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黑暗中的曙光

希特勒第三帝國時期,基礎物理學並不存在。當時,猶太物理學是違犯法律的,而德國物理學則由位於菩提樹下大街69號的德國科學、教育和民族文化部負責。然而事實上,1938年3月之前,德國物理學界最出色的學者之一是一位猶太婦女,她就是莉澤·邁特納。她與奧托·哈恩(194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和弗裡茨·斯特拉斯曼一起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裡進行中子撞擊鈾的實驗,發現了中子誘發鈾裂變這一驚人事實。邁特納博士是反猶主義政策下的例外,因為她不是德國人,而是維也納人。

德國吞併奧地利後,所有的奧地利人都成了德國公民,作為一名非雅利安人,莉澤·邁特納被趕出實驗室,納粹集中營的魔爪遍佈左右。於是她德高望重的同事們紛紛去拜見元首,為她求情。他們都辯護道:物理學只有對錯之別,並無種族之分,正因為德國人有真理指引,所以才多次獲得諾貝爾獎——獲獎次數是美國人的三倍。希特勒聽此大怒,隨即將他們歸為「白猶太人」,並下發了對莉澤·邁特納的逮捕令。邁特納扮成遊客,逃到荷蘭邊境,又前往瑞典的孔艾爾夫,一個靠近哥德堡的海邊小鎮。另外兩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尼爾斯·玻爾和現居於斯德哥爾摩的哈恩,都非常好客,友善地接待了她。但是對邁特納來說,她的事業已經被迫終結,人生也全數盡毀。

同一時期,她的同事以及美國物理學家正處於科學鼎盛時代,一項驚人的成果在五六個國家接踵而至。義大利物理學家恩里科·費米因研究中子取得的成就而獲得了諾貝爾獎。劍橋的哈恩、斯特拉斯曼、玻爾和查德威克以及巴黎的約里奧–居里夫婦都走在科學的最前沿,努力尋求突破。30多年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根據他提出的相對論,抽象地測量出了原子能。愛因斯坦認為物體運動時的質量大於靜止時的,其中的差異由光速界定。如今實驗表明,中子撞擊鈾元素後,會發生核裂變,新的化學元素被發現,鈾的三個同位素已在研究中,並已寫出方程式。這些原理一旦得到驗證,愛因斯坦的推測則很有可能成為現實,這也將成為一項偉大的成就。不過,核物理學家們並未期望世界能夠認同他們,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敢相信這一成果。1938年12月22日,當哈恩在德國《自然科學》期刊發表分裂原子現象的報告時,他總覺得自己或許搞錯了:「文稿寄出去後,我對這個研究成果再次產生了懷疑,甚至希望郵出去的文稿能夠返回來。」但玻爾讀到這篇文章時,激動得一拍腦門,喊道:「我們怎麼這麼久都沒想到這一點呢?」

對此,核物理學家們既歡欣鼓舞,又敬畏恐懼,對於這一研究成果的意義也意見不一。愛因斯坦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威廉·l·勞倫斯,核裂變不能產生爆炸。玻爾與一位同事辯論時,提出了10條令人信服的理由證明不可能製成爆炸裝置。哈恩對此事則解釋說:「這必將違背上帝的意願。」但在大西洋彼岸卻傳來了不同的看法。1939年2月2日,利奧·西拉德(美國核物理學家)從美國寄給約里奧·居里的信中寫道:

約兩星期前,哈恩的文章傳到我國,我們有幾個人立即對鈾裂變能否釋放中子這個問題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顯然,如果它能釋放出一個以上的中子,那其他一系列鏈式反應皆有可能。在某種情況下,這將導致爆炸性武器的產生,而且這種武器極其危險,尤其是一旦落入某些政權手裡。

他並沒有指明「某些政權」是哪些,但所有人都知道,也憂心忡忡——有了這種爆炸性武器,希特勒可以控制並摧毀整個世界。

出於恐懼和不安,歐洲的傑出物理學家們和莉澤·邁特納一樣紛紛移民。費米在離開法西斯義大利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後,在瑞典退了回程票,直接飛往紐約,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工作;年輕的愛德華·泰勒(「氫彈之父」)前往喬治·華盛頓大學;維克托·f·魏斯科普夫到羅切斯特大學任教;玻爾也整裝待發,準備去普林斯頓大學投奔愛因斯坦。他建議邁特納和她的侄子o·r·弗裡施博士暫時留在哥本哈根,繼續完成這項實驗。1939年1月16日,玻爾到達紐約後,收到了邁特納和弗裡施發來的越洋電報:這項實驗得到證實,他們分裂的原子釋放出了兩億伏特的電。如果鈾能夠被控制的話,理論上它產生的爆炸力將是tnt(三硝基甲苯)的2000萬倍。

任何人聽到這個訊息,都會感到無比驚訝,無論是對訊息來源還是對事實本身。他們肯定以為科學家都是不切實際的怪人——像弗蘭肯斯坦博士(瑪麗·雪萊所創作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的主人公)一樣,整天擺弄著各種蒸餾器、玻璃瓶和大型開關之類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當雷斯理·格勞維斯將軍後來增聘一位工作人員和核科學家們共同工作時,他說:「你的工作不簡單,因為你加入的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瘋子團隊’,我們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才把這些人聚集到一起的。」科學家們雖然知道外界對自己的看法,但無動於衷。不過,戰前核物理學家們這種漠不關心、隨意而為的態度,在6年後隨著一朵蘑菇雲的升起而煙消雲散。1939年,「物理學家」這個詞並不常見,很多美國人甚至不會念這個詞。許多在大學工作的物理學博士年薪只有1500~1800美元,但他們也只好接受,因為別無選擇。工廠不需要他們。1937年,全國只招聘了4位科學研究人員,並且政府把多數經費都撥給了農業部,所以提供的科研經費少之又少。

好處是,科學成了無人打擾的行業。科學無國界,科學家之間對科研成果也不保密。甚至在蘇聯,a·i·布羅茨基於1939年發表了一篇關於鈾元素分裂的文章,他的兩個同事還在莫斯科地下通道的換氣豎井裡做過裂變實驗。(不久,克里姆林宮便下令禁止這項實驗,認為它無任何實用價值。)甚至在「國家安全」概念蔓延至這一領域時,科學家們對此也絲毫不擔心。他們仍無所顧忌地與同行談論核裂變,因為外行們根本不理解。實際上,科學家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核裂變的真正意義。玻爾離開丹麥之前,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德軍可能要侵入這個弱小的國家,他還擔心自己珍藏的重水——重水中一個氫分子中包含兩個原子,可以有效減小中子的速率。然而,又有多少納粹知道這些呢?寥寥無幾,所以,他把重水倒入一個大啤酒瓶裡,放入冰箱。就這樣,丹麥淪陷5年,這瓶重水依然儲存得完好無損。

或許只有在美國,學術自由才能最大化,也正是在這裡,核武器競賽的最初幾步才得以完成,雖然都是公開進行的,但公眾對此並不感興趣。邁特納–弗裡施的電報也是用明碼傳送的,如果科學情報要用密碼傳送,是會被人恥笑的。同樣,另外一次用以證實他們二人研究成果的實驗也非常簡陋:1月25日晚,大家把哥倫比亞實驗室騰出一點兒地方,邀請費米做指導,進行鈾實驗,並安裝了示波器測量能量,然後按下開關就開始實驗,結果示波器指標顯示產生兩億伏特,從而再次確認了此類實驗的準確性。為了深入討論此事,所有人都轉到位於百老匯街和第119街交匯處的哥倫比亞大學普平物理實驗室的301演講廳。討論期間,演講廳的門都沒關,更不用說上鎖了。任何人只要走進去,即可瞭解核科學的最新發展——當然,他得能夠理解那些術語,以及黑板上的圖表、公式、零碎板書才行。

1939年,甚至連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也是對外開放的。費米和玻爾出席了當時在華盛頓舉辦的美國物理學會的春季會議,玻爾上臺發表演講,彙報了他們的研究成果。他直截了當地說,含有一小塊鈾235的武器如遇到慢中子撞擊,所產生的威力足以炸燬哥倫比亞特區的大部分地區。演講期間,參會者們不時出入大廳,長途致電各自學校,報告這一爆炸性資訊。美國年輕人羅伯特·奧本海默(後來成為「原子彈之父」)在一個黃色的本子上瘋狂地塗寫,粗略計算著鈾的臨界質量。當時現場還有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但是他和他的編輯都沒人能完全理解報告所蘊含的實際意義,但還是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鈾裂變成果的簡訊。第二天早上,路易斯·w·阿爾瓦雷斯博士(198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理髮,突然注意到了該新聞,立即從理髮椅上跳了起來,不顧自己身上還圍著理髮時用的遮布,衝到放射實驗室告訴同事們。

除了核爆炸的道德問題——隨即便有人提出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答。之後的研究表明,鈾元素並不只罕見,而且其中99.6%都是鈾238,太穩定而不易發生裂變,必須從鈾238中分離出鈾235並達到一定純度才可行,但這個純度當時在美國從未嘗試過。製造炸彈需要精密設計,這個任務委託給了德國難民克勞斯·福克斯sup/sup,他的政治見解頗耐人尋味。尤為重要的是,從物理理論到實際裝備這樣的大跨步,開支巨大,僅憑私人贊助是遠遠不夠的。數百萬美元的資金在美國只有一個人能夠籌集到——羅斯福,也許他們本已想要拜訪羅斯福。當時大家對原子彈道德觀念還不強,而對這門科學卻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爭論開始變得毫無意義,因為面前擺著一個事實:科學家們現在絕對相信,希特勒正在建造他自己的原子彈,而且證據顯示,他甚至領先一步。

納粹當然知道核裂變原理,源自哈恩在《自然科學》期刊上發表的那篇文章。1939年年初,兩位德國物理學家就去拜訪過菩提樹下大街69號,並提出可以建造「鈾機」的想法。同年4月,德國最傑出的6位原子科學家在柏林會晤兩次,同意接受這項秘密任務。隨後,反納粹的物理學家s·傅吉博士得知此事。他無保密義務,認為各國科學界應該知道此事。於是,1939年,他在《自然科學》7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鈾鏈式反應的詳盡報告,並且在接受《德意志彙報》採訪時對此做了簡單陳述(該報當時還未被戈培爾查禁)。因為這份材料對於一般納粹和普通美國人來說過於深奧,所以它通過了審查,並在蘇黎世以外的地區傳播開來。但美國的科學家們並不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他們認為傅吉只透露了整件事的冰山一角,可是如果「一角」已經發展到了這個程度,那麼世界已處於危機之中。1939年夏,此事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實在令人震驚。德國突然無理由地禁止捷克斯洛伐克的鈾礦出口,並禁止釋出關於鈾的任何新聞。由於鈾的已知用途僅限於陶器和鐘錶夜光碟的塗飾,所以禁運只有一種解釋:在菩提樹下大街69號的科學家們肯定正在建造核武器。事實上,他們的確如此。作為德國人,他們自然要將這件事做得冠冕堂皇,於是該訊息也就流傳出蘇黎世。該專案名為「鈾計劃」,由鈾協會委員指導,並由位於柏林的陸軍兵器局負責。

一定得讓羅斯福警惕起來。可是怎麼告訴他呢?在美國,知道核裂變的大部分物理學家們都是新來的外籍人士。他們無權無勢,也無政治人脈,有一些甚至還在學習英語。西拉德和泰勒拜訪過聯邦政府,卻遭白眼,甚至連諾貝爾獎得主費米也被冷落。因為陸軍和海軍都需要集中力量獲取常規武器,沒有時間和他們玩巴克·羅傑斯sup/sup的遊戲。國務院認為沒有任何進行緊急戒備的必要。而且,據他們所知,鈾稀有但無用,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時都有。歐洲的和平日子已屈指可數,軍隊已開始動員,危機一觸即發,駐外聯絡官也顧不上理會那些不修邊幅的科學家們關於原子分裂的言論。

但是,有一位頭髮蓬亂的科學家(要說不修邊幅的話,他肯定是最不修邊幅的一位)可不容忽視,他就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大名鼎鼎,只因他頭髮很長,後來「長頭髮」在美國成為科學家的代名詞。7月,華盛頓政府的官僚最後一次拒絕接見費米之時,愛因斯坦已離開普林斯頓大學,前往長島度假。然而,當西拉德和尤金·維格納傳話給愛因斯坦,說他們有要事一定要見面時,他竟然同意了。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計劃,也懷疑甚至連愛因斯坦都見不到總統。但他們想出一個更可行的方法,即可以通過愛因斯坦的朋友——比利時王太后,先通知比利時政府。不過首先當然要去長島找到愛因斯坦,這可不容易。在那年最熱的一天,他們拿著電話裡所說的地址啟程前往長島。地址雖聽起來像是美國城市帕喬格,實際上卻是長島配克尼克。甚至到那兒以後,他們還有些茫然。西拉德認為他們應該放棄,先回去慎重考慮。這時,突然有一個小男孩自願帶他們去愛因斯坦家。

愛因斯坦穿著拖鞋出來,親切地迎接了他們,並帶他們到書房詳談。據西拉德所說,愛因斯坦「並不知道鈾能夠產生鏈式反應,但我剛開始講,他立即就意識到這將產生怎樣的後果,並表示願意幫助我們,就像一句成語所說:‘在所不辭’」。於是,西拉德和尤金·維格納提出了求助比利時的解決方案,希望愛因斯坦寫信給比利時王太后(這也許會扭轉整個大戰的趨勢,因為希特勒計劃第二年春天就佔領布魯塞爾)。他們並不確定這是否與外交禮儀相符,於是決定離開長島後,先將其副本發給國務院,看國務院是否有意見,兩星期後再傳送正本。但在接下來的一星期裡,他們和朋友一起討論時,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解決方案。古斯塔夫·斯托爾珀是《德國經濟學家》前主編,他認識羅斯福的金融顧問亞歷山大·薩克斯。為什麼不直接去白宮呢?薩克斯認為這是個絕佳的想法。8月2日,西拉德與泰勒(維格納有事未能同行)一起返回長島,愛因斯坦用德語口述了一封寄給總統的信,泰勒將它翻譯成了英語。信中提及希特勒關於捷克斯洛伐克鈾礦的禁運令,以及柏林正在進行的鈾計劃。整封信的主旨在於解釋核鏈式反應可能產生的影響:「……它有助於建成能量強大的新型炸彈,這樣的炸彈,只要運一個在港口引爆,就很可能摧毀整個港口,以及部分周邊地區。」

10月11日,薩克斯把這封信交給羅斯福總統,為了確認這封信不會淹沒於總統堆積如山的檔案中,他在總統面前將信大聲讀了出來。但這是一個錯誤,因信過長,羅斯福不耐煩了,並在最後說,政府如果在這個階段干預是不成熟的表現。於是薩克斯請求在第二天早餐期間再一次面談,總統終於答應再給他一次機會。薩克斯那天晚上徹夜未眠,他一遍遍地走出卡爾頓酒店,走過兩個街區,走到與白宮隔賓夕法尼亞大道相對的拉法葉公園,試圖找出一個辦法生動展示這一可怕威脅。終於,他想出一個辦法。早餐時,薩克斯向總統提起了羅伯特·富爾頓建議拿破崙採用他發明的汽船,當時,拿破崙認為不切實際,便拒絕了他,從而喪失了用汽船打敗英國的機會。總統思考了一會兒,拿起一瓶拿破崙牌白蘭地,斟滿兩杯。

他向薩克斯舉起酒杯,並說,「亞歷克斯,你要說的是別讓納粹將我們炸死。」

「確實如此。」

羅斯福召來了他的軍事助手「老爹」埃德溫·沃森將軍,並給他看了愛因斯坦的這封信和薩克斯帶來的一些附加檔案,總統說:「老爹,我們必須有所行動。」

因此,以s–1為代號的秘密戰爭悄然開始。此事只有總統欽定的幾個人知道——非常之少,甚至連副總統都全然不知。像其他戰爭一樣,這場戰爭也有勝利的歡慶和英雄的誕生,而英雄並不只是實驗室的那些科學家們。在羅斯福與薩克斯達成共識的7個月後,法國的核物理學家們完成了一個大膽的計劃,以阻礙菩提樹下大街69號的那些納粹科學家們。德國人知道法國人幾乎擁有歐洲所有的重水—185公斤,裝於12個密封的鋁容器中,是在1940年3月,從挪威海德魯公司買進的。面對敵軍的虎視眈眈,以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為首的法國科學家們將這些重水窖藏在里奧姆監獄的死牢裡。納粹知道重水就在附近,並且一直在搜尋。法國人還是成功用一艘英國運煤船將它們運出了波爾多港,與此同時,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也成功欺騙了德國訊問者,說重水在另一艘船上。

1940年1月,參議員博拉去世,三個月後,德軍入侵丹麥和挪威,他所謂的「空頭戰爭論」也隨之結束。1940年,衝擊最大的莫過於希特勒發動的西線進攻。它就像奧遜·威爾斯執導的那部為期7個星期的萬聖節廣播劇。每日每時,軍事戰略家們都在不斷移動著插在地圖上的彩色圖釘,評論員們也不斷描述著德國裝甲兵如何深入盟軍後方,斯圖卡轟炸機如何對難民進行屠殺,以及看不到盡頭的一隊隊金髮碧眼的雅利安青年如何高喊著「希特勒萬歲!」攻佔荷蘭、比利時,入侵法國等。但是,除了一列列穿著暗灰色軍裝的軍人不斷行進之外,很難說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歐洲傳來的訊息自相矛盾,外界完全摸不著頭腦。在這場混亂中,約里奧–居里和皮埃爾·賴伐爾sup/sup這兩類完全不同的人註定要分道揚鑣。而其他人,新任領導人們,正試圖凝聚士氣低落的盟軍部隊。保羅·雷諾接任愛德華·達拉第的法國總理一職,馬克西姆·威剛接替莫里斯·甘末林成為新一任法軍司令官。在倫敦,張伯倫下臺,丘吉爾繼任首相,大西洋彼岸的人們也從此開始領略丘吉爾華麗的文采和雄辯的口才。

現在,每個美國人都已經知道何謂閃電戰,但這才是其中最厲害的一戰。德國的進攻開始於5月10日。4天后,荷蘭投降;第16天,比利時退出戰爭。接下來的一個週末,英軍陷入絕望境地,不得不進行了英勇壯烈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最後只剩下號稱世界最強的法國軍隊留在歐洲大陸孤軍奮戰。第7個星期,也就是納粹突襲的最後一星期,美國政府接到一封電報,雷諾親自請求羅斯福出面干預,雖言辭懇切,卻並未如願。

6月22日,法國投降。德國佔領巴黎,並在度假城市維希建立了一個新的法西斯政府(維希政府),由亨利·菲利普·貝當將軍和賴伐爾統治。sup/sup該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缺席審判飛往英國的法國坦克部隊將軍戴高樂判處死刑。戴高樂將軍蔑視維希政府中的官員,他坐在切爾西的一棟公寓裡,寫了第一批廣播稿,表示既然與法國人民是同胞,必將生死與共。他和雷諾一樣,也祈求美國政府的援助。丘吉爾亦有此想法,但作為優秀的政治家,他不願親自乞求美國幫助,而是說,在恰當的時候,「一個全新的世界,會傾注一切力量拯救和解放我們的舊世界」。

不列顛之戰開始了。英國皇家空軍和德國空軍在英格蘭上空交戰,爭奪英國的制空權。為了給英國抵抗派一個下馬威,德國摧毀了考文垂市,成千上萬的倫敦人慘死街頭。但英國人並未因此畏懼,他們躲在防空洞和地鐵通道里(其中有一個叫朱莉·安德魯斯的4歲女孩,還在那裡學習歌唱),英國首相正告希特勒,英國寧死也不投降:「……我們絕不會退讓、失敗。我們將堅持到底。我們將在法國戰鬥,在近海和遠洋戰鬥。我們的空軍將愈戰愈勇、愈戰愈強。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本島。我們將在海灘戰鬥。我們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戰鬥。我們將在大街小巷戰鬥,在田野山嶺戰鬥。總之,我們絕不屈服。」

然後,大眾傳媒開始發揮作用了。回想起來,當時關於「火星人進攻地球」的廣播就像試航,只為緩解下人們高度緊張的神經。而這次的戰爭卻是事實,它就發生在歐洲,它恰似美國人之前所聽到的,也就無法避免情感傾向。當時並沒有幾個人支援納粹。德國在國際上聲名狼藉,不僅犯下暴行,而且大肆宣揚暴行。他們從一開始就槍殺人質,即使在美國,也幾乎沒有族群支援它。不久後,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納粹與自己的盟國義大利也開戰了。隨後,納粹佔領希臘,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釋懷的事情:一名德軍軍官命令一名希臘士兵把希臘的藍白國旗從雅典衛城上降下來,士兵照做了,旋即身裹希臘國旗走下雅典衛城的邊緣護欄,默然從300英尺高的城樓上縱身一躍。

即使沒有希臘血統的美國人,聽聞此事也會感動。1940年,不斷為英國祈禱的並非只有親英派。法國戰敗前夕,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在《紐約時報》上寫了這樣一首詩:

啊,建造吧!裝配吧!運送吧!捐贈吧!

英國、法國,我們都要活下去,

否則我們將孤軍作戰!

厄運降臨到了法國。那年夏天,英國所剩的也只有英國皇家空軍的勇氣、丘吉爾的演講以及莎士比亞的遺作「英國過去不會,以後也絕不會躺在侵略者的腳下」。既然莎士比亞使用的語言也是美國人的,便能喚起美國人特別的情感。1940年夏末,美國作家愛麗絲·杜爾·米勒在英國出版了一本薄詩集——最不流行的藝術形式。詩集名為「白崖」,出版三個月就已重印11次。一些讀者可以整首整首地背誦,包括最後的那4行詩,言語中強烈地表達出了作者和千萬讀者的親英傾向:

我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英國有不少我不喜歡的,還有不少我忍著的,

但沒有英國的世界,

我也不願獨活。

眾多主張美國應加入戰爭的人建議全美關注英國的命運。現在,美國人第一次意識到,美國是多麼虧欠英國,以及美英兩國的命運是多麼休慼與共。喜歡聽廣播的人們(那個夏天,有些人簡直寸步不離廣播喇叭)可以聽到德國士兵列隊進入英吉利海峽港口的整齊步伐,也可以聽到德國士兵們合唱《我們出征英格蘭》。聽起來多麼令人絕望。當時美國人還不知道,接下來英國的噴火式戰鬥機和颶風式戰鬥機使英國作戰告捷。9月的一個夜晚,德國空軍駕駛1500架飛機,在倫敦上空投下了440萬磅炸彈。這是自1666年倫敦大火後,這座城市經歷的最嚴重的災難。聖瑪莉裡波教堂裡的無價之寶——玻璃窗都被炸燬了,上議院也被一顆炸彈擊中,白金漢宮慘遭5枚炸彈襲擊。在地鐵通道里,小女孩朱莉·安德魯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唱著:

現在有炸彈來照亮我們睡覺,

拿起沙袋,蓋住炸彈,把火滅掉。

超過3.2萬名英國兒童被疏散到美國。按照當時的行事風格,孩子們應該有一首歌。法國淪陷,創作出歌曲《最後的巴黎》;不列顛之戰有歌曲《夜鶯在伯克利廣場歌唱》。現在,為了紀念英國來的小客人,叮砰巷sup/sup作了一首餘音繞樑的歌曲:

我和姐妹們想起了那一天,

我們離開朋友,乘船離開,

我們想念那些不得不留下的朋友——

但我們只是放在心底,從不談論。

這首歌就這樣一遍接一遍地唱著,直到酒吧裡的人們寧願放棄好酒,也不想再聽到這首歌,不想再談論戰爭之類的話題,但又躲避不開。凱特·史密斯似乎到哪裡都唱著《上帝保佑美國》。電影耗時較長,所以人們還要過好幾個月才能看見《忠勇之家》,劇中,沃爾特·皮金乘著自己的小船來到敦刻爾克營救被打敗的英國兵。還有一部已上映的電影《一個納粹間諜的自白》,愛德華·g·羅賓遜在劇中飾演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偵探,整天就聽著別人咬牙切齒地威脅他,比如「我總有一天會跟你算賬的,偵探先生」。雖然這些電影看完後讓人侷促不安,但畢竟難以避免。每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都會有低階庸俗的紀念品,銷售員趁機發財。這次的紀念品就是這些經典電影(包括《卡薩布蘭卡》,有些人認為它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電影),和一個流行而又不朽的手勢,以至於自此以後的政治運動都對其善加利用。

這個手勢由一位比利時難民首創,他叫維克多·德拉維利。和夏爾·戴高樂一樣,德拉維利每天都會向同胞們傳送短波廣播,告訴他們要咬緊牙關。1940年的一個晚上,他提議,大家在各公共場合寫上「v」字(取自「victoire」首字母,代表「勝利」)以表示相信盟軍會最終勝利,同時挑釁納粹。這是繼十字元(「十」)以來最流行的符號。令人驚訝的是,「v」在不同語言可以代表那麼多不同的含義。塞爾維亞語中,「v」代表「英雄」;捷克語中,「v」代表「勝利」;荷蘭語中,「v」代表「自由」。英國廣播公司對歐洲進行廣播時,開頭就採用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前4個音符,3個點和1個破折號(「嘀–嘀–嘀–嗒」)——在摩爾斯電碼中正好也代表「v」。於是,在歐洲各淪陷國家裡,人們敲門、拉火車汽笛、按汽車喇叭以及叫服務員都用「嘀–嘀–嘀–嗒」。人們揮手打招呼時比出「v」字手勢,餐廳裡的刀叉擺成「v」狀,停止走動的鐘表也會被調成11點5分,「v」字無處不在,甚至在德國軍官的私人廁所裡。戈培爾試圖狡辯說這所有的「v」字代表「希特勒的完全勝利」(viktoria),但即便德國人都不相信這個說法。不久,這股熱潮就越過了大西洋。美國的百貨商場到處可見「v」形水鑽胸針,蒂芙尼也出售上乘的「v」字鑽石飾品,售價為5000美元。

「你們以為在餐廳製造這些愚蠢的噪音,就可以贏得戰爭嗎?」挪威吉斯林(挪威法西斯分子)的一個走狗這樣嘲諷道。的確不能。希特勒的帝國比拿破崙時期的還大,希特勒擁有絕對的權力。在陸地上,他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同時向四面發起進攻;在海洋上,他的300艘德國u型潛艇正扼殺著英國的生命線。現在,在他絕對統治歐洲的道路上,只剩下四面楚歌的英國正苦苦反擊——除非美國出面干預。

美國人幾乎只分為兩派:孤立派和干涉派。儘管兩派人中堅定程度各有不同,但所有干涉派認為在歐洲的這種局勢下,必須有所行動。法國停戰後,干涉派一片死氣沉沉,「v」形標識,例如佩戴「v」形胸針不過是種姿態。在賓夕法尼亞州珍妮特市,一個射擊俱樂部的會員正練習槍法,準備擊落納粹傘兵;在華盛頓柯克蘭市,一家咖啡館把選單上的「漢堡牛排」改名為「自由牛排」。參議員內特·錢普·克拉克和眾議員費什到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大放厥詞,主張孤立,被主幹涉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轟下了臺。有很多流言盛傳美國人就是過得太舒服了,所以正「走向軟弱」,好像「大蕭條」時期美國青年人什麼都沒經受過,整天圍在一起吃香蕉船一樣。甚至連愛德華·默羅都在給其父母的信中寫道:「美國會為自己的舒服日子付出代價的,並且很快就會嚐到惡果。」在所有的干涉派眼裡,查爾斯·a·林白就是徹頭徹尾的大壞人。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將「林白大道」改名為「阿瑪街」,《紐約時報》更說他是「瞎了眼的年輕人」,自由專欄作家稱他為「馮·林白sup/sup先生」,羅斯福總統也不客氣地羞辱過他(稱他為「銅斑蛇sup/sup」)。至此,林白憤怒地從美國陸軍航空隊辭職。

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林白是叛國賊。他單人飛越太平洋時,人們對他崇拜有加,可現在他卻與希特勒有所關聯,美國人難免會認為他背叛美國、背叛人民。初期,他至少還是一個無實質作用的孤立派。「二戰」爆發後的第一個月,他說道:「我們不要騙自己了,如果我們捲入歐洲的紛爭,我們在和平時期也必須和他們一起。」「這場戰爭無非是過去在政治上屢犯錯誤的必然結果。」1940年,納粹的矛頭指向法國時,他又說道:「我們正面臨戰爭的危險,並不是因為歐洲地區的衝突會干涉美國,而是因為我們美國人要干涉歐洲內部事務。我們的危機是內部危機,不需要懼怕外敵入侵,除非美國人陷入內訌或干涉外部戰爭。」他認定干涉派正「利用一切機會,把我們一步步推向戰爭邊緣」。

這些都是公開言論,一些干涉派可以接受,有的甚至還引以為榮。但是林白的支援者中不乏親德派,再加上他與媒體的關係又不好,所以關於他的負面新聞被過於誇大。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認為新聞媒體唾棄自己的公眾人物。不過在某些方面,他是值得同情的,例如,在他的長子被綁架並撕票後,新聞媒體的表現和行為實在令人驚訝。儘管如此,他依然只打口水戰,言多必失。(一次紐約集會上,他說「大多數保持沉默的美國人,不看報紙,不看新聞,也不聽廣播」,卻支援中立。)在得梅因市,和參議員奈一起演說時,他差點兒摧毀了「美國第一」運動sup/sup。他竟然還警告在美國的猶太人保持緘默,因為猶太人「控制和影響著美國的電影、新聞媒體、廣播和政府」。他說,如果美國參戰,「他們罪責難逃」。這篇演說讓他立即失去了所有猶太人的支援,而且托馬斯·e·杜威也認為這番言論「不可寬恕」。

所有孤立派的言辭都咄咄逼人。那段時間最流行的詞語莫過於「等同於」,羅斯福下達的每個命令都「等同於宣戰」。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基·皮特曼提議,英國應放棄本國領土,撤退到加拿大,他想這應該是希特勒所希望看到的結果。皮特曼甚至都同意納粹可以控制大西洋地區。明尼蘇達州參議員歐內斯特·倫迪提議美國接管英法兩國在西半球的全部屬地。參議員範德伯格認為「現購自運」就像喝第一口威士忌。從倫敦回來的約瑟夫·肯尼迪說英國為民主而戰的說法是「無稽之談」。「鐵褲漢」約翰遜指責他的白宮老上司「不在乎美國人民的命運」。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直到1941年11月還在幫助「美國第一」組織,還說道:「只有歇斯底里的人才會以為德國、義大利和日本會對我們發動攻擊。」伯頓·k·惠勒告訴參議院,羅斯福「新的農業調整計劃」是「要把1/4的美國青年送進墳墓」。(羅斯福反稱這為「卑怯」的說法,惠勒收回此話。)也許參議院最有趣的評論來自羅伯特·a·塔夫脫,他說白宮不滿日本對越南的日漸干涉,還說沒有一位美國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戰死在「中南半島某個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地方」。

「讓美國遠離戰爭!」1000名達特茅斯學院的學生聯合署名發給總統的電報中寫道。自孩童起,他們都深受孤立主義和和平主義教師的教誨,所以就算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不能轉變自己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的。現在他們的想法與教師所教導的背道而馳。大學教師和羅斯福一樣都看到了許多問題——如果有不同點的話,那就是教師們都有些不耐煩,認為羅斯福行動不夠迅速。一些懷有理想主義的學生還越過邊界進入加拿大應徵入伍。查爾斯·博爾特寫了一篇干涉主義社論,發表在達特茅斯學院的校報上,這觸怒了他的同學,於是他加入英國陸軍,並在阿拉曼戰役中失去了一條腿。但1940年6月,英國大使洛西恩勳爵在耶魯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時發現,大多數學生還是希望自己能夠置身事外。一些極端孤立派認為,只要英國艦隊向西航行,棄祖國不顧而投奔美國,希特勒就會因征服了聯合王國而滿足。洛西恩試圖使他的觀眾面對現實,他宣稱孤立主義是完全不可能的,美國是無法孤立於外界事務的,如同英國。美國的財富和實力對其他政權來說極具吸引力,對希特勒或任何一個想要稱霸世界的人來說,美國都令人垂涎。耶魯大學的教師都聽得熱血沸騰,大多數應屆畢業生卻無動於衷。

羅斯福同意洛西恩的看法,將其與英國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類比。英國白廳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單獨統治歐洲大陸。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馬爾巴羅和惠靈頓都跨越了英吉利海峽,為什麼1914年英國不能容忍德皇入侵比利時,也正因為這一點,英國陷入了戰爭。羅斯福相信,在歷史的長河中,美國必須和大西洋地區站在統一戰線上。

但1940年是總統換屆年,沒有一個總統任期超過兩屆,這使羅斯福更加為難。雖然競選第三個任期並不違憲,但總統兩任期制已成為根深蒂固的傳統,他並沒有打算打破傳統。他本來計劃1941年1月卸任,但現在這個情況,他不知如何是好。人民很有可能選出孤立派總統,這對美國來說將是無法想象的災難。在幫助英國的同時,又贏得選舉,確實太艱難。為了實現這個計謀,他認為可能不得不放棄與美國人民坦誠的一貫政策(赫爾也同意)。

歐戰一開始,政府辦事就已不坦誠。一架絕密的新型道葛拉斯a–20轟炸機在試飛時墜毀,美聯社報道傷者之一為法國空軍部的施默德林先生,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大發雷霆。還有一次,國務院遵照羅斯福的指示,與英國達成協議,公海自由航行權僅限於英國船隻,任何德國商品(不管是產自德國還是送往德國)都可以在海上被攔截。即使船隻航行於兩個中立國之間,該項政策同樣有效。中立國家表示抗議,但英國白廳稱這是沒辦法的事,還在打仗嘛。敦刻爾克大撤退後,英軍不僅狼狽不堪,更嚴重的是軍備匱乏。因此,羅斯福用最快的速度將所有多餘的美國新造武器運往英國。

美國當時的軍事力量在世界上還不及三流國家。自股市大崩盤後,美國的基礎機床製造業幾乎完全消失。全國最大的鍛造廠也只能製造浴缸和汽車車架,榴彈炮只能靠製造有軌電車車軸的機器。德軍進攻荷蘭的那天,赫爾告訴總統應到國會要求每年生產5萬架飛機。羅斯福深吸一口氣,最終做到了,因為即使是孤立派也堅持「捍衛美國」,國會投票同意撥款。赫爾曼·戈林說:「簡直不敢相信!」最後美國年產6萬架飛機。

羅斯福多次站在軸心國對立面的角度發表言論。義大利向法國宣戰,使法國陷入極度困境時,他說:「1940年6月10日,法國沒想到它被自己的鄰國在背後捅了一刀。」總統競選期間,他向英國提供了50艘超齡驅逐艦,以換取美國在西半球英國海軍和空軍基地99年的租賃權。此次交易甚至不合法,但它卻讓美國成為英國的非交戰盟友。潘興將軍和喬治·菲爾丁·艾略特都對此表示支援。美國《時代週刊》報道,這是自購買路易斯安那州以來,美國為國防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一位孤立派參議員說:「聽著,你無法抗拒這樣的交易……羅斯福達成的這兩筆交易,確實比我們所有人都要高明。」

驅逐艦協議簽訂兩天後,一位耶魯大學法律系的學生成立了一個規模最大、財力雄厚、影響力也最大的反戰組織,這位學生名為小道葛拉斯·斯圖爾特,是桂格燕麥公司第一位副總裁的兒子。這個組織就是「保衛美國第一委員會」。他們認為,美國人應該為保衛美國而戰,而不是為了英國——這其實是犧牲了英國這個寶貴的盟友,儘管組織成員們並沒有明說。羅伯特·a·伍德將軍後來成為該組織的領導人,他也是西爾斯·羅巴克公司董事會主席。

不到6個月,該委員會成員就擴大到6萬人。國會山上的每一個孤立派都參與其中。小說家凱瑟琳·諾里斯是該運動的首席宣傳員,查爾斯·林白是最受歡迎的發言人,而伍德、亨利·福特、羅伯特·楊、斯特林·莫頓、小愛德華·賴爾遜和萊辛·羅斯瓦爾多是贊助者。委員會的經費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次,它同時在60家報紙上整版刊登宣傳廣告,抨擊羅斯福的外交政策,之後又在另外79家報紙上再次宣傳。約瑟夫·p·肯尼迪、艾麗斯·朗沃思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加入,使委員會頗具聲望。委員會接連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和芝加哥召開了兩次大會,與會者一聽到丘吉爾的名字,就噓聲一片,這讓林白很尷尬。

為了與之對抗,威廉·艾倫·懷特成立了「援助盟軍保衛美國委員會」,還在全國各地形成了自己的分會——東部沿海各州是該委員會最大的支援者,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援助盟軍保衛美國委員會收集簽名、郵寄宣傳冊、並在保衛美國第一委員會內部散發傳單,與其作對。懷特委員會發言人包括約翰·j·麥克洛伊、作家伊麗莎白·卡特·默羅(即林白的岳母),還有以羅伯特·舍伍德為首的知識分子。該委員會得到了許多大型報社的大力支援,除了《芝加哥論壇報》和《華盛頓時代先驅報》。

美國將首次在和平時期徵兵,這大概是任何在職總統尋求連任過程中提出過的最有爭議的議題,很顯然,這次雙方都動了真格。曾經,甚至是喬治·華盛頓也未能勸服國會同意在和平時期徵兵。1940年,只有加拿大、古巴及一些南美洲國家,和美國一樣沒有實施強制性軍事訓練。數百萬美國人還是希望維持原制度:對他們來說,這項提議就如同讓他們回到他們早已逃離的歐洲。但是馬歇爾將軍想要士兵,況且,如果美國想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防機制,當務之急就是徵兵。6月10日,羅斯福發表演說時,首次提出了這項提議,他承諾「美國的軍事裝置和軍事訓練將足以應付任何一次緊急防禦任務」。其中的關鍵詞是「訓練」,隨後在眾議院發起的議案就是《徵兵訓練服役法案》。

約翰·l·路易斯表示,徵兵制度是「獨裁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體現。諾曼·托馬斯、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和哈里·愛默生·富司迪牧師都認為徵兵是不道德的行為(一位牧師預言,徵兵將使青年人淪為「梅毒患者和奴隸」),勞聯主席比爾·格林發表宣告,雖未明確表達出自己的意思,但似乎是說只有在外族侵略美國領土時,他才會同意徵兵。讓埃莉諾·羅斯福尷尬的是,她最熱愛的組織之一——美國青年代表大會也公開宣佈其會員拒絕入伍。紐約協和神學院的20多名學生也聲稱拒絕登記入伍,儘管他們本就可以自動延期入徵。莫霍克族印第安人也說明他們不會參戰,因為自己從來就沒被視為美國公民,這倒有一定的道理。

但反對參戰的院外集團運氣不佳。9月,委員會將徵兵提案提交眾議院,正值納粹炸彈狂轟使倫敦燃成一片火海,各大報紙頭條都是關於此事的照片。6月1日,蓋洛普民意測驗稱,大眾對徵兵制度的支援率和反對率持平,法國淪陷後,徵兵制的支援率上升到67%,而現在已增至71%。於是,國會同意暫時實施一年徵兵制,規定21~35歲的青年男子必須應徵入伍。一夜之間,美國最大的婚戒製造商之一——紐約的j·r·伍德父子公司的營業額增長了250%。美國掀起了一股「徵兵前結婚」的熱潮,因為他們以為已婚男人可以免於應徵,但他們低估了對手。作為該草案的負責人,羅斯福任命了一名陸軍軍官負責徵兵工作,他自1926年起就在研究各種徵兵方案,熟知所有漏洞。這名軍官就是劉易斯·b·赫爾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