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挖不出煤，但這位喜歡為人民利益較勁兒的衛士已經放開膽子，準備奮力一搏。劉易斯這是在自找麻煩。杜魯門可以容忍別人給他冠上「工賊」的名號，他後來否決了反工會法案以及《塔夫脫–哈特萊法》，又重新贏得了工人的支援。他不能容忍的是礦工領導人的狂妄自大，以及越來越不負責任。他指責劉易斯「為滿足自我，在戰爭期間發動兩次罷工」，這已經非常接近事實真相了。劉易斯帶領著40萬名礦工上街遊行示威，絲毫不顧及遠在海外的美國大兵們還在為勝利殊死搏鬥，這些都是廣為人知的事實。1943年《星條報》中東版上有一篇社論是這樣結尾的：「為美國大兵說句公道話——約翰·劉易斯，去死吧，你的靈魂像那煤炭一樣黑。」民主黨並不虧欠這個老戲子，他已有10年不支援民主黨候選人了。因此，這兩位怒髮衝冠的領導人之間的對抗條件也已成熟。罷工之所以會引起聯邦政府的干預，是因為煤炭仍舊是美國經濟的基礎。美國62%的電力以及55%的工業能源依靠煤。如果礦工不工作，只讓鐵路工人回到工作崗位，根本於事無補，因為在美國，每20輛火車機車中就有19輛是燒煤的。

杜魯門要壓倒劉易斯的決心已定，所以沒等到工會就犯，就展開了攻勢。工會領導人在斯塔特勒酒店讓步的5天之前，杜魯門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接管煤礦。此時，劉易斯領導的罷工已進入第6周。起初，杜魯門所做的努力看似並不能嚇退劉易斯，過去歷次都如此。劉易斯朝一位記者怒吼道：「杜魯門質疑我們的要求具有合法性？他知道什麼是合法嗎？」杜魯門這次清楚地知道要更謹慎小心。杜魯門將他的內政部長置於管理資方的位置，又答應了礦工聯合會的大部分要求。（而付工資的是資方，他們當然感到憤怒又無助。在這場較量中，理直理虧、是否符合憲法，似乎都已不再重要。）然後，總統就等著礦工聯合會那個頭頭採取下一步行動。劉易斯趾高氣揚地大吵大鬧，肯定是在找空子，找不到空子，就平白杜撰一個。劉易斯竟然拿節日薪資來說事。10月，他否認集體合同的有效性，並宣稱要就合同所有相關條例展開談判。他要求工人工資按照「從口到口」計算（即從礦場門口走到礦井口的時間也要計算在內）。杜魯門不允許內政部讓步，他和劉易斯一樣也找到了發難的藉口。但負責新政事項的律師震驚地發現，除了反工會的法院禁令外，找不出別的藉口。而這項禁令的法律效力早已被《諾里斯–拉瓜迪亞法》和《華格納法》（即《美國勞工關係法》）否定。

杜魯門並未驚慌失措。他釋出命令，表明上述法案針對的是私營企業主，而非政府。這樣的解釋難免有些牽強，但既然決鬥已公開，哪一方退讓必定有失顏面。到後來，即使法院的檔案傳到了劉易斯位於第15街和i街交叉口的礦工聯合會總部，他的助手仍然在礦上高喊著口號「沒有合同，就不上工」。他自己躲進了亞歷山德里亞的府邸，煤礦卻一個接一個地關閉。10天內，城市再次被迫斷電，工廠關閉，火車和空蕩蕩的煤車擱置在軌道上。這時候，鬥爭已達到高潮，礦工聯合會的律師們已黔驢技窮。11月21日星期四，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艾倫·戈爾茲巴勒稱劉易斯藐視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爾茲巴勒宣判，「被告約翰·劉易斯以及美國礦工聯合會屢教不改，已犯下並一直犯有民事與刑事性質的藐視法庭罪」。罰款351萬美元。

劉易斯驚得目瞪口呆，癱坐下來。這是勞工史上最高的一筆罰款，劉易斯似乎並沒有其他選擇。他不能像德布斯和岡珀斯那樣選擇坐牢，因為政府已撤回對他刑事性質藐視法庭的指控。他甚至可與法官為敵，或許在他用低啞的聲音說著「法官閣下，你已經判了我藐視法庭……」時，已這樣打算好了。但他說著說著又停了下來。律師把他拉回自己的座位。能宣判上百萬的罰款，這位法官可是不好惹的。肯定免不了上訴，但這也只是拖延判決而已。與此同時，法院的判令、傳票、訴書以及限令也已接踵而至。被告已分身無術，忙得暈頭轉向，對手不戰而勝。這時，哈里·杜魯門在幹什麼？

劉易斯搬起石頭狠狠地砸中了自己的腳，這時候，杜魯門默不吭聲。但是，現在杜魯門離最終的勝利還很遠。主動權仍然掌握在劉易斯的手中，而且只有一種方法能將主動權奪回，就是要消除他的權力基礎，至少要能威脅到他。如果雙方都保持沉默，劉易斯的律師肯定會採取新一輪法律行動，到時這場國家危機就會從無法理解變得無法忍受。礦工們也許並不喜歡劉易斯，一部分人甚至恨他，但幾乎所有人都認同他們需要他的庇佑。除非是他或者另一個同樣有號召力的人召集他們回到工作崗位，否則，礦坑和隧道還會繼續空曠無人。或許，總統有足夠的號召力，哈里·杜魯門決定一試。在珍珠港事件5週年紀念日的那個星期六早晨，查爾斯·羅斯告訴媒體，當晚總統將通過廣播直接對礦工們講話，請求他們為了拯救國家，不再理會他們的領袖，立刻回到工作崗位上。

這的確是一次驚人的賭博，籌碼是總統的聲望，但杜魯門最終成功了。劉易斯傻眼了，遺憾地敗下陣來。4點，他在礦工聯合會總部舉行記者釋出會，宣稱最高法院的審議「不應該受到公眾壓力的影響，雖然這些壓力是經濟危機的‘餘震’。所有的礦場將立即恢復生產……如果依然按照1946年11月或之前簽訂的規定，每位礦工都會立即復工」。餘音未完，劉易斯就踉蹌地走過臺階，從此銷聲匿跡。他再也不能為一己之私挾持整個國家了。他徹底敗下陣來，他的失敗成就了杜魯門的勝利，也讓杜魯門第一次覺得自己像位總統。克拉克·克利福德告訴《紐約時報》的卡貝爾·菲利普斯：「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總統可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他終於做了一回主。」總統的另一名助手說得更形象：「他回到白宮時，你能聽到兩個睪丸碰撞的聲音。」

那年冬天，沃爾特·魯瑟的得力助手埃米爾·梅齊並不在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甚至連底特律發生了什麼都一無所知。身為應徵入伍的準士兵以及馬尼拉復員騷亂的領導人，梅齊被嚴密監視，收不到任何信件，也不得被人探訪。但這依然阻止不了動亂。示威遊行愈演愈烈，很快就蔓延到東京、關島、中國、加爾各答、夏威夷、倫敦、維也納，乃至勒阿弗爾、巴黎和法蘭克福。到了春天，美國軍方計程車氣大大減弱，美國在海外名譽掃地，美軍受到沉重打擊。

美軍士氣降到珍珠港事件以來的最低點，士兵很容易被那些狡猾又別有用心的煽動者蠱惑。戰勝日本後，原有的點數制凍結，服役不再加分，不能以此爭取早日退伍。在這種點數制的體制下，本就難免存在不公平，太平洋戰爭又提前結束，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得分高計程車兵並未得償所願回家，因為軍方認為，讓從未出國服役而得分較低計程車兵先復員會更方便。然而，最麻煩的事情還不是退伍回家，而是士兵們普遍覺得上司有心要虐待他們。

軍隊的等級制度一直與平等思想背道而馳，平等思想是20世紀美國最強大的社會力量。即使情況最理想時，士兵仍然反對獨裁主義。隨著和平的到來，士兵迴歸正常的軍營生活，上下級之間的差距顯得越來越突兀。《紐約時報》軍事專欄作家漢森·w·鮑德溫並不敵視特權，但他後來也總結道：「不滿情緒的確事出有因。」他提到，將軍吃著山珍海味，而士兵卻吃c級口糧。低階將領認為，自己理應要求住最好的營房，由最漂亮的紅十字會護士服侍，在最好的電影院佔用最舒適的位子。但最好的房子卻成了高階軍官的俱樂部，由士兵擔任酒保，又有當司機計程車兵將他們送回安寢。有的指揮官霸佔著不必要的人員，只為延期放棄戰爭期間的臨時頭銜。以戰爭部長羅伯特·p·帕特森為代表的最高將領，完全忽視戰後士兵的感受，不理會他們的訴求。於是，積怨日深，終於到了爆發點。

話說回來，1946年陸軍鬧到近乎兵變的確很不光彩。前一年9月，復員點數要求從50分減至38分後，獲准退伍計程車兵每月將近100萬。海軍方面雖然有更多的抱怨情緒，但使人難堪的事件卻沒有這麼多。海軍陸戰隊為避免類似情況發生，明令禁止士兵參加任何遊行。如果鬧復員的暴亂者是曾久經沙場計程車兵，或許還不至於讓美國軍隊蒙羞，可惜他們不是。1945年聖誕節前，比爾·莫爾丁筆下大多數像威利和喬那樣計程車兵早已退伍回家了。

第一個使人質疑軍方復員政策的人竟然是麥克阿瑟將軍。1945年9月17日，在沒有與華盛頓方面任何人商議的情況下，他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駐紮日本的部隊將在6個月之內從40萬減至20萬。記者就此詢問總統，杜魯門只能無力地回答，雖然他並未提前得到通知，但如果麥克阿瑟將軍不需要如此多的兵力，他也覺得很欣慰。迪安·艾奇遜表示，麥克阿瑟掌管的兵力多寡，應該由政府來決定，而不是由他自己決定。這樣的言論直接衝撞了麥克阿瑟在國會的擁護者。（正如艾奇遜後來所寫，要是政府能預見未來的話，「我們本來能預見，這樣的小衝突是後來導致麥克阿瑟將軍於1951年4月11日被撤職的大斗爭的開始」。）那些等復員已不耐煩的人認為如果一名五星上將就能做主把駐軍削減一半，那麼級別低一點兒的將軍是不是也可以。

誰料到事實恰好相反。1946年1月6日，軍報《太平洋日報》報道，由於兵員補充困難，復員數目從每月80萬減至30萬。《太平洋日報》的頭版向杜魯門總統呼籲，軍隊兵力補充不足的問題是軍隊自找的，因為赫爾希將軍把每月徵兵名額從8.8萬減少至2.1萬。在馬尼拉維持大批部隊，尤其令人惱火。《太平洋日報》報道稱，和平時期維持大批民兵唯一的合法用途就是佔領戰敗國，但菲律賓人並非敵人——1946年7月1日，菲律賓已宣佈獨立。為未能退伍計程車兵提供訓練本是希望能減輕他們的焦慮，結果適得其反。有傳聞說，這些士兵將被派往菲律賓或是中國大陸，對抗當地的游擊隊。身在關島的帕特森部長告訴記者，他對於戰勝日本後凍結點數制已5個月一事感到驚訝，這無疑是在火上澆油。

20世紀30年代末期，經過底特律糾察隊的浴血奮戰，如今已有幾百號人追隨梅齊。僅僅幾小時裡，他們就印好了傳單，分發出去，又組織了一支包括15輛卡車和吉普車的車隊。車隊的喇叭聲響成一片，到處飄著標語「我們什麼時候能回家」、「我們不喜歡這樣的做法」。每到一個兵營，就停下來召集更多士兵參與遊行。第一次遊行約有150人參加。聽完幾場演講，就募集到了用於在《紐約時報》上刊登抗議廣告的經費，怒火發洩完畢後就解散了。但這次事件吸引了媒體的注意，他們當了士兵不滿的傳聲筒。一夜之間，呂宋島上的兵營成了造反據點。第二天晚上，馬尼拉市政大廳前會聚了2500人，群情激昂。這次的籌款，除了刊登廣告外，還足夠支付發電報給德魯·皮爾森和沃爾特·溫切爾的費用。訊息很快傳遍整座島嶼——給你選區的眾議員寫信。1.8萬名士兵確實照做了，因為他們有的是時間，又沒有更好的對策。美國西太平洋的三軍指揮官w·d·斯泰爾中將後來犯了嚴重的戰略錯誤。他竟然總結說，安撫暴民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在馬尼拉巨型黎剎紀念體育場館的公共廣播系統聽到他舒緩人心的聲音。結果恰恰相反，群眾遊行隊伍變得越來越強大。《紐約時報》頭條寫道：「馬尼拉2萬名美國士兵把將軍噓下臺，督促國會加緊步伐運送復員軍人回國。」

這件事引發了連鎖反應。無線電廣播和報紙到處宣揚斯泰爾將軍部下的種種行動，於是世界各地的美軍基地都掀起了支援他們的遊行。加爾各答的煽動者要求肅清中國–緬甸–印度戰場。帕特森部長試著向橫濱的佔領部隊解釋，卻遭到了激烈質問。東京的遊行隊伍舉著旗幟：「服役可以，奴役決不允許」，「日本佬都回家了，為什麼我們不能？」駐紮倫敦的數千名士兵來到羅斯福夫人當時下榻的克拉裡奇酒店高呼：「埃莉諾！埃莉諾！埃莉諾！」請求她查出為何美軍新娘有輪船回國，他們卻沒有。（埃莉諾只露面了一下，面帶微笑，告訴他們，自己會嘗試瞭解。）一天下午，駐巴黎的美軍開始支援遊行，士兵憤怒地將紅色標語寫在哥倫比亞和彩虹角兩個紅十字會俱樂部的佈告欄上：「支援馬尼拉戰友。今晚8點半在凱旋門集會。」到了晚上，法國警察解釋說，凱旋門為法國聖地，不能在此集會。於是，隊伍從埃菲爾鐵塔跨過塞納河，朝特洛加德洛廣場前進，辱罵不肯加入計程車兵「敗類」。另一支遊行隊伍4人一排，沿著香榭麗舍大道向協和廣場進發，他們手裡揮舞著鎂照明彈，齊聲高喊：「我們要回家！我們要回家！我們要回家！我們要回家……」

在這次「要回家」的動亂中，正如後人所知，危害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德國。巴黎的遊行示威者至少還知道步調一致，但法蘭克福的4000名美國大兵，最後演變成毫無顧忌、只知道咆哮的暴民。煽動者爬上街邊的燈柱吶喊，成群的示威隊伍揮舞著手電筒指揮眾人朝法本大樓進發。美國憲兵手持刺刀將隊伍嚇退，他們嘲笑約瑟夫·t·麥克納尼將軍是個膽小鬼，不敢與他們正面交鋒。麥克納尼當時其實在柏林。他從柏林回來後，要求同遊行頭目明明白白地談話，當時沒有幾位指揮官肯這麼做。艾森豪威爾面對外界的質詢，都讓他們去徵詢各戰區司令官的意見，又含糊其辭地向記者透露他支援讓所有「確無必要保留」計程車兵回國，魏德邁只能向駐紮中國–緬甸–印度的美國士兵道歉，因公文手續繁複延誤了他們的退伍時間。麥克納尼說明了美國對歐洲的承諾，並補充說道：「我們會努力讓你們儘快回家，但如果國會議員們從你們的信裡得出結論，認為公眾只想讓士兵們回家，而不用理會美國的國際責任，那麼你們就是在毫無顧忌地期盼回家團聚……而將美國在歐洲的事務置之不理了。」

麥克納尼將軍的話滿是嘲諷。事實上，他確實戳中了這次世界性運動的要害。為不能回家計程車兵申訴的信件早已在國會山堆積如山，都寫著軍郵覆信地址。這僅僅是開始，接著第二波浪潮來襲，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女朋友也開始嚷嚷，正如戰爭部副部長肯尼斯·羅亞爾所言：「‘我和我的孩子’理論使國會議員們收到關於復員的批判如洪水般難以抵擋。」一位參議員收到了200多雙嬰兒鞋，每雙都附有紙條「我想念爸爸」。這次事件對國會來說是一次考驗，但事實證明，他們無力承受。賓夕法尼亞州的羅伯特·裡奇說：「每位父親、每位母親、每個孩子都希望自己所愛的人回到身邊。」他又補充道：「記住，無論哪裡都比不過自己的家。」約翰·蘭金提出一種方案，服兵役滿18個月，或有家屬需要照料，或要升學計程車兵均可退伍——換句話說，每位應徵入伍計程車兵都可以退伍。蒙大拿州眾議員麥克·曼斯菲爾德告訴記者：「沒有什麼理由不讓海外計程車兵儘快退伍回家。」民主黨參議員湯姆·康納利和共和黨參議員阿瑟·范登堡釋出兩黨聯合宣告，支援叛亂者。參議院委派幾位委員飛往菲律賓，向梅齊中士及其他煽動者取證。

《紐約時報》驚恐萬分，對於「軍紀蕩然無存」竟然在國外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非常擔憂。編輯直言不諱地指出「示威者還沒退伍，仍然是士兵。他們必須知道他們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從《紐約時報》的角度看，國會教唆「讓士兵回家的運動，罔顧美國的國際責任，鼓動馬尼拉和勒阿弗爾的遊行，他們應該為此感到內疚」。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幾乎沒有比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次騷亂更糟糕的事。杜魯門總統整合三軍，統一歸國防部領導。高階軍官對此事尤其敏感，他們本就不信任白宮。如果政府在這一新問題上又讓這些人失望，整個重組計劃就有可能泡湯。因此，杜魯門宣佈在檢視過陸軍和海軍的復員措施後，他深信「復員進度高效、公平，感到非常滿意」。但他得到的結果只是讓國會將指責的目標從陸軍和海軍部門轉移到他身上。

如同他的前任羅斯福，杜魯門本來也非常支援普遍軍事訓練。現在，這個希望一夜之間就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軍方現在甚至開始質疑能否維持海外空有其表的部隊。美軍的作戰能力下降了80%。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空軍部隊，現在的人數已從238.5萬減少到16.5萬。每月退伍的海軍士兵多達24.5萬。尼米茲提醒說，現在已經沒有哪支艦隊可以作戰了。5月15日，徵兵法期滿，參謀長聯席會議正在思量撤回駐紮在朝鮮半島的全部駐軍。此時，已有500萬經受過訓練計程車兵穿回便裝。各級將軍也在認真思量著殘酷的數字，至少需要35萬兵力留守德國，37.5萬駐紮在太平洋地區，還需要72.5萬（艾森豪威爾預計）或137.5萬（杜魯門預計）兵力留守在世界其他地方。但部隊中僅有40萬志願服役士兵，延長服役的人數越來越少，艾森豪威爾將軍告訴國會領導們，現在美國真的面臨「用兵荒」的危險了。

國會圖書館後面一間廢棄的房屋裡，艾森豪威爾將軍和國會的領導們會面了。現在舉行公開聽證會已不可能。政治火氣太大，他只能從小巷到國會山，他心裡非常不是滋味地意識到抗議的美國大兵高喊「我們喜歡艾克」是因為艾克模稜兩可的言辭讓他們以為是支援暴亂。他告訴國會議員，至少要持有155萬兵力，又援引了駐紮日本的第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話：「如果日本人認為時機成熟而發難，一定會選擇他們深信美國軍隊存在不滿之時。看來有些破壞勢力在存心搗亂，原因尚不清晰，但目的是要打擊我們軍隊計程車氣。」艾森豪威爾認為，或許因美軍「兵力不足」而導致美軍在歐洲的影響力落入「其他國家手裡」。

他並未點明其他國家到底指的是誰。日本投降後的幾個月裡，還不興談及哪個國家是假想敵，但以當時的情況來看，足以挑戰美國的敵人也就只有一個。「二戰」結束時，蘇聯紅軍發展到1000萬，這1000萬當時還在。駐紮在境外的蘇聯士兵也並未掀起所謂的「要回家」的騷亂。斯大林可以在東歐為所欲為。美國國會聽從選民的旨意，而不顧艾森豪威爾或者杜魯門的反對，到1946年夏，美國軍隊還剩下兩個半師，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兵，其作戰能力只是戰時高峰期的一半。丘吉爾提醒世界小心斯大林的「鐵幕」政策已經從波羅的海蔓延到了亞得里亞海的裡雅斯特，公眾的輿論直指杜魯門。無論是參加過遊行的退伍士兵，還是曾經給國會議員寄過嬰兒鞋的婦女，都把矛頭指向美國的總統、國務院、知識分子以及國外的「同路人」，但就我們所知，這些民眾沒有一個人知道照照鏡子。

威廉·海特爵士曾經把同克里姆林宮的談判比作一臺過時的娛樂老虎機。你幾乎得不到想要的，但總能撈到點兒什麼。「有時候晃一晃機器，出貨會快些，但同它交談就毫無意義了。」羅斯福曾在雅爾塔會議上同蘇聯人講道理，但還沒等到告訴國會蘇聯做出的承諾，蘇聯人就公開反悔了。斯大林覺得，自己肯應酬西方盟軍，已經是寬宏大量了。他還說，在這場戰爭中，英國只是為戰勝希特勒爭取了時間，美國貢獻了物資，但蘇聯卻有600多萬士兵死傷，付出了「血的代價」。在莫斯科看來，杜魯門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美國就是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蘇聯經濟學家向他們的領導人保證，美國國內馬上就會陷入蕭條與混亂，美國就要完蛋了。因此，斯大林要求控制達達尼爾海峽以佔領土耳其的一塊土地、分享中東的石油、佔領裡海地區以保護巴庫的油田，還命令搶佔鐵托控制下的裡雅斯特和奧地利的克思滕州，又在佔領日本問題上插上一腳，甚至要駐軍魯爾。

1945年4月23日，杜魯門痛斥莫洛托夫，這位新總統第一次表示出絕不會輕易向任何人妥協。蘇聯人震驚之下，正式邀請他參加波茨坦會議。眾所周知，波茨坦會議旨在討論如何實施雅爾塔會議的決議。杜魯門也猶豫過是否要前往參加，但很多原因使他必須要出席，他後來寫道：「我最在意的是要確認斯大林會讓蘇聯士兵加入抗日戰爭，這也是我們軍事首腦最關心的問題。」他唯一期待的就是遠洋航行可以乘坐「奧古斯塔」號。這也是他自「一戰」結束後的第一次出國。杜魯門寫給「親愛的母親和瑪麗」的閒聊信中，展現出哈里快樂的情境，哈里滿面笑容，穿著一件運動t恤衫，帶著白色水手帽，跑遍船上的每一個角落，竟在船員中找到一位遠房親戚，他和水手們進餐，卻冷落了其他官員。波茨坦會議確實給了他很大啟發，但也使他感到沮喪。現在，他毫無疑問地明白了「蘇聯佬唯一懂得的就是軍隊，他們的訴求就是征服世界」。會後，他「高興地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波茨坦會議並未改變軸心國衛星國的未來，在蘇聯人含糊其詞的掩蓋下，它們仍被軍事佔領著。正如杜魯門所預期的那樣，會議毫無意義。會議期間，他一度非常沮喪（這是讓歷史學家們著迷於揣測的歷史時刻之一），想將白宮拱手讓給艾森豪威爾。他倆在轟炸後的柏林廢墟上巡視，杜魯門突然轉過身來，對艾森豪威爾說：「將軍，無論你要什麼，我都會義不容辭地幫你。確定而具體地說，包括競選1948年總統。」一時間，艾森豪威爾手足無措，因而只當這是一個玩笑：「總統閣下，我不知道誰是你的對手，但那個人絕對不是我。」

幾個月過去了，蘇聯人的態度不斷惡化。奧本海默帶領美國的科學家團隊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制訂了一個合乎情理的掌控核武器的計劃。但計劃完成後，安德烈·葛羅米柯卻草率地拒絕執行。蘇聯前線部隊士兵的行為，只要有機會也變得越發粗俗。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百忙中抽空來到麥迪遜廣場花園為美蘇友誼委員會致辭。他發表講話，希望兩國能摒棄差異，而不要發展成「深夜裡的敲門聲，搞得人心惶惶」。就因為這點，他在全場的噓聲和喝倒彩聲中被迫離場。後來他說道：「我一直很好奇，為何共產主義國家的外交官都認為，無禮是展開國際關係的基本要求，這到底緣起於誰？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無論是誰，都實屬不幸。」sup/sup

在美國政府內部，唯一對蘇聯還抱有幻想的就是商務部長亨利·華萊士。這位空想家、幻想家總是質疑美式沙文主義。亨利·盧斯標榜即將到來的世紀將是「美國的世紀」，而華萊士卻反駁說，戰後的歲月「只能是也必須是普通人的世紀」。現在，他坐在內閣會議室裡，冷眼望著哈里·杜魯門，終於得出了結論：杜魯門肯定是徹頭徹尾的戰爭販子。華萊士決定要對他做些什麼，人民必須被提醒，他要提醒人民。

現在回想起來，相比華萊士挑戰美國的外交政策，他能在美國政府任職那麼長時間似乎更讓人難以置信。當時伯恩斯在國務院任職，而華萊士執掌商務部，杜魯門的內閣成員裡就有兩個人認為自己應該坐上總統的位置。如果杜魯門也具有羅斯福同樣的魅力，也許能克服這兩人性格上的差異。但杜魯門不懂得耍花招，就註定要得罪一個接一個的新政擁護者。伯恩斯早就衝撞過他，莫斯科的會議一結束，伯恩斯就致電白宮，希望一回國就組織爐邊談話，把會議內容通過廣播全面彙報給全國民眾。杜魯門提醒他，向總統彙報是他的首要職責，如果有發表爐邊談話的需要，也應由總統來做。不久後，杜魯門捲入了哈羅德·伊克斯的用人問題糾紛。1946年2月12日，伊克斯提交辭呈，建議於3月31日正式生效，而杜魯門毫不留情地使其於2月15日就生效了。伊克斯後來公然指責杜魯門在白宮僱用「一群不倫不類的政治小人」。記者評論，內閣成員和總統之間發生如此尖銳的正面交鋒，在華盛頓實屬罕見。

這一年還沒過完，又發生了另一起爭執。3月15日，丘吉爾為向杜魯門表示敬重，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的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鐵幕」政治演說。但丘吉爾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指控似乎並未收到良好效果，或許是因為他又一次走在了時代前列。華盛頓最大的反對聲來自商務部。華萊士決定等到時機成熟就讓所有的恐蘇者服帖。時機來自9月，伯恩斯正在巴黎參加一次重要的外交部長會議。9月10日，華萊士把他在美蘇友誼委員會上發表的演講稿呈交總統。杜魯門根本沒有時間細讀演講稿，只是在華萊士交給他時，一邊粗略地瀏覽，一邊聽華萊士簡要介紹。華萊士說，相較於過去，這次他會以更加批判的態度看待蘇聯人。杜魯門隨性地點點頭說，希望這次演講能對國會候選人中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以及競選紐約州州長的民主黨候選人有利。白宮走廊上，記者詢問華萊士和總統討論的話題。他建議他們去聽聽演講。

華萊士只向總統介紹了演說內容的一部分，他的確批判了克里姆林宮，但也同樣嚴厲斥責了英國外交部，繼而又給杜魯門–伯恩斯的外交政策殺了個回馬槍。他強調，華盛頓沒必要干涉蘇聯人在東歐的駐軍，那裡是斯大林的勢力範圍。並且，美國政府應不論政治派別，將原子彈計劃通知各國政府。最後，他希望美國能夠裁軍，無論其他國家在做什麼。他認為，與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簽訂聯合安全協議根本就是別有用心。他說：「讓英國成為我們外交政策的關鍵所在，簡直是愚蠢至極。毫無疑問，英國在近東地區的帝國主義政策，再加上蘇聯的報復反擊，一定會導致美國走向戰爭。」後來他在離開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時又補充了兩句：「我既不反英，也不親英；既不反蘇，也不親蘇。兩天前，杜魯門讀到這些時，他也說了，這就代表了美國政府的政策。」

下午4點，事先看過演講稿的記者們聚集在總統的新聞釋出會上，此時距演講開始還有三個小時。記者提問杜魯門是否同意商務部長的演講，他點頭。當記者問及演講內容是否的確反映了政府政策時，杜魯門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接著杜魯門出席了在克拉克·克利福德家中舉辦的男賓聚會，滿心以為華萊士會支援他的既定政策。那時已有閃電出現，第一聲雷響出現在下午6點。當時，一份預先準備好的演講稿已經送到代理國務卿威爾·克萊頓的書桌上。看到演講稿後，克萊頓立刻直接電話連線白宮的查爾斯·羅斯，抗議說：「這會讓吉米在巴黎會議上身處困境。」他希望總統能否認這次演講，但羅斯說太遲了，杜魯門已經批准了華萊士的演講。第二天一早，報紙頭條上就寫著，美國的政策發生「大轉變」。身在巴黎的范登堡參議員告訴記者：「我可不能同時與兩位國務卿共事。」伯恩斯從一名英國記者那裡得知此噩耗，飽受煎熬4天后，他終於忍不住致電美國總統：「如果總統閣下因某些原因不能阻止自己的內閣成員華萊士先生對外交事務橫加干涉……請准許我立刻辭職。」

迪安·艾奇遜認為：「杜魯門總統簡直幼稚，這樣說並非過於指責。首先，對於美國總統的重任，杜魯門自己都還沒弄明白。他並不明白為何亨利·華萊士作為一名負責任又經驗豐富的政府高官，不應該做這次精心準備的演講。」如果杜魯門曾說過這些話，恐怕人們會理解他。但他卻為自己找藉口，《時代週刊》評論其為「笨頭笨腦的謊言」。杜魯門召開記者會，試圖「澄清」他所謂的「自然的誤解」。他解釋說自己根本不贊同這次演講的內容，只想維護華萊士發言的權利。總之，他並未批准此次演講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宣告」。緊接著還有尖銳的提問撲來，有人提醒杜魯門，華萊士事實上告訴聽眾，他本人不會偏袒倫敦和莫斯科中的任何一方，這是獲得了總統讚許的，而這被認為是「美國現任政府的政策」。以下是那段災難性的對話：

總統：沒錯。

問：我想問，你是指的那段話，還是整個演講？

總統：我同意整個演講……

問：總統閣下，你覺得華萊士的演講是否背離了伯恩斯的政策——

總統：我不這麼認為。

問：——蘇聯的政策呢？

總統：它們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賴斯頓在《紐約時報》上尖銳地指出：「或許在首都，只有杜魯門認為華萊士的提議同總統或伯恩斯的‘一致’。」在安撫英國時，杜魯門的做法激怒了記者。更糟糕的是，華萊士拒絕讓步。華萊士在白宮的草坪上召開新聞釋出會，宣佈：「我堅持在紐約的演講，我認為，這也正是美國人民所關心的，他們都希望和平……不久後，我會再次發表演講。」

這就太過分了。國務院發出了最後通牒，但商務部絲毫不妥協，杜魯門決定將華萊士革職。他先親自給華萊士寫了一封信，把他所能想到的罵人的髒話都用上了，然後親自叫人將信送到商務部。華萊士看過之後，非常震驚，致電羅斯，並說依他看來，這封信不僅不適合公開，甚至不能作為總統檔案存入美國國家檔案館。華萊士在電話裡把信念了一遍後，羅斯也有同感。剛被免職的部長將信件送回白宮後，羅斯立刻將其燒掉。當晚，憤怒平息後的杜魯門寫了一封家信：

親愛的媽媽和瑪麗：

今天我必須要將亨利革職查辦，我討厭這麼做，但我也別無他法……如果亨利還像1940年一樣繼續待在農業部，現在就不會有這麼多的麻煩，我也不會身在此處，豈不更好……亨利是我接觸過的朋友中最怪的。星期三下午，我同他爭論了兩個半小時，叫他別再對外交政策發表演講，或者支援我負責制定的政策——但他堅決不肯……現在他離職了，瘋子們又以此歇斯底里地大做文章。我倒是希望看到這樣，這證明我的決定是對的……

毫無疑問，這次他做錯了。當時適逢國內罷工高潮，物資缺乏、物價飛漲、黑市交易猖獗，經濟復甦情況歷經挫折，而華萊士事件讓杜魯門民心盡失。1945年7月，在他前往波茨坦前夕，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87%的美國人支援杜魯門。這是多麼強烈的信任啊！珍珠港事件後，羅斯福戰時民意支援率最高也不過是84%。現在情況發生了轉變。約翰·張伯倫在1945年11月26日的《生活》雜誌中寫道：「華盛頓開始對他倒戈相向。」張伯倫的言論或許過於主觀，但在1946年的某個時刻，真正的轉折點出現了。

從一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從右翼方面傳來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的怒吼：「總統自己怕事發抖，還要嚇唬人民。」「左」翼自由專欄作家塞繆爾·格拉夫頓評論杜魯門是個十足的「可憐蟲」。民主黨主流人群甚至也在互相討論：「哈里不犯錯，你根本想不起這個人來。」伊克斯宣告不再參與1948年的競選，以恢復整個國家的團結。阿肯色州新當選的民主黨國會議員j·w·富布賴特說，杜魯門上任18個月以來是那麼無能，為了國家利益，他應該將總統之位主動讓給共和黨後繼者。在加利福尼亞州，尼克松深得人心，「我的戰友以及你們所愛的親人，曾經為美國神聖傳統得以世代延續而犧牲生命。我以他們的名義起誓，一定秉承我們神聖的傳統」，僅憑藉這些陳詞濫調就博得掌聲雷動。人們變得焦躁不安，他們早已受夠了執政黨的信誓旦旦，卻接受了在野黨的甜言蜜語，就如同波士頓的哈里·弗羅斯特廣告公司的標語，寫在全國各地的廣告版上：「受夠了？」

人們說受夠了。18年來第一次，共和黨人在兩院中均佔據優勢，杜魯門後來回憶道，第80屆國會正是自20世紀20年代富有戰鬥精神的第69屆後最為保守的一屆。理查德·尼克松和約瑟夫·麥卡錫走上政壇。《洛杉磯時報》評論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將一帆風順，有尼克松為他保駕護航。「尼克松是史塔生州長的朋友。他的執政理念同史塔生是一致的。」《生活》雜誌吹捧這次勝利是「政府權力中心的明顯大轉移」。多年來，國會一直是「白宮的橡皮圖章和代罪羔羊」。《生活》雜誌預計，從現在起，國會將成為政治生活的指引。共和黨領導人會議上，他們就提議將預算削減100億美元、降低賦稅、「摒棄政府幹預商業和勞動的執政理念」，以及廢除1932年以來頒佈的所有社會和福利法案，包括社會保險和《華格納法》。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斯泰爾斯·布里奇斯自鳴得意地吹噓：「現在，美國是共和黨的天下了。」

事實並非如此，任何政治測驗結果最多隻能反映投票那部分人的想法而已。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20世紀中期，共和黨在選舉剛開始的總是佔上風，直到選舉日當天下午5點，工人們下班，決定是否要進入投票點投票。只要工人投票，政權就會回到民主黨手中。但1946年，工人沒有投票。民主黨只得了3400萬票，只能說很大一部分民主黨人，既對現狀不滿，又對白宮失望，所以壓根兒沒去投票。但共和黨人誤解了選舉結果，他們以為人們對「新政」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希望立刻回到股票大崩盤前20世紀20年代簡單化的黃金時期。所以，他們認為只要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不斷攻擊杜魯門——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的白宮，執政權自然就會重新屬於他們。

剪影：戰後

作者視角以原著成書時間（1974年）計，全書同。——編者注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主張經濟自由和功利主義。——編者注

此處著重號是作者加的。

後來，艾奇遜此次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的露面，被攻擊他的人當作他同情共產黨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