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立芝說他的喉嚨不舒服，而且「真的很難再說些什麼」。他的困難是可以理解的。在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他自己的銀行要破產了。最後，他同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發表講話。共和黨人以為柯立芝的名號一打出，花園定會人山人海。然而，上座率不到1/3，引座員不得不跑到外面乞求路人聽一聽這位唯一在世的前總統的演說。廣場上，共和黨的忠實信徒們給了他長達兩分鐘的掌聲以示歡迎，他指了指手錶，示意停止，意在說明歡呼聲已經浪費了價值340美元的時間。「這就是卡爾文啊！」有人喊道。但他不是曾經的卡爾文，觀眾也不是原來的觀眾。他說：「共和黨相信振興工商業帶來的收益會為普通人的生活造福。」他頓了頓，等待觀眾的掌聲，卻只有一片寂靜。他又說了一句「當我在華盛頓時」——觀眾們鬨堂大笑。他百思不得其解地搖了搖頭，以前從來沒有人嘲笑過柯立芝講話。他斷斷續續地念完稿子，回到家宣佈自己已「精疲力竭」，15個星期之後就去世了。
現在，執政黨是真的快絕望了。農業部長誣衊羅斯福為「花樣百出的騙子」，海軍部長預測：「如果羅斯福當選，1億美國人的家庭和生活可能遭遇危險。」胡佛哭喊著：「我的同胞們！決定國家百年發展方向的根本問題是，我們是忠實於美國傳統，還是亂搞新花樣。」他耷拉著肩膀，眼角的魚尾紋又深了，嘴邊的紋路更明顯了。在胡佛最後一次通過廣播向選民發出的呼籲中，他提出預警「要小心各式各樣假惺惺的承諾」。威廉·艾倫·懷特指出，他的聲音是「多麼疲憊」，他的話已經變得「多麼空洞，只是悲傷的幻滅」。
胡佛與州長羅斯福已經形成鮮明的對比。羅斯福說：「可能你們不會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但大家都對我很客氣……我們團結起來，形成一條最堅實的紐帶，才有助於擺脫蕭條。」他是坦蕩自信的，從來沒有一個參加總統大選的人可以像他一樣信心十足。大選之夜，設在比爾特莫酒店的民主黨紐約總部裡，他的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會章在他深藍色的背心上閃閃發光。他接到不斷傳來的好訊息，直到次日凌晨零點17分，胡佛承認失敗。羅斯福已經攻下48個州中的42個，除了康涅狄格州、緬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爾州、特拉華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共得了472張選舉人票。《時代週刊》諷刺胡佛這位「遭拒的總統」只得到59張選票。自林肯以212∶12擊敗麥克萊倫之後，這是兩黨總統競選中以最大優勢取得的勝利，不過有人指出，諾曼·托馬斯的民眾選舉得票已從267240票躍升至728860票。為了慶祝勝利，麥克亨利·豪開啟了一瓶珍藏了20年的雪利酒。那天晚上，三個出生在布魯克林的貝思–艾爾醫院的新生兒，分別取名為富蘭克林·德拉諾·梅布魯姆、富蘭克林·德拉諾·芬克斯坦和富蘭克林·德拉諾·拉金。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結束競選回到位於東65街49號的宅子裡，母親擁抱著他幸福地說：「這是我生命中最棒的時刻。」然而羅斯福似乎已經失去競選時的信心。樓上，他25歲的兒子把他扶到床上，靠在床邊親吻道晚安。羅斯福抬頭說：「你知道嗎吉米，我的一生中一直只害怕火，今晚我好像開始擔心別的東西了。」兒子問：「擔心什麼，爸爸？」羅斯福回答：「我擔心我可能當不好總統。」
第二天早晨，羅斯福倚在床頭，看著報紙上全國的社論評論，備受鼓舞。甚至連《芝加哥論壇報》也說，他的「性格和主張讓人民滿意，他美好的願望和信念給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特質本來就在那裡，並不是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他沒有敏銳的眼光發現別人隱藏的動機，就無法贏得競選，那天早晨他正需要這樣的眼光。胡佛發來賀電，他必須給予回覆。起初，他在背面寫他準備在未來幾個月內「與你合作」，然後他停頓了一下把它刪去。隨後，他潦草地寫道，他「準備在各方面進一步努力，共同建設祖國」。直到1932年3月4日，新一任總統才宣誓就職。面對即將到來的4個月群龍無首的過渡狀態，他有一種預感，胡佛會竭力將他套在上屆政府那些名譽掃地的政策上。事實證明他的預感是正確的。
12月5日，「跛腳鴨」第72屆國會成員回到了國會山，成員們對華盛頓的印象還停留在遠征軍的暴動嚇得很多失業家庭驚魂未定地離開了華盛頓，但此時換成他們大驚失色了。2500多人在國會山的臺階上迎接他們，呼籲：「救濟窮人，向富人徵稅！救濟窮人，向富人徵稅！」新警察局長下令不許如此縱容這些搞破壞的人，命手下毫不鬆懈地監視他們。手拿催淚彈和防暴槍的警察將他們趕出了國會山，然後將其圍捕，沿新澤西大道趕到梅格斯營地——位於紐約大道的暫時駐紮營地。局長告訴記者，他已經把這些示威者關到一個「拘留營」裡了。看守嘲笑他們，不給他們水、食物、醫療照顧，甚至剝奪了他們上廁所的權利。威斯康星州眾議員向他的選民報告說，他看到警察故意激怒那些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縮了48小時之後，他們才被釋放。離開時，他們唱起了剛學會的歌：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尤其是在第72屆國會任期的最後幾個月裡，饑民遊行的聲音從東海岸傳到西海岸。在紐約聯合廣場，35000人擠在一起聆聽共和黨人的演說。在俄克拉何馬、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人群闖進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搶奪貨架上的商品。大多數人的內心仍然有無法消除的絕望（那年冬天自殺率增加了兩倍），但越來越多的暴動爆發。在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4000人佔領了州議會大廈，另有5000人佔領了西雅圖10層樓高的市政大廈，5000名芝加哥教師忍無可忍，衝進了城市裡的銀行。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的旋律。42歲的激進主義者路易斯·布登茲帶領俄亥俄州的失業者聯盟在哥倫布市議會大廈前遊行，他們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建立工人和農民的共和國。」
制度、權威和私有財產的觀念（這是不言而喻的原則，社會學家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後來將其稱為「將社會團結到一起的黏合劑」）顯示出了瓦解的跡象。拒絕繳稅和對公司私有煤層的違法開採都是不祥的徵兆。未經主人同意就開墾空地種菜。底特律停發救濟金後，爆發了分散且毫無目的的暴亂。有些地區的居民全都搬走了。佛羅里達州的基韋斯特宣佈破產，沒有錢支付給環衛部門，整個街道都是廢棄物品和生活垃圾。饑民叫囂著要採取暴力行動。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市長看著2000名無業遊民在市政大廳周圍遊蕩，寫道：「一個誘因就可能使他們變成暴徒。」北卡羅來納州州長馬克斯·加德納發出了「劇烈的社會動盪和政治革命的危險警告」。聽說伊利諾伊州不願意撥款救濟全市60萬失業者，芝加哥市市長安東·瑟馬克告訴州議會：「關閉救助站之前請先派軍隊駐守。」
富人們心急火燎。招聘部門的員工變得粗暴，銀行櫃員異常緊張，官員們一點兒小事就找警察，警察動不動就抽出警棍。亨利·福特一直是和平主義者，現在他也隨身攜帶槍支。在弗吉尼亞里士滿，感恩節過後的幾天，來自當地失業委員會的代表團前來拜訪市長j·富爾默·布賴特，市長告訴警察局長：「抓住這些人的脖子和褲子，給我扔出去。」在賓夕法尼亞州費耶特縣，礦務公司警衛開槍打死了4名礦工。紐約下令禁止蘋果小販在人行道上擺攤，入住瑰西園（紐約市市長官邸）的約翰·p·奧布萊恩向人民承諾「你們的新市長一定會保持強硬的態度，絕對不允許遠征軍踏進紐約市界內一步」。便衣警察揮舞著警棍，闖入了紐約聯合廣場的集會，《紐約時報》報道「婦女的驚呼慘叫和男人們血肉模糊的頭和臉」。俄克拉何馬城警方用催淚彈破壞集會，驅散了人群。西雅圖警方用消防水龍將他們從西雅圖市政大廈逐出。芝加哥執法人員用警棍驅趕申請補發工資的教師，其中兩名警察抓住一箇中年女教師，第三個警察劈頭打過去，打爛了她的臉。
勞聯發言人在參議院委員會前做證：「我們許多工業城市發生暴動，大部分參與者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他們想要的只是麵包。」然而，對於有產階級來說，兩者並無區別。正如羅伯特·舍伍德寫道：未來的路似乎被「不明的懷疑」蒙上了陰影，「忽閃的兇光刺破安寧，照亮的只是令人恐懼的情形」。既然政府無法維持秩序，那麼人們只能力求自保。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鐵路和電話線被切斷、周邊公路受阻的情況，許多城市的商人們自發組織起自衛委員會。很多人儲存蠟燭和罐頭食品，有個好萊塢導演隨身帶著一套舊衣服，這樣他可以一有情況就「混進人群中」。紐約的酒店發現，通常一入冬就來租套房過冬的有錢客人，現在都躲在他們鄉下的別墅裡，有些人甚至在屋頂上安裝了機槍。
他們不是過度緊張、胡思亂想。充分的證據表明，如果羅斯福真的是另一個胡佛，美國將緊隨7個拉丁美洲國家的步伐，面臨政府被「大蕭條」難民推翻的境況。查爾斯·m·施瓦布是認為改革指日可待的富豪之一，這位哈佛商學院院長說：「資本主義正在接受審判，而這次審判的結果可能決定整個西方文明的未來。」有關暴動迫切性的文章出現在《耶魯評論》、《哈潑斯》、《斯克里布納》、《美國信使》和《大西洋月刊》上。諾曼·托馬斯後來說，「從總統競選到新總統就職」的這段時間，「之前從來沒有，或者說從那時候才開始聽說這麼多對民主政體和美國體制的批評」。
關於美國應採取哪種形式的政體的問題，當時存在很大的分歧。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偏向「左」派，對於他們來說，社會主義只是前進道路的中間段。約翰·多斯·帕索斯輕蔑地將社會主義比喻為啤酒。公開擁護共產主義的人包括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歐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蒂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費迪曼、厄普頓·辛克萊和埃德蒙·威爾遜。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那兒把共產主義拿過來」，並隨後補充道，蘇聯是「世界上道德的最巔峰，那裡的光芒永不熄滅」。威廉·艾倫·懷特稱蘇聯為「星球上最有趣的地方」。連每月一讀俱樂部都選擇《新蘇聯初級讀本》與讀者分享，其中有美國混亂與蘇聯井然有序構成的對比。威爾·羅傑斯說：「那些蘇聯的流氓……都有極好的點子……只需試想一下，一個國家，每個人都有工作，該是多美好的事情。」埃爾默·戴維斯說，追求利潤已經失效。連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都在讀馬克思的著作，他寫道：「要進行改革，可能必須加入共產黨。」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中問道：「為什麼蘇聯人可以獲得重塑世界的樂趣呢？」政府部門裡不止一個人受到「左」派思想的誘惑。密西西比州州長西奧多·g·比爾伯坦言，「我已經快被共產主義染紅了」，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更直率，他命令一位華盛頓官員「回去告訴他們，奧爾森正在進行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的新兵招募，他不接納任何非共產主義人士」。為了讓大家都清楚明白，他說得很明確，又補充道：「明尼蘇達州處於‘左’翼狀態。」
但更大的危險在於政治頻譜上的右派。知識分子缺乏權力，比爾伯和奧爾森都是政治怪人。有錢又有影響力的人以及戰爭部長赫爾利都是右派。早在1931年政府就抵制裁軍，因為裁軍會「削弱我們維護國內和平與秩序的力量」。1932年9月，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已經通過一項決議，聲稱「現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及時和有效地解除經濟危機」。「美國法西斯協會和黑衫黨」已在亞特蘭大成立，雖然它的名聲並不好。（當被問到法西斯主義是否會出現在美國時，休伊·朗回答說：「當然會，但在這裡，它會被稱為反法西斯主義。」）黑衫黨之後，又有了銀衫黨、白衫黨、褐衫黨和美國民族主義黨等。如果新總統無能，那麼某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準備採取行動。史沫特萊·d·巴特勒將軍做證說，紐約某債券推銷員曾試圖支付給他1.8萬美元現金，勸他加入右派。尼古拉斯·默裡·巴特勒告訴他的學生，極權主義政權培養的人「在才智、堅強和勇氣等方面都遠勝於選舉制度培養的」。如果有人可以代表美國的統治階層，那一定是巴特勒博士，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不僅擁有34個榮譽學位，還連續擔任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
還有誰願意為了培養出在才智、性格和男子氣概上都更勝一籌的人，犧牲立憲政府呢？除了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和鼓動巴特勒將軍的債券推銷員，很少有人如此公開地極力支援極權主義，但很多人支援極權主義的原則。堪薩斯州州長蘭登宣佈：「即使接受一個國家獨裁者的鐵腕治理，也比使國家癱瘓中風好得多。」1932年，紐約眾議員小漢密爾頓·菲什說：「如果我們不給現行制度獨裁權，那麼人們就會改變制度。」1933年2月，他寫信給羅斯福，他和共和黨成員們已經準備好「賦予你一切需要的權力」。阿爾·史密斯認為應該將憲法束之高閣，直到危機結束。《名利場》雜誌的副主編們，包括克萊爾·布思·布羅考（後來的盧斯夫人）要求：「讓獨裁者掌權！」沃爾特·李普曼想削減國會權力，賦予總統一切權力。他說：「危險不是我們將失去自由，而是我們將無法快速和全面地行動。」共和黨參議員戴維·a·裡德直言不諱地說：「如果這個國傢什麼時候需要一個獨裁者，那麼就是現在。」
在《紐約客》的一幅漫畫上，格林尼治村舞會上，一個女孩告訴一個無精打采的年輕人：「哦，這一切都非常簡單，我們的小團體只需要控制住發電站和廣播電臺。」大多數人認為當前的危險在於城市可能發生暴動。戰爭部長赫爾利正在城市區域附近集結軍隊，但反抗總有辦法戰勝權威，總是在讓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生暴動。農民一直被認為是最保守的美國人，但就是在共和黨的艾奧瓦州（胡佛的家鄉），皮膚黝黑的當地農民首先拿起了乾草叉和獵槍衝向前線。他們終於拿起武器與剝削他們的體制鬥爭，經銷商以兩美分從他們手裡買來的1夸脫sup/sup牛奶，在蘇城可以賣到8美分。
在艾奧瓦州，在農民聯盟的前主席、64歲的米洛·雷諾的領導下，農民封鎖了所有通往蘇城的10條公路，把削尖的電線杆和圓木材橫在馬路上。只有給醫院送牛奶的卡車可以通過，其他卡車開不過去，牛奶桶裡的牛奶只得倒入水溝，或者帶到城鎮上免費分發。同情暴動的電話接線員提前一小時就向農民報信：國民警衛隊要來了。警員們被迫解除武裝，把手槍和徽章扔進玉米田。20號公路因而被稱為「邦克山sup/sup20號公路」。看著《哈潑斯》雜誌編輯瑪麗·希頓·沃思，一位戴著一頂10美分草帽的老人慢悠悠地說：「他們說封鎖公路是違法的，我說‘在我看來，波士頓人把茶倒進海里也不是合法的’。」
運動蔓延，致使德梅因市、康瑟爾布拉夫斯市和奧馬哈市都被封鎖。在威斯康星州，陷入困境的農民每天闖入乳品廠三次，把3.4萬磅牛奶掀翻在地，再把汽油倒進牛奶桶。國會小組委員會聽取了來自俄克拉何馬城的奧斯卡·阿梅林傑的描述，是他與一位保守的農場主的談話。農場主說：「我們也要開始像蘇聯一樣革命。」阿梅林傑問他打算怎麼做，該男子回答：「我們將有400挺機槍……眾多大炮、拖拉機、彈藥、步槍和其他裝備，這就差不多了……如果國家有足夠多像我們這樣有勇氣的人，我們就能向東進軍，切斷東西部。我們已經有糧倉、牲畜和糧食，而東部除了有我們土地的債權之外什麼都沒有。我們要告訴他們，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敢。」阿梅林傑告訴眾議院勞工委員會：「我已經從很多以前思想保守的人那裡，聽到了很多和此次談話內容一樣的想法。」
威爾·羅傑斯說：「保羅·瑞威爾sup/sup只喚醒了康科德的人，這些傢伙卻喚醒了美國。」艾奧瓦州人在20號公路上高唱：
讓我們過個農民的假期吧，
假期要好好地過。
我們吃著小麥、火腿和雞蛋，
讓他們吃他們的金子去吧。
在蘇城城東48英里處的切諾基小鎮附近，米洛·雷諾的追隨者陣營遭遇了一次神秘的獵槍襲擊，不久之後蘇城圍困解除。雷諾跑了，包圍其他城市的農民跟隨他撤出。但雷諾說：「你們阻止不了這場運動，就像你們阻止不了1776年的革命一樣。」無論是暴力行動還是起義，農民們都一直堅持著美國傳統，他們也就一直免受懲罰。在康瑟爾布拉夫斯市，60人被逮捕，但是當1000名農民圍攻監獄時，他們被匆匆釋放。農民們嚐到了直接行動帶來的甜頭，於是決定想方設法要回那些喪失了贖回權的土地。
在堪薩斯州的郊區，村裡的警察發現一具屍體，是一個律師，他剛剛才宣佈取消了500英畝農場的贖回權。在內布拉斯加州夏延縣，20萬農民債務纏身，他們的領導者宣佈：如果沒有得到立法機關的幫助，他們會聚集起來，毫不留情地將州議會大廈夷為平地。胡佛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個冬天，艾奧瓦州四處都是因取消止贖權而起的騷亂，波及範圍之廣，包括風暴湖、普里姆加爾、範布倫縣和勒馬斯。發生在勒馬斯的事件尤其恐怖。黑衫黨闖入法官查爾·c·布拉德利的審判室，將他從高座上拖下來，蒙上他的眼睛，並開車把他丟到了一個偏僻的十字路口。這夥暴徒的領頭人要求：「你趕緊發誓，你不會再簽署取消農場贖回權的命令？」法官說我絕不答應。暴徒一遍又一遍地要挾他，得到的答覆都一樣。他被摑倒在地，被拳打腳踢。他的脖子被繩子勒起來，另一頭被綁在路標上，油膩的輪轂帽掛在他的頭上。「他的王冠！」其中一個人喊道。法官始終沒有答應他們的請求，但儘管他被折磨和毆打，卻並沒有起訴他們。
取消贖回權的檔案一簽署，數百名農民就會出現在拍賣會上，大喊：「不準賣！」有意投標者會被嚇回去，這時被扣押土地的農民的鄰居就出面花幾美元買下土地，再以原價賣回給原來的主人。有一次，縣警長主持拍賣一匹馬，只賣了5美分，一頭荷爾斯泰因公牛5美分，三頭豬5美分，兩頭牛犢4美分，依此類推，直到所有財產全部才賣了1.18美元。土地終於被轉手回到了主人手中，官方地契證明他有99年的所有權。代表美國東部各州保險公司的律師常常被綁架，受到絞刑威脅，直到保險公司讓步，並同意暫停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國農民聯盟主席約翰·a·辛普森告訴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你們會馬上看到最大、最好的革命種子在全國各地生根發芽。」美國農場事務聯合會會長愛德華·a·奧尼爾三世補充道：「除非對美國農民採取行動，否則12個月內，農村將爆發革命。」
在那個多事之冬，心思細膩的男孩們逐漸懂事，他們會成為美國下一代領導人。雖然他們對待周圍世界有著不同的反應，但沒有人會忘記「大蕭條」。美國曆史在他們的一生中將意味著一連串的危機，但對他們來說，這第一次危機對他們的成長影響最大。
我們不妨看一下這些名字：1932年，羅伯特·f·肯尼迪7歲，弗蘭克·丘奇和詹姆斯·鮑德溫8歲，馬克·海特菲爾德和諾曼·梅勒9歲，約翰·林賽、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弗洛伊德·麥基西克10歲，惠特尼·楊和約翰·格里恩11歲，詹姆斯·法默、斯圖爾特·尤達爾和查爾斯·珀西12歲，愛德華·布魯克、喬治·華萊士、麥喬治·邦迪和拉塞爾·朗13歲，葛培理、奧維爾·弗里曼和小阿瑟·施萊辛格14歲，約翰·f·肯尼迪、小羅伯特·塔夫脫，小約翰·康納利和勞倫斯·f·奧布賴恩15歲，阿瑟·米勒、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尤金·麥卡錫和約翰·托爾16歲，戴維·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爾曼·沃克、索爾·貝婁、沃爾特·海勒和白修德17歲，威廉·威斯特摩蘭、田納西·威廉斯、喬納斯·索爾克和斯圖爾特·阿爾索普18歲，拉爾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歲。
1932年秋，尼克松已在惠蒂爾學院讀大三，主修歷史，經營著家裡的新鮮蔬菜攤。每天早晨天亮前，他開車到洛杉磯公共市場與菜農砍價，進貨。尼克松家裡並未受苦，所以尼克松是無怨言的8000萬美國人（「大蕭條」時期有8000萬人既不捱餓又不靠救濟）之一。然而，他受到的教育將他與這些人區分開，在18~22歲的孩子中，只有不到1/8的人上過大學、1/2的人上過中學。對於很多人來說，正規的教育仍侷限於只有一個教師的小學，這樣的小學全國有143391所。
如果回到1932年，典型的中產階級大多住在城市裡，郊區住宅區已開始形成，但只有18%的人生活在那裡。男人可以和家人們舒適地生活，每天步行去上班，工作地點就在附近。如果一位20世紀70年代的人回到那時，會首先注意到明顯的差異：黃色的停車標識、綠色的郵箱、厚重的牛奶瓶，以及破舊的房屋。1929年以來，這些房屋幾乎沒有重新粉刷過，還沒有完工的房屋也被遺忘在那裡。例如，在底特律東傑弗遜街，麋鹿會原定要蓋的11層高的大樓已停工，大梁裸露著豎立了34年。
20世紀70年代的電器、小工具和物質享受還十分罕見。那時沒有電動割草機、家用空調、自動洗碗機、乾衣機、電熱毯、定時自動開關收音機、保溼窗、尼龍襪、速乾衣、冷凍食品、自動咖啡機、無線電動剃鬚刀、過濾嘴捲菸、電動牙刷、乙烯基地板、圓珠筆、電動打字機、錄音筆、影印機、聚苯乙烯泡沫塑膠、高保真立體音響、透明膠帶、家用冰箱、錄音機、彩色或寶麗萊膠捲、玻璃纖維釣魚竿、垃圾處理器、收錄機、掃雪機、電動手術刀、家用電吹風、電動開罐器和店鋪背景音樂，雖然吉爾伯特·塞爾茲當時在《哈潑斯》雜誌上預測，很快「我們可能就會有價格相對低廉又簡便的機器，這些現在正在完善。我們將會在家裡的收音機旁邊擺上一個螢幕，上面有中心廣播電臺傳送的影像」。那時沒有彩電，甚至黑白電視也沒有。無論如何，在沒有這些電器的情況下，中產階級還是從「大蕭條」中倖存了下來（20世紀30年代的整整10年）。這是一群多麼偉大的拓荒者啊！
大多數美國家庭都是用手工加煤的火爐取暖，每天必須清理兩次。整個冬天，全國需要近4億噸煤。送煤的人是全身黑黢黢的男子，他們把車停到地窖的視窗，將車裡的煤倒在爐子旁邊的箱槽裡。當時的「冰箱」並不是電冰箱，而是一個裝冰的箱子。主婦想要多少磅，在廚房視窗放上數字卡片100、75、50或25，賣冰人一看便知，就會送冰到家。只有富有的丈夫才買得起可以同時雙面烤麵包的烤麵包機給妻子。（「我們的萬能烤麵包機！」西爾斯·羅巴克公司當年的商品目錄裡記載。）因為在大多數家庭，烤麵包都是用煤氣爐或以煤炭、木材為燃料的灶。爐子也可以用來加熱烙鐵，熨燙從洗衣房取回的皺巴巴的衣服，在沒有熱水器的家裡，可以用爐子燒一大桶水拿去洗澡。
留聲機是通過手動上發條，它們可能被稱為victrolas或者gramophones（均為留聲機品牌名），但從來沒有人叫它電唱機。家庭主婦戴上防塵帽，開始了她大量煩瑣的清潔工作，而且她唯一可以用的電器就是地毯清掃機。1932年12月，亞拉巴馬電力公司供電的所有住戶，共擁有185個吸塵器。大多數農場都依靠煤油燈照明，全國只有1/10的農場能用上電（在密西西比州這個比例是1/100），90%的農村家庭沒有浴缸和淋浴裝置，75%沒有自來水，50%需要從水井或小溪裡挑水，洗衣服和給孩子洗澡都要在外面。（這一問題上，許多城鎮家庭主婦也只有一個搓衣板洗全家人的衣服，通常都是星期一晾出去。）夏天昆蟲多，總是一大困擾。那時沒有殺蟲劑，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唯一的防蟲措施就是噴槍（「快，亨利，快拿flit噴槍來！」）和捕蠅紙。如果一位母親想喂孩子喝橘子汁，只能自己動手做。母親買回新奇士橙，在鋁製榨汁盤上一個接一個費力地擠壓。
一個女孩學會如何用髮卡之前（大約在同樣的年紀，男孩會穿上第一條長褲），她的母親會跟她解釋，（有教養的）女士和女人之間的差異。成為女士有一定的好處，因為男子會為她開門；公共汽車和電車上會有人站起身給她們讓座；當她進入電梯時，男人們會脫帽以示敬意；肉店老闆會按她的要求給她切肉；雜貨商會按照電話裡的要求送貨上門；當她有了孩子以後，按慣例要在床上休養10天（總費用為25美元，包括醫生的費用）。另外，她也應該遵從她的丈夫，因為在婚禮上，她曾發誓「會愛他，以他為榮，服從他」。她在公共場合的行為應該合乎規矩。中產階級的女士既不能在大街上抽菸，也不能頂著滿頭燙捲髮的夾子就見客。她手包裡裝著化妝品的小圓盒稱為粉盒，也只能在私人房間或女衛生間才能拿出來用。她絕不能罵人或說髒話。（有時她想知道，女同性戀是什麼意思，但她可以問誰呢？）廣告創意人想盡辦法徒增女人們的煩惱，讓她們產生各種擔憂：口臭、狐臭、內衣臭、大屁股、粗毛孔、牙齦出血、煙臭、結腸問題、乳房下垂和腳癬。她的裙子最短只能到小腿肚。（任何裙子沒有遮住膝蓋的女人會被假定為妓女。）女士不會不戴帽子就出去，而她的丈夫也不能不戴折邊氈帽出門，她可能會在她的韋思脫大醫生牌牙刷上面抹上邦納牌牙膏（綻放美麗笑容），塗上丹琪牌口紅，但指甲油和染髮劑不太可靠。理髮師不知道如何使用染髮劑，這樣的事情優雅的女士甚至不會提及。一個紐約大學化學專業的聰明年輕人，上門推銷他自制的「伊卡璐」染髮劑，他發現要想把染髮劑賣出去，只能說頭髮「上色」而不是「染髮」。
作為一個母親，中產階級家庭的主婦還有照顧病人的責任。疾病的治療是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即使是看牙醫，也意味著要遭受一個小時的痛苦。普魯卡因（奴佛卡因的初級形式）作為一種最原始的麻醉藥被廣泛使用，但它必須當場調變並會產生一定的副作用。許多病人仍不得不使用大圓頭銼鑽孔，因為當時快速鑽孔器還沒有面世，看一次牙醫並不能解決太多問題。在許多醫院，麻醉師只能用氯仿麻醉，乙醚會很快見效，儘管也沒看出有多少改進。那時沒有磺胺類藥物和抗生素，95%的腦膜炎患者會死亡，肺炎也常要人命。即使是病毒感染（後來稱為「流行性感冒」），也是非常嚴重的疾病。雖然看病的花銷並不大，但實際上沒有人有醫療保險（直到1933年，美國醫學會才批准了藍十字醫療保險）。因此，大多數患者都選擇待在家由母親照顧，她幾乎不會藉助藥物。處方藥僅限於少數的巴比妥類，尤其是苯巴比妥。因此，醫藥界的噩夢發生在1932~1934年，當時有3512家制藥公司倒閉，留下超過5900萬美元的債務。
過去做母親比現在困難得多，但母親所能起的作用卻比現在大家長對孩子有很大的影響，青少年亞文化群並不存在。正如《韋氏大詞典》所定義的「青少年」：「用於做柵欄、樹籬的灌木」。年輕人被稱為青少年，青少年都忠於自己的家庭。由於還沒有出現現在這種普遍的青少年團夥，所以孩子很少與他們的朋友和家人之間產生衝突。沒有哪個孩子想到要與同齡人討論自己與父母間的衝突。一箇中產階級家庭通常會在星期日下午開車出去兜風，孩子們會放棄棒球或跳房子游戲，跳上汽車後座，與家人出行。因為「大蕭條」的到來，家庭活動反而有所增加。根據匹茲堡針對百餘名白領和專業人員家庭的研究發現，多數家庭增加了家庭娛樂活動，例如乒乓球、拼圖、跳棋、室內遊戲、橋牌，特別是大多數人會聽收音機。
收音機往往是客廳裡最顯眼的物件。無論阿特沃特·肯特、飛歌、銀欣，還是根德，都很可能是現在已經過時的大急流風格。廣播電臺的節目安排會考慮到家庭成員的生活時間，所以白天會播放母親聽的連續劇，晚上播放新聞、喜劇和綜藝節目。在這之間空餘的時間就播少兒節目。
當地報紙列出的部分節目單如下：5∶15福克斯wtic廣播電臺1040湯姆·米克斯weaf紐約廣播電臺660故事製作人5∶30福克斯wtic廣播電臺1040傑克·阿姆斯特朗西屋電子wje電視臺760歌女5∶45西屋電子wje電視臺760小孤兒安妮6∶00紐約wor電視臺710唐叔叔1932~1933年冬，中產階級男孩的著裝幾乎都是如此：羊皮內襯棕褐色的布外套、針織的帽子、燈芯絨短褲以及高幫繫帶靴，靴子的一側還帶有小口袋，其中一隻用來放彈簧刀（夏季男孩會穿短褲和keds牌涼鞋）。如果幸運，男孩還會擁有一輛ranger牌二八腳踏車，自帶過山車剎車和防漏的墊式輪胎。不用車時，可以花1.5美元買一個防滑型卸扣掛鎖，就能全部鎖住。在那個時代，男孩的金錢和購買意識非常強。5美分可以買一塊三種口味的冰激凌蛋糕、一個霍頓牌冰激凌、一塊冰糖、一個麵包、一杯咖啡、一份《星期六晚郵報》或《礦工》報或《自由》報，打一通本地電話。如果是1美分，可以買到一塊糖果、一支鉛筆、一張明信片、一個紙墊、一個玻璃彈珠或你最好朋友的想法。
如果你有零用錢（或是節假日補貼），或幫人剷雪、修剪草坪（一次25美分）掙到了一些錢，最快的花錢方式就是跑到街口拐角處的雜貨店，買一瓶可樂坐在大理石桌旁悠閒地喝。不同的是，在俄亥俄州揚斯敦，一位自稱「快樂自在的人」開著白色卡車緩緩地穿過郊區，搖鈴叫賣，孩子們喜歡在那兒買冰棒。一個男孩如果湊到50美分，就可以買到最新一期《湯姆·斯威夫特》。正如戴維·里斯曼指出，男孩喜歡的故事英雄一定是「雄心勃勃、有目標、讀者認同他們並試圖效仿他們的人……他們贏得勝利的品質往往是一種自我控制能力……例如，要足夠勇敢」。值得注意的是，中產階級家庭中最廣泛閱讀的書是查爾斯·林白的《我們》。
孩子內心的志向（或保羅·艾爾默摩爾稱它為「內在審視」），讓他們產生實現目標的渴望，儘管「大蕭條」遏制了他們很多無法企及的理想。1931年，《文學文摘》雜誌進行了兒童理想職業的調查：8歲男孩長大後想成為牛仔、飛行員或軍官，女孩想成為電影明星；18歲的男孩希望成為律師、電氣工程師或建築師，女孩則希望成為速記員或秘書。青春期是一段發人深省的經歷，讓人成長，但是它不會帶來太大的樂趣。「童年是如此短暫，而生命的長河又那麼長。」多蘿西·迪克斯解釋，「最好的情況下，母親可以讓孩子多過幾年無憂無慮的生活，但之後他們也必然要面對現實。如果母親沒有培養孩子們堅強的品格，反而任由他們懦弱，無法應對艱難，那他們將付出痛苦的代價。」
孩子學到的第一課是個人形象的重要性（這將是他未來找工作時的一筆財富）。「坐直！」有人告訴他，「給，15美分，快去理髮。」儘管孩子可能更喜歡flexibleflyer牌雪橇或一個simplex牌打字機，他第一次得到的禮物卻是一套價值8.95美元的藍色毛嗶嘰套裝，包括大衣、背心、燈籠褲和一雙黑色的2.98美元的黃金債券牌皮鞋。每逢星期日和新學期第一天，孩子們都得這樣穿，因為每一個母親都像軍士長帶著白手套檢閱他計程車兵一樣打量她的兒子（不知為何，孩子總是會忘了帶白手帕）。母親想讓孩子給新教師留下一個好印象，但孩子從不會關心這個。
孩子會帶著傑作牌寫字本去上學，封面上印著一幅模糊的油畫。他們費力地使用筆畫粗、線條圓的帕爾默字型抄寫作業。教室裡的座位經常按學生姓名字母順序排列。學校至少有一個房間的牆壁要用龐貝古城遺址或愷撒半身像裝飾，里斯曼指出，版畫和雕塑「意味著學校的裝飾與孩子的心理需要無關」。課本中的課文在今天看來倒有趣了。少年時的林登·約翰遜在地理書上讀到過：
法屬中南半島無論是氣候還是人的性格都類似於暹羅。其森林覆蓋的山丘上滿是珍貴的柚木和硬木，山谷裡是大片的大米和小米的種植田。這裡盛產絲綢、棉花、茶葉和香料等產品，煤炭資源豐富。
公民教科書這樣解釋：
學不會順從的孩子，一生都會吃虧。如果在家不服從，即使他參加選舉，選出了制定法律的人，也不可能遵守國家的法律。瞭解我國政體的男女很快就會發現，服從政府的必要性和在君主制國家一樣。
在托馬斯·馬歇爾教授被廣泛使用的《美國曆史》（於1930年由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中，有這樣一段話：
奴隸，雖然他身處一個奴隸制國家，但黑人的種植園生活總是很幸福的。他喜歡和別人共處，喜歡唱歌、舞蹈、講笑話、捧腹大笑，他很喜歡鮮豔的色彩，驕傲地戴上紅色或黃色的頭巾。他想得到稱讚，他對仁慈的主人或工頭忠心耿耿。他從不著急，總是想把事情留到第二天。大多數種植園主明白，要得到最好的回報，靠的不是鞭子，而是重視、善待、獎勵奴隸，贏得他們的一片忠心。
脫離實際的事遠不只這些。在20世紀30年代的各地學校裡（有好多年，連華盛頓特區的學校也如此），被禁止提及蘇聯。在地圖上，蘇聯所在的區域是空白的，像非洲大片的「未探明地區」。每天上學，學生們都是以宣誓效忠祖國和基督教祈禱開始的，猶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們也被要求參加。1932年，很多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似乎他是一個假正經。當年10月，《時代週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橫挑鼻子豎挑眼，抨擊厄爾·卡羅爾的電影《虛度此生》內容有傷風化。與厄斯金·考德威爾一樣，卡羅爾也在挑戰盧斯的忍耐力：「卡羅爾先生的表演一直在觸碰幽默的底線。丑角米爾頓·伯利將歇斯底里的粗俗發揮到了極致，有的觀眾看得臉紅，有的鬨堂大笑，喜劇演員伯利繼續模仿一個不男不女的人，諷刺舞女的屁股，用揚聲器喊出下流至極的話。他似乎從中得到了很大的樂趣。」最讓伯利興奮，也最讓《時代週刊》憤怒的是，一些合唱團女郎的胸罩清晰可見。
那一年，梅·韋斯特和喬治·拉夫特在《夜夜夜夜》中亮相，那時美國中產階級稍有了喘息的機會，一個朋友叫道：「我的上帝，多麼美麗的鑽石。」梅回答說：「親愛的，上帝跟它毫無關係。」掌權者，包括威爾·h·海斯sup/sup有時都忽視了這類低俗。在巴斯比·伯克利創作的第一部音樂劇《第42大街》中，一個合唱團的女孩說：「恐怕我得走了。」第二個人說：「第一個門在你的左邊。」第一個人又說：「在我的長筒襪裡。」但這種出格的淫蕩一般很難逃過審查。對於青少年，性是所有事情中最忌諱的。但就像關於妖魔鬼怪的傳說和翫忽職守的官員一樣，每年1月1日，他們信誓旦旦痛改前非，定會在一星期之內故態復萌。對性知識報道的處理，實際上是使無盡的罪惡感得到解脫。每一個成長中的男孩都知道，手淫會導致腦損傷，最終導致「頭髮長在雙手上」。
女孩子們都很擔心誰在學校揹負「騷貨」或者「下賤」的名聲。青春期的世界主要以男子為中心，這樣就導致她們的處境更加艱難。女孩很少被邀請去騎腳踏車、交換鋼彈珠或泡泡糖卡片、討論克利夫蘭全國航空比賽、玩擲刀、登山或奪旗，抓逃學等遊戲（除非她們是姐妹或假小子）。男孩和女孩可能緊張地交談，內容都是關於伊帕納民間歌唱團、科里科特俱樂部愛斯基摩歌唱團和a＆p吉普賽人廣播音樂節目的好壞。7月4日，當男孩們放爆竹、往人行道上扔摔炮、用爆竹把錫鐵罐炸上天以慶祝獨立日週年時，女孩們只會在一旁發出刺耳的尖叫聲。
因為每年脊髓灰質炎引發的恐懼，經濟條件尚可的中產階級父母（每星期8美元的花費不算高）至少會在夏天將孩子送出去一段時間。小兒麻痺疫情來襲時，人們待在家裡，不去電影院，不參加集會，有的人甚至不戴紗布口罩就不敢出門。因此，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在童子軍或ymca（基督教青年會）夏令營學會了游泳，開始喜歡金銀花的香味和圍繞篝火橫衝直撞的螢火蟲和六月蟲，他們明白了蟈蟈兒在8月叫，意味著之後的6個星期會有霜凍。
有時，全家人會帶著行李，開著嶄新的雪佛蘭汽車（底特律離岸價445美元）出遊。旅行是一種冒險，路上確實要面對真實的危險。安裝在敞篷車或轎車背面的備用輪胎通常能派上用場，那個時代爆胎就是真正的爆炸。汽車沒有那麼舒服，汽車旅館的伙食質量也不可靠，很難安心地休息一整夜，房間也很緊俏。據美國汽車協會報道，旅行者平均花一星期到達目的地，再花一星期返回。聽上去似乎遊覽了很多地方，其實在路上的那些天可能平均每天只行駛了234英里。通過1號公路可以恰好穿過華盛頓、費城、紐約和波士頓的中心，還要去特拉華河和哈得孫河（喬治·華盛頓大橋仍在建設中）上坐渡輪。在緬因州，「大蕭條」的冬天使得道路中間高，兩旁土松，稍開快些，就容易出事。那時還沒有州際公路。開車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只能走30號公路（林肯高速公路）到芝加哥市中心，再沿著66號公路前行。兩者都是雙車道道路，部分是未鋪砌好的泥路，而66號公路穿越了落基山脈，急轉彎處極陡。
如果這一切聽起來像是原始生活，那必須補充一下，卡羅琳·伯德指出，那時美國社會的某些方面也很令人滿意。當然可以肯定的是，那也得有錢，但不用很多。五六千美元的收入，甚至更少，就可以享受今天意想不到的舒適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環境更加寧靜，沒有轟鳴聲、高衝力碎石機聲、高壓鑿岩機聲、鏈鋸聲、高保真音響裝置聲、錄音機聲或125分貝搖滾樂團的聲音，甚至幾乎沒有鉚釘機。他們的生活私人空間很大，聯邦調查局只有不到300萬人的指紋，包括社會保險安全碼、郵政編碼、長途直撥號和信用卡記錄儲存銀行在內的數字社群都還未發明出來。那時上大學相對容易，1932年只有35000人申請入學。如果乘坐飛機，乘客享受到的都是一流的服務，因為航班很少。由於勞動力過剩，航空公司可能要求持有護士執照的空姐服務再周到些。
你無須預訂酒店、高階餐廳、美容美髮店和醫院。沒有人擔心汙染，看不到工廠的煙囪冒出濃煙。教師、理髮師、裁縫，甚至醫生，都會上門服務。如果你在辦公室工作，秘書會每天早上準時來上班，他們不會在喝咖啡的休息時間消失，不會在辦公室打私人電話，也不會牴觸加班。塞繆爾·英薩爾會認為「效率的最佳保證就是工廠門口應聘的人排成長龍」，但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說得更含蓄：經濟越倒退，服務越得以改善。
從20世紀70年代起，除了生活設施的便利，最令人興奮的事情就是外交事務。正如絕大多數美國人關心的那樣，美國不僅不為外國危機擔憂，也沒有任何外交事務。日本侵略中國的粗暴行徑，誰有時間去關注呢？同樣，德國總統選舉中，84歲的保羅·馮·興登堡擊敗了43歲的阿道夫·希特勒，美國人對這兩個人都不感興趣。在倫敦，威爾斯親王與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有染，當時兩人已經在王宮裡出雙入對，當然什麼也不會發生，因為她已經有丈夫了。西貢（今胡志明市）很偏僻，所以好萊塢用它作為《紅塵》的背景拍攝地，這是由克拉克·蓋博主演的逃避現實的電影。中東部比中西部更安靜，如《時代週刊》4月4日的報道，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是「少數民族（16.9%），沒有政治權力，只是10年前國際聯盟委任英國治理該地時，授予猶太代辦處諮詢權罷了」。
這才是20世紀30年代的第二年，後來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標誌性的人物還沒有多大名氣。溫斯頓·丘吉爾見諸報端，作為《面對這些風暴》的作者出現（1932年的其他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納、克里斯托弗·莫利、阿道司·赫胥黎、約翰·多斯·帕索斯、羅賓遜·傑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詹姆斯·m·巴里和查爾斯·諾德霍夫和詹姆斯·諾曼·霍爾）。蕭伯納、吉卜林、喬治·m·科漢和約翰·高爾斯華綏屬於較早的時代，這些人的生日是公眾關注的。在娛樂圈尤其如此，前5名的票房明星是瑪麗·杜絲勒、珍妮·蓋諾、瓊·克勞馥、查爾斯·法雷爾和葛麗泰·嘉寶。艾琳·鄧恩剛剛完成了她的電影處女作，克勞黛·考爾白（與莫里斯·切瓦力亞合作）也剛初出茅廬。金格爾·羅傑斯只是一個在巴斯比·伯克利合唱團的踢踏舞者。納爾遜·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爾再過一年才進入好萊塢。4歲的秀蘭·鄧波兒出現在國家標準的螢幕（18英尺高，24英尺寬）上，出演一系列名為「寶貝秀」的系列短片。本尼·古德曼與湯米·道爾西住在一起，在紐約各樂隊工作，在《霍夫曼薑汁啤酒時間》廣播電臺節目中演奏單簧管華彩樂段。在得克薩斯州博蒙特鎮，16歲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行進樂隊的領導者勞倫斯·衛爾克問道：「你不正要尋找一個小號手嗎？」衛爾克讓他做一個展示，詹姆斯盡情表演，衛爾克搖搖頭，他說：「孩子，你的表演太吵了，不適合我們樂隊。」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美國似乎對未來發展異常盲目。當奧古斯特·皮卡爾德教授坐著熱氣球進入平流層時，他在日誌中寫道：「我們已經到達了海拔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類所有的紀錄！」那時的人們不知道，時間會瞬間淹沒這些創舉。威廉·貝比博士利用球形潛水裝置下潛至百慕大群島水下2200英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們不會相信，30年後的潛水員可以在同樣的深處待一個月。1932年，海軍舉行演習，美國航母滑到歐胡島東北部，從幾艘擔任警備任務的驅逐艦旁溜過，在黎明「突襲」了珍珠港並「擊沉」了停泊在那裡的軍艦。沒有人注意到警惕的日本人當時在檀香山窺探，也沒有人知道東京還收到了關於此次「突襲勝利」的長篇密報。
最引人注目的是，報紙讀者不知道，劍橋大學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發現了中子，這是原子裂變的關鍵，可是它的重大意義未得到認可。根據當時的物理學說，只有具有極大穿透力的彈丸才能分裂原子核。這種分裂的概念不過是理論，當然無法由中子實現，因為它不帶電荷。盧瑟福勳爵在一次會議上說，那些預言大量原子能將可釋放的人只是在「做白日夢」。那時，愛因斯坦在從德國到加州理工學院避難的途中，認為這個想法簡直「異想天開」。值得一提的是，鈾唯一的實際用途就是用來漆夜光數字時鐘錶盤，作為鐳的替代品。1932年春，鈾開始投入使用，因為新澤西州鐘錶廠的業主發現，他們的塗鐳工人已經得了絕症。他們震驚地獲悉，吸入的鐳在骨骼內不斷積累，會導致人類死亡。時鐘製造商立即改用鈾，它非常安全，沒有危害，沒有一個人想到它也可能導致死亡，甚至都沒有想到它會致病。
剪影：「大蕭條」
1蒲式耳≈36升。——編者注
1磅≈0.454千克。——編者注
3月8日，即血腥鎮壓福特汽車工廠工人罷工的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
1加侖≈3.785升。——編者注
1碼≈0.914米。——編者注
美國憲法規定每州只能同時在職兩名參議員。——編者注
1夸脫≈1.136升。——編者注
邦克山：美國獨立戰爭時古戰場，美軍在此大敗英軍。——編者注
保羅·瑞威爾：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著名愛國者。1775年4月18日午夜，保羅·瑞威爾聽聞英國準備搜查北美抵抗組織某軍火倉庫，連夜騎馬從查爾斯頓至萊剋星頓報警。——編者注
威爾·h·海斯：時任全美電影製片和發行人協會主席，主持制定了美國曆史上限制影片內容的電影審查性法規，史稱《海斯法典》。——編者注