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廢止sup/sup前，本尼託·墨索里尼說過：「我可以用兩個詞概括美國：禁酒令和林白綁架案！」這是極權主義者所給的武斷意見，他們認為美國到處都是黑幫和綁架犯。之後，有人問他對美國外交政策有什麼看法。他回答說：「美國什麼外交政策都沒有。」這次，「領袖」的話殘酷地揭露了事實。在羅斯福首次發表總統就職演說時，他對外交事務隻字未提。有人正式提議美國加入國際聯盟時，他也置之不理。1933年，他參加國際貨幣和經濟會議，是第一次亮相國際舞臺，但初次登場的他就搞砸了那次會議，會議本打算團結金本位國家集團。只有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此喜聞樂見，他認為管理通貨比採取金本位制度更加可靠，因此，他說羅斯福「相當正確」。但羅斯福的決定並不是受凱恩斯的影響。他想的是怎樣解決美國的頭等大事，而不是和國際社會配合，要先把國內事務處理好，再談國際問題。
5年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上攥拳攏袖時，這一切將完全改變。但對世界和平的破壞早有苗頭。在羅斯福開始第二次總統競選時，墨索里尼佔領了衣索比亞，西班牙燃起戰火，德國重新拿起武器佔領了萊茵區。赫爾扭曲了事實，猶太人在德國根本活不下去，1935年，8萬名猶太人逃到美國避難。東京，好戰的少壯派軍官推動裕仁天皇政府走上擴張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道路。一個日本士兵從盧溝橋偷溜過去逛中國窯子，他的長官就以此為藉口，誹謗中國人綁架了他，並對北京和天津發起進攻。阿梅莉亞·埃爾哈特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女飛行員。她駕駛飛機執行任務時，發現了日軍在馬里亞納群島委任統治地修築的防禦工事。至於她被日軍要求迫降並被殘害之事，幾乎確鑿無疑。當時，人們尚不知道她的悲慘命運。為了試探美國是否畏戰，日軍反覆挑釁，這樣的新聞多次登上報紙頭版。
美國確實畏戰。國務院發言人提出了抗議，大談什麼「道德禁運」。羅斯福和赫爾說他們相信「國際輿論」的力量，好像獨裁者真會對此有所忌憚似的。國會又通過了新的中立法案和決議，總統不情願地簽署了。他有所猶豫，主要是不喜歡權力受限，他的外交政策和國會的意見並無多大分歧。新政對外交事務涉及甚少。赫爾和21個拉美國家簽訂了中立協議，表明了美國獨善其身的立場。胡佛拒絕和英國聯名譴責日本侵華的行為，這個決定獲得了羅斯福的支援，這很少見。
「大蕭條」時，這種做法還算理智，畢竟政府需要一切資源解決國內問題，但之後政府的做法就荒謬了。1934年，《約翰遜戰債拖欠法》通過，禁止向未付清戰爭借款的國家提供貸款；1935年，《皮特曼中立決議案》向世界宣佈，美國不會幫助被侵略的國家，絕無例外。這些政策讓德意獨裁者氣焰更加囂張，羅斯福的手腳卻被束縛了。然而，羅斯福對此表達的不滿，加上他對世界法庭的支援，激怒了頑固的孤立派。查爾斯·a·比爾德寫道：「羅斯福總統認為有道德責任幫助歐亞，結束年深歲久的爭端。他不滿權力受到限制，拒絕聽從國會和全國上下的意見，非要干預外國事務。如果歐洲或亞洲真的爆發大戰，我們有理由相信，羅斯福會立刻讓美國加入混戰。後果會怎樣呢？在和平會議上，無論戰勝還是戰敗，美國都會受到攻擊。」
實際上，迅速干預是不可能的。在羅斯福的第一屆任期內，美國的軍事規模逐漸縮小，最後軍隊人數還沒有福特汽車公司的職員人數多。艾森豪威爾後來說，軍隊真正的敵人是「錢，或者說是缺錢」。1934年，總統視察瓦胡島，軍隊指揮官想為他舉行一次軍事演習，但這次本應氣勢龐大的演習卻鬧了笑話：一半的軍用卡車和7輛「一戰」遺留的坦克（總共12輛）突然在羅斯福面前散架，讓他大為震驚。第二年，《財富》雜誌報道，步兵雖然裝備了m1加蘭德步槍，但數量只夠一個團使用。該雜誌還估計：「以這種購買速度，常備軍要等30年後才能配齊這種新式步槍。但等到那時，加蘭德步槍早該過時了。」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現在軍隊裡是些什麼人？」文中說，在那群軍人裡，有一名47歲的中尉和一名65歲的中士。上尉的平均年齡是43歲。
很多美國人以為根本無須保留軍隊。學者普遍認為，美國是上了歐洲人的當才被捲入「一戰」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竟然有71%的普通民眾同意這些學者的看法。他們認為「大蕭條」是從歐洲傳過來的，因為歐洲人沒有付清戰爭債款。從《三個士兵》到《永別了，武器》，再到《光榮代價》，學者們一直在強調，為和平付出何等代價都是值得的。但就算阿梅莉亞·埃爾哈特遇害的事被人揭露，人們也不會相信。因為在「一戰」時，同盟國報道了德軍殘害比利時人的誇張宣傳，美國人對這類新聞已經麻木了。那時，理查德·h·羅維爾sup/sup是萬千學童中的一個，他記得信仰理想主義的公民學教師最喜歡說：「孩子們，我們有戰爭部，如果有的是和平部，是不是特別棒的事？」1934年，主教會議做出決議：「‘和平時期要做好戰爭準備。’基督教會懶得理會這種廉價的愛國主義。」對此，他們的會眾表示認同。（希特勒也認同。他說：「那些支援非戰主義的人最後會變成征服者的幫手。」）但美國人還沒注意到德國的這位新元首。海外退伍軍人協會的成員還說服2500萬人簽名，要求國會簽訂更多中立法案。他們不用費力說服北達科他州參議員傑拉爾德·p·奈，他是參議院軍火調查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顧問是阿爾傑·希斯。奈最會找替罪羊，他說華爾街的金融家和外國的好戰者沆瀣一氣才誘導美國加入「一戰」。他在全國各地演講時說：「上次我們發動了戰爭，但什麼也沒撈著。我們獲得險勝，但死傷慘重。這一切都是為了私人銀行家，讓他們不怕收不回貸款。」
家庭富足的學生敢於反抗傳統，對於他們而言，激進和平主義是一種不可挑戰的信仰。窮學生平常老實安分，也贊成他們的看法。在一次全國民意測驗中，39%的大學生表態他們絕不會參加戰爭；33%的人說除非美國遭遇入侵，否則他們不會參與戰爭。在和平主義的主要陣地（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只有8%的學生表示無條件參戰。1935年，即便哈佛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加以威脅，仍然有超過15萬名學生為了爭取和平，發動了一次全國性罷課。之後，50萬大學生簽署保證書，保證如果國會宣佈參戰，他們一定拒絕入伍。他們的「體制計劃」同下一代人憎惡的「現存體制」差不多。他們反對強制性的預備役軍官訓練營，反對侵犯學術自由和學生權利的行為，反對法西斯活動，他們要求改革大學管理制度。激進派由爭取工業民主學生團（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前身）構成。他們將《行動綱領：學生革命者的指導書》奉為圭臬。帶頭的學生有哥倫比亞大學的詹姆斯·韋克斯勒、明尼蘇達大學的埃裡克·塞瓦賴德，以及索思摩大學1932級畢業生克拉克·克爾，讓人印象格外深刻。
每個學校的「運動」性質各不相同。在明尼蘇達大學，塞瓦賴德回憶道：「我們不喜歡政界領導，也不喜歡學校領導。他們按規章辦事，而不是遵循真理。在這些維持現存體制的機構中，我們最憎恨軍事機構……‘愛國主義’這個詞讓我們噁心。它淪為了貶義詞，和沙文主義沒兩樣。」塞瓦賴德參加了抗議預備役軍官訓練營的學生遊行，最後明尼蘇達大學只好停辦訓練營。
普林斯頓大學學生認為軍隊如同一個不好笑的笑話，他們把自己稱為未來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的成員。最愛鬧事的美國學生聯合會在瓦薩女子學院，她們舉辦了全國代表大會。紐約市立大學校長接見了一個義大利法西斯學生代表團，引得學生們噓聲一片。校長把學生稱為「壞痞子」，第二天，紐約市立大學的每個學生都在衣領上別上了「我是一個壞痞子」的徽章。有些激進分子召開集會，校長就用雨傘打他們，將他們驅散。這樣以牙還牙的做法很少見，但不是沒有。匹茲堡大學沒用那樣粗暴的辦法，他們邀請麥克阿瑟將軍在畢業典禮上演講。帶頭遊行示威的人被抓起來，還被罰了款。上級法院撤銷了原判，但第二個星期，所有新生都被要求宣誓，宣誓忠於美國憲法、賓夕法尼亞州法律和學校的規章制度。學校教務處處長對媒體解釋道：「我們想要思想單純的學生。」
其實，大多數學生即便思想不單純，但至少行為端正。那時，只有小部分人是激進分子，在紐約市立大學中只佔1%，在全國只佔3‰。這些人舉行示威，為爭取工人正當權利遊行，為「斯科茨伯勒男孩」募資，阻撓群眾觀看赫斯特報系的新聞片，一時頗為活躍。這與之後幾年的一群年輕人性質類似，不過後者登上報紙頭條的原因是表演吞金魚。美國人的一大毛病是以偏概全。1970年，一個全國性的廣告商登載了20世紀30年代馬拉松舞會的照片，嘲笑美國中年人：「你們年輕時也如此，憑什麼說現在的年輕人？」他們以為那些參加馬拉松舞會的人是想出風頭。但事實恰恰相反，他們這樣辛苦，只是為了贏得一點兒獎金。
作為「走投無路的一代」，大部分20世紀3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都忙於謀生。這些年輕人受「大蕭條」打擊最大。1935年1月，幾百萬16~24歲的青年人靠救濟金生活。一位大學校長告訴畢業年級學生，今年6月有15萬學生將獲得學位進入社會，但社會根本不想要他們。《財富》雜誌採訪了25所大學的學生，發現他們只想找到一個「絕對穩定、長久」的工作作為避風港。他們把抱怨唱進了歌裡：
進了大學好，
碩士、博士都是寶。
追求知識好，
捱苦受餓變苗條。
這不是什麼有趣的玩笑。面對高昂的大學學費，80%的美國家長束手無策。想拿到學位，就意味著4年的艱苦生活。那時，上大學期間，學生每星期要工作40個小時，假期每星期要工作84個小時。有人在杜肯大學調查後發現，學生找的工作一般是加油站服務員、殯儀館助理、火車鍋爐工、鋼鐵廠工人和墓碑雕刻員等。有個男生竟在學校和匹茲堡市打過27種零工。密歇根大學的學生阿瑟·米勒，靠刷盤子抵飯錢，在國家青年局喂小白鼠，每個月可以掙15美元，他就靠這生活。明尼蘇達大學學生休伯特·漢弗萊買不起教科書，只能從大學圖書館借書看。
在美國，唸完大學從來都不是易事，在那樣凋敝的經濟環境下，完成大學學業更令人佩服。但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後，這些目標遠大的年輕人才擺脫「大蕭條」帶來的困境。美國的中產階級卻沒有這些煩惱。羅斯福執政第三年，全國已經走出了絕望的深淵。喬納森·米切爾可以在《新共和》週刊上愉快地說：「手上又有錢了，感覺真好……幸福的日子回來了。當然，生活也不是那麼好……一旦有人被解僱，第二天就有10個人排隊想填補他的位子。但總有失業的人，沒理由讓我們坐在家裡，永遠為他們嘆氣。」這些家庭手頭寬裕了，可以給青春期的孩子發零花錢。當然，錢不多，辦不起伍德斯托克音樂烏托邦。但年輕人要想趕時尚，買幾個徽章還是夠的。
第一股時尚潮流是音樂。到現場看知名樂隊的演出是最好的事，不然就去大學校園，那裡常常有現場演出。北卡羅來納大學有哈爾·坎普組織的學生樂隊，杜克大學有萊斯·布朗組織的藍魔鬼樂隊。在不起眼的舞廳和酒吧間裡，一些還未走紅的藝人在表演。其中，阿爾維諾·雷帶了個好頭，玩起電吉他，大多數美國人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裝有擴音裝置的樂器。另外，還有年輕的弗蘭克·辛納屈。1933~1937年，辛納屈的收入在全國看來都排在末尾。他參加了各種業餘藝人比賽，在當地廣播電臺臨時代班，在聯誼會上為70美分車費唱歌。後來，他走在哪兒都有一大票粉絲熱情支援，但當時，那群粉絲還沒長大，沒有能力幫他。他們還在迷戀兒童書，模仿秀蘭·鄧波爾的髮型，穿著聯邦調查局特工式的內衣，爭看耶魯大學培養的飛俠哥頓的電影，攀比腳踏車把手的飄帶，忙著把裝橘子的木箱裝上輪子改成滑板。
這時，自20世紀20年代的爵士樂後，年齡大一點兒的青年男女第一次興起了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他們有流行的語言，比如keen（熱衷的）、gas（吹牛）、copacetic（好極），帶有難懂幽默的confuciussay（子曰）、knock，knock（吃「喝」），有彰顯男子氣標誌的jalopies（破汽車）和特別的穿著。男男女女穿著棕白兩色的膠底馬鞍鞋、朋友簽名的啤酒會夾克和可雙面穿的雨衣（髒的更好）。白天，姑娘們的標準打扮是兩層毛衣（有錢人會穿開司米或安哥拉羊毛衣）、長及小腿肚的緊身格子裙、踝襪（後來被稱為「少女短襪」）以及俄式頭巾。男青年則是上身運動服，下身寬鬆長褲，配雙色馬鞍鞋，或者鞋底有防滑釘的厚重粗革皮鞋，走路時會踢踏響。如果穿上女朋友親手織的彩色菱形圖案毛衣，就更加時髦了。正式舞會每年在高中舉行一次，在大學至少舉行4次。到時，大家不會穿這些衣服。舞會在體育館舉辦，天花板被貼上了皺紋紙，裝飾一新。女孩們穿著薄紗晚禮服在打過蠟的地板上翩躚起舞，左肩上彆著一朵蘭花或者梔子花；男孩則穿著租來的燕尾服或者黑西服和白皮鞋。
如果大家只是拖著腳步跳舒緩的狐步舞或者安靜的卡里奧克舞，氣氛會非常沉悶。當樂隊奏起歡快的音樂時，人們的舞步也會變得更加輕快。20世紀30年代中期，吉特巴舞風靡全國。吉特巴舞由查爾斯頓舞、林迪舞和得克薩斯湯米舞（可追溯到1913年的滑稽劇《達克鎮蠢事》）發展而來，像田徑運動會一樣花樣繁多，有時，看起來還真像運動會，連動作也相似。在吉特巴舞中，有查爾斯頓搖擺、蹦蹦跳跳、啄蟲子、跳躍舞步、蘇西球、轉圈搖擺、歌頌阿拉以及踢騾子等動作。踢騾子時，男女會按順序玩跳背遊戲。這種舞太過奔放，有時女孩玩高興了還會露出內褲，因此陪伴她們參加舞會的年長女性不喜歡這種舞。一直到1942年，杜克大學的舞會都不許跳吉特巴舞。
性，依然是禁忌。人們擔憂一切傳統會形同虛設，畢竟這個年代怎麼看都是動盪的歲月。懷孕被當成恥辱，就連已婚婦女也這麼看。孕婦裝的廣告宣傳語是「藏好你的秘密」。關於性的一切都很隱秘。《長筒襪秀》最像色情雜誌，但裡面的女人包裹得嚴嚴實實，裙子在膝蓋上五六英寸。那時，色情文學作家非常少。社會非常保守，吉特巴舞不準跳，色情文學當然也不能發展。另一邊，湯米·道爾西剛以搖擺舞節奏放起《羅門湖》，廣播電臺經理就把廣播停了，經理覺得很多傳統已經受到了挑戰。人們世世代代遵循的傳統正在消失。在胡佛執政的最後幾個月，工人力量還太弱小，無法奮起反抗，現在他們開始遊行了，這是最明顯的改變。勞工隊伍來勢洶洶，嚇得美國白領、中產階級心驚膽戰，但勞工時代已經來臨。工會組織起來了，在路障前爆發衝突，礦井、工廠外的地面上血跡斑斑，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情況。
從許多方面看來，約翰·盧埃林·劉易斯都是一個古怪的人物。他虎背熊腰，眉毛濃密，身高6英尺3英寸，高大魁梧。閒暇時，他喜歡讀莎士比亞名作、《聖經》、《伊利亞特》、《奧德賽》、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著作和東方寓言集《五卷書》。他的父親是威爾士礦工，上過黑名單。40歲時，他成為礦工聯合會的主席，但在他的領導下，工會人數銳減，只剩之前的一半。1930年，一個礦工小組提到他時說：「他不僅攆走了協會的領導，還破壞了協會的靈魂。」但在20世紀30年代，他成為激進工會主義的象徵，既廣受愛戴，又樹敵無數。但與此同時，他還是支援胡佛的共和黨人，支援自由企業，反對進步工會的各種政策。
私底下，劉易斯聰明又健談，善於出謀劃策，常為受壓迫的工人打抱不平。在公眾面前，他集福音傳道者、悲劇演員和拙劣演員於一身。他喜歡談玄說妙，還為自己的性格開脫：「自己不為自己吹號，誰能幫你？」在一次工人大會上，劉易斯致開幕辭：「聽聽‘馬其頓人’sup/sup的呼喊，那是人們發自肺腑的吼聲！我認為勞聯的未來就取決於這次大會的決議。」說起對手勞聯主席威廉·格林，他叫道：「哎呀，可憐的格林，我太熟悉他了。他磨磨蹭蹭，隨波逐流，還哀嘆什麼‘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劉易斯讓工人組織分裂成兩派，還得意揚揚地說：「他們對我拳打腳踢，我就讓他們吃不了兜著走。」
聽了這話，沒幾個人笑得出來。自由派覺得他深謀遠慮，反對派覺得他是邪惡的化身。在某些圈子裡，除了羅斯福，就數他最惹人厭惡。有一次，前戰爭部長帕特里克·j·赫爾利作為礦業公司律師出席了聽證會，大談他年輕時參加礦工聯合會的經歷。這時，劉易斯憤然起身，響亮地說：「作為礦工聯合會會員，看到有會友在政壇平步青雲、名揚天下，我與有榮焉。」他突然重重地頓了下，接著說，「但這個人背叛了年輕時參加的工會，看著真是讓人哀傷和遺憾。」又停了下，說，「就為了30塊臭銀圓。」sup/sup赫爾利惱羞成怒，朝他撲過去，好在馬上被人攔了下來。劉易斯接著漫不經心地說：「那就不提30塊銀圓的事兒吧，但‘背叛了年輕時參加的工會’這句話必須保留。」
這話太過分了，但勇氣可嘉。1969年，總統管理的暴亂調查委員會在報告裡說，「在所有工業國家中，美國的勞工史最血腥暴力。」這其實就是暗指20世紀30年代。當時，產業工會的不少組織者遭到謀殺，州長派出國民警衛隊鎮壓鬧事工人。在喬治亞州，州長尤金·塔爾梅奇設立了一個集中營，專門關押示威工人。賓夕法尼亞州杜肯鎮是一個典型的煤礦鎮。那裡的礦廠老闆一年會花費1.7萬美元購買軍火，然後炸掉礦工的家，燒燬山上的十字架。賓夕法尼亞州約翰斯敦全市都是一家公司的私有財產，該市市長對記者說：「這裡不能缺了警察，就像世界不能沒有音樂。」他說的「警察」是指公司的保安人員。他手下的地方檢察官補充道：「給我200名訓練有素、身強體健的武裝人員，我可以將糾察線上的王八蛋工人收拾利索。」在紡織廠的女工開始反抗時，《紡織雜誌》在社論裡放話：「死幾百個人保證能讓她們安分下來。」
奇特的是，經歷清洗後，工會依舊頑強地存在。羅斯福入主白宮時，工會力量非常弱小。劉易斯領導的礦工聯合會成員減少到不及10萬人。勞聯成員人數只佔全國工人總數的6%。每星期，勞聯都會失去7000名飽經患難的工人。1932年時，勞聯對資方俯首帖耳，竟然反對起失業保險。氣勢洶洶的工廠老闆相信，和工會組織者對抗無異於和魔鬼較量，但他們可不想輸。1934年12月，拉福萊特領導的公民自由委員會發現，2500多家公司僱用打手破壞罷工，最大的打手幫派是珀爾·伯哥夫服務公司跟平克頓偵探公司。伯哥夫是個坐擁數百萬家產的狠角色；平克頓則是底特律汽車業信賴的僱工，1933~1936年賺了將近200萬美元。這兩個幫會各有一支常備隊伍，隨時準備帶著全自動手槍、瓦斯槍、棍棒開始行動。他們還都在工人中安插了探子。當一名參議員詢問克萊斯勒公司副總裁赫爾曼·l·韋克勒僱用探子的原因時，他回答說：「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獲得情報，以便在對付工人時遊刃有餘。」成千上萬名工人生活在槍口下。匹茲堡煤礦公司真在煤礦裡架設了機槍，對準這些工人。眾議院的一個調查委員會追查此事，董事長理查德·b·梅隆振振有詞：「沒有機槍，礦廠就沒法運轉。」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儘快組織起來。提心吊膽的礦工、曼哈頓區汗如雨下的服裝工、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廠時薪1美分的工人，以及底特律市時薪5美分的店員知道其他辦法不管用。各州的立法也不見效。賓夕法尼亞州工廠主強迫童工每星期工作90個小時，因此被罰款100美元。為了彌補損失，工廠主就從童工每星期的薪水中扣除33美分。每星期，至少有一名煉鋼工人的衣服著火。每年，鋼鐵廠會有兩萬多名工人因工傷致殘，但老闆們仍不願花錢改善安全設施。在五分一角店打工的女孩們工資是1角5分。當她們讀到伍爾沃斯公司女繼承人芭芭拉·霍頓小姐暢遊歐洲，四處和貴族結親的新聞時，怨艾地唱道：
芭芭拉·霍頓是個富婆，
錢從哪兒來自不必說，
五分一角店員工累死累活，
伍爾沃斯給我們臭錢幾個。
威廉·格林挺著個啤酒肚，劉易斯叫他「坐如鐘的比爾」。格林間接地推動過《全國工業復興法》第7條第1款的制定。《全國工業復興法》規定要訂立行業規程，這點可能扼殺工會的前途，工人們知道後坐立不安，一直向約翰遜抱怨。約翰遜聽了也很著急，所以慌忙加上集體談判權這一條。但格林沒看出這個條文大有文章，實際上，這個條文很含糊：它沒有規定僱主要承認工會，如果僱主想和公司工會打交道，完全可以。而且，這個條文也沒說清楚工人應如何推選代表。但劉易斯卻注意到了，細節可以慢慢談，重要的是這個條文的宣傳價值，它宣告了聯邦政府的目標。他將它和林肯的「廢奴宣言」相提並論，並讓身強力壯的助手開著宣傳車，帶著宣傳冊前往各大煤礦：「總統希望你們參加工會。不參加工會，就是不愛國。工會的人就在這裡，別擔心會費，加入就好！」
工人們聽了之後，立刻響應起來，速度之快，連劉易斯都大吃一驚。《全國工業復興法》本來是為復興商業而制定的，沒想到卻刺激了工會的發展。在羅斯福簽署這項法案的三個星期內，退出礦工聯合會的13.5萬名工人又重新入會。1934年年初，劉易斯登記冊上的會員數就將近40萬。西德尼·希爾曼和戴維·杜賓斯基開著宣傳車到了紐約市，廣發傳單。不到一年，國際製衣女工工會會員數就翻了兩倍，達到20萬。到20世紀30年代末，這個數字超過了40萬。
羅斯福對政治事件一向見微知著，這次卻後知後覺。鑑於他的出身，羅斯福並不習慣和工會結盟。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樂於對受剝削的工人施捨恩惠，但成為工會的盟友又是另一回事。雖然他想提高工資、縮短工時、配備更好的安全設施，但他不確定劉易斯的辦法是否最有效，甚至不確定是否正確。如果工人成為一股強大的經濟新生力，羅斯福也不能冷眼旁觀，遠離勞資衝突。因此，頭幾年他一直猶豫不決。海伍德·布魯思在一次群眾集會上高呼：「工人的頭號公敵是羅斯福。」這可謂荒謬之極。然而，羅斯福確實認為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爾（時任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主席）兩人太過偏袒工人。國會中支援勞工的人裡，羅斯福只佩服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特·華格納。華格納積極推進新勞工法的制定，並漸漸說動了羅斯福。但是，當時局勢變幻莫測，根本沒時間講大道理。
劉易斯的協會吸收了越來越多的工人，格林看著心裡擔憂，一直勸他「悠著點兒」。後來，可怕的大罷工呈現出不可阻擋之勢，一觸即發。工廠主安排了人員準備血戰，有的設定了路障。國內的軍火市場達到了空前的規模。1933年夏，肯塔基州林奇鎮的工廠保安隊在4個星期內買了41支來復槍、21支左輪手槍、500發子彈和大量的催淚彈。聯邦執法官員警告他們，可能會面臨聯邦指控。但控制城鎮的公司激烈地回答說，這個鎮是公司的私有財產，華盛頓無權干涉。羅伯特和海倫·林德組織的調查組在印第安納州曼西鎮發現，通用汽車公司擴編保安隊，用來關押疑似工會組織者。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將克利夫蘭的店鋪關閉數天，並把責任推到店員身上，說他們不上班，甚至扣錢，令他們一頭霧水。公司老闆這麼做，其實是想告訴員工，加入工會沒好下場。1934年，劉易斯號召賓夕法尼亞州的7萬名礦工罷工，掀起了20世紀30年代工人運動的序幕。這次罷工狂潮席捲了阿勒格尼河谷。杜肯鎮鎮長髮表談話，似乎把罷工的工人當成了反抗的印第安人，要把他們擋在關外。他說：「我們在橋頭等著，要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
1934年，總共爆發了1856起罷工，大部分是為了爭取資方承認工會的合法性。那是段悲慘的歲月，資方的恐怖手段染紅了勞工史，血跡斑斑。在弗立克礦區，公司僱用的槍手守在礦井外，若有工會成員出現，他們就會開槍。在資方私有的威斯康星州科勒鎮，破壞罷工的暴徒向勞聯糾察隊開槍，造成2死35傷。在托萊多電動車燈公司，新成立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正在和蠻橫的管理人員談判，國民警衛隊槍殺了27名工人。舊金山的數名碼頭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多名卡車司機、新英格蘭地區和南方各州的15名紡織工人都被殺害。明尼阿波利斯市有兩名特派代表也被謀害，其中一個是商人。埃裡克·塞瓦賴德當時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報》記者，報道了罷工的新聞。他看到尋釁復仇的警察朝著手無寸鐵、毫無警覺的人群一通掃射，67人受傷，2人重傷不治。目睹這樣的場面，他嚇得目瞪口呆，隨後寫道：「那一刻，我突然從心底裡明白了什麼是法西斯主義。」劉易斯感嘆：「工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樣，滿腹憂愁。女人們為死者慟哭，為生者的前途哀嘆。」
但是，工人的憂愁更深、哀嘆更久，因為很多人白白犧牲了。托萊多市、舊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會雖獲得了資方承認，可在鋼鐵、紡織、汽車、橡膠等行業的大企業裡，拒不承認工會的廠主卻佔了多數。在國會成立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時，全國製造商協會要求其成員不予理睬。在一次判例案件中，一家工廠確實沒遵守委員會的規定，受到的處罰只是不準掛藍鷹標誌。政府還是猶豫不決。1935年2月下旬，一家聯邦地區法院認定《全國工業復興法》第7條第1款違憲。參議員華格納和馬薩諸塞州眾議員小威廉·p·康納利立刻提案，要建立一個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規定工人有權選出特定的工會，在聯邦政府監督下，代表他們和資方集體談判，並規定什麼樣的勞動操作規程是公平合理的。華格納說，如果工人的工資一直漲不上去，他們就無法購買自己生產的商品，那樣「大蕭條」就不會結束。羅斯福聽從了華格納的意見，在7月5號簽署了法案。但資方仍我行我素。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散發了律師工會58名成員起草的宣言，宣告《華格納法》和第7條第1款一樣違憲。顯然，工人運動離實現目標還很遠，老闆們還在負隅頑抗。1935年，又有32名罷工者和支援罷工的人被殺害。為了鎮壓罷工，南達科他、伊利諾伊、內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亞和俄亥俄各州都出動了國民警衛隊。工人運動進展依然緩慢，裝配線上還有大量工人沒有參加工會，沒得到合理報酬，從事著高強度的工作。
人人都看得出，格林根本就沒讀過《華格納法》，但劉易斯研究過。法案尚在審議時，他就仔細研究過，並發現依據此法案，一個新的工會將在政府的庇護下誕生。舊工會的缺點相當明顯。勞聯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會員是一些充滿疑心的小頭頭，大多是美國早期移民的後裔。與礦工和紡織工工會不一樣，勞聯的成員有鍋爐製造工、木匠、機械師、傢俱商、沖床操作員、油漆工等，按照技藝的不同，他們進入了不同的行業工會。俄亥俄州橡膠工廠工人想成立工會，勞聯就派去代表，因為橡膠工藝有19種技能，就一共組成了19個工會。格林覺得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非常礙眼，不久之後，它就被分成了100個工會。
1935年10月，勞聯代表大會在大西洋市舉行，劉易斯正是在會上發出了「救救馬其頓人」的呼喊。他呼籲按行業成立工會，呼籲工人按行業團結起來。比如，鋼鐵工人要有自己的工會，建築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工會。他說，只有這樣，在大企業實行罷工才會成功，但他的呼籲沒人聽，代表大會否決了他的提議。隨後，會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辯，木匠工會頭頭「大個子」比爾·哈奇森罵劉易斯是「雜種」，可謂失策。當著格林和幾千個代表的面，劉易斯把哈奇森暴打一頓，使其皮破血流，被人抬下了臺。劉易斯整了整衣服，點上雪茄，瀟灑地走出大廳，從此退出了勞聯。他寫了封辭職信寄給格林，裡面只有一句話，與給報社的解釋一樣：「美國勞聯畏縮不前，一直朝後看。」隨後，他成立了與勞聯作對的工會聯合會——產業組織委員會，後來改名為產業工業聯合會（簡稱「產聯」）。
暴打哈奇森的行為有些野蠻，但千萬名工人在等待，他們有的缺乏技能，有的技能不夠嫻熟，他們在等待從經濟奴役中被解救出來。現在，劉易斯這個器宇軒昂的悲劇式的人物眼中，有了一團火焰，馬上就要點燃勞工運動。產聯的會場上常響起歌聲。會員們用《共和國戰歌》的調子唱起紀念死於暴徒之手的喬·希爾的歌：
我們開墾了荒地，我們建起了城市，讓大老闆們做生意，
我們挖鑿出礦井，我們修起了車間，讓鐵路延伸幾千英里，
我們創造出偉績，卻忍飢挨餓遭冷落。
落魄潦倒受人欺，工會給我們力量！
永遠要團結！
永遠要團結！
永遠要團結！
工會給我們力量！
如果產聯在1936年代表「左」派的非共產主義者，那麼許多新政派逐漸相信非法西斯右派總部就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新大樓。這座大樓在華盛頓東北第2街，國會對面，1935年秋審就在此舉行。大樓的大理石外牆上題字「平等公正，依法審理」。但德魯·皮爾森和羅伯特·s·艾倫口中的「九老」sup/sup對於「正義」有不一樣的意見，白宮和美國大部分地方的人，包括塵暴區和劉易斯領導的煤礦工會，都這麼認為。當然，解釋憲法是最高法院的職責所在。差不多30年前，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就說過：「我們要遵循憲法。但憲法是什麼，全由法官說了算。」《時代週刊》說過，困難的是，「自由主義的烈焰已經燃盡，現在只留下保守主義的一堆熱灰」。就保守這一點，休斯是司法界和律師界的代表。羅斯福的法案可謂獨立戰爭後最帶革命色彩的法案。對新法有裁判權的地方法院都擁護舊秩序。聯邦地方法院的大部分法官都曾為共和黨或大企業效力，也都因而享有盛名，他們已成為公司股東、託管人、高階俱樂部會員。大公司的頭面人物是他們的朋友。和那些人一樣，他們覺得新政改革花樣繁多，非常討厭。在羅斯福任期的首個1000天即將結束時，100多名法官發出了1600張禁令，阻止聯邦法律的執行。此外，知名律師寫了大量文章，以私人身份做出裁決，否定了那些不受歡迎的新法。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對《華格納法》的宣告就是這種典型的伎倆。全國製造商協會把這個宣告發給會員，煽動他們抗議那些已由國會通過並經總統簽署的法律，理由是這些法案違憲。
最高法院聲名卓著，本應不受舊時代的約束，但法院內部的分歧之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這些人穿著黑袍坐在庭審席上，看起來堅如磐石，但一回到辦公室後就分成了三派。威利斯·範·德凡特、詹姆斯·c·麥克雷諾茲、喬治·薩瑟蘭、皮爾斯·巴特勒對亞當·斯密頂禮膜拜，程度尤勝胡佛總統。他們認為破壞自由經濟的基本「規律」純屬犯罪。休斯和歐文·j·羅伯茨屬於中立右派，投票也採取這種立場。但是，他們的立場並不堅定，被看作搖擺派。只有本傑明·卡多佐、哈倫·菲斯克·斯通、路易斯·d·布蘭代斯三人完全擁有20世紀的新思想。
1935年早春，羅斯福和最高法院就發生了衝突。當時羅斯福聽說又有389起針對新法的官司，意識到憲法合法性這個問題不能再懸而不決了。於是，在一個地方法官判定《全國工業復興法》違憲時，他同意立刻上訴最高法院。但選擇《全國工業復興法》來挑戰最高法院，並不走運。9位大法官一致認定這項法案無效（雖然理由各不相同）。5月27日，休斯宣讀了裁定。這一天後來被新政派稱為「黑色星期一」。這一天如此黑暗不是因為《全國工業復興法》被判無效，畢竟這項法案已經變成了累贅，真正黑暗的是休斯的激烈言辭。休斯給羅斯福扣上了「罪犯」的帽子。他還史無前例地警告總統和國會，不要濫用憲法賦予的權力，不要使用聯邦法律監管各州的貿易。
保守派法官想要恐嚇羅斯福，但羅斯福是全美最不吃這一套的。羅斯福善於為自己辯護。星期三，他便召開記者招待會。埃莉諾坐在他身邊，像新政第一個百日開始時那樣興致勃勃地織著毛衣。羅斯福說星期一的裁決是「自得福德·史考特案sup/sup以來最重要的決定」。他回顧了休斯的言論。休斯說既然商業在各州，就該由各州的法律管理，就算這些商業行為會對全國產生影響，聯邦政府的干預也是不合法的。休斯拒絕承認48個州都是一個自由國家的成員，因此，他必然認為，不管國家的經濟形勢多麼嚴峻，聯邦政府也無權過問。羅斯福說，這些言論是「馬車時代對州際貿易的舊定義」。他以這番話向休斯發出了警告。
司法部長卡明斯認為羅斯福和最高法院想重修舊好是不太可能了。他激動地說：「總統先生，他們想毀了我們。我們要想辦法把現在最高法院裡的一班人換掉。」羅斯福暫時還比較樂觀。一直到1935年12月，他還寫信給參加倫敦海事會議的美國首席代表說：「最高法院多數法官不支援我們，赫斯特報系和85%的報社也盡唱反調。除此之外，一切都挺好的。」第二年剛開始，他就改變了想法。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結果判決《農業調整法》違憲。羅伯茨法官代表多數派強詞奪理地說，農業不屬於全國性事務，將農業當成全國性事務，是對各州權力的侵犯，導致「中央政府藉機對各州事務指手畫腳」。艾奧瓦州艾姆斯附近的農民聽了這些謬論，氣憤難耐，紮了6個草人當作那幾個大放厥詞的法官絞死。但保守派法官膽大無畏，他們繼續判決《證券交易所法》無效（6票對3票）。薩瑟蘭法官說調查華爾街的行為是濫用職權，「和星法院sup/sup無異」。接著，《國家煙煤保護法》也被否決（5票對4票），因為雖然煤銷往全國，煤礦卻在各州內。之後，《市政破產法》也被宣佈無效（5票對4票），理由極其牽強。照這樣下去，新政的全部法案，包括社會保險和《華格納法》都要泡湯。其實《市政破產法》不過是允許各州和聯邦政府在公債的重新分配上協調，但主動權仍在各州。當然，在保守派法官眼裡，只要聯邦政府想參與各州事務都該禁止。
在最高法院剛成立的140年裡，被廢止的法律只有60項。現在，才一年多，休斯領頭的最高法院就廢止了羅斯福新政的11項法案。最高法院最近一次勝利是在兩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前夕，這次的成功非同尋常。他們先廢止了聯邦工資工時法，然後審理了莫爾海德對紐約州的訴訟案。這次討論的是紐約州關於規定女工最低工資的法律。結果，法官以5∶4的投票結果將其否定。巴特勒代表多數法官寫道：「個人訂立合同的權利受到正當法律程式條款保護」，「在訂立僱工合同時，雙方具有平等權利，可以向對方爭取私下談判時所能獲得的最有利條件」。換言之，即便血汗工廠裡15歲女工同萬貫家財的東家訂立的合同嚴重不公平，她每星期只能獲得2.39美元薪資，巴特勒也覺得這份合同無可非議。聯邦政府或者各州都不能干涉。無人有權規定最低工資或者最高工時。
當晚，在新英格蘭地區和北卡羅來納州富麗堂皇的高樓裡，人們舉杯歡慶，哪管不遠處紡織小鎮的工人正在受苦，但政界的保守派人物則備感焦慮。事情好得過了頭，恐怕樂極生悲。赫伯特·胡佛說：「有些州自以為有些權力，我們就還給他們唄。」60家報紙要求國會提出修正案，蘭登州長也和他們一起主張。共和黨人競選時模稜兩可地許諾，要採取措施保護婦女和兒童，但如何保護卻隻字不提。民主黨人則呼籲制定「一項解釋清楚的修正案」。只有總統保持緘默，他正在思考對策，他必須先連任。他對雷·莫利說：「這次競選只有一個話題，那就是我自己。人們要麼支援我，要麼反對我。」他預想人們會支援他，也預料到最高法院還會以更多的5∶4或6∶3否定新法。從某種程度上說，倒正中下懷。正如伊克斯所說：「最高法院這麼做，正好給了羅斯福理由越過最高法院，直接向人民申訴。」
1936年，美國的政治生活還很簡單，不像以後那樣花樣百出，足以扭轉大選結果。那時還沒有計算機控制台，沒有主要選區情況分析，民意測驗的科學分析也才剛起步。選票結果在選舉日當晚才能揭曉，兩黨會猜測結果，並找出各種有利資料。之後，一切自然明瞭（政治學者最會當「事後諸葛亮」），但是隻有少數人預料到羅斯福會獲得壓倒性勝利。很多人認為他只能做一任總統。
他們倒不全憑空穴來風。4年前，羅斯福這位總統曾許諾會實現預算平衡，但現在國家每年的赤字高達60億~70億美元。700萬美國人沒有工作，政府的應對措施又被判違憲，全無用處。民主黨現在雖然是執政黨，但在過去80年裡，一直都是少數黨。對於許多人而言，民主黨成員當選總統完全始料未及。這些年，牛頓·d·貝克、迪安·艾奇遜、約翰·j·拉斯科布、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爾·史密斯、約翰·w·戴維斯、馬薩諸塞州州長約瑟夫·b·埃利、馬里蘭州州長艾伯特·裡奇、佐治亞州州長尤金·d·塔爾梅奇等紛紛退黨，民主黨日漸式微。全國大報多數也不支援羅斯福。赫斯特報系在頭版刊登社論，抨擊羅斯福的「苛政」。《芝加哥論壇報》的接線員接聽電話時總會說：「早上好。你知道嗎，你只有一天（或具體的天數）可以拯救這個國家了。」該報發表過的新聞題目有「支援羅斯福的威斯康星州的選區是罪惡的溫床」和「蘭登州長今晚前往洛杉磯遊說，務求保全美國政府體制」。這些新聞顯然希望讀者棄羅斯福而去。
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反對羅斯福，多蘿西·湯普森也是。著名的政治作家馬克·蘇利文在1935年就預測羅斯福連任競選會失敗。同年，查爾斯·a·比爾德寫道：「羅斯福作為領導者的魔力顯然失效了。」1932年，銀行家和經紀人的資金支援佔羅斯福競選基金的25%，但今年他們只貢獻了4%。事實上，從1936年到20世紀70年代，民主黨常年資金短缺。蘭登競選獲得共和黨900萬美元的資助，羅斯福獲得的募款連其一半都沒有。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和黨之所以有錢揮霍是因為羅斯福上任後經濟情況有了好轉。羅斯福1933年上任時，接手的是一個瀕臨破產的國家。幾年之後，美國出乎意料地重新繁榮起來，失業率降低到1932年的一半以下。1935年，聯邦儲備委員會發表的工業生產調整指數從58升至101，1936年達到121（1929年是125）。從他就職以來，保險公司的資產增長了30億美元，國民收入和公司盈利增長了50%以上，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增長了80%。股市大崩盤以來，華爾街第一次開始擔心通貨膨脹（牛市的標誌）。4年前，投資者們用證券給聯盟俱樂部一間屋子糊牆，現在他們用蒸汽把證券噴溼，揭下來去兌現。儘管如此，俱樂部前門旁還是掛著一個電子廣告牌，上面寫著「1936年選蘭登和諾克斯，愛國第一」。
1936年年初，共和黨競選者的身價更高。按照當時的幾種測試標準，羅斯福的支援率跌到了谷底。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反對派獲得的支援率和羅斯福旗鼓相當。到了7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已經放棄了紐約州和伊利諾伊州，對明尼蘇達州、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也只抱最後一絲希望。那時，羅斯福親自主持競選事務。2月，他曾對農業部長華萊士說：「亨利，7月、8月、9月、10月，直到11月5日，棉花最低售價要維持在12美分。我不管你怎麼做，那是你的事情。總之，價格不能低於12美分。明白了嗎？」穩定棉價這招是為競選鋪路，這是傳統的策略。但羅斯福的新招是大聯合理論。他認為如果運氣好（政界最大的法寶），民主黨大聯合完全可以摧毀共和黨的陣地，取而代之成為多數黨。
他們真的很幸運。1936年1月25日，第一件幸運的事發生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在五月花酒店舉行晚宴，為反對羅斯福繼任的活動爭取支援。2000名富人前來捧場，男的身著禮服，女的披著貂皮大衣，這次晚宴可能是美國政治史上最具珠光寶氣的一次盛會。《紐約時報》評論：「全國大部分有頭有臉的資本家都出席了晚宴。有的親自赴宴，有的派了代表。」阿爾·史密斯是晚宴上的主要發言者，當時他正忙於阻止停用童工的法案。當晚，他戴著一頂絲綢高禮帽，歇斯底里地發表了一篇反新政演說（「新政散發著共產主義蘇聯的臭氣」），那些年收入10萬美元的富翁聽得欣喜若狂。皮埃爾·s·杜邦讚歎道：「真是完美的演講。」民主黨副總統迦納也為之叫好。他說，民主黨不必再花一分錢造勢，也不用再四處演講了，這些有錢人根本不懂美國人的脾氣，有了他們，民主黨再度當選真是板上釘釘了。
6月11日，共和黨在克利夫蘭提名艾爾弗雷德·蘭登（也就是後來為人熟知的艾爾弗）為總統候選人。他是個政績卓越的州長，施政綱領比羅斯福1932年的政綱還要偏「左」。但蘭登不走運。本質上，他提倡自由主義，但手下把他的主張解釋得一塌糊塗。共和黨主席亨利·p·弗萊徹說，他們競選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符合憲法的政府」。亨利·福特說他已經20年沒有投過票了，但蘭登就是翻版的柯立芝，所以他要投票。這樣一來，蘭登就被叫作「堪薩斯州的柯立芝」，競選標誌用了堪薩斯州的州花——向日葵。羅斯福聽了，冷淡地說，向日葵是黃花一朵、黑心一顆，沒到11月就枯萎了，沒什麼用，只能用來喂鸚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