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萬人經常閱讀和收聽煽動性的言論，其中有人惹是生非也不足為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指出，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嚴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種類之廣、數量之多」超出「一戰」後的任一年，而且，因路易斯安那州並未遵照憲法，所以這個記錄並不完整。
如果說庫格林神父是「大蕭條」時期極端主義的宣傳部長的話，參議員休伊·皮爾斯·朗則是公認的極端主義者的領袖。廣播神父有自己的信徒，但他宣講的是虛無主義。他們的盟友湯森德博士的追隨者成千上萬，但湯森德自己卻不知道怎樣利用這些人達到目的。而老練的政客朗幾乎擁有一切：選民、選舉大綱以及政治本能，他也知道在合適的時機以合適的方式奪權。只有他才是羅斯福真正需要防備的政敵。
休伊·朗的傳奇記載於兩本著名小說裡，一本是約翰·多斯·帕索斯的《第一號》，另一本是羅伯特·佩·華倫的《國王班底》。休伊·朗的人生跌宕起伏，他出生於溫堂區一個破舊的小木屋中，家境十分貧困，但極佳的天賦使他在窮小子間鶴立雞群。他最開始賣一種叫「康拉萊尼」的起酥油給那些窮人，其中既有穿揹帶褲的男人，也有穿印花襯衫的女人，這些人對他報以死心塌地的信任。他僅用8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杜倫大學法學系三年的課程，在他21歲時，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別授予他律師執照。他的成就之高，杜倫大學迄今為止其他學生無出其右。此後，美國最高法院頒佈了一項關於學校教科書的法令，被下級法院判為違憲，休伊·朗為最高法院辯護並勝訴，由此大放異彩。他在陳述觀點時沒有依賴任何法律援助，也沒有參照任何參考書，僅憑一頁簡報舌戰群儒，他的出色表現得到了首席大法官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高度讚揚。
要不是暗中與標準石油公司的律師往來，朗毫無當選州長的勝算，他採取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與新奧爾良市的那幫腐敗政客不同，朗知道他的職責所在。當時路易斯安那州被眾多州外企業控制，全州僅有30多英里的柏油路，窮人被醫院拒之門外，各條主要河流上均未架設橋樑，全州半數兒童無法上學。赫伯特·胡佛在擔任商務部長一職時曾來到此地，當地情況讓他頗感興趣。他對當地奉若至寶的伊萬傑琳神話嗤之以鼻，用他的話說，人們對這個女性所知甚少，甚至她是不是叫這個名字都還有待考證，也許她根本就叫格溫多琳，這樣的羞辱罪不可恕。1928年秋，時年35歲的朗競選該州州長時的機智辯論，驚得農民和老鄉們目瞪口呆。在馬丁維爾市，站在成捆的棉花上，在燃燒的火把的映襯下，他發表的演說成為美國政壇最激動人心的演說之一：
伊萬傑琳就是在這裡等待情人加布裡埃爾的，可他始終沒有出現。這棵橡樹是名垂千古的景點，因朗費羅曾寫下一首詩為它吟誦。但在這苦等卻看不到希望的不止伊萬傑琳一個人。你們等著學校建起來，孩子們可以有書念，可這些學校在哪兒呢？你們出了錢，要修築公路，可這些公路在哪兒呢？救死扶傷的醫院又在哪兒呢？失望的伊萬傑琳流下了傷心的淚，但她只是哭一輩子。你們在這個地方，圍繞這棵橡樹，已經哭了好幾代。給我一個機會吧，我不會讓你們繼續流淚。
他一當上州長，就粉碎了那些大公司的勢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頭稅取消了，開徵新定的營業稅，欠債的可申請延期償還，窮人可免納普通財產稅，教科書免費，學童由校車接送。三年內，他修築了2500英里柏油路、6000英里碎石路，還建造了12座橋樑；將特種財產稅減低了20%；在新辦的夜校裡，17.5萬名成年文盲有機會讀書識字。在南方，他是唯一平等對待黑人的州長。當三k黨頭子威脅要來路易斯安那州開展反朗運動時，朗對記者說：「轉告他們，那個帝國雜種sup/sup休想走進半步。我說他是狗崽子，可不是罵他，他出身如此，我只是實話實說。」
朗呼喊著「人人是國王，但沒人戴王冠」這句口號當選了。如今王冠有人戴，那人就是他自己。《阿莫斯和安迪》曾講過一個秘密團體，叫作「海中的神秘騎士」。他們的領導人被尊稱「首領」，朗就以「首領」自稱。侯丁·卡特寫道：「到了1935年春，朗儼然成為路易斯安那州之王。」像卡特這樣在報上批評朗的人，日夜都要帶著武器防身，因為有人捱了打，有人遭到綁架，有人進了監獄。在朗當選為參議員的前夕，他女秘書的丈夫威脅他要起訴他破壞別人的家庭，朗就派人把他帶上飛機，在路易斯安那州上空繞來繞去，一直到投票完畢才放他下來。所有法官都對他俯首帖耳，就連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包括在內。所有警察，不論州警還是市轄警察，都直接向他報告。教師、稅收員、州政府公務員、銀行職員甚至州長，全都聽從他的指令。最後，由他掌權的州議會連民主制度也不要了。誰當選、任什麼職務，都由朗決定，而不是選民。新奧爾良市民嘟囔不滿，他便召集民兵，親自領隊進城，神氣十足，像古代羅馬的愷撒。他說，他試過和反對派講道理，但「講道理行不通，所以我要用炸藥。誰擋我的路，就把誰炸飛」。
1935年年初，他所操縱的州議會在22分鐘內一口氣通過了44項議案。議會里尚存幾個正直的人，其中一個站起來說：「我不能預見未來，也沒有看見昨晚的月亮上有血跡sup/sup。但是，我看見這個議事大廳亮堂的地板上有一攤血。因為你們這樣蠻幹下去，就會跟隨騎白馬的死神一起滅亡。sup/sup」此話一齣，他立即被轟下臺。就算有人流血，也不會是朗。他身邊始終站著配有左輪手槍和衝鋒槍的保鏢。他的心腹還說，就快有聯邦特工來保護他了，因為他們和他們的政敵都很清楚，朗的新住址將是華盛頓的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白宮）。
朗已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知名度僅次於羅斯福。他是國人最熱於談論的政客。顯然，他已準備好將影響力擴大到路易斯安那州之外。他對得克薩斯州的政治鬥爭介入極深，還打算趕走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阿肯色州人喬·魯賓遜和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密西西比人帕特·哈里森。他的驚人言行往往成為城市各大報紙社論和漫畫的題材。在長島的一次宴會上，他醉醺醺地走進了男廁所，看見小便池旁站著一個高個子年輕人，便叫他「為路易斯安那州的首領騰出位置」。那個青年沒有理他，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朗便朝年輕人褲子上尿尿，結果捱了一拳，一隻眼烏青，狼狽地離開了宴會。這事很滑稽，但當他在參議院衣帽間裡對同事們說以下這番話時，沒有人敢笑。他說：「夥伴們，一群暴民不久後會出現在這兒，他們會把參議員們全部吊死。我要想想，到底是留在這裡一起被吊死，還是出去當暴民的頭頭。」
總統給駐義大利大使寫通道：美國人「染上了一場叫作休伊·朗–庫格林神父的流感，人人都在忍受病痛」。羅斯福本人也未能倖免。和廣播神父一樣，朗在1932年也是羅斯福的支援者。（不過和庫格林不同，「首領」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沒有他的支援，羅斯福就無法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但現在他對整個新政都無比厭惡。他的所得稅申報表受到了審查，法利遲遲不肯下撥聯邦款項，公共事業振興署因為路易斯安那州分署違法亂紀，停辦了當地工程。但朗最抑鬱不平的是自己沒當上總統，他覺得自己是總統的不二人選。他還寫了本書，名字就叫「我在白宮的頭幾天」。（書中他說要讓羅斯福當海軍部長。）在被問及1936年是否將開展提名朗競選總統的運動時，他不假思索地說：「當然要辦，而且我相信我們會所向披靡。」哈里·s·杜魯門是國會里少數幾個不怵朗的人之一。那時，杜魯門還是一個來自密蘇里州的無名小卒，剛當選參議員，照例要主持會議。一次會議上，朗又大放厥詞。講完後，他問杜魯門有何看法。杜魯門不客氣地回答：「若不是要主持會議，我會直接走出去，才不會聽你講完。」但新政實行快兩年了，杜魯門這樣的人越來越少。朗在參議院裡公開嘲笑總統，說他是「騙子和冒牌貨」。無奈之下，羅斯福只好央求密西西比州參議員西奧多·比爾伯幫忙。比爾伯是南方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者，可見羅斯福真是走投無路。比爾伯把「瘋子」朗罵得狗血淋頭，但他的這次出頭卻惹怒了自己的選民，抗議信如潮水般湧來。
1935年2月5日，在討論聯邦政府的人事任免時，大家提起了路易斯安那州那個禍害。全國應急管理委員會的會議記錄裡有這樣一段話：
總統：不要任用或者留用為朗或他那派工作的人。絕對不行！
迦納副總統：不管是誰，沒有例外！
總統：不論是誰或哪個機構，只要是朗的黨羽，就別想在這兒工作。
國務卿赫爾：行動得越快越好。
總統：你們想要具體的指示，隨時找我。
但此舉收效甚微。侯丁·卡特後來說：「我們唯一的優勢就是聯邦政府的任免權。爭取選票時，讓公共事業振興署把上萬招工名額分配給那些反朗的組織，但這也無濟於事。那些失業的窮鬼對於工作當然是來者不拒，投票時，卻並未照公共事業振興署的旨意做。即使選舉沒有黑幕，也沒幾個我們的人能當選。」
3月5日，羅斯福就職滿兩年，這時政府終於肯承認，除了恐懼本身，還有別的值得恐懼的事。「鐵褲漢」約翰遜現任紐約州公共事業振興署負責人，在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的一次宴會上，他抨擊「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煽動家和神父政客組成的」右翼聯盟。首領和「廣播神父」立刻在廣播上還擊。約翰遜針鋒相對：「如果你把希特勒和庫格林神父的話放在一起，哪句是誰說的，根本分不清。包括反猶太人的宣傳在內。」新政派的其他人也群起而攻之。哈羅德·伊克斯對記者說：「參議員朗的問題是，他腦子裡的想法說出來有股惡臭。當然，前提是他得有腦子。」
比起那個老吝嗇鬼，朗要聰明得多。他通過廣播向全國人民提出了他的「財富分享」計劃，即個人財富上限不得超過500萬美元，個人年收入不得低於2000美元，也不得高於180萬美元。老人享有養老金，退伍軍人補償金的政策規定紛紛出臺，並規定廉價食品應該由美國農業調整管理局的剩餘產品供給，兒童享有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免費教育，每個家庭享有6000美元的房產津貼和國家供給的一臺收音機、一輛汽車和一臺洗衣機。「財富分享俱樂部」（不收會費）的成員在路易斯安那州郊外採取行動，並推選哈提·w·卡拉威夫人頂替其亡夫阿肯色州議員的位置。現在，全國的貧民窟中都在傳唱朗那首朗朗上口的歌謠：
人人為王，人人為王。
你可成為大富翁，
別人也有福可享。
財富如此多，人人可分享。
6月有燦爛驕陽，12月也照樣晴朗。
不管冬日或春天，
四季好時光，和平如天長。
鄉鄰情誼深，
人人皆為王。
朗向《休伊·朗：真實的人生》的作者佛瑞斯特·戴維斯透露，他想取消民主黨和共和黨，然後自己連當4屆「美國的獨裁者」。1935年春夏，朗的人氣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威脅日甚。《紐約時報》記者特納·卡特利奇認為政府走錯了一步，不應該觸怒他，因為政府的回擊「反倒讓朗從一個小丑變成了真正的政治威脅」。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進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測驗，發現如果朗作為第三黨候選人競選總統，他會從羅斯福那裡分走400萬張選票，並獲得對選舉結果有重要影響的州的支援，而且1936年的選舉最終會由眾議院投票決定誰當總統sup/sup。吉姆·法利是全國最具慧眼的政治預言家，9月，他對伊克斯說，朗的選票會超過600萬張。在第二期新政期間，朗及其同盟者影響力巨大。社會保險法案獲得通過得益於朗所支援的「湯森德計劃」，提高高薪階層稅額的法案和《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的提出，也是因為朗。那時，朗指責羅斯福是有錢人和公用事業公司的奴隸。朗對這些瞭然於心。7月，他指責羅斯福「抄襲他14歲時寫的分享財富演講」，「我還在穿齊膝短褲的時候，就有這麼聰明了。他現在也就我當年的水平」。
8月下旬，國會休會了，朗還在參議院走廊裡上躥下跳，不住地嘲笑「富蘭克林王子」、「玉米勳爵」華萊士、「坐牛」約翰遜和「芝加哥麥蝨」伊克斯。可朗及他留在巴吞魯日的惡婆娘都有不祥的預感。一個月前，他說敵人想要靠「一個人、一杆槍和一顆子彈」刺殺他，然後總統特赦了兇手。現在他又說，下屆會議中，他希望看到一個聽話的國會，「如果我能回來的話——我或許回不來。這次演說可能是我的絕唱，誰知道呢」。
這果然是他的絕唱。9月8日，他正在巴吞魯日的州議會大廈催促議員通過一些法案。這時，一個人拿著一杆槍，躲在議會大廳的大理石柱後，準備射出那顆子彈。這人叫卡爾·奧斯汀·韋斯，是個有抱負的年輕醫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法官，同朗有過節。為此，朗改劃法院轄區，把他擠走，還散佈流言，汙衊法官的先祖。晚上9點20分，朗大搖大擺地走過議會的圓形大廳。韋斯醫生突然出現，一槍打中了他的腹部。朗的保鏢立刻反應過來，用61顆子彈把韋斯打成了篩子，但是他們的領袖已受了重傷。昏迷前，朗說：「我想不通他為什麼想殺我？」別人也想不通。後來的兩天是朗的葬禮。朗身穿黑色燕尾服和白領帶，靜靜躺著供人弔唁，人們還在猜測兇手的動機。人們為他獻上的鮮花鋪了三英畝地，25萬人聚集在議會前的草坪上，參加領袖的葬禮。傑拉爾德·l·k·史密斯牧師在致悼詞時哭著說：「他是名貴的斯特拉迪瓦里斯小提琴，他的美妙聲音遠勝過嘈雜的鼓聲。他是未完成的交響樂。」接著，史密斯憤怒地說，媒體和參議員比爾伯要對謀殺負責。比爾伯不甘示弱，說史密斯「骯髒齷齪、卑鄙懦弱、陰險惡毒、謊話連篇，活該入地獄」。人們還在揣測朗被害的原因。住在河口地區，受過朗恩惠的路易斯安那州窮人唱道：
啊！他們說他豺狼心，
但看看他讓孩子免費上學。
告訴我，為何狠心將他殺害？
他已死去，躺進墳墓，
可他鋪的路上人來車往，
告訴我，為何狠心將他殺害？
30多年後，史密斯對伊利諾伊大學的學生說：「沒人能證實羅斯福總統下達了暗殺令，但有一點可以確信，策劃暗殺的人相信朗的死會叫總統高興。」聽到朗遇刺身亡的訊息時，總統正同庫格林神父和約瑟夫·p·肯尼迪共進午餐，他大驚失色。稍有人性的人都不會將朗的暴斃當成樂事。但從長遠看來，朗從國家政治舞臺上退出，讓羅斯福少了一個大患。歷史上有極少數幾個人，若活下來，將極大地改變美國曆史，朗就是其中之一。
羅斯福知道他遲早要面對右翼第三黨的挑戰。史密斯、庫格林和湯森德誓要譜完朗那支交響樂。葬禮過後的第9個月，廣播神父的聯播廣播電臺已增至35個。一天，他對廣大聽眾宣佈，一個叫作聯盟黨的新黨派成立了。聯盟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克利夫蘭市舉行。會上，庫格林撕掉了他的白衣領，與史密斯和湯森德攜手並肩，他的追隨者們全部站起鼓掌慶賀。如果有聽眾只是來看熱鬧，這個場面也足以使其激動。庫格林演說起來滔滔不絕，都是在詆譭總統。他每說一句詆譭的話，聽眾就激烈鼓掌。庫格林忽然聲音啞了下來，搖搖晃晃地離開了講臺，突然倒下，還好被保鏢一把扶住。這樣巧妙的策略，成功地煽動了民眾的情緒，讓演講達到最高潮。以往在電臺廣播時從沒發生過這種情況。但他現在不僅僅是一個廣播電臺名人，也不僅僅是一位神父。多年來，他所講的內容與傳道已毫無關聯了。
1935年春，總統最親信的顧問團認為總統對公眾的教育角色弱化了。他們將想法告訴了總統，羅斯福回應道：「人們厭倦每天在新聞頭條讀到同一個人的名字，厭倦每晚在收音機裡聽到同一個人的聲音……長時間聽高頻聲音的播放，人們心裡會受不了，這是人性的弱點。」
但在這方面，顯然群眾的智慧更高深。歷史不是隻有政治。10年前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能形成這10年的社會格局和經濟形勢，只需適當的栽培，和相應的經濟形勢變動。但並非所有小事都能產生這樣的影響。1935年5月，連鎖信在全國掀起一陣熱潮，但也沒有深刻的意義。與此相反，恩里科·費米在羅馬的簡陋實驗室裡做出的成果雖引起一陣轟動，但現在回看，人們還是低估了其中的價值。從費米妻子勞拉的幽默敘述中可知，費米和學生用中子逐個撞擊原子，實現了鏈式反應。他成為最早分裂鈾原子的物理學家，但他自己當時並不知情。
無關緊要的小事和令人瞠目的大事之間，有許多有趣的事。1935年是技術史上的分水嶺，有些事比國會上的唇槍舌劍更令人難忘。當你厭倦庫格林神父的陳詞濫調時，只要撥動收音機指標，就可以換到20歲的奧遜·威爾斯的節目。奧遜·威爾斯在節目裡扮演一個叫作「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倫斯通：
瑪戈：啊，拉蒙特，你看！那個侍應朝廚房走去，手沒碰到門把手，門就開了！
影子（隨口說）：哦。那是光電射線的作用。
瑪戈：啊，光電射線是什麼東西？
影子：看看門的兩邊吧，瑪戈。看到地板上突出來的鉻制物了嗎？那些東西上面藏著燈泡，看見了嗎？兩個燈泡之間，有一道光。有人靠近門，遮住了光線，門就自己開啟了。
瑪戈：好聰明的辦法！
1935年時，這的確聰明，但這只是電子工業的雛形。後來，電子裝置不僅取代了看門人，還取代了電梯操作員、保齡球館球童、揀信員、開票員、紡織品配色員、計數員、獄卒、保險公司理賠員、會計、雜誌分銷商等1000種崗位上的熟練工或生手。一句話，「自動化時代」開始了。
通訊革命也開始了。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地球村」概念，改變了個人私人空間和文字的傳統模式。1935年6月，喬治·蓋洛普第一次進行民意測驗，是應楊羅必凱廣告公司要求。約翰·希爾、厄爾·紐瑟姆、卡爾·博雅建立了「公共關係」辦公室。1935年，由米利亞姆·霍普金斯主演的《浮華世界》開始在市中心的電影院上映。這是首部達到正片標準長度的彩色電影，雖然當時許多電影院還不具備放映彩色片的條件。除此之外，還有相關的新發明。諾貝爾獎得主伽利爾摩·馬可尼發現，無線電短波沿著地球表面會被「扭彎」，這種微波首先在「二戰」中應用於雷達，接著又應用於電視廣播。1935年，美聯社開始提供有線電傳真服務。1936年和1937年，《生活》雜誌和《展望》週刊也相繼採用了這些技術，美國人開始習慣於所謂的影像。1935年，辛辛那提市首次舉行夜間棒球賽，啤酒開始罐裝生產。當時十幾歲的年輕人，之後步入而立之年時，這些都是常見的娛樂方式。
1933年的「百日新政」時期，阿瑟·謝爾曼的拖車生意轉危為安，迅速發展為美國增長速度最快的企業。不到一年，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縣就出現了2000輛拖車和棚車。那時，美國年輕人喜歡研究機械，他們最喜歡看《機械修理者畫刊》。其中，通用汽車公司的獨立前輪懸掛系統最受關注。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小阿爾弗雷德·p·斯隆說：「簡單來說，這個懸掛系統讓汽車有了膝關節。每個前輪都有單獨與底盤連線的軟彈簧。路上有土包或坑窪時，前輪會自行升降，就像身體的關節一樣抬高或者伸直，而另一條腿或整個身體的平衡不受影響。所以，顛簸隻影響車輪，不影響乘客。」這就是膝蓋般的運動。但是，就連小阿爾弗雷德·斯隆（或阿瑟·謝爾曼）也沒預料到，日後美國的汽車業和州際高速公路網路會發展得那麼好。
1935年，20世紀30年代流行的搖擺樂第一次響起。一年前，單簧管演奏者本尼·古德曼每星期只能掙40美元，他便組起了自己的樂隊，希望能多掙點錢。8月21日晚，他的樂隊結束了和洛杉磯帕洛瑪舞廳的合同，又沒找到願意和他們簽約的新東家，可謂倒霉透了。當時，舞廳清一色的狐步舞曲，雖然優雅恬靜，但樂師演奏煩了，跳舞的客人也聽厭了。古德曼決定放手一搏，使用弗萊切·亨德森改編的曲子（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廳經理拒絕採用他的作品）。這樣的搖擺樂格調雖沒那麼優雅，但平時排練時很受伴奏者歡迎。突然之間，銅管樂器響亮吹起，鼓聲急促喧譁，薩克斯風悠長飽滿，獨唱歌手們和本尼自己，輪番助興，在聚光燈下隨性演唱。這樣一來，現場活躍起來，氣氛高潮迭起。一夜之間，25歲的古德曼成為娛樂圈裡的「搖擺樂之王」。
並不是人人都痴迷搖擺樂。一名心理學家曾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搖擺樂「有危險的催眠作用」，它「故意把節奏設計得很快……比人的脈搏還快」，可能「顛覆傳統」。但是，這個時代的特點就是每個年齡段的人都有自己的搖擺樂。那時，古德曼、阿蒂·肖、格倫·米勒和湯米·道爾西正當紅，是那些身披薄紗、腳蹬白皮鞋的年輕男女的偶像。（道爾西將在費城尼克松大戲院首次登臺，奉上他令人難忘的處女秀——歌曲《瑪麗》。）在帕洛瑪、羅斯蘭、薩沃伊、好萊塢帕拉丁、格倫島賭場等舞廳，他們的名字如雷貫耳。其他年齡段的人也有各自的搖擺樂。兒童最愛斯派克·瓊斯，中年人則喜歡凱·凱瑟的甜美風格，老年人偏愛蓋·隆巴多、韋恩·金和文森特·洛佩茲的舒緩節奏。挑剔的知識分子也迷上了搖擺樂，他們會到卡內基音樂廳欣賞細膩、複雜的樂曲。這時，留聲機也重新流行起來，各種搖擺樂唱片都有。藍鳥和迪卡唱片一張35美分，哥倫比亞唱片每張50美分。至於音樂多樣化，或者一些人所謂的品位巴爾幹化，還在30年之後。
當時，表演藝術都體現著一種普世主義，把電影分成限制級、指導級和普通級等是不可思議的事。那時，每星期有8500萬美國人走進影院，一般都是全家出動，所以電影必須都是普通級的，適合所有年齡段觀眾觀看。一家人看電影的年均花費是25美元，以「大蕭條」時期的票價來看，這一數目很驚人。全國共有17000家電影院，比銀行還多，是酒店數的兩倍，百貨公司數的三倍。每家影院一年放映100~400部影片，自然沒時間全部審查。但好訊息是（對電影藝術的發展可不算好訊息），海斯辦公室、布林辦公室相繼成立，接手了審查電影的工作。1934年，天主教道德同盟開始對電影內容進行嚴密監控。他們不允許好萊塢電影裡有長時間接吻、通姦、裸體嬰兒等鏡頭，夫妻也只能各睡一張床。他們還要求電影裡的語言「像漂白劑洗過那樣乾淨」。當丹尼斯·金唱起「勃艮第葡萄酒，見鬼去吧」時，觀眾立刻激動不已，好像看見一個裸體女人在他們中間跑來跑去。就連電影起名也要循規蹈矩：「不貞」突然被改為「忠貞」，「好女孩也要去巴黎」莫名其妙地被改成「好女孩去巴黎」。可以說，這時的審查制度符合當時的道德觀。梅·韋斯特後來說：「唱歌時，我們都不能扭屁股。」一次，審查梅·韋斯特的一部電影時，布林辦公室疏忽大意讓其通過了。電影裡，加里·格蘭特對她說：「親愛的，你需要休息——我會讓你休息得舒舒服服。」（這時，韋斯特撫弄著頭髮，舌頭滑過齒間，回答道：「那能叫作休息嗎？」）為此，她的電影遭到禁播。《生活》雜誌有一期的內容是「孩子的出生」，竟然要打官司才可出版。《時代週刊》指責厄斯金·考德威爾的小說《小墓地》打「擦邊球」，「體現出美國出版界近期的趨勢：沿著審查的底線走，只要不越過，就大著膽子做」。
同時，電影審查制度還反映出失意人群的心理需要，他們希望借電影逃離現實世界的煩惱。約翰·多斯·帕索斯寫道：好萊塢提供「慾望和夢想，只需5~10美分，物美價廉」。就是在「大蕭條」時期，10美分也不能滿足你的慾望，和現在一樣，那時的色情片只有少量觀眾愛看。但人人都愛做夢，因此，承載著人們夢想的電影可以吸引到最多觀眾。1935年，《叛艦喋血記》、《小麻煩》、《簡瑞裡船長》、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片，以及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的懸疑片等陸續出現，觀眾群不分男女老少、信仰派別，票房一路走高。
在這個時期，看電影本身就是一件有氣氛的事。立體放像鏡頭螢幕、福克斯聲道（不再用維太風錄音系統）只是這種氣氛的小小體現。放映機放映出的任何東西都協助製造出這種氣氛。兩片連映讓人直呼過癮，星期六系列片和精選短片叫人心情愉悅。比如，先來一部特里通公司的動畫片，再放映一部百代電影公司的新聞紀錄片，然後是塞爾瑪·託德和帕茜·凱莉主演的喜劇片，以及一部菲茨傑拉德的旅行紀錄片（「……就這樣，我們向景色迷人、友好和平的德國告別了」）。摸彩頒獎、影院的贈碟之夜、賓果遊戲、弗利牌雙泡口香糖、彩色包書紙、蟲子形狀的巧克力軟糖、一地冷掉的爆米花和影院後排親暱的情侶都將看電影變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最關鍵的是，你可以坐在漆黑的影院，看著銀幕上的某張臉、某個眼神、某個動作自由幻想。隨著電視的出現，電影的神秘吸引力消失了。但在那以前，這種吸引力是巨大的。戈爾·維達爾借小說中米拉·布來金裡冶這個人物說道，1931~1945年出生的年輕人上過學，但沒經歷過「二戰」，他們受電影的影響最大。他說的可能是對的。
但他可能只說對了一半。20世紀30年代，還有一個重要的家庭娛樂活動就是聽廣播。像電影一樣，廣播業也受到嚴格審查。全國900家廣播電臺中，700家屬於4個廣播網，即全國廣播公司（紅網），全國廣播公司（藍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共同廣播公司。比起現在的電視，當時廣播的內容也很健康。現在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出錯尚有迴轉的餘地，20世紀30年代的廣播主持人可沒這麼幸運。如果一個兒童節目主持人以為他關了廣播，抱怨了句：「我想，那些小畜生會安靜聽一陣子了。」他只能捲鋪蓋走人。當時，一家人都會守著廣播，聚精會神地聽每一句話。全國廣播公司（紅網）的《一個人的家庭》是最長青的節目之一，具有一定代表性。這是個諾曼·洛克威爾式的故事，每星期三晚8點，2800萬個家庭會準時收聽。這檔節目的主持人每次開場都會說「本節目專門獻給年青一代的父母及他們充滿困惑的子女」。
對數百萬人來說，開啟收音機的動作就像部落儀式一樣必不可少。凱特·史密斯的《月亮爬上山頂》、露絲·埃廷的《豐收日，月長明》、阿莫斯和安迪的《最好的歌》、魯迪·瓦利的《請你吩咐》、莫頓·唐尼的《卡羅來納的月亮》和雷·諾布林的《我是真的想你》在廣播電臺非常受歡迎，幾乎沒有家庭沒聽過這些歌。全國人民最熟悉的電話號碼是默裡山8–9933。撥打這個電話，你就可以發表針對《鮑斯少校的業餘廣播》表演者的意見。聖誕節到來時，怎能錯過萊昂納爾·巴里摩爾演唱的《聖誕頌歌》，全國人民都會守候收聽。「西部礦區小鎮的姑娘可以幸福地嫁給富裕的英國貴族嗎？」沒有幾個美國人會為這樣的問題睡不著，但即便他們覺得這個問題很蠢，也不會說出來。廣播裡的每個場景都需要聽眾自己想象，想象出的畫面遠比21英寸的螢幕展現得更加多彩，所以電視節目無法和最好的廣播節目相比。埃德加·伯根為木偶人查理·麥卡錫配音，惟妙惟肖。得知他的身份後，瑞典國王路易·b·梅耶和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都開心地跟他握手。
廣播最重要的意義還在於，通過廣播，人們向操縱消費社會邁出了第一步。當時，廣告界的先驅是美國菸草公司總裁喬治·華盛頓·希爾。正是希爾的創意，美國菸草公司創下購買推薦信的先河。（寫推薦信的名人包括歌劇演員舒曼·海因剋夫人，雖然她根本不抽菸。）推薦產品的想法是受到「難兄難弟瓊斯和黑爾」這兩個滑稽演員的啟發。每當人們被他們的笑話逗笑，都會想起襪子；聽到《捕盜神手》，就會想起庫牌漱口水；聽到伯根和木偶麥卡錫的聲音，就會想起切斯和桑伯恩牌咖啡；聽到《暢銷唱片排行榜》，再配上後面菸草拍賣人討厭的順口溜（這個順口溜是希爾的主意），就會想起好彩牌香菸。為了證明這樣做很有效，他在董事會光潔的會議桌上吐了一口痰。他說，順口溜就像這口痰一樣，讓人噁心。他用絲綢手絹把痰擦掉接著說，但是你會記得特別牢。「好彩牌香菸美翻天」是希爾的又一個策劃。每次廣播，主持人都會翻來覆去地說「好彩牌香菸美翻天，好彩牌香菸美翻天」，聽眾聽得快發瘋了。1946年9月13日，本地廣播電臺新聞解說員突然在節目中插播：「女士們，先生們，今天喬治·華盛頓·希爾死了。真的，喬治·華盛頓·希爾今天死了。」聽眾們會永遠記得這一天，聽到這個訊息，他們真是謝天謝地。
比起來，其他廣告只是稍微惹人煩。比如，「抽完一車煙，半點都不咳」（老黃金牌香菸）、「讓車主告訴你」（帕卡德汽車）、「開始它輕喚，後來它咆哮」（大本鐘牌鬧鐘）、「頑漬不殘留」（菲爾斯–納普撒牌肥皂）、「‘好彩’香菸，比糖更美」。用喬治·e·莫里的話說，大規模生產的消費時代是要把「大企業和大眾連線起來，建立起息息相關的緊密聯絡」。但在當時，這樣的概念還沒人提出。就算有人提出，也沒幾個人能理解。如果那時有人告訴大眾，以後的大學生會反對消費者至上，也不屑於處處求穩定，人們一定會迷惑不解。那時，代替人力的機械裝置才剛開始大規模生產，節約勞力的東西，誰也不嫌棄。生活保障在「大蕭條」時期是不可企及的夢想，誰都渴望得到。羅斯福關於社會保險的初步設想將在1936年的總統大選中提出（在1935年的法案中，福利只涉及工人本人，不包括其家人）。這次的大選在美國人心目中愈加重要，而且大家一致認為，這次大選是針對新政的一次公投。
剪影：20世紀30年代中期
實際再未入選。
1英寸≈2.540釐米。——編者注
當時對這場選舉頗有興趣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賀拉斯·沃里斯，是辛克萊的支援者之一，後來成為眾議員；還有一位是惠蒂爾學院1934屆畢業生，理查德·尼克松，後來奪取了賀拉斯·沃里斯的國會席位。
湯姆·沃爾夫：美國著名記者、評論家、作家。——編者注
1盎司≈28.350克。——編者注
「那個帝國雜種」，意指當時三k黨頭子n·b·福瑞斯特將軍。當時三k黨頭子自封「帝國巫師」。——編者注
傳說愷撒遇刺前夕，月亮上出現血跡。——編者注
騎白馬者的典故源自《聖經·啟示錄》。——編者注
美國憲法規定，所有總統候選人中如無一人得票過半數，則交由眾議院在得票最多的前5位候選人中選一人出任總統。——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