，直到喝完最後一杯酒，蠟燭將要燃盡，男女才起座分開。男士都聚集到男主人身旁，喝著白蘭地酒，抽著哈瓦那雪茄煙；女士則上樓去做她們在這樣的場合要做的事。似乎她們總要騰出點兒時間來聊聊她們這個群體感興趣的特別話題，比如，耶魯大學的兒科專家阿諾德·格塞爾那本《兒童生活的最初5年：學前兒童生活指南》當時還很暢銷，通常會激起大家在化妝室裡的談性。（《聖袍》和《通往內心安寧之路》其實更暢銷，但在這些女客面前談及這兩本書無疑是在社交中自絕死路。）那時女人們都愛把手袋、帽子和衣服配套，把黑色「美人斑」綢片貼在臉上，把大幅本人肖像印在新的衣料上做成裙子。她們清楚地感覺到科技革命的影響，和農場裡的女人一樣，她們對此充滿感激。無論是在曼哈頓，還是在艾奧瓦州，合成纖維面料正在改變她們的生活。僕人幾乎已經絕跡，僱用僕人的很多理由也不復存在了。「二戰」勝利還不到一年，電器商店裡已經出現了電動乾衣機；20世紀40年代後期，婦女們每年要購買22.5萬部自動洗碗機和75萬臺垃圾處理機。1947年出現了冰凍橘子汁。當然，一些新發明是荒唐可笑的。芝加哥一位年輕工業設計師讓·奧蒂斯·萊內克取得了一項關於電吉他的專利，這種吉他的音調可以調高到超出人耳鼓膜的承受範圍。人們會說，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眾所周知，我們接納各種各樣的人，但有的人確實應該被拒之門外。
廣告業即將進入黃金時代。一個海軍退伍軍人根據真人真事寫的暢銷小說（魏斐德1946年出版的《廣告員》）使得麥迪遜大道家喻戶曉。然而，那些發行量極大的雜誌雖然帶來了廣告行業的繁榮，卻在之後的激烈競爭中慘遭敗北。戰爭期間，出版商與威洛倫機械製造廠的工頭一樣，忙個不停。從珍珠港事件爆發到戰勝日本的這段時間裡，平均每份雜誌的訂閱者都增加了25萬人。戰前，這些雜誌在國外的發行量頂多只有幾千冊，但現在，美國已被公認為西方的領導者，其雜誌在歐洲的讀者激增了好幾十萬。僅在兩年之內，廣告收入就增加了1億美元。但即使在全盛時期，該行業也出現了一些不祥之兆。約翰·費希爾刊載在《哈潑斯》雜誌上的報告指出，根據廣告商的調查，具有文化修養的美國人越來越青睞那些面對特定讀者的期刊，如《遊艇》、《假日》、《紐約客》等。而一般讀者都無法靜下心來，他們已不滿足於消遣散心，而希望看到一些引人入勝、使人著迷而神魂顛倒的東西。他們一旦發現了電視這個好東西，那些曾在報攤上暢銷一時的雜誌的好日子便屈指可數了。
杜魯門執政的頭幾年，電視曾引發人們的熱烈談論，但除了話題性，它並沒有產生其他效果，自然也不是賺錢的生意。早期的杜蒙牌電視機太小，價格昂貴，數量不多，而且可看的節目很少。但從1945年6月19日路易斯對康恩的拳擊比賽和1947年的世界職業棒球大賽總冠軍賽兩次體育賽事的實況轉播情況來看，電視已顯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比起花費50美元坐在拳擊臺前或揚基體育場中的觀眾，在家看電視的人看得更全面、更清楚。然而，直到1948年1月1日，美國仍只有17.2萬臺電視機和不到20個電視臺，數量如此之少，不足以說服廣告商投入大筆資金。所以無線電廣播行業仍得意揚揚。好萊塢的情況卻並非如此。電影大亨們只得向麥迪遜大道的大型廣告公司搖尾乞憐，而這些公司辦事利落的客戶主管們就會立即在美國的廣告牌、地鐵和電車上大肆宣傳「不如今晚去看場電影吧」，並向人們保證「電影比原來好看了」，但這並非事實，而且也不管用。據傳，每月有25萬臺電視機進入美國家庭，因而這套宣傳策略已經行不通了。但這似乎無關緊要。廣告人和公關人猶如一對難兄難弟，他們點石成金、法力無邊，戰時文辭華麗的廣告宣傳已征服了市場，使新的衣料和電器、剛面世的罐裝啤酒和雙層玻璃紙包裝的香菸迅速為人們所接受。無論在曼哈頓的宴會上，還是在底特律的汽車展覽廳裡，抑或與石油商人和職業說客在一起時，只要這些公關廣告商清清喉嚨準備發言，其他人就會安靜下來。這些塑造形象的人見解獨到，當然要洗耳恭聽。眾所周知，民意測驗的技術和操縱人心的手段還處於試驗階段，但就像牛頓觀察到蘋果的下落或弗萊明在實驗室裡發現了青黴素黴菌一樣，給它點兒時間，再給它點兒時間，它的發展潛力是無窮的。1934年，厄普頓·辛克萊在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提出了「結束加利福尼亞州的貧困」的口號，一些夢想家認為，借用其競選失敗的教訓，有朝一日，待這些技術成熟以後，可以用於總統競選活動。
要準確瞭解廣告業在促進戰後繁榮的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不過媒體的影響在戰時確有明顯擴大，其影響並不侷限於市場。廣告和雜誌文章早就試圖塑造個人的內在形象，或宣傳應該如此。因此，美國大兵們遭到了狂轟濫炸，眾多廣告幼稚地再三保證大兵們是為了藍莓派而戰。與此同時，他們的鄰居姑娘，或留在出發港口活動房集中地中年輕的新婚妻子，則在朝思暮想究竟喬變了多少、他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她當然收到過他的來信，但是從部隊寫信出來要接受非常嚴苛的審查，而且大部分士兵都對真正重要的事情支支吾吾。於是，她只好在報攤或街角的雜貨店裡翻翻雜誌文章，那些文章的作者倒是迫不及待地要幫助她們瞭解那遠在天涯海角、如今歸期已近的愛人。
文章告訴她，這些士兵都有「重新適應」的問題，她最好早做準備，以儘快解決。《婦女家庭雜誌》問道：「你的丈夫是否回到了那個他想要的女人身邊？」精神病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一遍又一遍地解釋說，現在的喬不可能和過去一樣了。《好管家》雜誌建議大家要有耐心：「兩三個星期之後，他應該就不會再講個不停，並擺脫那些令人不快的記憶。如果他還是翻來覆去地講著相同的事情，表現出同樣的情緒，那麼你最好諮詢一下精神科醫生。」在《美麗家居》看來，解決的方法顯而易見。它刊登了一幅為某位患有彈震症的將軍所設計的客廳裝修圖，並鼓吹：「對所有人來說，家庭都是最重要的康復中心！」甚至還有教導在美國陸軍婦女服務隊和美國海軍婦女志願緊急服務隊的女兵們如何減壓的入門讀物。這些小冊子催促其父母將她的臥室重新裝修一遍，給她一個驚喜，並說：「女兵們一穿上帶褶邊的衣服，馬上就重獲新生。」有些不負責任的報紙則喋喋不休地論述，精神錯亂的退伍軍人們遊蕩在外是多麼危險，一條標題竟然說：「發瘋的退伍軍人四處砍殺民眾」。
這些謠言通過比爾·莫爾丁等作家和漫畫家，傳到了在海外作戰的美國士兵的耳中。聽到這些極端扭曲的國內報道或徹頭徹尾的謊言，士兵們勃然大怒。1944年，一條謠言不脛而走：埃莉諾·羅斯福提出要在巴拿馬設立一個隔離營，作戰部隊回家前必須在那兒待一段時間，學會文明社會的行為規範；回家後，必須佩戴醒目的臂章，以提醒那些循規蹈矩的女孩們潛在的強姦犯就生活在她們周圍。前線士兵憤慨地說，他們完全不是那樣的人。說他們滿腦子都是性慾，簡直是胡說八道。
然而，他們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