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騷亂

1934年5月,第一本漫畫雜誌《馳名連環畫》在報攤上面世,但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對它卻毫無興趣。這位全國第一警察其實愛看漫畫,尤其喜歡《至尊神探》和《秘密偵探x–9號》,但那個春天他忙得幾乎無暇看書。他手頭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司法部將遷至位於賓夕法尼亞大道的新樓裡,應總統要求監視法西斯組織,還要研究國會剛通過的打擊犯罪的法案,並把已裁撤的禁酒局的人員納入聯邦調查局。胡佛局長急於網羅人手,他在公眾面前說:「現在美國的犯罪活動很猖獗。」事實的確如此,公眾也擔心這個問題。本來,人們以為禁酒令廢除後,美國國民性格中的暴力因子會消除,但是原來的私酒販子竟然變成了銀行搶匪。當時,銀行家聲名狼藉,這些盜賊反倒被看作羅賓漢一樣的人物。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有個人很崇拜聯邦調查局的「頭號公敵」——約翰·迪林傑,他說:「迪林傑從不搶窮人,他只搶靠剝削窮人發財的富人。我完全支援他。」

迪林傑犯下10樁命案,搶劫了4家銀行,越獄3次,最後聯邦調查局的梅爾文·珀維斯帶領一批神槍手結束了他的逃亡生涯。這一課教訓深刻,但在35年後那個不夠太平的時代裡,一個全國委員會發現,20世紀30年代時,公眾對暴力犯罪的容忍度是美國曆史上最高的。迪林傑死後危險性反而比他活著時更大。因為,他成為傳說中的英雄,那些從沒見過手槍的人也順口就是槓子、左輪、一槍倒、風聲緊之類的。農民證明了直接行動很有用。現在各種各樣的人都贊成採取直接行動,就連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也贊成為了正義實施私刑。切斯特·顧爾德創作的漫畫《至尊神探》,觀念上可以說和埃德加·胡佛很接近,但他卻說:「犯罪團伙非常猖獗,但法庭卻沒有重判,他們最終逍遙法外。我就想: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繞過法庭直接把他們正法?」如果真變成那樣,什麼大人物惹怒你,是不是都可以開槍把他除掉呢?羅斯福夫人收到了大量恐嚇信,為了安全,她聽從特勤處建議,在離開白宮時一定帶一把左輪手槍防身。

具有象徵意味的是,迪林傑是在觀看完一部警匪片離開影院時被擊斃的。每年好萊塢會推出50部這樣的警匪片,其中大部分都新增了浪漫劇情。胡佛其他方面的才能得到的評價不一,但他的公關能力毋庸置疑。1934年,聯邦調查局為電影《執法鐵漢》的製片人開放了檔案。一部風格新穎的電影進入市場。電影裡有一位聯邦調查局特工,由人氣頗高的青年演員詹姆斯·卡格尼扮演。而後,胡佛又利用廣播進行宣傳。梅爾文·珀維斯出現在了《弗萊施曼酵母時刻》節目裡,但這次露面近乎災難。珀維斯對著話筒打嗝,讓胡佛目瞪口呆,令智威湯遜廣告公司甚為惱火。另一方面,一檔名為「捕盜神手」的節目迅速走紅。迪克·特雷西自己也參與了一個兒童節目的錄製。數百萬兒童寄來桂格麥片的紙盒蓋,要求換警徽。但全國最厲害的警察還是胡佛自己,他在全國各地奔波,列出一長串「社會公敵」的名單,追捕「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娃娃臉」尼爾森、「巴克媽媽」巴克、「機關槍」凱利,最後是「資歷」最淺的少年雌雄大盜邦尼·派克和克萊德·巴羅。

那年5月造訪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的人中,身份最尊貴的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他揣著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寫的介紹信,提出赤字開支的計劃,並自信滿滿地說:「其他計劃和這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之後,羅斯福寫到,他和凱恩斯進行了「一次鄭重的對話」。但實際上,這次談話氣氛非常凝重。凱恩斯態度矜持,幾近傲慢,羅斯福對他的理論保持著將信將疑的態度,他不相信在增加開銷的同時還能走上富裕的道路。然而,他還是讓特格韋爾把凱恩斯引見給了政府的一些關鍵人物。儘管新政看起來熱鬧非凡,但靠救濟生活的美國人仍然超過1800萬。有些州——比如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羅來納州,90%的救濟款來自聯邦政府。毫無疑問,羅斯福挽救了美國不致陷入無政府的狀態,但「大蕭條」依然頑固地賴著不走。凱恩斯曾說,每年3億美元赤字才會讓全國經濟完全復活。對這番話,在他離開後很久,華盛頓人仍然記憶猶新。

這些日子,新政舉步維艱。國家復興管理局規模太大,運轉困難。失意時,約翰遜將軍只能借酒澆愁,沉湎在女秘書的美色中聊以自慰。媒體質疑她的高工資時,他解釋那是因為她「不只是一個速記員」。媒體照他的原話登了,他又抗議說:「小夥子,你們這是下三爛的伎倆!」這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兩個月前,羅斯福提出整治證券市場的法案,招致工商界的普遍不滿。喬治·m·漢弗萊、休爾·艾弗利以及湯姆·格德勒帶頭鬧事,抗議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共和黨的一個國會議員說,這完全是陰謀,是想「把一切好制度都蘇聯化」。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理查德·惠特尼說,他的交易所「是一個運轉完美的機構」。威爾·羅傑斯聽了嗤之以鼻:「那些華爾街的傢伙擺出一副兇悍的樣子,就是不想讓政府在他們的地界安插警察監督。」但工商界還是輸了。於是,在羅斯福指定約瑟夫·p·肯尼迪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投機商出任委員會主席時,他們把失望化為了怒氣。羅斯福這樣做是聽從了莫利的建議,莫利說肯尼迪知道交易所有什麼漏洞,也就知道怎麼堵。華爾街為此還是怨聲載道。惠特尼帶領肯尼迪正式巡視交易所時,安排了眾多保鏢在側。對此,惠特尼面無表情地解釋,如果沒有保鏢,肯尼迪一定會遭到股票經紀人的報復。一些商業大亨說肯尼迪是「本階層的叛徒」。現在,他們還沒這樣罵羅斯福,但羅斯福開除了不肯籤貨幣貶值令的迪安·艾奇遜捱罵的日子也不遠了。自由聯盟籌建時,艾奇遜就在猶豫要不要當創辦人。

一場更大的風暴在天際醞釀。和新政法令有關的1000多起案件正在起訴過程中。1934年,任何法官都可以釋出禁令推翻聯邦法律。司法部長霍默·卡明斯曾警告羅斯福,聯邦司法人員中只有28%是民主黨人。所有案件最終都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收效甚微。最高法院法官平均年齡78歲,思想保守。後來,幾乎每個作風強硬的總統都和最高法院發生過沖突。羅斯福是自林肯後最鐵腕的總統,所以他和最高法院的衝突異常激烈。

但是,至少還有一個內閣成員為全國帶來了好訊息——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仔細閱讀了從柏林寄來的電報後,宣佈「德國猶太人受虐待的事可以說是結束了。」

同年春,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的一家自助餐館裡,阿爾傑·希斯與惠特克·錢伯斯第一次見面,錢伯斯當時使用的是化名。兩人由蘇聯特工j·彼得斯和美國共產黨員哈羅德·韋爾介紹認識。他們只告訴希斯,那人是「卡爾」,工作方面的情況你需要向他報告。餐館離《華盛頓郵報》大樓只有幾家店之隔,但即便郵報編輯部知道了這次會面的內容,也不可能洩露出來。那時,共產黨人還沒被當成危險分子,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剛成立8個星期,委員會主席由馬薩諸塞州眾議員約翰·w·麥科馬克出任,他忙於監視美國的「左」派勢力。三年後,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才開始依照總統的指示監視共產黨組織,但即便那時,也只是關注這些組織有無通敵行為。

1933年感恩節,美國正式承認了蘇聯。蘇聯新任駐美大使以貴賓的身份出席了在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舉辦的晚宴。參加宴會的年輕客人中有全國學生聯合會前任主席愛德華·r·默羅。他曾寫信向未來妻子痛斥美國的經濟制度,認為這一制度「在我們出生以前,就為我們中的一些人掘好了墳墓」。(默羅對宴會的入場券價格也抱怨不迭,一個人6美元,真是前所未聞。)1934年5月,人民陣線在6個月後即將成立,厄爾·白勞德不久就會舉起大旗,宣揚「共產主義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後來稱白勞德是「比蘭登更地道的堪薩斯人」。白勞德還起草了一個失業保險法案,由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倫丁提議。20世紀30年代末,白勞德成了香餑餑。羅伯特·a·塔夫脫想爭取「左」翼的全部選票,還邀請白勞德一起在克利夫蘭市競選會上發表演說。

1934年5月14日,哈里·s·杜魯門在參加民主黨初選活動的同時還負責密蘇里州的救濟事務,當天清早,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是凌晨4點,而我即將發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宣告,我已經達到同齡人所奮鬥追求的目標……現在正在競選美國參議員,萬能的上帝,請選擇我成為參議員吧,我將像所羅門王那樣虔誠禱告,祈求擁有能勝任這項職責的智慧。

華盛頓政界並沒注意到這件事。當時政界紅人中,見過杜魯門的只有哈里·霍普金斯,而且也只是一面之緣。去年10月,霍普金斯從芝加哥坐車到堪薩斯市時,他們兩人在霍普金斯專列的客廳有過一次簡短交談。但是,就算新政派人物熟悉他,也不會重用他。杜魯門當時負債累累。他的男裝店倒閉後,法院判決他賠償8944美元,這筆錢還沒還清。

拉福萊特在威斯康星州成立了進步黨,厄普頓·辛克萊在加利福尼亞州預選中成績驕人,這兩件事才是華盛頓談論的重點。辛克萊當時得票數目驚人,超出其他8位民主黨候選人總票數之和。不過,當時華盛頓政界的大多數人對政事並不那麼關心。過去一年波詭雲譎,令他們疲憊不堪。所以,在中期選舉前夕,他們反而在談論別的事。赫維·艾倫長達1224頁的小說《風流世家》,佔據了暢銷書榜第一位。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剛由曼哈頓區一位法官解禁,銷量也迎頭趕上。歐內斯特·海明威在沒有漁具的情況下,竟然捕獲了一條重達468磅的馬林魚。拳擊手馬克斯·施梅林成了馬克斯·貝爾的手下敗將。葛林·康漢寧創造了1英里4分6秒7的賽跑紀錄。馬爾科姆·坎貝爾爵士以每小時272.1英里的速度駕駛藍鳥跑車,風馳電掣,超過了客機。聖路易斯市流行昏睡病。新英格蘭各州的榆樹染上了荷蘭榆樹病。在影院觀看《飛往裡約》時,人們驚訝地發現弗雷德·阿斯泰爾和金格爾·羅傑斯「十分搶眼」,竟然搶了主角朵樂絲·德里奧和吉恩·雷蒙德的風頭。成人廣播電臺裡,最風趣幽默的喜劇演員是傑克·本尼。過去兩年,他的贊助商包括加拿大蘇打汽水公司、雪佛蘭汽車公司和通用輪胎公司,但觀眾反響平平。現在,他的贊助商是吉露果凍公司。孩子們喜歡《獨行俠》,新年伊始,廣播中就充滿了這個英雄騎著寶馬「銀駒」的嗒嗒馬蹄聲。

簡而言之,現在大家有閒心談些無關緊要的事了,1932年的絕望氣氛已經煙消雲散,好像什麼都可能發生。5月28日,加拿大的奧利瓦·迪翁夫婦迎來了五胞胎。去年秋天,華盛頓參議員隊參加了全美棒球世界賽,以後也許還有可能入選sup/sup。這個春天晴朗宜人,櫻花繁盛,大多數華盛頓人心情愉悅,亨利·華萊士則盼著老天降雨。

20世紀30年代中期,混亂引起的恐慌平靜後,天氣成了最頭痛的問題。全國各大河流一度大肆氾濫,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多馬克河、田納西河、特拉華河、康涅狄格河、密蘇里河、薩斯奎漢納河、哥倫比亞河、阿勒格尼河、梅里馬克河的水衝出堤壩,淹沒了大街小巷。1937年俄亥俄河暴發洪水,摧毀了50萬人的家園,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洪災。那幾年發生的洪災和風災奪去了3678人的生命,冬天又異常寒冷。1936年夏,堪薩斯州人蘭登正競選總統,當時達到華氏100度(約38攝氏度)的高溫天幾乎有60個。不過,在羅斯福上任初期,最迫切的問題是應對旱災和風災併發,即「黑色風暴」。那是亨利·華萊士恐懼的噩夢。那時,農業調整管理局和民間資源保護隊還未改變全國水土保持的現狀。中西部水土流失嚴重,狂風之下,大量表層土被風攜帶走。

許多年來,自然資源保護論者一直警告大平原區可能會發生大生態災害。西經100度以西所謂的矮草地區,年降雨量往往少於20英寸sup/sup。早期探險家早已將密西西比河邊緣地區稱為「美國大沙漠」,但這片地區平時有幾百萬頭北美野牛碾過,且一直未被印第安人開墾,土層反而比較穩定。之後,人們帶著約翰·迪爾牌耕犁來此定居,開墾荒地。「大蕭條」前,雨量豐富,但過度放牧和開墾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災難。早在20世紀20年代,科羅拉多州、堪薩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薩斯州和俄克拉何馬州的100多個縣就已成為塵暴區。到了1934年,據國家資源委員會估計,全國3500萬英畝的可耕地已完全沙化,1.25億英畝土地表層大部分甚至全部剝離,另有1億英畝土地也已呈現嚴重沙化趨勢。突然之間,塵暴區擴大到19個州756個縣。就像19世紀的愛爾蘭和烏克蘭,大平原區隨時可能陷入饑荒。

1933年,新政府成立第9個月,美國停戰紀念日到來了。與此同時,第一次大風暴也咆哮而來。當天早晨,大風襲擊南達科他州,無數農田泥土被暴風捲走。沙土在風中飛揚,遮天蔽日,正午時分昏暗如夜,人們一張嘴就可以吐出沙土。重現天日時,田地只剩薄薄一層沙,而道路、樹木、棚屋、籬笆、機器裝置上反而蓋上了厚厚一層土。這時,暴風又向得克薩斯州去了。大風夾著泥沙陰沉地撲來,像一塊黑色的幕布,籠罩著芝加哥,就連遠在東邊的奧爾巴尼市都能看到這團黑雲。

這只是剛開始。1934~1935年,乾旱一直持續。禍不單行,風暴也在全國肆虐,範圍之廣,連遠至達科他州邊緣的楚格沃特、尼俄伯、傷膝、花馬等城鎮也不能倖免。農業部副部長特格韋爾寫道:「1934年,降雨稀少,災害嚴重。」實際上,當年農業的巨大損失源自前一年冬天。那年冬天雪很少,農田沒有吸收到充足的水分。土地上青草稀疏,小麥長得稀稀拉拉,特格韋爾形容其就像老頭兒下巴上的胡茬兒。1月,凱恩斯拜見了羅斯福,杜魯門參加了密蘇里州的預選,而1934年的首次大風暴襲擊了得克薩斯州的狹長地帶。這片區域黃沙漫天,好像流動的撒哈拉沙漠。主婦們用浸油的布條和膠紙將窗縫、門縫和鎖眼封死,但沙粒還是無孔不入。堆積的沙土此起彼伏,如同波浪一般,把地板變成了沙灘。

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學童說風暴好像「滾滾黑煙」。在俄克拉何馬城,內森·阿施覺得食物裡都有沙土味。他寫道:風沙「吹進了眼裡、衣領裡,脫下衣服,釦眼裡都有沙子。早起,只見窗臺上沙堆如雪,還在不停往裡鑽,沙子還沿著線路潛進屋子。門板邊緣也有沙子,像是褐色的鏽跡。」連續三個星期,俄克拉何馬城的街燈日夜亮著,人們出行要戴防塵面罩。雪上加霜的是,那些日子氣溫一直高達108華氏度(約42攝氏度)左右。

勞麗娜·希科克奉霍普金斯之命到當地考察,在南達科他州休倫市寫下這樣的報告:

我們早晨8點半左右動身,想駕車到縣城北部瞭解當地農民的生活狀況,但開了不到10英里,就不得不折返。形勢每況愈下,車前一英尺遠就看不清楚了。這次經歷讓人害怕。我們好像在霧中行駛,風暴兇惡,強勁的大風好像要把車吹飛一般。我們好像被一個巨大而堅不可摧的黑雲包圍,隨時會被丟擲地球。

特格韋爾寫道:「就全國而言,乾旱算是因禍得福。由於乾旱,小麥減產,產量過剩的問題自然解決了。但對於個人和家庭,乾旱無疑是災禍。」實際上,農業部無意中加重了人禍。因為農業調整管理局決定縮小耕地面積,富裕的大農場主發現自己不需要那麼多佃農,於是,佃農只能背井離鄉,坐上1925年的道奇、1927年的拉薩爾和1923年的t型福特,踏上尋找綠色沃土的征程。背井離鄉的還有小農場主,他們在農場外掛上「出售」的牌子,正式開啟了「塵暴區」居民的遷移之旅。旱災無情,埃裡克·塞瓦賴德父親的麥田被毀。沒有收入,他也不得不加入了遷移的隊伍。得克薩斯州霍爾縣的人口從4萬人銳減至不到1000人。更引人關注的是俄克拉何馬州的逃難災民「俄克佬」,5年之後他們成為約翰·斯坦貝克的小說《憤怒的葡萄》中的經典人物。斯坦貝克正在加利福尼亞州蒙特利縣調查犬隻數量(霍普金斯組織的毫無意義的調查之一)。他注意到了這些災民。加利福尼亞州似乎是一個魚米之鄉,小說裡的喬德大娘說:「我想加利福尼亞州那兒該有多好。那裡沒有嚴寒,枝頭掛滿了水果,人們居住的小白屋隱藏在金燦燦的柑橘林中。」但事實上,碩果累累只意味著喬德一家作為摘水果工人的辛苦。同時,「俄克佬」的逃荒毀掉了厄普頓·辛克萊競選州長的大好前景。

衣衫襤褸的災民們風塵僕僕而來,讓住在橘子林中白色小房子裡的人們大為吃驚。小阿瑟·施萊辛格寫道:這似乎預示著「鋌而走險的破產者和窮光蛋構成了暴發社會革命的威脅。由隱修者彼得所領導的天翻地覆的大動盪,最終只會把本州的富人和體面人物都嚇走」。電影界巨頭路易斯·邁梅耶將辛克萊打造成隱士彼得這樣的人物,種下了操縱媒體的種子,也在幾十年後結出了惡果。

辛克萊很被動。眾所周知,加利福尼亞州怪人多,這位54歲的作家就是異常怪異的一位。他在競選伊始印發了一本小冊子,名為「我若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如何終結貧困:未來的真實描繪」。他提議成立一個覆蓋全州的社會主義公社,以寬翼蜜蜂為社徽,以「我生產,我捍衛」為口號,大家一起勞動。羅斯福很欣賞辛克萊,這個作家的提議還獲得了西奧多·德萊塞、阿齊博爾德·麥克利什、多蘿茜·坎菲爾德·費希爾、斯圖爾特·蔡斯、莫里斯·恩斯特和克萊倫斯·丹諾的支援,就連羅亞爾奧克的查爾斯·e·庫格林神父也表示贊同。但是,諾曼·托馬斯則說這個想法「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行不通。」洛杉磯市堅持老調的修女艾梅·森普爾·麥克弗森說辛克萊是「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亞州童子軍被動員起來反對辛克萊,民主黨的正規組織也不承認辛克萊的成員身份。

共和黨候選人弗蘭克·梅里亞姆公開支援「湯森德計劃」:凡是60歲以上的居民,每月可領取政府發的200美元生活費,1934年1月1日起正式在長灘市實行。很快,街上就出現了一大隊雙鬢花白的加利福尼亞州人,為共和黨搖旗吶喊,唱著:

湯森德計程車兵前進吧,

昂首闊步上戰場,

迎頭趕上奔前方,

湯森德的旗幟在飛揚。

辛克萊的口號是「結束加利福尼亞州的貧困」,被扭曲成「將空頭支票開給加利福尼亞州」。《時代週刊》寫道:洛杉磯的三大報社「乾脆不報辛克萊的新聞,也不提‘結束貧困’的口號」。米高梅向僱員募款支援反辛克萊運動。即便一些明星反抗(比如卡格尼和珍·哈露),但大部分都妥協了,並參與拍攝虛假新聞片。梅耶是共和黨主席,他聘用洛德暨托馬斯廣告公司,並把米高梅的攝影棚變成了宣傳的陣地。大批臨時演員扮成流氓和妓女,亂鬨鬨地跳下火車,米高梅則拍下這些畫面,並配有講解員給觀眾解釋,他們看到的是真正的「俄克佬」到來的畫面。一個年長的女演員打扮成慈祥的老奶奶,宣佈她絕不會為辛克萊投票,因為辛克萊主張自由性愛。年老的男演員則戴著假鬍子,操舞臺腔,大吼著他們支援辛克萊(「既然他那一套在蘇聯都行得通,在這兒怎麼會不行呢?」)。10月時,羅斯福還認為辛克萊會獲勝,但在米高梅如此詆譭的攻勢下,一切都完了。共和黨以25萬張選票贏得了加利福尼亞州,辛克萊競選失敗,重操舊業,開始著手新書《我作為州長候選人:我是怎樣被打敗的》sup/sup。

不是所有「左」派都被打敗了。在華盛頓州,激進派聚集在幾乎完全相同的口號下(「結束華盛頓的貧困」),選出了一位參議員,還選出了年輕的沃倫·馬格努森作為金縣檢察官。拉福萊特兄弟倆也在威斯康星州旗開得勝,分別當選參議員和州長,他們的支援者在威斯康星州眾議院10個議席中佔了7席。魁梧的弗洛伊德·b·奧爾森坐在明尼蘇達州議會大樓裡,朝記者咆哮道:「沒錯,我就是激進派。你們可以說我激進得很!」此外,無可替代的菲奧雷洛·拉瓜迪亞現在當上了紐約市市長。

拉瓜迪亞說:「一般而言,紐約的生活單調重複、枯燥無味,但其實也能精彩紛呈、多姿多彩、刺激新穎,像冒險一樣。」他身高不過5英尺2英寸,但個性張揚,神氣活現。在他的管理下,紐約生活真的變成如輕歌劇一般生動詼諧。他總是戴著黑色寬邊帽,聲音尖銳刺耳,發號施令時聽著陰陽怪氣,辦事風風火火,像海盜一樣大膽無畏。他宣誓就任才一分鐘,立刻下令抓捕暴徒「幸運兒」盧西安諾。他還調動城市建設、消防、衛生部門的力量支援罷工的服務員。洗衣店工資過低,引發社會爭議時,洗衣店老闆們懇求拉瓜迪亞在這一問題上保持中立,但他直接一通電話打到自來水廠,要求停止對所有洗衣店的供水,顯示出他的不偏不倚。(洗衣店老闆立馬不鬧了。)他把曼哈頓當作封地,自己就像一個領主。他不僅親自帶著警隊,還突降夜間法庭庭審現場;他會出現在廣播電臺節目裡,給孩子們講連環畫;消防隊救火時,他會戴著大號頭盔,站在疾馳的消防車後面。拉瓜迪亞的信條是勇敢無畏,就像兒歌唱的「誰怕大灰狼」。他善於做些奪人眼球甚至荒唐離奇的事,有時人們被表象矇蔽,竟不會察覺他支援社會主義。但和他共事過的人都清楚他的想法和成就。

當選的激進派與新政派形成聯盟,教條主義的「左」派則敬而遠之。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和羅斯福的實驗後,《新共和》週刊肯定地說「中間道路行不通」。特格韋爾得意揚揚地以為政府對「盲目的理論」不屑一顧,篤信馬克思主義的哥倫比亞大學學報編輯詹姆斯·韋克斯勒卻寫道:新政派正需要這樣的理論。此外,持這種觀點的還有i·f·斯通和馬克斯·勒納。早在30多年前,林肯·斯蒂芬斯就說過:「關於自由,要有自己的信念……我們要為自己爭取自由,而不是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時,赫伯特·馬爾庫塞還沒提出「寬容要看物件」這個口號來激勵新「左」派。《新群眾》雜誌的口號更富於馬爾庫塞的色彩:「法西斯主義者、濫用私刑的人或任何想利用民主權利欺騙公眾支援反動派的人,都無權獲得民主權利。」

湯姆·沃爾夫sup/sup那時才3歲,他後來為《紐約雜誌》寫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討論「激進政治的時尚」。這篇文章指的是倫納德·伯恩斯坦和黑豹黨,但這種風氣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蘇聯特工黑德·馬辛在國務院裡有許多追隨者,都是社會名流。一次,一位追隨者站在林肯紀念堂的臺階上,用俄語演唱了《國際歌》獻給她,讓她又驚又喜。正如巴德·舒爾伯格在小說《醒著的夢》中所說,20世紀20年代後知識分子的面部特徵都變了。過去,他們就像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那樣,「油頭粉面、神采奕奕,穿著筆挺的箭牌襯衫,五官深邃,線條硬朗,左右臉十分對稱,好像二流肖像畫裡的美男子一樣。臉龐精緻,鼻樑挺直,下巴有一條溝,深色頭髮呈中分向後梳,抹上凡士林或司丹康髮蠟後,弄得服服帖帖」。現在的知識分子則是骨骼粗大,頭髮蓬亂,具有無產階級的斯拉夫特徵。確實,弗雷德里·劉易斯·艾倫寫道:如果在一些雞尾酒會上留心聽,「你會聽到一個出生優渥、舉止優雅的文學評論家說自己是無產者,堅定地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在紐約八十幾號那些雅緻住宅裡舉行的晚宴上,所有藝術家的目光都會聚集在最近拜訪過東12街35號共產黨總部的人身上。如果有幾分醉,他會高歌一曲,無數同志也會跟著他一起唱:

usa加個s

美利堅就變成了美利堅蘇維埃

我們會看到這一天

土地歸農民

工廠歸工人——

美利堅屬於全民時,

將是美利堅蘇維埃時代

「左」派的威脅花樣百出,顯得荒唐;右派的威脅才顯露跡象,卻危害嚴重。1934年中期選舉將近時,對新政派批評最多的是商人。在「百日新政」時,大部分人同意約瑟夫·梅迪爾·帕特森的提議,不與政府作對。在他的《紐約每日新聞》裡,帕特森承諾道:「不管羅斯福總統選擇做什麼、不做什麼,我們都會支援他。至少一年之內,我們不會發表惡意的評論。」現在,一年已過,回顧過去,他們並不喜歡羅斯福在就職典禮時提到的《馬太福音》第21章第12節的一句話:「耶穌進入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第一個公開表達不滿的是阿爾·史密斯。在《新展望》雜誌1933年12月的社論裡,他嘲笑新政各種機構濫用名稱簡寫。他說:「這些名稱看起來就像一個心不在焉的教授玩字母遊戲。」他還補充說:「一些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其他人沒有指出民政工程署計劃的危害性。答案很簡單。政府財政困難時,大家都在等待救濟。眼看要過一個緊巴巴的聖誕節,這時,只要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開槍打死好心的聖誕老人。」

「不開槍才怪,」霍普金斯冷冰冰地說,「聖誕老人真該穿上一件防彈背心。」羅斯福本人給手下的一名大使寫道:「人們開始誹謗了,這是必然的事。帶頭誹謗的是被稱作梅隆-米爾斯集團的人,他們掌管著銀行界和某些壟斷工業部門。」1934年,國會同意增加救濟撥款,但設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決定,擴大了誹謗者的隊伍。6月8日,總統顧慮重重,只能將增強社會治安和徵收工資稅的議案推遲到冬天。不過,這招作用不大,現在不可能休戰。兩個月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在邁阿密召開會議,正式宣戰。羅斯福在寫給駐蘇大使小威廉·c·佈列特的信中說:「大炮就位,準備開火。他們的組織現在被稱為‘忍無可忍俱樂部’。」

有時,是羅斯福考驗著他們的忍耐限度。復興金融公司的耶西·瓊斯在芝加哥金融家會議上大動肝火,他說這些人是作繭自縛,在座半數的人直接導致了各自手下的銀行倒閉。他要求他們「聰明一回」,「要和政府合作」。羅斯福和華爾街銀行家們徹底決裂可能是在1934年10月24日。那天,美國銀行家協會的4000名會員出現在美國革命女兒會的憲法大廳,聆聽總統演講。紐約第一國民銀行行長傑克遜·e·雷諾茲為羅斯福做了出場介紹,語氣十分諂媚。他對總統說,金融界抱著「悔過和諒解的心態」。他還感謝羅斯福實行了新政,「挽救並重振了搖搖欲墜的銀行業」。可惜,羅斯福又老調重彈,說起恩迪科特·皮博迪的那套思想,要求全國所有的經濟力量,包括商業、銀行業;勞方、資方、政府,同心協力,擰成一股繩。「那樣,我們會組成一個多麼強大的全美聯盟啊!」他想得倒好,好像「鐵褲漢」約翰遜在全國實行的種種措施沒有遭遇挫敗一樣。聽眾出於禮貌,依然鼓掌,但他們覺得雷諾茲這樣低三下四,未免太過。回到酒店,他們才知道自己被出賣了。本來,雷諾茲講稿裡回憶了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法學教授的日子,還說到羅斯福那時表現平平,顯出幾分挖苦。但白宮堅持提前審查發言稿,講稿裡這些跑題的話都被刪除了。羅斯福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1934年競選活動後期,總統開始攻擊工商界,但大部分中產階級都渾然不知。一次精彩的爐邊談話裡,羅斯福說道:「多年來,一個自由國家的人民漸漸被少數擁有特權的人奴役。我不主張回到這樣的自由。」同時,他讚頌「個人積極性產生動力,合理的私人收入會產生積極作用」。共和黨再次發現根本無法和這樣的對手抗衡,於是演講中的措辭就不再那麼客氣。在威斯康星州,一名共和黨候選人怨恨地說羅斯福就是「一個不能靠自己的腿站起來,只有靠柺杖的人」。羅斯福知道這種做法必然會自食其果,所以堅信民主黨會在選舉中勝出,但最終大獲全勝還是讓他吃了一驚。11月7日早上,全國人民醒來發現,執政的民主黨對比共和黨優勢明顯,在眾議院中多出229個席位,在參議院裡多出44個席位。全國只有7位共和黨出身的州長。13名新當選的參議員全是民主黨人,密蘇里州的哈里·s·杜魯門也位列其中。

預選前的一次爐邊談話裡,羅斯福質疑了國家復興管理局協定物價的做法。接著,約翰遜辭職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務部禮堂,用義大利語念著蝴蝶夫人切腹自殺前的遺言,淚流滿面。他的繼任者是埃夫里爾·哈里曼。「鐵褲漢」離開後也沒多少變化,反正《全國工業復興法》到1935年6月就期滿失效了。但在這之前,最高法院已宣佈它違憲,令其顏面盡失。這個決定的唯一不利後果只是影響了新政頒佈的其他法令。藍鷹標誌也撤銷了,人們反倒鬆了口氣,現在它唯一的作用只是在買新車時可以拿舊車折價。到時,《全國工業復興法》已被1935年頒佈的第二個「百日法案」(實際是177天)取代了。

選舉結果說明人民鼓勵政府大膽幹出來後,羅斯福和霍普金斯開始制訂下一個百日計劃。新法案的總目標是更加合理地利用國家資源,保障失業者和老年居民的生活,消除貧民窟並改善人們的居住條件。勞工和小農場主將會變成主要受益人。1935年1月4日,羅斯福對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呈遞了國情諮文,並在其中講述了他的大致計劃。接著,他和助手開始起草法案。這些助手已經不是兩年前在華盛頓名噪一時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韋爾、艾奇遜、裡奇伯格、伯利、道葛拉斯和約翰遜已經離職或準備離職。新政需要各種人才,羅斯福將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詹姆斯·m·蘭蒂斯、馬里納·s·埃克爾斯、湯姆·科科倫和本·科恩等納入麾下。科恩和科科倫同住一幢房子,就是之後為大家熟知的「r街小紅樓」。他們被《財富》雜誌描述成「莎士比亞喜劇裡的那些小國的謀士,他們迎合公爵,油嘴滑舌,在社會動盪裡慌亂不安」。

社會確實動盪不安,但這種不安主要在別處,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駐華盛頓辦事處和其他保守派的陣地特別明顯。大企業開始和羅斯福角力,《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就給雙方提供了一次較量的機會。該法適用於公用事業公司,其中有一條緩刑5年「死刑」條款,規定任何公用事業控股公司5年內必須體現出價值,獲得公眾認可,否則就要解散。這項條款一齣,社會各階層都傳來了反對聲。持反對意見的頂層人士是溫德爾·l·威爾基,一家公用事業機構的律師。針對國家的監管,他想出了讓州政府管理公共事業的應對計劃。低一層的是公用事業遊說集團。據斯克裡普斯-霍華德報團駐華盛頓辦事處報道,這個集團聘用的員工之多,超過了參議員和眾議員的總數。最下層的是偽造選民來信的人。這些人攻勢猛烈,幾乎讓這個法案被否決。他們耗費將近200萬美元,發出25萬封電報和500萬信件,要求否決「死刑」條款。參議員杜魯門一人就收到了3萬封,但他把這些信燒掉了,繼續支援羅斯福。起初,眾議院否決了這個條款,但雨果·布萊克領導的眾議院委員會證明了那些信件純屬偽造,「死刑」條款才得以通過。

社會保險是本屆國會爭論的焦點。共和黨人堅稱,如果政府法案通過,子女將不再贍養父母,工人會因工資稅而絕望離職,總之,這項措施將抹去「生活情趣」。餘生中,羅斯福每想到為爭取社會保險所做的努力,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回顧起來,社會保險法案可說是他在立法上最大的建樹。這項法案的通過來之不易,反對者理由千奇百怪,有的人甚至在聽證會上鬧場。弗朗西斯·珀金斯在國會一個委員會上為法案做陳述時,一個女人突然跳了出來,大聲說:「法案是抄襲的,一字一句都是照搬《共產黨宣言》第18頁的內容。主席,我有原書可以證明。」

柯立芝和胡佛任期內,國家繁榮,共和黨和大企業關係密切。1935年,春去秋來,面對共同的敵人羅斯福,這兩派又走到了一起。公共事業遊說集團背地裡散佈謠言,誣陷羅斯福精神有問題。謠言鋪天蓋地,到了7月,就連各地報館都致電駐華盛頓記者,詢問羅斯福是否真的精神失常。國會里一小撮共和黨人你一句我一句,指責新政的法案是在「赤化美國」。在羅斯福提議增加高薪階層收入稅並計劃實行遺產稅時,赫斯特報系稱這個提案「本質上是共產主義」,是「斯大林·德拉諾·羅斯福」這個合成人物的「渾蛋」措施。

參議院否決了徵收遺產稅的議案,並降低了高薪階層應繳的所得稅額,但在那次國會上,羅斯福實現了自己的大部分目標。第二個百日里所取得的成果包括:通過了《土地資源保護法》;成立了國家資源委員會;擴大了聯邦儲備委員會;通過了《農村電氣化法》,讓百萬農戶用上了電;通過了《格菲-施奈德煤礦法》,取代了《全國工業復興法》在礦業上的規範;通過了《華格納-康納裡法》,代替《國家復興法》第7條第1款,並建立了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還成立了國家青年局,為依靠救濟長大的青年提供工作,幫助貧困學生尋找兼職。林登·b·約翰遜被委任為國家青年局得克薩斯州分局局長。那時,他剛和年輕的妻子伯德小姐在華盛頓西北區卡洛拉馬路1910號找到一套兩居室的房子,裡面只放了一張摺疊床。不久,他就在那裡遇到了小約翰·b·康納利並以每小時17美分的工資僱用了這個佃農的兒子。(相比之下,國家青年局北卡羅來納州分局局長對理查德·尼克松要大方得多,他的時薪是35美分。尼克松這時已離開惠蒂爾學院,到杜克大學法學院就讀。)

獲得中期選舉的勝利後,霍普金斯笑呵呵地對手下說:「小夥子們,現在是我們的時代。想做的就要做到,不管是公共工程計劃、社會保險法案,還是工資工時法案,都機不可失。動腦子,想想怎樣讓全國各地人民都得到保障。」雖然有人說霍普金斯拿救濟金買選票(共和黨人堅稱霍普金斯說過:「我們要納稅、納稅,花錢、花錢,然後選舉、選舉。」),但他其實極力不讓黨派之爭影響到公共事業振興署。儘管如此,那些獲得救濟的人也必定感激涕零。1935年的前幾個月,羅斯福聯合工人、南方人、婦女、外國裔美國人、各城市民主黨領袖和黑人,把民主黨變成了全國的多數黨。

從20世紀70年代回頭看,羅斯福當時能獲得那麼多黑人的支援,有些難以置信。黑人不能參加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設工程;根據農業調整管理局農產品減產的政策,許多黑人失去了農場的工作;南方民主黨人在南方各州實行新政計劃時,黑人又受到種種新的歧視。1934年6月,聯邦住房局剛成立,就在住房合同裡制定了限制黑人的條款。在佐治亞州沃姆斯普林斯火車站,「有色人種」有單獨的廁所、候車室甚至行李艙。新政派對於禁止私刑的法案欠缺熱情。1934年,路易斯·豪將一份這樣的法案塞進檔案堆裡,上面批著:「為時尚早,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對。」

原因是跟胡佛一比,羅斯福立刻增色不少。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沃爾特·懷特說胡佛就是「住在只有純白種人的白宮裡的男人」。(胡佛在白宮居住的4年裡,從未和兩名黑人門衛說過話。)共和黨人一直宣稱要保護黑人的經濟地位,但依喬納森·丹尼爾斯之見,「那種經濟地位正是黑人渴望擺脫的」。埃莉諾·羅斯福、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哈羅德·伊克斯為黑人運動積極奔走,卓有成效:伊克斯取消了內政部大樓自助餐廳的種族隔離制度,並吸收羅伯特·韋弗到政府工作。民間資源保護隊和公共事業振興署不拒收黑人,社會保險也無黑白人種之分。霍華德大學獲得300萬美元政府補助,救濟工程專為黑人建造了許多學校,30萬成年黑人因為新政的緊急教育計劃識字讀書。也許,這些只不過是表面文章,但過去黑人連表面上的敷衍都得不到。

有人支援總統,當然也有人反對;有擁護他的集團,也就有拆臺的集團。在第二個百日快結束時,第一個反羅斯福聯盟形成了。這是一個鬆散的聯盟,成員包括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湯森德派和威廉·達德利·佩利的反猶銀衫黨、赫斯特報系、亂給人扣「紅帽子」的伊麗莎白·狄林的追隨者、休伊·朗「分享財富」運動的參加者、朗的主要副手傑拉爾德·l·k·史密斯牧師,以及查爾斯·e·庫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國爭取社會正義同盟。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為其提供了大部分資金。其支援者來自下層中產階級,這些人後來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支援約瑟夫·r·麥卡錫參議員(狂熱反共者,主持迫害大批無辜人士),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支援喬治·華萊士州長(歧視黑人的政客),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支援斯皮羅·阿格紐(尼克松時期的副總統,因偷稅醜聞下臺)。

在新政的第二個百日期間,反羅斯福集團打著當時風行的孤立主義旗幟,取得了兩次勝利。羅斯福不想在外交事務中束手束腳,但是集團分子到處遊說,最後還是通過了1935年的《中立法》。《中立法》規定總統不能向交戰國出售軍火,也不允許美國公民乘坐交戰國的船隻,除非後果自負。這些法令很快在衣索比亞第二次抗意戰爭中生效。之後,羅斯福請求國會遵守世界法庭的判決,但這一請求被駁回,這是他們取得的第二次勝利。在參議院裡,朗獲得了海勒姆·約翰遜和博拉的支援。威爾·羅傑斯則加入到赫斯特報系和庫格林神父的集團中,掀起全國規模的人民來信運動。這位廣播神父揚言,國會拒絕遵守世界法庭的判決是他個人的勝利。那時,他的聽眾有4500萬人之多,這番豪言壯語也無可辯駁。

庫格林神父建造的這個帝國,從操縱媒體的角度看,純屬他的個人功績。他利用了美國鮮為人知的民族性:美國人的天真、對簡單解決方案的渴望、愛好參加團隊的情結、喜歡收集華而不實的東西的本性。如果神父再晚三十幾年出生,他會成為一個出色的脫口秀主持人或者麥迪遜大道上一位傑出的業務代表,因為他天生就是一個推銷員。無論推銷什麼,他都是一個能手,可他偏偏選擇了推銷仇恨。

神父是個加拿大人,45歲,身材高大、處世圓滑、衣冠楚楚,戴著一副眼鏡,聲音清亮如風琴。1926年,底特律人第一次聽到了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那時三k黨一把火將神父在底特律市郊羅亞爾奧克的教堂化為廢墟(後來他竟對三k黨特別寬容)。當地的wjr廣播電臺主管大為震驚,建議神父在廣播電臺上接連講道,呼籲民眾慷慨解囊修建新教堂。1930年年底,庫格林推出了《小花朵的金色時光》節目,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17個廣播電臺同時播出。另外,在星期日美國中部標準時間下午6~7點,他還在地方廣播電臺穿插廣播。他在各地都有眾多未曾謀面的聽眾。他們不但能通過廣播聽到他言語瑰麗的描述和氣勢如虹的長篇大論,捐出一點兒錢,還能得到一件神聖的紀念品。寄出錢後,他們會收到一個鍍鉻的小十字架,上面刻著「小花朵廣播社團」,同時還附有一封信:

親愛的朋友:

請接受這枚十字架作為紀念。我在廣播裡說過,這個紀念品碰觸過真的十字架……

基督的虔誠信徒

查爾斯·e·庫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這個紀念品,請來函告悉。

庫格林加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三個月後,平均每星期會收到八萬封來信,附寄的捐款超過了兩萬美元。廣播特別受歡迎時,來信甚至超過100萬封,需要150個辦事員清點鈔票,備好零錢。1934年,他成為全國收信最多(包括羅斯福總統在內)的人。他的教堂也早已重建(僱用的是非工會的勞力)。教堂高7層,頂部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崗石建成,高大肅穆,整個羅亞爾奧克都能看到。到了晚上,炫目的燈光照在塔面的巨型耶穌受難浮雕像上,只看見雕像底下刻著一個詞:「仁愛」。教堂四面石牆上刻著各種銘文,有的摘自《聖經》,有的選用同業福利會的口號。《時代週刊》說,「這個仁愛受難塔讓底特律人想起貯藏草料的筒倉」,於是受難塔設計師被叫作「筒倉查爾斯」。庫格林嚴厲地還擊說,《時代週刊》把耶穌受難紀念塔「說成是‘草料筒倉’,這是間接侮辱了基督,無可饒恕。由此說來,從耶穌那裡得到精神食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豈不是像牲畜一樣,以草料果腹?《時代週刊》登出這樣言辭粗鄙的文章實在是對神明不恭」。

從仁愛受難塔望出去,耶穌一臉苦相看著這樣的古怪場面——一個掛著「聖殿超級服務站」大招牌的汽車加油站、一個「聖殿旅店」,還有一個「小花朵熱狗攤」。教堂裡其他小販叫賣的貨品有:印有「筒倉查爾斯」照片的明信片、經過庫格林「親自禱告」的十字架、《聖經》、反猶太冊子和布魯克林區《聖訓報》。1934年,小販們還售賣由庫格林主編的《社會正義》雜誌(銷量最大時,在美國2000個教堂有售)。來參觀仁愛受難塔的人都要儘量安靜——並不是因為教堂是禮拜上帝的地方,而是怕打擾神父寫每星期的佈道詞。神父坐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頂裡,不停地抽著煙,身邊是他的大丹犬。他的任務十分重大,參觀者都很清楚這一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因他是個爭議人物與他解約,之後,他就依靠信徒贊助成立了自己的廣播網,總共60多個廣播電臺。他的信徒數量龐大,在基督教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財富》雜誌說他「大概是廣播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的觀眾人數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滿洲博士》和艾德·溫的還多。他每星期都收到大量的銀幣,數量之大,使他成為全國主要的白銀投機商。因此,他在星期日的廣播節目裡把白銀稱為「基督教徒的金屬」。他會接見聽眾,地位仿如教皇。有時他也同意屈尊接見總統的私人代表約瑟夫·p·肯尼迪。當時肯尼迪正努力調解,希望找到庫格林和總統意見一致的地方。

但是,根本不可能,兩人沒有意見一致的時候。一開始,庫格林神父是支援羅斯福的。1932年,他的政治口號是「選擇羅斯福,或選擇毀滅」。1934年4月,他還在紐約市競技場戲院的集會上保證:「我決不會改變自己的信念!新政的法令就是基督的法令。」但這樣的承諾過於輕率了。就說一件事,他現在擁有50萬盎司sup/sup的白銀,而總統對待白銀集團的態度並不友善。在財政部長向報界公佈的白銀投機商名單裡,庫格林私人秘書的名字赫然出現在榜首,讓神父窘迫不已。這件事他本能應付,因為繼任伍丁的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是猶太人,他大可以把新部長說成「基督教徒的金屬」天生的敵人。但事件若不夠聳人聽聞,聽眾就會流失,所以這位廣播神父選擇了走極端。長此以往,他對佔據政治舞臺中心的總統產生了敵意。

庫格林的勢力越大,他的敵意越盛。他組織的全國爭取社會正義同盟號稱有750萬名成員。其中的好鬥分子走上了街頭,25人為一組(《社會正義》雜誌稱之為「小隊」),向猶太人尋釁。尋釁時,他們一般會攔下已確知的猶太人,或者長得像猶太人的行人,要他們買《社會正義》雜誌。拒絕的行人就會吃拳頭。在時代廣場的內迪克橙汁攤前,他們就多次用過這招,因為那裡的愛爾蘭裔警察是神父的崇拜者。同時,庫格林又將槍口指向羅斯福在勞工運動中的新盟友。他攻擊勞聯,要求政府仿照義大利和德國,用法令解決勞資糾紛。按照雷蒙德·格拉姆·斯溫的說法,庫格林要的是一種「法西斯式解決勞工問題的方法」。

在底特律主教邁克爾·加拉格爾的支援下,庫格林聲稱得到了教皇庇護十一世的支援。教皇本人也確實說過,「聖教的每一位教士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為社會正義而抗爭的事業中」,但教皇的喉舌《羅馬觀察家報》明確指出教皇所倡導的社會正義並不像羅亞爾奧克那位牧師所鼓吹的那樣。波士頓樞機主教威廉·奧康奈爾譴責庫格林「對窮人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這位「廣播神父」在當時名聲大噪、氣焰囂張。他曾對他的教會前輩口出狂言,聲稱他的雜誌社是私人開辦的,他們無權干涉。有人要是冒犯了他,必將會有大麻煩。拉瓜迪亞因批評希特勒而被聖殿授予「邪惡獎」,說他「在國際上宣揚邪惡思想」,自由派被劃為共產黨;他還對教眾灌輸工會(其實是莫斯科在背後操縱)的虛假情報。忠實的教徒必須「追隨基督的思想,效仿基督的行為,購買基督需要的商品」,並警惕世界上所有猶太人。「如果你們認為這是煽動,那隨便你們,我就是在煽動人們。但我們肯定會戰鬥到底,贏得勝利。」

1935年年初,庫格林為他的全國社會正義聯盟釋出了極權主義計劃,該計劃第一點就體現了其基調,他要求「良知和教育的自由」而非言論自由。因為言論一旦自由就意味著他的「廣播同盟」下臺——除非他來領導國家,可能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同年,他與羅斯福決裂,「新政」在他眼裡成了「猶太式新政」,總統也成了「騙子」和「忤逆上帝者」,庫格林還在辛辛那提市的演講中提出「用上了膛的槍」消滅羅斯福。連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這位對歐洲政治強人崇尚有加的天主教徒都覺得庫格林言辭過於激烈,佩格勒在自己的專欄中寫道:聯邦政權顛覆調查專員應該以對待厄爾·白勞德的方式對付庫格林,而不是瞻前顧後,「唯恐他叫囂挑起聖戰」。

可對狄林夫人而言,庫格林的所作所為並不是那麼過分。在她所開具的有權勢的共產黨人名單中不乏博拉議員、蔣介石、埃莉諾·羅斯福、h·l·門肯和聖雄甘地等人,但這不但沒有冒犯「滅猶棒」(專利證2026077,一種短而圓的棍子,通常有兩種尺寸,其一為婦女專用尺寸)的發明者詹姆斯·特魯,而且像喬·麥克威廉斯這樣的納粹主義街頭狂熱演說者以及勞倫斯·丹尼斯這樣的極右派分子也對此不以為然。最有趣的在於赫斯特報系對此也沒有任何批評,這家報社公開宣稱:「但凡聽到一位美國名流被稱為‘法西斯主義者’,你基本上就可以確定他是捍衛美國精神的忠實公民。」赫斯特報系自1934年11月起就派遣記者偽裝成學生潛入各個大學課堂,誘導教師發表一些標新立異的言論。他宣稱除了「少數冥頑不靈的不滿分子、頭腦不靈光的大學生以及神經錯亂的教授」外,沒人會想改變美國的經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