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見過這樣的總統。羅斯福每天會收到5000~8000封信，是胡佛的10倍。一名國會議員曾將他比作耶穌。一次民意測驗中，紐約小學生將羅斯福排第一，上帝排第二，票數遠遜於羅斯福。美國人民覺得他像朋友一樣對待他們，就寫了41首歌頌揚他的功績。每當他繫好腿上的支架，出現在公眾面前時，熱情的群眾都會把手伸向他，想碰到他斗篷的邊緣。在紐約，歌劇《我的粉紅色》的演出現場，演員們每次謝幕時都會將歌曲原文「讓溫特格林當總統」改成「羅斯福是總統」。這時臺下的觀眾會不約而同地站起，報以震耳欲聾的掌聲。安妮·奧黑爾·麥考密克在《紐約時報》上寫道：「沒有哪個總統可以像羅斯福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給人們帶來希望。」就連皮埃爾·杜邦和威廉·倫道夫·赫斯特也高興不已。一個商界巨頭對約翰·弗林說，他認為羅斯福是自耶穌以來最偉大的領袖，他希望上帝能原諒他之前把選票投給了胡佛。沃爾特·李普曼也改變了以前的判斷，寫道：「我們曾萬念俱灰，對周圍的人和事失望。但僅僅一星期時間，我們對政府和未來又充滿了希望。」

羅斯福的巨大魅力還吸引來了校園裡和職場中的年輕人。突然之間，華盛頓的住宿業生意紅火起來。g街、r街、新罕布什爾大道和第21街一帶高大古老的褐色大樓被改造成旅館，等待著加入新政隊伍的年輕單身漢入住。華盛頓的傳統主義者開始害怕起來。後來，有人對小阿瑟·施萊辛格說：「一大群討厭的年輕律師住進了華盛頓……他們趾高氣揚地進入辦公室，佔據辦公桌，索要各種檔案，忙這忙那，沒完沒了。我不知他們為何而來，做了什麼，又為何離開。」

這些年輕人有的沒有離開，有的離開後變換個身份又回來了。財政部副部長迪安·艾奇遜、司法部青年律師j·w·富布賴特（後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放棄藥物學研究而從事救濟工作的休伯特·h·漢弗萊（後任第38任副總統）、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青年律師亨利·福勒（後任財政部長）都是當時聚集在新政旗幟下的人物。林登·b·約翰遜是新人中辦事效率很高的一個，他是得克薩斯州國會議員理查德·克萊伯格的行政助理。約翰遜說服政府讓得克薩斯州的農民帶頭清除一些棉花種植園，以支援農業調整管理局減少剩餘農產品的措施，一時獲得了媒體的關注。

新政的眾多政治新星中，還有一些次要角色，如薩姆·羅斯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阿道夫·伯利、「鐵褲漢」約翰遜、哈羅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個眾所周知的綽號「暴躁鬼」。私底下，他還挺喜歡這個綽號的，卻不知羅斯福背後叫他「唐老鴨」。雷·莫利在華盛頓一家酒店裡租下了一個套房，出手闊綽，是這群人中最聰明的。那些名氣不敵他的人編了首歌譏諷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農業部士氣特別高昂。新上任的總顧問傑羅姆·n·弗蘭克招收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律師，有瑟蒙德·阿諾德、艾畢·福塔斯、艾德萊·史蒂文森、納撒尼爾·韋爾、約翰·艾布特、內森·翰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同班同學阿爾傑·希斯。政府一些其他部門的人對他們讚賞有加，認為其中大部分人未來前途無量，特別是希斯。

希斯、普雷斯曼、翰威特、阿布特和韋爾都是一個共產黨小組的成員，常在康涅狄格大道音樂工作室秘密見面。他們會對新政府進行研究，卻沒有頭緒。這不足為奇。莫利那時被看作是一個激進的自由派，而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強烈反對在外交場合承認蘇聯的合法地位。華萊士認為共產主義挑起了階級對立，口氣好像阿爾·史密斯。最讓人捉摸不透的還是總統先生。在就職典禮上，羅斯福偏向經驗主義，但很保守，他早期的措施得到了右派的支援。值得一提的是，在挽救銀行業的頹勢後，羅斯福實行的第一個措施是削減退伍軍人的退伍金和政府人員（包括國會議員）的薪資。

然後，他成立了民間資源保護隊，組織貧困家庭的年輕人參加水土保持工作，獲得了保守派的好評。但共產黨的一名發言人將此舉稱為「強迫勞動」，勞聯領導人威廉·格林則稱羅斯福的這一做法具有「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和某種形式的蘇維埃主義的意味」。但是，羅斯福很重視民間資源保護隊，在軍隊的支援下，此舉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效。這個組織由麥克阿瑟負責組建。喬治·c·馬歇爾上校負責南方17個團隊的管理，成效卓著，引起了總統的注意。（在分管賓夕法尼亞州時，艾森豪威爾少校忽視了政治因素，讓共和黨人佔據了所有重要崗位，落得個辦事不力的印象。）最後，250萬青年加入了民間資源保護隊，穿上了草綠色的制服。他們種下了2億棵樹木，建起了從得克薩斯州到加拿大邊境的防護林帶，完成了羅斯福的構想。

4月19日，羅斯福廢除了金本位制，此舉卻並未獲得右派的支援。現在看來，是因為人們對黃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幾個世紀以來，歐美各國一直嚴防黃金外流，把黃金視為西方文化的特徵。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黃金是強國的象徵，白銀則是落後國家的標誌。一些共和黨人把貨幣貶值的策略描述為「橡皮美元專案」。阿爾·史密斯說，他贊成「金本位」，反對「胡扯本位」。羅斯福的白宮預算辦公室主任則說，總統此舉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但是，美元貶值11.5%，當年夏天繼續貶值17%後就穩定下來。這時，歐洲已出現通貨膨脹的跡象，美國再次擁有了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對此，普通人看不懂倒也自然，至少華爾街的精英們看得明白。查爾斯·蓋茨·道斯拍手稱快，共和黨領導人也拍手叫好。羅素·萊芬韋爾是摩根大通公司的合夥人，他在給羅斯福的信中寫道：「你廢除金本位制的決定把全國從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在一份罕見的公開宣告裡，摩根本人也表現出對羅斯福決策的聲援：「看到總統做出這樣的決定，我很高興……顯然，想消除‘大蕭條’的陰霾，就要反對並打倒主張通貨緊縮的勢力。」

任何決策，只要受到華爾街23號（摩根財團所在地，意指華爾街金融勢力）的歡迎，就談不上革命性或者開明。直到3月下旬，羅斯福才明確變為「左」傾。那時，他要求國會批准《農業調整法》和《聯邦緊急救濟法》，並在5月12日——「百日新政」第65天，簽署了這兩項法案。《農業調整法》顯然是針對艾奧瓦州農民暴動事件制定的，該法案採用減少產量的方法提高農產品價格。這種補貼農民、讓他們少種地的做法，有違常理。亨利·華萊士的這段話道出了上百萬人的心聲：「我希望只此一次，以後再也不用這樣的辦法。莊稼長得正好，卻要毀壞，實在有悖常理。」4個月後，他卻不得不下令屠殺600萬頭小豬。他自己對這樣的做法憎惡不已，但也只能埋怨胡佛措施不當，留下了這樣的爛攤子。（羅斯福開玩笑說，要給豬實行計劃生育。）

從長遠影響的角度看，聯邦政府主持救濟引起的爭議更多。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犀利地指出：「參議員們，人們天天需要吃飯，不是等到長遠後才吃。」霍普金斯是個身形瘦削的高個兒，頭髮蓬亂，慣於冷嘲熱諷。「大蕭條」時，他在紐約做社工。新政期間，他一直和羅斯福保持著密切聯絡。他能進入政府工作，離不開貴人的引見。最初，他只是一個無名小卒，根本見不到總統。在紐約參加一個名流聚會時，他看到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也在場，便懇請她到樓梯間說話。當時人聲嘈雜，只有那裡比較安靜。霍普金斯向她解釋了聯邦救濟金的重要性，珀金斯小姐便將他推薦給羅斯福，羅斯福又將他的方案提交給了國會。見此方案，共和黨人無不震驚。馬薩諸塞州參議員羅伯特·盧斯斥其為「社會主義」，緬因州參議員卡羅爾·l·比第驚呼：「上帝救救美國人民吧！」

但是，共和黨的上帝不靈了，羅斯福扭轉頹勢的時刻已到。5月22日，羅斯福將霍普金斯帶到華盛頓，開始聯邦政府的救濟工程。雖然，領導人幾經變更（先是霍普金斯，後是伊克斯，最後又是霍普金斯），機構名稱多次調整（民政工程署、公共事業振興署、公共工程署），但聯邦政府的救濟工程一直持續到1942年。霍普金斯直截了當地說：「我來這兒的目的就是確保沒人捱餓。」紐約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說：「我花兩美元到市場上買一隻鸚鵡，一天時間它就能學會‘發救濟，發救濟，發救濟’，但鸚鵡永遠也不會懂其中的經濟問題。」反對救濟的人對這項政策不以為然，他們可不會用「發救濟」這樣溫和的字眼。北方血汗工廠的老闆和南方種植園的園主都憤恨不已，這個措施讓他們失去了廉價勞動力。對上層中產階級評論家來說，接受救濟者總是懶洋洋地倚在鐵鏟或耙子上，這些評論家最大的成就是曲解了一個意義模糊的詞。真相是，在紐約市議會調查做證時，一名叫羅伯特·馬歇爾的手工課教師說，他教過失業者如何製作一種叫「boondoggle」的手工製品。1925年，「boondoggle」這個詞由北方的一個童子軍團長創造，用來描述野營中有實用價值的手工，比如將繩子編成帶子。誰知不久之後，全國的報紙都開始發表社論嘲諷搞救濟就像「做boondoggle」。報紙影響巨大，數百萬讀者直到今天都以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所謂的成績不過如此，他們只是給失業的人找點兒事做，至於這些事有沒有意義倒是其次。

實際上，霍普金斯和伊克斯都很鄙視遊手好閒的懶漢。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認為只給救濟不給工作，有辱人的尊嚴。他喜歡聽到婦女們說：「我們不再依靠救濟，我丈夫在為政府工作。」人們確實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辛苦。民政工程署、公共事業振興署和公共工程署將資金投入到3萬多個新政專案中，比如支付教師薪資，修建供水系統、郵局、橋樑、鐵路、機場、下水道、涵洞、公共泳池、運動場、操場、發電站和火車站等。霍普金斯在華盛頓任職期間，一直兢兢業業。美國10%新修的道路中有他的汗水，35%新建的醫院中有他添的磚加的瓦，65%新修的市政廳、法院和醫療設施離不開他的出謀劃策，70%新建的學校得到了他的支援和重視。因為他，丹佛建起了水利系統，俄亥俄州馬斯金格姆河谷建起了防洪工程，得克薩斯州布朗施維爾市有了港口，基韋斯特島有了通往佛羅里達州內陸的公路和橋樑。

公共事業振興署（及其前身和後繼機構）率先投資那些私營企業力所不能及的專案，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明顯改變了美國的面貌。哈得孫河下建起了連線紐約市和新澤西州的林肯隧道，曼哈頓區和長島之間建起了三區大橋，賓夕法尼亞鐵路改用電力牽引，第一批柴油機開始研製。華盛頓有了動物園、林蔭道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大廈。卡馬裡洛精神病院在加利福尼亞州拔地而起，諾克斯堡金庫在肯塔基州建成。舊金山建起大人小孩都喜愛的遊樂場，達拉斯市興建了迪利廣場，聖路易斯市有了溫室花卉展館，哥倫比亞河上築起邦納維爾大壩，科羅拉多河上建起博爾德大壩。在建造博爾德大壩時，公共事業振興署近200名員工因公犧牲。共和黨人也對這個水壩充滿興趣，1946年他們再次掌控國會後，立即將其更名為胡佛大壩。這些工程耗資總計不到200億美元，僅為尼克松第一任期內國防部年度預算的1/4。

據《陸海軍紀事報》之後的報道，那幾年軍費撥款極少，若沒有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工人，許多陸軍軍營和海軍基地都會荒廢。而且，若沒有公共事業振興署，美國經濟在「二戰」時期和戰後階段都不可能有那樣蓬勃的發展。如果「百日新政」時期羅斯福沒提出那樣的設想，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就不會存在，更不會有結束「二戰」的那兩枚原子彈。原子彈有利有弊，但無論如何，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肯定會突破研製核武器的難關。當然，田納西河流域工程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研製原子彈。一開始，田納西河流域建起的多座大壩，向流域居民提供和銷售電力。最後，這項工程避免了300萬英畝土地被河水沖蝕，讓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倍增，工程所耗資金也以繳納聯邦稅收的方式全部償清。田納西河流域工程是參議員喬治·諾里斯一直以來的夢想，但將其變為現實的人是羅斯福。羅斯福那時才剛上任，儘管雜事繁多，但他寫信告訴諾里斯：「馬上擬出緊急法案，寫好就開始。」他希望諾里斯可以過來和他談談「田納西河流域發展」計劃。有這樣的總統在，人們覺得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有些事確實不可能。銀行可以挽救，農民可以補貼，飢餓的人可以餵飽，不羈的田納西河可以馴服，但美國是一個工業國家，沒有什麼法律可以輕鬆解決工業問題。羅斯福不是沒有嘗試過。國家復興管理局便是新政中全力以赴的一次嘗試，縱然收效甚微，但並非一敗塗地。它鼓舞了人心，增強了勞工組織的影響力，最終也對經濟復甦起了促進作用。儘管它沒有達到羅斯福的期待（事實如此），但至少讓全國暫時如戰時一般團結起來。國家復興管理局就像一支士氣高昂的球隊，上場前被寄予厚望，最後卻以慘敗收場。休·約翰遜將軍的比喻很巧妙：「一開始是點點火光，後來卻是猛烈攻擊。就像有的蠢蛋，衝動地走上斷頭臺，又期望鍘刀突然壞掉，可以僥倖逃生。」

約翰遜是新政派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他被羅斯福任命為國家復興管理局的負責人。也許，就是他那種唯我獨尊的態度限制了國家復興管理局的發展。凡是妨礙他的人，他都肆意詆譭，說那些人「血液裡有耗子的破壞因子」，又說「國務院裡的人打扮得油頭粉面」，「全是一群謊話連篇、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的生意人」。他還把商務部大廈的辦公室比作聯合車站的收費公廁，因此得罪了胡佛。但在第二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首次提出這個設想時就考慮到了國家復興管理局可能出現的問題。他說，希望企業和政府間形成「計劃性的合作關係」。政府「在行業中大部分從業人員的支援下，防止不公平競爭，並遵守當權者制定的協議」。

羅斯福的目標是消除殊死一搏的競爭，停止對婦女和童工的剝削，這樣的做法是正派商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按行業規定，對壟斷的抨擊要停止，還要恢復協定物價的做法。工人不由得憂心忡忡。於是，鐵路員工協會總顧問唐納德·裡奇伯格建議約翰遜在《全國工業復興法》中新增第7條第1款歷史性的規定：勞方可以通過工會，集體性地與資方談判僱用條件。從而推動了20世紀20年代的工人運動。大企業主預感這一條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因此全國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強烈抗議。於是，羅斯福將法案支援者和反對者召集起來，一起協商法案的具體細節，最終達成協議——第7條第1款原文不動。但這並不代表勝利的開始，企業家和代表他們利益的議員沒有提出改動，是因為有些人認為應該禁止所有自由競爭。時任瓊斯－拉姆森機械公司經理的拉爾夫·弗蘭德斯表示，他們「完全相信限制競爭才能實現國家經濟的復甦和繁榮」。

「鐵褲漢」約翰遜的宣傳工作完成得極其出色，所以1933年已過大半，這些棘手的問題還沒引起人們的注意。亨利·華萊士曾告訴約翰遜關於雷鳥的故事，並以印第安人的意符為基礎畫出一隻藍鷹，還在下面寫下「人盡其職」。他警告媒體：「願上帝寬恕那些觸犯這隻藍鷹的人。」凡是遵守這種規定的公司都可以在建築外面掛上藍鷹的標誌。消費者也在擋風玻璃上貼這個標誌，《時代週刊》每星期的封面上也會印上這個標誌。4個女孩子甚至把藍鷹刺在了背上。在舊金山的一個棒球場裡，8000個孩子排出一隻巨大的藍鷹標誌，巴斯比·伯克利也不甘人後，改寫了《華清春暖》的最後一幕，讓魯比·基勒、迪克·鮑威爾、瓊·布朗德爾和好萊塢全部臨時演員先後排列成美國國旗、羅斯福肖像和藍鷹的形象。藍鷹受到熱捧，風靡一時，約翰遜也忙著在全國各地簽訂合約，一切看起來鄭重其事。

實際情況也基本如此。到當年仲夏，100多萬僱主執行了國家復興管理局的章程和工資規定，僱用了900多萬工人，但這些僱主一般都來自小企業。6個星期的努力勸說後，紡織、採煤、石油、鋼鐵、汽車、木材、服裝、批發、零售和建築這十大行業裡，只有紡織業簽訂了行規。新政領導群體中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霍普金斯對約翰遜說：「休，你制定的那套法規煩死了。」煤礦的保安人員並不理會藍鷹法規，照樣對礦工開槍，亨利·福特也不肯承擔自己的責任。約翰遜一氣之下把自己那輛福特公司產的林肯汽車賣了，買了一輛凱迪拉克。總統宣佈政府部門只能和符合國家復興管理局規定的公司合作。一個記者問約翰遜那些不執行規定的人會受到什麼懲罰，約翰遜擦掉嘴邊的啤酒沫，兇巴巴地說：「把他們打得鼻青臉腫。」

之後，將軍改變了他的策略。他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活動，為所有僱員爭取每星期40小時的工作時間、12美元的週薪，之後還要制定正式法律。1933年7月24日，在第三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特別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打仗時，夜襲計程車兵會在肩上戴一個鮮豔的徽章，便於區分敵我，以免誤傷戰友。按這個標準，那些與政府合作，參與了這項運動的人也要一眼就能看出。」羅斯福的這番話意思很明確，要麼盡忠職守，要麼保持低調。全國復興運動逐漸展現出一種傳播福音的性質。波士頓市市長詹姆士·邁克爾·柯利將10萬名兒童集結在波士頓公園，帶領他們宣誓：「我宣誓，要做一個合格的美國公民，成為全國復興運動中的一分子。我只會在藍鷹商店裡購物。我會讓家人在9月購物，並只購買美國產的商品。我會和羅斯福總統並肩作戰，讓人民再次過上好日子。」

每個有公民榮譽感的社群都舉行了支援全國復興運動的遊行。這時，花車五彩繽紛，樂隊唱著《幸福的日子又來了》，一路歡歌。紐約的慶祝活動尤其隆重。25萬人的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整整走了10小時，沿途觀眾有200萬。交響樂團指揮瓦爾特·達姆羅施是廣播工作者的領隊，查爾斯·溫寧格帶領著演員隊伍，阿爾·喬森走在電影動畫從業人員隊伍前列。遊行隊伍裡有1000名理髮師，10000名銀行家、經紀人、證券交易員，20000名成衣工人。在閱兵臺上，人們放飛了50只信鴿，希望將美好的祝願帶給羅斯福總統。夜幕降臨，第五大道華燈初上，參加遊行的人絡繹不絕地從華盛頓廣場走過來。這些人當中有雜貨商、珠寶商、當鋪老闆、屠戶、消防員、警察、圖書管理員、藥劑師、圖書出版商和酒吧侍者等。紐約沉浸在歡騰的氣氛中，紐約之外的地方，人們也能感受到同樣的熱情。在塔爾薩市，休·約翰遜77歲的老母親走在遊行隊伍前方，呼籲道：「我們應該聽從國家復興管理局的指揮，因為我兒子雷厲風行，改革到哪裡，誰也猜不到。」全國各地參加遊行的人都充滿信心與希望。海伍德·布魯恩寫道：「當人群排成長龍，摩肩接踵時，眾志成城的情緒就形成了。」忽然之間，足足200萬份法典草案潮水般湧進約翰遜的辦公室。各大行業都加入進來，唯有汽車和採煤業遲遲不動。但最後，汽車（福特公司例外）、採煤業終於妥協。跟隨全國的潮流，連胡佛總統都加入了。

但是，疾行的船終遇逆風。胡佛心思一轉，認定國家復興管理局奉行的是極權主義。商人貶其為「鬼鬼祟祟的社會主義」，工會領導認為這是「商業法西斯主義」。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說國家復興管理局的英文簡寫其實是「禁止復興」的意思。《哈潑斯》月刊的一位投稿人在4個州做完調查後發現，掛著藍鷹標誌的公司實際違背了之前簽訂的法規。在700條法規中，有568條是關於協定物價的，這可能是霍普金斯之前的設想。沃爾特·李普曼將國家復興管理局描述為：「極度的中央集權和獨裁作風引起了人們對美國經濟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官僚主義的厭惡情緒。」

發生了什麼？那年年初，專欄作家和企業家還巴望總統變成獨裁者。不同的是，現在羅斯福扭轉了全國的局勢，他的成績顯著，但人們的挑剔也不少。在羅斯福初到白宮的4個月裡，聯邦儲備委員會將工業生產指數從59提高到100。經紀人說這是「羅斯福創造出的市場」。3月時，人們力不從心或惶惶不安，無力反對約翰遜，現在他們翅膀硬了，敢於說話了。《科里爾週刊》說：「我們經歷了一場改革，結局很好。」《文學文摘》雜誌歡呼道：「股票和債券價格上漲，增值了數百萬美元。小麥、玉米和其他商品的價格上漲，數百萬鈔票飛進了飽經貧苦折磨的農民的口袋。」美國農業調整管理侷促成了農產品價格的提高，但《文學文摘》雜誌並沒提到它的功勞。只有《紐約時報》指出，羅斯福不但化解了一場前所未見的危機，還取得了個人的勝利。對於美國人民來說，羅斯福能夠呼風喚雨，力量無窮。全國人民蓄勢待發，等待著他下達指令。羅斯福發表了一場場振奮人心的演說，取得了一個個巨大的成就。人民敬仰他，稱頌他，說他是上天派來拯救這個時代的英雄。雷·莫利說，羅斯福救活了資本主義。

人們對總統的看法也完全改變了。羅斯福坐車到國會山時，熱情的群眾會鼓掌歡迎。理查德·傑維斯是名特工，擔任過4年胡佛總統的警衛。見到這樣的場面，他高興地說：「這樣的情景再次出現，真是讓人欣慰。」8月，總統興高采烈地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宣告：「我給大家帶來了重大喜訊。」原來，自1931年9月以來，財政部第一次發行了長期公債，總共5億美元，年利息3.25%，認購總數高達公債發放規模的6倍。一年以前，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不管赫斯特報系怎樣詆譭，這是工商界對新政有信心的鐵證。1929年以來，商人第一次為期票貼現。為什麼不呢？似乎沒有什麼可以阻擋羅斯福帶領人民走出「大蕭條」的決心。國會唯羅斯福馬首是瞻。哈佛大學憲法學教授托馬斯·裡德·鮑威爾也表示：「依我看，在基於法理的前提下，如果最高法院想要支援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的行動，憲法中有切實的條款可以賦予它這樣的權力。」鮑威爾教授不懂憲法嗎？他都不懂，還有誰懂？那就只剩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了。但可惜的是，沒人想到去問他。

美國人小像：埃莉諾

她的父親是西奧多·羅斯福的兄弟，母親是出了名的美人。她是安娜·埃莉諾·羅斯福，出生於1884年，因為生得醜，人們都為她嘆氣。

她是個膽小鬼。客人來時，她就躲起來，緊張得咬手指。這時，母親就會叫：「老奶奶，快出來吧。」一邊向客人解釋：「這個孩子脾氣怪，又老成，我們就叫她老奶奶。」聽了這話，她羞得想鑽進地縫裡。

8歲時，母親因白喉離世；9歲時，父親因酗酒撒手人寰。她就跟著管教嚴厲的外婆生活。因此，15歲以前，她都沒有同齡的朋友。

18歲時，她進入社交圈，引起一陣轟動。她是個6英尺高的大個兒，聲音又亮又尖，門牙前突，素面朝天。她很情緒化，有時無來由地哈哈大笑，有時兀然落淚，家人因此揣測她精神有問題。後來，富蘭克林·羅斯福向她求婚了，但是他的母親一直不應允，反對了三年才同意兩人的結合。

1905年3月17日，伯父西奧多代表父親，牽著新娘走上聖壇。埃莉諾精力充沛，和伯父很像。人們卻認為一個女人不應有這樣的性格，只顧笑話她，不認同她的生活方式。有人問她，做家務是不是很頭疼的事，她便回答道：「我每天最多花15分鐘做家務。」但是，她也很忙碌，忙著救濟窮人。1913年，在她離開家的一段日子裡，年輕的丈夫羅斯福愛上了她的兼職社交秘書露西·默塞爾。

1920年，露西嫁給了一個叫拉瑟弗德的有錢老頭。1921年，小兒麻痺症導致羅斯福雙腿癱瘓。母親薩拉希望他就此放棄社會活動，回到海德公園休養。但是，醫生告訴埃莉諾，羅斯福應該回到政壇，她可以做他的得力助手。兩個女人僵持不下。埃莉諾參加了婦女勞工聯盟，加入民主黨後便退出。她告訴羅斯福，他一定要成為州長。薩拉對家裡的事情一貫大包大攬，現在卻不再是她一個人說了算。她寫信給兄弟說：「現在是埃莉諾當家了。」

之後，羅斯福果真當上了州長，後來又當選總統。

就職典禮上，羅斯福為美麗的露西·默塞爾·拉瑟弗德安排了前排的位置，還派豪華車去接她。

就職典禮後，埃莉諾參觀了補償金遠征軍的第二營地，還同他們一起唱歌。之後，遠征軍說：「胡佛派來了軍隊，羅斯福卻派來了妻子。」

總統沒時間巡遊全國，所以第一夫人每年跨越4萬英里，各地演講，參觀貧民窟、幼兒園、遊樂場和農舍。回來後，羅斯福總要仔細詢問她一路的情形。他打趣地稱呼她為「特工羅浮」（意為漫遊者）。

「天哪，總統夫人來了！」在《紐約客》的一幅漫畫中，一個礦工雙眼圓睜，吃驚地對同伴說道。

埃莉諾不在家的時候，露西就會來看望總統先生。

在華盛頓，埃莉諾每星期會在白宮二樓的條約廳舉行女記者招待會。她的專欄《我的日子》在全國135家報紙上發表。《婦女家庭良友》雜誌每一期都有她編寫的問答調查。她還是廣播名人，名氣只在羅斯福之下。她每星期會做兩次廣播，由甜心香皂、席夢思彈簧床墊、佳期邁威建材、塞爾比皮鞋和旁氏冷霜卸妝膏的廠商贊助。她將廣播所得收入全部捐給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有一次，她在白宮同時舉辦兩場招待會，不得不兩邊跑來跑去。

羅斯福會在喬治敦和阿靈頓市郊外的路上約會露西。坐火車從華盛頓到海德公園的路上，羅斯福的專列會特意折到新澤西州少有火車經過的阿拉默奇，那樣他就可以去露西家看望她。

埃莉諾現在明白了，她既無法和羅斯福談一場火熱的戀愛，也無法和他保持親密的夫妻感情。

她最喜歡引用一句話：「平靜的背後無不隱藏著壓抑的痛苦。」

在敬慕者的眼中，她身兼數職，在母親、妻子、政客、女政治家、記者和第一夫人多個角色間遊走。比起丈夫，她打破了更多陳規，她對貧民更有同情心，政治上更加偏「左」。有一次在海德公園，她和丘吉爾辯論戰後保持世界和平最好的辦法是什麼。丘吉爾說，這需要英美兩國攜手努力，而她說，想維持和平，就要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

以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為首的評論家，說她愛管閒事、充滿空想、心腸太軟。漫畫家還將她畫成粗鄙的樣子醜化她。討厭她的人尖酸刻薄地說：「埃莉諾一口齙牙，隔著籬笆都能咬到蘋果。」駐英大使約瑟夫·p·肯尼迪說她是個麻煩的人。她老給他寫信，還要他邀請某位叫蘇西·格洛茨的女士來使館喝茶。

一次，她問羅斯福，自己快言快語會不會對他有不利影響。（當時，她正在為美國公民爭取加入共產黨的權利。）他朗笑一聲：「怎麼會呢，這是個自由的國家。」

後來，羅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病逝。那時，她正在華盛頓參加婦女界積極分子的會議。

回到白宮後，她發現在他彌留之際，露西一直陪伴他左右。她傷心落淚，但很快就振作起來。

父母、婆婆、丈夫都沒有給過她憐愛，現在，她只關心人類的幸福。她繼續寫專欄，出版了15本書，改革了坦慕尼協會，成為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在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執政的時期，她一年又一年被選為美國婦女最尊敬的榜樣。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她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女性。

74歲時，她寫道：「作為世界領袖，我們需要重新認識自己。我們要傾盡所學，努力為全人類創造美好的未來。如果堅持這樣的目標，我們就無所畏懼。」

4年後，她離開了這個世界。艾德萊·史蒂文森評價道：「她的熱情溫暖了整個世界。」聯合國大會為她默哀。她與丈夫合葬在海德公園故居的花園裡。羅斯福以後的3任總統都在她的墓前垂首默哀。在這對夫婦的墳墓前，豎著一塊石碑，上面刻著她選的一句話：「我們唯一恐懼的只是恐懼本身。」

露西沒有在墓前出現過。早在14年前，她就在紐約市的一家醫院過世了。

最接近這個紀錄的是30年後的一位高官——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但他也只會接25個人打來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