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印第安的夏天（10月小陽春）。
哈里·杜魯門每天6點前就起床，在黎明前審視一番白宮放滿食物的冰箱。為方便起見，冰箱就放在總統臥室的一旁。杜魯門洗漱刮鬍子後，穿著仍如整潔的商人——白襯衣、蝴蝶領結、雙排扣外套。按照慣例，總統旁邊有貼身男僕服侍，但他對此非常不屑，習慣於自己照顧自己。他迅速翻了翻晨報，匆匆忙忙對下屬交代一些事務，就筆直地坐在書桌前，擺出一副小學生學寫字時養成的書法姿勢，規規矩矩。他總是在7點整出門，在人行道上進行早餐前的例行晨練。身邊有幾名美國特勤局的保鏢陪同，還有幾名跑得氣喘吁吁的記者。杜魯門習慣晨練，以每分鐘120步的速度，穿過拉法葉廣場，沿著康涅狄格大道往上來到k街，往東轉向第15街，又往南來到紐約大道，向下經過財政部大樓和約翰·w·斯耐德將來的辦公室。弗雷德·文森被提拔到最高法院後，杜魯門打算讓斯耐德出任財政部長。總統顧問團認為，斯耐德過於保守，不適合做民主黨內閣成員，但杜魯門自己不這麼認為，還提醒他們，斯耐德就如同自己的軍事副官哈里·沃恩將軍，都是他的老朋友。這位新總統對自己的老朋友充滿了依賴與信任。
8點整，第一家庭開始吃早餐，有水果、烤麵包、培根、牛奶、咖啡等，談話間，一家之主還不忘撒上胡椒粉。杜魯門告訴貝絲和瑪格麗特，他希望吉米·伯恩斯不要再把他當作初出茅廬的參議員；亨利·華萊士別再那樣輕信蘇聯人；麥克阿瑟則最好別老在東京以總督自居，不幹實事；至於那些討人厭的海軍上校們，尤其是該死的雷德福，但願政府計劃將軍隊統一化時，他真的能壓制住海軍叛亂。
當時總統還沒有提到如下內容：激進的學生、黑人權利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總統所得稅申報、劫機、換妻、海洛因氾濫、心臟移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搗毀行為、太空飛船、種族融合、內亂、低階色情書刊、經濟博弈計劃、辦公室爆炸、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東、中國問題、中南半島問題、抗癌特效藥克力生物素、法律與秩序、聲障、爆粗口的學院女生、難管制的城市、共生解放軍、避孕藥、生態學和領袖氣質（這兩組詞語只可能出現在《星期六評論》的字謎欄裡），以及約翰·伯奇協會，等等。
那天早上，摩斯大學1939年畢業生、27歲的上尉約翰·伯奇殘缺不全的遺體安葬在鬱鬱蔥蔥的山坡上，俯瞰著山下的中國蘇州。伯奇是浸禮會原教旨信徒，也是勇敢的戰略情報局軍官。許多熟人都認為他的結局是命中註定的。此前，他的指揮官古斯塔夫·克勞斯曾在日記中寫道：「伯奇是位好軍官，但有時過於魯莽，容易招致麻煩。」1945年8月25日，這位過分熱心的上尉遇上了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巡邏隊，並與對方隊長大吵起來，接著，對方全撲上來。克勞斯後來回憶說：「虧我還提醒他在混亂情況下，要用外交手腕處理問題，伯奇卻讓那位共產黨隊長在部下面前丟了面子。從軍事角度看，約翰·伯奇是在自尋死路。」
那年秋天，曾於1942年以最優等的成績從史密斯女子學院畢業的貝蒂·戈德斯坦對她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研究感到失望。大學期間，她把自己的名字改寫為貝德。她主張女性獨立，如果哪位男士幫她開門，她會反過來踩他一腳。回到美國東海岸後，她與一名夏令劇製片人結了婚，丈夫名叫卡爾·弗裡丹。弗裡丹後來做了廣告生意，買了一棟漂亮的大宅，能俯瞰哈得孫河，屋子裡請了傭人，三個漂亮的孩子成了他和妻子共同的驕傲。在鄰居的眼裡，與那些郊區婦人和母親相比，貝蒂（不再叫貝德）的生活是那麼美滿。閒暇時，貝蒂·弗裡丹開始為一些女性週刊撰寫以女性為主角的短篇小說。
艾倫·金斯伯格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開始在布魯克林海軍造船廠當焊接工，半工半讀，一心想成為市場調研顧問。他很少罵人，每天都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
弗吉尼亞大道上的新國務院大樓內，特別政治事務辦公室主管阿爾傑·希斯正搬進一間更大的辦公室。他剛剛完成了在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上擔任秘書長的工作，現在是聯合國大會美國代表團的首席顧問。sup/sup
諾瑪·瓊·貝克因在戰爭時做工人而獲得了優異獎，同時還為《揚克》週刊拍攝照片。照片引起了藍皮書模特公司的注意，戰勝日本當日，諾瑪·瓊正在上模特培訓課。當時，她丈夫仍在海外服役，對她的情況一無所知。她一面做著戰時工作，一面每月請10天病假當女招待，賺回培訓的100美元學費。
約瑟夫·麥卡錫從海軍陸戰隊退伍，1945年被選為巡迴法官。上任後，立即著手計劃於第二年展開州內巡迴演說，競選參議員，口號是：「參議院中需要有一名威斯康星州的機尾炮手」，吹噓自己在太平洋戰爭中出生入死。事實上，麥卡錫根本沒上過戰場，他做的是辦公室行政工作。身為偵察轟炸中隊第235分隊的情報員，麥卡錫只是坐在書桌旁聽取執行任務歸來的飛行員彙報而已。他所謂的在「戰爭中受傷」，也就是他的那條斷腿，是一次在水上飛機供應艦的聚會中，從樓梯上跌下來時受的傷。回國後，他不斷向失去親人的民眾傾訴，在戰壕和防空洞裡他是如何熬過無數個漫長黑夜，替手下犧牲計程車兵給家裡人寫信，又發誓要肅清國內的政治混亂，好讓倒下的烈士們安心，因為政治混亂是如此讓「我的兄弟們痛心疾首」。有時他瘸著摔壞的腿走路，但有時興許是沒留意，竟然瘸上了另一條腿。
在波士頓，一名28歲瘦骨嶙峋的前海軍中尉回到家，他是國際新聞社的記者，剛在舊金山採訪完聯合國成立儀式，又在倫敦報道了英國大選情況。新聞行業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他又沒有研究生學歷，進不了大學當教師，經商又不是他的喜好。約翰·f·肯尼迪想了想，決定參選馬薩諸塞州第11區議員，他主要的資質僅僅是父親的積蓄，以及他祖父在他童年時曾做過波士頓的市長。他在鮑登街122號租了第36號公寓，就在金頂國會大廈所在街區的拐角處，作為正式的住址。數量驚人的高貴的年輕女性在這裡進進出出。
在加利福尼亞州第12國會選區，共和黨急需培養一位像模像樣的候選人，希望他與現任議員傑裡·沃里斯——厄普頓·辛克萊自由派的得意門生，角逐下一任該區議員。1945年春末，共和黨民意測驗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徵求一位有資格參選的候選人，但沒人回應。惠蒂爾學院院長提到他們的校友理查德·m·尼克松。共和黨派兩名民意測驗員訪問尼克松的父母，他們回來報告說，這位年輕人仍在服役，目前正在巴爾的摩商談海軍服役合同，等候退伍。調查委員會的另一位委員是一名銀行家，名叫赫爾曼·佩裡，他向馬里蘭州打了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長途電話。原來佩裡覺得非常不安，因為進一步瞭解後才發現，尼克松雖然身為律師，但25歲了都未曾真正投過票，就連他屬於哪個黨仍然是個謎。通話中，尼克松很肯定地表示自己願意參選。佩裡問道：「你是共和黨人嗎？」尼克松停頓片刻後回答說：「我想是的。上次大選，我給杜威投了一票。」佩裡覺得這就再好不過了，並叫他儘快飛往西部。就這樣，民意測驗委員會找到了一名候選人，雖然他的競選技巧還有待提高，但總算找到了，總比沒有強。他當時想到的競選方式是身著藏青色軍服，等在工廠大門口，等那些當過兵的人下班出來，和他們四目相對，伸出雙手，一本正經地說：「我是海軍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來自華盛頓的另一名前海軍少校林登·b·約翰遜，再次出任得克薩斯州第10國會選區議員。約翰遜譴責和平後立即復員的做法。他在眾議院大聲呼籲：「我們要保持強大的軍隊，才有實力履行我們對世界的道義責任。今天，我們的最高職責就是保證未來。只有擁有強大的警力才能對付犯罪，只有擁有強大的海軍、陸軍部隊才能履行我們協助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承諾。」
第4名海軍軍官，班傑明·斯波克少校，曾是康奈爾醫學院的兒科講師，現在是一名海軍內科醫生。他的第一本書《嬰幼兒保健常識》已經完成，正在做最後的潤色。
在遙遠的河內，日本軍隊剛撤退，法國殖民軍接踵而至。胡志明是當地一位政界人士，他的背景很複雜。一星期接一星期，他一直要求法國正式承認他受人擁護的越南獨立同盟，但戴高樂將軍的代表蒂埃裡·達尚利爾海軍上將卻拒絕接見他。胡志明當時還沒有依附哪個大國，主張和平解決，於是他輾轉去了法國巴黎，希望能得到認可。他已經下定決心，如果再不成功，就讓手下炸燬河內水庫，上山打游擊。
就在胡志明於巴黎下榻地的幾個街區之外，陸軍戰史組負責人、37歲的陸軍少校威廉·f·諾蘭剛接到通知，被選為美國參議院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員。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厄爾·沃倫提拔他接替去世的海勒姆·約翰遜，他相信諾蘭是再適合不過的人選。諾蘭的優勢是年輕，服過兵役，在州立法機構任職6年，又是慈善機構的組織者，信譽良好，家庭美滿，妻子賢惠，膝下三個孩子，父親約塞夫·拉塞爾·諾蘭家產過百萬美元，是沃倫州長政治活動的主要資金來源。
1945年5月，意志堅強的寡婦瑪格麗特·奧斯瓦德再婚，但到秋天就後悔了，她覺得這次婚姻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新婚後的瑪格麗特走到哪兒，都要帶著5歲的兒子李，於是丈夫和兒子竟然爭起寵來。李本來很喜歡這位繼父，卻不明白父母為什麼老是爭吵不休，於是變得鬱鬱寡歡，不愛說話。
這年秋天，新聞界對於如下人物都還不瞭解：簡·阿爾珀特、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邁克爾、安吉拉·戴維斯、黛安娜·奧頓、伯納丁·多恩、h·拉普·布朗、凱西·布丁、索爾達德兄弟、比爾·艾爾斯、休伊·牛頓、傑裡·魯賓、琳達·菲茨傑拉德、威廉·l·卡萊、湯姆·海登、凱思琳·威爾克森和派翠西亞·坎貝爾·赫斯特等，因為他們還未成名。
早上快9點時，第33任總統乘坐總統寢室內的小型電梯下樓，跨步進入白宮西廳的橢圓形辦公室，迅速投入工作。此時的他對工作充滿熱情，作風直爽。羅斯福喜歡耍些伎倆，擺弄些花招，杜魯門則喜歡乾脆利落決定，越難的決定，他越上心。為免誤解，他會把所有決定寫下來。他從來不會為自己的決定後悔，也從來不為此失眠。他絕不容忍拖拖拉拉，甚至有些鄙視。他的習性就如同一位謹慎的商店老闆，事實上，每天來拜訪他的客人，從安東尼·艾登到美美家禽周的贊助者，在總統眼裡，都是他的「顧客」。每位顧客都應受到歡迎，有力地握兩下手並招呼他們坐到總統的辦公桌前。世界和平後的最初幾個月裡，杜魯門的桌上擺了一個微型犁頭，換下了戰勝日本之前擺放的模型槍。他總愛讓來客看看這個犁頭模型，還簡潔地說：「別看它小，意義可大著呢。我喜歡身邊有些小東西，感覺心裡踏實。」
他樂觀的性格反而引起見多識廣的看客的擔憂，他們擔心或許杜魯門哪一天也會碰上「大蕭條」，因為這一切看起來都像是必然要發生的。弗雷德里克·劉易斯·艾倫在1940年出版的《僅僅是昨天，從大繁榮到大蕭條》一書中說過：「戰時繁榮，戰爭會讓一切進步成果付諸東流。」在《哈潑斯》雜誌中，伯納德·渥託提醒讀者，準備迎接即將重現的勞動力迫害、庫格林神父和街頭肉搏，伴隨著美國今後幾年內一波接一波的反動浪潮衝擊。利奧·徹斯洞察到，將有一陣刺骨的「寒風」橫掃美國大地。飢餓難耐的退伍軍人將成群結隊地上街遊蕩，他預計：「不久，就能看到他們罷工、騷亂……新成立的職業介紹所會首當其衝地慢慢失去作用……偶爾還會在街角見到退伍軍人在販賣‘歡迎回家’紀念章，另一些則會穿著軍裝開始挨家挨戶推銷。」有的經濟學家預計將再次出現一個1932年，到時候，又有1500萬人失業。政治學家則談到變革。1945年，科幻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臨終前推斷，人類對於科學進步漸漸失去信心，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地步，註定很快會滅絕。
形勢越嚴峻，企業主越相信，現在要將產業的超強生產力成功地轉向和平生產而又不陷入危機，根本無路可走。上次的股市大崩盤及其嚴重影響，他們仍然心有餘悸，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哈里·杜魯門和赫伯特·胡佛政府所在的時期存在巨大差異。1932年，人們不能去商店購物，因為身上一分錢也沒有。如果艱難的日子並未讓他們學到什麼，那麼起碼存錢的重要性已植根於他們心中。珍珠港事件後，美國人每星期的平均收入幾乎翻了一番，每星期工作48小時，工資從24.2美元增加到44.39美元。而杜魯門在聯邦政府內部開啟先例，將工作時間縮短為每星期40小時，工資不變。一方面，「大蕭條」讓每個人都學會勤儉持家；另一方面，商店的貨架上物品奇缺。4年戰爭期間，美國人購買了大量的戰爭債券，銀行存取視窗前總是排著長隊，約有8500萬美國人持有這種債券。戰爭結束時，美國人的存款額和流動證券金額高達1364億美元。這確實是很大一筆隨時可以流動的錢，真正讓政府困擾的是如何阻止這筆錢用於在黑市到處搶購，而這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
認為失業的退伍軍人會成為美國工廠的噩夢純屬多慮，那只是20世紀30年代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所遺留下來的恐懼。那段觸目驚心的歲月終究還是過去了，失業補助和政府頒佈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都可以證明。要為退伍軍人找到工作需要一段時間，但他們可以自己學手藝，做生意，或是去大學深造。畢竟，那時的工作也不是那麼緊俏，因為數以百萬計的女性離職回家生孩子了。
《紐約每日新聞》的頭條標題：
價格猛漲，買主氣脹，
牛肉價高，高過月亮。
在堪薩斯城，美國總統參加退伍軍人協會的遊行。他大搖大擺地走在前頭，穿過鬧市街區。路邊上杜魯門在男裝店的老同事埃迪·雅各布森喊了一聲：「哈里，不會發生通脹吧？」
杜魯門回答道：「我已經注意到了。」
他的確需要有一雙慧眼來注意。經濟情況瞬息萬變，似乎是要跟上黑市商人的步伐，沿街叫賣5美元一雙的尼龍襪，15美元一件的襯衣，20美元一個的再生輪胎。戰爭已成為歷史，但社會調整的動盪卻處於高峰期。富裕一定會在將來實現，但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註定是一場痛苦的掙扎。文森曾經預言，將來我們要學會繁榮了一半的窘境生活，但他沒有提到，人們首先要面臨的不是繁榮，而是物資缺乏、動亂、罷工以及戰後通貨膨脹導致的物價飛漲。
政府控制讓矛盾不斷激化。戰爭結束前，物價管理局成了政府中的獨立王國，僱用7.3萬名全職員工、20萬志願者，辦事處遍佈至城鎮的每個社群。它跋扈專政，是對自由制度的嘲弄，以當時的情況看來，卻又別無他法。無論如何，物價管理局總算將物價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130%之內。但實際上，1946年的經濟就像是被花花綠綠的配給票背面的膠水黏在一起似的。儘管如此，國內情況依然混亂不堪。當時，有成百上千種辦法規避物價管理局的管理條例，鑽空子的人確實都一一試過了。比如，給領班的服務生20美元小費，就能吃到一盤選材精美的烤肉；用汽車換公寓，或是以車用電瓶交換蘇格蘭威士忌，至於那瓶威士忌的來源，可能是買一箱紅酒或是啤酒才能搭買的，這種伎倆被稱為「搭售」，各種銷售伎倆千變萬化，無奇不有。比如在俄克拉何馬城，汽車商賣給你一輛汽車，但前提是你要以400美元買他的狗，而後，狗自己會找到路回家，其他汽車商可能會賣給你新車，條件是你以2美元的折價把舊車賣給他；在辛辛那提市，一位異想天開的顧客對汽車經銷商說：「我跟你賭700美元，我能憋氣3分鐘。」此外，還有數不清的「酬金」，例如房東太太以80美元一月出租一間只供應冷水的公寓給你，你還得支付150美元的酬金；如果肉販從店裡的冰箱挑出一塊厚牛排給你，酬金是3美元。
嚴厲的罰款和重刑根本不能搗毀黑市買賣，而且戰爭勝利後，要想維持兩黨共同控制局面，也不可能。共和黨再次表現得咄咄逼人。1945年8月，共和黨人無奈之下，勉強同意杜魯門「堅守防線」的行政命令。這個命令實施後，美國人工資和物價控制水平逐漸降低。到了9月，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的矛盾明顯尖銳起來，這是自珍珠港事件後的第一次。國會召開特別會議，總統要求擴大行政權力。他希望繼續執行定量配給（戰爭結束6個月後，一部分控制權力自動終止）。此外，他向國會提議通過一項社會和經濟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實行每小時65美分的最低工資標準、將房屋建築工業收歸國有、加大自然資源開發力度、由聯邦政府控制失業補助的發放，以及一項嚴格的公平僱用實施條例。這次共和黨人拒絕討論這一議題。少數黨領袖喬·馬丁指責總統的做法「比新政還要新政」，查理·哈勒克說：「開球了，1946年競選運動拉開帷幕。」
1946年1月14日，國會復會，聆聽杜魯門的第一次國情諮文。核心內容之一便是請求允許物價管理局再執行一年，隨著各類商品供需水平恢復自然，再逐漸取消商品管制。早在1945年9月，他就對外施壓，如今與之對抗的是一個強大的聯合陣營，包括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美國商會以及共和黨領導層。他們早已準備好了一大堆複雜難懂的圖表，希望能說服委員們：除非國會打破「美國商業的枷鎖」，否則國內的自由企業在劫難逃。參議院的大理石會議室外，各個企業的公關人員為了爭取賣方市場正在組織遊行，包括企業員工、底層管理者、牧師、醫生、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會員、扶輪社會員和報童。這些人對約翰·斯圖亞特·密爾sup/sup讚賞有加，把卡爾·馬克思視為真正的敵人。這些人中，有一群愁眉苦臉的破產商人，嘴裡唸叨著在自由市場時期他們生意興隆，但胡攪蠻纏的物價管理局人員將一切毀於一旦。
兩邊的遊說都很激烈。物價管理局局長切斯特·鮑爾斯派出了團隊裡的專家，去國會做見證。杜魯門的國會聯絡員蜂擁而至將國會議員們團團圍住，各路聯合會、消費者團體以及婦女團在外面的廣場上游行示威，支援物價管理局的標語高舉在空中。4月19日的這一幕被《紐約時報》在第二天報道為「消費者‘十字軍東征’的高潮」。代表各個州的1000多名家庭主婦向國會山浩浩蕩蕩前進，她們要求不要通過修正案，從而使物價管理局再掌控一年。《紐約時報》報道：
……關於物價管理局，多年來國會里裡外外都存在各種怨恨、阻礙和困惑，一直未能得到解決……全國製造商協會帶頭將矛頭指向物價管理局……肉類工業、零售貿易、房地產及其他行業反響熱烈……對峙愈演愈烈，雙方信口雌黃，相互謾罵，也出現了一些不文明行為。
面對如此野蠻的鬥爭，國會只得妥協，正如鮑爾斯所指出，控制工資和物價要麼全面實施，要麼全部撤銷。物價管理局已奄奄一息，通貨膨脹也接踵而至。一個月的時間裡，食品和物價翻了一番，憤怒的消費者自發形成了激進的「消費者權益協會」，糾察商店。家畜養殖商將牛圈起，等牛肉價格突破一美元一磅時再屠宰上市。生活成本上漲了33%，後來上漲了75%。8月，焦慮不安的國會議員再次開會，並通過了新的控制法案，終止了塔夫脫的修正案，但為時已晚。此時，物價管理局已經失去了對經濟的控制力，經濟已不可能自己從旋渦中掙脫。10月，杜魯門只得向這種不可抗力低頭，開始逐一取消物價管制。兩年後，選民對物價管理局的印象越發淡薄，這時，杜魯門便可以大大方方地提醒選民，他一直在為價格調控不斷努力，但共和黨人卻站在全國製造商的一邊唱起反調。而此時，他已經順應時勢了。至於塔夫脫和杜魯門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兩人最多算是打個平手。民意支援率顯示，總統的聲望已大不如前。
幸好杜魯門並不在意民意測驗。總之，他的性情適合做出艱難抉擇，即使是在戰後動盪不安的那幾年裡，他的決定甚至傷害到了他的政治支援者的利益，也依然如此。對於民主黨最高領導人來說，與全國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較量，並不算難事，但管教組織起來的勞動者就另當別論了。不僅因為勞動者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手組織形成的政治聯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因為1944年工會領導人曾參與建議羅斯福選杜魯門擔任副總統一職。若沒有工會支援，恐怕到現在他還只是一名參議員，取代他入主白宮的不是吉米·伯恩斯就是亨利·華萊士。現在就物價管理問題責備資方，根本於事無補，除非當局準備對工資水平也採取同樣強硬的態度。如果工人繼續罷工，任何強硬態度都於事無補。1946年，似乎正是這種情形。戰爭勝利後的一年中，前前後後參與罷工的工人總數將近500萬，損失了10747600個工作日，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罷工的浪潮，加劇了中產階級與勞動者的對立。等待買第一輛車的年輕夫婦，看見汽車工人罷工的照片就憤怒不已。這些人一直以雙重標準看待問題，他們對待工會比對待那些老闆更加苛刻。中產階級一貫如此，即使是代表中間派的杜魯門，對白領階層也比對藍領階層更客氣。
事實上，對於發生在1941~1945年的生產奇蹟，藍領工人的貢獻應該得到更多的認同。海陸軍的生產優異錦旗是他們的功勞，因為被僱用者也有僱用者對於和平和勝利的期盼，長時間辛苦地工作，答應加強生產強度，自願加班，賺了錢又繼續購買戰爭債券。日本襲擊夏威夷的那個星期，羅斯福總統呼籲工會停止罷工，支援戰事。所有的勞動者領導人一致贊同，除了兩次煤礦罷工以及鐵路工人威脅要罷工之外，1943年一整年，工人們都遵守自己的諾言。即使算上為數不多的自發性罷工，損耗的生產時間也不過只有百萬分之六。但戰勝日本後，積蓄已久的不滿再也按捺不住了。
1945年9月第一次出現混亂跡象，一大批供應商屢次自發罷工，導致福特公司停產。1946年，繼通用汽車公司工人罷工後，一浪高過一浪的罷工潮席捲了從蒙陶克角到馬里布海灘的美國大地。一時間，石油工業、木材工業、紡織工業和電力工業全部癱瘓，各大報刊都開始談論工人「造反」以及工會「叛亂」。很難相信，這樣大範圍的動盪未經事先預謀，而是戰時緊縮政策造成的適得其反的結果。至少能確定一點：停產累積的影響正日益威脅著和平生產的恢復。如果罷工潮觸及公共利益，總統可能需要採取更長遠的措施，而不會指望無能的委員會解決問題。事情果真發展到了這步田地，杜魯門的聲望也因此達到了其執政生涯的最低點。
他的氣憤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車公司的罷工浪潮剛剛平息，75萬名鋼鐵工人又開始停爐封火，80天后才恢復，還沒等這個國家喘口氣，21個州的40萬名煙煤礦工又開始罷工。4月18日，礦工罷工潮還未平息，兩大鐵路工會宣佈將在30天內舉行大罷工，到那時，整個美國的交通網將陷入癱瘓。兩大工會的領導人一直以來都是民主黨派的盟友，罷工結束期限的前三天，杜魯門召集他們到白宮商議，並提出了寬厚的仲裁條件，希望他們能接受。沒想到，他們竟固執地搖搖頭拒絕了。
杜魯門說道：「如果你們覺得我會坐在這裡，任由你們使全國交通癱瘓的話，那簡直是瘋了。」
其中一位回答道：「總統閣下，我們必須堅持下去，這是工人們的訴求。」
杜魯門站起來，厲聲道：「好吧，我把決定權交由你們。你們只有48小時的時間，到星期五這個時刻解決問題，如果還解決不了，我就以政府的名義接管鐵路部門。」
48小時過去了，僵局仍未打破。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杜魯門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由政府正式接管鐵路部門。現在他以工人們新僱主的身份又給了5天的寬限時間，但還是毫無動靜。他的仁慈換得的只是一份簡短的通知，末尾寫著：「你的要求我們不能接受。」此時已是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五。煤礦工人罷工的影響開始蔓延到城市。為儲存僅有的一點兒儲煤，有些城市已實行特定時間斷電。在這個節骨眼上，鐵路部門罷工無異於全國性大罷工。杜魯門不能讓事情再繼續惡化，這時，比採取何種措施更重要的是如何採取措施。他採取的方法可悲可嘆。
他立即召開緊急內閣會議，聲稱將出席星期六的兩院聯席會議，請求授權他將所有鐵路工人徵召入伍，不分年齡、職位。司法部長說道：「這不符合憲法規定。」杜魯門厲聲說道：「先將他們徵集入伍，再談法律的問題。」他告訴自己的新聞發言人查爾斯·g·羅斯，於當天晚上向全國發表爐邊談話，並交給他12頁寫在橫隔線便箋紙上的手稿，補充道：「這些就是我想說的，給我列印出來。我非得給這幫孫子一點兒顏色瞧瞧。」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羅斯開始看這份手稿，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也許是他任職白宮以來所見過的言辭最犀利的謾罵，甚至與事實不完全相符，有誹謗中傷的意味，而且信的結尾還帶有煽動群眾的成分。杜魯門是要告訴整個國家，「當美國士兵冒著槍林彈雨拼死贏得勝利之際」，煤礦和鐵路聯合會的領導卻在背後搞小動作，「拿著槍威脅政府」。這無異於說他們「從背後射殺了我們計程車兵」。
他還說，這些人都是騙子，還專門點名約翰·l·劉易斯以及「默裡和他的共產黨朋友們」，稱這些人曾威逼「軟弱的國會」。緊跟著他說了這樣一句不同尋常的話：
每位罷工者和他們奉為神的領導都生活奢侈、養尊處優，高興起來才幹活，他們的工資卻比士兵多4~40倍不等。
結尾處寫著：
讓國家回到人民手中，讓交通和生產恢復正常，u絞死幾個叛國者/usup/sup，保護我們國家的民主制度。來吧，兄弟們，讓我們動起手來！
這還不如用「衝呀」來結尾。居然有這樣的總統，鼓勵絞死工會領導人從而將權利迴歸人民，恢復民主。即使是1937年那段最黑暗的日子裡，格羅斯角那些富麗堂皇公館裡的汽車商也沒有這樣咒罵工人。羅斯不覺得杜魯門真想煽動工人吊死工會頭目，至少不會真的那麼做，克拉克·克利福德也這麼認為。他倆試圖說服總統修改講話稿。但即使這樣，總統依然言辭苛刻：「珍珠港事件的危機是外國敵人造成的，而今晚的危機是國內一小部分人造成的，這些人想要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他宣佈將召集國會於星期日下午4點開會，如果到時火車司機和鐵路工人還不復工，就把他們交給赫爾希將軍處理。
杜魯門的顧問團私下都覺得，政府經營鐵路的情況確實少有，但總統堅持這樣做。到了星期日下午，工會仍不肯妥協。工會領導人都被鎖在k街與第16街交叉路口的斯塔特勒酒店，他們在和一位施壓的政府人員談判時漸漸動搖。這時，杜魯門總統坐車沿賓夕法尼亞大道來到了眾議院，穿過議長辦公室，徑直走進會議大廳，然後一躍走上講臺，以三軍統帥的身份希望眾議院授權，「將反對政府的所有罷工者徵召入美國軍隊」。在雷本的辦公室裡，克拉克·克利福德守在電話旁，寸步不離。杜魯門開始講話不到5分鐘，電話鈴響起。負責談判的政府人員說道：「他們簽字了！」克利福德瘋狂地在一張紙條上寫下：「總統閣下，協議簽字了，罷工結束了。」並將紙條送到了講臺上。杜魯門瞄了一眼，抬起頭，微笑著望向會議廳內擠滿的議員，說道：「各位，罷工已經平息了。」
全場頓時歡呼起來，杜魯門繼續講下去，要求通過法案，如果未來有罷工者危害公共利益，眾議院授權總統，將其徵召入伍。議員們大聲贊成，當場通過。這還不是杜魯門得意的時候。為了平息這次罷工浪潮，杜魯門使工人運動、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自由派人士以及每一位曾讀過杜魯門宣誓就職時發誓要維護的那部憲法的保守派人士，都拒他於千里之外。參議院的羅伯特·a·塔夫脫並非任何聯會的領導人，卻以自己的影響力將這一法案擱置不提，還宣稱該法案「不僅有違憲法，還有違美國共和黨賴以存在的每一條基本方針。禁止罷工必然會侵犯美國政治制度的基本自由，而基本自由正是我們國家賴以生存的基本」。怨憤的鐵路工會主席宣佈，工會4700萬美元經費的每一分錢都會用於阻止杜魯門於1948年當選。在紐約，美國產聯汙衊總統是國家的「頭號工賊」，約翰·l·劉易斯在西弗吉尼亞州的山林別墅中叫喊：「別指望用刺刀就能挖出煤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